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区金融办: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 - 分卷阅读 - 江湖网

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
作者：富育光  最后更新：2009-8-23 22:57:45
正文
编辑推荐
前言（1）
前言（2）
1 衣着（1）
1 衣着（2）
2 发式
3 靴鞋
4 帽子
5 佩饰
1 风味独特的饮食（1）
1 风味独特的饮食（2）
1 风味独特的饮食（3）
1 风味独特的饮食（4）
1 风味独特的饮食（5）
2 饮食习俗礼仪
1 满族先民的住宅（1）
1 满族先民的住宅（2）
2 满族的住宅
3 建房、居住习俗
1 狩猎
2 捕捞与海猎
3 农耕
1 交通（1）
1 交通（2）
2 运输
3 通讯
1 满族先人的贸易（1）
1 满族先人的贸易（2）
2 满族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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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
你知道旗袍是怎么来的吗？顶戴花翎的形制是什么样子？口袋房是怎么回事？八旗的方位是怎么分布的？请安所行的打千儿礼的动作要领是什么？萨满信仰是怎么形成的？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姑娘叼着大烟袋——又是怎么回事？本书会给你一个明确的解答。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结合翔实生动有趣的故事，从服饰、饮食、居住、生产、交通运输与通讯、交易、社会生活、萨满教信仰、人生礼仪、传统艺术等方面，简要勾勒了中国满族风俗形成的历史轨迹，阐释了中国满族风俗的民族特色。本书集学术性、趣味性、鉴赏性、收藏性于一炉，以图叙史，以图谈俗，新颖活泼，深入浅出，使读者在快慰展卷之中，既获得深邃迷人的民俗知识，又能通过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图片接受艺术的陶冶。
作者简介
主编，富育光，满族，1933年5月生，黑龙江省爱辉县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为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萨满文化中心名誉主任。长期致力于满族文化和中国萨满教学的调查与研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萨满教与神话》《萨满论》《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及满族民间传说选《七彩神火》等二十余部。
满族，有着三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祖先可追溯到肃慎人，亦称“息慎”、“稷慎”，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古老民族。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晋书?四夷传》载：“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不咸山即今长白山。远在传说时代，肃慎便同中原地区有了联系。《竹书纪年?五帝纪》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其后，肃慎与中原夏商周诸朝往来从未间断。《国语?鲁语》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于是肃慎氏贡矢石，其长尺有咫。”《逸周书?王会篇》载：肃慎曾向西周朝贡献一种珍贵的野兽大麂。《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时人们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汉晋时期，中原王朝称肃慎为挹娄。《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南北朝时期，挹娄后裔称勿吉。《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隋唐时期称。唐圣历元年（698），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震国，仍称。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此后，废名而称渤海。渤海国历史上誉为“海东盛国”，962年被契丹所灭。宋元明时期女真名称仍是肃慎的转音。《三朝北盟会编》称：“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崛起反辽，1115年建立金国。13世纪初，蒙古勃兴，灭金建立元朝。元亡明兴，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的建州女真人崛起，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1616年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其子皇太极继汗位后，于1635年废女真、诸申旧称，改称满洲。次年皇太极冠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清亡后，满族同全国人民命运一样，沦落和遭受民国期间苦难深重的历史沧桑磨难。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确定将“满洲”改称满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同全国56个兄弟民族和睦相亲，同享温馨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满族现拥有1268万人口（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名列第三。1985年后，全国相继成立了辽宁省凤城、新宾、岫岩、清原、北镇、本溪、桓仁、宽甸，河北省青龙、丰宁、围场、宽城，吉林省伊通等13个满族自治县和近400个满族乡。
满族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创造积累、传承下来的辉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谱写出一幕幕叱咤风云、激昂慷慨的历史画卷和英雄诗章，世代传诵。正如前述，白山黑水广袤沃壤，自古就是满族子孙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的故乡，精骑射，善捕捉，向以渔猎为生。据史料记载，辽金之际，满族先世女真人有部分氏族，在强大的汉文化熏染下开始跨入奴隶制门槛，而绝大多数女真先民们，仍长期徜徉于“民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朦胧愚昧的原始氏族时代。恰如史籍所云：“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晋书?四夷传》）“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食其肉，衣其皮。”（《后汉书?东夷列传》）“俗皆编发。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有石、皮骨之甲。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神。”（《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我们在东北满族聚居地区所进行的多年社会历史调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好学的民族，淳朴乐观，坚忍不拔，几经历史沧桑，众多丰富多彩的民谭俚俗，栩栩如生地铭刻在耆老和萨满记忆里，具有极顽强的因袭性与稳定性。考其因，盖源于满族世代虔诚信仰以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观念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遵循并维系着民族生存秩序中各种约定俗成的法规、禁忌和特有的习俗形态，奉若神明，不敢违谬，并且如数家珍般地传继着。这种原始朴素的氏族集群法则，倍加提升和凝聚了全族的向心力、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惧任何风云跌宕的历史砥砺，团结一致，所向披靡。满族先世曾几度崛起——时期创建渤海帝国，完颜部打败桀骜一世的辽国建立大金王朝，明建州部创建后金和大清帝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萨满观念意识，就是满族古老文化和民俗遗存形态的重要载体。萨满教无畏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世世代代在相濡以沫地充实着氏族人们的传统习俗，铸就着满族及其先世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财富。大宗濒临消失的满族脍炙人口的创世神话、古歌、口碑文学，特别是那些已被遗忘、鲜为人知的北方蛮荒古俗等风情掌故，就是从众多受萨满观念濡染的满族遗老或萨满那里征集而来的。
值得指出的是，满族民俗博大精深的历史积淀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我国北方其他民族民俗文化宝库中，都具有非常独特而无与伦比的典型意义。
首先，从史学角度透视满俗。由于满族先民悠远的历史沧桑和社会历程，多方位、多层次的民俗在历史碰撞中相互交糅，使满族民俗别具一格，文化演进史与传承史内涵宏富，源远流长。
第二，从地域角度透视满俗。满族先民诸部落亘古生存的地域广袤无垠，北涉现属俄罗斯境地的外兴安岭，东临日本海（鲸海），南踞东北腹地的松辽沃野。故此，满族自古构成了特色迥异的库页、黑水、东海、松阿里、乌苏里、白山、辽东诸民俗文化区。诸处生民渔猎耕牧各扬其长，所尚风习形态，亦纷繁百异。
其三，从文化角度透视满俗。满族民俗遗产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众所周知，满族先世素有吸纳各方文化之长为己所用之传统，在历史上的几度兴衰与融合中，不断吸纳周边多民族优秀民俗成分糅入满族固有的自身民俗中来，丰富并形成了历史上满洲民族共同体所独备的文化现象和民俗形态。故史有“高丽别种”、“金因辽俗”、“清沿明风”之说。其中，清中期后，满汉文化交融尤为鲜明，民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难辨识。因其具有最大的兼容特性，满族民风民习堪称中国北方民俗文化交融整合体，真可谓中国北方民族民俗历史文化百宝囊、资料库。这在我国多民族的民俗传承中是很罕见的现象。近些年，读到国内出版的一些满族民俗风情方面的书籍，严格说来，所述满族民俗时限多为清中叶乃至近世民国以来满汉交融的民俗内容形态，尚缺乏历史观和全面性，读后令读者茫然，不利于对诸种民俗现象的清晰理解。民俗就是一定民族在长期生存中所完成的文化综合。相邻民族间民俗交融是社会发展中常会出现的自然现象。这些年来我们深切体会到，研究清晰民俗形态的传承规律，的确是一项很细腻复杂的科学梳理工作。民族学者就应不怕烦苦，自觉探索和研究这种民俗学的内在规律，弄清源流与来龙去脉，以利于我国民族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
民俗是一定社会人群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相沿不变，传袭成俗。远在我国周朝，便有“求诗问俗”之制。《论语》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礼记》更记载古人倡导“教训正俗”之风，意在体察民瘼，以正民俗。历史施政者都倍加关注民俗，视为准确把握民风盛衰的最可靠途径。所以说，民俗向来都是学习和熟悉社会之师，是洞测民情冷暖的寒暑表。今天，我们积极挖掘抢救濒临消失的民俗文化遗产，是为了熟悉民族历史，古为今用，回眸往昔，旨在激励奋进，开拓明天。大力开发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加速小康社会建设，对于更好地充实我国史学研究，撰写各民族文化发展史，也是大有裨益的。特别是随着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浓烈的学习民俗热，期盼读到更多的优秀民俗读物，从而增强知识，开阔视野，不断激发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赤子情怀，确是令人欣慰的可喜现象。
《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一书的编撰与出版，系资深出版人、我的挚友郭俊峰先生一大倡举，此书是他颇有气派的宏大构思中之一册。我是长期从事中国满族等北方诸民族文化研究的工作者，同国内友好曾出版一些民俗书籍，然以普及书居多。我们也憧憬和企望过能将长期社会调查所摄民族民俗图照，结合翔实生动有趣的故事诠释，编造一部品味高、可读性与鉴赏性兼容并蓄的中国民族民俗书籍。这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是我们为丰富我们中华民族民俗宝库而应该作出的贡献。故而，我甚是赞赏郭俊峰先生这项富有深远意义的创见，借此也可圆我们的未竟之梦。本书能如愿以飨读者，更应突出提及的是，吉林省伊通满族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所专门展示满族历史文化的大型民族博物馆，建筑壮观，在国内外有突出影响。该馆自1987年建馆以来，锲而不舍地广泛征集国内各地大量满族民俗文化遗物，馆藏展品通古今，成就佼佼然。本书所精选之三百余幅满族民俗实物图片，其中不少图像尚属首次面世。在本书的构思和编撰过程中，我们力求践行集学术性、趣味性、鉴赏性、收藏性于一炉的原则，一改某些民俗书籍喜用陈述笔法、以章节形式沉闷阐释的惯例，通篇采取了读者喜闻乐见的图说故事形式，以图叙史，以图谈俗，图文并茂，新颖活泼，深入浅出，使读者在快慰展卷之中，既获得深邃迷人的民俗知识，又能通过那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图片接受艺术的陶冶，并加强对古昔北疆生活的理解。全书可算是近些年来北方民族民俗考察的丰硕成果，也是满族民俗实物摄影选粹的最新展示，坚信必会赢得您的青睐！
富育光
2007年5月

