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思达:铭心绝品

铭心绝品----故宫博物院两晋隋唐法书特展
发布: 2003-9-05 06:56 | 提交者: yogy | 来源: 春秋中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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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不同于书法。法书是对古代名家墨迹的尊称，包含着书法作品之楷模的意思。
    明清两代宫廷内府集中了历代法书作品，其情形见于康熙时所纂《佩文斋书画谱》（注1）和乾隆、嘉庆两朝所编《石渠宝笈》三编等著录中。本世纪初，清代末帝退位前后，藏品流散而出。世纪中叶，一部分越过海峡，至今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五十年来，由于政府的关怀和收藏家（张伯驹、陈叔通、朱文钧、罗福颐、邓以蛰先生）的贡献，众多精品复归紫禁城，于是书法宝库得以重建，饮誉中外。
    不论是尺牍、诗文，还是写经、抄本，无不意涉瑰奇，思逸神超。每每展卷，界破虚空，自能体会到：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留下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

       在留存至今的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最为人宝爱的是能以真实地反映书家风貌的法书墨迹，尤其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的早期名家墨迹堪称“铭心绝品”，不但本身被人珍若拱璧，且被后世诸多法帖摹刻，成为千百年来书法爱好者学习的范本。本院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和唐代冯承素《摹兰亭序帖》是存世最早的一批法书名迹中的精品。而新近征集的原藏清宫、后流散于民间的《隋人书出师颂》则又是一件流传有绪、闻名于世的名迹墨宝。它弥补了故宫藏品中隋代法书的不足，使我院两晋隋唐之早期法书名迹蔚成系列。今特将诸墨迹和与之相关的法帖拓本中之上佳者一并展出，以期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影响。
    《隋人书出师颂》作章草体。“章草”是在隶书的草写体--“隶草”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一种书体，在中国书法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中是衔接早期的篆、隶书体和在后世占主导地位的楷、行、今草书等书体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自西汉出现后，至东汉中后期趋于纯熟，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法表现形态。从三国、魏晋以至隋代，各时期多有承其余绪者，并相继产生了汉张芝、西晋索靖等一些著名的章草书法家，然而至唐人则“绝罕为之”，历数百年至元代方得复兴，然风格已大异古人。早期章草墨迹存世者稀若星凤，《隋人书出师颂》即其中珍品之一。为此，我们还精选了历代法帖拓本中早期章草名家的名作，全面展示由汉至隋章草书体的形态演变，以飨观众。

注一：《佩文斋书画谱》

   《佩文斋书画谱》，100卷，清王原祁等编纂，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内府刻本。版框16.8cm×11.7cm。半页11行，行22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书前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御制序，其后为凡例和总目，正文前列有所纂辑之书籍的目录和书画谱总目，并开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奉旨纂辑此书的官员职名。64册8函。
    本书是中国书画的大型类书。编辑工作始于康熙四十四年。从清内府所藏和四处搜罗而得的1844种文献古籍中收集资料，历时3年编成。
    本书顺序依次为论书、论画、历代帝王书、历代帝王画、书家传、画家传、历代无名氏书、历代无名氏画、御制书画跋、历代帝王书跋、历代帝王画跋、历代名人书跋、历代名人画跋、书辨证、画辨证、历代鉴藏书类、历代鉴藏画类。此书内容始自五帝而迄止于元明。先列历代帝王，其余则以时代相次。有些书迹画幅偶传有作者姓名字号但无书可凭据者则不载入。所征资料皆注明出处。全书体例精密，引据详实，颇便稽考。但该书也有稍嫌不足之处，如对历代书画书籍没有另立“著录”一门，以便说明存佚。且编中对于伪书一并收录，不作鉴定。本书卷帙浩繁，材料丰富，对后世之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国书画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
    除此本外，还有1919年线装影印“扫叶山房本”、《四库全书》本、《 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右]平复帖
晋 陆机
草隶，纸本，手卷，纵23.7cm，横20.6cm
    《平复帖》自宋代《宣和书谱》将其归入章草体，后世多沿袭之。此帖应是介乎章草和今草之间的过渡性书体。有学者认为是草隶。帖中用秃颖劲毫，笔意生动，风格平淡质朴，是流传有绪的西晋名家法书巨迹。
    此件作品为鉴藏家张伯驹先生于1956年7月捐献给国家，后移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释文：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扬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左] 清拓《秋碧堂法书》卷一 陆机《平复帖》
拓本墨纸，纵30.9cm，横13.4cm（半开）
    陆机此帖书体古厚淳雅，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与出土的汉晋简牍相近，表现出当时草书由章草向今草的发展演变，是研究字体嬗变和笔法时代特征的重要资料。
    《秋碧堂法书》，丛帖，八卷。清梁清标鉴定，尤永福镌刻。收晋陆机、王羲之，唐杜牧、颜真卿，宋高宗、苏轼、蔡襄、黄庭坚、米芾及元赵孟頫等大家书。梁氏富收藏，精鉴赏，诸帖多摹自真迹，为清刻佳帖之一。所刻《平复帖》颇精，将用秃笔书写而带出的“贼毫”一一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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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2003-9-05 06:58:00

[右]出师颂卷
隋 佚名
章草
    《出师颂》为汉史岑撰文。史岑，字子孝，一字孝山，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以文章显名。
    《出师颂》未署书者姓名，据明王世贞等人记载，当时流传两本，一本有宋徽宗赵佶标题藏印，称为“西晋索靖书”，入清佚失，一为是本。本幅后有米友仁于绍兴九年（1139年）四月七日跋书并审定：《出师颂》隋贤书。此本后入藏清宫，《石渠宝笈》一书也著录为隋人书。现经启功、徐邦达、朱家溍、傅熹年等专家鉴定，确定为隋朝人所书。此书为章草体，是存世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古章草书作之一，书法笔势险峻，字体古朴简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释文：出师颂，史孝山。茫茫上天，降祚为汉，作基开业，人神攸讚。五曜宵映，素灵夜嘆，皇运未（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戎不顺，东夷搆逆。廼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阅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寓。苍生更始，移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原缺一字，为“我”）将军，穷域极边。鼓无停响，旌不蹔褰，泽沾遐荒，功铭鼎鈜。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辂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介圭既削，裂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闻。

[左]初拓《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卷三 《出师颂》
拓本墨纸，纵27.5cm，横17.7cm（半开）
    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有两本，一为“宣和本”，一为“绍兴本”。刻于《三希堂法帖》中的是“绍兴本”，有米友仁题跋，即《隋人书出师颂》。其书体为章草，古朴而典雅。
    “三希堂”为清乾隆皇帝书室，以贮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而得名。《三希堂法帖》全称《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是由清代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丛帖。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皇帝特谕梁诗正、汪由敦等大臣，据内府所藏书画精品目录《石渠宝笈》选择法书，摹勒上石，并由著名刻手宋璋等人镌刻完成。全帖共32卷，计刻石495块，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北海建造阅古楼收藏刻石。此本为初拓进御之本，墨色光亮，俗称“乌金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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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2003-9-05 07:02:00

[左]中秋帖
晋 王献之
行书，纸本，手卷，纵27cm，横11.9cm
    《中秋帖》是著名书法作品，曾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三希”之一。原帖称《十二月帖》，宋代为米芾所藏，并刻入米氏《宝晋斋法帖》。据专家考证《中秋帖》是米芾据《十二月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6字。作品笔迹流逸，情驰神纵，对献之“一笔书”特点的把握十分精到，但因系信手临写，并未拘泥于原作，字形较肥，具欹斜之势，呈现出舒张圆劲的神采，故具有米芾的书法特色。
    此件作品原被典当在香港的一家外国银行，国外有人意图收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于1951年11月18日以重金收回，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释文：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右]初拓《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卷二 王献之《中秋帖》
拓本墨纸，纵27.5cm，横17.7cm（半开）
    《中秋帖》是清乾隆皇帝所藏“三希”之一，收刻于《三希堂法帖》中。此系御制墨拓初拓本。此作书法连绵跌宕，如“火箸画灰，连续无端末”，古称“一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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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2003-9-05 07:04:00

冯摹兰亭序卷
唐 冯承素
行书，纸本，纵24.5cm，横69.9cm
    唐初，临摹《兰亭序》风行，在众多摹本中尤以此本最精妙。因钤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印，被称为“神龙本”。字体不但间架结构优美，而且行笔踪迹、墨彩浓淡亦都十分清晰。元代郭天锡认为此卷本是冯承素等摹，明代项元汴确定为冯摹，后世沿袭此说。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序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王羲之等人聚会情景，抒发了文人情怀。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后成为名帖，真迹据传在唐太宗殁后殉葬昭陵。今所见的最早摹本为唐代本，此即其中之一件。
    释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詠，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讬，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蹔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左] 初拓《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卷三 冯承素摹《兰亭序帖》
拓本墨纸，纵27.5cm，横17.7cm（半开）
    《兰亭序》为王羲之著名书迹，在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三希堂法帖》摹勒的唐人冯承素摹本刊刻精湛，表现出王羲之书法神清骨秀、妍美流便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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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2003-9-05 07:08:00

