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疏散指示灯时间:雅科夫：民主共产主义者的思考：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兼回老吴和胡思平网友的诘责

民主共产主义者的思考：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兼回老吴和胡思平网友的诘责
　　
　　　　【作者按】这是笔者在2001年写的一篇回复香港“红工房”网站来信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本人对新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思考和认识。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老吴同志和胡思平网友对本人立场的一些责问，老吴同志主要对本人的抽象人道主义和平等观点表示怀疑，他说：“（雅科夫）不懂得矛盾概念。怎样实现一律平等？不排除阶级压迫行吗？是‘富人’在压迫‘穷人’，制造不平等，而穷人是在反压迫，怎么成了‘压迫’富人？雅科夫立场何在？……什么叫解放资本家？是指将他们从靠剥削生存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胡思平网友则对本人与所谓“右派”之间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表示不解，他说：“既然只是‘有人性’和‘非人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就甭打左派旗号了。用列宁的像为你这种坦率供认（与民主主义右派）的“伙伴关系”作招牌，就有公然招摇撞骗的性质。在中国语境下检验真假左派的标准，必然是拥护资本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
　　　　　　　　　　　
　　　　由于这二位网友向我提出了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予以回答。恰好，我的这篇旧文《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正好有部分内容是阐述这些问题的，因此我把这个旧帖子帖出来。其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一段中回答了老吴网友的问题，在这一段中，我借用黑人民权斗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解放”这个词的理解来阐述我的观点，他说：解放，“不仅仅意味着解脱那些被奴役者，更不意味着奴役以前的奴役者，而是要解脱那些试图奴役别人的人，把他们从奴役别人的扭曲的快感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一段中，我回答了胡思平网友的责难，在此，我借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与卡尔·海因岑》一文中对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者的关系阐述我与民主主义右派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理论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之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而在目前的中国，民主主义尚未实现，权力、财富和真理还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我们民主共产主义者与民主主义右派为了实现民主并肩作战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然，我毕竟不是伟大领袖，也不是什么超人，我只是一个坚信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普通公民。因此，我的认识自然不可能超脱自己身处客观条件的限制，肯定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正因如此，我欢迎一切理性的探讨和诚挚的批评，但是我反感动辄扣帽子甚至人身攻击的做法。我一向认为，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和人身攻击正是由于理论的贫困而黔驴技穷、狗急跳墙的做法，实在不是我可以接受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我相信，在我重返强国论坛后仍然会有一些假左派会采用这种战术，我将视情况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好！
　　　　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要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其次，我非常乐意为同志们效劳；第三，我要对同志们说，我与诸位同志的交往，谈不上指导方向，因为我也不过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信仰也不过十年时间，我的理论功底还不很厚实，认识也未免肤浅。因此我只能说，在今后与同志们的交往中，我将竭尽全力，和同志们一起探讨问题，交流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首先，我要谈谈为什么在香港推动共产主义很困难。在50多年前大陆被解放的时候，香港由于是殖民地而没有被革命风暴席卷，原来的制度得以保留。由于香港与大陆唇齿相依，也为香港人直观地观察大陆革命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50年代前期，大陆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当时在香港，除了资本家以外，一般的中下层劳工对大陆的共产主义是不持反感态度的。但是自50年代末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席卷大陆后，冒死逃亡到香港的100万大陆饥民第一次打击了香港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紧接着就是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香港，香港人第一次比较直观地看到政治狂热会引发什么后果。当大陆沉浸在政治狂热、个人迷信以及发生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时，香港、台湾、韩国经济都在迅速发展。等邓公结束了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开始经济发展时，香港与大陆之间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据我所知，当时在中英街附近，曾有人专门架起了望远镜，让游人观看大陆人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现实。还有，来自越南、朝鲜以及柬埔寨等一些“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无疑强化了香港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在香港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显然是很困难的。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你们工作的困难程度。
　　