旗袍
花卉翎毛绣服间，扈送春水与秋山。
顶珠腰玉今犹昔，女真衣冠制未删。
清代诗人沈兆的这一首满族服饰的民俗诗，仅仅四句，不但深刻而形象地描绘了满族服饰的渔猎特征，而且又指明了满族服饰的渊源。文献载，满族先民肃慎人、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后汉书?东夷列传》），“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晋书?四夷传》），勿吉人“头插虎豹尾”（《魏书?勿吉传》）。渤海时期，其服装因季而异，有了男女之别，以毛麻织布为裙，以皮制裘，以雉尾、兽骨等为饰。辽金时代，女真人的服装多为短襟、紧身、窄袖，皆左衽，崇尚白色。清代，承继了金代女真人喜尚皮毛、适用射猎的习俗，可谓“女真衣冠制未删”。
20世纪以前，满族的服饰不仅在本民族中盛行，而且遍及汉、蒙等兄弟民族。实际上，是有清一代的“国服”。满族的服饰新颖多样，尤其袍、褂、鞋帽、发式等，更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满族的衣着在清代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华各民族的服饰，而且为中国衣着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如现代生活中流行的“中山装”是由马褂改进而来，坎肩（马甲）仍是当今中国社会流行的服装。特别是旗袍备受青睐，时至今日已风靡国内外，在世界服饰界享有盛名。
清代小说《红楼梦》第二回对贾宝玉会见林黛玉时的衣着是这样描述的：贾宝玉“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青石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曹雪芹笔下的寥寥几笔，就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一个英俊的满族贵族小阿哥的装束打扮。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有心无心地向人们直观地展示了满族服装的特点是内穿袍、外着褂——长袍马褂的特征。时值今日，一提到长袍马褂，人们将会异口同声：“那就是满族的服装。”
满族衣着“三剑客”——旗袍、马褂、坎肩
这是一幅清代衣着的老照片，包括旗袍、马褂和马甲。往昔，袍、褂、坎肩这三种衣式，因满族人经常一起穿而相得益彰。有人说，这是满族衣着的“三剑客”，体现了满族衣着的固有特征，可谓“别具一格”。
旗 袍
从这些清代各式旗袍的实物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些旗袍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褪了色，有的是那么陈旧，甚至有的污渍斑斑。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风雨沧桑、社会变革，但是还被一些满族同胞世代保存下来，今天成为传承和研究满族传统风俗的珍品。望着件件百余年的传世展品，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民族风俗的稳固的传承性。满族同胞保持其民族风貌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可谓恒久传习，世代传咏。
旗袍，满语叫“衣介”。古时泛指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袍。它的款式是：圆领、捻襟（大襟）、左衽、四面开禊、束腰、有扣绊、窄袖（有的带箭袖）。这种衣着便于上下坐骑、马上动作，适应骑射的生活习俗。而其左衽和束腰，不仅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自然体态得到完美的表现。同时，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箭袖，满语叫“哇哈”，是很有特点的一种窄袖。箭袖是在男袍的窄袖口前边，再接一个半圆形袖头，一般最长半尺，形似马蹄，故又称“马蹄袖”。平日绾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冬季可以御寒。清时，满族旗袍的“箭袖”只作“掸袖”，行礼而用。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将马蹄袖掸下，两手伏地叩见，成为一种专门礼节。清朝《会典》规定，帝后的龙袍，亲王、贝勒、文武百官的蟒袍，都一律带箭袖，因为这是民族传统的象征。旗人百姓则以箭袖袍作为礼服，但满族贵族和有身份的人仍穿带箭袖的旗袍。箭袖男旗袍在当今满族生活中已经绝迹，但在黑龙江、吉林的农村，某些满族农民，特别是赶车的“车老板”，在他们的棉袄袖口上，常接出个羊皮、狍皮的“袖头”以护手背，即是“箭袖”的遗风。
旗袍是在满族先民长期的山林狩猎生涯中形成的。金旧都上京会宁府石人像，金代完颜墓出土的服饰就是有力的佐证。
金旧都上京会宁府石人像为金代石刻。石刻为金贵族夫妻并坐画像，男像头顶盔，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下部绾起，右手执短剑，左手下垂抚靴。女像戴帽，衣左衽，两手合什盘膝端坐。
金旧都上京会宁府石人像和金完颜墓出土的各种服饰是典型的金代女真人服饰，与《金史》记载相一致。《金史》载：辽金时期女真人男式服装“其衣色多白……窄袖，盘领，缝腋”，“其长中（小腿），取便于骑射也”；女式则“服檐裙（围裙），多以黑紫”，“上身穿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满族袭其制。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恢复女真人的传统袍褂。
清朝定鼎北京后，全国军民“剃发易服”，汉族等代之以旗袍，使满族服饰成为全国统一的一种服装样式。
早期旗人的女装，最大的特点是十分讲究装饰。女旗袍每每在衣襟、领口、袖边等处，镶嵌几道花绦或彩牙，从而使女式旗袍更加艳丽、典雅。镶装花边，以多为美，故在北京时兴“十八镶”，即在旗袍上镶上十八道花边。
20世纪40年代后，男旗袍逐渐废弃，女旗袍由宽袖变窄袖，直统变得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变得更加爽身合体。随着岁月流逝，演成今天的旗袍样式，成为当今中国妇女喜爱的流行服装。由于它结构简单，穿着方便，又可充分衬托出女性轻盈秀美的自然体态，所以，不少外国女士也常喜欢穿这种中国旗袍，一领东方风韵之美。
马 褂
《清稗类钞》载：康熙年间，某相国北征，其母忧其文弱，给他缝制了一种长袖对襟马褂。他感母恩，常穿在身。后被康熙皇帝发现，褒其孝心，赐名“阿娘装”，后误传为“卧龙装”，或“窝楞装”。这种长袖马褂，颇得满?##壤系南舶遄骷椅目档男∷怠抖⑿鄞防锞陀行矶嗾饫唷拔粤啊甭砉拥木拭栊础?/p>
马褂常与旗袍配起来穿，内穿袍，外著褂，是清代满族的主要礼服。马褂的样式是：圆领，对襟，有开禊，有扣绊，身长齐脐，袖长及肘，四面开禊。因它身袖较短，冬季可做成皮或棉的，套在长袍外面，便于骑马，故名“马褂”。马褂分纱、单、夹三种，短袖和长袖两类。清初，流行于八旗军旅。康熙、雍正朝以后，民间开始盛行，迎宾接客，游行街市，都喜欢套上马褂，以显其文雅大方。较盛名的除“卧龙装”马褂外，还有“得胜褂”和“琵琶襟马褂”。
得胜褂是清乾隆朝兴起的一种对襟马褂。说起得胜褂还有一段传说。相传，满族经略大学士傅恒领兵征金川，得胜回朝，喜穿对襟马褂，誉为“得胜褂”（《清稗类钞?服饰类》），后传至民间，也以此为名。
琵琶襟马褂，右襟短缺而略似短襟袍，襟成弧形，排扣如琵琶状，故取其名，颇有特点。
清朝皇帝也喜穿马褂，多用明黄色，俗称“黄马褂”。皇帝身边的扈从大臣、御前大臣、内廷大臣、侍卫等，也可穿黄马褂。正黄旗官兵，可穿金黄马褂。此外，黄马褂还是皇帝给予勋臣的重要赐赏。
马褂这一服式，已演变成现代生活中的“中山装”。
满族的袍褂领子也别具风格，说起来也是很有风趣。
原来满族的袍本无领子，穿时外加条领子，俗称“假领”，其样式很像今天中山装的领子，只是稍肥大些。清代的朝服，采用“披肩领”，形似披肩的大领。《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入朝穿的披肩领袍，谓之朝服；平时穿的无披肩领袍，谓之便服。女旗袍的领子，多用一条叠起来的约二寸左右宽的绸带围在脖子上，一头掖在袍子的大襟里，显得格外典雅、别致。
坎肩（马甲）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好学的民族，就坎肩而言，就是吸纳汉族优秀成分糅入自身民俗中来的。坎肩，又称背心、马甲。坎肩是在吸收了汉族“半臂”（又名“蔽甲方”）的特长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无袖短衣，穿着方便，男女老少皆喜。因此，它常在长袍外面穿，有明显的装饰作用。
坎肩的样式很多，有对襟直翘、对襟圆翘、捻襟、琵琶襟、一字襟、人字襟以及“巴图鲁”坎肩。其中，琵琶襟坎肩和“巴图鲁”坎肩更具特色。
琵琶襟坎肩，大襟边不到腋下，而是从第二个纽扣地方直通而下，但不到底，下襟缺一小截，别具风格。
“巴图鲁”坎肩是京师八旗旗人最时尚的一种款式。“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其样式是在“一字形”的前襟上装有排扣，两边腋下也有纽扣。这种巴图鲁坎肩穿着便利，外形洒脱、勇武。而且，当时八旗子弟常在它的两边的裤褴处，加上两只袖子，号为“鹰膀”，当八旗将士穿着这种带鹰膀的巴图鲁坎肩在马上争驰时，这飘飞的鹰膀好像把英武的骑士带到空中。
坎肩有单、夹、棉、皮多种，满族猎户多穿毛朝外的皮坎肩，以刮成白板的鹿皮坎肩为贵。
坎肩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各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服饰，成为中华民族喜爱的服装。
清代官服“三套装”——蟒袍、外褂、补服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厘定衣冠制，“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用袍”。顺治元年（1644）十月二十四日，定衣冠之制。清代的官服，摒弃了中国传统的长袍宽袖的礼服形式，代之以满族在关外游牧渔猎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袍褂制，继承明代蟒袍、玉带、补服，加以暖帽、凉帽和顶戴花翎，是典型的满汉合璧。
清代官服的特点为“三套装”——蟒袍、外褂和补服。
蟒袍，又称花衣。三品以上绣九蟒四爪，四品以下绣八蟒，七品以下为五蟒。袍的下摆绣云水图案。以天蓝为正色。皇族四开，其他官员两开。
外褂，长至膝部，罩在花衣外的大褂，分天青、元青两种。天青为常服，元青为素常服。每逢忌辰、吊祭穿元青大褂。外褂两旁有开，便于骑射。
补服，俗称补子，是品级大小的标记。缝在外褂的前后心上，上端在前胸二、三纽扣之间。亲王、郡王、镇国公皆龙形圆补；亲王、郡王四团补；贝勒、贝子、镇国公为二团补；没入八分的镇国公为方龙补；公、侯、伯、子、男为正蟒方补；一品至九品皆方补。其图案文职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鸿，八品鹌鹑，九品练鸟；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其他都御史、副都御史、给事中、御史、各省按察史俱穿獬豸补。
女官服分袍、褂、氅、衬四种，蟒袍与男式同，外褂与蟒袍齐，补服图案与男官服同，圆形。氅衣，其长掩足，只露高底，胯有开衩，双挽广袖，衣周边缘镶花边，单夹皮棉皆有，其颜色因年龄大小而异。

梳辫发梳辫发《大金国志》载，人“俗编发”，女真人“辫发垂肩”，“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妇女辫发盘髻”。满族承继其先民的古俗，男人的发式为“发垂辫”，妇女为“绾髻”。
满族的发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成年男子的“发垂辫”和成年妇女的“两把头”、“小高粱头”。
发垂辫
满族成年男子的发式为“发垂辫”，即在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线，将直线以前头发全部剃去，只留颅后头发，将它编结为辫，垂于脑后。清代定鼎北京后，强令剃发，这种发式在有清一代遍及全国。这是民国时期剃头挑子老照片，俗有“满族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十分风趣地道出了满族剃头挑子的特征，一头是工具箱，一头是烧热水的火炉，便于走街串巷。
满族成年男子的这种发式源于满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意识。萨满教认为，发辫生于人体的顶部，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所在，所以发辫为其族人所重视。往昔，在战场上捐躯的将士，其骨殖如无条件带回故里，则发辫必须带回，俗称“捎小辫”，就反映了这种原始天穹观。此外，这种发辫也是满族先民在渔猎生活中聪明的创举，并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前部不留发，以免跃马疾驰中让头发遮住了眼睛。颅后留一条粗大的辫子，在野外行军或狩猎时，可以枕辫而眠。
京头宫装
满族妇女在成年前，只梳一根单辫垂于脑后，辫梢上缠一根红头绳，前额剪成“刘海”。而已婚满族妇女的发式，多是绾髻，其中最典型的是“两把头”。因为这种发式多在满族上层妇女中流行，而一般平民妇女仅在婚嫁、节庆等庄重场合才梳这种发式，故称为“京头”。两把头，就是把头发束在头顶，分成两绺，编成小辫绾成左右两个发髻，将后面的余发绾成一个“燕尾”式的长扁髻，压在后脖领上。这种发式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之挺直，加之她们穿高底旗鞋，走起路来显得分外稳重、文雅。如遇喜庆、接待贵客时，往往在这种发髻上戴一顶扇形发冠，俗称“钿子”，也称“旗头”、“宫装”。这种发冠多用青素缎、青绒或直径纱做成，显得典雅、庄重。
小高粱头
清代，在满族的平民中，还有一种发式——小高粱头，也是满族所独有的。即把头发绾到头顶心盘髻，中间横插一根扁方。迄今，在东北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满族妇女还喜欢梳这种发式。人们一见，就知道是“在旗”的，即满族人。

