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亚信科技加班多吗:我的舅父陈布雷

我的舅父陈布雷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发表日期:1996 作者:翁泽永 


　　曾经担任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的冯乃超，1979年10月建议我给陈布雷写一篇传记性的文章。他信上说：“你对陈布雷比较熟悉，找资料可能有较多的线索。为这一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写个传如何?给蒋介石拿笔杆子，想来不会愉快；我不知什么原因，似乎觉得他当时是感到痛苦的，……对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应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单看进步的一方面的人们是不够的。”4个月后，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到此事：“《民国史》编写的任务，我想各校都有分担责任。《陈布雷传》你独立写一篇何尝不可。要有决心上图书馆(报库)里泡一段时间。这样也可能是一种锻炼。”

　　可是，我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布雷先生虽是我的舅父，我的父亲翁达(祖望)在陈的身边担任秘书工作多年。但我对陈了解不多，不深透；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这几年中，我写过几篇有关陈布雷的短文，发表后引起相当普遍的注意，但全面性的传记却——直未敢动笔。现在，我就权以本文替代那至今未能完成的陈布雷传记的撰写任务罢。

写了一生文章，却无著作传世

　　陈布雷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生写了很多文章。22岁(1911年，宣统辛亥)，他方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即就任上海《天铎报》撰述。当时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写短评2则，每10天写社论3篇。以后，他在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时，写的文章更多。在《天铎报》时，一部分评论用“布雷”署名；后来在《商报》写的社论，则大都改用“畏垒”署名。可是到了后半生，他主要是为蒋介石代笔写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文章就极少了。偶有，多半也是为至亲契友写的寿序、悼文之类。他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文集。《回忆录》是他去世后两个多月，由上海《申报》馆影印出版的。这本《回忆录》是从他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写起，到1939年50岁(虚岁)为止，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他家庭生活、求学经过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经历。原稿是用老式红格十行本墨笔写的(他习惯用这种簿子)。分两册：第一册是1936年夏他在庐山写的，写到1921年；第二册是1940年在重庆老鹰岩寓所养病时续写的(正是他50生辰后一年)。出版时合成一册，20开本，共95页，约7万字，还附了10帧照片。人们可以从这一本《回忆录》约略了解他的一生。可惜写得早，抗战胜利后就没有接续撰写，以致不能包括他一生最后9年的记录。

　　《回忆录》前，陈夫人王允默写的“前记”中，虽述及“至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在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即当陆续付梓。”但后来很快全国就解放了，据我所知，陈夫人对陈一生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大抵剪贴成册(据说有两大本)。同时陈自己从1935年3月起，天天都写日记。未尝中辍，到他去世为止，也有13年半，十行簿至少得几十本。这些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抄家风中全被抄走，一度以为已经散失。现已查明存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史料说，应该是件幸事。因为这是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陈布雷本人十分有用，即从研究中国现代史角度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孝父忠“君”

　　不少人说陈布雷的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这是事实。陈布雷出身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依仁府君有两个兄长。长兄生了1子(陈训正，字屺怀)2女；仲兄无子。依仁府君却有7子7女，陈布雷居长(后来过继给二房了)。陈对父母极尽孝道，事事向父请示。父有命，从不敢违。14岁时，父命应童子试，尽管心里极不愿意，还是去应试了。17岁时，他在慈溪县中学堂求学，奉父命转学于宁波府中学堂。次年，因故在宁中辍学，得友人介绍而投考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也是请示父命而成行的。1910年夏，是他结婚后一年，在浙高正科还未毕业，却值浙省议送官费生10名赴欧美。他得到了浙高老师、岳父杨逊斋(号敏曾，历史学家，后任北大国史教授)的赞同和鼓励，在已考国文、英文、数学3门主课后，由于父亲以家庭原因去信劝阻，他也就遵命放弃了这一机会。1911年6月，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天铎报》担任半年撰述，很快以长于撰论出名。

　　当时，戴季陶创办《民权报》，叶楚伧创办《太平洋报》，陈陶遗接盘《申报》，都对陈有相约之意。陈自己不敢作主，请命于父。思想保守的父亲，认为上海“洋场”，非青年所宜久居。正值从兄参与发起创设宁波效实中学(1912年，即民国元年3月)，所聘教师多是上年浙高毕业的同学如文科的董世桢(贞柯)、理科的冯度 (威博)、王子让等。陈又从父兄之意，受效实中学英文、史地教员之聘，而放弃继续办报之机会。1914年7月，依仁公忽病故，遗子女多人，陈哀痛逾恒，且根据其父遗愿，毅然摆脱一切，家居达5年之久，专门经纪家务，并继父志处理家族事务以及乡里公益事业等。这同他个性格格不入，但还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了。而且在父丧后2年中，还谢绝在甬兼课之约，显然还有“重孝”不出的用心。1916年，效实同事虑陈乡居苦闷致病，力请兼课，始每周去甬任课若干小时。直至1918年发妻杨氏以产后子痫症去世，始于次年辞去族中事务而去上海。

