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左岸时代租房:民国历史上的以讹传讹

民国历史上的以讹传讹 
  今天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于是，历史上本来并没有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信史。或者换一句话说，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这么回事。前些年曾经亲口听到小说《红岩》的作者说过，小说中的成岗在临难时曾口占一首诗，即“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那首，那是成岗的诗，但不是陈然的诗，也就是说那是小说作者为了故事与人物的需要而创作的诗，但因为《红岩》中的形象都有原型，而成岗的原型又是陈然，于是这首诗便成了陈然的诗，并公然写进革命烈士诗抄，于是本来并没有的事，便成了信史。为此小说的作者曾经登报订正，但回响基本没有。再后来笔者又一次问起作者时，该老除了摇头，却也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极少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是不爱看，是不敢看，因为我的皮肤过敏，担心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也因为我的胃本来不好，也担心看了会引起呕吐，但终究还是想看，也还是经常地拿着电视摇控板不断地翻动，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话。其一，关于称兄道弟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去了前方，于是蒋介石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资历和任职来说，蒋称白为兄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大大的不可以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其二，关于少帅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戏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少年英俊”和“少年统帅”的简称，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衔共分三等九级，其中上等分三级，即上将、中将、少将。可见，当时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这“帅”的称法又有不同，一般同僚中称呼，是将某人的“别字”中挑出一个字来加上帅来称呼，如张作霖字雨亭，则称作“雨帅”，吴佩孚字子玉，便称作“玉帅”。也有根据某人的官职取一字加帅联称的，如称不同时期的唐继尧、孙传芳为“联帅”等。以上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辫帅”、“胡帅”等。如果是手下人，则直接称主子为“大帅”。因那时有资格称“帅”者十分的普遍，故相应的对于这些“帅”的儿子，就往往戏称作“少帅”。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在当年，同时与“少帅”并称的，还有“姑帅”——指军阀的姑爷（即女婿），“舅帅”——指军阀的小舅子和“三帅”、“四帅”——指军阀的弟弟等。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可以这么说，当年人们称“少帅”，与称“姑帅”、“舅帅”、“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充其量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对于张学良也同样如此。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则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就象是五十年代的翻身农民和今天的人们在欣赏《白毛女》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样。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但现在有一些与当年不同的现象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有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称自己“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少帅”地叫个不停。其三，关于冲锋枪影视中这方面的错误最多也最显而易见。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国军官兵手持司登式冲锋枪射击的场面，让人晕呕不已。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前几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如《长征》、《大决战》、《新四军》中，红军使用司登式、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用现役五六式的镜头甚至是特写镜头也履履出现，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司登式冲锋枪是英国在二战中后期生产的，进入我国是在四六以后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导演们是怎么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人的手中的，实在荒谬至极。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的幽默，就象某个小品中刘备用摩托罗拉一样，是为了博得观众开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剧。