乡村欲爱之绝色春嫂: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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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吴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黄永胜：1955年上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
吴法宪：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
李作鹏：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
邱会作：1955年中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认为卷进“九一三”事件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虽然逮捕（称离职反省）是在11天以后的9月24日，但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都被监控了，基本上无所事事。1980年审理“两案”时已经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逃跑有关系，可惜这已是十年铁窗之后的事情了。其实，早在1973年底，主持实际工作的林彪专案组副组长纪登奎就向中央报告了审查结论：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毫无关系。
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事发当晚，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李德生回忆，9月12日晚，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参加了会议。
实际并不是这样，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这一天晚上来开会的有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康生、黄永胜、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等。吴法宪没来，他是宪法起草领导小组的。费四金说的也不完全对，邱会作也没有来，他和李作鹏是9月13日凌晨4点左右和从家里被叫到人民大会堂的。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吴、李、邱四人中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9月12日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办公，也就是说黄、吴、李、邱没有聚会，如果要搞阴谋活动，好办得很，黄永胜一个电话几个人就可以集中活动，完全以工作名义。而且那时也没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只要有事就办公。可以说，9月12 日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逗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四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这时就到了中午的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后，黄在看未阅的文件。黄住在西山9号，房子下面就是军委前指。若大的工事，司、政、后指挥系统，电台、军委一号电话台、发电机、水井、一个加强团几个基数的武器、弹药，三千人半年的粮食、肉类罐头、蔬菜罐头以及被服、药品，办公区、警卫区、大礼堂，一应俱全。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总理事先也不知道，政治局的成员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可见原定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黄、吴、李、邱的心情还不错，一是他们对主席的检讨，在主席那里过了关，虽然，主席在南巡时对刘丰等人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李作鹏从刘丰口中得知），有些不理解，但总无大碍，无非再接着检讨。主席喜欢占上风。二是黄、吴、李、邱经过艰苦努力，经过和江青几次舌战，终于同意军队解放一批干部，国庆节要上天安门亮相，诸如张宗逊、杨勇、梁必业、肖向荣、李雪三、张贤约、王诤、王恩茂、吴克华等等。三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文革前政治局开会，书记处开会，按中办的安排进行，文革时就不同了，毛主席走上一线，亲自统一指挥党、政、军。因此，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3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午饭，开会到下2、3点，然后回去吃夜餐，睡觉。但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警卫参谋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各首长的警卫人员在外面大厅坐着聊天，费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1、2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4、5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回家。
江青到会议厅后，会还没有开，她拿着一副扑克，张罗着打扑克。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扑克？吴法宪明白江青是在试探，反正心里没鬼，玩就玩。张春桥和江青一家，黄永胜和吴法宪一家，结果黄永胜和吴法宪赢了。
王医生接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
“九一三”事件前的那一段，也奇了，“三０一”医院妇产科同一间产房连着出生了三个有背景的婴儿。这三个有背景的婴儿又先后住同一间病房，在妇产科一进门右拐头一间，八九平方米，如果不说，和别的产房没有什么两样。有意思的是，三位产妇都是由一个姓王的老医生、妇产科副主任接生的。第一个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一定要把主席的孙子保下来，每天要报告母亲邵华的体温和状况，要当成政治任务。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夫人胡敏是邱办主任，她指示“三０一”医院的院长靳来川亲自管理。毛新宇出生的那天，胡敏亲自到产房坐镇，生怕有半点闪失。这还不算，每天还要去产房问长问短。幸亏是毛老人家的宝贝孙子，要是林彪的孙子，那可就坏了，“九一三”事件后还不成了大罪状。
第二个婴儿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孙子黄小波，这是黄家和刘兴元家的后代。胡敏也一样，生产的那天一直在产房坐阵。
8月31日，到邱会作自己抱孙女时，胡敏还是如此，当然规格不由自主地要降许多，邱家产妇住了四、五天就出了院。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邱燕恒12天了（这是邱家和张霖之家的后代，张霖之是煤碳工业部部长，是在文革中唯一被打死的被毛主席和江青亲自点过名的部长，邱会作、胡敏同意这个红“黑”结合的婚事，真是高风亮节，难能可贵，这件事周总理、叶群都帮了大忙），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是婴儿第十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老丈母娘来了，在西郊机场工作的路光爱人的表姐夫一家来了（仅为此一来，就关了几年，专业都不准，做复员处理），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西山上还有个战士炊事员，做了一大桌子菜，但人多不够吃，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听国防大学讲课的录音。但心里却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下午在京西宾馆开国防工办的会议，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邱从李作鹏那里得到毛泽东南巡的一些讲话内容后，几个人都没有跟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漏子。