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务员申请租房:马克思货币经济理论

作者：柳欣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404    更新时间：2009-12-27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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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和集大成者李嘉图把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规定为：必须回答国民财富是什么，国民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国民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总量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认为，劳动是创造一切国民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的价值尺度；资本主义生产是价值和剩余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流通-分配关系的基础，而价值论则是分配论的根据；并依据这样一个价值理论和剩余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或资本积累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
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提出了分工原理，并由此引出古典交换价值理论：“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具有可以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所有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任何一件物品的人来讲。他所花费的实际成本是他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艰辛与麻烦”（斯密，1776，第34页）。虽然分工和交换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但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是由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的：在没有土地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野蛮社会”，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成果，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即劳动中所包含或花费的劳动量；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之后，交换价值就取决于“支配的劳动”，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和支配劳动的资本的利润所构成，利润量是由总产出扣除工资后的剩余。这就是古典的剩余理论，即当工资率取决于生存工资，当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率时，将存在一种剩余并构成利润的来源。对于斯密而言，存在着一种“自然利润率”，它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然和谐的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来自基于“经济人”的自利心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参见沃尔什和格雷姆，1980），即由于等量资本必然要求取得等量利润，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原则，其中商品的相对价格将由预付工资乘以统一利润率所决定。资本围绕统一的利润率（作为“重力中心”）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将通过资本的转投而引起的商品供求的变动，最后实现供求平衡，从而达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斯密这里，没有涉及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
李嘉图把价值和分配理论转向了总量分析。对于李嘉图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协调已不重要，重要是资本家阶级和地主解决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问题（即利润率下降问题），从而收入分配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问题。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资本积累，因此，国民收入、资本、工资和利润这些总量变量的测量，对于李嘉图所要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李嘉图（1815）提出了一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李嘉图证明了，假设给定生存工资、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并存在着土地收益递减，那么，随着资本积累或雇佣劳动的增加，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提高，利润的份额将下降，从而阻碍资本积累。这就是李嘉图所要讨论的技术变动（土地收益递减）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变动问题，由此，他主张放弃斯密的“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他坚持价值取决于“实体的劳动”而不是斯密给定利润率的“支配的劳动”。但是李嘉图的结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有效，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因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作为资本预付的种子和工资都是由实物产品——谷物构成，总产出也是由谷物构成，因此“价值”单位的计量是不必要的，从而可以不考虑总量变量的测量问题。在异质品模型中，由于资本构成不同，在统一利润率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在相对价格将随收入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就不能保持谷物模型中的结论。因为当他放弃斯密的“工资单位”和给定利润率的加总方法之后，当采用相对价格来测量总产出（异质品的加总）时，就会出现因收入分配的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总产出价值变动的测量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李嘉图。1823年，李嘉图明确提出了如何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一难题：即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作为技术关系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和表示收入分配的利润率变动都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李嘉图的难题实际上来自于劳动价值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还是表示总量性质的理论的混乱，换言之，古典价值理论到底是要反映技术关系还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
正是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上述的逻辑混乱。他批评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产率，从而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而取决于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引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雇佣劳动性质，把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发展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理论即剩余价值论，从而表明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性质。从这种剩余价值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实质是掩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经济学的研究为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关系所支配时，这种理论以实物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的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要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由此，马克思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被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说而遭到排斥。
无疑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而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紧密联系的。   排除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在“纯粹”理论性质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包括新李嘉图主义）对马克思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有着较深的误解和偏见。一些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因为现实中存在的是价格和利润，如斯拉法模型所表示的，抛开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价格和利润问题，从而价值理论是多余的（斯蒂德曼，1977）或是形而上学的（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36页）；新古典经济学家森岛通夫（1973）写道：“在结束时，我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建议：他们应该彻底改变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如果必须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所采用的生产技术直接地和间接地所需要的劳动量以便生产出商品，这完全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森岛，1973，第193页）。森岛通夫认为，价值决定于技术，不受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支配。这种误解的根源来自于对马克思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中的所谓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都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看作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即所有的问题最终都集中于相对价格的决定上（例如，琼。罗宾逊，1942；萨缪尔森，1957、1971；布朗芬布伦纳，1965[1]；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等；参见德赛，1974）；甚至一些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也都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都是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参见S.戈登，1968）。