靴鞋
满族鞋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最有其代表性的是“靰鞡”鞋和“旗鞋”。
靰鞡
“靰鞡”是满语，意为皮制的鞋靴，它是生活在长白山区满族男子的重要穿着。关于“靰鞡”的来源还有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阿骨打出兵反辽时，被一件事难住了。那时正值寒冬季节，天寒地冻，茫茫雪原。当时女真人不会做鞋，用猪油抹脚御寒，很难行军打仗。这时，金太祖阿骨打不畏艰辛到北海求教于北海王子，北海王子送他一双“神鞋”，即“靰鞡”。从此，女真人学会了做靰鞡鞋，行军打仗行走如飞，终于打败了辽国，建立了金朝。这个传说不但反映了满族对民族英雄的崇敬，同时也表达了满族对这种鞋的钟爱。实际，靰鞡鞋是满族先民在渔猎生活中的一项创举和发明。《李朝实录》载，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拉称汗时就“足纳鹿皮兀刺鞋，或黄色，或黑色”，可见满族对这种鞋的使用和喜爱程度。
诸多史料中，对靰鞡都有记载：“用方尺牛皮，屈曲成之，不加缘饰，覆及足背”（《鸡标旧文录》）；“土人缝皮为鞋，附以皮环，纫以麻绳，最利跋涉，国语曰乌拉”（《香余诗钞》）；“靰鞡，满语革履也，通作靰鞡。向日沈阳皇寺贮有太祖所御靰鞡。令人皆着之”（《奉天通志》）。
靰鞡鞋最初是用兽皮制作，后来多用牛皮，连帮而成，缝纫极密。靴形前圆后方，靴脸儿在缝制时留下了许多皱纹，鞋沿儿处有六个耳子，穿用时，靴口近脚处垫以衬布，俗称靰鞡腰子，用细皮带或麻绳穿过耳子，系在下腿上。冬季穿时，鞋内充填乌拉草，异常轻便、暖和、养脚，无病无异味。就是在雪地里，穿上这种鞋，站几个时辰，也不会冻脚，因此，深受猎人和军士的喜爱。乌拉草分红根青根，红根较柔软，青根较硬，捶之方软。乌拉草纤维长而有韧性，因能制靰鞡鞋而被列为关东三宝之一（“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靰鞡鞋因乌拉草而得名。
据传，满族的靴是从靰鞡鞋发展而来的。
旗 鞋
在古代，满族先民便有“削木为履”的习惯，故有“女履鞋男穿靴”的习俗。至清初发展成一种女式高跟木底鞋，称“旗鞋”。不过，高跟不是在脚后跟，而是在脚心部位。木底高跟一般高三五寸，也有高七八寸的，用白细布将整个跟身包裹起来，镶在鞋底中间的脚心部位。木跟不着地的部分，常用刺绣或穿珠加以装饰。跟底的形状，形似马蹄的称“马蹄底”鞋，形似花盆的称“花盆底”鞋。帮镶彩边绣花，显得美丽大方。旗鞋配合旗袍穿用，显得体态修长，别具风韵。
帽子，满语称“玛哈”。因满族没有“二十始冠”之说，所以满族男子不分长幼，一年四季都戴帽子。《建州闻见录》记载，赫图阿拉的女真人所戴的帽子“寒暖异别，夏则以草结成……冬则以毛皮为之”，而且“顶上皆加以红毛一团为饰”，因此有暖帽、凉帽之分。同时，清代士大夫燕居时，承袭明代“西瓜拉帽”，并加以改进，形成“瓜皮帽”，后在民间流行。妇女喜戴似男暖帽的“坤秋”，老年妇女喜戴“脑包”。“顶戴花翎”是清代特有的标志品秩的官帽。
暖 帽
暖帽，秋冬时戴的礼帽。一种用缎子、呢绒或毡子做成的圆形帽子，周围卷起约二寸宽的帽檐。帽檐为上仰形，可按居地的天气凉暖分别镶以毛皮、呢子或青绒。檐上镶的皮子，贵者多用貂、水獭皮，贫者多用青鼠、狍皮。后世满族在礼帽上缀以红缨，是对女真古俗的承袭。清入关后，仅官兵帽上带红缨。
凉 帽
凉帽，春夏时戴的礼帽。无檐，形似东北盖酱缸的酱斗篷，为“”形，有人形容它为“覆釜”。多用草编成。
瓜皮帽
瓜皮帽，也叫“便帽”、“小帽”，由明代演变而来。《三才图会?帽子》载：“帽者，冒也。用帛六瓣缝成之。其制类古皮弁，特缝间少玉石耳。此为齐民之服。”清士大夫燕居时多戴此帽，后民间逐渐流行。瓜皮帽是最常用的，老少皆宜。冬春一般以黑素缎为面，夏秋多用黑实纱为面，颜色和纹饰常与身穿袍褂配套。这种帽子的形状，为六瓣缝合而成，上锐下宽，底边上有的镶以一寸小檐，有的无檐，用织金缎包个窄边。在帽顶上缀一个丝绒结成的“大疙瘩”，俗称“算盘结”，黑红不等。在帽檐靠下的地方正中，有用珍珠、美玉、翡翠、玛瑙、猫花眼等宝石或用烧蓝、玻璃、银片制成的帽石，这是满族先民灵石崇拜的遗风。
坤秋与脑包
坤秋是满族妇女秋冬所戴的帽子。式样与男子暖帽相似，帽檐上仰，帽顶多用红、蓝、紫或绛色缎子作面，顶上盖花用刺绣或挖云或平金银为装饰，再钉上两条二尺多长、上窄下宽角锐的飘带。有的飘带的锐角尖上，还钉有各色的丝线穗作为装饰。
脑包是一种中间宽两头窄的长条带子，上镶素边，中间绣以素花，围在额上，既能防止头发紊乱，又能挡风寒。《红楼梦》中，贾母平时额头上常常戴有脑包。
顶戴、花翎
“顶戴、花翎”是清代特有的官员品秩的标志，是满族先民佩石插翎古俗的演化。
顶戴，俗称“顶子”，是指贵族、官员所戴冠顶镶嵌的宝石。清《会典》规定，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石，六品用砗磲，七品用素金，八品用阳文镂花金，九品用阴文镂花金。无顶戴即为无品级，俗称“未入流”。
雍正、乾隆朝后，逐渐用颜色相同的玻璃代替宝石，素金顶也被黄铜所代替。
今天人们常说“以人血染红顶子”，即是指用别人的鲜血来换高官厚禄。在清朝，当革去官职时，首先是摘去顶戴花翎，而一、二品高官是红顶戴。
花翎，是指带“目晕”的孔雀翎。“目晕”俗称“眼”，即像眼睛一样的彩色斑纹，可分为单眼、双眼和三眼花翎。蓝翎，是指的羽毛。戴时，将花翎和蓝翎根捆扎在一起，插在“翎管”中，系在朝冠或吉服冠的顶子上，因与顶子相连，所以统称“顶戴花翎”。
清初，戴花翎还不是品级标志，而是作为皇帝特殊的赏赐，象征荣誉。顺治十八年方定制：亲王、郡王、贝勒不戴花翎，贝子、图伦额附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附戴双眼花翎，五品以上官员戴单眼花翎，六品官员以下戴无眼蓝翎。从而，花翎有了标志品秩的作用，但仍作为朝廷的特殊奖品，赏给建功立业者。
顶戴花翎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荣誉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实际上，它是满族先民佩石插翎古俗的演化。
满族及其先民，不分尊卑，均喜佩饰，主要有骨、石、珠、金、银、柳饰等，其中不仅凝聚着满族人的审美情趣，也积淀着他们的宗教观念、民俗意识。因此，在满族先世女真人的诸部中，均有戴佩古俗。
文献记载，满族先民就有崇尚石饰、骨饰之俗。人“缀野猪牙”、“插雉尾为冠”，勿吉人“头插虎豹尾”，女真人饰“顶珠”、“令珠计岁”、“挂荷包”。随着经济发展，金银饰渐居上风。清代，官员的顶戴、朝珠成了清代礼服的重要佩饰，都是满族先民喜戴佩饰习俗的延续。此外，饰柳之俗，包含着深邃的原始宗教思想和神话观念，柳被满族尊为“始母神”，饰柳成为满族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的长久祝愿。
授佩野猪牙
《新唐书?黑水》载，黑水“俗编发，缀野猪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其实，乌苏里江沿岸、黑龙江东康和兰岗等原始遗迹的考古发现证明，满族先民崇尚骨类佩饰远在之前。骨饰中最突出者，当推爪饰、角饰与牙饰。其中野猪牙备受崇尚。
在满族及其先民中，素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猎谚，野猪的凶残更显出猎人的勇敢。野猪不仅是猎人重要的狩猎对象，而且是萨满神验中的主角。在神验中，斗士如能刺杀野猪，去掉獠牙，被视为“神助”，是阖族大顺大吉的大喜日子，萨满会把野猪双牙穿孔授予斗士，族人抢得余骨也磨制成各种式样的佩饰，系在腰上。所以，崇尚野猪牙饰不仅凝聚着满族先民的宗教意识，而且反映其尚勇的民族性格。为此，满族中男性巴图鲁（勇士），前胸佩挂公野猪的獠牙；族中秀女，多佩野猪门牙。每当满族男女孩童长大成人时，族中萨满或穆昆达（族长）举行仪式将灵佩（野猪牙）赐给男女青年，佩戴于前额上，这也是承认其成年的标记。从此，小伙子的名字可以上宗谱，可以弯弓马上驰骋山林；姑娘在帮助母亲主持家务的同时，蓄发为辫，熟习针线，待字闺中。
话说“通灵宝玉”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含石而生，这石——“通灵宝玉”就又成了他的命根子。这个情节，潜含着满族崇石的民俗意识。
满族佩戴石饰有悠久历史，远古的萨满腰铃就是用石制的，被视为神物。满族石饰习俗和萨满教的灵石崇拜观念有关。在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中，卓禄妈妈、卓禄玛法（均为石神名）是重要的神。萨满教格外崇奉火神，在神话中，火神突额姆把自己身上光毛火发变成星星，给人类照明，自己却变得赤身裸体，只好住进石头里，所以石头也是火神的栖息处。因此，在满族人的心中，石头有了崇高的地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了“通灵宝玉”几经劫难的故事。历史的车轮到了清代，官员的顶戴，实际上也是一种石饰，是其先民石饰习俗的继续。
挂朝珠
清《会典》规定：自皇帝、后妃到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皆挂朝珠；京官、军机处、输詹、科道、侍卫、礼部、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等处官员不分品级都可戴朝珠。同时，又规定皇帝、太后、皇后朝冠都有三层珠顶，珠饰成了皇家威严的标志。
《金史?舆服志》载，金人“贵显者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贯以大者，谓之顶珠”。时至清代，此俗变得更加神秘隆重，皇冠上有三层珠顶，身佩朝珠，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就是如此。女真老人常以“令珠”计岁，每年岁首增一珠，挂在胸前，死后同入葬。《建州闻见录》的作者申忠一亲眼见到“奴酋（努尔哈赤）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可见明末女真人挂珠的风尚。入关后，文武百官皆挂朝珠，朝珠便成了清朝礼服的重要佩饰。
金头天足
满族人对发式、头饰非常重视，装饰得十分华贵、美丽，所以有“金头天足”之称。“天足”，就是指满族妇女不缠足。在山林中，执鞭不亚于男子的满族妇女自然不会去追求“三寸金莲”的畸形美。入关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学“汉俗”，仍然保持了“天足”的自然美。
在发髻上插花和加些头饰，是满族妇女的一种喜好。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述了这一习俗。他写道：满族妇女“五旬以上”，犹“满髻插花，金钏宝”。“年近七旬，满头插花”，即便是“发尽秃，光赭如匏”也“寸髻北指，犹满插花朵”。这些生动描绘，反映了满族妇女对美的强烈追求。满族妇女喜在发髻上插上金、银、翡翠、玛瑙、珊瑚等名贵材料制成的头簪和用金、银、花绒毛和羽毛制成的羽绒花。《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挂珠钗，是满族贵妇人的典型头饰。
发辫不仅是民族的外部标记，而且是重要的审美对象。《三朝北盟会编》载：“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身垂金银。”可见，当时男子和女子一样，是挂金银佩饰的。《建州闻见录》记载，明末清初女真人“插以金银珠玉为饰”。到了清代，八旗子弟用金、银、珠宝等珍品制成各种式样别致的小坠角儿，系在辫发上，随辫摆动，格外美观。在《红楼梦》第二回里，贾宝玉的一根黑亮如漆的大辫子上，从顶到稍，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就反映了这种风俗。
戴荷包
满族有束腰的习惯，袍必有腰带，必挂佩饰。满族的佩饰中，荷包是不可少的。荷包，满语称“法都”，是满族先人在长期狩猎生涯中形成的。当女真猎人在山林时，腰间常挂一个皮子做成的“囊”，里面装些食物，用皮条子将口抽紧，很像荷包的样子，以便远途狩猎时途中充饥，后来演变成了今天的荷包，成为后世满族的礼品和信物。
满族不分男女老幼，均喜佩荷包。男子多挂在束腰带的两侧，女子一般挂在“大襟嘴”上或旗袍领襟之间的第二个钮上。
荷包是满族喜爱的装饰品，但也有某些实用价值，荷包里常装些香料、烟草、小零食之类。《红楼梦》里，贾宝玉所佩的荷包中，就装些“梅花饼儿”、“香雪润津丹”等食品，这是满族先民的遗风。
佛托妈**神话
平常柳树，在往昔的满族民俗生活中有着超凡的地位。《北平风俗类征》记载：“清明，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斯时柳芽将舒卷如桑椹，谓之柳苟。”又曰：“清明戴柳于发。”今天，某些满族人家仍可看到这种饰柳古俗的遗风，若朔其源，还要从满族的萨满神话说起。
柳饰，包含着深邃的原始宗教思想和神话观念。在满族的早期神话中，作为天穹、宇宙的主神——天神，最初是没有形体的。天神阿布卡赫赫的早期形象即为一个巨大的孕生万物的女阴，而柳就是女阴的象征，由此派生出柳生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神话。满族萨满教中，“佛托妈妈”是一位重要的女性大神，“佛托”即满语“柳”，佛托妈妈即是以柳为代表的始母神，民间也称“佛托妈妈”为“子孙娘娘”，所以饰柳的原始含义就是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的长久祝愿。

