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油封型号kc18*24*3:读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后随想

         在中国历代文人当中，若要选出一位自己极为喜爱之人似乎是很难的事，幸而还有苏东坡。对他的喜爱，始于少时读到的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摇兀”，更是他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后来，有幸读到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使得对东坡的喜爱更是到了“不与梨花同梦”的地步。林先生这本开中国现代长篇传记之河的标榜之作，以其圆熟自由的笔法为我们详述了苏东坡这位文学巨匠起伏波澜的一生，用直白朴素的文字给这位处在文化艺术巅峰的大师注入了鲜活的血肉和不泯的灵魂，使之真实地伫立在我们面前。在他的笔下，苏东坡不再是一个名字，不再是一段历史，而是活跃在我们眼前的那个具有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交渔樵竖子，眼见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的自信豁达的苏东坡；是那个无论是为官还是贬谪，每到一处总能造福一方，为民众福祉而倾其所有自己却始终两袖清风的父母官的苏东坡；更是作者笔下“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的秉直刚烈之东坡；是那个“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乐观潇洒之东坡。诚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的：“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 苏东坡，作为一个在诸多领域都登峰造极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他自然奔放，圆美灵动的诗句和他那高远清新豪迈醇厚的词章；也不仅仅是他那笔力纵横，雄辩滔滔，平易自然，挥洒自如的散文政论史论；不仅仅是使他名居宋四家之首，自创的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书法以及他的以笔墨写意，神韵天然，滋味浓郁的文人画；还不仅仅是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尝试与建树......够了，已经够了！在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同时具备这么多文化艺术才能，这个人究竟有着多么健遒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许多的技艺才能又该让这个人褶射出怎样夺目璀璨的人格光芒呢？无怪乎在他身陷“乌台诗案”，身心遭受巨大摧残之时，神宗皇帝想大赦囚犯来为病重的太后祈福祈寿，太后说：不用赦免天下的凶徒，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透过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更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与健全魅力。                 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苏东坡人格的伟大。当时王安石的变法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对于王安石不顾民间实际情况强制推行部分新法，以及在这一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苏东坡深感痛心，反复陈词，反复争论，结果一再遭受打击和贬谪。但当他在社会底层亲身感受到某些新法给民众带来的实惠，而卷土重来的司马光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除时，苏东坡又毅然挺身而出，也是反复陈词，反复争论，结果在政见上又得罪了司马光。要知道，苏东坡一直是王安石、司马光的下级官僚，也是守旧派一党中的中坚人物，论年龄职务政治资历，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在苏东坡之上。但苏东坡没有惧怕这些，以自己的屡遭打压为代价给世人留下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党不阿、卓然独立的高风亮节和坦荡磊落的光辉形象；贬谪黄州期间，正值瘟疫流行，当地一位判官略通医术，私开药铺售药，药价高的惊人，说是治病救人，实则乘机牟利。眼见疫民越来越多，穷人根本无钱买药，当时苏东坡正在“劳改”中，带着家人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维持生活。苏东坡悯惜百姓，从朋友处求来治疫病的药方，将夫人的首饰变卖，所得银两全部用来购买药材，免费散发给疫民。在屡次遭贬期间，每到一处，他总是以视万物苍生为父母的仁者情怀尽其所能的造福百姓，而不是像其他文官贬谪时一味的悲天悯怀，怨天尤人，终日沉浸在个人郁闷的小圈子里。在个人命运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他没有沉沦，没有牢骚满腹，而是心里始终装着民众福祉。因此，苏东坡所到之处，激起的总是欢笑、总是愉悦。正如作者在书中说道的：“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在他逝世之后，引起朝野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这样一个人，怎能不叫人喜极爱极！苏公的人性光芒，透过千年历史的雾障，这光芒的亮度丝毫未减半分！在今天，无论你作为一名官员，还是一个文人，抑或是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人性光芒面前，怎能不内省自疚？怎能不对其仰视膜拜，不是仰视苏东坡这个人，而是仰视他伟大的人文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情怀！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为官为人的特质，在礼崩乐坏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做官！怎样在逆境中不丧失人性的光辉！