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的误解同样也存在。如经济学家把新古典和马克思的两种分配理论用“蛋糕理论”来加以描述（参见柳欣，2003）。对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其含义是：这个蛋糕的分配取决于各种要素的贡献或边际产品；而对于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则是：给定一个蛋糕，资本家的份额增加时将使工人的份额减少。显然，“蛋糕理论”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误解。就马克思的分配理论而言，并不存在如新古典分析那样的实物的蛋糕，因为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是以价值计量的，当然也就不存在生产蛋糕的边际生产力。
因此，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不仅对于回答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对于建立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分析首先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揭示。《资本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就是要揭示“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性质。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设。从这个前提假设出发，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这个基本定理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表示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来源，即
基本定理：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
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假设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支配工人工作8个小时，则剩余价值是4小时。这样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而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剩余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由此，马克思把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理论。
诚如前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评地继承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古典学派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斯密把价值是把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关系，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变量的测量问题。显然，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供求关系不是等同的因素。这种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于，就新古典以技术关系决定相对价格而言，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格的变形或转型，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符合资源配置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单位。这种价值量是特殊的总量。它是特殊的，因为它是要表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它是总量性质的，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技术上或实物上的计量。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它表示一种“公平价格”（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所表示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表示资本主义竞争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区分，表明价值只取决于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关系无关。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以及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论述，正是为了把技术关系完全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2]。马克思在脚注中批评了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97页），认为这种价值概念的混乱，导致了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马克思明确地表明，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
上述分析表明，任何把马克思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关于社会关系决定价值的理论，解释为相对价格理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米克（1963），在反击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剑桥经济学家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所谓“转型”问题时，提出了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转型为生产价格。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刻误解。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决不是要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而是要讨论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3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1卷对交换价格的论述中才有所涉及。从“20码麻布＝1件上衣”的成立是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价值的历史转型”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获得劳动的全部产品，在资本经济中，则产生剩余价值，或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把劳动价值论解释为相对价格论，最早来自于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试图解决李嘉图理论中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的做法，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约翰。穆勒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中，开始系统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经济学中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成本或稀缺性），这种方法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例如著名的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斯密，1776）。这种逻辑矛盾正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例如，杰文斯，1971）。就解释相对价格而言，在边际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古典理论其多要素模型和包括消费偏好的资源配置理论，显然比古典经济学能够更好地解释技术关系和相对价格问题，从而避免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上的逻辑矛盾。但是，这种从古典理论向新古典理论的转变存在着研究“注意力”的转换，即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因素而转向技术关系（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6页）。而这种建立在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基础上的技术分析缺陷在于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总量关系，这一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剑桥资本争论”之后才被新剑桥经济学派揭示出来（参见柳欣，1994、1996-1997、2001、2002）。
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为相对价格理论实际上步入了新古典理论设下的陷阱之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在第一卷第一章中讨论过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的决定问题上[3]，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的讨论。在第二章中，马克思就转到了交换价值形式的讨论，由此过渡到货币。其目的在于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且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资本家能够通过货币交易而得到一个货币的增殖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关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我们在后面将作详细讨论）。这种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所建立的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劳动价值论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奠定了基础。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言，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其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这个定理的正确性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即雇佣劳动性质。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4]。因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是重要的。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理论或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关系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之上的。显然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是构成马克思后面分析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一点，与新古典理论教科书把效用理论或稀缺性作为全书讨论相对价格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做法相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揭示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逻辑基础。