　　　　不过，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困难对天才是垫脚石，对弱者是万丈深渊，对强者是财富。这种困难给了你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手中的武器，看它在这种情况下有那些还可以使用，那些不再适合于时代而成为自己的包袱。在认真分析的情况下做出取舍。这就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理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根植于欧洲人道主义、平等公正、民主自由和博爱等观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本身就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尽管有些先生们一再阉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人的面貌”，但是马克思早已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10页）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自始自终就贯穿着对“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贯穿着对“人”的解放的强烈呼吁。马克思没有说这个“人”是具体的什么阶级，什么民族，而是一切“人”，是抽象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必然是抽象的人道主义。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与卡尔·海因岑》中则回答了共产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的关系，他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之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理论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之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05页）——同志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中难道我们还意识不到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首先是一名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吗？
　　
　　　　《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背景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都积极投入到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洪流中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将由一种什么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9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脱离于西方个性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民主主义而作为一种孤立理论存在的，而是产生于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深厚土壤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他要挣脱这种束缚，但决不是否定它的一切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几乎集中了全部火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对封建专制主义更是深恶痛绝。否定之否定决不是意味着简单的肯定，而是意味着飞跃。
　　
　　　　因此我认为，任何宣扬共产主义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的活动，任何革命的实践，在任何条件下都绝对不能脱离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根基。否则，就会沦为野心家复辟更野蛮、更反动的社会形式的可悲工具，进而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悲剧给了我们这个沉痛教训，我们必须汲取。
　　
　　　　第二，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不是救世主，不是神仙，更不会巫术。在追求真理的奋斗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后真理”，而是人们追求真理的一个段落和阶梯。
　　
　　　　谁也不会否认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是他的“日心说”也包含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吗？“恒星天”难道是在一个曲面上吗？答案现在已经很明了了：不，不是。布鲁诺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中心，但布鲁诺被认为是哥白尼学说的最忠实的宣扬者。现在，除了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无知的人以外，几乎没有人再怀疑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但也没有人还会抱着哥白尼关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教条不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最终断定宇宙究竟是怎样的，比如恩格斯曾经断言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而现代天文学则证明宇宙起源于100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是有边有际、有始有终的。那么宇宙的边缘之外是什么？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答案是：“不知道”。但这种“不知道”意味着我们比起托勒密时代、哥白尼时代、第谷时代的那些结论，离正确认识宇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因此，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掌握终极真理，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过是我们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一个里程碑。有很多人善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幼稚的做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那些人，不是教条地引用他的几句话的那些人。因此，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我们要正确地领会精髓，但决不能教条式地、唯书唯上地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己就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总是强调灵活利用理论，强调理论的不断发展。1884年，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他（杰维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1887年，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不但如此，他们始终有勇气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检讨和修正。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对自己以往的“革命急躁症”进行了检讨，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9—510页）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根据近三年以来实行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所导致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70页）通过这些自我批评和修正错误，列宁果断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就使得苏维埃国家从内战和饥荒的废墟中恢复起来。
　　