不过，你在感到浑身发冷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它的让你绝对笑不出来的另一种幽默的。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冲锋枪的汤姆森和伯格曼。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带一百发弹鼓和二十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但由于其制造工艺复杂和成本过高的原因，产品并不多。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三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阎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一至二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 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将冲锋枪称之为冲锋枪的。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由国民政府兵工署规范的兵器名称中仍然没有冲锋枪一词，而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伯格曼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伯格曼。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伯格曼在当年普及的程度。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伯格曼，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内战内容的影视片中出现冲锋枪，刘湘部队和阎锡山部队，就应该是仿汤姆森，其它别的部队则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别的枪型大量出现，出现了就是错误的。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产冲锋枪，主要是为了填补轻机枪火力的空白，是意图使之完成突击步枪或轻机枪的职能，川造汤姆森的枪管比原枪长出许多，就体现了这种用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国府统一生产，轻机枪的生产规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前线消耗，加之这时国人也还并没有认识到冲锋枪应有的战术价值，冲锋枪的生产便停止了。整个抗战时期，除八路军曾少量生产外，大后方的国府兵工厂并未生产过一支冲锋枪。在美援来到中国之前的抗战中，冲锋枪的使用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当然也有，但很少。随着美援的到来，美制冲锋枪成批进入中国，其型号有汤姆森M1928和M1A1，并有少量M3。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有加拿大制英式司登冲锋枪大量进入中国，此一时期的冲锋枪便主要是以上几种。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也有少量苏制PPSH41冲锋枪使用。柏格曼因为早已停产，而冲锋枪的寿命又极短，在内战中估计不会再有堪用的了。对于有万国武器博览馆之称的中国军队来说，特别是对于靠搜集缴获来补充武器的中共军队来说，在他们手中出现什么枪都是不奇怪的，但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枪则真真是“拿起狗来打砖头”的天大怪事了。
其四，关于武装带武装带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但今天并不难见到，只要走在大街上，你看所有各单位大门口站岗的保安，他们多数系的就是武装带。武装带为军官专用，因旧时军官佩军刀于腰带左侧，为防较重的军刀将腰带坠斜影响军容，故置一肩带右肩左斜地吊住腰带，这加了肩带的腰带就是武装带。后来军常服很少再佩军刀，但武装带却并没有跟着军刀一起从军官的身上解下，因军人扎武装带比扎腰带更显英武，因而得以保留。有些人将今天我军用的外腰带称作武装带，是错误的。武装带与外腰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肩带而后者没有肩带。还有，腰带有宽有窄，而武装带中的腰带部分全是宽的，如果是扣眼式的，则全部都是双排扣的。国民政府时期的武装带又俗称斜皮带。在当时如果说：这小子有出息，扎上斜皮带了。就意味这个人由士兵提拔为军官了，因为一般只有军官才能有资格扎武装带，而士兵通常只能扎腰带。中国军人扎武装带始自一九二二年奉军的整军经武。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其军事思想，组织编制，军需制度等有别于北洋旧制，就连军服军饰也是另搞一套，其中就有武装带的采用，开创了中国军人系武装带的先河。而关内的北洋直系皖系及西南军阀的川滇粤桂等军系从始至终都采用的北洋旧制，北洋军服又是从日军移植而来，军刀直接挂于内腰带上，故没有武装带的配置。至于电视剧中比如中央台正在热播的《啼笑因缘》中北洋军人系的武装带，还有前几年看到的一部反映李烈钧讨袁的电视剧中反袁军系的武装带，都只能归功于导演们想当然的臆造。黄埔建军时，由王伯龄主持的军服设计，也采用武装带作为师生军常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大革命时期很是风光的一个亮点。后来军服虽有改动，但武装带仍旧保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武装带才在中国军人的腰上解脱下来。武装带源自西方军队，上个世纪前半叶比较流行，二战结束后基本废止。今天，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的军队和中国极多数单位的保安仍旧使用外，军队中已经很少见。但我们擅长戏说的导演们似乎却并不甘心，不管历史上中国军人的武装带是什么时候开始扎的，什么时候开始不扎的，而只凭着好看，就将其无限地前后延长。从辛亥起义的民军到四九年仍旧与新中国对抗的国军残军，都硬性地给他们扎上一条，反正扎了比不扎好看，管他历史真实不真实呢。