　　后来，他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其忠心耿耿的程度，亦为近世文人中所罕见。正如他的遗书中所说；“我心纯洁率直，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最后以“感激轻生”自了。他对蒋可说达到愚忠的程度。

　　还有一件小事，时间在1933年夏。陈布雷回到浙江慈溪官桥家乡，为其祖母祝百龄“冥诞”。有一天，慈溪县县长来拜会，陈闻悉立即换衣，穿上长袍马褂出迎。其实他那时已两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述担任过一年教育部次长，而来者不过是一个县长。但他丝毫没有一点自大或轻视之气，相反，却是恭陪交谈。县长告辞时，陈直送至大门，弄得县长“诚惶诚恐”。过后，家人问他何必这样谦恭?他说：“县长是地方‘父母官’，我回了家同是‘治下民’，自应加以礼敬。”可见，到这时代他还是恪守封建礼教而不稍苟且。

反清反帝及其局限

　　陈布雷自早年起实在又是一个思想活跃、具有革新精神的人。他热爱新闻事业，且把前半生的二度记者生涯视作一生的“黄金时代”。其后进了官场，仍对报人生活梦魂系之。这说 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少年时代，他曾参加过“覆满同志会”秘密团体，课余喜读《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刊物。17岁那年，入宁波府中学堂方两月，因发表演说中批评校内旧生生活腐化，竟激起学校风潮，后来他不得已自动退学，但进步的教师和学生都同情他、支持他。18岁，他进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4月，杭州各校举行联合运动会，他任会场新闻编辑，这是他对新闻工作的第一次尝试。当时，国文老师沈士远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陈与同学们在课堂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而毫无顾忌。这年秋，他充任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反对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组织宣传，并集队请愿。1910年，清廷尚未倒台，他就与同学相约，剪去了辫子。1911年10月，武汉义师发动，他一连写了十篇《谈鄂》，在《天铎报》上发表，鼓吹革命；并参加在上海张园举行的民众大会，发表演说。次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他立即报名加入。参加成立大会之日，还与徐家光、林斗南(名瑞甫，曾任商校校长)为选举事，展开激烈辩论。陈自己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骘人。”后来受到他的老师冯君木的批评，说：“少年时炫露才华，祗自形其浅薄。”他对冯师素极敬佩，从此他就遵师教而“不再在大庭广众中轻率发言”了。

　　陈布雷那时期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鲜明的。1923年，曹锟进行贿选，他不避艰危，力持正论，在为《商报》写的社论中抨击受贿者为“猪仔”议员。1924年7月，他在《商报》本埠新闻栏写评论，抨击公共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遭工部局控告，被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多次，几被投入狱，经延律师辩护，总算罚款了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工部局警察头目爱佛生在学生爱国游行时突令开枪，打死南京路上游行的工人、学生多人。6月1日，全市掀起罢工、罢课、罢市风潮。那时，陈作为《商报》记者，不仅每天撰写反对英帝日帝暴行、鼓舞群众的评论，而且还深入群众团体，进行采访，奔走呼号。这里留有陈当时写给其四弟训慈(时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的家书中有关的一页，抄录如下：

　　以上把目前要讲的家务琐事大略讲完。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土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并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唁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这是家书(信末未写年月，时间当在那年6月10日左右)，与当时《商报》社论相印证，更可见其爱国、反侵略的真实性。信中提到的“琯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琯卿，似可见他的思想尚未能摆脱“国家主义”的窠臼。但据甬上教育界中人说，陈当年连续发表在《商报》的社论中，对五卅与以后各处惨案，均竭力主张“惩凶”与撤销领事裁判权等等，支持粤港工人长期反英罢工，直至万县惨案的反英，欢呼九江、汉口的收回租界，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不过五卅后阶段，陈的持论又主张“缩小对象”，逐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不尽一致了。他对当时以虞洽卿等为代表的“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虽也有反感(见《回忆录》)，但未能看穿当时上海和各地大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早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买办威胁和利诱下，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终于单独宣布停止罢市，与工商学联合会唱反调，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段时间，陈的反帝反军阀以及同情工农的立场相当鲜明，因此，他的文章深受上海中产阶级及广大市民的喜爱，《商报》社论脍炙人口，甚至当时共产党刊物《响导》也常转载他的文章，有意罗致他，但终因他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未能再前进一步，而竟无形中退缩持平。