把体现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为分析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体系”的逻辑起点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以及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论》中，货币的本质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马克思写道：“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货币中，而且是表现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义、最难捉摸的形式——扬弃了一切中介的形式。况且，这种表现既然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只是由生产中的相互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般的各个私人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它也就更加严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译本，第376-377页）。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货币首先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或货币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交换的基础看，它来自于劳动价值论中不同商品相交换所依据的一个同质的东西——劳动，而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表示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其次，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买卖双方必须拥有货币以签订契约来保证交易的进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契约性质的存在，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所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约的能力或支配能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如古典经济学所表明的，资本是作为一笔预付款即货币资本，它是对资源的支配权，资本家用它来取得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作为预付款的资本是一笔工资基金，而机器是过去支付的工资基金的体现（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18页）。换言之，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由货币来维系的（它体现为一笔工资基金）。这种表面上的平等交换掩盖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这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或秘密，是由马克思由首先发现的。这样，作为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资本成为了支配劳动的手段，它能够使货币价值取得增殖（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采取了利润的货币形式，即利润是劳动创造出来、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即为资本带来货币利润。由此，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平等的货币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关系，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简单商品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剩余价值或利润。
下面我们将考察马克思是如何一步一步揭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这两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相对应。但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态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显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是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成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而货币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但货币的这种独立的价值形式（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之外被积累的，而且货币也是整个商品流通的经济形式发展的最后产物），就成为“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67页）。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即货币是用于为了贵卖而买时，它就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把它化成公式时写道：“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总公式。”[5]（同上，中译本第177页）“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这种流通形态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4章）。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ΔG）[6]，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斯威齐，1942，第4章）。也正因为货币增殖（ΔG）的出现，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在这里，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因此，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象连体兄弟一样影形不离。换句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得到的，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取得货币增殖为导向的，是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强调了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它将与只具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而马克思这样表述货币的性质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所有的商品，作为价值，是具体化的人类劳动，所以它们本身是可以衡量的，它们的价值可以共同的用一种同样的特殊商品为衡量标准，并且这种商品可以被折合为它们的价值的共同标准，就是折合为货币。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是内在于商品价值的衡量的必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时间”（马克思，1893）。可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货币和劳动力分别作为一种商品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货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工资劳动，就没有货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货币经济”。
这里特别强调“资本”的概念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被作为一种与劳动并列的生产因素。仅就技术关系来讲，奥地利学派把资本作为一种时间（即迂回生产）是更为恰当的，因为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当资本品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因为所假设的分析的时期小于生产周期。只要把分析的时期延长，资本品存量将转化为劳动流量。这样，资本品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过去的劳动”。当然，这并不妨碍为了某种分析的需要而划分出资本品存量和劳动流量，比如，从技术关系的角度讲，如果存在着技术进步，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划分就是有意义的。但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考虑存量与流量的时期划分上，而是在于现实中的资本（资本品）的价值（相对价格）是不是仅仅由技术关系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和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资本就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的劳动的工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当采用这样一种资本概念，价值（总量）和分配的决定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资源配置也不仅仅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利润和利润率。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所在，即通过定义价值由抽象的劳动时间所决定和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小于劳动时间而得出剩余价值理论，由此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问题都与这种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有关。
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即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货币经济宏观模型”，其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性质。