[左]伯远帖
晋 王珣
行书，纸本，纵25.1cm，横17.2cm
    这是王珣写的一通信札，也是传世晋人墨迹中唯一具有名款的真迹。此帖行笔出入顿挫，锋棱具在，笔笔有浓淡变化，后笔过搭前笔处毫锋重叠，笔顺天成，绝无钝滞之迹，落简挥毫，字字顾盼，尽得优游俊朗之风神，为乾隆皇帝收藏的“三希”之一。
    此件作品与《中秋帖》同被典当在香港的一家外国银行，国外有人意图收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于1951年11月18日将此二帖一起以重金收回，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释文：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右]初拓《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卷二 王珣《伯远帖》
拓本墨纸，纵27.5cm，横17.7cm（半开）
    《伯远帖》是清乾隆皇帝所藏“三希”之一，其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收刻于《三希堂法帖》之中，摹刻者尽力保持了原作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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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y2003-9-05 07:13:00

宋拓《淳化阁帖》卷一
汉章帝 章草书《辰宿帖》
拓本墨纸，纵25.2cm，横13.1cm（半开）
    东汉章帝（56-88年），名炟，明帝子。在位14年，善书。章草，或称隶草，唐张怀瓘曰：“章草即隶书之捷。”它与今草的主要区别在于保留着隶书笔画的形迹，每字独立不连写，广泛流传于两汉时期。对章草的名称解释不一，或曰因史游用章草书《急就章》而得名；或曰因汉章帝时所创，故名；或曰与“章程书”之“章”同义等等。《辰宿帖》传为汉章帝所书，见于《淳化阁帖》等帖中。
    此清宫旧藏“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因钤“懋勤殿鉴定章”而得名。宋刻宋拓，镌拓精良，为存世至宝。
yogy2003-9-05 07:14:00

宋拓《淳化阁帖》卷二
张芝 章草书《秋凉平善帖》
拓本墨纸，纵25.2cm，横13.1cm（半开）
    张芝（？-约192年），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善章草书。前人赞其书“超前绝后，独步无双”，有“草圣”之誉。南朝宋羊欣记其“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显示出张芝的书法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故后人也以“临池”代称练习书法。
    释文：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深为秋凉平善。广闲弥迈，想思无违。前比得书，不逐西行。望远悬想，何日不勤。捐弃漂没，不当行李。又去春，送举丧到美阳，须待伴比，故遂简绝。有缘复相闻。餐食自爱。张芝，幸甚幸甚。
yogy2003-9-05 07:16:00

宋拓《淳化阁帖》卷二
皇象 章草书《文武帖》、《顽闇帖》
拓本墨纸，纵25.2cm，横13.1cm（半开）
    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时号“书圣”，有“一代绝手”之称。唐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为神品，八分妙品，小篆能品。
    此两帖结字工整，法度森严，是成熟、规范的章草作品。
    《文武帖》释文：文武将队，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君子即戎忘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师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天有泰一、五将、三门。地……
    《顽闇帖》释文：臣象言。顽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乖秽，无所中宜。特蒙哀伤，殊异之遇，安感骑乘之欢，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躯命，荣观足以光心膂。延望翘翘，念在效报。而萧走垂须。终何才力，以答新恩。唯尚有借近赵走。文过首贫，尚寻天恩。智方营私，成无往颜。爱自弥文，唯……
yogy2003-9-05 07:17:00

明拓《郁冈斋墨妙》卷七
索靖《月仪帖》
拓本墨纸，纵28.1cm，横13.8cm（半开）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张芝姊孙。曾官尚书郎、雁门太守，拜左卫将军。善草书、八分，尤精章草，自谓“银钩虿尾”。虿是蝎类毒虫，尾部上卷呈钩状，以此形容其章草书波画的遒劲状态。其书法对两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书坛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月仪帖》传为索靖所作，法度谨严，气势峻迈，是著名的古章草书作品。
    《郁冈斋墨妙》法帖，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刻。取材魏、晋、唐、宋名家书迹，共十卷。王肯堂摹勒，管驷卿镌刻。摹刻精湛，秀润可人，为明代著名刻帖。   
  宋拓《淳化阁帖》卷三
索靖《皋陶帖》、《七月帖》
yogy2003-9-05 07:24:00

宋拓王羲之《十七帖》
拓本墨纸，纵24cm，横9.7cm（半开）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为信札，因首刻“十七日”等字，故名。唐欧阳询说：“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至王羲之始变为今草。该书行笔自然洒脱，笔画尚存章草意味，虽字字独立，但气脉贯通，充分表现了王羲之的书法风采，是我国书法史上不朽的名作。
    此为北宋拓本，钤“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等印。
yogy2003-9-05 07:30:00