　　　　亲爱的同志们！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伟大的谦虚比起来，那些宣称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鼓吹自己“一贯正确”的人，显得多么滑稽可笑。作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决不能象一些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假左派那样把自己打扮的像一个圣人、一个神仙、洞察一切、无所不能、一贯正确，也决不能象他们一样为自己涂脂抹粉、文过饰非。共产主义者应当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有勇气否定自己，应当非常欢迎任何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也应当随时准备改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的主张更加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者的力量来自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评。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忠于实际而不是忠于理论和某个领袖。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谈了以后，必须谈及这个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追求人类解放所采取的科学态度。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学说，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无论是对私有制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剩余价值的揭露，阶级分析，都围绕着人类解放的主题。因此我认为，人类解放斗争不是自马克思开始，也不是自马克思结束。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追求解放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否定压迫、剥削的永恒性，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否定剥削与压迫。毫无疑问的是，自马克思开始，人类追求解放的斗争第一次有了科学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解放呢？仅仅是原来被奴役的多数人反过来奴役原来的奴役者（及其后代）吗？仅仅是一些人瓜分掉另外一些人的财产吗？我认为:不是。“解放”意味着追求的是全人类的平等，决不是一批人奴役另一批人，无论奴役者是多数还是少数。那种多数人奴役少数人的制度，与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制度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只要世界上存在压迫、歧视与奴役，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黑人民权斗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谈到“解放”这个词的含义时说：解放，“不仅仅意味着解脱那些被奴役者，更不意味着奴役以前的奴役者，而是要解脱那些试图奴役别人的人，把他们从奴役别人的扭曲的快感中解放出来。”重要的是，曼德拉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曼德拉，完全可以把上百年种族歧视的压迫施与占人口少数的南非白人。然而恰恰相反，曼德拉始终致力于南非黑人与白人的权利平等，不仅仅反对白人歧视黑人，也反对黑人压迫白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做真正的解放者。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现代化？
　　
　　　　我认为：当然需要。列宁在《论策略书》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6—27页）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个年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单个的资本家已不能单独承担组织生产要素的责任，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经理人阶层，把原来的劳资矛盾一分为二，变为经理人（白领）与工人（蓝领）、经理人与资产者的直接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成为间接矛盾，反倒变得次要。
　　
　　　　2、随着技术的进步，大量人工劳动变为机器劳动，导致传统产业工人—体力劳动者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蓝领阶层已经远远低于白领阶层人数。工人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劳动时间缩短，由19世纪的每周110小时缩短为35小时，个别国家甚至缩短为30小时，远远低于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每周48小时；劳动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工人阶级已经不在那种非人的劳动条件下工作；工人的劳动保护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劳动保障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
　　
　　　　3、由于工人阶级财富日益增多。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外，工人阶级的收入还会有相当的节余。当这些节余的收入变为股票、有价证券等以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就成为既成事实。大多数工人阶级已不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变为既出卖劳动力、又投资获利、又可能开小商店和家庭工厂的同时具有很多阶级特征的新阶级。由于劳工保护法的广泛实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象19世纪那样随意压榨工人，其特权受到很大限制。社会不是简单地分成两个阵营鲜明、尖锐对立的营垒，而是阶级界限日益模糊，阶级被阶层取代。
　　
　　　　4、由于股份制的发展，原属于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逐渐分散为若干个大股东和包括被雇佣的劳动者自己在内的若干小股东，这些人都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渴望本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劳资一致”的某些趋势，改变了单纯的“劳资对立”。
　　
　　　　5、由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广泛实行，劳动人民的生活保障也得到提高，摆脱了“失业=死亡”的阴影。比起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生活得到无与伦比的保障，即使失业也过得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心态日益平和，斗志明显降低，不再追求什么流血牺牲换来人间天堂。
　　
　　　　6、由于发达国家传统产业市场容量趋于饱和，已经从传统的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随便就能卖出去，而是需要更加细致的策划、降低成本的管理、产品创新的谋划，脑力劳动的价值显得越来越重要。很多东西生产出来很简单（买台机器雇几个人操作就是了），但获得消费者认同却很困难，这就要求企业的组织者承担更重要的劳动，甚至比全体生产者更重要、更不可替代的劳动，这种劳动产生的那部分价值，是否还可以简单罗列为剩余价值？
　　