不仅如此，许多影视中还给压根就没扎过武装带的侵华日军也扎上一条，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小日本的威风和俊美。于是便有了如《啼笑姻缘》中那样的佩着北洋军的肩章，扎着国军时期的武装带，张口闭口“北平”“北平”（北平是北洋军阀灭亡后才使用，北洋时期北京就是北京）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亮剑》中楚云飞那样的戴着不知哪一国的军帽，穿着似乎是美军式样的开领军常服，佩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后才有的帽薇和领章，扎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前使用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东宁特遗队》、《亮剑》中那样的不知穿的是哪一国军装的日本鬼子。说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陆军）军装。国军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取消了武装带，军官常服采中西结合式，是在中山装的基础上，肩部加有肩袢，腰部加有一条类似风衣那样的布制束腰带，有点象猎装，但上衣领口系风纪扣封口而并不开领，领花在领口处，军衔标志在肩袢上。尽管加了西方风格的肩袢，更多的还是中式风格。这么说吧，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官常服，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取消了武装带，第二是军常服上衣并不开领，而且压根就没有过开领。抗战后期，接受美援后，曾有美械装备的国军，但那只是武器，并不包括军装。不错，在远征军，驻印军等少数部队中，曾有过美式夹克，美式皮鞋和英式钢盔少量的供给中国军队，但从没有过美式开领的军常服供给中国军官。老电影《战上海》中国军军长邵壮所穿的美式军用夹克，即为抗战后期美援军服之一，在国军中确有此种情况，但数量极少，而且那只是夹克。当然也可能会有在华的美军顾问将自身军装作为礼物赠给要好的中国军官，或者个别留学英美军校的学员由国外穿回，然后在非正式的场合偶尔穿一下摆酷。但不管哪种情况，绝对都是风毛麟角，一千人中也难找一个。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军官从上将到少尉，不敢说百分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一直穿的就是国军中式军服。但电影中电视剧中却又是一番景象了。大概是从文革后期的一部由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开始，银幕上的国军军官穿上了开领的象是二战时的美式军服又象是现在我军正在穿着的夏常服那样的军装。七十年代末又有一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紧随其后，那里面的国军也全部是这种装束。不过这时好在还没扎武装带，给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扎武装带是大约九十年代后期导演们的再创造。再之后便以讹传讹一窝蜂似的在电影电视剧中普及开来，这原本不伦不类的军装于是被许多人误认为就是那一时期国军的标准军装了，实际上这都哪跟哪呀？你仍旧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故意的搞笑，不是的，人家仍旧是正儿八经地教育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使他们同样正儿八经地相信，那时的军装就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至少对于电视机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观众来说是这样。从电影电视剧中学习历史，已经成为许多人包括许多导演最便捷的功课，而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正由此通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我们的驻地正处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的关系，与此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便屡拍不止，官兵们便经常地被派去充当群众演员过一把戏瘾。我就有机会曾向一些导演指出过服装道具的失实，可人家很是礼貌很是坚定地说：“您搞错了，您看某某电影某某电视剧中的国民党军官，不都是这么穿的吗”。到把我驳的无言以对。真盼望着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那样的作品，也真的希望那些无知的导演虚心地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踏踏实实地补一补自己的军事历史修养。其五，关于杨虎城等该不该称作西北军关于西北军都包括了哪些部队，历来存在十分混乱也十分错误的说法，即许多涉史不深者是将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一直到中原大战冯氏战败为止这一个时期内，凡是曾列入冯指挥序列内的部队统统称作西北军。这样，则岳维峻、邓宝珊、庞炳勋、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刘镇华、徐永昌、孙殿英等，便都被称作西北军了。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的帖子，就更是东拼西凑，俗不可耐，其中的有些人与西北军八杆子都打不着。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影视作品的歪曲和某些网络写手的浮澡，这种说法更形普及，真可与国军在解放战争中穿美英式军服的谬误有的一比了。那么，持此说法的人又是根据什么理由呢？