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
拓本墨纸，纵23.8cm，横11.5cm（半开）
    智永（生卒年不详），南朝陈至隋间僧人，人称“永禅师”。俗姓王，王羲之七世孙。工书，精勤于艺，相传曾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布施江南各寺。宋代人评其草书是变章草古法而成，故虽为今草，依然具古朴风致。
    是帖为宋大观三年（1109年）刻。此本为北宋拓，真草对照，字体古雅含蓄，拓工精善。
yogy2003-9-05 07:32:00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作者 单国霖
    《出师颂》为东汉史孝山所撰，对后世书写此颂者，异议颇多。从历代著录和存世墨迹刻本两个界面来考察，确实存在过多种本子。历代笔记、著录所记载，纷纭芜杂，单从文字来分析，难辩其真膺优劣。现在换一个角度，以传世的几种《出师颂》主要刻本与存世墨迹为标样，并参考有关著录材料，加以比较辨析，或许能对《出师颂》的历代写本情况，获得一个较明晰的认识。
    历代法帖中收刻有《出师颂》的共有九种，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
    一、南朝梁萧子云《出师颂》系统，现见刻本两种。
    1、宋《汝帖》第七卷，王寀摹刻，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其有如下特征：
    （1）标名“萧子云”，为残帖，共5行80字，起自“薄伐猃狁”，止于“显显令闻”。
    （2）“况我将军”之“我”字虽残，但字形犹存。
    （3）帖中漏缺“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不知是母本原迹己残缺，还是刻石时漏刻，分析以前者可能性大。
    （4）此帖文字笔划缺损甚多，摹刻者似乎忠实于原迹，残损处不作添补。
    （5）此帖字与字之间不连属，且笔力较为瘦劲，隶意颇重。与同帖卷四所刻索靖《月仪帖》，在结体、用笔上相近，气息高古。
    2、北宋《兰亭续帖》上册，刻于政和初年（1111年），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
    （1）标名“萧子云”，刻石已斜向裂开，故残损字较多，但非裂痕处笔划较全，不同于《汝帖》之笔划多缺失。
    （2）此帖刻全文，“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八字未缺。但是“况我将军”之“我”字已失落，且未留白，致使文句不顺，四字句成三字句。
    （3）此帖每行字数比《汝帖》本为少，行距亦较宽。
    （4）此帖第二行“来”字，第八行上“至”字下“况”字己半残。
    （5）此帖后面并刻有蔡襄治平二年（1065年）的题跋，谓“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殊可爱。借临一本，然眼力已昏，多亦失真，他日或移石本，可分遗也。”
    比较《汝帖》和《兰亭续帖》两本《出师颂》，虽都题“萧子云”书，但并非出自同一母本。因前本多一“我”字而缺八字；后本“我”字已删。蔡襄题跋于1065年，说“此书尤精劲而完篇。”《汝帖》刻于1109年，早于《兰亭续帖》，却已成残篇，又未收刻蔡襄跋。再细加比勘，两本字体的形体亦有小异，故两本各有母本。北宋米芾《书史》记载：“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又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萧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存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说明北宋时就流传萧子云本，可能还不止一本，故出现不同摹刻本，自在理中。
    二、西晋索靖《出师颂》系统，共有五种。
    1、明邢侗选辑《来禽馆帖》卷二，标名“索靖书”，刻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此帖有如下特征：
    （1）帖前刻有北宋徽宗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有“政和”长方印，“宣和”长方印，并有“永存□□”半印，“书印”长方印，“文艺薮泽”大方印等收藏印。
    （2）“况我将军”之“我”字缺，未留白。
    （3）与《兰亭续帖》比勘，“降祚有漢”变为“降祚为漢”；“素孁夜暵”变为“素孁夜嘆”；“鼓無停響”变成“敉無停響”；“言念伯舅”变为“言念内舅”。
    （4）《兰亭续帖》里缺笔的“来”、“至”、“况”等字，皆勾出残损边框；“明诗阅禮”之“禮”字己残缺，而《兰亭续帖》里尚未残。
    在此要着重提出“素孁夜暵”四字，“暵”一作干旱、干枯释；一同“熯”。王遽常先生1947年在《索征西书出师颂墨池堂本跋》一文中，考释“暵”同“熯”，《玉篇》释火盛貌，《论衡》释炬火，则“素孁夜暵”谓素月夜明也，正与上句“五曜宵映”（五星夜间映照）作对。而宋五臣注《文选》本，行文为“素孁夜嘆”，“嘆”释哭。王文谓：“素月岂能夜叹乎？”他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文提出了疑义。王遽常之说，应合乎原文。
    2、明董其昌选辑《戏鸿堂法帖》卷三，标名“晋索靖出师颂”。此帖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晚于《来禽馆帖》三年。
    （1）帖前刻有双龙圆玺，“宣”“龢”连珠印；帖尾刻“政和”、“宣和”长方印、“文□薮泽”大方印。后又刻董其昌自跋：“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其昌。”
    此帖与《来禽馆帖》比勘，双龙圆玺位置移上，缺“永存□□”半印和“书印”印，“文兿薮泽”印空“兿”字。
    （2）帖中文字与《来禽馆帖》均同，亦缺“我”字，“来”、“禮”、“至”、“况”诸字亦缺笔。
    3、明章藻摹刻《墨池堂选帖》卷二，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602—1610年），与上述两帖差不多同时间。
    （1）帖上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基本相同，但帖尾缺“宣和”长方印，“政和”印缺左小半。
    （2）帖中文字与上两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增刻章藻释文，释文中有明显错误。如“朔风变楚”释成“移风变楚”，这是因“朔”字残泐不全，导致错释。又末句“顯顯令闻”误释成“顒顒令闻”。
    4、明陈元瑞选辑《玉烟堂帖》卷二，标名“萧子云”，刻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
    （1）此帖虽题“萧子云”，然与《兰亭续帖》中萧子云《出师颂》不一致，而与《来禽馆帖》、《戏鸿堂法帖》等刻本文字全同，因而应归入“索靖出师颂”系统。
    （2）此帖文字缺失与残损处，一同《来禽馆》、《戏鸿堂》诸帖。
    （3）帖上未刻任何藏印。
    5、明王秉錞选辑《泼墨斋法书》第二卷，标名“晋索靖出师颂”，刻帖时间不详。
    （1）帖上所刻收藏印，与《来禽馆帖》相同。
    （2）帖中文字与上述四帖均同，缺字、缺笔诸字亦同。
    （3）帖后刻释文，与《墨池堂选帖》释文同。又刻董其昌题跋，辑自《戏鸿堂法帖》，可知此帖时间要晚于上述四帖。
    三、隋人书《出师颂》系统。
    1、《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即现故宫藏本。此卷黄麻纸，未题书者名，仅书篇名“出师颂，史孝山”。
    （1）卷上收藏印共有四十余方，据已割裂析出的卷后佚名宋人（或元人）题跋，早期主要收藏印，唐代有“太平公主”胡文印、王涯“永存珍玩”印、锺绍京“书印”印、李约“约”印、“蓑笠轩印”大方印；宋代有宋内府“历代所宝”印、“内府秘书之印”印、“绍”“兴”连珠印等。此外还有元张达善，明刘中守、刘完、王世懋，清安歧和乾隆内府众多收藏印。
    （2）引首描金龙纹纸上，篆书“晋墨”两字，署宋高宗赵构押书，钤“御府图书”方印。此引首绘五爪龙和纸张均非宋时物，系为后人（明人）伪托添配，此现已达成共识。
    （3）卷后米友仁题识：“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引首和后隔水并有乾隆帝御题。
    （4）此墨迹文字齐全，无残损处。唯仍缺“况我将军”之“我”字。
    （5）与上述索靖《出师颂》诸刻帖比勘，有些文字有异。即“兆基開業”作“作基開業”；“皇運来授”作“皇運未授”。而“敉無停響”改为“鼓無停響”，“言念内舅”改为“言念伯舅”，其余均同。
    2、清内府《三希堂法帖》卷三，标名“隋人书”，刻于乾隆十二年（1767年）。
    此帖系《隋贤书出师颂》墨迹的石刻本。文字一依原迹摹刻，后并刻米友仁题识和弘历后隔水题跋。原本上面的收藏印，大部分略去，仅前有“石渠宝笈”、“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诸印，末有“绍”“兴”连珠印、“蓑笠轩印”、“刘中守氏”诸印。
    纵观上述索靖《出师颂》明代刻帖四种，都有徽宗朝内府藏印，且文字和书体缺落、损泐处基本相同，可判断出于同一母本。结合著录资料，母本应是曾经宣和内府收藏的索靖《出师颂》墨迹。
    《宣和画谱》记载，御府所藏西晋索靖草书墨迹有四：《急就章》、《月仪帖》、《出师帖》、《七月帖》。
    宣和天府本《出师颂》一直流传到明代，尚见著录。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集》记载：“史孝山《出师颂》系古章草法，在宋时有两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旧于文寿承（文嘉）所见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黑不甚可别，细玩其行笔处，亦似微蹇涩，往往有枫落吴江之恨。”这一本应是宣和天府本。又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三记述：“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董其昌又在项家见此墨迹，遂摹刻入《戏鸿堂法帖》。明孙纩《书画跋跋续》卷一又说：“文寿承晚年于燕市中无意购得索幼安出师颂，价三钚耳，好事者多往索观。”邢侗、章藻、陈元瑞很可能也是借摹文氏收藏墨迹上石的。至于王秉錞《泼墨斋法书》的《出师颂》，则是翻刻《戏鸿堂法帖》和《墨池堂选帖》，己有明证。
    正因为宣和本纸质黯黑，字迹多有模糊处，以至四本帖中多有笔划缺落处，而且有些字在摹刻过程中被误释，造成错谬。如“降祚有汉”之“有”字，误刻成“为”字；“素灵夜暵”之“暵”字，左旁“日”字上勾笔逐渐消失，误成“嘆”字；“言念伯舅”之“伯”字，误刻成“内”字等等。
    现存《隋贤书出师颂》，正是绍兴内府本。王世贞同时见到过宣和本和绍兴本两种墨迹，《弇州山人续集》里并记：“今年秋，家弟敬美（世懋）购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彷佛，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记述卷上有太平公主、王涯、锺绍京等印和米友仁题跋。他评价道：“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特绍兴本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置绍兴本于宣和本之上。詹景凤亦与王世贞持相同意见：“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态丽清，包举无限。”并质疑：“友仁题为隋贤，不知何据？”
    王、詹两前贤推定二本都是索靖书，并未有过硬证据，但他们拈出了宣和本和绍兴本的差异。而顾复《平生壮观》的记载却十分淆乱。他既记绍兴本有前后古印十三方，又记有“宣和”、“政和”诸玺，前有题“索靖出师颂”五字，后有米友仁跋，竟然将两本混成一体了。若根据顾复的著录来否定绍兴本的可信性，岂不被古人所误了。
    那么宣和本和绍兴本是否为索靖所书呢？
    我们不妨将《出师颂》三个系统的刻本和墨迹本联系起来，综合考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兰亭续帖》刻本和传世宣和本刻本（即四种明刻帖）及绍兴墨迹本，全篇都缺少“况我将军”的“我”字，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汝帖》中《出师颂》残帖却并不缺，说明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母本。同时宣和本的四种刻本笔划残缺的“来”、“至”、“况”等字，缺损部位与《兰》帖完全一致。因此鄙见，宣和本是从《兰》帖所收萧子云《出师颂》的母本摹出。
    绍兴本的文字比宣和本更接近萧子云本的文意。如“鼓无停响”之“鼓”字，宣和本误作“敉”，而绍兴本未误；“言念伯舅”之“伯”字，宣和本误作“内”，绍兴本未误。至于绍兴本摹错的文字，如“降祚为汉”之“为”字、“作基开业”之“作”字、“皇运未授”之“未”字等，都是萧子云原本上己经残损、笔划不清的字，故而绍兴本也应是摹自《兰》帖刻本的母本。下面将宣和本、绍兴本与《兰》帖文字的歧异处列出。
    （1）两本俱误处：“降祚有汉”都误作“降祚为汉”；“素灵夜暵”俱误作“素灵夜嘆”。
    （2）宣和本刻本误处：“鼓无停响”误作“敉无停响”；“言念伯舅”误作“言念内舅”。
    （3）绍兴本误处：“兆基开业”误作“作基开业”；“皇运来授”误作“皇运未授”。
    这些误处都是对“萧子云本”写法不理解，或者文字己残损，摹写时误释所造成。两本互有正误，故不存在两本之间谁摹谁的问题，两本是同源而异体。
    宣和本和绍兴本既然和萧子云本有渊源关系，它们自然不是索靖所书。至于绍兴本的书写时代问题，诚然要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流传经过、收藏印记考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近来，有人对存世绍兴本（即《隋贤书出师颂》）的可信性提出疑问，认为可能是南宋以后人所书。根据上面对各刻本和墨迹的比较分析，绍兴本属于摹萧子云本的结论，相信可以成立。那末它摹于何时呢？东汉史孝山《出师颂》，在南朝梁时被萧统选编入《文选》。至唐显庆三年（658年），李善向朝廷进呈《文选》注本。自梁至唐，无雕版印刷术，只能靠抄本行于世。直到五代孟蜀时，《文选》才镂版印行。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遂盛行《六臣注文选》本。绍兴本有些文字摹错，是母本漫漶不清的原因，如果当时有文本可参照，它完全可以依本纠正。正因为无本可依，才出现至今看来不该有的舛误，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它至少是五代以前的摹本。米友仁凭着他睿敏的鉴定古书画目光，审定它为隋贤所书，并非是无据之论。
    《出师颂》的古写本，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在书法史上备受帝王、书家和文人的珍视。至今最高古的南朝梁萧子云的手迹已荡然无存，宣和天府本墨迹也杳无踪影，唯有绍兴内府本硕果仅存，犹为我们提供了除西晋陆机《平复帖》之外，最高古的章草书原迹，它无愧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yogy2003-9-05 07:33:00
隋书概说
    ――兼议《出师颂》卷  作者 余辉
    艺术的发展有时如同酿酒，并不会因旧朝的结束而停止酿造反应，正如在南北朝时尚未及成熟的佳酿至隋代则渐趋醇熟。隋代（581－618年）国祚仅37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隋代书法起到了承接魏晋南北朝、开启唐代艺术之风的作用。自汉末藩镇割据到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迭起，中国经历了361年的分裂状态，南北两地的文化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隋朝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开通了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代书法的发展按地域可分为三大区域，其一是北方，其二是西北，其三是南方，各自按照自身的艺术轨迹运行，既有统一的发展趋势，又各具风貌。各地因自然条件不同，书法的载体也大为不同。
    隋朝书法的前期阶段是开皇至仁寿年间（581－604年），沿北朝旧习，体兼篆隶，在书法艺术上属于保守阶段。隋朝书法艺术是在不断的嬗变中升华的，其短暂的高峰期无疑是在隋炀帝朝的大业年间（605－618年），唐代则延续着这个高峰继续攀升。
    北朝碑刻的不足之处是板刻方拙，南朝纸书则具流于扁平的隶书笔意。隋朝不可能在30多年内彻底改变前朝书法的弊端而取得体系化的艺术成就，隋朝书法最大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北方，楷书成熟了 ，也就是说，隋朝楷书的历史就是摆脱篆隶的历史。其二，在南方，草书愈加规范化，隋代草书的历史同样也是摆脱隶书的历史，且时间更长一些。此外，无论是碑刻铭文还是纸书，书法风格不仅有地域性特征，而且渐趋个性化。