　　　　7、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已实现了以普选制、言论自由和组党自由为基本代表方式的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被完全排斥于决策范围之外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任何政客进行政治活动，都已不可能强奸民意，不得不对人民做出许多让步。我们看到：每一项劳工保护法案的通过，每一项社会保障措施的实行，都在改善劳动阶级的地位与处境。人们可以不付出血的代价争取一个又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主张成为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再宣扬以暴力为中心的“革命”是否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
　　　　类似的变化还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形势、新的问题要求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认真审视自己手中的武器，认真分析研究之后提出新的口号、新的纲领和采取新的斗争手段。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武器的进步，我们就可能沦为旧时代的遗老遗少：空有革命的豪情壮志，而没有行之有效的革命武器，没有办法吸引和组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起来斗争，而我们自己也将最终被历史所淘汰和遗忘。
　　
　　　　列宁就精辟地回答了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适应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4页）——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应当被我们看作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应当看作他们在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基础上在当时社会状态下的一种策略。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虽然是绝对先进的，但必然带有时代烙印。我们的敌人在不断的进化，因此我们也必须更快地进化。如果我们总是从马克思列宁说过的只言片语中寻找答案，那么我们无异于用19世纪尚属先进、但现在已经绝对落后了的武器，对付被21世纪的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结果必然是大刀长矛对飞机导弹，我们断无取胜的把握，正如同志们所言：会成为“孤独的、渺小的一群”。因此，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用现代化思想重新武装起来。
　　
　　　　面临新的形势，我希望同志们现阶段能够认真调查研究，少下结论。深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中去，多了解他们的疾苦，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加以分析和总结。你们必须懂得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真正期待什么，真正反感什么，你们才能够提出符合他们心愿的纲领，才能获取他们的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要被某些所谓的“原则”束缚住手脚。教条主义是产生于我们队伍内部的敌人，它使我们不敢进行新的探索，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落后于时代。因此，我希望同志们在与资本家做斗争的同时，也能够坚持不懈地与教条主义做斗争。
　　
　　　　第五、共产主义者该如何定位自己？
　　
　　　　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一种“社会精英”身份自居，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居高临下，动辄对人民指手画脚，为人民规定种种限制。虽然他们总是声言反对“精英统治”，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总是试图充当“精英”。我认为，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了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换言之，他们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共产主义者。必须注意到：这些人反对“精英”的口号只针对在学术领域，他们以“反精英”为借口对各个学科的杰出人物进行迫害与摧残，却从来不把矛头对准自己。在压抑科学领域“精英”的同时，他们总是急于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精英地位”。
　　
　　　　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工人阶级中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这段话被一些试图充当“政治精英”的人窃取后，成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充当说教者的理论依据。我认为：列宁这段话是在20世纪初针对俄国群众的现状说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当时俄国文盲占到全体人口的80%以上，这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与启蒙、目不识丁、麻木落后的群众在当时条件下只可能意识到自己眼前利益，不可能意识到整体阶级利益。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必须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这种“灌输”理论目前看来已经过时。这是因为：第一，“灌输理论”必然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造成一部分先进分子总是那么自以为先进，总是想对群众“灌输”点什么，无论从主观和客观都充当了一种“精英”。为了实现他们心中的幻想，他们甚至不惜采取强制和镇压的方式，“驱赶”群众不计代价地走向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为了这种“驱赶”，全世界有好几千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这种“精英意识”的牺牲品，几乎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不相上下，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带来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这个教训我们必须吸取。第二，在二十世纪，随着教育的普及，除了少数恶意实行愚民政策的国家之外，全世界人民的文化水平出现了飞跃，主要发达国家成人识字率几乎达到了100%，接收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大为提高，人民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
　　
　　　　因此，我认为：共产主义者决不能自认为是“精英”，共产主义运动是而且只能是一场体现全体劳动者意志的运动，共产主义者只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而决不是什么灌输者。那些在现时代继续鼓吹“灌输”理论者，总是说他们自己才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诠释者，是“权威”，自认为拥有一门非常伟大的学问，而别人都是“修正主义者”与“叛徒”。这样，这些人就始终制造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与宗派斗争，因而绝对会断送我们的事业。
　　
