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清盘率:平津战役缘何先打天津城

平津战役缘何先打天津城

◎万兴宪　赵杰波　墙师琼

平津战役胜利60多年了，可是对战役中缘何由先打塘沽而改取天津城，人们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委员吴富善将军。吴将军虽已过耄耋之年，但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这一变更的详细经过。

1948年11月开始的平津战役，是在辽沈战役取得完全胜利，淮海战役胜利展开之际开始的。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使孤悬于华北的国民党军傅作义60万部队成为惊弓之鸟。根据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为就地全歼华北之敌，不使其西逃或西撤，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并“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东野七纵奉东总之命，于11月25日挥师入关，进至唐山、芦台一带集结。12月下旬，按照军委的计划，东总命令第七纵队：迅速查明塘沽地区敌人兵力，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和规定近迫作业的处置，决定我参战之兵力。之后，第七纵队开始对塘沽之敌发动小规模攻击，但收效甚微。因为这里沟渠纵横，沼泽遍地，更由于时虽寒冬，盐田仍不冻结，不利大部队机动，重火器也不便展开。同时，敌人以海军第一舰队“重庆号”及数十艘舰船协助防守，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的司令部就设在停泊在海中的军舰上。双方一交火，敌人便弃陆入水，并用舰船上的炮火对我进行猛烈反击。因此，将敌人堵截围歼的目的难以实现。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七纵派人进行侦察，同时决定部队进行试探性攻击。在试攻中，占领了一些村镇和一些滩地，但伤亡较大。二十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700余人，自己伤亡600余人；二十一师配合第九纵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人自己伤亡400余人。两次攻击，得不偿失，指挥员急得团团转，战士们也憋气窝火：“这叫什么仗？打发挥不了火力，冲又使不上劲，伤亡一大堆，最后还让敌人跑掉了。”

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有时完全出乎指挥员预料。情急之中，吴富善和邓华司令员等商量后，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暂停对塘沽之敌的攻击。新河镇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邓华、吴富善等几位纵队领导聚集在前线指挥部里，对塘沽地区的敌我态势和兵力装备进行了分析对比。吴富善首先发言，他分析说：“从毛主席到中央军委，直到东总的作战方案，都是首先迅速夺取塘沽，断敌海上退路。推迟对塘沽之敌的攻击，改变这样一个作战计划，事关全局，不是一个小问题。况且这又是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的第一仗，影响甚大。我和邓司令员都不是那种遇到一点困难就犹豫不前的人，但在这样的地形、敌情条件下，用几个纵队的兵力打塘沽，不仅部队伤亡大，而且实在难以做到速战速决。”邓华接过话茬道：“坚持打下去，费力费时，损兵折将，也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港口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之敌。塘沽战斗一旦不能速决，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天津之敌有可能乘机突围。不管天津之敌是东进塘沽还是西逃北平，都将使平津战役的情况变得复杂。因此，对塘沽之敌的攻击，时间宜推迟，以便充分准备。”曾克林副司令员和参谋长高体乾也表示赞同：“拿下天津，同样可以达到阻止天津之敌从海上逃跑的目的。打塘沽不如打天津影响大，且对我们更为有利。”最后，大家达成共识，根据战场情况和实战结果，从战略全局出发，建议东总推迟攻打塘沽的时间。

正当七纵领导研讨新的作战方案时，刚刚到达塘沽前线不久的二纵、九纵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和问题。二纵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带领各师指挥员顶风冒雪到预定作战地域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无遮无挡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冰的绵延盐田，而他们当时又无力封锁海面和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九纵的战士们在退潮后构筑的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还不时遭到敌人军舰的炮火袭击。他们虽以1个团的兵力向大沽守敌发起攻击，但未获成功，且伤亡很大。

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邓华、吴富善又与这两个纵队通了电话，结果香得知，他们也在考虑攻打塘沽的利弊得失问题，真是不谋而合！

大家所见略同，更加坚定了缓攻塘沽的决心。当天晚上，3个纵队的领导在北塘七纵指挥部里，由邓、吴、曾、谭、高共同签发了给东总的电报：“目前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队、九纵队及炮兵均须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到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这份电报如实地反映了塘沽的地形、敌情、战况，并向野司提出了缓攻两沽的建议。

电报发出后，3个纵队的领导心情不免有些紧张，脑海里不时地闪现着一个大问号：“对作战方案作这样大的改动，东总、中央军委会同意吗？”他们甚至东总会不会认为他们是“畏难而退”。因此，他们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东总回电。不久，平津前线司令部回电：“刘亚楼参谋长明日一早将带有着人员到七纵司令部听取汇报，并实地察看地形。”此刻，几位纵队领导如释重负，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2月26日上午9时左右，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率领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及参谋人员，乘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七纵司令部。刘亚楼一下车就召集开会，听取汇报。