抗日的决心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陈布雷在五卅前后已早有认识。五卅事件原由日本资本家在上海办的纱厂枪杀华工而起，以后又勾结英捕屠杀游行学生酿成惨案。当工潮中，《商报》发表了反日侵略与抵制日货自救的社论。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进攻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蔡公时)，死我民众，宇内激昂。陈在报上撰《暴日应惩》社论，后来在《时事新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好些反日文章。其后日帝侵华日亟，自九·一八不战而失东北三省，至一·二八淞沪战役等，陈自也忧愤日深。可是，他那时已进入国民党官场，就不能随心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后在南京供职，更进而只能执笔为蒋介石说话了。他常对亲友提及，抗战开始时，他奉命写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稿和19-38年底奉命写的《驳斥近卫声明的宣言》的长文，是他多年来最称心之作。前者是宣布抗战开始，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而后者则是反击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诱降，表示中华民族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和他自己的思想和希望完全合拍，所以写来得心应手，写成后心情舒畅，事后还津津乐道。

　　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关键时刻，陈布雷一家曾出现4人竞相投军的感人场面。第一个报名是他侄儿陈迨(现在台湾)，1943年末在重庆南开中学与同学数人率先报名投效中国远征军。陈知悉后，即挥笔题了一段最勉的话，如下：

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

稍后，三子陈适，五子陈迈，也先后报名从军。当时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在大牛学生中招募青年投军。陈适在同济大学学测量，报名参加炮兵；陈迈在交通大学学土木工程，报名参加工兵。陈适怕父亲阻拦，事先未告诉父母。陈迈也踌躇再三，未敢启齿。没想到陈布雷知道儿子报名投军，非常欣慰，马上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朂勉。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原诗如下：

　　名儿日阿迈，字儿日季前；

　　儿今从军去，能为弟兄先。

　　当时命名意，相合何适然!

　　儿性纯驯笃，赋秉得之天；

　　一旦奋壮志，猛着祖生鞭!

　　问儿何所愿?破虏靖烽烟。

　　问儿何所忆?乡土陷腥羶。

　　问儿何所乐?驱敌东海边。

　　国家有急难，吾宁计安便?
　　
　　貔貅十万众，联臂自翩翩。

　　誓为先驱卒，不愧先泽贤。

　　再拜别父母，会看儿凯旋。

　　汝父嘉尔志，汝母有欢颜；

　　人生大幸事，忠孝得两全。

　　贻儿以短襦，戒装裹鲜妍。

　　愿儿身壮健，祝儿金石坚；

　　最儿无他语，报国及盛年。
　　
　　我心殊欢悦，我有笔如椽，

　　盾鼻染余墨，为写送行篇。

　　这首诗通俗晓畅，毫无矫揉造作，民族精神贯穿全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诗中连用三个“问儿”，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在民间一向流传的《木兰辞》。

　　陈的幼子陈远(现在北京，改名陈砾)，那时还在南开中学初中求学。这个自幼关心国家大事的少年，尚未到入伍年龄，竟然瞒着父母也去报了名。在体格检查时，唯恐体重不足，暗地里塞了好几块石头在口袋里。自然后来仍未能获得通过，使他很感失望。父母获悉后，劝他过两年再报名。当年国民党上层官员的子弟是没有人会高兴去当兵的，即使是小职员、小商人的子弟也很少肯投军，逃避当兵的事倒是到处可闻。从这里，可知陈布雷对子女是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

淡泊廉洁

　　陈布雷先生一生淡泊、廉洁，他做了半辈子宫，从不搞特权，真正是两袖清风。他生活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是人所共见。寓中陈设简单，会客室中仅3件旧沙发；自己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的人，颇不以为然。潘公展与陈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友，但陈一旦知其加入CC，即渐与疏远。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更是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以弄得这么糟，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在作祟。但对蒋介石，他却认为“是一心为党为国的”，殊不知军统特务正是蒋介石用以自固权位的工具，而孔、宋二家及其僚属，如无蒋之宠信与裙带关系，哪能“笑骂由人”，久居高位?陈布雷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这些人周旋外，曾不止一次地说： “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祥熙)、宋 (子文)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

　　1943年11月，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就是孔祥熙。蒋既出国，陈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关要事须与副院长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据孔在事后对他人说，内有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当即把信封掷还给孔，拒绝了孔的收买拉拢。过了些日子，陈的侄孙陈辟尘(陈屺怀长孙，抗战时在中央银行工作)，在休息日来探望叔祖，陈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辟尘听，还用半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 据说孔祥熙当时做不到国民党总裁，就在中央银行编制中也设了一个总裁名义以自命。所以“你们的总裁”这二称呼是体现陈布雷对孔的嘲笑。这件事，陈辟尘迄今记忆犹新。