    一、楷书成熟于北方

    从北方到中原，隋朝书法继承了北朝碑版、造像记和墓志上的书法风格，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审美意趣。北方多崖壁，因石材丰富，故多碑刻铭文。这些原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陕西，个别在四川、江苏、广东、广西。就目前存世的书法遗迹而言，隋代北方书法的载体以石质材料为主，书风以沉稳凝重、瘦硬精劲见长。导致其书法面貌多样化的原因大致有三种：
    1．隋朝书法是从篆隶过渡到楷书
    隋代早期的楷书与北朝篆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字体联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各显华章。
    隋朝初年的正书隶意尚浓，书风浑厚粗砺者往往是楷隶篆相杂的碑铭，如《杨通墓志》（国家图书馆藏）即是一例。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隋代石刻拓本而论，隋开皇朝（581－600年）后期，楷书铭刻渐渐增多，已多于隶书，结体也渐趋饱满，气势开张，如《谢岳墓志》（国家图书馆藏），有的还留有魏碑遗韵，见《默曹残碑》（国家图书馆藏）。又如《曹植庙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开皇十三年（593年）刻，原石在山东东阿，尚留篆隶遗意和北魏旧风，唐代褚遂良的《倪宽传赞》胎息于斯。
    至大业年间（605－618年），楷书中的篆隶之意在北方地区已渐渐淡薄。如山东邹平出土的大业八年（612年）的《李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不但脱尽隶意，并且露出了唐代欧阳询方劲有力的楷书端倪。河南洛阳出土的大业十三年（公元年）的《杜君妻郑善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上的楷书已是十分圆熟了，若不是墓志铭署有年款，是隋是唐则难以区分。
    2．因继承北朝不同时代的书风而显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
    因隋朝书写者继承了北朝不同时期的书风，使隋朝的楷书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北魏的雄浑之体，北齐的雄秀之韵，北周的精巧之格，都滋润了隋代的楷书艺术。
    前文论及的《曹植庙碑》不仅尚留篆隶遗意，而且还有北魏旧风，使其书法的艺术内涵更为丰富，风格更为鲜明，显得粗壮厚重、平正坦荡。《青州舍利塔下铭》书于仁寿二年（601年），原石藏于山东益都广福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则继承了北齐隶书的笔法，隐现在楷书的笔划之中，体态敦厚而不失舒展。
    最著名的是丁道护书的《启法寺碑》，丁氏是谯国（今安徽北部）人，曾官襄州祭酒从军。原碑应在襄阳，现已佚，仅在日本存一孤拓本，是认识丁道护书法的重要依据。此书如北宋黄伯思所评：“不今不古，遒媚有法。”【1】蔡襄称之为“有后魏遗法”【2】，的确中肯，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书风的形成，可以说，丁道护是在继承北朝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确定了初唐书法艺术的发展格局。
    在晚些时候的大业九年（613年），《尼那提墓志》（1952年出土于陕西长安韦曲）因保留了北碑书法行笔如刀的特点而呈现出转折多方笔的古韵，愈显粗劲，同时，又汲取了南书的秀媚之态，隋朝的书法至此显然进入了嬗变时期，当“二王”书风“统治”到这里时，预示着长安城将会成为集南北文化之大成的圣地。
    3．因书写者对楷书不同的艺术感悟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趣
    隋朝书家对用楷书传达思想情感已经有了广泛的艺术实践，隋代楷书既可秀巧，亦能雄放，还有凝重之态。魏晋南北朝隶书中的一类渐渐向楷书过渡，出现了楷书的雏形，隋代则进阶为“楷模”，大量地应用到铭刻中，根据出土的许多隋代墓志，其刻工是向精巧雅致的方向发展。隋朝的篆书已基本让位于楷书，一般出现在墓志盖和碑额上。楷书畅行，以至于书写隶书的人大为减少。《龙藏寺碑》（河北正定龙兴寺藏）代表了正书碑刻更高的艺术水平，被书坛视为“隋朝第一碑”。该碑诸字结体严整，笔划挺拔，笔力内敛，书风峻峭精工。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3】王澍从该碑书风看到了未来的盛唐气象：“书法遒劲无六朝简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也。”【4】
    《董美人墓志》系正书碑刻，开皇十七年（597年）刻（神州国光社有影印本），出土于陕西西安。书者与刻者配合得十分默契，书写者的笔划修短有度，结体谨严而不失灵巧，刻者以刀代笔，刀刀见笔。《苏慈墓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正书碑刻，仁寿三年（603年）刻，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陕西浦城县出土。清康有为称之：“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划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5】《董穆墓志》，正书碑刻。大业六年（610年）十一月刻，出土于河南洛阳，其正书以秀骨清韵、端雅婉约之风仍为今世书坛所倾倒，论及隋书者无不称颂之。
    康有为对隋碑的总结十分得体：“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6】楷书碑刻精品渐渐地发展为陕西多于河南，昭示着定都长安的隋朝逐步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这无疑是盛唐强音的先声，入唐之后，这里跃升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已是顺理成章了。