邓华指着摊在面前的地图向刘亚楼汇报说：“塘沽东临渤海，南临海河，我们无法实行迂回达成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背海顽抗，实难断敌后路全歼敌人。除渤海、海河外，周围河沟很多，宽仅3公尺左右，但水深及胸，海潮来时更深。除铁路与路东一条小路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人则可凭河沟坐守。西南和北面直到海边，均为盐田和草地，广阔平坦，草地潮湿泥泞，挖沟有水，盐田冬不结冰，不便徒涉，部队难以展开攻击。”

刘亚楼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上几笔。

邓华接着说：“敌人以塘沽外围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作掩护。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作冲击出发地，但至敌阵地前沿仍要通过大片平坦盐田。在这种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不利地形上，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强攻，代价太大了。”

刘亚楼点了点头，问道：“你们试攻的情况怎么样？”吴富善回答说：“23日以来按东总命令，我们组织部队进行了试探性进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所以我们才全部暂停攻击。这样的地形突破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兵力展不开，掩护火力发挥不了，正像一些战士说的‘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有劲使不上’。”

刘亚楼停下手中的笔，沉思一会，又问：“九纵队在大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邓华回答说：“昨天，我们和二纵队刘震司令员、九纵队詹才芳司令员都会了面，一起勘察了地形，作了分析。詹才芳同志说，他们趁海水退潮后筑了一些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前天他们二十五师向大沽守敌试攻，敌人火力密集，又遭敌人海上舰炮拦阻轰击。由于部队没有任何工事屏障，无法接近敌人，两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也较大。”

吴富善接着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在目前的地形、敌情条件下打塘沽，自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把敌人赶走，且无法全歼敌人，也难以按东总的要求，迅速占领塘沽。加上战斗中天津守敌有可能视情突围，使战场形势复杂化，所以，我们才向东总正式提出我们的意见。”

刘亚楼、肖华等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又一起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和泥泞的道路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

看完地形后，刘亚楼、肖华一言不发，紧锁眉头，吴富善和邓华更是感到紧张。

回到纵队司令部，天色已晚。吃过晚饭，一放下碗筷，刘亚楼又把他们有关人员叫到一起，继续开会研究。

刘亚楼首先说：“下午听了你们的介绍并看了地形，心里有底了。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天津之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作个样子，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指挥部已搬上军舰，我们不能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延长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刘亚楼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最后以慎重的语气向吴富善和邓华询问：“如果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是否认为更有把握？”

一听这话，他们纵队几个领导都面露喜色。

邓华大着嗓门回答说：“昨天，我们俩和刘震、詹才芳同志一起议论过，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掉，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去路，威慑北平之敌也有利。只是塘沽这几万敌人让他们在我们眼皮底下溜了，又有些不甘心。”

刘亚楼说：“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敌人这个军逃跑了，也无关大局，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此时，会议气氛已经变得比较轻松活跃了。他们进一步商议了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一致决定由七纵参谋长高体乾执笔起草一个电报。因罗荣桓当时已去西柏坡，所以他们以刘、邓、吴、高共同署名，签发了这封给东野司令员林彪的电报，详细陈述了塘沽的地形和敌守备情况，正式提出了将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的建议。

电报发出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疲劳也随之袭来。

此时天色已晚，刘亚楼、肖华与七纵领导在一条大炕上头内脚外，和衣而眠。第二天一早，刘亚楼、肖华一行便启程返回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刘亚楼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后，与林彪又认真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终于定下决心。29日，林彪、刘亚楼共同签署了给中央军委关于改打天津的请示电报。电报说：“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其实，早在12月6日，即在接到东总转来的第七纵队报告后，中央军委即致电林彪：“请调查大沽、塘沽是否不久就会封冻，在封冻以后是否可以从海上攻击塘沽。”并指出：“攻击塘沽拟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宜。”随后，林彪又致电中央军委：“平津之敌突围征候甚多，塘沽、大沽目前的太大，兵力用不上。”中央军委复电林彪：既然平津之敌突围征候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其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因此，中央军委在接到林彪29日的电报后，当即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至此，经中央军委与津沽前线指挥员的反复磋商，确定了不打塘沽，改打天津这一重大决策。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及六纵队、十一纵队各一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包围天津。1月14日10时，强攻天津的战斗打响，到15日15时，经过29个小时激战，天津13万守敌悉数被俘被歼，旋即又兵逼塘沽。16日，该处守敌被歼数千后，余敌近5万人由海上狼狈南逃，塘沽亦宣告解放。

（摘自《党史博览》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