白肉血肠
秦汉时期，满族的先世肃慎人已经开始使用烧、蒸、煮等方法而熟食，“多畜猪，食其肉”，兼食杂谷。南北朝时，勿吉人已懂得了用盐来调节口味，并掌握了用“糜”造酒的方法，“嚼米为酒，饮之亦醉”（《北史?勿吉传》、《隋书?传》）。辽金时期，饮食多粟肉兼食，基本沿袭先世旧俗。此时的女真人，在饮食上主副食没有明显的界限。《三朝北盟会编》载：“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食，和而食之，以芜荑（杂以野菜）。”清代，满族饮食的种类、制作方法、食用方式都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尤其是入主中原后，吸收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使满族饮食文化得到飞跃发展。“满汉全席”，堪称中华饮食的巅峰。
满族有饮酒、抽黄烟、宴则歌舞以及忌食狗肉之礼俗。
满族饽饽
黄米糕，黏又黏，红芸豆，撒上面，
格格做的定情饭，双手捧在我跟前。
吃下红豆定心丸，再吃米糕更觉黏。
越黏越觉心不散，你心我心黏一团。
这是一首满族情歌，以黏糕为题，抒发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也看到了饽饽在满族人心中的位置。
满族把馒头、包子等面食统称饽饽，绝大多数为黏米所做。黏食在满族的主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黏食耐饥，便于远征、出猎，所以满族对其有十分亲切的情感。
满族主食中最具独特风味的是其面食，其特点是黏软甘酸，香酥甜脆。满族饽饽品种繁多，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择要介绍如下。
馓子 多用荞面或用东北特产的散头高粱（黏高粱）为原料，碾粉和面，搓拉成细条，上笼屉蒸或油炸。油炸者，熟后即可食。如为蒸者，可拌卤酱成汤，入口十分“筋道”（有韧性）。昔日，在满族祭祀时，常供馓子，不过将搓条挽绕成块，过油后，切成方形，供在神位前。近世多用面做，油烹酥脆。今天，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仍有卖者，深受各族同胞欢迎。
打糕　是用黏高粱、大小黄米、江米为原料，做法是把米上屉蒸熟成黏饭，取出淋以清水，放在打糕石上用木榔头锤打成面团，做时要撒拌熟黄豆面，便可揉制成各式饼类。吃时，或蘸蜂蜜或与糖食用，十分可口。在满族的祭祀中，是以这种打糕供神祖，以示族人谨遵古俗，虔诚庄重。
椴叶饽饽　“椴”是一种乔木，叶大似木槿，卵形，味清香。做法是用黏米面和成面团，擀成类似包饺子的面皮，包裹小豆馅，然后用椴叶裹上，上笼屉蒸熟即成。而苏叶饽饽，其做法与椴叶饽饽相似，只是用苏子叶代替了椴叶。
淋浆糕　是用黏高粱、黄米、江米面为原料，做法是将面搅拌均匀后，舀在布袋中，使淋成的汁滴到容器里，淋好后，上笼屉蒸熟，切成方块或菱形块，其质地松软、细腻，味道香甜。
洒糕　原料是黏米面，做法是将屉置于锅上，按屉大小，先洒一层小豆，然后洒一层黏米面，蒸熟后，再撒二层。如此，一直撒到与屉帮大体相同的高度为止。最上面再撒上一层小豆，这层小豆蒸熟，糕就做成了，其味甘美，口感细腻。
盆糕　又叫黏谷糕，做法与洒糕同，只是把笼屉改成了陶制的底部有若干小孔的“蒸笼”。糕蒸成后，将盆扣在案子上，整个糕成半圆形。吃时用刀切成片状，在其上面再撒上白糖，所以也叫“切糕”，其“色黄如玉，味腻如脂”。
萨其玛　是驰名全国的满族糕点。其前身是满族传统糕点——搓条饽饽。搓条饽饽的做法和打糕大体相同，即把蒸熟的米饭放到打糕石上用木锤反复打成面团，然后蘸黄豆面拉成条状，油炸以后切成块，再撒上一层较厚的熟黄豆面即可。搓条饽饽是往昔满族重要供品，所以称为“打糕穆丹条子”。后来，用白糖代替了熟豆面，成了“糖缠”，更名为萨其玛。现在，萨其玛成了一种精美的糕点。还有一种面带红糖、艳如芙蓉的萨其玛，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别名——芙蓉糕。
金丝糕　是一种满族风格的“星条糕”，用精粉、鸡蛋、糖稀、芝麻、青红丝制成。先将面和好，加入鸡蛋和适量的水搅起泡沫后加入面粉，揉成面团，放置一段时间，切成细条油炸，再用糖稀拌匀，铺以芝麻、青红丝、瓜子仁等，切成方形即成。
太阳糕　是一种江米面蒸糕，用竹签串上，竹签上有江米制的彩色鸡和其他饰物，吃时蘸以白糖，好看又好吃。过去，多在农历五月初一吃。
凉糕　以江米面为薄皮，内用白糖、瓜子仁等为馅，团成圆形，似元宵大小。端阳节前后，充满街市，现已成为东北著名小吃。
酸汤子　是满族喜欢的面食。其做法是把玉米水泡磨面，滤掉渣滓发酵，等有酸味时，用漏斗挤成面条状，煮熟即可食用。其味微酸，形似一种叫“酸浆子”的野菜——俗称“酸姜子”。有时发酵过大，略带酸臭味，故名又称“臭米子”。酸汤子在辽宁、吉林叫“子”。吃起来，佐以各种卤汁，滑嫩爽口，东北城乡，还设有子馆，因其物美价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
满族菜肴
在远古的满族先民时代，饭菜混吃，主副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如猪肉、鱼类和各种兽禽肉是当时的主要食粮。随着满族经济文化的长足进步，满族菜肴异军突起，把中国菜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满汉全席。
渍酸菜　《奉天通志?礼俗三?饮食》载：“东边各县、地……及至秋末，车载秋菘，渍之瓮中，名曰酸菜。”秋季，满族喜用白菜腌制酸菜。说起酸菜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阿骨打的大妃为女真兵筹军粮，受伤而死，躺在一罐蔬菜旁。由此，女真人学会了用白菜渍酸菜，大妃也被女真人尊为渍菜女神。酸菜脆嫩酸甜，可炒，可做汤，可下锅，可做馅使猪肉不肥腻，成了满族的美味佳肴。
下豆酱　满族下豆酱历史悠久，渤海时，山栅城之豉（珲春一带生产的豆的酿造物，最早的“豆酱”）已驰名东北亚。一般用糊熟的黄豆做成块，放在大缸里发酵一个月即成。以酱作原料，可以做成许多美味的菜肴。依山者，把各种山珍野菜做成酱菜；近水者，把鲜鱼做成鱼酱；而肉酱、鸡蛋酱，更是家常便菜。生菜蘸酱，是满族沿袭其先人的习俗。
肉类菜肴
肉类菜肴在满族菜谱中占主导地位，其中禽兽野味占相当比例，其主要做法为“扒”、“火+靠”、“烧”、“烤”、“烀”、“脔”等。“扒”、“火+靠”，是东北土语，意在炖煮肉食、蔬菜时，加火蒸发，使汤水慢慢耗掉，使菜味更浓香，色调更美观，这是满族先人在长期山林狩猎中发明的一种野外烹饪法，它使各种难熟的兽肉（熊掌和鹿、狍、野猪的“蹄筋”）成为宴席中珍馐，这是满族对中华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风味独特的肉类菜肴选介如下。
熊掌　《清稗类钞》记载了满族烧制熊掌的方法，是用泥土封固后入火炙酥，然后敲掉泥，皮毛随泥脱落，白肉红丝，美无比。也可用石灰水沸汤剥净，布缠煮熟而食。相传食后口中三日留香。
晾肉　满族先民在狩猎中所获猎物一时吃不完，便将兽肉切成薄片，放在阴干处风干，即成晾肉。晾肉多用野猪、鹿、狍子肉制成，后也用家猪外脊肉制。一般吃法是将晾肉切成细丝，放在锅内放上少许白糖略炒后，用鲜汤没肉，放入姜丝、葱丝等调料，用文火焖至汤将尽时，淋上香油即成，其色呈紫红，甜咸适度，越嚼越香，现已成承德一些饭店的一道名菜。
禽席　满族百禽皆食，雁、青鵏、山鸡、沙鸡、天鹅、野鸭都可入席，其中烤老鵏、烤大雁、炸铁雀都是名肴。
坛焖肉　是满族烹制野生动物的一种方法。相传，摄政王多尔衮在承德喀德河屯行宫时，常猎野羊、狍子、虎等各种野兽，用坛焖制而食。近世满族，常用腌好的猪肉块装入坛里，放入高汤没过肉，加料酒、盐、白糖，并坛口放一碗，内放少许小米和水，将坛烧开后，文火焖烧，至坛口碗内小米成粥状即成。坛焖肉原汁原味，肥而不腻，浓香酥烂，深受老年人和儿童喜爱。
烤鹿肉　是满族的传统食品。在部落时代，满族先民在野外举行盛大的柳祭、水祭、火祭、天祭，多用鹿血作为祭品，是时，烤生鹿肉就成了美餐。《红楼梦》中就有贾宝玉和史湘云用铁炉、铁丝、铁叉生烤鹿肉吃的描写，这是满族贵族的一种嗜好。其实，烤鹿肉原是满族先民“天火肉”（用篝火烧烤的兽禽肉）的一种。
烤小油猪　原是满族先民祭天大典中的一项供品。其做法是，用泥土将小乳猪整个包住，放在柴火里烧一夜，直至泥土成黑色，用木槌敲开，那时小乳猪滚圆焦黄，把蹄摘下，将肠掏空，把葱、蒜等调料放入肚中，直蒸到调料味道都进去，才算完成，其味美酥软，是难得的美食。此佳肴传入宫中，成了清宫御膳中的烤乳猪。著名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就是从烤乳猪移植过来的。
燎毛猪　也称“烤皮”。原是满族祭祀中崇祭自然诸神的一种祭肉，后成为满族的一种特殊风味。其做法是猪开膛后，摘去内脏，不退毛，从猪腿扒开，把整个皮肉扒下来，骨头剩下，去头，用九根木杆撑开，放在篝火上燔燎，直至其毛焦皮冒油，然后锅头（祭祀中管供品的人）将其切开，里面还带血水，把皮刮得焦黄，洗净了再放锅里煮，主祭萨满用它来敬火神突姆妈等众神。“烤皮”多剩瘦肉，香味扑鼻，酥烂可口。实际上，古时候，虎、熊、罕达罕、野猪、鹿、山兔等都可以这样燔烧燎烤，只是近世满族已以猪为主了。
锅贴肉　原是满族狩猎野餐时的一种食法。其做法是把猎物剥皮后，将肉片切成薄片，放在烧热的石板上烤熟，再撒上盐末食之。后来改用平底锅或铁帘子烙肉，因多用狍子肉，也叫狍肉锅贴。吃锅贴肉一般不吃饭，又常把最后一锅烙肉片烹成汤。
炸黄羊脯肉　这是从蒙族传入满族的一种野味，到了清代，成了宫中御膳中的常见菜肴。其中，有黄羊肉片、黄羊肉丝、酸辣黄羊肚、葱炝黄羊肉、黄羊肉片炖酸菜热锅等多种。我们仅从菜名中就可得知，蒙古族的风味已经融入了满族的特色。
全羊席　即用带皮的整羊作原料的宴席。在金代女真人中盛行，当时是作为一种招待贵人重客的大席。在满族中仍是上等席，分八道、十二道菜，至多可达二十四道菜，但无论多少道菜，第一道菜必须是扒羊头，最后一道菜是烧羊尾，顺序分明，而且在烹调技术上必须具备蒸、烹、炝、炒、烤、熏、炸、熘八种，另外带汤，这才算合格的全羊席。全羊席的菜肴都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如采闻灵芝（羊鼻）、凤眼珍珠（羊眼）、文臣虎板（羊排）、彩云子箭（羊肺）、青云登山（羊蹄）等，古雅的名称透出雄浑的北方风格。
白肉血肠　现已是流行的满族风味，其源头也出自满族先民的萨满祭祀中的供品。女真诸部定于满洲统一后，满族祭祀的供品也由各部落的野味特产，逐步演变为用毛色纯黑的公猪，而且必须是阉割过的，其肉鲜嫩。杀猪前，在神案前有庄严的领牲礼，杀完后，用鲜血灌肠，即制成血肠，也是敬神的供品。其肉煮八分熟，按猪原来部位在神案前摆列成一头整猪，俗称“摆腱子”。在神案前祈祷后，再放入水中煮熟，用刀片食。因其肉是敬过神再食，故称“福肉”，满语叫“阿木孙”肉，也叫努尔哈赤金肉。因为白肉用刚宰杀的新鲜猪肉制成，又是清水炖煮，保持了猪肉的本色本香，十分可口。当今，东北城乡仍普遍设白肉血肠馆。
糊白肉　从阿木孙肉发展而来。取带皮硬肋五花肉切成五寸见方大块，用明火将肉皮烧焦刮净，放入开水中紧一下，换清水急火烧开，下肉块，加葱、姜、花椒等调料，文火炖至酥烂可食。
烤肉、熏肉、酱肉　烤肉是满族狩猎时代的野味，把猎物用篝火烧吃，用刀一片一片割吃，别具风味。后来，用炉灶烤肉，就更普遍了。以后发展成熏肉，味道更加鲜美。酱肉，清初称为胾肉，即酱制的大块肉，把肉煮熟后，加上盐，酱制而成。这种肉不仅是美味，而且便于携带，容易保存。今天，北方居民爱吃卤味酱制肉食，如茶烧肉、酱肉、酱鸡等，亦是满族古俗的遗风。这一类肉都是凉吃，因此，满族冷盘也颇有名气。尤其到了冬令时节，人们坐在热炕上，一边蘸着佐料，一边吃着冷冻的薄肉片，其味脆香清凉，别有一番风味。冷盘中，拌肘花、拌肚丝、凉拌肝心肺都是佳肴。
全猪席　《春明梦录?客座偶谈》载：“满人祭神——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可下老米饭者。”这是对清代满族全猪席的描写，很明显，全猪席是吃阿木孙肉的发展。
鱼类与海味
打好鱼来，大马哈来，
叉海参呀，拧海菜啊……
一首带有咸涩海风味的《跑南海》满族民歌，把我们带到了女真人网罟捕捞的年代。白山黑水，湖泊星布，江河纵横。松花江上，满族先人们扯起篷来，撒开大网，人人都是捕鱼能手；东海女真人跑南海叉海参，拧海菜，个个都是弄潮儿。他们在长期的捕捞生活中，创造出丰盛的鱼宴海鲜美食。
鳇鱼宴　这是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出产的一种重千余斤的鳇鱼全身作原料的宴席，有鱼肉丸子、煎鱼肉片、生鱼片、鱼鼻子（鱼头部脆骨）、鱼肉馅饺子、鱼翅（鱼鳍）等。有时将鳇鱼肉雕成塔形蒸熟，再配上油炸的蛤士蟆（一种红肚子的蛙）和烤熟的鹿脯，色彩艳丽，造型美观，诱人食欲。
生鱼席　一般多用鲟鱼、鳇鱼、鲤鱼、胖头、草根等江鱼脊肉制作。将鱼去皮破半后，切成细丝，再用白醋浸泡，腥味顿解，呈嫩瘦肉状，调以白菜、粉丝、味精等佐料，清凉爽口，百吃不厌。
海味席　东北民间常设三套碗、八套碗的“海参席”，四大件、八大件的“通天燕翅全席”，异常丰盛，味鲜色美，古风犹存。乾隆皇帝东巡时，曾作《盛京赋》赞道：“陆珍即物，海错亦繁”、“乐以九奏，飨以八珍”。
满族的这些美味的鱼宴，凝聚着满族先人长期实践的心血。镜泊湖一首满族“吃鱼“俗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让人久久回味着满族人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俗谚云：
鱼肚，重重嘴，鳌花身子鲇鱼尾，
胖头的脑袋味最美，湖鲫吃脊肉，
红尾美味在汤水。
汤 类
满族饮食中，汤类也很有特色。
蛤士蟆羹　满族故地盛产“蛤士蟆”，学名田鸡，蛙腹呈红色，其肉煮吃烤吃外，母蛙卵巢营养最为上乘，俗称田鸡油，冬日可做蛤士蟆羹。做法是取其油晾干，吃时泡开（新鲜油亦可），放清水蒸开，如朵朵盛开的白菊，十分美丽。除放糖外，还可放少许山果（山里红、松子仁、棒仁、草莓等），香味俱全，是上好的补品。
晃子汤　满族用猪、鸡、羊血烹制的汤膳。承德满族用鸡血做汤，汤制成时，汤勺一晃，五颜六色的佐料此起彼伏，十分好看，故而名为“晃子汤”。
酸辣疙瘩汤　是热河一带满族的传统吃法。相传，乾隆在热河私访时，在一猎户家吃过这种汤，后来把它列为御膳。其做法是用苞米、粟米面做成金黄疙瘩，放上碧绿的菜叶，在沸水中飘滚，黄绿相间，十分好看，故有一个雅号“金豆翡翠汤”。因在汤内加酸菜芯、红辣椒丁，所以味道浓烈，吃后满口生津，浑身发热。
火 锅
火锅是满族的名肴，在满族先民中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古时，女真人狩猎野餐时，常用篝火烧陶壶、陶罐煮食吃，塞外高寒，往往边烧边吃，这是火锅的雏形。后来，随着金属用品广泛应用，火锅正式诞生，成为女真人行军出猎的随行炊具，这种吃法又进一步发展，不仅成了传承悠久、独具一格的民族风味，而且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在满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雀火锅、天上锅、地上锅、水中锅、渍菜白肉火锅等多种火锅，而最有名的是“飞龙锅”。
清代皇帝也酷爱火锅。嘉庆登基，在宫中设“千叟宴”，把当时的耆老硕彦召至宫中，赐以御宴，席上用了一千五百多个火锅，是历史上最盛大的火锅宴。尤其是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到一处，都要吃火锅，致使大江南北火锅盛行。火锅在全国流行后，各地居民把本地佳肴食俗融进了火锅，先后出现了上海的“菊花火锅”、重庆的“毛肚火锅”等新品种，可谓百花纷呈，风味各异。
满族风味的火锅，简选几则：
雀火锅　是一种陶制的小火锅，仅能放一只或数只山雀，所以这种火锅往往成群放在篝火中烧烤。活雀焖烧，味道尤显鲜美别致。
天上锅　满族先民有浓烈的灵禽崇拜观念，认为食用百鸟可使人敏捷，是吉祥的喜事。所以，雁、鵏、天鹅、水鸭子、鹌鹑、山鸡等皆入火锅，当然以飞龙为上品。所以，最有名的是“飞龙锅”，有诗赞道：“比邻春酒喜相逢，薄肉酸蔬火一锅；海菌千茎龙五爪，何家风味比人多！”
水中锅　即鲜鱼锅。古时，常用一种石制方形锅，下部加火烧煮。鱼放进时，往往还是活的，其味佳美。
地上锅　即用走兽肉制成的火锅，配上木耳、蘑菇等山珍，就别具一格了。
野意火锅　清宫御膳火锅。《奉天通志》载：其“汤沸时，煮一切肉脯、鸡、鱼，其味无不鲜美”，“兼备参、筋佐以猪、羊、牛、鱼、鸡、鸭、山雉、蛤、蟹子肉”等，原料十分丰富，而锅也常用锡与红铜制成。
渍菜白肉火锅　这种火锅容积大，装得多，为各类火锅之冠。其吃法是，将冷冻的白肉制成刨花状，放入锅中，即可溶化，再配以酸菜、粉丝、冻豆腐、大海米、蛎黄、冻蟹，并点上口磨汤，肉嫩汤肥，腴而不腻。吃时，蘸以酱油、韭菜花、腐乳，更增添几分鲜美。这种火锅，不仅在东北盛行，而且在京津的名店中也有经营。
满汉全席
满汉全席，又名“满汉燕翅烘烤全席”。形成于清中叶的清代官府，它不仅是满汉饮食的集萃，也吸收了蒙、回、藏等民族食品的精华，堪称中华食品的巅峰。满汉全席的基调，是满族的烘烤、蜜饯、锅类烹法以及甜点、粥品。
在满汉全席中，满族肴馔起着主导作用，其中，熊掌、飞龙、猴头、人参、鹿尾、鹿筋等满族故土的特产是席上珍肴，其做法是满族传统的烧、烤、煮、蒸。在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的早期满汉全席中，满族肴馔的数量很多，如蒸驼峰，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哈尔巴子猪子，挂炉走油鸡、鸭、鹅，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仔、小羊仔等。后来的满汉全席中，满族菜肴仍占重要地位，如全猪、烤乳猪、烧小猪、野参七星肘子、白哈尔巴、烧哈尔巴等。而火锅类、涮锅类和砂锅类菜肴，也占突出地位，这类菜肴都和满族风味有关。干、鲜果品和蜜饯甜肴，及蜜饯果脯为主配料的肴馔，是满汉全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瑰宝，满汉全席已经引起世界各界人士的注目，这里，满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饮料与果品
满族饮料有酒、豆浆豆汁、茶、奶茶、酸茶、糊米水等，而酒居首位。别有风趣的是呷凉水。满族所食果品蔚为大观，而具独特风味的是“冰糖葫芦”、蜜饯和果脯。
饮 料
酒，满语称“阿鲁克艾”。对于地处高寒的北方民族来说，酒是快乐之友、寒冷之柴，所以酒在满族的饮料中居首位。满族先民早就有“嚼米为酒，饮之亦醉”的饮酒习俗。满族及其满族先民饮酒的方式颇为别致，在宴会上，食罢，方以薄酒传杯而饮，而不是如其他民族先喝酒，再吃饭。《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马扩《茅斋自叙》，说及金太祖阿骨打主持的一次盛宴场面，“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满族酿酒，见诸文献的有清酒、醴酒、烧酒、黄酒、汤子酒、松苓酒，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儿酒和松苓酒。
米儿酒　往昔，满族民间祭祀用酒。用小黄米加一定大曲发酵后过淋而成，分酸甜两种。其味芳香，格外爽口，但后劲较大，以宁古塔产的最为名贵，那里也称之为“汤子酒”。
松苓酒　是清代著名的满族酒。其做法是，在山中觅一古松，伐其本根，将上好的白酒装在陶制的酒瓮中，埋在其下，逾年后取出，那酒色如琥珀。相传，这样便使古松的精液吸入酒中，能起到清心明目、理肺化痰之奇功，故名“松苓酒”。无疑，这是满族猎人的一个发明。
豆浆豆汁　女真人“以豆为浆”。承德的满族爱喝一种豆汁，这种豆汁是用绿豆做粉丝的中间产物，将豆汁发酵处理后加水熬制，倒入羊尾油或肉丝，再放小米（米+查）和细粉丝。吃时，常佐以各种咸辣小菜、火烧，味鲜价廉，现已成为承德的风味小吃。
呷凉水　以往，满族喜欢凉水，尤其是隆冬腊月，畅饮一碗冰冷的凉水，感到格外痛快、甘甜。
蜜饯和果脯
满族故乡盛产蜂蜜，有吃蜜渍食物的传统。所以，把不少水果、野果用蜜渍成蜜饯、果脯。今天，北京的蜜饯、果脯闻名遐迩，是满族开的先河。
满族先民在渔猎时代，进食并无定制。行猎中饥则食，啃几口肉干，渴则饮，喝几口泉水，名曰“打尖”。往往打围结束日落时分，拢起篝火，燔烧猎物，共享野味，美曰“天火肉”。满族入关后，长期稳定的农业经济改变了饮食无时、野外进餐的习俗，逐渐养成一日三餐、室内进食的习惯。但关外乡间满族冬令时节一日两餐，这是由东北冬季昼短夜长，几乎不需劳作的特殊条件所致。
满族先民在长期狩猎生涯中，形成了恭敬老人、好客重礼的优良饮食礼俗。而颇具满族独特风格的有宴则歌舞、喜抽黄烟和忌食狗肉。
宴则歌舞
《金史》记载了辽末头鱼宴的故事。公元1112年春天，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到女真完颜部举行头鱼宴（女真习俗，在每年春季最早捉到的鱼，要先给死去的先人上供，并摆宴庆贺，称“头鱼宴”），宴会时，辽天祚帝要求女真部首领阿骨打为他献舞，阿骨打被辽帝的傲慢态度激怒，愤而拒绝，几乎引起一场血光之灾。头鱼宴事件成了触发女真反辽的导火索。这个历史故事说明了古代女真人进餐与歌舞是紧密相连的。史料记载，满族先民渔猎时代，打围结束日落时分，在猎达（打猎的头领）指挥下，拢起篝火，燔烧野物。众猎手不分你我，共享野味，饱食痛饮后，便开始欢快、热烈地歌舞，兴足而归。后金到清初，在宫廷筵宴上，往往有盛大的体育和文娱节目演出。大力士的“布库”（摔跤），八旗将士的花样滑冰，喜庆的“莽式舞”、“隆庆舞”，高昂的歌唱，都是其中精彩的内容。到了高潮时，皇帝也会舞之蹈之，歌之咏之。而近世满族在为老人祝寿的寿宴中，不但要恭献野味河鲜，而且族中晚辈进餐时，还要跳“吉祥舞”以助兴，这些都是女真古俗和遗风。
十七八岁的姑娘叼起大烟袋
满族，喜抽黄烟，俗称“关东烟”。满族以烟接客，是因为吸烟是其民族的嗜好。客人进门，年轻媳妇赶紧出迎施礼，把烟袋接过来请到屋里。到屋后，先敬烟，后倒茶。满族人不仅成年男女吸烟，就是十七八岁的姑娘也常吸烟，故东北旧谚“关东山，三大怪”中，有一条是“十七八的姑娘叼烟袋”。
忌食狗肉
满族有忌食狗肉的习俗。说起满族人忌食狗肉，有一个《黄犬救罕王》的传说。相传，明朝万历年间，占卜术士说，东北将出现脚踏七星的混龙。朝廷密令辽东总兵李成梁将其缉拿归案。于是差兵遣将，四处询查。一天，李总兵洗脚时，沾沾自喜地说：“我全凭脚下三个痦子走红运，做大官。”给总兵当差的小罕（努尔哈赤的小名）在一旁天真地说：“大人三颗是黑的，我脚下长的七颗是红的。”李成梁看了，果真不假，惊视小罕，心想：“这正是朝廷要缉拿的一条混龙。”他连夜造木笼囚车，准备送京请赏。出身贫寒的总兵小妾喜兰得知此事，不忍小罕受害，夜深人静时牵出两匹骏马，并手持出城令箭，让小罕和同伴王杲逃生。小罕和王杲拼命奔逃，不料，马累死于荒野，王杲和小罕分道逃窜。王杲置靴于路，诱乱误追，待天明逼近时，王杲吊死在树上。李总兵见不是小罕，便折路再追。小罕见兵追来，急钻苇丛，明军搜寻不见，便放火烧苇。此时，跟随小罕多年的大黄狗跳进水里，水淋全身，在小罕身旁打滚，熄灭了大火，然而黄狗累死了。正当明兵前来搜查时，一群乌鸦铺天盖地落在小罕身上，追兵以为是乌鸦叼啄死尸，于是憨王得救了。满族崇敬自己的民族英雄，所以这个传说在满族中有口皆碑，演绎成禁食狗肉的理由。实际上，狗是满族狩猎中的忠实助手，满族爱狗心理是长期在狩猎中形成的。不少关内重要城镇驻防的满洲八旗，如杭州旗营、成都满城的满族，虽然离开故土几百年了，但不食狗肉的禁忌却一直谨遵未改。