关于马克思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之间有较大的分歧，认为在《资本论》中包含着两类不同的彼此难以调和的危机理论，即所谓的“资本生产过剩理论”和“商品生产过剩理论”。虽然在危机期间，资本和商品一般都是过剩是，但对于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上述两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相互对立的。按照“资本生产过剩理论”（如曼德尔、伊藤.诚、J.格罗斯曼等），市场上的商品过剩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是由于过度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节，马克思试图说明由于“资本。按照劳动人口比例的绝对生产过剩”而引起“一般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下降”带来周期性危机。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三卷阐述的信用理论中，马克思遵循这一思路尝试建立经济周期理论。与此相对照，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中，马克思（1893）指出“各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与生产力发展相反的“群众的有限消费”乃是危机的最终原因和根源（中译本参见《全集》第25卷，1974，第547-548页）。他在这些地方考虑到危机来自或者由于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例如布哈林、希法亭等持有这种观点），或者来自群众有限消费而引起的超过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例如卢森堡、斯威齐等持有这种观点）。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一节，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实现的困难性来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性，马克思（1893）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些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同上，第272、273页）。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商品（价值）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首先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的争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框架中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商品生产，大量的商品只不过是资本的特殊形式；同样，危机“集中”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这个问题也毫无意义。因为危机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失常（中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再生产过程正是生产和流通的一种（矛盾）统一。因此，曼德尔（1987，第3卷，中译本，1992，第410页）认为，正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如同地震仪一样，反映了整个制度中所发生的一切。构成平均利润率公式的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在经济周期过程中，利润率的波动不仅仅产出-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即有效需求问题）或者“资本有机构成”的螺旋形变化，它还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对立阶级间力量的种种关系。
我们的分析起点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即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出发，研究社会再生产、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问题，这些问题和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定理出发，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将得出基本定理的第一个推论：
推论1  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
如前面的基本定理公式（8小时支配的劳动时间－4小时预付的劳动力工资＝4小时剩余价值）所表明的，工资率的上升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所要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推论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经济波动问题[7]。
基本定理的核心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不仅“为利润而工作”还要为“资本积累而工作”（马克思，1867）。这一点来自竞争的压力。正是由于竞争，资本家被迫不断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资本积累的滚雪球效应：资本最初价值价值增长（剩余价值） 资本再增长 剩余价值再增长 资本再增长 ，如此等等。“没有竞争，增长之火焰就将熄灭”（马克思，1894，第368页）。在这里，即考虑资本积累时，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再生产时修正了这个基本假设，他采用了资本家也把利润用于消费的假设，在这里，马克思是通过加入了奢侈品部门来表明资本家的消费，资本家的这种消费与工人的消费是不同的。结合资本积累的基本假设中，如果资本家并不消费，则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所消费的。我们可以推论出对前面的基本定理一个新的推论：
推论2  工人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
这一点是与基本定理相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推论2表明，基本定理所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强调工人和资本家在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上的对立，而是用价值表示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工资与利润的关系联系到社会再生产和经济波动，即联系到凯恩斯所表述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失业。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其要点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主流经济学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在这一点上，以社会关系的价值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1893）中，将其利用价值形式讨论社会再生产平衡的价值模型，转化为价格模型，讨论了随着资本积累增长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不同于李嘉图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与技术进步或退步无关的，纯粹产生于按照价值计算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即工资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随着资本积累的滚雪球效应，在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长同时而收入分配中的剩余价值量不变时，或者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必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8]。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源自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不仅“为利润而工作”，还要“为资本积累而工作”。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分析表明，他是最早采用资本品和消费品两部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也是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来讨论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真正表明了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资将消费全部产品（消费品部门）。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引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价值，则可以计算出资本的利润率。假设资本的投资取决于一个特定的利润率，当且仅当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即利润）与不变资本价值（即资本存量）加上作为消费品部门产出的价值（即工资）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时，这个利润率才是不变的；当随着资本积累使得不变资本价值增加，则利润率必然下降。因此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计量；而资本家的投资和积累动机则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也就是说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卡莱茨基（1933）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卡莱茨基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1936），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罗宾逊（1942年）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马克思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这个稳定状态的条件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与竞争是密切相关的。在采用抽象分析方法阐明价值理论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不象封建地主占有土地那样占有特定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是凭借资金支配权来控制工业活动。资本家的权力来自货币财富，货币不再单纯是便利交换的媒介，货币财富的积累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具有这样的竞争性质：每个资本家如果他不愿意让他的对手压倒并最后没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利润和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
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时阐述了他的竞争理论，即资本家争相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在这里，给定劳动力价值，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他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竞争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是通过对新技术的垄断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性质认识的又一条基本经济规律，我们称之为竞争定理[9]。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不仅能够标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而且还可以证明工资率的决定或说明为什么劳动力会成为商品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内生因素决定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预先假设劳动力的价值是外生给定的且小于劳动生产率，即劳动力的价值由生理和道德因素决定，劳动力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当我们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使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率由供给和需求的内生因素所决定。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在单位时间中所创造的价值或其收入要高于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者。