家人吃完晚饭已经是下午6、7点钟，邱会作回来了，他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大儿子拿着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子女的来信，讲给邱听，说谢的爱人陆慧明阿姨还关在南京大学地下室受摧残，希望邱能救救陆阿姨。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到“301”看牙，他就和母亲胡敏下山回总后大院了。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张军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4点左右，邱会作被秘书叫醒，说周恩来总理来电话，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李作鹏是警卫员掺进会议室的，他的药劲也没过。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来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到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五点左右，周恩来宣布开会，他对江青的态度大为转变，总理对江青客气地说：“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总理以为江青知道了，其实她不知道，因此毫无反应），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年审理“两案”时，老战友万毅代表中央探监时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谁知道登小平、彭真并没有放过他。
9月17日下午，总理来了一个电话，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他是保我的，并让我上西山，去给黄做做工作，要他坚守岗位，不要撂挑子 。我和路光到了西山，我让路光先去看看黄，黄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向黄转达了总理说保我们的话，黄若有所思地说“话是这么说呀，文章不一定这么做。”黄的思想水平是很高的。黄说“顶多把我和吴胖子抓起来，你和瞎子不会有事，共产党嘛。你放心，反江青的飞扬跋扈，祸国殃民都推倒我一人身上。”我们不愿意谈这些烦心的事，就谈我们在哪里相识，并肩战斗的往事，边说着我们边掉泪，后来我们都大哭起来，感到痛快。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种“自留地”
李作鹏9月12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我也不知道他往苏联飞，他要是往北京、广州、大连等地飞，什么白天飞、晚上飞，有什么了不起。总理都说“不能打呀，他是党的副主席。”毛主席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你们都没办法我怎么有办法？！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林走对我有好处，还是不走对我有好处？不走对我有好处嘛，不走他还是副统帅嘛，我放他走干屁！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李作鹏一直在海军大院，根本不知道人民大会堂和北戴河的前前后后，林彪去哪？为什么不让林彪的飞机起飞？全没讲。李作鹏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根本想不到，他只是照本宣科，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恩来多透露一句话，李作鹏也会强调。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李作鹏说，以我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各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对于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来说，除了军委办事组的集体活动外，“自留地”都种得差不多了。而李作鹏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不在家。他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一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 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可是，你是政委，也不是司令员，军事指挥上没有你的事嘛。你为什么要亲自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让秘书或司令部办不行吗？也许是总理亲自交代的，李作鹏也要亲自处理。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了安眠药睡了，这一次因为吃了双倍的安眠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一般都是前半夜，是不是与昨晚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罢了。李作鹏支持叶剑英这一个观点。
毛泽东曾经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他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但是，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终还是算在了他的头上。
那个晚上，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
9月12日，对于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毛泽东指示，“四届人大”召开前要先开九届三中全会，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1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山住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吴法宪起床后，就叫车和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晚饭前，他先到京西宾馆听邱会作谈毛泽东南巡讲话，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之后吴法宪回到空司办公楼，下午就这样紧紧张张过去了，晚上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当时正开着一个会议，晚上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了，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了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你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这是胡萍听了潘景寅的假话），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拦截是完全做得到的，林拦截下来，对党有好处，对我们的国际声誉有好处，对黄、吴、李、邱更有好处，就是对后来造谣，把水搅浑没有好处。一会，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
我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2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我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9月12日黄永胜接见林立果了吗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9月13日他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与林家有关，按一等专机准备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14日，邱会作回到家，扒着大儿子邱路光的耳朵小声说，林彪跑了！邱路光都懵了，瞎说什么呢。但老爹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开玩笑，他（他和黄春光从幼儿园就是同学，一生都是哥们）马上给黄春光打电话，说电话里不方便，叫他回西山一趟。黄春光还以为邱路光叫他玩，心想，你休假没有事，我可还要上班，有什么要紧事？你快过来，真有事，出大事了！邱路光说“树林子起火了，树叶子也烧光了。林子、叶子，林、叶”，黄春光恍然大悟，那时哪有汽车，骑自行车回了西山，这才知道情况如此严重。黄春光第一个念头是看老头在什么地方，问一问父亲黄永胜。 这时，黄永胜还被“圈”在人民大会堂。