　　陈布雷对国民党中的元老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等都较熟悉而且尊重。戴是他早期在《天铎报》的同事；叶是在上海柳亚子主持南社时同属社员，是诗文之交；而于老在上海办报时，陈还是青年报人，对之企慕特重。陈同张治中、邵力子则更为接近而契好。邵力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卸任驻苏大使后回到重庆，就住在陈的家里。那时陈自己住在美专街一号，南首还有一幢四号的房子，因为办公地局促，无余室作亲友偶来居住之用而加租的。1943年，邵力子自苏回国，一时无住处，陈留他在四号屋子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邵每天一起进餐。亲密犹如家人。陈称呼邵为“力子先生”。张治中对陈担负的政治任务与处境比较了解。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张治中到南京湖南路寓邸访陈，我正好在那里。张治中间我：“布雷先生这几天身体怎样?”我说：“精神不大好，这时候休息着。”张就说：“不要去惊扰他，让他休息。我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惦着他，特来问候起居而已。”我陪张在会客室坐了些时。张说：“当代像布雷先生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真如凤毛麟角。我内心敬佩他。”陈称张也称文白先生，张来访时，常被迎到私室长谈。

　　对于CC系的二陈(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公私间都对人表明(包括对蒋的表明，并得到蒋的默许)，不参与CC和什么中统组织。尤其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治中心迁来重庆以后，更较疏远。据他当时身边的秘书告诉我：陈果夫常派他在侍从室第三处的主任秘书罗时实，来陈的办公室走动，但很难得到陈的接见。陈还对他的秘书说：不要多接待，不要任意谈处里的事，防止内部消息外泄。陈还不接受以CC为核心的合作金库名誉职之聘，并告诫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致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刮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

与郭沫若的交往

　　陈布雷与郭沫若抗战前在上海就有旧识。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是很起一点作用的。当时郁达夫利用他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社会地位，也已在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对郭的通缉。陈布雷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著作捧到蒋介石面前，称“郭沫若为国争光”，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把郭的著作翻了一下，同意陈的看法，准备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但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对蒋说：“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陈又认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共产党员，对政府有疑虑”，力主与共产党配合行动。乃通知周恩来，由李克农通知阿英(钱杏邮)，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直到陪伴郭沫若归国。

　　1938年冬，我在桂林参加了郭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以后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多年。三厅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单位。由于我的社会关系，那时我也做了一些有益统战的工作。因为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在当时虽然名为国共合作，纳入军委会的编制中，实际上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歧视、排挤的单位。郭老诗人气质浓厚，遇到不顺心的事，不免要激动。我通过陈布雷的关系，也在三厅和顽固派之间遇到障碍时，适当做些疏通工作。郭老和杜国庠不止一次由我陪去和陈布雷洽谈。陈多次表示对郭和杜的思慕之忱，欢迎他俩常去他家谈谈。上文说到“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这段话也正是那时说的。而郭和杜也认为“陈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1941年11月16日郭沫若50诞辰，这一年又正好是他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在周恩来的创议和指导下，重庆文化界以文化工作委员会为中心，发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周恩来说：“这实质上是为了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的一次重大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根据周恩来指示，也邀约了国民党的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等作发起人。我是以阳翰笙为首的筹备工作组的一员，根据工作组的决定，我特地去访陈，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应允，并即在“缘起”横轴上签了名。接着，他还写了一封给郭老的贺信，如下：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谨上

　　过了几天，陈布雷又写了四首七绝以祝，原诗如下：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

　　低徊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

　　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

　　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长空雁阵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

　　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陈自己不长于书法，就请他的左右手陈芷町(名方，江西人，当时任侍从室第二处组长)把贺诗代书在一立轴上。陈芷町代书时，把最后一绝第二句原稿“文士心情金石通”改为“相惜文心脉脉通”。这一改在诗意上是更好一些，但同陈布雷一向自谦的风格则有点不一致。事实上，陈当时曾踌躇于用这一改句，是否有抬高自己之嫌?陈芷町说：“你们两人都有‘如椽大笔’，且你的贺信中，不是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吗?”贺诗是交我送达郭沫若的。当时四面八方送给郭的贺联、诗词，真是不计其数。郭在纪念活动结束后，对陈的贺诗特别注意，询问我：“是否布雷先生手笔?”笔者据实以告：“诗是他自己作的。写在贺幛上却是陈芷町代笔。”郭马上挥笔写了一首答诗，并也附一谢信。

　　陈布雷自做了蒋介石事实上的幕僚长之后，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他对祝寿这一类活动不喜欢附和。这次为郭庆祝生日，他表现得那么热情周到，当是出于“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息息相通”吧。