    二、西北、江南纸书大成

    南方遍野的桑麻是造纸的原材料，故书家多书写于纸。江南因石质山较少，碑刻相当有限，出现了一些砖铭。西北甘肃以西的沙丘地质决定了当地的书法载体只能是黄皮纸或砖块，这些艺术载体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有着一定的关系，对形成当地的书法特性也有一定的客观作用。
    在西北，经生和抄书手们继承北朝的书写传统，仍然以纸书写经，书体渐渐脱开隶书的笔法，初步形成楷书的面貌，其特点是横划收笔和捺笔较粗，代表性作品是楹维珍的《优婆塞经》卷（上海博物馆藏）。楷书《大方等大集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表明了楷书在西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正值开皇十五年（595年），书写者为一经生，其楷书笔法已相当娴熟和精到，隶意无多。可以说，在佛教绘画与雕塑方面，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其艺术影响是向东发展，而书法艺术则是由中原影响西部，这在高昌古城出土的砖上书迹《任谦墓表》中显现得十分鲜明，其行楷书于延和十一年（612年）尚有北碑粗劲方硬、厚重端庄的气度，但这种气度已渗透到楷书的笔划里了。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人口大迁徙，许多北方的文化人士来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方，隋代江南地区依然是南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二王”书体在这里渐成为正统的书法艺术。为此作出最大努力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他历经陈、隋，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智永初学萧子云书，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在永欣寺阁上潜心研习了30年，弃笔成冢，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结字规律，书成《真草千字文》（现藏于日本小川为次郎处），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7】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其规范化的王字草法、隽永的审美意趣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当时，往求智永墨宝者络绎不绝，踏平门坎，他不得不以铁皮包裹门坎，人称“铁门限”，可知当时书界对规范化的渴求心情。显然，智永的努力完全在于规范和统一楷、草二体，这只有在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下才能实现。从书史发展来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的规范作用超过了传为东汉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
    在此，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纸绢类艺术品在经过1400余年的磨难后留存至今的概率有多少？智永在隋代共书写了八百卷《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粗略地说，隋代书法留存至今（包括流传海外、国外者）的概率是八百分之一。还有一个例证可佐证这个概率不会相去太远，如五代末的北派山水画家李成在身后留下数百件佳作，而至米芾的时代，已是“山水李成只见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轴”。【8】
    与《真草千字文》卷具有艺术联系的是隋贤的《出师颂》卷。从书者遒媚、婉约的书写风格来看，应是一位不同于经生的书家，这位隋贤的行气、草法和行笔的映带关系受到《真草千字文》卷的艺术影响，其草书笔划如捺笔尚留有一息隶书的笔意，然草法已入“二王”体系，可推知书者临写了前朝的某一本子，在临写中既保留了一些前朝的隶书笔意，又自然流露出其受“二王”影响后的草书笔法。同时，也表现出书家从追求字行的“势”过渡到追求字行的“韵”，正是这个“韵”才使他与众不同。按当时书家近北朝者多碑刻之痕、近南朝者多笔意的规律，此隋贤的生活地域和生活时代应与智永相当，其书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卷有着一定的艺术联系。参照《真草千字文》卷等纸卷书画名作的存世概率，这位隋贤的书迹留存至今的概率也决不会高于八百分之一。
    在江南，除纸书之外，砖铭也是极富成就的书法载体，如《僧璨大士塔砖铭》的制作工艺来自前朝两晋和当时的南北两地。刻工在砖模上阴刻文字，翻成砖坯烧制成砖，使字迹凸起呈浅浮雕状，制作工艺颇为精细，在撇捺之间尚留有北碑遗风，而更多的是蕴含了江南温润秀巧的笔风。此砖铭的书法艺术可谓集隋代南北之大成，这是隋代书法整体性的大趋势。

    三 、对隋代书家的再认识

    由于隋代到初唐无书史专门记载隋代的书事和书家，故隋代书家留名者甚少，除前文论及的智永、丁道护以外，留名者尚有：
    薛道衡（540－609年），字玄卿，汾阴（今山西宝鼎）人，隋炀帝朝官至司隶大夫。他虽未以书法名世，所书碑文如尔朱敞碑等被视为“非泯泯众人之笔”。
    房彦谦（生卒年不详），字孝冲，东武（今属山东）人，房玄龄之父。房彦谦于大业年间（605－616年）为泾阳令，在书法方面以草隶见长。
    虞世基（？－618年），字懋世，余姚（今属浙江）人，隋炀帝时官金紫光禄大夫。他博学高才，兼擅草隶。
    释智果（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居永欣寺，他可能是智永的师弟。智果长于隶行草，自谓其书得王右军骨，想必其书风瘦硬。
    相信还会发现一些留名的隋代书法家。此外，对书写《出师颂》卷的佚名“隋贤”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该卷拖尾上有南宋米友仁书于绍兴九年（1139年）的鉴定结论，此时的米友仁年约60岁，已是南宋内廷十分成熟的书画鉴定家，他必定是根据自己的鉴定标尺以及书者儒雅的笔性推断出书者系隋贤。何谓“贤”者？即德才兼备者，正如墨子所云：“列德而尚贤”【9】。这位“隋贤”不会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经生或抄书匠，如果他的书体、书风表现出他是一个普通的经生，小米是不会称之为“隋贤”的，也不会屑于作任何“审定”，其书更不会被历代名流和南宋皇室、清代皇家热衷地收藏。古代鉴定家称他人为“贤”是十分审慎的，至少对晋唐时期的抄书匠是不会称之为“贤”的。这位隋贤与智永的书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根据他的书法体系及其书写用纸的材质，他主要活动于南方，卷中老到的艺术功力表明他很可能已是一位年长的贤达。大凡在隋代有成就的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南北朝的历史阶段，对这些没有年款的艺术作品，在年代鉴定上的确需要一定的模糊度，应当与前朝的书法艺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隋代有成就的书法家大都形成了一定的艺术共性，几乎都长于楷书和草隶，尤其在南方，书家们继承了南朝的章草和今草的书法，《出师颂》卷的书写者“隋贤”亦如此。这代表了隋代书法的新时尚，是当时较“前卫”的书法艺术，为初唐兴盛的书法做好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书家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隋朝书法家的启蒙，最具有代表性的初唐书法家有欧阳询（557－641年）、虞世南（558－638年）和褚遂良（596－658或659年）等，特别是虞世南曾经得到智永的亲授。初唐承接隋代书风十分紧密，以至于清代包世臣在《广艺双楫》里认定隋《太仆卿元公暨妻姬氏墓志》是欧阳询所书，实际上这个墓志上的字体是唐代欧、虞之书的先导。在绘画史上，将历北齐、北周至隋代的山水画家展子虔公认为“唐画之祖”，笔者以为，与之相对应的书法史，其“唐书之祖”无疑是智永和丁道护，“隋贤”则是与他们十分相近的书坛长者。

    对隋代具体书法作品的认识不能脱离书法历史的发展。东汉末年，蔡邕提出了书写文字的笔法问题，这意味着汉末对书写文字不但有了一定的规范化要求，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艺术欣赏性。此后，历朝历代的书法艺术均围绕着书之“法”而发展变化。如果概括历代书之“法”的种种变数，不妨说，魏晋南北朝进入了“立法阶段”，这是以“二王”书体的确立和南梁周兴嗣集王字成千字文为标志的；隋代发展到“普法阶段”，智永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发江南寺院，起到了普及“二王”书体的作用；唐代进阶为“执法阶段”，唐太宗推崇二王，以皇权法定了整个唐代的书风取向；北宋的苏、黄、米、蔡不囿于规整的“二王”畦径，讲求抒发个性的书风，标志着宋、金进入了“变法阶段”；元代赵孟頫、鲜于枢等书家标举“专以古人（晋唐）为法”的书论，将元代书法引入了“护法阶段”，努力维系着晋唐法度；明清两代的书法历史则是交织在“护法”和“变法”当中，后因“变法”的方法不同，如“碑学”和“帖学”之异，使明清书法的风格面貌纷繁不一。
    对隋代“普法阶段”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出师颂》卷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后世将该书多次勒石、拓印的情况来看，《出师颂》卷十分规范的结字和草法实际上也起着一定的范本作用。隋代楷书基本上摆脱了隶书的笔意，但隋代草书尚未洗净隶书的笔法，智永和“隋贤”等江南书家尚在努力之中，最后由初唐书家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注：
    【1】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书画全书本，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2】 北宋·蔡襄语，转引自《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3·隋唐五代书法》附录第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3】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4】 清·王澍《虚舟题跋》，版本同【1】，第八册第801页，
    【5】 清·康有为《广艺双楫》，版本同【3】，第811页。
    【6】 同上，第810页。
    【7】 北宋·苏轼语，出处同【2】，第1页。
    【8】 北宋·米芾《画史》，画品丛书本，第19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9】 战国·墨翟《墨子·尚贤》上第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8册第31页，台3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yogy2003-9-05 07:34:00
文献与刻帖所见的《出师颂》 作者 施安昌
    历来著录中记载《出师颂》有“宣和本”和“绍兴本”两种，现在所见的也分别属于这两类。近来，由于绍兴本墨迹即《隋人书出师颂》帖复出，人们对它谈得较多，本文就讲讲宣和本的情况，相辅相成，经过比较可以增进对于《出师颂》帖的认识。【1】