　　　　共产党人应当而且必须是心甘情愿地为社会服务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是而且也必须是一场全民运动。“社会的改变只能在绝大多数人同意时才能实现，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中是根深蒂固的……让独裁者或让自称为英雄的人去造就未来，决不会好于靠不知名的力量去实现它”（帕尔梅：《使好时代更好》）。我可以断言，在现阶段，那些继续装模做样、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并且继续鼓吹要对人民“灌输”点什么东西的人，绝对是一小撮卑鄙阴险的野心家，绝对不会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我呼吁同志们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定位：是人民意志的代表者，不是人民的说教者。
　　
　　　　第六、阶级斗争就一定意味着暴力与流血吗？
　　
　　　　阶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应当明白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但是也不能忽视，各阶级也有共同的利益。这种超越阶级界限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生存、和平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绝对高于阶级利益，这是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必须认清的事实。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传统阶级构成正向两个极端演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泾渭分明、尖锐对立。在那个生产力还相当低下的年代，资本家只有通过对劳动者的过度压榨，以及减低福利和劳动保护等一切开支才能获取超额利润；并且，那个时代人类自身的思想状况还相当原始野蛮，因此资本家一味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不在劳动保护方面给予任何支出等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进行剥削，并广泛使用暴力和屠杀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因此，在那个时代，只有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暴力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反抗的唯一正确的出路。
　　
　　　　然而，世界发展到21世纪，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完成，随着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也随着包括资产者在内的全人类思想的进步，现代发达国家阶级构成、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社会没有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而是演变为界限模糊的阶层。阶级分类的方法只对处于社会最顶端和最底层一小部分人起作用。在贫富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人数最多、势力最强大的中间阶级，他们又依据财产状况的细微区别分化为彼此界限模糊的阶层。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的那样由一小部分资产者队伍对一个庞大的无产者队伍。由于竞争的存在，最上层的资产者和最底层的无产者，其地位也经常与中产阶级置换。
　　
　　　　（二）由于阶级构成及界限发生了“模糊化”，阶级的差别时而缩小、时而扩大，总体显示出绝对拉大却相对缩小的迹象。十九世纪时的资本家拥有的财富与当今资本家拥有的财富不可比拟，但今天的劳动阶级掌握的财富也是十九世纪时更是不可想象的。劳动阶级掌握的财富不但能维持相当体面富足的生活，而且还可以用于投资与资本积累。这就使得阶级利益出现了彼此交错、相互依存的新局面。比如说股灾，对一个发达国家的几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都是灾难，资产者受损，中产阶级也会受损，即使是完全没有股票的无产者，也会受损，因为他可能面临失业。阶级利益出现了某种“共存”与“趋同”趋向，总体上更加错综复杂，十九世纪般简单的尖锐对立已经消失。
　　
　　　　（三）随着阶级界限的日益模糊，阶级意识日益模糊，人们很难准确定位自己究竟属于无产者还是资产者。阶级意识是阶级利益的反映，当阶级利益发生交错依存时，人们的阶级意识必然会淡薄。很多劳动者不再把资本家看作是与自己水火不容的剥削者与压迫者，而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利益体现者”，甚至觉得应当“忠于”自己的老板；而很多资本家也不再把自己的员工当作牲畜一样的工具，用棍棒与皮鞭驱赶他们，而是学会了尊重他们，给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条件，以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
　　
　　　　（四）阶级利益的趋同和阶级意识的模糊与淡化，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阶级利益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而阶级意识是阶级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如今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基本上都下降到一些经济层面上的矛盾，如是否应当提高工资、是否应当缩短劳动时间等，很少涉及到政治层面。
　　
　　　　（五）阶级对抗虽然存在，但基本上局限于法制框架之内。由于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无产阶级取得了集会、结党、游行、示威、罢工、言论等自由，拥有了普选权。劳动阶级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并且依据劳动者的数量优势赢得选举胜利。由于阶级界限的模糊和阶级意识的淡薄，工人阶级政党本身的阶级色彩已经不那么鲜明，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大工人阶级政党都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提法。阶级之间的斗争基本被约束在议会范围之内，只有极少数在街头政治中解决。这种法制框架内的阶级斗争与对抗，不可能动摇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
　　
　　　　由于共产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学会了“剽窃”社会主义者的措施，实施了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国家调控、失业救济、儿童及老年福利、最低工资制度、超额累进税、医疗保障、最高工时限制、部分大工业国有化等等非常“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追求的很多目标已经实现或者接近实现（当然，还有很多没有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时那个野蛮的、原始的资本主义，而是以一种文明的、人道的面目出现。不管我们有多少理由证明这种“文明、人道”的虚伪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人民的的确确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一条通过民主手段改良社会的道路，这条道路使得人民在付出代价最小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因此，比起让人民和资产者都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道路来说，改良主义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我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是：在当今这个时代，阶级斗争不再意味着流血与暴力，这是一个要求文明、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年代。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必须掌握这些在现时代无比锐利的武器。当然，我并不排除少数国家的反动统治者继续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情况发生，因此也认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不能完全放弃暴力，只是认为对暴力要极为谨慎地使用。因为“（暴力）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牺牲，撕裂开无法愈合的伤口，为此也许还需要牺牲整整一代人”（帕尔梅：《使好时代更好》）。