例如，甲生产者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在每单位时间中可以生产6单位产品，而乙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比甲要低一倍，单位时间中只能生产3单位产品。这样，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现在，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假设甲生产者的生产率高仅仅是因为他掌握了新的技术，如果他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乙生产者也将能够生产6单位产品，但是这里存在着竞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即甲生产者决不会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而是要通过市场中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双方根据个自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议价或通过竞争的供给与需求来决定价格。在前面的例子中，甲生产者并不是把他的新技术无偿告诉乙，而是提出一个价格或工资率来雇用乙，其工资率将介于3和6之间，比如为4，一旦确定了工资率，甲再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使乙的产出达到6，甲支付乙4单位工资后将得到2单位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产生了，甲成为资本家，乙成为他的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的增长。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利润并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理解这一问题的要点是，资本家的利润只是按照价值来计量的，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在上面的例子中似乎可以得到，利润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来雇用工人，并使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但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的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货币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强调的，即货币代表一般的价值形式而与使用价值无关。当资本家采用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投入一笔货币来购买劳动，但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当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是由劳动的价值所决定的，则资本家按照劳动的价值出售商品，就将得到剩余价值或增加的货币。这种以货币或价值形式进行的交换与物物交换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目的和动机。因此，对利润源泉的说明构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剩余的量度是劳动的说法，他认为劳动即是价值的尺度和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采取了利润的货币形式，即利润是劳动创造出来、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利润的源泉是对劳动力的使用，即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介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以物质的东西（生产方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它以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形式给予资本家剥削的权力，而同时这个剩余价值又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了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
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在市场供求平衡时商品按照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售。但由于不同生产部门涉及到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所以其利润率是不同的。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作为预付的资本所关心的只是剩余价值，是利润，所以要求至少预付等量资本就要得到等量利润。这样，统一的利润率就和商品按价值进行交换出现了矛盾。古典经济学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因而陷入了理论危机之中。但马克思却用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解决了这个矛盾（参见亨特，1987，第1卷，中译本，第743页）。马克思认为，当价值转换成生产价格时，这个价格对应的是统一的利润率。这个统一利润率，用公式表示为：
一旦给出统一利润率，则生产价格即是：
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使得上述简单商品交换中“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的劳动”，即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由于这个价格仅仅是转换了的价值，而利润则是重新分配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这里有两个总量关系始终成立，即价值的总和等于价格的总和，剩余价值的总和等于利润的总和。通过运用这些总量的相等关系，马克思说明了在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形过程中只是发生了再分配，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毁灭任何东西。可以看到，在这个转形中，马克思是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地确定了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这是由于马克思始终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存在着一种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中获取统一的利润率（布里斯，1987）。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完全是个总量关系，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一般利润率的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上述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个利润率必定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的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是一种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实物利率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所强调的只是一种货币的利息率。所以，他说“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1893，中译本第473页）
“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表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可以表述为一种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自于古典经济学。斯密在《国富论》中最先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机制。斯密和李嘉图都使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来说明这种均衡的实现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阐述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后，曾系统讨论了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10]。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之后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提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之后，采用所谓的“古典学派的统一利润率”假设，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取代了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在新古典教科书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被认为是对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剑桥资本争论之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被揭示出来之后，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主张把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种范式（参见沃尔什和格雷姆，1980）。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阐述了分工原理，并由此引出交换。但表示分工和交换并不决定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交换价值是由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则决定相对价格的价值也发生变化。斯密认为，在原始野蛮社会，商品交换按照实体劳动即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进行；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之后，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分配就不能按照实体劳动交换，因为资本是一笔预付款，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除非资本家得到利润，否则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这样商品交换就转变为按“支配的劳动”进行，商品的价值就由实体劳动支出，转变为由工资和利润构成（按照古典的剩余理论的表述方法，则利润量是总收入扣除工资后的剩余，由于工资率取决于生存工资，当劳动生产率超过工资率时，将存在一种剩余并构成利润的来源）。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自然利润率”概念，这种自然利润率是按照古典剩余理论决定的，因此与技术关系无关，由此建立起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这种均衡可以看作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描述，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在达致“自然利润率”水平时实现供求均衡。在斯密的模型里，并不需要明确的总量关系，比如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只要假设外生存在的“自然利润率”，就可以表述这种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即“看不见的手”）。