我猜想，可能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西北军这一称法是在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叫起来的，而这之后的国民军各军都曾经长短不同时期地受其节制，所以，凡曾隶国民军各军旗下的，便都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之后冯率师参加北伐，组建国民军联军，后又改称第二集团军，再后来又组织反蒋军，但西北军一称已经叫响，那么在这一时期编入冯军作战序列的所有部队，也就顺理成章地统统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是不是还有其它别的理由我不知道，但这看起来有些道理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国民政府时期极类似东周时期，看起来国府只有一支军队，即国民革命军，但实际上是各种旗帜的军队并存的。而称某某人属于什么什么军，则是一个事关旗帜的问题，是一个跟谁走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万万不能马虎的问题，所以这就有必要较真了。彼时什么什么军的叫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有着独立的军政体系和权威的领袖人物的。东北军、晋军等就属于这一种。其特点是使用这个名称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另一种则是对源于某一个省区的多个军队派系的统称，是同一名称下不同军系的集合。如川军、湘军、陕军等。其特证是没有统一的军政体系，也没有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即使有时也曾建立联合的指挥机构，对外采取统一的行动，也不过是个联盟而已，充其指挥者，亦不过盟主而已。这很有点象某些邦联制国家的体制。西北军是哪一种呢？有的说法是将这一时期凡与冯同属于一个战斗序列的部队统统看成是西北军，将杨虎城、马鸿逵、方振武、刘镇华等部与冯之基本部队一同看作是组成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并列的单元了。也就是说，将西北军看成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同一个军号下多个军系的集合，就象我们经常说起的刘湘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唐生智部湘军、贺耀组部湘军一样，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也同冯玉祥一起分别称作西北军中的一支。也有的人说西北军有大小两支，大西北军是冯玉祥，小西北军是杨虎城，这个说法是近年来网络上才有的，算是新创。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将西北军归入象川军、湘军一类的多军系的集合的话，那么西北军的领袖或者说首领就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多个，就象川军中有刘湘、刘文辉、杨森、刘成勋等多个，湘军中有程潜、唐生智、贺耀组等多个一样。但多年以来，即是采广义西北军说法的，大概也只承认冯玉祥是西北军唯一的领袖，而并不将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等也同时认作西北军的领袖或首领，这显然是个矛盾。所以将其归入这一类不妥。当然采大小两支西北军说法的人可能会说，西北军的领袖不只冯一个，杨虎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或者也有人说马鸿逵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刘镇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孙殿英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反正都是后人人为定义的，是什么军不是什么军不重要。要是这么说就是抬扛了，因为或许有些军系是后人们为了研究和区分的方便而定义的（但西北军绝对不是），但同样也是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并为历史所认可的道道的，不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就比如火星与木星都是人为定义的一样，将他们的名字掉换一下从本意上讲也并不影响天文学的研究，但即使这样，大概也不是我们谁随便想怎么掉换就可以怎么掉换的吧。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你看网络上地滩上说杨虎城是西北军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说的多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还要看都是什么人在说，现而今影视上许多大陆时期的国军穿美英式军服，许多长征时期的红军使用斯登式冲锋枪，但它并不代表历史就是那么回事。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前，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存在着的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原战败后的西北军是另一码事）。它是以冯玉祥为圆心，以十六混成旅为半径划定的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独立自主，狭隘偏私，家长制作风十分的典型，冯玉祥就是西北军这个小圈子里独一无二的领袖。而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多个派系的集合体。至于国民联军和第二集团军时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它是个联合体，这一点没错，但这个联合体不叫西北军，而应称作西北军与各路杂军的联合体，只不过他在这个联合体中所占的股份要远远大于其它加盟者，这个联合体时期的冯玉祥，实质上是个盟主，不过而已。这就象你总不能因为马济、刘志陆、曲同丰、杨清臣等都曾隶于张宗昌直鲁联军大旗下就称他们是直鲁军一样的道理。