　　
　　　　恩格斯晚年敏锐地察觉到了通过民主渠道改造社会和屏弃暴力必将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说：“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因此，恩格斯盛赞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8页）
　　
　　　　暴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所有采取暴力革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暴力都不可避免地最终伤害到无产阶级自己，造成了人民心灵持久的、难以愈合的创伤，最终这些创伤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突破口。同时，暴力有助于一小部分人依靠暴力窃取无产阶级革命果实，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一小部分新的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第七、坚定信仰，超越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
　　
　　　　亲爱的同志们，虽然某些资产阶级政客不断地对共产主义进行攻击与污蔑，但是公允地说，人类社会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离不开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奋斗的努力，今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还需要继续努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的今天，我对在香港这片被称做“资本主义发展样板”的地方存在着一批同志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希望，你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能够作为你们一种理智的、冷静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情。
　　
　　　　当然，同志们的力量暂时还很弱小，到目前为止还仅仅是作为一种声音存在，还没能形成一种力量。因此，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自我孤立，要善于寻找同盟军，防止极端主义倾向。我认为：尽管列宁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一个世纪时间里存在很多分歧，但双方的目标大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友爱、没有阶级差别的新社会。因此无论在步骤上有何种分歧，列宁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都应当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携起手来共同奋斗。
　　
　　　　一个世纪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之间充满了相互攻击与辱骂。列宁主义者指责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叛徒”“修正主义”，是“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工人贵族”，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指责列宁主义者“专制”“残暴”“不民主”。在我看来，双方对对方的指责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定局限，其结果是双方都走到了某个极端，因而在某些方面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东欧演变、苏联解体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者也遭到了右翼分子的攻击，某些资产阶级政客鼓吹什么“终结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浪潮一时甚嚣尘上，使得民主社会主义者遭到了巨大的失败与打击。而90年代中期以后，新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再次同时复兴，出现了为势浩大的“新左派”回潮——同志们，从这里，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列宁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本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兄弟吗？
　　
　　　　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对我们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我看来，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不过是社会主义历史长河暂时的分流。当历史前进的潮流超越了当初的分歧，这两股巨流必将汇集到一起，成为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洪流。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两大社会主义流派继续分裂。意大利共产党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在更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以后，已经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从困境中复苏并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党派之一。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超越老一代社会主义者们的认识误区和时代局限，实现社会主义力量的重新整和。我本人一直致力于模糊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因此我在“共产主义”一词之前添加了“民主的”和“人道的”两个定语。虽然我很清楚，共产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民主与人道主义，但是我认为在现代，突出强调民主与人道有助于我们与以前的错误和曲折区分开来，同时承袭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也有利于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并肩战斗。
　　
　　　　第八、如何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遗产做出“扬弃”？
　　