满族古代木克愣老屋
满族的先民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过着氏族集体居住生活。挹娄人，常以穴居，以深为贵。勿吉、挹娄人，筑城穴居，修建了最早的“城堡”（即村寨），出现了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标志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且，这种“半穴房”的出现，是使满族的住宅向地面上发展的一个进步。渤海时期，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大都市”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建筑材料出现砖、瓦、琉璃等。更重要的是发明了火炕，这是满族在住宅史上的巨大贡献。辽金时期，由于火炕的普遍应用，女真人进入了地面居室（纳葛里），实行“联木为栅”，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定居生活，为后世满族的住宅奠定了基础。后金，特别是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后，标志着女真文化有了质的飞跃。清代，满族的住宅从金代的“纳葛里”（屋室）发展成高大宽敞的满族老屋。屋舍建筑形成了满族 “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面上”这种独特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格局，并产生了“以西为贵”、“盖房先立房架”等建房居住习俗。
满族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冬季长，气候寒冷。满族居室住宅，尤其注重防寒冷问题，因此形成了满族特有的居住习俗。满族的居住习俗，是满族先人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才形成的。满族及其先世从穴居方式到半穴房历经一千余年，完成地面居室达八百年，真正发展到满族老屋又经历了五百余年，这里面凝聚着满族先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树屋与穴室
《晋书?肃慎人》载：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
巢居，即树居，亦称树屋，就是在树上筑起居室。据满族有关的史诗和英雄传说的口碑记载，树居的房子并不都是“巢式”，有的已经出现了长方形的木建大屋。在满族长篇英雄传说《两世罕王传》中，建州女真大罕王杲到东海窝集部时，仍看到这种巍峨奇特的“树屋”，当时，王杲为之惊叹不已，以为到了一个神奇世界。树屋的造法是，选择一片狍鹿也难挤进身的密林，砍去紧挨相邻的一排树木的上部，在离地一定距离的众多树桩上，铺上一层木头当地板，然后在上面积木为屋，以木梯上下。那时，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尚未最后形成，其俗仍是氏族集体居住，所以这种树屋往往盖得很大，甚至出现二层或三层的“楼阁”。这种“树屋”离地较高，松油的自然香味可防蛇蟒，比起“洞居”的原始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种“树屋”的致命弱点是怕火，难怪满族先民的祭火礼仪是那么隆重、虔诚。
肃慎人冬令的地下“穴室”，据考古发现，其面积较大，最大可达二百平方米左右。多用细砂黄泥涂抹、熔烧，坚固又可防潮。有的居屋四壁用岩石垒砌，隔冷防潮，又可防止坍塌，室中央设两到四个灶膛，以此来渡过塞外漫长的严冬。
穴居，以深为贵
《后汉书?挹娄传》载，挹娄人“处于山林之间，土地极寒，常以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
这种居室，在挹娄人心中，以深为贵，酷似竖井，地面上没有隆起建筑，只在穴居口处以木为梁，上履干草，出口的顶端，用梯子出入。这时的居住习俗仍为“大家”（即氏族）住在一起。
在肃慎人、挹娄人的“穴室”地面出处，常用石板、树木筑起一个平项“凉亭”式遮盖物，以挡雪防风。
半穴房与村寨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靺鞨人因“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通典?勿吉?靺鞨》又载，其可“筑堤凿穴以居，室形似冢”。
到了勿吉、靺鞨人时，居住的是一种半地穴式的居室，称“半穴房”。其建筑方法是，先在地表上挖一至两米深的土坑，在其上架上木梁，并覆以树枝编织为棚，棚上用草泥抹面，酷似今天山林中还可见到的地窨子。有的居室还出现了专门取暖设备——火墙。这种“半穴房”在地面上已出现框架式结构的建筑，无疑，是向地面建筑屋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进步。在其出口处，往往用石板、木板搭起一个屏障，这是满族居室中“影壁”的雏形。
勿吉、靺鞨人的“筑城（堤）穴居”所说的是，在一个穴居内，排列着井然有序的“半穴屋”。这是满族先民最早的城堡，也是村寨。这标志着勿吉、靺鞨人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一夫一妻的家庭，而且，氏族、部落具备了明显的军事性质，私有制的家庭已经产生，各部争雄时代已经到来。
火炕的发明
公元713年，粟末靺鞨人建立“海东盛国”——渤海，历时229年。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出现周长几十华里的大都市，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材料出现砖、瓦、琉璃等。在渤海的统治中心，宫殿、砖瓦居室比比皆是，但边区的平民仍以半穴居为主。火炕开始应用。火炕的发明，在满族住宅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纳葛里”与联木为栅
《金史?世纪》云：“献祖乃徒居海古水（今黑龙江阿城境内海沟河），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汉语屋室也。”阿骨打的先人缓可因其创制、推广“纳葛里”而彪炳史册。
辽金时期的女真人的居室，在满族住宅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即穴居变为地面居室。《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女真人居住“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寒之。穿土为床，温火其下，而寝室起居其上”。这种房屋依山而筑，用木头做墙和盖，用草拌泥抹在墙和棚上，冬天将窗户堵严。当时的屋门都背阴面阳，是为了取暖、采光，也寓含当时人们崇拜太阳和光明的宗教心理。而这种住房的显著特点，是人们在火炕上睡眠、休息、饮食，这种居室的出现，使女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生活，为后世满族的住宅奠定了基础。
当时，女真人的居住习俗的另一个特点是“联木为栅”。原来勿吉、靺鞨人的泥石城墙——即村寨（氏族、部落）的边墙已由木墙取代，阖族而居之古俗仍延续着。当时，在族、部落的木城中已经标有族旗或旗徽。
金建国后，已出现了砖门结构的建筑，如《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所载：“一望平原旷野，闻有居民数十家”。“至近阙，复此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此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闹，西设毡帐四座”，“其山棚，左曰枕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其主殿“乾元殿”，“以瓦仰铺及泥铺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黑，下铺惟幕”。整个皇城“已架屋数千百间”。
“满族火炕”与“霍吞”
明代，火炕有所发展和改革。这时的火炕从四壁下皆设长炕，逐渐变为南西北接连的环炕，不再是“炽火其下”，而是锅灶通内炕，它已接近今日“满族火炕”的形式。有的地区“屋外家家皆设木栅”，而村外，筑起木土夹层、厚实坚固的城墙，这已是军事、生产集于一体的城堡——“霍吞”，亦可称“霍通”。所以，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多称“城主”，如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首领是“城主”金开石。

沈阳故宫大政殿
清初，满族的住宅从金代比较简陋的“纳葛里”（地面屋室）发展成高大宽敞的满族老屋——“口袋房”。清中叶以后，确立了“四合院”的满族住宅格局，形成了满族住宅独特的风格与标记，把中国传统庭院建筑推向高峰。
口袋房
满族古老的居住风俗离人们越来越遥远。可喜的是明末清初建造的沈阳故宫，却给后人保存下典型的满族居住风俗的建筑。
沈阳故宫的清宁宫，是三百多年前清太宗皇太极的卧室和家祭的场所，是一座独东南开一门的口袋房，是一座典型的清初满族宅院建筑。
清初，满族的宅院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凡宅舍，无论是三楹五楹，多在最东面一间南侧开门，五楹的或在东起第二间开门，形如口袋，故称口袋房，又因形似斗形，又称“斗室”。房内布局，进门是伙房，又称外屋，从伙房两墙开门则为卧室，又称里屋，大小或一楹、二楹、三楹不等。有的伙房东、西两墙都开门，成对称布局，称“对面屋”。
有的满族人家把卧室隔为两间，北间靠炕头的叫暖阁，这是为家中老人开设的专房，那里暖和、安静，以利老人怡养天年。
四合院
四合院，是清中叶以后的满族住宅。一般有四方形的宽敞院落，其中坐北向南的住宅为正房，通常为三间，或有五间，每间长四米左右，中间开门，进门为堂屋，内置锅、灶、饮食用具。西间为尊，称上屋，一般由家中长辈居住，东屋为晚辈居住。院子的左右筑有东西厢房，西厢房多为碾磨房和放零杂物品的仓库，东厢房一般存粮。同时，砖墙大院，还要砌上门楼。这种院子，在东北农村多用柞木细杆围成，俗称“障子”，大门只有两根竖柱，两道横梁，两扇大门，俗称“门楼子”。
满族贵族的住宅，更加富丽堂皇，但其宅院基本结构如一般满族住家，门前有精致高大门楼，门楼两侧，有上下马石，院内有亭榭楼阁，整体可为二进六合院。其华贵、精巧，《红楼梦》中有极精彩的描写。
满族住宅的独特民族风格与标记
沈阳故宫大政殿具有浓郁的满族特色。大政殿是清初皇帝举行大典或王公大臣议政的重地。殿前，两翼方亭，依次呈“八”字雁翅排开，即十王亭，是八旗首领和亲王办事的场所。大殿八角，象征八旗。据考证，努尔哈赤在东京（辽阳）建都时，即建有八角殿。原来，在满族先民的氏族、部落城堡东南面，即在太阳初升之地，多筑别具特色的八角形亭，作为祀神敬祖的堂子，满语称“堂涩”。堂前立神杆。这种建筑体现了满族先民的原始天穹观，即宇宙间的光与火，乃至风、雷、闪、电、雨、雪、冰、雹、日、月、星辰都来自九重天的八个方向，故将神堂建成八角形，或曰“八房形”。《奉天堂子图》中的上神殿，亦名“八方亭”。承德避暑山庄永佑寺塔，是清皇室爱新觉罗氏设在离宫的堂子，内专供历代帝王像，塔前东南面原来也立神杆。而永佑寺塔便是八角九层。
满族宅院独特的民族风格与标记，概括起来有：万字炕，地烟囱，窗户纸糊在外，影壁和神杆。
万字炕　满族卧室的布局，最大的特点是环室三面火炕，这种炕叫蔓字炕，也叫“”字炕。一般南、北炕为大炕，东炕接炊房炉灶，西炕为窄炕，下通烟道。西炕上一般不摆设杂物，因为西炕墙上端供着神圣的“窝撒库”—祖宗板，是一块不到一米长的木板，上放神匣，神匣内装祭神的神器或神本。祖宗板上常贴挂签（一种表示吉祥和家世的剪纸）。挂签上刻有满文，满文读“佛尔郭出课”，表示“奇”、“瑞”之意，歌颂祖宗的功德。西炕一般不坐人，连贵客至友也不能坐。北炕墙上放宗谱的谱匣。南炕梢一般放描金柜，北炕梢陈设一只与炕同宽的长木箱，俗称檀箱，内放被褥和枕头。北炕常放一张小炕桌，冬令时，常放一只泥制或铁制火盆。
地烟囱　当你进入满族老宅时，还会发现，烟囱不在房上，而是建在屋侧。烟囱，满语称“呼兰”，早期多用空心整木，后来用木板围成，也有的用砖瓦砌成。这种建法，烟囱底部有窝风巢，以回挡逆风，使烟道通畅，又不易倒塌。烟囱修在地面上又是满族住宅的一大特点。
窗户纸糊在外　满族住宅的“窗户纸糊在外”，也被列入“关东三大怪”之中。实际上，这样增大了窗户纸的受阳光面积，避免窗楞中积泥沙，而且冬天还可防止结霜脱落，可见“怪”而不怪了，也表现出了满族先人的智慧。满族的窗户是木制的，有花格，上下两扇开合，而且是朝外开，屋中顺手推窗，不致损坏窗户纸。窗户纸糊在外，与万字炕、烟囱修在地面上，构成了满族住宅的三大特点。
影壁　一般的满族人家，一进大门，便可见一段墙形建筑，称“影壁”。已如前述，影壁始见于勿吉、靺鞨人“半穴房”时期。说起“影壁”，一则满族的古老神话传说可作有趣的解释。相传，世界上有一种戴假面具的怪兽，叫马虎子，专门追摄人的真魂，只要戴上假面具，就可避开马虎子的追扰。而影壁就是居住在这屋里一家人的假面具。所以，无论贫富，往昔满族人家的院门内都设影壁。影壁，或砖砌，或木栅，有的富贵人家，在影壁上塑有日出云海、龙凤呈祥等美丽图案。影壁是满族先民居室门外掩体的演化。
神杆　满族人家，在影壁后，竖一根长至九尺、碗口粗细的木杆子，杆上端贯一锡斗，或木斗，或草把，此杆称为索罗杆。为什么叫“索罗杆”呢？相传，努尔哈赤年轻时，手持索罗棍，头顶北斗星，在长白山放山挖“棒槌”（人参），艰苦创业，后来打下江山。所以，这索罗杆就是他放山时的索罗棍。杆上的斗或草把，是放五谷杂粮和猪杂碎的，以供奉乌鸦、喜鹊，因为他们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实际上，满族立竿是为了祭天，是古代祭神树的一种演化。不过，影壁和神杆成了昔日满族住宅的独特标记。第165页图为立在沈阳故宫清宁宫前庭正对宫门处的神杆，是一根高达3.5米的木杆。
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坤宁宫、神庙等建筑，就其外观而论，是中国古典式宫殿。实际上，只要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内的配置却是满族式的。《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神殿，就是祭祖的地方……那里窗户仍保存关外的遗风，用高丽纸糊着窗户，殿右侧有一杆子，名叫‘咬啦竿子’，也叫神杆，一般人都不许踩它印在地上的影子。”“神殿之西间有炕，名为‘’字炕，实则‘冂’之砖炕也。西墙、北墙均供有神厨。”“坤宁宫西门面为跳神吃肉之处，仍沿关外风俗也。”这是满族给北京故宫打下的民族印记。