因刘湘、杨森、刘文辉皆川人，故将其部队称作川军；因唐生智、贺耀组、叶开鑫等皆湘人，故将其部队称作湘军；因陈济棠、陈铭枢、张发奎等皆粤人，故将其部队称作粤军，那么，杨虎城、岳维峻、马鸿逵、井岳秀等都是西北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西北人，其部队发展壮大在西北，活动地区主要也在西北，能不能因此而将杨虎城等都称作西北军呢。这样更不妥。前面说过了，西北军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属于源于某个省区的地方性军系的集合，也不是以地城区分的作战编组，西北军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统一的以军事作实力的政治派别，这一定性就注定了它并不是以其首领或部下将领的籍贯和部队的活动地域作为其认定的标准的。称冯的部队为西北军，最早是因为冯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叫起来的，以后就沿习下来。其实在这之前冯部的发展壮大与西北并没有多少关系。冯不是西北人，其部队骨干中西北人也极少，而主要是冀鲁豫皖几省人，而尤以河北人居多。比如五虎上将中，河北人占了３个，河南、山东各占１个，十三太保中，河北人８个，山东人２个，安徽人２个，吉林人１个，全没有西北人。当然，如果它不叫西北军而叫别的什么军行不行？也行。一个军系称作什么什么军，不过是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一经使用于哪一个军系，就等于注了册。就好比蒋中正不叫蒋中正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毛泽东不叫毛泽东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我看也没什么不行，但人家已经这么叫了，我们今天非要给人家改过来，行吗？不行。
能不能把西北军看作一个母系统，把马家军、镇嵩军、国民军各军等看成是这个母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呢？我看不能。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家军、镇嵩军都早于西北军许多年便已独立成军，国民二军、三军则与冯玉祥的一军一同成军，断没有把年长的看作是年少的儿子的道理。第二，从上述各军与西北军的关系上看，虽然因实力不及，各军都曾依附于冯军，但更多的是互相借重与合作的关系，真正死心踏地依附的极少。如果他们谁真的把冯军看作亲爹那样誓死效忠，那到是可以另当别论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这关系是松散的，但只要他们在表面上还从始至终地共擎西北军这面大旗，就象某些邦联制国家那样，也可以看成是母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对西北军的依附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短暂的。而且在脱离冯军后，又很快地找到了新的主子，加入了新的阵营。他们之中，除庞炳勋曾自称为西北军外，马鸿逵、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等都绝口不认西北军是自己的所属（一些表面上的应酬或酒桌上的恭维话不能算）。察哈尔抗日时，当时受方振武领导而出身于老西北军的张人杰为表示对方振武的不满，故意当着方的面说自己是老西北军，要听冯老总的，曾使方振武与张人杰二人的关系闹的很僵，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方振武对西北军的态度了。实际上，尽管西北军最盛时拥兵数十万，刘茂恩、井岳秀等不及冯军十分之一，但各军之间绝对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平行的兄弟关系，这还仅仅是说的合作关系存在的时候。真的要说母子关系，则冯玉祥西北军与后来分成多股的宋哲元西北军之间，与韩复榘西北军之间，与孙连仲西北军之间，才符合这样的比喻。
上述各军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冯玉祥的指挥，从战斗序列表上看，杨虎城为第十军军长时，韩复榘为第六军军长，方振武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时，孙良诚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那为什么杨虎城、方振武等就不能和韩复榘、孙良诚等同样称作西北军呢？原因很简单，是不是一个军系并不是单纯从战斗序列上看的。因为冯与杨等的关系仅仅是指挥关系，而冯与韩等的关系则远远不仅仅是指挥的关系。同在一个战斗序列中而军系不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果说上述各军都曾加盟过以冯玉祥为盟主的同盟军，便因此将其划入西北军的阵营，那么，蒋唐战争时期，曾隶属于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魏益三、高桂滋、刘桂堂等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湘军呢？要是可以这样称的话，中原大战中曾列入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李宗仁、张发奎、鹿钟麟、孙殿英等，又该以什么军称之呢？其实，这就跟诺曼底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军队并不能统统看作是美军完全一样的道理。实际上，并没有谁把曾受唐生智指挥过的所有军队全部的称作湘军，也没有谁把列入阎锡山指挥序列的所有军队统统地称作晋军，更没有谁把艾森豪威尔指挥过的盟军一概地看作美军，可人们却往往把曾受过冯玉祥指挥过的军队不管受冯指挥的时间长短也不管与其合作的关系好坏一古脑地称作西北军，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解。