　　　　我曾经提到：在27岁以前，我曾经是一个“温和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我渐渐转向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否定立场。这种立场的转变，同志们可以从我的一些文章中感觉出来。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我自身就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既难以割舍，又看到了它的弱点与缺陷。即使是对斯大林采取了批判立场后，我也不讳言我曾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其实，有几个共产主义者不曾经是斯大林主义者呢？斯大林模式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在半个世纪内也曾经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世界上亿万被压迫人民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给予了他们以反抗压迫的巨大鼓舞——否认这一点，就谈不上实事求是。
　　
　　　　对每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都必须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遗产。这份政治遗产半是财富，半是负担，是历史赠与我们的一份“沉重遗产”。因为斯大林本身就是一个有功有罪、有是有非的人。斯大林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抵抗法西斯侵略方面做出了巨大功绩，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他镇压无辜、屠杀人民、粗暴干涉兄弟党和国家内政，也犯下了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罪行，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长期的消极影响。
　　
　　　　但是，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科学的。纵观斯大林的一生，无论从革命前从事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其执掌政权期间，无论他曾经犯下了多少罪恶、屠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但总体上他还是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招牌毕竟没有丢掉。毕竟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胜利，也为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奠定了基础。一句话，斯大林是个忠诚的“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个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斯大林不是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偏差。苏联时代著名的列宁主义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落后的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产生出的怪胎，不能理解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变种；但是，这种“变种”却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革新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本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要多于赞许。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斯大林主义真的一无是处，而是因为在斯大林主义的遗毒尚未全部肃清、他的一些罪行仍被一些所谓的“左派”视为圣典的今天，我不得不深刻批判斯大林——只有把他的一切功劳与罪行都讲透彻，我们才会了解一个真实的斯大林。我本人如此热爱苏联，难道我不了解“斯大林”对“苏联”的影响吗？难道热爱苏联不等于对斯大林的某种热爱吗？我本人一直处于这种矛盾的痛苦中：既热爱斯大林，又批判斯大林；正如斯大林的长子我的笔名“雅科夫”一样，既是斯大林的后来人，也是斯大林的“背叛者”——但是，这种“背叛”，决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而是对斯大林主义中那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解和异化，即不民主、不人道的部分的“背叛”，这种“背叛”就意味着向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回归。
　　
　　　　亲爱的同志们！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写完回信足足花费了一个月时间。之所以耗费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我一直在思索应该怎样答复同志们，很多问题我还没有考虑成熟，现在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请同志们原谅我回复的迟滞。
　　
　　　　亲爱的同志们！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同志们那赤诚、热烈的心。我经过认真考虑，郑重决定与你们并肩作战：我将不定时地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寄给你们，也欢迎同志们就一些疑难问题专题来信与我共同探讨。我希望通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提出一个符合实际、真正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的纲领，为争取劳动阶级的权利、为创立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我提议：为了我们的相逢和友谊，为了我们共同信奉的那个学说，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让我们高呼那个一百五十年以来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雅.伊.布尔什维科夫
　　
　　
　　【附】
　　　　　　　　　　　　　　　　《一封来自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的信》
　　同志你好：
　　
　　　　我们是一群香港的支持共产主义的学生，久仰同志在强国论坛的盛名，我们想请同志成为我们网站“红工房“的撰稿人。
　　
　　　　在香港，想要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好困难的：一是香港人对共产主义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成见甚深，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深感不满，但也不作共产主义一途想，反之，认为这是人生的莫可奈何；二是香港工人并没有一个团结的媒介，工会亦成了资产阶级控制工人的工具，有对社会不满，自身尊严利益受损，亦是有冤不能伸，更枉论工人运动，香港工人完全被香港的资产阶级分化了。
　　
　　　　故此，我们以为：在香港令工人对共产主义有回一个正确的认识，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亦以成为一个可供工人大众吐苦，介绍马列主义，和香港、大陆、台湾同志做联系的网站。可是，我们只是一群空有热血的青少年，理论根基和对无产阶级人民的认识都很不足够，所以我们好难做到令工人了解共产主义者对世界事件看法的这点。故此，我谨代表红工房编辑组同仁，恳请雅科夫先生为小站撰稿，好令香港工人们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有一个更具体、更确切的认识；恳情同志用对革命的执著和热诚，令我们在香港孤独的、渺小的一群，可以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成长。
　　
　　　　求先生再三考虑，肯与我们一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