查来查去，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终于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9月12日那一天。因为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一直在西山。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杆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费四金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会有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这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最后，专案组组长纪登奎使出“杀手锏”，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搞上飞机。
费四金原来是广州军区41军121师的，跟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是黄永胜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1968年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都先后走了，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账本没接，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也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手了，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把他当成重点。
黄永胜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西山，费四金觉得他情绪低落，也知道跑了一架大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没看见吴法宪来。直到费四金进了学习班，才知道黄永胜有问题。逮捕黄永胜时费四金不在，小汤跟着去的人民大会堂。费四金住在城里，临走头一天，黄春光抱着孩子来了，说首长有事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首长还有没有生活费？费四金说有是有，都在西山。就领他们到西山取，看门上贴着封条，知道事情不好。警卫不让进，后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剑飞专门请示中央，才让他进了。进去以后费四金就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道“临时”了四年，先是关在亚疗一年，然后到团河劳改农场三年，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75年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9月12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大功”，决不会是这种待遇，但费四金至今不悔。
黄永胜被关在秦城，为什么不愿意与家人见面
黄春光回忆，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我想说，我知道父亲的事会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又会把我怎么样。我从侧面分析，我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我也在烧，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策反信毛主席不是批过了？批过了，也一样可以抓。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林办的秘书，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里“挖”东西。
放出来重新给我分配工作。本来我是副团级，分配到司令部管理处军粮城生产队担任副队长。我问，是队长指导员管我，还是我管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干长，没多久让我转业，三个弟弟也都转业了。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要去看。终于说可以看，母亲在外地（安徽）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不是监狱不让见，而是父亲不见我们。自从关进监狱，这么多年了，父亲从来没有见过家人，他能不想见吗？但父亲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我的孩子，我要见你们，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我们既然千里迢迢来了，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监狱看得特别严，不许照相，别人还有与父亲在监狱拍的照片，我们没有。但那次见面给我印象极深，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父亲从小打仗，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不是他胡说，根本不知道谋害毛主席。事实与罪名无关，打倒谁是黄永胜签字？没有签过任何一个打倒的文件。黄永胜领导专案组是接过周总理和杨成武的，他们都基本搞定了，没有更多的事了。开除彭德怀党籍，呈主席、林副主席批示，这就算迫害？七一年“九一三”以后，也没有解放彭嘛，彭七四年惨死，还让搞化名。父亲说，请律师有什么用？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1年，父亲在青岛生活一年半，我和三弟调过去照顾他。
1983年春节前被发现肺癌，4月父亲去世。临死家里连冰箱也没有，只能到外面买些冰块，把冰放在尸体上，等远方的弟弟来最后见一面。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为什么林彪政变不依靠黄、吴、李、邱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个主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特别密切；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
对黄永胜来说，关系密切就成了“罪状”吗？
对吴法宪来说，空军的权力是说交就能交的吗？
李作鹏呢？“两案”审理小组取证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总理不让飞机走，事后很清楚，如果说李作鹏那时放他们跑，也过分。
黄春光认为，父亲不知道林彪为什么跑？一是不同意这样干，二就是同意，也不会干成这样。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认为，“手令”不一定是林彪写的，元帅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两谋”这么大的事情，叫小娃娃干？为什么不叫黄永胜干？他说最冤枉的是黄永胜。
中将黄志勇回忆，9月13日那天，我去透视，里面有人，问是谁，护士说是黄永胜，检查身体。我就不相信这个事，他没参与。
9月24日，黄永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从此失去自由。被抓时，黄永胜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九一三” 以后，黄、吴、李、邱都关在卫戍区，在通县和顺义。73年底以后，就没有人再系统地审什么了，76年打倒“四人帮”，全国数我们高兴，可汪东兴这个家伙，想灭我们的口，建议华国锋和叶剑英把我们关进秦城。所谓公审，本质不在我们，而是审毛泽东，审文化革命。
73年底，纪登奎向中央政治局报审查结果，说黄、吴、李、邱与“两谋”、政变，无关。有人问手令和林彪通过王飞交给黄永胜的信怎么解释？纪说手令和信根本没有到黄的手上，连王飞都没有看到过。总理同叶帅带纪到毛主席处汇报。主席对纪登奎说“登奎同志，你比我、总理、叶帅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你没有我们老奸巨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