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

文｜徐焰

2010年08月10日10:33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核恐怖阴影从此开始笼罩在人类头上。由于美国长期以核武器威胁和讹诈他国，迫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建设战略核反击力量。中国从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的落后基点上起步，仅十几年就掌握了远程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奠定了自身的大国地位。回顾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发展“两弹”（核弹、导弹）事业，完全是出于核威胁下的迫不得已，研制核武器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禁止乃至彻底销毁核武器。

　　核弹是“纸老虎”，也是“决定命运的”

　　194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爱因斯坦的建议，开始了代号“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究项目。这一计划在五年间严格保密，甚至连美国副总统也不知道，世人几乎都是在广岛核轰炸后才知道了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945年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广岛被炸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据当年报社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看报后马上打电话找《解放日报》社的社长博古，批评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如此进行渲染是“长他人志气”。这位领袖从敏锐的洞察力出发，在原子弹问世时就马上看到它会成为威胁中国人民的工具。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谈笑风生纵论天下时谈到原子弹——开始翻译说成“scarecrow（稻草人）”，他认为译成“Paper Tiger（纸老虎）”才准确。“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世界性的名言，从此传遍天下，成为中国人民敢于同美蒋反动派斗争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对各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核武器的确起不到压制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又马上感受到核打击的威胁。1949年8月，苏联实现了首次核爆炸，此后八年间却因没有成功研制远程导弹而无法对美洲实施有效核攻击，在核力量对比上美国仍居绝对优势。1950年新中国同苏联结盟，虽然得到了军事援助，然而出兵抗美援朝的经历也证明，斯大林因害怕祸及自身，连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都不同意，防范核打击怎能完全指望苏联呢？美国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敢于一再对华实施核威胁。从美国已解密的历史档案看，其首脑人物绝非仅是虚言恫吓，白宫决策会议上曾多次研究过使用核武器的方案，军方也做好了实战准备。

　　1950年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声言，核武器的使用“已经在考虑之中”。翌年4月，美军装载原子弹的轰炸机进驻关岛，做好了核轰炸准备，只是最后的命令未下达。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在随即召开的决策会议上，提出准备使用原子弹以结束朝鲜战争，只是因考虑到诸多因素而未最后下令。1954年春天中国支持越盟军队进行奠边府战役和1955年1月解放军攻占浙东一江山岛时，美国政府也都研究过是否对中国采取核打击，国会还正式对总统授予了使用核武器的全权。

　　面对美国持续的核威胁，毛泽东既表示了无畏的气慨，同时也迫切希望自己有相应的反击力量。1954年中国发现了铀矿，研制核弹就此有了一些物质基础。翌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人上了一堂核知识课，随后向地质部党组书记刘杰讲到要搞核武器的打算。据刘杰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啊，刘杰，要好好干啊。’这句话，我就不大理解，心想毛主席这句话说得太重了，毛主席在1946年的时候就讲原子弹是纸老虎，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却说这样的话。”

　　认为搞出核武器“这是决定命运的”，把“纸老虎”同时看成是“铁老虎”，这正体现了辩证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构想随即成为中国发展核反击力量的指针。

    两弹研发：从争取苏援到自力更生

　　回顾中国“两弹”事业的起步，通常认为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策是起点，其实这一计划在1954年秋毛泽东会见赫鲁晓夫时便已初步确定。1989年至1992年间，我曾多次到北京木樨地的师哲家中，听这位长年给毛泽东当俄语翻译的老人讲述过毛与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谈话。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首次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他还说中国如果真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苏联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训一批干部。

　　此刻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让赫鲁晓夫吃惊。1955年1月，毛泽东还是下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核计划的内容随后经讨论逐步明确，并征询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刚回国的钱学森等人的意见，至同年秋有关机构又相继成立。这种先听取专家意见，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再下决心的态度，是我国核事业后来能兴旺发展的前提。后人不禁感慨，若是1957年以后的各项决策都能如此，那该有多好！

　　在50年代中期，中国已有一批从国外归来的世界级的科学家，具有领导组织核研究的条件，所缺的是相应设备和材料加工技术。按钱学森的说法，只要苏联能帮助解决材料问题，计划实现就能大大提前。1957年上半年，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突然出现了松动，很大程度上出于赫鲁晓夫因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其党内又有莫洛托夫等元老想推翻他，为此需要毛泽东支持。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时机，于同年7月向苏联提出核武器等新技术援助的要求，马上得到苏方同意。同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对华援建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和核燃料棒工厂并帮助建设铀矿，并供应原子弹样品。11月上旬，毛泽东前去莫斯科出席6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对赫鲁晓夫表示了支持。