　　1945年6月，苏联科学院给郭沫若和丁西林发来了苏联科学院建院纪念大会的邀请书，由于国民党特务戴笠横加阻挠，以致未能应约如期前去。那时，郭是很想赴苏一行的。这时冯乃超(文化工作委员会地下党的书记)希望我为这事尽一些力。我于是为此专访陈布雷，转达了郭沫若这一意愿。陈听了我的陈述后，不表示相反意见。之后，经陈向蒋介石婉转陈词，郭的苏联之行终于得到实现。

周恩来的期望

　　抗日战争起后，陈布雷同周恩来接触的次数也多起来。周恩来公正和大方的风度，使陈布雷深为感佩。一次，我同陈布雷谈到“磨擦”问题，他说，“都是共产党不好，游而不击，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命令。”我说：“不是这样吧。周副部长(当年周任政治部副部长)说：‘磨擦’是国民党军队故意挑起的。”陈于是又用他多次说过的话：“你们年轻人，阅历不足，容易受一方宣传的欺骗。我是看得多了。”我说：“有的宣传，当然我们要分析研究。但周副部长说的都是历历有据、令人信服的事实。你能说他列举的例子不是事实吗?”于是陈就默然无言了。对邓颖超他也表示佩服。日本投降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陈在一次有邓颖超参加的会议结束后回家午餐，我刚去美专街他家，他说：邓颖超给他印象极深。并且慨叹：“我们国民党就缺乏这样精干的人才。”

　　1941年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郭沫若家作客，我也恰在座。周恩来对我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上一向是不放过一切机会为革命争取同盟者和同路人的；上面这几句话，言简意赅，重犹千钧。我次日就将这话特地去传给陈布雷。陈听后沉思良久，半响才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周这样的人太少了！”这后半句话，出自陈之口，正好说明他的偏见和局限。

　　1946年3月布雷先生才回到南京。有一次，陈托我代他在上海买一支老式派克自来水钢笔。我买妥后，决定赠送给他，并附去一短笺，再次复述了周恩来在重庆时嘱传言的那几句话。陈旋即复我一短信，开头说：“笔是我托你买的，怎么好让你赠送呢?不过来信中有的话，确令我感慨万千！”接着他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信的末尾用两句话作结束：“笔啊!笔啊!我要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布雷先生次女陈琏，中学生时代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以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陈的一家中第一个“叛逆”。陈曾多次试图用严父的地位和慈父的感情劝阻女儿走向革命，当然都没有成功。194口年，陈琏在重庆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兄姊幼弟多在重庆，她有心选择昆明，使家人耳目难及。皖南事变后不久，陈琏突然“失踪”，陈布雷与家人闻讯深为不安》我把这件事同郭沫若谈了，郭又反映给周恩来。有—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郭沫若家，把我叫了过去，严肃而又亲切地问明了情况之后，对我说：“你可告诉布雷先生，不要急，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隔了十几天，周恩来又对我说，已分别发电报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查询，陈琏两处都没有去过。原来，当时国民党特务在西南联大秘密活动，陈琏所参加的校内一个进步组织受到注意，有被捕之虑，为避开特务追踪，当地党组织把她转移到云南石屏县乡下。

　　1942年初，根据红岩村的指示，陈琏回到了重庆(记得在当时，还先商定由陈诱在报上登一小广告，语简情切，劝陈琏见报来渝。不久，陈琏果然自滇函告来渝，举家欣慰，还以为是小广告生了效)。当时陈琏到达重庆未回家前，她的同志、朋友不少已到达延安，她也渴望即转往延安学习。但周恩来听到后，却恳切地劝导她，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同。现在国民党反共，但究竟还说是国共合作抗战。你如去丁延安，布雷先生向我们要人，你说我们是给好，还是不给好？”当时邓颖超(据后来所知，正是陈琏的入党介绍人)在旁也晓以大义，希望她留在重庆求学，一面仍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战时的统战工作是做得多细多深。

无法解脱的矛盾和苦闷

　　布雷先生后半生一直陷入深重的矛盾和苦闷之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极其烦躁、痛苦的心情中度过的。同陈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属僚以及一些真正相知的老友都知道他自从政以后，很少有称心愉快的日子。他经常表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是担任记者工作的那些年份。他对当年上海望平街的报人生活，一直向往，渴望重回新闻界。蒋介石对任何人为他起草的文稿，。都要用红蓝铅笔反复钩划，有时明明根据他的意见改了，一会儿他又划掉或又把它改回来。陈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尸这还仅就文字本身而言，有时陈对蒋叫他写的文稿，也提出一些建议和自己的看法，但绝少为蒋所接受。一次最突出的事例，是蒋介石叫他写的那本《西安半月汜》。1936年蒋在西安那次，侍从室有毛庆祥、汪日章、王学素几个秘书随行，蒋同意陈留南京稍缓再去。恰好这次发生了张学良将军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赖中国共产党的苦心斡旋，使事变得到子和平解决。蒋回京后，指使陈布雷把接受张、杨要求的过程篡改为“对张、杨圳话”，并面授了全书的要目，叫陈到杭州去“闭门造车”。