那么，        《苏东坡传》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很显然，作者在书中没有掩饰自己对于苏东坡的偏爱之情，“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恕我直言，这种“偏爱”是建立在褒苏贬王的基础上的，书中认为贯穿苏东坡一生命运的主线就是王安石的变法，他认为苏东坡一切不幸的遭遇都是由于王安石的新政造成的，甚至将王安石看作是刚愎自用人品卑劣的小人，对于这点，本人实在是不敢苟同，在此容我多说两句书评之外的话，既然是人物传记，尤其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所述之事之人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不能掺杂进个人的主观倾向，这应该是前提。首先，苏东坡的屡次贬谪，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由于政见不同而遭受到来自政敌的打压，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木秀于林”，这点在“乌台诗案”体现的最为淋漓，尽管借口还是打着凭空捏造出来的苏诗的“反动言论”，但那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最后就连皇帝本人看了都觉得荒唐可笑，说到底，就是出于妒忌！对于苏东坡来说，由于他的存在，令整个北宋文坛的同辈们黯然失色，不遭人嫉恨，谁信？特别是对他这个“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心地纯正之人来说，不算计你算计谁？于私来论，王苏二人都是出自欧阳修门下，也都是欧阳修“托付斯文”的最佳人选。他俩不仅都有非凡的学术造诣、文学成就，私交也甚厚，彼此对于对方的诗词文章也多有赞誉之辞，特别是在元祐七年二人的金陵相会，而且还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分手时还相约买地毗邻而居，更是传为文坛佳话；于公而论，二人也仅仅是所持政见不同，二者之间的对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争，不掺杂有丝毫的个人利益。 于公于私来说，王安石都没有打压苏东坡的个人动机，就算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要排除异议，主要的排斥对象也不是苏东坡，那时苏东坡的政治影响力还没到一呼百应的程度。 林语堂在书中还讲到“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手中”，这话更像是中学生说的，哪个朝代的大权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呢？至于朋党，历朝历代有之。历史上宋朝是个很重气节，喜持苛论的朝代，文官权重于武官。文人一旦当政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主要框架和组织力量。那么他们所掌握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自然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完美地糅合进这个政治框架里，这就是北宋当时的官僚政治主体与学术主体的有机结合。历来，文人相轻是积淀在中华传统文化深层的一种心理品格，北宋文官自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这种习气，充分表现在政治与学术为主体的政治生活当中，致使学术之争往往演化为政治党争。这也就是宋代是党争最为激烈也最为突出的朝代，也正是由于党争，宋代的学术思想以及水平也是极高的。林语堂先生在书中臆断“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于金人...”，我是完全不赞同这个观点的！那么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北宋是不是就可以免于沦落的命运？答案是否定的，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宋朝历来积弱，很多问题是前朝遗留下来的，而王安石恰恰是看到了这些弊端，而主张进行变法，目的就是强国富民，这个政治初衷是没有错的，由于这个新政的施行过早地触及了世袭权贵们的切身利益，自然反对者踊跃，反对声不绝，再加上新法的施行范围很广，流弊自然会有，这也是历朝历代施行新法新政所必然会面临到的问题，在实践中摸索总结不断完善就是了，但不能由此抹杀王安石作为一个锐意改革进取的政治家的功绩以及对后世产生的积极影响。特别是王安石为配合新法而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林语堂先生对此的结论是“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可事实呢，《三经新义》编成后，立即“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梁启超盛赞王氏学术“内之在知命历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王安石的新学成为北宋王朝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理学初期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使新学得以广发传播，影响深远。列宁称其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而他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事书》更是被梁启超视作“秦汉以后第一大文”。这些宏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是苏东坡所欠缺的。     而林语堂认为的苏东坡的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呵呵，难道诗的完美境界就是“永远清新”么？他们并立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即是对王安石才学的最好注释。 瑕不掩瑜，《苏东坡传》仍旧不失为一部精彩纷呈的作品。每看此书，对自己的精神都是一次升华对自己的灵魂都是一次净化，总能从苏东坡身上汲取做人的力量和准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 东坡一生喜画竹，尤以画墨竹水平为高，堪称为中国文人画的发端和中坚人物。最后，以竹为题自拟一首《卜算子令》作为本文的收束以寄对坡公的景仰： 高节自吟风， 虚腹时长笑。 醉雨幽人掩泣痕， 吹尽凄凉调。 枝叶应关情， 耻作王侯钓。 枯木寒林怪石边， 傲立严冬俏。 其中，枯木、寒林、怪石，皆东坡善画且画工极高，画作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