同样是隶于冯玉祥的部下，又同样是背冯而附蒋，杨虎城、方振武们与韩复榘、石友三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看一支部队是不是独立的军系或者属于哪一个军系，主要的不是从军令系统看，而应该从军政系统看。也就是说，看某一支军队是不是属于某个军系，不能光看它在作战编组中属于哪一个军队序列，甚至不能光看它的隶属关系，而应该看他的军政体系是独立的还是统一于谁的，看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时的孙良诚配属于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作战，那么从军令系统看，孙良城部就属于蒋集团，而且由于此时正处在蒋冯二人的蜜月期，孙部作战行动唯蒋之命是从。但再从军政系统看呢，则蒋对于孙部却不能干涉分毫，即是一个连的编制，一个排长的任免，恐怕也无从插手。还不仅仅是对于孙良诚部，即使是对于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组、陈调元等部，蒋所能控制的也仅限于作战行动而已，对于贺、陈等部的军队建设，至少在此时还丝毫插不进去。换句话说，在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系，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西北军这一具体的军系而言，看一个将领是不是西北军，可从以下三点来考查：第一，看他是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或者看他的成长是不是与冯玉祥有直接的关系。是，就是西北军，哪怕他后来背叛了冯玉祥，也改变不了他的出身，如韩复榘、石友三等。第二，如果他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他的成长也与冯玉祥没有关系，就看他在投效冯部后所带的部队是否还是原班人马，是否经过了冯的整编改造而脱胎换骨了。如果他虽然还被冯用作带兵官，但其部队骨干却早已换成了冯的人，整个部队已经经过了完全的改造，那他就是西北军，如秦德纯、吕秀文等。第三，如果他既非十六混成旅出身，其成长过程中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其部队也没有经过整编，就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西北军这个团体的立场上忠贞不二，站对了，就是西北军。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北军不好举，几乎没有。因为杨虎城等与冯在一起的时间都极短暂便离他而去了，冯又在部队发展到颠峰时很快地失败，也不好验证。在别的军系中，到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比如原为直军后投靠奉军暨东北军的于学忠，原为西北军后投靠田颂尧川军的王志远等，便在投入新的阵营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自己的原班人马而未被改编，但于学忠为东北军、王志远为川军的说法却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很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于学忠、王志远等，尽管在改换门庭后其部队没有进行大的换血，但他们对于新主子的忠心是经过了考验的，他们和他们所带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地站在了新主子一边的，因而实际上已经是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而属于新的军系了。如果以上这三点都不能满足，那他就不是西北军。
我们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西北军将领拿出来试加分析。采广义西北军称法的，将许多将领划入西北军门下，象那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所说的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岳维峻、邓宝珊、徐永昌、续范亭、刘镇华、孙殿英、马鸿逵、弓富奎、赵守钰等等，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字。如果都拿出来一一分析，篇幅太长了，有的八杆子都打不着，也用不着去费那个劲。这里只分析平时说的最多也争议最多的三个人，杨虎城、方振武和庞炳勋。先看他们的出身成长和西北军冯玉祥的关系如何。先说杨虎城。杨是在护国战争时期崛起于陕西的农民义军中的一支，护法战争时期加入陕西靖国军，为支队长，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靖国军失利后投陕北井岳秀部，任井部步兵团长，得井的庇护多年，实力得以保存。国民三军入陕后，杨部受委为孙部第三师。西安解围后的1927年初加入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也就是从此时起，算是加入了冯玉祥部的战斗序列。从中可以看出，杨部在这以前的成长壮大过程中，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没有丝毫关系。再说方振武。方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江浙战争时投卢永祥，为别动队司令，自此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张宗昌，为先遣第二梯队司令，后梯队扩编成第六旅，再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在张的卵翼下，方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1926年初自称国民五军，叛离张宗昌，率军西撤与国民军其它各军会合。是年9月与冯等合组国民军联军，算是列入冯玉祥部战斗序列。在此之前方部的建设与发展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再说庞炳勋。庞炳勋是在孙岳的十五混成旅成长起来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三军时，庞任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进攻国民军时，孙卧病，三军交徐永昌负责，庞在此时率部投靠了靳云鹗，任河南保卫军第九军军长，是为自己独立带队的开始。后来又投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军长。