在斯密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表述出一个更为一般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劳动是为资本支配的，从而等量资本必然要求获取等量利润，由此将决定存在一个“统一利润率”原则，商品的相对价格由预付的工资（和其他生产资料）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所决定。这种均衡存在性和稳定性来自于资本家之间为获取更高的利润率的竞争所形成的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使统一的利润率成为均衡或“重力中心”，由供求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将通过资本的转投而引起的商品供求的变动而实现供求均。这种供求均衡必然是一种各个部门获得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资源有效配置是通过达致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实现的。因此，以统一利润率作为“重力中心”古典均衡模型而言，其表示的是明确的总量关系，不仅需要总资本，而且需要同质的收入。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资本是一笔由资本家支配的货币基金（新古典理论中把资本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用以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通过生产来获取利润，利润是总产出（价值）减去总投入（价值）后的剩余，利润率是利润对总投入的比率。因此，更为一般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李嘉图（1815）的谷物模型——一种单一产品模型来表述。
假设经济中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周期是固定的（比如为1年），作为投入的是劳动，但劳动是由“资本”雇用的，资本是一笔谷物基金，用以支付雇用劳动的工资。假设总资本的数量是给定的，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Yt-1表示；所能雇用的劳动数量L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是固定的且小于单位劳动生产率σ，从而L=Yt-1/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当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为：
Yt  = (Yt-1 / w) s = Ls                                                   (3.1)
r = (Yt-Yt-1) / Yt = (Ls -Lw) / Lw= (s -w) / w            (3.2)
公式(3.1)表明总产出Yt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L和劳动生产率σ；公式（3.2）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σ。
通过谷物模型与斯密模型中利润率决定的比较，可以探讨斯密的价值理论中的总量问题。斯密（1776）认为，商品的价格P等于wL (1+ r )，资本家预付的总资本为wL (1+ r )，这样利润率的计算公式可以写为：
r = [wL (1+ r ) - wL] / wL                            (3.3)
公式(3.3)与公式(3.2)的不同之处是把Ls换成了wL (1+r)，通过这种形式变换，使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消失了，利润率只能是外生给定的而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参见盖尔加尼，1984）。按照(3.3)公式，总量（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价值）的测量只是按照预付的工资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因此假设存在一种稳定的自然利润率，国民收入的测量只取决于工资率和雇佣劳动的数量。斯密把这种国民收入的测量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法。显然，斯密的资本不仅要预付工资，还要购买和生产资本品。对此，斯密是这样推论的：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这样，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了。斯密通过“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可以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收入（工资和利润）流量，由此可以避免存量和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11]。
斯密这种“工资单位法”的国民收入测量方法排除了资本存量（相应地也排除了折旧），马克思称之为“斯密教条”。一方面，价格的决定不能排除折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品存量的价值对利润率是有影响的（斯密模型中是给定的利润率），特别是当生产各种商品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且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时，斯密的国民收入测量方法、利润率公式和价格构成理论就不能适用了，必须把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转变为包括资本品成本的总资本的价值投入乘以统一的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这个问题首先由李嘉图（1815、1823）发现。
李嘉图所要讨论的随着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李嘉图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即：在单一产品模型中用类似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总产出，假设存在土地的收益递减和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在给定工资率的条件下（即生存工资假说），随着资本积累或雇佣劳动的增加，地租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将提高，利润的份额将下降（即利润率的下降问题），从而阻碍资本积累。在这里，与斯密不同，李嘉图不是要论证一种“自然利润率”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而是要讨论技术变动（土地报酬递减）下的收入分配份额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李嘉图批评了斯密，主张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而不是斯密给定利润率的“支配的劳动”。
但李嘉图上述的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如谷物模型中才成立，这种模型可以完全不考虑总量的测量问题。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李嘉图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谷物模型中的推论。由此，李嘉图（1823）提出了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即就相对价格而言，当各个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李嘉图的难题实质上是如何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测量问题。当采用价格来测量总产出时，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从而总产出价值的变动，由此使其分配理论失去了测量的尺度，因为只有确定总产出才能说明收入分配，而用相对价格测量的总产出又取决于收入分配，由此陷入了循环推理的逻辑矛盾。斯拉法（1960）提出，当把李嘉图的技术变动排除掉而仅仅讨论收入分配和相对价格问题时，可以通过“标准商品”来重新获得单一产品模型和斯密模型的逻辑：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完全是由于资本存量的存在或资本构成不同，从而只要排除资本存量或把资本存量还原为劳动流量，即可排除相对价格的幻觉。但这种标准商品以及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述的稳定状态并不是李嘉图真正所要寻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所关注的是技术变动下的包含资本品存量模型中的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李嘉图的难题实际上来自于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即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对此，马克思明确批评了李嘉图，认为这种价值概念上的混乱导致李嘉图在谷物模型中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马克思在扬弃古典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明确表明价值的决定与具体劳动或技术关系无关，它取决于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取决于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引入分析体系，从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在这里，资本（一笔预付款）、劳动力价值或工资、剩余价值或利润，都是以货币形式表示的总量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分析体系：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周期理论，无不建立在这种与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出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实际上阐明了古典一般均衡的异质品模型中的加总问题和作为总量理论的基本含义。因为如果个别商品的价格和它的价值不成比例，只要社会创造的全部商品价值总和相等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总合，这种不一致就没有影响。马克思在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中提出了两个总量相等的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因此转型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转型问题来自于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异质品模型，即当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得不变资本投入也按照生产价格计量时，马克思关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不能保持。原因在于，用劳动时间给定的总价值（C+V+S）中的不变资本C在生产价格模型中将随着利润率变动而变动，用劳动时间计量的总价值和总剩余价值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总价值不等于总价格。只有在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的条件下（或作为特例的古典单一产品模型和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随利润率变动，从而保持两个总量相等。转型问题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得到两个推论：
推论1   在马克思体系中，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并不是多余的，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可以排除技术关系而得到稳定的总量关系。
推论2     异质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在技术关系上是不能加总的。
从推论2出发，我们还可以得到第三个推论：
推论3   任何只表明技术关系的异质品模型中既然没有总量（包括总资本），因此也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