神杆
长期的渔猎生活，尤其是萨满教的影响，使满族形成了许多鲜活有趣的建房、居住习俗，如萨满占卜、以西为贵、先立房架等。
萨满占卜
在满族先民时代，迁房、盖房都要请萨满祭奠房架神恩都里增固，由萨满占卜来决定迁房、建房的吉地。清朝的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就是萨满用野鸡占卜决定的地址。
萨满用羽绳把经过祭祀的野鸡的翅膀根缠上，用骨针挑开鸡冠，野鸡飞到房主预定的翅数，它落到哪里哪里便是盖房的吉地。
以西为贵
相传，满族的早期神话世界中，天穹主神是阿布卡赫赫，她身边有四位方向女神，看到人类辨不清方向，生活艰难，便下来给人类指方向。因西方女神洼勒格走路一蹦三跳，先到人间，指明了那是西方，所以人类先敬奉她。第二个到人间的是东方女神德勒格，所以满族有先敬西后敬东的习俗。因此，满族建房有“以西为贵”之说。盖房时，须先盖西厢房，再盖东厢房。落成的正房，西屋为大，称为“上屋”，上屋西炕更是敬祭神祖的圣洁场所。实际上，辽金以前，满族先民崇尚的是东方，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光热的源头，所以门往东开。辽金以后，女真人有了地面居室，往往选择阳坡架木为室，西北风被山挡住，东北风却挡不住，这样东山房就比较冷。满族人敬老，暖和的西屋为长辈所居，祭礼也在西屋举行，久而久之，形成以西为贵的风尚。
先立房架
浇梁头，浇梁头，祖祖辈辈出王侯；
浇梁腰，浇梁腰，祖祖辈辈吃犒劳。
这是一首古老的《上梁歌》。满族盖房，先立房架，后砌墙安门窗，亲朋好友闻讯而来为之祝贺，所赠红布、红绸，披挂在房梁上。上最后一根大梁时，鞭炮齐放，房主往大梁上烧醴酒，祭天祭神，唱《上梁歌》。
挂徽悬镜
满族萨满祭礼中，神鼓的声响代表着宇宙间的风雷声。而铜镜，满语为“托里”，被视为镇邪之宝。因此，满族人在建房时，要从神鼓背面串铜钱的筋绳上取下一小段，放在西房山上一个不引注目的地方作徽记，认为有了这段筋绳，就意味着宅所在任何风雷中也能岿然不动。还有的满族人家，在房门上方的正墙上挂一面小圆镜，用以避邪。
八旗方位
清军入关后，对京师八旗所属旗籍的驻扎和居住，清廷有严格的规定。而全国各要冲的驻防八旗，都要居住在指定的“满城”或“满营”中。为此，满族这种居住习俗，造成了今天满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局面。据《八旗通志》卷二《八旗方位全图》载，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一些独立的军营，如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都有指定的驻地。

驯海东青
满族，素以射猎著称于世。肃慎人，制“矢”。勿吉人，“制毒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辽金时期，女真人“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把步射发展为骑射，积累了丰富的狩猎经验。“每见野兽之踪，能蹑而摧之，得其潜伏之所”， “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辽王秋岁入山，女真常从呼鹿射虎捕熊，皆其职也”。（《三朝北盟会编》）骑射，成了金清两代的“国俗”。悠久的狩猎传统，形成了许多奇特有趣的风俗，铸就了满族坚忍不拔、骁勇善战的性格。
矢石
在上古舜禹时代，肃慎人已经会制造以干为杆、以石为镞的弓箭，史称“矢石”。肃慎人以此作为友好的信物，与中原通好。有诗为证：
玄菟句丽北沃沮，挹娄建国接扶余。
石矢周时贡，肃慎先征孔氏书。
这首七绝是清末诗人沈兆所写《吉林纪事诗》中的一首。其中的“石矢周时贡”用的是《国语?鲁语》中的故事。《国语》中记载了春秋战国时的一段趣事：一天，一只受伤的隼鸟（一种鹰）落到了陈公的宫院里，隼的身上挂着一支一尺多长的矢。陈公没有见过这种箭，便去请教正在陈国的鲁国大夫孔丘。孔丘说：“这只隼鸟是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隼身上的箭是肃慎人制造的。周武王灭殷时，国势强大，四方属国都来朝贡，北方的肃慎人贡了矢石，石镞长约一尺八寸。周武王把矢石赐给分封陈国的女婿胡公，以表彰长女的美德。你们可到仓库里去找。”果然，陈公在金柜里找到了肃慎人的矢石。这个故事道出了孔子的博学，也道出了肃慎人猎术猎具当时即已驰名中原这一史实。
秋之典
满族传统的出猎方式是聚众合围。《大金国志》载：金都“四时皆猎……每猎则随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到了清代，这种打围的规模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康乾盛世，清廷每年组织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王公大臣和各族首领参加的木兰围场狩猎活动，又称“秋之典”。这幅《秋之典》图反映了当时场面的宏伟壮观。
“秋之典”可谓史诗般的举动，是人类狩猎史上的壮举。“秋之典”在塞外热河地区的木兰围场进行，围场占地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南连燕山群峰，北接蒙古坝上草原，层峦叠嶂，林木葱茏，野兽成群。行围的期限一般是二十天。《木兰秋弥图》描绘了清皇行围的场面。每天清晨，满蒙管围大臣率军分为两翼，按部署形成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包围圈。此时，皇帝携皇子入围先行射猎。其后，在皇帝指挥下，随围的将士们刀剑出鞘，枪矢齐发，与围中的野兽展开搏杀，一天的行围如同短兵相接的战斗。每天行围结束，满蒙军队把猎获的猎物摆在原野上，由皇帝论功行赏。傍晚，暮色茫茫，原野上点起千百堆篝火，皇帝兵士围火野餐，欢乐歌舞。金清两朝，有不少皇帝被称为马上皇帝。这把鹿角椅，是康熙皇帝的狩猎成果。木兰秋后，清帝常将猎获的鹿角制成鹿角椅，这既可表明自己遵循骑射尚武的祖训，又能用来警示后代勿忘前人凭借武力征得天下的事迹。这种狩猎方式曾培养出“威名震慑，莫与争峰”的八旗劲旅，对当时御外敌、平内乱，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哨 鹿
哨鹿，即“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八月金秋，是鹿的发情期，公鹿和母鹿相互鸣叫，寻找情侣，一鹿鸣叫，众鹿接踵而至。猎手身披鹿皮，头戴鹿头皮帽，口衔用桦树皮制成的口哨，模仿鹿鸣，引鹿而至，射杀或枪击。
古猎法和打火围
古代，满族先民狩猎是有一定规章的。“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面，不许错乱，称古猎法。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制由此发展而来。而打火围，是女真时期的古猎法。其猎法是，部落酋长率领族中猎手到达兽群啸驰的山莽，先洒酒叩祭猎神班达玛法，然后敲石呐喊烧山，凭风势火威追剿猛兽。火熄猎毕，用肥大的九头野牲祭天，然后众猎手刮洗燎肉，围火共享“天火肉”。
打小围
素呀肯哪哎，
莫里根啊，
木兰塔尔依阿里希哟哟唠昊，
撒唠含都尔阿林，
阿里希咳嘞哟，
空齐哟唠昊！
这是清代一支行围的满语民歌。其歌词大意是：打猎的英雄啊，哨鹿围场去围猎呀，赶仗呀，围猎呀，锥山上去围猎呀，跳着舞，赶仗围猎哟！这首民歌惟妙惟肖地唱出了满族狩猎的情景。
清代，满族民间狩猎仍袭古俗。一般打围是十余人至三十人左右，俗称“打小围”。猎时，先圈占一处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而近，渐次逼近，名曰合围，或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柳边纪略》）。
驯海东青
在那遥远的古代，满族先民就会用训好的鹰捕捉野物，俗称“放鹰”。
满族人的鹰猎可分拉鹰、驯鹰、放鹰、送鹰几个过程，其中驯鹰最为困难。猎人把鹰带回家放在特制的鹰架上，几天不让它睡觉，以磨掉鹰的野性，这个环节又称为“熬鹰”。以后，又“过拳”、“跑绳”，使鹰能听见猎人的吆喝就飞到猎人手臂上。
可驯养的鹰有多种，其中最名贵的叫海东青，它体小矫健，能凌空扑捉天鹅，是长白山区猎鹰的佼佼者。海东青以纯白的“玉爪”为上品，另有秋黄、波黄、三年笼等名目。清中叶以后，在东北地区，昔日盛大的打围渐少，但在一些满族聚居的村屯，瞄踪、放鹰等古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乐此不疲。正如金代诗人赵秉文在《春山》中所写：
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靓掣臂翻青冥。
晴空一弓雪花坠，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雁夸神俊，一骑星驰荐陵寝。
清代皇帝也酷爱放鹰，留下许多颂鹰名作。康熙皇帝曾作诗赞咏海东青：“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
海东青的故事被谱成曲，亦很有名。元代杨允豸《滦州杂咏》中写道：
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
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琵琶名曲《海青拿天鹅》。