1927年转隶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在这之前，如果要说庞与冯玉祥的关系，就只能扯到孙岳那去，如果不扯到孙岳那，则庞与冯就没有关系。由此可见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三人，在他们独立当家成军之前，乃至到成为一支独立旗号的军队之前，与冯玉祥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再看他们在与冯合作期间的军队建设受冯玉祥西北军的制约影响有多大。杨虎城在27年初加入冯部序列后，任第十军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参谋长孙蔚如等，全是从当连排长起就跟着杨的老弟兄。其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一直到杨29年背冯附蒋，杨军中没有冯军一人渗入，杨部各级骨干还是原来的老班底。方振武在26年9月与冯一同组建国民军联军时，任援陕军第一路军司令，部下三个师，师长阮玄武、鲍刚、张兆丰，除张兆丰是后来加入者（但也不是冯的人），阮、鲍都是方部起家时的建军骨干。后方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但所部各级带兵官依旧，直到方离冯而去，冯在方的部队中也始终未能插入一兵一卒。庞炳勋部转入第二集团军时，改所部为第二十军，辖两个师，师长谭炳衡、马法五，也全是庞十五混成旅时期的袍泽故旧。这期间，冯曾想改编庞的部队，因受鹿钟麟的保护，改编未得执行，一直到冯军失败，庞的部队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冯始终未能染指。可见，在他们与冯短暂的共事期间内，都始终保持了自己军队独立自主的军政系统和发展方向，没有受到冯氏西北军任何的动摇和改变，当然，受冯排外的限制，其部队也都没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最后看他们是不是忠贞不二地站在了西北军的立场上。杨虎城是27年初加入冯玉祥部作战序列的，没过几个月，杨便有了去意。之后，名义上虽然还没有与冯脱离，实际上却已经自由行动了。到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中，杨任蒋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率部与冯军作战。大战后期，杨军抢占洛阳，切断冯军西退之路，为最终打败冯军起了重要作用，也使西北军再也没能回到西北根据地重振旗鼓。杨却因此平步青云，坐镇西北，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杨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两年余，实际上连一年也不到。杨对冯玉祥绝对称不上忠贞，不仅说不上忠贞，我看杨虎城根本就是西北军的冤家。方振武26年初宣布加入国民军，27年4月便离冯附蒋。二次北伐时任第四军团总指挥，其基本部队发展到两个军，另收编旁系两个军。战后任安徽省主席，衣锦还乡。方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好在方在离冯附蒋后还没有象杨虎城那样帮助蒋介石打冯玉祥，不过要是方没有被蒋排挤削权就很难说了，总之毕竟方与冯没有兵戎相见，没象杨与冯那样把关系搞的很僵。33年方还再次与冯联手合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过在前后再次合作期间，方与冯矛盾重重，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方对冯的忠心自然也谈不上。在这一点上，庞炳勋的情况与杨虎城、方振武都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庞实力太小，想依靠冯这颗大树的原因吧，庞在投冯后不管是打张宗昌打张学良还是打蒋介石，都极为卖力。在韩复榘叛变时，庞先是率先密告，后又率部阻击，曾给韩以不小的打击，并与韩结仇，有些书写成庞与张自忠有隙，大概是把韩复榘与张自忠给弄混淆了，实际上庞与张并无过节。不久冯反蒋失败下台，庞与冯一起渡过黄河退往山西。在后来投靠者中，庞是在冯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叛变的少数几个人之一。31年与宋哲元等一同受张学良改编。在以后的岁月里，庞每每以西北军自称，对冯也以老长官待之，基本还算是站在了西北军这条线上的。三人中，说起忠心，是无论谁都谈不上了，但庞炳勋及其部下却还称冯为老长官，杨、方二人自离开冯玉祥后，对冯的老长官一称，也许会在某种应酬的场合用到，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部下也同样把冯认作老长官了。杨虎城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井岳秀，使其刚刚创建不久的部队在濒临溃败时得以立足，保存了实力；第二受益于蒋介石，使其得以发展壮大成举足轻重的十七路。方振武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张宗昌，使其有了第一次扩军发展的机会；第二也是受益于蒋介石，其部队也是在隶于蒋介石时得以发展到全盛。至于庞炳勋，他所受知遇，只有他的老长官孙岳。杨、方、庞三人隶于冯的时间都极短，且由于冯的偏私排外，杨方二人不久便离冯他去，庞是坚持到了最后，不过要是老冯败的不那么早的话，依冯的为人，庞要么被挤走，要么被吃掉，断没有在冯榻旁酣睡立足的可能。对于三人而言，不论从投效的时间长短上看，还是所受的恩泽大小上看，冯玉祥都远远不能和上述井岳秀、张宗昌、孙岳和蒋介石等相比，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界的大老都习惯将他们称作西北军却少有称他们为别的什么什么军的，真的不好理解。看来西北军的牌子实在是大。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称杨虎城和方振武为西北军着实不妥，而称庞炳勋为西北军到多少可以说的过去。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对冯不忠却仍然称其为西北军，杨虎城、方振武等对冯不忠就不能称其为西北军呢？这可用一句粗话来解释，亲儿子再不孝，你就是登报和他宣布脱离父子关系，却不能否认他是自己的的儿子；而认了几天的干儿子解约走人又认了别的人作爸爸了，你还能说他是自己的儿子吗？何况杨虎城、方振武等只是在老冯家打了几天工借了几顿饭吃，也并没有认其做什么呀。