　　陈根据指示不住在自己家里，而在里西湖的新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陈虽未去西安，但事变经过全然清楚，现在要把蒋被迫承诺条件，伪造成“领袖”对张、杨的“训话”，他感到这是他那丫支笔的最大耻辱。他无处泄愤，只好在家人前发火出气。他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在旁的陈夫人急得奔告陈的五妹若希(我的母亲)去劝说，陈还是暴怒如故，说：“你们不懂，写文章当然有难易，但叫我全部说谎话，怎么不动肝火?”说着说着，又把一支笔在墨盒中狠戳，以至把这支笔杆也戳断了。这对陈布雷来说，已算是最强烈的“抗议”形式了。话虽如此，最后陈还是完成了这部谎言“名著”——《西安半月记》，包括对张、杨的“训词”。

　　抗战后期，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叫他执笔写《中国之命运》。长时期来，陈已把奉命写文当作痛苦的事，藉故拖搁了很久。蒋催促多次。陈最后以牙痛去成都华西医院做老年假牙为由，把执笔的任务推荐给已进侍从室的陶希圣，蒋同意了，陈这才舒了一口气。

　　一个陈的同邑知友，曾记述了陈亲口对他说的话：“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这是沉溺在痛苦深渊中的灵魂的呼喊! 

　　陈又对老同学董贞柯说：“政治实在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对下一辈也常有此表示。早在1932年夏，他的长子陈迟中学毕业后，曾有两个志愿：一是学农科，想研究如何化杂草为肥料；一是由于时代背景，他对日帝侵略的忿恨，想进中央政治学校。征求父亲的意见。陈听完他的话，断然表示：“即使情切救国，也莫要学政治。政治，太肮脏了!”后来陈迟终于进了浙江大学农学院。陈的另外几个子女分别学医、学测量、学土木工程，两个最幼的有一人进北大文科，这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事。

　　抗战胜利后，陈的一位亲家公、三子陈适的岳父董廉三，曾以多年老友的身份劝他“急梳勇退”。陈的青年时代在杭州同窗知友董贞柯、范秉琳也恳劝过他：“身体这样不好，且已勉力坚持到抗战胜利，还是引退吧!”陈却痛苦地回答：“无法自拔了!”

　　还有一位叶景葵(葵初)，是陈求学浙江高等学堂时所敬爱的一位老师，那时，在上海办一所“合众图书馆”。有一次陈特地去拜访，叶对陈说：“你做了官，初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次长，我们已经不大愿意同你来往了。后来你担任了什么侍从室主任，我们连看也不愿意看你了。”还说：“蒋如此做法，必无好结果。”陈无言以对，只有望着老师失声痛哭而已。

　　陈布雷身体一向孱弱，繁剧的工作，长期紧张的脑力劳动，使他患上子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加上无法摆脱的矛盾和苦闷，失眠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到后来，几乎每晚非服安眠药不可，每次剂量达四、五颗之多，而且不时更易新品种，其中很多是进口的烈性安眠药。朋友出国回来，送他别的礼物他不收受，如送安眠药给他，他从不拒绝。抗战后期和胜利以后，陈感到自己体力日衰，不堪工作，曾不止一次萌自尽之念。实际上，身体不好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是心境恶劣。他既看不到前途，又不能自拔，与其在苦闷中煎熬，不如一死了之，以求解脱。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他的近身助手陈芷町打电话给他，向他报喜，在电话中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但陈布雷却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艰难的日子正在后面呢。”那时我们也参加了重庆的胜利游行，兴高采烈地回来，而他却满面忧戚，毫无欢容。可能他一方面洞察到国民党内的腐败已积重难返，同时也可能他了解内幕太多，因而已预见到一场更大的内战终将不可避免吧。那年9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开始，他的心情一度似曾比较好些。可是后来局势的发展，愈来愈使他失望，他的眉头也一天比一天锁得紧了。