    一、关于宣和本的文献记载
    《宣和书谱》卷十四：
    索靖 出师颂 月仪帖。

    文嘉《钤山堂书画记》：索靖出师颂，一，宋内府本，前有高宗书签。吾家所藏本也，余兄弟皆有跋。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史孝山《出师颂》，系古章草法。在宋时有两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余旧于文寿承所见一卷，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黮不甚可别，细玩其行笔处，亦似微蹇涩，往往有枫叶吴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购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仿佛，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书、王涯仆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国公鍾绍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鉴定，以为隋贤书，遂入绍兴内府。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特绍兴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小米不能别所以，而概以隋贤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获再觏此希世之珍，所以不满者，子云奇迹，遂以永绝，令人慨叹。”
    《艺苑巵言》：
    索靖出师颂，上有宣和记识，考书谱良合。然宋时诸公，极艳称萧子云《出师颂》，而秘殿不收，盖是唐人临得萧子云颂。因见阁帖内靖数行相类，遂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自永嘉南渡，靖真迹已鲜，梁武湘东鸠集之繁，贞观开元购求之笃，何于兹时寥寥也。

    詹东图《东图玄览》卷三：
    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态丽情，包举无限。臆此颂幼安必原书有二本，是本则御府本也。后有米友仁跋。友仁题为隋贤，不知何据？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与项元汴，即予前所见者是已。然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难为，更奇也。

    董其昌跋，刻入《戏鸿堂帖》卷三，见《容台集》卷二：
    鍾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

    安歧《墨缘汇观》法书卷上：
    考幼安《出师颂》，《宣和书谱》曾经记载，《戏鸿堂》为之刻石；南宋王崧刻《云泽法帖》，亦有《出师颂》，为萧子云书。余取二家刻本与此书相对，字划不甚符合，世间别有《出师颂》无疑。此经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题识，今卷内无存。
    （按：文中所言“此书”指绍兴本。）

    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一·下：
    索靖章草出师颂一卷，用黄麻纸书之，上有宣和印识而朱色如新，且与书谱文合，故文寿承定为真迹，为之刻石行世。评者至谓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又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则其结法遒逸，从可知矣。或云颂文盖出萧子云笔，元初藏霍清夫处，见《云烟过眼录》，宋时在钱勰房下，亦见米氏书史，其真是耶？否耶？
    据上文献，宣和本墨迹不知何时出内府。《清河书画舫》云宋、元时归钱勰、霍清夫，但不肯定。明时入文彭手，文又售予项元汴。

    二、刻帖中的《出师颂》
    今所见刻帖内的《出师颂》有以下几种，分别说明其标题、行次、刻印、刻跋及刻帖人、年代。
    1、明拓《戏鸿堂帖》卷三，“晋索靖出师颂”，14行，“宣和”印在右下角、左下角，“双龙”玺在右上角，“政和”印在左上角。帖末压字钤“文（艺）薮泽”（“艺”字失刻）印，附刻董其昌跋。此帖由董其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编刻。（图一）
    2、明拓《墨池堂帖》卷二，“晋索靖出师颂”，14行（前四行是拓本，自第五行起以张廷济墨笔双钩本补之）。“宣和”、“政和”印位置同前帖。“双龙”玺在“史孝山”三字右侧。帖末钤“书印”、“文艺薮泽”二印，左侧“永存”半印。帖后附刻章藻书刻的小楷释文。此帖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长洲章藻摹勒。故宫藏本自原石拓出，存第二、三卷之一部分，余以双钩补。经海昌马思赞、秀水蒋春雨、张廷济、张伯英旧藏。（图二）
    3、明拓《泼墨斋》卷二，“晋索靖出师颂”，14行，印记及其位置与《墨池堂帖》皆同。帖后附刻章氏释文、董跋。此帖为明代金坛王秉錞辑、长洲章德懋镌。（图三）
    4、明拓《玉烟堂》卷二，前误标“萧子云”三字，14行，无刻印，亦无释文与跋。此帖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海宁陈瓛撰集，上海吴之骥镌。（图四）
    5、清拓单本帖，“晋征西司马索靖书”，14行，然每行多一字，末尾“闻”字提至行首，甚拙。钤印与《墨池堂帖》同。无释文、跋。（图五）
    6、清拓《御制三希堂法帖》卷二，标“隋人书”，14行。前刻“石渠宝笈”、“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二印，后刻“绍兴”、“衰笠轩印”、“刘氏中府”三印。又附刻米友仁绍兴九年（1139年）跋，乾隆戊辰年（1748年）跋。此帖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梁诗正等奉敕校刻。（图六）
    以上6种《出师颂》刻帖，前5种为宣和本或天府本，后一种即绍兴本。从字画笔法看两本相异，一目了然。而同属宣和本的5帖，肥瘦、方圆、生动与板滞也有差异，但大同小异。相对而言，1与4接近，2与3接近（刻印也一致），而单本帖别是一种。明代宣和本系统下有多种本子（墨迹和帖本）流传，刻帖家各有选择，此事不言自明。
    《出师颂》还有别的版本。像上引安仪周所见的南宋王崧刻入《云泽法帖》者如能找到，必是比较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三、两本文字的异同
    以“宣和本”与“绍兴本”校对，其文字上的不同如下：
    “宣和本”损失6字：“皇运来受”之“来”字，“朔风变楚”之“朔”字，“明诗阅礼”之“礼”字，“至于太原”之“至”字，“况我将军”之“况我”二字。皆用细线刻出底本损缺处。
    “绍兴本”中“况我将军”存“况”字，失“我”字，其它5字都有。
    再以《文选》本《出师颂》校之则有8字不同，现列出，括号中为《文选》用字：
    芒芒（茫茫），作基（兆基），攸讚（攸赞）
    西戎（西零），區寓（區宇），窮域（窮城）
    鼎鈜（鼎鉉），令聞（令問）
    其中后六字“绍兴本”佚名宋人跋已指出。
    这里用的《文选》为清胡克家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是据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尤袤刊本校勘重刻的，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上述8字，宣和、绍兴两本相同，表明它们有着某种同出一源的关系。
    在丛帖中，另见两种《出师颂》，书者都标明为萧子云。
    一是汝帖，仅存5行，行约19字，自“薄伐獫狁”至“显有令闻”，是颂文后半部分。无刻印。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汝州守王寀刻汝帖于郡廨，凡12卷。
    二是兰亭续帖，14行，无印。此帖刻于北宋政和初年（1111年）（据程文荣《南村帖考》），今只遗残本。
    两帖均是章草，然笔体不一样，与宣和、绍兴本也各有不同。它们说明，北宋社会上有着《出师颂》多种帖本，或云索书，或云萧书。这和北宋人的书论帖评中讲的相符合。既然是萧书，面貌当然与索书不同。因此这里对所谓萧书《出师颂》就不细谈了。