清朝皇后冠
满族居地，江河纵横，濒临大海，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素有“瓢舀鱼”之说。满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从事着捕鱼、采珠和海猎生产。建州女真部的直系祖先“胡里改”部，就是以“围网”作为部落名。南北朝时，靺鞨人就到日本海中“捕鱼充食”。渤海时期，渔业相当发达，已分为江河与海上捕捞。唐开元七年（719），拂涅部向唐朝进献“鲸鲵鱼睛”。数千年来的世代传习，满族人善用鱼叉、钩钓，掌握了网捕法，他们熟悉各类鱼的习性和活动规律，创造了各种捕捞工具，涌现出许许多多捕鱼能手和闯荡大海的弄潮儿。清朝，在东北设立“打牲衙门”，专门管理捕鱼、采珠和海猎的事务。
鱼亮子
满族捕鱼的季节，多在春、秋、冬三季。春天，桃杏漫枝，躲在冰下水涡子的鱼群，苦苦熬了一冬，现在要追逐明媚的春光，成群结队逆水上游，正是捕捞的好季节。如何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获得丰收呢？经过多年实践的“网达”（捕鱼的领头人），不但是捕鱼能手，而且还能识别“网口”。所谓“网口”，就是每条江河、每个湖泊都有鱼群集中的地方。网达掌握网口，也就是掌握了鱼情，这是围网成功的前提。网达带领族人在网口下网捕捞。为了让鱼集中，还用石块筑起拦坝，坝中留出通水口下网，俗称“鱼亮子”。“鱼亮子”是满族渔民们在长期捕捞实践中的一种发明和创造。
冰涡子
北国之冬，冰雪封江。“冰涡子”是满族渔民采用的一种冬季捕鱼之法。当冰雪封江后，在冰上凿开冰层，有如井口，俗称“冰涡子”。憋屈在冰下的鱼群，见到亮光，蜂拥而至，渔民便用钢叉叉，用鱼钩钓。到了夜晚，渔民用火照冰涡子，鱼便聚在冰口，用钢叉叉，可得大鱼。江面寒冷，活蹦乱跳的鱼，一出江面便冻成硬块，这种冻鱼格外新鲜肥美。
春水之俗
往昔，满族先世女真贵族也喜欢捕鱼。金代皇帝有春水制度。春水，即春鱼于水，其主要内容是到江河湖泊凿冰取鱼，放鹰捕鹅。清康熙皇帝曾亲自到松花江撒网打鱼，他曾为之自豪地作诗：“松花江水深千尺，捩柁移舟网亲掷。”
采东珠
采珠，是昔日满族捕捞业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所采的珍珠，称为“东珠”，古时也称“北珠”。洁白、晶莹、圆润，大的直径近半寸，小的如黄豆大小，是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水系河蚌中的一种名珠。渤海、辽金时，为重要的商品和贡品。清代，乌拉打牲衙门中专设“珠轩”，专营采珠，成为皇家专用品。清《会典》规定，只有皇帝、皇太后、皇后佩戴东珠，其他王公大臣则不准用东珠或珍珠做朝珠，珠饰成了皇家威严的标记。
女真人的采珠方法很独特。每年农历四月至八月，成群结队，乘坐独木舟，来到河岔幽谷，潜入水中，捞取河蚌。采珠人一口气扎入水中，能捞上一二十个河蚌，放入箩筐，然后换口气，再扎入水捞取。等到筐满，上岸倾倒，烤火暖身，再入水中。岸上的妇女、儿童，把捞上来的河蚌一一敲开，寻找珍珠。女真人得到珍珠后，放在鱼皮袋囊和桦皮盒内，作为交易的商品或纳贡的贡品。
清时，采珠的礼节更加隆重。出发采珠时，珠轩达（管采珠的官）身着朝服，高居在有彩棚的轿船里，率领着一大串采珠威呼（独木舟），装着粮肉、采珠器具，浩浩荡荡进入松花江、辉发河等盛产珠蚌的江河中，遇到河口、高山、古树，都要鸣锣、击鼓，摆香供、放鞭炮。采珠船队到了采蚌的地方，先扎营盘，选好水场。船队停靠河边，搭灶，焚香叩头，祭拜河神。采珠那天，江边点起大火堆，打牲丁上采珠船，不管天气多冷，都得赤身露体，半蹲跪在船上，盯着珠把式。珠把式站立船头，顺水直下，他根据水流和浪花，就能判断水下藏有什么蚌和蛤，如他发现水下有蚌、蛤，立即把长杆往河底一插，船马上停住。打牲丁们胯下兜一块软皮，憋足一口气，按顺序一头扎入水里，潜到插杆地方摸捞蚌、蛤，得手后跳出刺骨的河水，烤火喝酒，取取暖再下河捕捞。所得蚌、蛤，全由珠把式手持尖刀在船上当着珠轩达的面开蚌取珠。珠先放在净水碗中，后集中放在吉林将军署印制的纸袋里，封固注明。每一颗美丽的东珠都凝结着满族打牲丁们的血汗。
《乌布西奔妈妈》中的鱼祭
往昔，满族及其先人，捕鱼下网前都要举行隆重的鱼祭，庇佑族人渔产丰收。因为时代久远，祖先没能给后人留下鱼祭的图像资料，但口碑文学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却弥补了这一空白，记载了东海窝集人的鱼祭盛典：
祭祀前，族人要用金风扬选的大黄米做成鱼形饽饽，作为祭祀的神糕，并用河边的新柳粗杆制成有两三人大小的鱼形神偶，其翅是用洁白的天鹅翎制成的，全身用鲜嫩的柳枝柳叶围成。有跳跃形、飞腾形、潜游形、双鱼追尾咬尾（交配）形等各种神态，栩栩如生，气魄宏大。女首领身挂柳枝雕成的柳珠饰，主祭的女萨满和族众都身围柳叶，男女儿童头戴用柳树皮编成的各种鱼形小帽，其中还有罕见的鲸鱼头形和飞鱼头形。祭祀时，女首领选择族中善游水的男女青壮年钻进江边林立的鱼形神偶，忽动腮，忽摆尾，忽潜忽浮，如群鱼闹水。欢乐的鱼舞，高昂的渔歌，整个祭祀犹如到了水底鱼宫，看到众鱼出世。隆重的鱼祭要进行三天三夜，族人们扶老携幼住在江边、海岸或者水上的“威呼”中，欢娱水滨，尝柳叶，吃鱼虾，喝鹿血，饮江水，唯有这样，神圣的鱼神莫德喝恩都力才能庇佑族人渔产丰收。

农耕
满族先民，肃慎时就有了原始农业。挹娄人，便“有五谷，麻布”。勿吉人，“有粟及麦，菜则有葵，细则偶耕”（《魏书?勿吉传》）。农业生产真正形成规模的是渤海和金代。满族农耕的最大特点，是以牛录（佐领）为单位。后金，实行“计丁受田”。清代，尤其是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亲自成功地培育出“御苑胭脂稻”，奖励垦荒，调遣大批八旗兵丁返回京畿和东北驻防屯田，满族的农业开始复苏，耕地不断扩大，产量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
农业强国——渤海、金代
农业生产真正形成规模的，是渤海和金代，那时农业生产迅速转入封建制的轨道，使渤海国和金朝成为农业强国，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一直影响到今天。
渤海的农作物有粟、麦、稷、豆、稻以及各种果树。其中，山栅城之豉（珲春一带豆的酿造物）、卢城（和龙一带）之稻、丸都（集安）之李、乐游之梨驰名东北亚。史料记载，渤海时农田已有大面积垦殖，到处是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贞孝公主墓志》），农耕和园艺都是比较发达的。
金代的女真人不仅种五谷，而且引进回鹘谷、西瓜、红芍药、桃树等。当时的铁农具有铁铧、铁犁、铡刀、铁镰、铁锄、铁锹等，十分完备。女真人还与汉民一起创造了种植粮谷的轮作制度，在大田用牛、马拉犁杖，起垄点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法。那时人们还用水碓舂米。
计丁授田
订丁授田是在牛录（佐领）为单位的农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族的农耕最大的特点是，以牛录（佐领）为单位，聚居在一个村屯，实行兵农合一，外出则为兵，入屯则为民。后金时，在牛录为单位基础上，按旗丁分给耕地，每一男丁种粮田五日（垧），种棉田一日（垧）。这是份地，一家衣食，凡百差谣，皆从此生。同时，每三丁还要种官地一垧。这就是所谓的“计丁授田”。这些措施，开了满族大规模农耕生产的先河。当时，辽沈平原拖克素（田庄）遍地，粮食产量明显增加。
屯居旗人与旗下家人
满族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屯居旗人和旗下家人。所谓“屯居旗人”，即正身旗人中一部分屯居乡村、从事农耕的人。所谓“旗下家人”，他们聚居在所属八旗佐领管辖内的村庄里，以农耕为生。他们是满族中的绝大多数，平时以农为业，战时也抽丁打仗。
御苑胭脂米
清康熙帝，一生重视农业，自己在皇宫中试种水稻，并成功培育出“御苑胭脂米”，俗称“御稻种”。
《康熙几暇格物编》“御稻米”条中，记载了康熙帝发现“御稻种”并加以推广的经过。采用单株选择育种法，成功选育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美的水稻种，称“御稻”。经过三十余年的试验和培养，取得好收成。康熙五十四年（1715），首先在江南的苏州和江宁（今南京）等地推广，后来遍及江西、浙江等省。由于御稻种一年两熟，使单位产量大为提高，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围柳求雨
往昔，在满族中还有围柳求雨的习俗，由族中女子腰围柳叶求雨。后来，受汉文化的影响，多向龙王求雨。求雨时，人们抬着龙的模型，上覆柳枝架成的护棚，男的头围柳圈，赤脚，鸣锣开道，举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小旗。家家户户则焚香叩头，接龙驾。

瑗珲古城遗址
满族及其先世，为了便利交流往来，开辟了水、陆通路，创造了许多交通工具。渤海时期，开辟了驿道和海上水路。辽金以后，不断开辟驿道、水路，使交通更加便捷。清代，东北的驿道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为抵御沙俄的侵略，开辟了从京师至吉林乌喇、从乌喇到瑷珲的驿道，在乌喇设船厂。开辟了从盛京至瑷珲的水路，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捍卫了祖国的主权。
东北大御路
水经玄菟黑，山过混同青。
漫道无城郭，相看有驿亭。
糠灯劳梦寐，麦饭慰飘零。
明发骑鞍马，萧萧逐使星。
这是清代流放诗人杨宾所写《宿尼什哈站》一诗。宿尼什哈站，在今吉林市龙潭山，是京师（北京）至瑷珲东北大御路中的一个驿站。这首写实的诗，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昔日大御道的情景。一个身穿黄号坎的驿卒跃上马背，箭一般向远方射去，扬起一团团黄尘和烟花，在山谷中久久回荡着金马叩响大御路急促的嗒嗒嗒的蹄声……
断垒新生草，空城尚野花。
翠花今日幸，谷口动明笳。
这是康熙帝东巡，入伊屯边门（今伊通）时写的诗。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了台湾。在这前一年，康熙帝曾巡游盛京（今沈阳）、吉林，泛游松花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地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清圣祖实录》），开设一条负有军事、政治等重要使命的京师至瑷珲大道，即“东北大御路”。
东北大御路，路面宽三丈三尺，以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驻地为中心通往各地，把柳条边内外东北各地联系在一起，为京师经盛京、吉林到瑷珲的陆路交通大动脉，全长五千余公里，沿途设驿站近百个，配有行政官员负责驿站事务。通常循驿传递，从京师到瑷珲，“五旬可达”，遇到火急军情更加神速，可见当时驿道十分畅通。
古驿道因多在交通线上，现在已多数改为铁路和汽车公路，也有一部分废弃了，或成为乡间土路。如照片所示，现今保持完好的伊通满族自治县境内宋家洼子的大御路石板桥，自修建时起，迄今已有324年的历史，是对往昔东北大御路的见证。
驿 站
《吉林通志》载：“每个驿站额设笔贴式一员，领催委官一员，站丁四十五人，马四十五匹，牛四十五头，各驿站辖一定田亩。驿站不分昼夜备快马数匹于墙外，信使到站换马，以便快速传递。”历朝都重视驿道管理，并设驿站、驿丁管理驿道，传递信息。官员，由朝廷委派。贫苦百姓充当驿丁后，便编入旗籍，也有朝廷发的钱粮，着官服，一面当差，一面种地，老百姓称其为“吃皇粮的站达”。驿站不分昼夜将快马拴在墙外的铁环上，来往信使驰来时，会对营房驿卒高喊差送的是哪一级“奏章”，驿卒听到喊声，立即解下缰绳，把马牵到驿道等候。信使至，驿卒侍候信使换马，尔后目送信使扬鞭而去，谓之“换马不换人”。驿卒把信使的坐骑缰绳绕到马脖子上，马便会原路返回上站。沿途走屯串街，旗人、民人都不会擅自牵挠。
清末，中东铁路通行，尤其是电报业兴起，东北驿道逐渐失去作用，驿站开始衰落，不少驿丁成为农民，驿站也成为满族聚居地。
吉林船厂
满族故地江河纵横，其先民早就发明了舟楫，内河航行在史前就开始了。到了渤海时期，人开展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使水路更加发达。尤其是龙原—日本道，前期从敖东城出发，经延吉到珲春，然后出海，抵日本，这条水路被称为“水上丝绸之路”。后期从上京出发，抵毛口崴出海至日本。这条远海水路不仅联结渤海和日本的关系，而且一些唐朝和日本的使者也借用此路。
清政府为抗御沙俄侵略，在松花江畔，明初造船的旧地乌喇（今吉林市）设厂造船。现存有阿什哈达摩崖遗址和吉林船厂的故址碑亭。摩崖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郊区江南乡阿什哈达村，濒临松花江山崖石壁上，刻有两处摩崖文字，记载了明代官兵自永乐十八年（1420）至宣德七年（1432）间，三次来此地制造船只的史实。明朝于此制造船只，用以前往努儿干都司，对当地女真人进行管辖。沙俄入侵多由水路进攻，清廷决定大造战舰，控制黑龙江及其支流的制河权。吉林船厂成为东北造船业中心，开辟了一条由盛京西北巨流渡口（开城），经由邓子村（吉林梨树县境内）、易屯门（今吉林伊通）至易屯河（伊通河）口入松花江而达黑龙江瑷珲的水路交通线。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至吉林船厂，进一步充实水路官兵。康熙二十一年（1682），时任户部尚书的伊桑阿带领大批造船工匠，来到吉林船厂，兴造战舰，有力地保证了清军保卫北部边疆的军事需要。同时，这条运粮水路开辟，保证了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交通工具
狗车　满语称“乌得气”或“台里台气”。《盛京通志》载，狗车“以木为主，其制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之……可于冰上雪中行之”。元代官府也用女真人的狗车传信牌，沿途设狗站。在大兴安岭、黑龙江、松花江畔的满族多有使用狗车之俗。
木马　满族称“恰尔奇克”，古称木屐，或木马，即今之雪橇，俗称滑雪板。形如弹弓，长四尺，宽四寸，一左一右，系于两足，激而行之雪中冰上，可及奔马。《满文老档》载，努尔哈赤在征伐塔罗时，令八旗将士“拴上有脚齿的木屐，必占塔罗，夺取你们该取的地方”。清初，木马多用棍制作，以后逐渐改为金属制造，轻巧结实，木马变成铁马，而且进入世界行列，称为雪橇。
爬犁　满语“法喇”。爬犁制作简单，用两根一丈多长的硬杂木杆，前端用火煨成弓形，高高翘起。杆上架一副车架子，宽三尺余，长七尺左右，右檐有底，无软毂，靠两根杂木杆在冰雪上滑行。用牛、马拉，或用几只狗一起拉，行于雪原，或驰于河道冰上，拉人载货，轻捷简便。
勒勒车　《黑龙江外记》载，勒勒车“轮不求甚圆，辕不求甚直，轴径如椽，而载重致远，不资毂，唯山路崎岖，防损折，动以斧凿随之”。实际上，这是一种木制的带两个大轮的车，适于在草地上行走，俗称“草上飞。”
铁瓦车　是勒勒的一种改进，其车轮外圈装一道铁圈，并在车轮上加上铆钉，比勒勒车更加结实轻便。
轿车　在铁瓦车或勒勒车的车身中部，用芦席或木板搭起一个带盖围棚。多用于喜庆时分，如举行婚礼或阖族大祭时，迎接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姑奶奶等，因此，轿车上的彩棚都装饰得十分漂亮。
独木船　满语称“威呼”。长二丈余，阔容膝，以巨木刳制而成，两端尖，底圆弦平。大者可容纳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剡木为桨，一人持之，左右划水，疾快如飞。满族人经常驾“威呼”闯急流险滩。后来，满族的“威呼”不一定用独木刳成，凡形制与之类似的木制小舟，也通称“威呼”。如今，东北满族仍喜驾“威呼”。
桦皮船　桦皮船长十余尺，宽三尺左右，两头尖而向上翘，用松木做架，外面覆以桦皮。桦皮接头处用柳条作线或用鹿筋作线缝合，然后涂上松树油即可。桦皮船的特点是，船体轻，转移时可用肩扛起，不用时可放在岸上，用时一人即可推入水中，顺流用桨，逆水用竿，时速可达二十至五十华里。
飞船　原居住阿速江至散鲁温一带海西女真人“出入乘上板船，头置桠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疾行江中”，谓之“广窟鲁”。这种“广窟鲁”，以后成为清代用于海上作战的“飞船”。
船舰　《扈从东巡日录》载，清初，康熙帝下令宁古塔将军治所迁至吉林，“修造船舰四十余艘，双帆搂橹，与京口战船相类，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那时，吉林船厂造出数百艘战舰和作战所需的补给运输船、划子船、桨船、渡船等。康熙帝东巡吉林时，看到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吉林水师营，写下了大气磅礴的《松花江放船歌》，其中赞扬水师营船舰道：“浮云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