自杀

　　1948年11月，在陈布雷心中酝酿已久的自杀之念，在淮海战役震撼大地的炮声中化为他的决心。那时恰好他的胞妹瞻华的独生女在上海结婚，陈就借此为名，力劝夫人王允默等到上海去参加婚礼。包括我的父亲也被他劝走，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和亲友们会会。”这显然是他有意的安排，但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断然走了绝路。因此在他自杀前二三天，和他同住在南京湖南路寓邸中的，仅秘书蒋君章、书记金省吾、副官陶永标、勤务严尚友以及司机、厨师而已。11日，他关照陶永标，说他精神不好，如有来客，一概不见。当天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杂记”，接着他就给蒋介石、陈芷町、李惟果、蒋君章等以及夫人王允默、胞弟训慈、训悆和子女写诀别信，达十数封之多。12日，他突然打电话把女儿陈琏的丈夫袁永熙找来，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这话他对下一辈已告诫多次，而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又郑重地说上一遍。当天深夜，他把自己反锁在室内，吞服了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待13日上午，陶永标三次敲门未应，从气窗爬了进去，已经晚了。这一百几十颗烈性安眠药的毒性，足以致20多个常人于死地，一个瘦弱的书生怎么抵挡得了呢!这时候，陈的一叠遗书也被发现了。大家只见陈生平爱用的狼毫笔没有插入钢笔套，还搁在墨盒上；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未加套，还在他枕边……

遗著、遗书

　　陈布雷先生在自杀前一天写的一篇“杂记”，当时有的报纸也发表了。文如下：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有些价值。

　　而我是为了脑力实在用得大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着手；而且拖延疲怠， 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子已经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为我有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 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只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的罪恶。

　　天下最大的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之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采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之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 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迟钝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只有几多分力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过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候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分心去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有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的，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己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如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是足以发生大变态的，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只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期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陈布雷留给亲属的3封遗书全文如下：
　 
临终遗夫人书

　　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三十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 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言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撤退时，在武昌、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十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 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一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窀，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哦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 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临终遗训慈、训恋、叔同诸弟书

　　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 民国三十二年及三十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 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只有责己。七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之疲散不实，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乍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生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只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只望弟等告病而死。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并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 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之痛。彦及手书。(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临终遗诸儿书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十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廿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百无一用是书生”

　　根据手迹影印的陈布雷《回忆录》，1949年1月在上海出版。陈夫人王允默写了一篇“前记”，文中叙述了她对“先夫子”自尽的看法。文如下：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 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 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尝谓人生谁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友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大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 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夹! 

　　同年2月20日，陈布雷逝世百日祭，王允默又在《申报》发表《悼布雷》一文。这篇文章对研究陈布雷也有参考价值。全文如下：

悼布雷——陈布雷逝世百日祭(王允默)

　　呜呼布雷，君之于我，犹如明灯，亦类指南，而今明灯殒落，南针坠毁，我这一叶孤舟，面临汪洋，将何以续航?君自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世人竟以辅弼视君，推为“当代完人”，孰知允仅小离数日，岂竟生机绝灭，乃遽以身殉，呜呼痛哉!此后岁月，允自身甘苦，姑置不论，综君生平，遗恨孔多，挥泪怆悼，洵百身莫赎也。

　　允三岁失怙，三十失恃，百天而后，来归于君。承君厚爱，教导指示，无微不至，情好专一，煦和雍穆，亲朋见慕，久而弥钦。虽家计艰啬，然履处则泰。今君中道揖弃，实命不犹，夫复何言?留此忧患余生，度人间最痛苦的岁月，自己了无生趣；所以犹舰颜人世者，老姊身世孤苦，幼儿尚未成立，苟延残喘，欲有以慰君在天之灵尔!

　　君年十六，即失慈亲，二十五岁，又遭失怙，三十岁更逢琴瑟失调，其时子女五人，幼弟弱妹，又近十人，扶植教导，俱集一身，家庭多故，形销骨立，相见之初，心窃忧之。君自谓形体虽瘦弱，而先天尚厚，可望永年，且相者曾许古稀可期，喻解恳款，情挚言真，但允终忧相者之说，事涉迷信，强弱寿夭，端赖摄生，奈因生不逢辰，时会多艰，事与愿违，驯至回天乏术，溘然长逝!犹忆民国十五六年间，领袖简拔贤良，君亦与焉。君尝以一介书生，擢升要道，参与密勿，深惧殒越，贻误国事，转辗抱娩，耿耿在怀，辄愿以新闻记者报效国家，终因领袖礼遇有加，友朋敦劝备至，恪于至诚，不欲过拂，遂涉宦途。人或有以新贵贺者，辄怫然不怿，归则绕室彷徨，终宵无欢。迨九·一八事变而后，鉴国势之艰虞，俱大厦之倾覆，始毅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明训自绳，许身于国，夕惕朝乾，克己俭行，期分领袖忧劳，争取国族光荣。凡亲友往还，语不及私，间有以私事于扰者，辄多婉谢，退则又自责不近情理，失好亲友。然而公私不能两全，人天交战，抑郁寡欢，不可终日。允洞悉此情，从不以兄姊甥侄等事轻相烦累者以此。