    近代以来，书法名迹借助于摄影技术和影印出版得到广泛的流传。在古代，一件书法名迹则是经过临本、摹本和刻帖得以流传的，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差别，远甚于影印本之间的差别。在悠远的年代，一件书法作品的摹本和临本不断地出现；自宋代起，又不断地被刻入帖中，如此便形成了流传史。书法作品以及其摹本、临本、刻帖不断为人们所收藏，散而复得，受到人们的品评、鉴别，或褒或贬，如此便形成鉴藏史。古法帖《出师颂》同样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要了解它，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与图像资料都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1】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2年，76页。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49页。
yogy2003-9-05 07:35:00
章草书《出师颂》辨析 作者 单国强
    近期，早已下落不明，原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隋人章草书《出师颂》墨迹，却由嘉德拍卖公司征得，并定向出售给故宫博物院，使这件原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名迹物归原主，一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业内人士欣喜此件名迹幸存至今和再度问世，并找到合适归宿而得以永久保护。但也有人提出种种质疑，诸如作品是真是假，究竟何人所书，属于哪个时代，艺术和历史价值如何，以及故宫博物院花巨资收购是否值得等等，还列举了诸多专家的意见以证明分歧之大。诚然，对一件名迹的再现和归宿表示关切并陈述看法，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仅凭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的专家只言片语来谈问题、下断语，就失之于偏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有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分析，对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鉴考，最后才能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其实，《出师颂》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已有许多书画家、史论家、鉴藏家对之评析，当代书画鉴定家也有专文鉴考，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隋无名氏书 出师颂”一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上述诸多质疑的问题都有所答复，并非是分歧很大。因此，重温古今专家对《出师颂》的鉴析有望匡正视听。本人仅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一孔之见，与有识之士展开充分说理的学术讨论。
    一、《出师颂》的现状、流传和著录
    1.现存状况
    本幅，纸本，章草14行，无作者名款和钤印，首行“史孝山”为“出师颂”文之作者。引首，描龙花笺，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据押定为宋高宗书。左上乾隆“癸已仲秋上濣”御识一段。后隔水，素绫，乾隆“戊辰立夏日”御题一段。尾纸，纸本，宋·米友仁题：“古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
    鉴藏印记：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永存珍秘”、“邵约之印”、梵文“三藐母驮”、“蓑笠轩印”、“历代永定”、“约”、“绍兴”连珠印、“刘氏中守”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仪周珍藏”；右边由上至下为“刘完私印”、“安元忠印”、“书印”（半印）、“永存珍秘”、“内府秘书之印”及不辨一印，另有骑缝印“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幅中有“乐寿堂鑑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诸玺。引首花押处钤“御府图书”，中钤“太上皇帝”，左骑缝印“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前隔水钤“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八徵耄念之宝”、“安”、“仪周鉴赏”。后隔水钤“麓邨”。尾纸钤“古希天子”、“寿”，右骑缝印“物”（半印）、“□轩”、“□□山牧”、“监书画博士印”，另一印不辨。
    2.文献著录
    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计有两个本子，一本可谓“宣和本”，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称为西晋索靖书；一本可谓“绍兴本”，曾藏南宋绍兴内府，有米友仁鉴题，称为“隋贤书”，即今所存之本。
    “宣和本”见于著录的有：北宋《宣和书谱》卷三，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六”。此本据宋徽宗标题多定为索靖书，也有认为是南朝梁肖子云作。
    “绍兴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卷三、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一、安仪周《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吴升《大观录》卷一、敕编《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第五十二）、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六十四。此本据米友仁题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索靖、肖子云乃至唐人作。
    另有仅记《出师颂》而未注明何本的著录书：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莺字号第一”。
    3.历代流传
    根据作品鉴藏印和历代著录书，绍兴本《出师颂》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洵入内府，经米友仁鉴题，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仪周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清时刻入《三希堂法帖》。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
    宣和本《出师颂》今已不存，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标题，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此本也称“天府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二、鉴析今存之《出师颂》
    1.今存之本是否即“绍兴本”
    这是首先要认定的，否则，一切文献的引证都会有人否认，甚至发出“此乃今人伪作”之高论。
    绍兴本最后经清内府收藏，今存本是否即清宫旧藏本，可核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是书“宁寿宫”（第五十二）记载：“谨按是帖刻入《三希堂帖》，亦见《星凤楼》、《戏鸿堂》二帖。曾藏王世贞尔雅楼，其《弇州续稿》有跋云：‘家弟敬美得一卷，谓是绍兴所入者，胜于宣和所藏’。寻其所载印记，即此本也。特犹以为索靖书，后人以与米友仁所定不同，复裁去耳。引首‘晋墨’小篆二，以押字考之，乃宋高宗笔，见周密《癸未杂志》。张领字达善，元导江人，侨寓江左，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至江宁学官，远近翕然尊师之，曰导江先生。有经说文集行于世。所考证卷中十三印，多轶去，惟太平公主印一、宋内府印三、王涯印一、‘书印’半印尚存。太平公主四字印，见徐浩《古迹记》。‘永存珍秘’，王涯印也。又‘约’字印，乃唐李约也。见张谦德《清秘藏》。”著录中所提唐、宋诸印和明王敬美藏印，在今存本中俱见，所钤清内府诸玺，亦证此本即清宫藏本。唯后纸元代张领（达善）跋未见，想是出宫后被人裁去变为另一卷。所幸此残卷（一无款题，一张达善跋）在六年前即为嘉德拍卖公司觅得，并公开拍卖出售。其尺寸、气息均与《出师颂》本卷相一致，两卷一左一右的两方骑缝印（一方一圆）也对得上，可证原为一卷。据此，今存本即清宫藏本，亦即“绍兴本”。
    今存本与清乾隆前的诸家著录书相对照，也与“绍兴本”状况一一吻合，唯明藏家王世贞、王世懋（敬美）昆仲的题跋不见，当在入清后佚去。清初安仪周《墨缘汇观》曾记述：“此经王敬美所藏，王氏昆仲必有题识，今卷内无存。”然亦引录了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中所藏之跋。
    今存本与前人著录相对照，可证此即早已闻名并流传有绪的“绍兴本”《出师颂》，并为清宫旧藏。
    2.“绍兴本”《出师颂》的创作时代
    搞清楚今存本的创作时代，是鉴定此件作品的主旨。因为此件《出师颂》并无作者款署，属无款作品。按照书画鉴定学的原则，无款作品就是鉴定年代，即“明是非”，前人所定时代对，即“是”，定错了，即“非”，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无所谓“真伪”问题。判定真伪，主要是对“有款”作品而言。因此，对无款的《出师颂》大谈是真，是假，是伪作，是赝品，实在是缺少最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
    有人会问，《出师颂》不是说是索靖书吗？怎么成了“无款”作品呢？其实，此卷的作者都是后人定的，并有西晋索靖、南朝梁肖子云两说。后人所定之作者均属猜测、分析，改变不了原作 “无款” 的性质。诚然，前人对作者的推断可以作为我们断代的参考，结合前人对此作的断代（隋贤、唐人），也可考虑有无可能为西晋或南朝梁人所书。
    今存绍兴本《出师颂》的断代，可从后人题跋、历代鉴藏印、书法的时代风格诸方面来鉴析。
    卷中题跋唯存米友仁10余字之跋，先鉴定米氏书法是否真迹。米友仁（1086—1165年）是北宋末至南宋初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山水与其父米芾共创“米氏云山墨戏”；书法克绍其父，字姿更倚侧，用笔则较收敛；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曾诏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多有鉴题，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此本中米友仁鉴题与之其它墨迹相比较具相同书法风格，尤其偏长、右斜、求险的结体，以及柔和、内敛又时出劲锋的点画，呈鲜明的个性特色。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动止持福帖册页》相比较，相同的“右”、“日”诸字的笔势、结构甚为接近，“友仁”的署款尤为一致，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而且，《出师颂》的“米友仁”三字款署，早已收入1987年上海博物馆编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米友仁”条，见318页款1，备注：“《米友仁》，隋人出师颂卷题跋，绍兴九年（1139年）”。可见，此鉴题属真迹无疑。米书既真，其鉴定为“隋贤书”就有相当可信性。