流筏
古代满族以渔猎为生，只能用人力运输。挹娄时，开始养马。（《三国史记》卷十三）渤海时多产名马，“率宾之马”为当时的名骏。辽金时期的女真人牧业相当发达，六畜兴旺，“惟马最盛”。金世宗时，“蓄息之乡，马至四十七万”，可见女真人牧马盛况。大批马牛的驯养，推进了满族人畜力运输的发展。人力运输，主要是用背篓、褡裢背，扁担挑，木杠滚运。畜力运输，有单骑驮运，牛车、马车运输，而挽爬犁是畜力运输的重要方式。在山区，还用驯鹿驮物。
背 篓
背篓，一般用桦树皮或笤条编成，背起来行走方便。时至今日，山区的满族人仍兴冲冲地背着传统的背篓去林中捡蘑菇，采野菜，摘山果，甚至时髦的姑娘、小伙儿也喜欢这种土气十足的工具。
驮 子
满族早期畜力运输多用单骑驮运，用狍皮或其他兽皮制成的口袋横放在马背上，或一边挂一个，俗称“驮子”。清初，到京师进贡、去马市贸易多用这种驮子运输货物。当时，树多林密，野兽成群，人们往往结伴成队行进，领头的马叫“头马”，在马队里最重要，一匹头马的价值相当于普通马的三到五倍。
应该说明的是，在短距离的运输中，满族人有时还用牛驮物，但不用驴驮。
扁担、木杠
原木粗又长（噢嘿哟嘿哟），
一同把肩上（噢嘿哟嘿哟）。
步调要整齐（噢嘿哟嘿哟），
大家用力量（噢嘿哟嘿哟）。
一不要你慌（噢嘿哟嘿哟），
二不要你忙（噢嘿哟嘿哟）。
老牛拉车（噢嘿哟嘿哟），
要个稳当（噢嘿哟嘿哟）。
这是一首林区伐木满族人用木杠抬原木的抬木号子。古时，满族用柞木或水曲柳制成扁担，或用结实的硬木打光，成为“木杠”，可两人或多人抬东西。林区伐木的满族人，砍下的原木常用滚动的方式运下山坡，或抬，或车拉，或钉成木筏顺河运出。平时，运一些沉重的物体，也常用圆木滚动的方式运输。如今，虽然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已深入到偏僻的山村，但这些传统的满族运输工具仍没失去作用。
驯 鹿
驯鹿，因其善驮物行走，而被称为“林海之舟”。
挽爬犁
挽爬犁是满族畜力运输的重要方式。马、牛、狗均可挽、拉，在雪地上行走，十分方便。
现在，东北农村仍常用畜力爬犁。
满族先民的通讯方式奇特而有趣。满族先民的通讯方式，在渔猎时代，最常用的是立竿为号。氏族、部落之间传递信息方式，有狗的血传、神石为凭、巨石信号、火信传密和鸦鹊信使等。
狗的血传
相传，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和蒙古土默特部王爷商定了联合出兵一事后，带走了有九只小狗崽的母狗。过了两个月，王杲把建州兵马准备好，便把母狗的肚子割了一道小口，把写在刮光的小羊皮上的密信塞到伤口里，用丝布裹上，放母狗回去。母狗翻山越岭，穿过草地，回到了土默特部，九只小狗崽激动不已，簇拥而上。蒙古王爷从母狗身上得到密信，准时出兵，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个传说，是满族长篇英雄传说《两世罕王传》记载的女真人的一种通讯方式，即“狗的血传”方式。
神石为凭
不少满族先人敬奉神石，石神被敬称为卓禄妈妈、卓禄玛法。有时，一个民族要分支迁徙。分居时，将一块神石摔成几块，每一支人各持一块。以后，分居的族人以神石为凭，即可认同。如有危难，可凭神石求援，对方会义不容辞，共同解难救危。
巨石信号
往昔，居住在崇山峻岭的满族先人出门狩猎，有事要告诉族人，便在族寨人能望见的高山山坡上，用白石摆成多种巨大的图形，向族寨输送信号。一般用圆圈表示平安，用方形表示将要有盛大聚会，而一个锐角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即是重大事端的地方，或喜或忧，族人们会根据巨石信号，作出相应准备和反应。
火信传密
远猎或远征的族人，常用篝火搭成各种火形，如飞虎、如奔马、如蟒蛇等等，这是向族人报告信息，或报警，或报喜，或呼救，或迎客，这种火信的秘密只有本氏族的人才知道。
鸦鹊信使
满族人敬鸦鹊为神，世人熟知。实际上，神圣的鸦鹊还在征战或出猎中充当可靠的信使。喜鹊每年农历五六月筑巢、下卵，七八月抱窝孵雏。此时，它们特别恋窝，如果这时将其抱走，在猎地或营地将其放出，它一定会回到自己的树巢，在它的膀下或尾部放了信物，便能准确地带回。乌鸦终年恋群，如把宁古塔的乌鸦带到吉林乌喇，只要将其放出，它一定会回到宁古塔的鸦群。满族先人洞察其活动规律，也让它带回信物，它也就成了可靠的信使。

后金玉牌
舜禹之时，“息慎氏来朝，贡弓矢”（《竹书纪年》）。西周初，“周公旦主东方……稷慎大麈。稷慎，肃慎也，贡麈似鹿”（《逸周书?王会解》）。肃慎人的矢石、大麈等方物都是通好中原的贡品，也是部族之间的集团交易的古老方式。勿吉人对北魏连年入贡甚至一年二贡，一次即有五百人之多，贡马也达五百匹，这是在庄严的进贡方式外衣包裹下的商品交易，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尚未发现货币。渤海时，设立“渤海馆”，以朝贡形式进行宫廷王室间的贸易，大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但也用中原货币作为流通的等价物。同时，继承挹娄人擅长航海的传统，开辟了通往日本的海路，以国家礼仪形式开展了以物易物的特殊贸易，即宫廷贸易和民间贸易的“市易”。辽代，在宁江州设立“榷场”，是辽与生女真贸易的主场所，榷场互市，成为民族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金代，有了集中的商业市场，铸造了自己的货币，并发行“交钞”（纸币），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制度。明代，女真人和中原的贸易一直在“敕贡制”的外壳下进行，直至明万历十六年（1618）二月，北关叶赫的女真人最后一次入贡。同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动对明的战争，宣告了敕贡制的结束。在民间，明朝在边墙一些关卡重镇（广宁、开原、抚顺）设立与女真人交换物资的官市——“马市”，促进了汉族、女真各族的经济发展，可谓“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欣”。
渤海馆
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至暑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温庭筠为《送渤海王子归本图》写的题画诗，寓意深厚。
渤海高王大祚荣派遣使团朝唐，请求市场交易，得到唐玄宗的允许，在登州（今山东蓬莱）设渤海馆，负责接待渤海使者和处理贸易事宜，揭开了渤海和唐朝之间文化、经济交流的新篇章。文献记载，渤海入唐朝贡多达一百三十余次，主要以朝贡形式进行宫廷王室间的贸易。那时，渤海向唐朝输出的商品有貂、虎、豹、熊、罴、兔、鼠等皮张，人参、牛黄、白附子、麝香、蜂蜜等药材，以及鲸鲵鱼、乾文鱼、鹰、马、羊、布绸、绸等。中原和渤海交流的有帛、锦、绵、绢、金银器等。当然，这种朝贡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伴随着重要的政治、文化的交往。唐朝内地辉煌的封建文化推动了边疆渤海文化的发展，建立的渤海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容，以致唐朝诗人温庭筠有感而发，为此赞道：“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市 易
渤海时期，开辟了通往日本的海路，和日本开展的国际贸易达三十四次之多。渤海在同日本进行宫廷贸易的同时，也有民间贸易。如大兴九年（746），“国人及铁利部人一千一百余，贾于日本”，“听诸市人与客徒相市易”。（《日本三代实录》）这种官方和民间的贸易，经济上不但互通有无，而且加强了双方政治、文化联系，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一章。
金代交钞
金代女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自制纸币（交钞）的东北少数民族。
金代货币经济非常活跃。金朝除继续吸收宋朝铜钱外，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钱荒问题，印发“交钞”（纸币），铸造铜钱。贞元二年（1154），海陵王迁都中京后，下诏“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当时，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使钱。（《金史?食货志》）金代有了自己的货币制度。
凭敕入贡
凭敕入贡，是明代女真人和中原贸易的重要方式。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积极招抚女真，对女真人的朝贡，在人数、回数、时间上，不加限制，实行鼓励和开放政策。正统至天顺年间，明廷对女真人的朝贡，一再加以限制，而女真各部则以种种手段进行抵制，要求增设新卫、升袭官职，争取更多的敕书朝贡。海西女真袭职奏文、请赏奏文，就是佐证。成化五年，单海西女真进贡人数已达1832人。明中叶以后，明廷严格凭敕入贡，把发放敕书的数量与入贡人数的定额一致起来。因此，女真强部巨酋加剧了对敕书的争夺。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其统一女真各部事业，首先统一建州诸部，集中了建州的敕书。到万历十六年（1588），他就“遣人朝贡，执五百道敕书领年例赏物”。（《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了当时女真人的朝贡是其贸易重要方式，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女真人最后一次朝贡是在明万历十六年（1618）二月，朝贡者为北关叶赫部的女真人。
榷 场
辽代在江宁州设立榷场，是与生女真贸易的主要场所。这种榷场互市，成为民间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形式。但是，在当时的江宁州榷场，辽常以低廉的价格和狡诈的手段，骗取生女真各部的贸易品，成为阿骨打起兵反辽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真建金后，榷场发展到一个空前规模，在西北招讨司的燕子城、北羊城之间置榷场，主要交易马匹牲畜。皇统元年（1141），与西夏间设榷场。宋金议和后，榷场遍布宋金交界处，金于寿、蔡、泗、唐、邓、秦、巩、洮、凤翔九处设榷场。金海陵王时期，因战事，宋金榷场萧条，至金世宗时，南北榷场又重新恢复和活跃起来。榷场的设置，对沟通南北经济和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马 市
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
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
诗人李贡这首诗，是明朝“马市“生动场景的真实写照。一群群女真人携老带幼，阖家前往，他们不但带来了许多名贵皮张、人参、鹿茸等山珍，甚至还带来了鹿、貂、鹰等活物，在临时宿营的帐篷、窝棚旁圈养，留下了狗圈、鹿圈、貉子圈等地名。
明朝永乐年间，满族的直系先祖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已南迁到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南麓。明廷采取“抚绥政策”，在边墙一些关卡重镇，陆续开设了专门为女真人交换物资的官市——“马市”。明永乐三年（1405）开设广宁（北镇）、开原两处。明天顺八年（1464），又在抚顺增设一处。辽东马市最初只是为购买军用马匹而设，并由官方包办。“凡马列市，官为之，余师诸人为市”（《明英宗实录》），即待官方买卖完毕，方准民间交易。明朝官员用绢、布、米、盐等交换女真马匹，也是一种实物交换。马市虽然以马的买卖为主，但也有其他土产货物交易，尤其到明朝后期，已由官办的买马市场，变成汉、女真等族互通有无的民间市场。万历年间，又开设清河、瑗阳、宽甸几处马市和义州木市。从《全辽志?广宁镇境图》，可见当时马市的位置在明广宁镇，即今辽宁北宁马市堡乡。当年人声鼎沸的马市交易场景，如今已成为一段凝固的历史。
在马市贸易中，明朝官员对入市的货物征税，当时叫“抽分”。《逞家奴等进入镇北关马市抽分清册残档》记录了“换货物抽银壹拾叁两叁钱叁分”。逞家奴（清佳努）为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之一。这件档案记载，此次逞家奴率1100名人众入市，势焰强炽。最初有的收实物，有的收银两，后来改为全收银两。此档案亦有明确记载：“马拾壹匹抽银柒两柒钱”，“貂皮伍拾张抽银壹两贰钱伍分”，“狐皮叁张抽银叁分”。
马市有一定的管理制度，无论开市日期、互市交易、奖惩赏抚，均有严格规定。成化十四年（1478）规定开市日期为每月初一至初五、十六日至二十日各一次。马市由互市双方首领管理，凡入马市的马匹货物，交官方验收，对于走私、诈骗、泄露边情者，抓获惩处。明廷对互市的女真首领给予赏赐。马市中，女真人出售的物品有貂、鹿、狍、狐等兽皮，人参、木耳、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粮食、麻布、木锨等，购进的有铁铧、铁锅、绢缎、袄子、牛、猪、羊等等。马市促进了汉族女真等各族的经济发展，所以，马市越来越繁荣，到万历初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次，有时三四天连续互市。
在马市中，女真人传统的交易习俗仍具异彩。女真人一般以东珠、貂皮、鹰隼作为等价物，比如一套铁铧可值五颗东珠，或三张貂皮，或二翅鹰隼，以此为价。实际上，当时女真人还没有真正的等价交换的观念，他们的交易原则是以需要为上。如一个女真人需一口铁锅，商人开价说，需拿一铁锅装满的貂皮方可交换，这个女真人不会还价，就将自己所带的貂皮装在锅里，如果满意，双方成交，如不满，尚欠五张，女真人如说下一次什么时间还你，商人一定会同意，因为女真人的爽快和重信义已经名闻遐迩。
马市还是文化集萃之地。汉族商人不仅带来汉地的物产，也带来汉族文化，中原的戏剧、音乐、舞蹈、说唱，使女真人流连忘返。女真人的马术、箭法、歌舞和淳厚的民风也使汉族人耳目一新。甚至，在马市中有临时的学堂，女真人在那里专攻汉语。清太祖努尔哈赤吸收汉文化，也得利于马市。

卖掸子
清代，榷场、马市都成了历史，定期互市的传统却沿袭下来，出现了简单方便的集市。而集市的另一种高级形式，就是庙会。庙会，成为各民族城乡贸易的盛会。今天，满族的“庙会”仍在焕发青春。
集 市
早年，满族的集市多在卡伦（哨卡）、营城，沿江则在码头等人们容易集中的地方。陆地，以牛、马车运货，水路则出现了专门的买卖船。时间一般为初五、十五、二十五，以物换物，抽税赏抚等风习一直延续到近代。
集市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货币早已成为主要流通手段。今天，在东北的集市中仍然回荡着满族人爽朗的笑声。
庙 会
庙会，是集市的发展，集市的另一种高级形式，是各民族城乡贸易的真正盛会。赶庙会是老北京旧年俗的重要活动，除了人们熟悉的厂甸之外，王显财神庙（初二至十六）、东岳庙（初一至十五）、白云观（初一至十九）都是有名的庙会。是时城里市民、城外农民都欢聚庙会。
《龙江述略》记载了清代齐齐哈尔西林城外观音庙庙会的盛况：“四月八日起，二十日止，赛会演剧，居人市贾，各就草把桌帐布席，集知交于此，饮食嬉游，谓之耍青。外城亦间有驱车来者，百货骈集，时于此中交易。是为一年盛会。”这段记载，详述了“踏青”之俗和各种媚神娱人的文体活动，却未提及祭神之事，可见庙会在清代已主要是贸易###。民国期间，满族聚居的岫岩县大孤山，每年农历四月十八赶娘娘庙会，游人趋之如鹜，“人接乡音半山左，市居奇货满江南”（《岫岩县志》）。
今天，满族聚居的凤城药王、吉林北山的庙会，在东北享有盛名，一次庙会达几十万人，满汉各族人民都珍惜这样的大型城乡交易机会，“庙会”仍在焕发青春。在“庙会”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昔日女真人“榷场”、“马市”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