　　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证明，赫鲁晓夫下令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时，曾排除了军方的强烈反对。他的地位巩固后，见中国发展核力量违背其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图，便于1959年6月在原子弹样品已装箱准备运华前下令停运，翌年8月又撤退了全部专家。此后中国核事业完全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不过前一段争取苏援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后期，笔者曾向解放后周恩来的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问过此事，他们以公道的态度评说道：“苏联撤退专家虽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但我们完成它毕竟比新建省力多了！”

　　1960年夏天，苏联以撤退专家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不仅未屈服，还开展了“反修”斗争。赫鲁晓夫为缓和关系，于翌年又恢复供应部分装备，表示愿借给粮食，并主动提议中国可推迟还债（后毛泽东为“争气”未接受粮食并决定提前还清欠债）。由于此时国民经济极度困难，中央对“两弹”出现了“上马”、“下马”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亲自征询聂荣臻的意见，最终批准了8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1962年，“两年规划”上马的决心下达，我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掌握了原子弹的奥秘。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4月间又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6月6日又在青海进行了最后一次未装填核装料的全弹爆轰试验。同年9月中旬，鉴于美国威胁要打击中国的核基地，周恩来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随即最后一锤定音说，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要尽早试验。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日子。在罗布泊试验场上随着强光一闪，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消息传出，整个国家沸腾，整个世界也为之震惊！那些一向傲慢的西方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古老却又焕发了新活力的民族。

　　1969年，苏联是否计划对华核打击？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原子弹成功，1966年10月又进行了“两弹”结合（原子弹头装入近程导弹）的成功试验，1967年6月以轰炸机空投氢弹成功。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反击力量还很弱小，因而国家领导人仍很担心超级大国会对华发动核大战，或实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后，有关苏联可能对华发动核攻击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国内由此进行了解放后规模最大的战备行动。

　　苏联自试验成功核弹和洲际导弹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据后来解密的档案看，有许多时候是虚张声势。珍宝岛事件后不久，苏军《红星报》便以不指名却有明显影射的方式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1969年6月以后，美国媒体和官员讲话中一再传出苏联可能对华实施核打击，甚至说苏方官员对美做过试探。此时正值尼克松刚担任总统，决心从越南乃至亚太地区采取军事收缩，并考虑实行联华抗苏的战略，在此背景下放出这类消息，自然含有恫吓中国以促其对美国接近的目的。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路过”北京时向周恩来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动核攻击的意图，两国总理还达成了防止边界冲突的共识。不过毛泽东出于对苏联的高度不信任，随后做出了战争可能发生的判断，全国进行了大疏散。1989年，曾长期为毛泽东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曾把当时对战争的“过火反应”称为“左”的错误的五大表现之一。出现这种“过火反应”，做出苏联可能对华实施核打击的判断无疑是原因之一。不过对当时美国散布“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毛泽东十分反感。1973年基辛格来华时，周恩来在会谈时就驳斥了这种说法。可叹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演义”式的所谓“纪实”中又拣起这类传闻并做添油加醋的描写，说什么“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甚至编造出苏联领导人的表情变化和“喊叫”内容。

　　苏联领导人在历史上常以武力威胁、恫吓邻国，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传统，由此自然会引发中国领导人的警惕。不过对于1969年苏联是否制定过计划准备对华核打击一事，至今仍无确凿的档案资料证实。前些年国内外一些史学研究者对此持肯定态度，重要依据是叛逃到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题为“同莫斯科决裂”一书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对这段叙述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当年的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现任俄中友协主席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中央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那段“回忆”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参加过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苏谈判，在90年代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近年来也撰文指出：“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百年潮》2008年第7期第32页）

　　中苏之间出现这种战略“误判”，有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方面的复杂原因，过分战备给两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不过中苏关系破裂也带来了积极的副产品，即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同苏联模式划清界限。对苏紧张战备期间，中国将战略核反击力量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却因“文革”的干扰，直至动乱结束才再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推进国际上的核裁军并反对核扩散。在世界上公认的五个核大国中，中国总共只进行过45次核试验，远少于美、苏/俄、法三国，现在又是惟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俄罗斯已于1993年宣布撤销苏联时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自1996年以来又停止了核试验。不过，由于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核威胁，我国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核反击力量，才能为保卫国家安全筑起有效的盾牌。（作者为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来源：《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