    据此卷本幅的诸鉴藏印，也可佐证墨迹不会晚于初唐。所知诸印中最早的是唐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据考，唐徐浩《古迹记》记述：“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别造胡书四字印缝”。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亦曰：“太平公主、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两书所述当是此印。本人不懂梵文，但所钤印章为水蜜印，属宋以前普遍使用的印泥，而非宋以后改用的油印，可知其时代是很古的。而且此梵文是太平公主的“别造胡书”，不同于现今的梵文或西藏文，故今人多不识，然甚吻合武后朝多自造新字和怪字的时代风尚，后人恐怕是生造不出的。因此，应承认此印属真。基此，本卷书写就不可能晚于初唐武后时代。前人考证本幅中还有几方唐印：“永存珍秘”为王涯印。王涯，字广津，活动于唐德宗至文宗年间（780—840年），累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喜藏书画名迹，《新唐书》“王涯传”载：“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贷鉤致，或私以官凿恒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故王涯得以观赏或入藏此本并钤盖此印，是极有可能的。“约”字印，为李约之印。据《旧唐书》卷一五四记载，李约，唐顺宗第八子。初授国子祭酒，封高平郡主，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即顺宗永贞元年）进封为邵王，官至兵部员外郎。善画梅，精楷隶。他精于书法，又是王爷，亦当可能收藏或观赏过《出师颂》并钤鉴藏印。本幅上另一印“邵约之印”，亦当是李约钤印，应为“邵王李约之印”的简称，且印泥与“约”印一致，都属水蜜印。诚然，王涯、李约乃至太平公主之印，均无存世的鉴藏印可予对照，不敢遽然定真，但也无充分根据说假，从均为水蜜印的印质看，应该是年代较早的古印。本幅中还有几方宋代印，其中“绍兴”连珠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赵构”中所收3号印（1358页，注：“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藏印”）应是同一方印，大小、部位一致，甚至连“绍”印稍外斜的左边框，“兴”印左上稍粗钝的转角都相一致。另一方南宋的内府藏印“内殿秘书之印”，《印鉴》中未见，也未及与其它作品中相类藏印核对，但即使与某件作品中印文相同的印章核对，对不上怎么就敢断然说假？难道南宋内府“内殿秘书之印”只能有一枚？“绍兴”连珠印不是有好几套吗？因此，鉴定印章不能仅以存世的几枚为据，管孔之见是难以客观、准确的。而且鉴藏印只是辅助依据，以此来否定本幅乃至不属同一张纸的后纸米友仁鉴题，其逻辑不免有些荒唐。另外，还有一枚宋印可证是真，此即一直定为唐代锺绍京所钤的“书印”半印。据徐邦达先生鉴考，此印“实系宋内府‘书印’右边的一半，全文曾见于其它古墨迹中，想到的如颜真卿《湖州帖》米临本就有此印，可为明证”。如是，三方所知的宋印中，“绍兴”连珠印和“书印”半印两方均可定为真，此本即为南宋内府所藏的绍兴本《出师颂》，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至于本幅中其它印章，如“蓑笠轩记”、“历代永宝”和两方印文不辨之印，虽难查明出处，但均为水蜜印，时代也不会晚于宋、元，亦比较古旧。至于“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已属油印，时代当在宋以后，是真是假，恐怕已无礙于本幅的断代。
    需要说明的是，此卷引首部分的宋高宗篆书题“晋墨”两字和花押，以及钤印“御府图书”是后人的伪仿。书法和印章一望而知不对，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明代，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出现于明初，见永乐间程南云题夏昶的《上林春雨图卷》，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究其原因，当是明人为证明此卷是晋人乃至索靖墨迹，在重裱时拼配上去的。这种借拆配以提早时代或冒充大名家的手法，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决不能以此之假而来否定全卷的其它部分。对容易拆配的手卷、册页尤当注意，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恐怕也是鉴定书画的常识。
    再从本幅书法的时代风格分析，究竟该属哪个时代，这恐怕是此卷断代的主要依据。本幅《出师颂》属典型的章草字体。据史籍记载，章草体在西汉时已出现，至东汉趋于纯熟，张芝的章草“转精甚巧”，将此体进一步法度化，有“超前绝后，独步无双”之赞，被誉为“草圣”；三国吴·皇象所作章草严谨规范，古朴典雅，也树立了章草的典范，有“书圣”之称。所写《急就章》最为著名，现所见最早刻本为松江本，即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碑石，虽属辗转摹刻之本，仍可一窥章草的标准体式；至西晋，有张芝姐之孙索靖，承张芝衣钵，虽精熟不及，但“妙有余姿”，亦属传统的规范章草体，所传之书刻于法帖中的有宋《淳化阁帖》卷三中的《泉陶帖》和《七月廿六日帖》，前者已带今草味，后者尚存原迹体貌，另有《月仪帖》多种刻本，均属后世翻刻本，已不类原貌；西晋时代，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出现了过度时期的书法，被称为“草藁”，由卫瑾创立。《淳化阁帖》中刻有他的《顿首州民帖》。陆机的《平复帖》墨迹，基本属于这种书体；东晋南北朝时期，已流行今草和楷、行书，章草体日见衰微，承遗风者唯南朝梁·肖子云；至唐，章草体几于绝迹；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才又复兴章草，然风格已大异于古人。因此，从章草的创立、发展、演变、衰微历史看，呈现古典的、规范的章草体之书法，下限不会晚于唐代。对此，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已作了准确总结，“论书八篇示苏显道”曰：“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肖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适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窃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
    东汉至西晋流行的规范章草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因无墨迹存世，只能从法帖拓本中窥知一二，除上述列举的法帖外，在《淳化阁帖》中，尚可见到张芝的章草《秋凉平善帖》，皇象的章草《文武将队帖》、《顽闇帖》，王献之的章草《江东帖》等。诸帖虽不一定都反映这些名家的原作风貌，但仍可大致把握这一阶段章草的基本特征。由于章草是由隶书衍变为草书的过渡阶段书体，故一方面仍带有隶书的遗痕，所谓“蚕头凤尾”，即点划撇捺的起笔多圆浑如“蚕头”，收笔重按挑起如“凤尾”；另一方面又呈现草书的笔法，所谓“银钩虿尾”，即出笔或连笔遒劲如“银钩”，类细如蝎虫上卷的尾部“虿尾”。同时，结体多扁方，存隶书之框架，笔划又多细劲的连笔，具草书之流畅，整体书法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而典雅。这些特征在《出师颂》中都有所体现，唯更增飘动之势，带有一定的今草味，诚如徐邦达先生所析，“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大致相近”。而元、明、清三代重振章草时所出现的笔锋锐利、旋转流畅，少古朴浑厚、多妍丽流美的时代特征，在《出师颂》中是丝毫找不到的。因此，从书风看，《出师颂》的章草不会书于隋代以后。
    3.《出师颂》究竟为何人所书
    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本卷的鉴定范围，也不一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人所定索靖书，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都是后人的一种看法，即使他们定错了，也不能说此卷是假。
    诚然，探讨一下此本《出师颂》可能为何人所写，或接近于哪家书风，与相关的其它作品比较孰优孰劣，对于认识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和固有价值，当不无稗益。
    首先，《出师颂》一问世，就与古代名家相联系，千余年来争论不休，本身就说明此件作品艺术性很高，非同等闲。试问，出自无名氏之手，同样无款的诸多魏晋六朝、隋唐写经，有哪一件往名家身上挂，并为之争论过？显然艺术性高低不一样嘛！
    其次，前人将此作定为索靖作，或肖子云书，或隋贤书，或唐人书，根本点也不是要借名家来抬高作品，而是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对应作者，也无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意，主旨仍是评判其艺术性。诸家著录对作者为谁并不求一致，也不固执已见，但对其艺术性的赞叹却是一致的。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记：“兰坡赵都丞与助所藏名书，索靖《出师颂》，或云肖子云”。对两位作者都默认；明·孙鑛《书画跋跋续》卷一曰：“小米概目以隋贤，并司寇谓自幼安临出，恐皆属悬断。但果系宣和、绍兴真物，亦即是书林至宝矣。”他认为隋贤、索靖之说都属悬而未决的推断，只要是宋内府之物，就是至宝；清·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称：“然此本是晋是隋，俱不失为神妙之迹。”即不管定晋定隋，书艺是神妙的；明·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卷四评：“书法秀健，丰神飘逸，为绝妙书法，然非索靖，乃唐人书也。”虽判断是唐人书迹，但仍赞扬为“绝妙书法”；清·吴升《大观录》论：“余观两晋法书，求如此颂之神满气足，无滞毫颓墨者，殆不能有二。而米元晖犹曰隋贤，则晋书中绝之语，几成信案，能不为此颂叫屈。……念此颂为千年法宝，除此真迹，别无伪讬，不敢不起而一辨证也。”他辨析此颂为晋人书，绝非伪讬，是“千年法宝”；明·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三中还比较了宣和本和绍兴本两本《出师颂》，认为“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难为，更奇也。”意即绍兴本胜于宣和本。
    前人评析均强调，《出师颂》不管是晋、是梁、是隋、是唐，至少是千年留存之物，又别无第二件墨迹，且艺术上绝妙，当属稀世之珍。这些评语，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此本《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应该是足资参考的。
    三、如何对待千年幸存、流传有绪的名迹
    绍兴本《出师颂》，即使从初唐算起，至今也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且流传有绪，屡见著录，近代又失踪了60余年，如今重见天日，应该如何对待？对作品的某些方面，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属于有歧义的名迹。现在面临由国家保管还是继续流落民间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鉴析作品的同时，是不能不考虑的。
    事实上，时代久远却流传有绪、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决不因有争议而冒然出手或打入冷宫。因为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佚、拆装、重裱等，更使原迹面目全非，真伪揉杂，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因此，对这些作品一定要分清主次，重视其已认识到的价值，对存疑的要害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公认的否定依据，还不如暂信流传有绪的旧说，先妥善加以保护，以免一时的误鉴而使一件众所周知的名迹销声匿迹。须知，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这样有争议的名迹不在少数。被称为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就有人写文章称其内容与陆机所处历史背景有出入，应为西晋怀、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作品。赫赫有名的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也有专家提出非羲之所书，还引发了一场“兰亭之辨”；故宫所藏的三本《兰亭序》摹本，即冯承素本、褚遂良本、虞世南本，经考辨也非三人所书，而只是唐太宗内廷供奉拓书人的勾填本。但所有这些不同看法，并不能贬低《兰亭序帖》的历史、艺术价值。因为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这些“下真迹一等”的复本或临摹本（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以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出师颂》这件流传有绪的名迹，恐怕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收购价格高低之说，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件《出师颂》的固有价值，即它是千年以上的古物，又是罕见的隋代存世名家墨迹（而非一般书手），且具很高的艺术性，堪与索靖、肖子云等章草名家书风相联系，体现出早期章草的典范风貌；同时又曾入清内府收藏，流散后60余年不见踪影，今有幸复出。作为故宫博物院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回收责任？树立志在必得之决心？至于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不可能单由买方说了算，是高是低，很难有一个衡定尺度。倘若如有些文章所说，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是假的，外国人却以2500万的高价买走了，米芾《研山铭》也是假的，亦以3000万价格成交，那么，早于它们四百多年的隋人《出师颂》既已由故宫博物院延庆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作出了科学的鉴定、断代结论，花2200万购买，怎么就说是高了呢？至于宋徽宗和米芾的作品是真是假，也尚未定论，在此不想赘述。如果我们能本着悉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不让文物名迹随意流散的心愿来对待这些流传有绪的千年古物，价格问题恐怕就不会再成为质疑之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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