　　明儿怀胎七月而生，初生十五年间，孱弱可虑，死生莫卜，幸护持在意，卒获长成，窃尝自喜。乃—君终以宵旰忧劳，不遑宁处， 寝至体力不继，遘兹鞠凶!朝夕侍奉，卅载心力，略一疏忽，尽付东流，抱恨终天，追悔何及!历检君能脏器健全，然诸症丛集，殆成宿痼，往往呻吟郁结，不能自解；值有要公，仍强自敛藏，奋然若失，故人多不知君病之深且危也。在君因责任心重，以为身荷重任，终宜敬恭将事， 自身病患，未暇计及，而不知病益不治。曩者先舅谢世，弟妹幼弱，屏弃一切，困心抚教，不自计本身基业之成就。迨允来归，屡经讽劝，其后四弟叔谅，亦渐知家业兴替，乃始摆脱家务，专心国事。会逢国运累卵，忧愤交并，遂矢志奉公，竭己尽命，不敢少休。既捐弃嗜好，复屏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呜呼人非·铁石，何堪苦思焦虑，长年憔悴，鞅掌胼胝，尽日不足，如此公尔忘私，国尔忘身，今丈局耒靖，君已先自毁灭，赍志以殁，静言思之，谓非时代之牺牲者，抑何可得?

　　友好知君荏弱，忧君辛劳，讽示勿亲细故，不知君思虑缜密，稽考周详，撰拟文稿，每以作者身份说话，而以读者感想下笔，耗竭心思已甚，而处理事务，必综核名实，冥推利弊，且往往揣摩不良后果，预计应付步骤，以此恒自憾才力不称，学识不足，耿耿孤怀，其何以自别于乡愿?终因世风不古，同志难求，不敢身尸要职，有负领袖识拔，友好推崇，默默自了，结束一生，惨乎痛哉!允尝私咎上苍，既赋君以志，曷更予君以健康，俾少有建树，藉偿其愿，如今饮恨终古， 自听湮没，于世何补，于民何有，呜呼痛哉!

　　王允默在《回忆录》的“前记”和《悼布雷》两文中，对蒋介石固是歌功颂德；但也并无反共的词句。她所说“抗战胜利后，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且，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却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陈布雷先生的思想。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传到上海，陈的青年时代同窗学友董贞柯曾说：“死得其时，犹有哀荣。”但我在全国解放后见到张治中和邵力子，他们都说：“布雷先生可惜了，他没有勇气活下来，他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一个爱国书生。”陈的老师钱均夫(钱学森之父)，也惋惜地说：“布雷如能活到今天，看看站丁起来的新中国，该多好尸钱老先生是清季浙江高等学堂的老师，后在浙教育厅任首席秘书，与陈又是同事，他是很器重陈这个老学生的。

　　我的第一篇写到陈布雷的文字，即《郭沫若与陈布雷》一文发表后，李一氓曾公开了一个一直为人所不知的秘密，说：陈布雷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还是共产党员推荐的。当年，蒋介石在北伐进程中攫取军政大权后，他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面目已日益暴露。正好这时他到上海，想在新闻界物色一位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党员包括李一氓在内，考虑能不能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推荐一个能为中华民族着想的人物，从而对减少革命的损失多少有所裨益呢?当然，推荐一位革命的人物必不能见容于蒋，只能找中间的，比较正直的，于是想到了陈布雷。至于通过什么方式向蒋推荐，李老未谈。我后与冯乃超谈及此事，他说他当时也在上海，不过未参与其事；然而他说李老的话是可信的，因为李老当年在党内负责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工作。

　　布雷先生在他的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说过：“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他同亲朋的谈话中，在他同友好的通信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在他的遗书中，以至在王允默的悼文中，都可以找到“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事实上，“书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是“无用”，而是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有的甚至是相当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你是否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陈布雷的“如椽大笔”后来没有能为亿万中国民众服务，而只是效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这才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我对我这位舅父的德操一向是钦敬的，我们上一代和同辈的亲戚对他的私德，也同样钦敬。记得张治中在和我交谈中，曾两次对布雷先生的品德表示由衷的叹服，还说：“你有这样的好娘舅，实在是你的幸福，他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了。”淡泊、廉洁，正义感、爱国心……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好品德，在布雷先生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邹韬奋先生与他在《时事新报》共事时曾为文赞美过他(近年出版的《韬奋全集》还收录此文)。韬奋对陈的文章、正义感、爱国心，特别是对职务的认真态度等等，备极颂扬，甚至视作楷模。上文述及周恩来说的“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当亦指此。无怪乎当前海峡两岸，凡是接触过布雷先生的人或略知他品格的人都在纪念这位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