能不能将杨虎城等看作是西北军的旁系，也就是杂牌呢？在第二集团军前后时期，许多加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都远较冯之基本部队弱小，冯之基本部队又称作西北军，那么，把此时投入西北军阵营受冯节制的杨虎城等部称作西北军的旁系，这与北伐时期归顺国民革命军的大量部队长期作为蒋纪中央军的旁系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要分成两个阶段，在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前，这么认定是恰当的。旁系是相对于嫡系而存在的。不唯蒋介石系统有嫡系与旁系，冯玉祥、唐生智等许多军系中都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后来投效未及消化的略小的部队。在对当时冯氏第二集团军、唐氏第四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做实力分析时，称某部为某之嫡系，某部为某之旁系，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台湾王禹廷先生就经常这么分析注明，大陆的姜克夫先生也持此说，和后来国军中的嫡系与旁系是同样的使用方法。在杨虎城背冯投蒋后，再这么用就不妥了，在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后还称其为西北军的旁系显然就不是很合适的了。比如张家的闺女嫁给了李家，是李家的媳妇，可后来又改嫁给了王家，还说她是李家的媳妇就不合适了。杨虎城、方振武等都是骨头带刺、犟硬难啃的主，并不象曹万顺、周凤歧那样轻易的就让人吞下去消化掉，这就决定了不管他们曾投入谁的门下，都不愿意成为谁的死党而甘愿任其肢解改造，也就不可能成为谁的嫡系。比如杨虎城，他投井岳秀时，是井部的旁系，投孙岳后，是孙部的旁系，投冯玉祥后，成了冯部的旁系，投蒋介石后，又成了蒋军的旁系。就象我们不能在宁汉合作以后还老是将庞炳勋、郝梦龄等称作唐生智的旁系一样，杨虎城在投冯玉祥后还说杨是井岳秀的旁系也不合适。同样的道理，讨论27年初的杨虎城第十军，说他是西北军旁系是可以的，说起36年末杨的十七路军，还称他是西北军的旁系就显然不妥了。那么，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西北军投入蒋介石阵营的，为什么还总是称韩是西北军而不能称杨是西北军呢？还用刚才的比喻，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冯家嫁过来成为蒋家的媳妇的，但韩是冯家的闺女直接嫁给蒋家的，韩的娘家就姓冯，即使与娘家的关系再坏也改变不了他姓冯的根源；而杨则是冯家的媳妇改嫁到蒋家的，对于已经嫁到蒋家的杨虎城来说，冯家既不再是他的婆家，也不是他的娘家，不管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29年以后的他都不可能姓冯。
旁系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杂牌军，既然是杂牌军，他也总得有个牌子的，说杨虎城等不是西北军，那他们又是什么牌子的军呢？我猜，之所以许多人习惯较多地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称作西北军，而对于同时同样隶于老冯部队的马鸿逵、刘镇华等，称其为西北军的就较少，可能也就是因为后者所属的马家军、镇嵩军名字比较响，而对于前者却不好归属的原因。前边已经说过，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系，主要的是看他是不是有独立的军政系统，而不是看他的大小和存在时间的长短。夜郎再小，也是一个国家，湖广再大，也只是一个行省，就这个道理。杨虎城的部队，方振武的部队，庞炳勋的部队，其实都是独树一帜的部队。杨早在靖国军时期便已有了独立拉队伍的行动，靖国军解体后，在极端困难面前，杨率部依附井岳秀，开办安边教导队，韬晦练兵，着手培养自己的班底。虽就食于井岳秀多年，但他的部队却没让井有丝毫的染指。在投靠蒋介石后，在蒋的政权已经渐趋稳定的时候，杨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立建军独立发展的道路，没能让黄埔系对其部队产生太大的影响和渗透，更不用说临时指挥其作战的冯玉祥了。所以说，直到杨虎城被削夺了兵权为止，杨的部队都是一支独立的军系。至于杨虎城部队的名号，有称其为陕军的，也有称其为十七路军的，我觉的都可以，但称其为西北军却绝对的不可以。方振武更是早具野心，其部队的独立性与杨虎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张宗昌部队里，他连招收教练营的学兵，都只在他的家乡安徽的寿县、凤台一带进行，从干部上确保了部队的单纯，为培养自己的班底打下了基础。张几次欲整编其部队都未成功。之后方率部投身国民军阵营，短短一年内冯玉祥根本无暇也无胃口吃下个性十分倔强的方振武部队。到了蒋的阵营后，方部得到了大的发展，编遣会议时，所部编为并列的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蒋的意图是想削弱其兵权，但方却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两师的联合办事处，仍然起着统一指挥两个师的功能，可见其独立精神之顽强。方振武的部队就是方振武部队，他既不姓张也不姓冯也不姓蒋，他只姓方。怎么称呼他的部队，没办法，也只能称之为方振武部队了。庞炳勋部队和杨虎城部队、方振武部队不一样，庞部是由国民三军直接延续下来的，尽管在投靳后庞部实际上已经独立，但其老底子仍然是国民三军的，而且也是国民三军幸存下来的一支独脉，我看就称其为国民三军旧部是最合适的，王禹廷、姜克夫便以此称庞部队。有的将其称作西北军，勉强，但也说的过去，而且庞氏自己及部下也这么称呼。大概是西北军的家长虽然倒了，但其家族还很庞大，加之庞与河北人占多数的西北军众将领有着同乡的关系，也想攀上这门子亲，以不显得自己过于孤单吧。
历史科学有它特定的规律，与流行的菜品、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碟所要遵循的规律不同，后者是只要吃的人多穿的人多听的人多，就是它存在的真理，而历史科学不能按这个规律去衡量，它往往是冷僻的，对它的认定正确与否并不与说的人多少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