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李嘉图的困难就在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并不能采用技术关系来决定总量，因此，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归之于技术关系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完全排除技术关系，才能够表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命题：即价值和分配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以上关于统一利润率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结论，对于批判目前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是以拉姆齐（1928）和索洛（1956）创立和发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参见C。沃尔什，1998，中译本第26页），而索洛模型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总量生产函数”[12]。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并不是一种总量的理论，它是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的表示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是稀缺资源配置的选择指数。
但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加总是无法实现的。关键在于对于“资本”的定义上。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是各种异质品，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品拼凑成一个同质的生产要素总量，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罗宾逊（1953）发表的《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首先提出了新古典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当面临在工业产品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这一任务时，新古典主义将发生困难（即使在绝对的静止状态下），这是由于它在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对资金有支配能力这个意义上的‘资本’，未能做出区分”（罗宾逊，1960）。罗宾逊认为，资本总量主要是一种货币计量法，所以不能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实现宏观经济中的加总。
为了得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货币变量，可以借用斯拉法（1932）提出的表示商品有时间的相对价格或期货价格的“自己的利息率”概念，来对各种异质品进行加总。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其他商品的利息率则可以通过这种一般利息率贴现而得到其“资本化的价格”，由此可以得到一种总量。一般利息率的贴现公式为：
K＝R／r
其中，K为资本品价值，R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r为利息率。从而，各种资本品按照这种贴现价格计算的收益率是一致的[13]。然而通过这个一般利息率所实现的总量加总，对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一般利息率，可以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由于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从而采用不同的商品作为一般利息率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利息率和按这一利息率计算的宏观变量[14]。特别是当脱离了稳定状态时，由于这种特殊商品本身的生产率会发生变动，从而不可能用于价值标准而与现实相一致。而且，这种通过任意选定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得到的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完全不同于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规律而得到的统一利润率。在新古典的异质品模型中，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只是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与其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是一致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总量，不需要用一种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因此，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其每一种要素的收益率都是自己的收益率。上述由宏观变量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既不表明人们的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例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而并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选择指数。
以上分析表明，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不同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另一种均衡理论。其区别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同。新古典理论是通过反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来调节，而古典-马克思理论是通过资本围绕统一的利润率的竞争和在各个部门之间流动来调节。但这种由宏观变量的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并不决定资源配置；决定配置的依然是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如果这种相对价格能够表示现实中的技术关系）。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价值和价格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表示的价值是竞争与收入分配关系，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或资源配置所决定，但这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统一的，两者共同决定现实世界中的相对价格，即我们可以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格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必须通过统一利润率转化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显然，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中，反映技术关系的供求完全可以通过总量意义上的价值表现出来，并且可以与统一利润率和资本转投相一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讨论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和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这种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变化会通过资本转投来调节，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同时也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均衡。由此可见，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关系，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知识反映一般的技术关系，更适合计划经济模型。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表明，价值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与技术无关；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表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正是来自于资本作为一种预付，它对劳动的支配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剩余价值论）为表明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和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论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总量的货币经济的本质。正是从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一套宏观经济分析体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均建立在无技术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为了利润而生产和为了获取利润不断扩大再生产，和在竞争压力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由此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波动或经济危机。马克思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问题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来自于按价值计量的收入分配与按生产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之间的不一致，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从而必须考虑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一致性。
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及其微观基础和现实的经验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问题。但凯恩斯（1936）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而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则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正如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索洛（1956）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就基本的分析框架。而克洛尔（1965）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80年代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均衡和索洛的增长模型基础上，“凯恩斯革命”被完全被倒转了。但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实物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对现实的货币经济分析是根本不能融合。罗宾逊（1953）提出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加总问题和斯拉法（1960）的著作引发的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间的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理论的逻辑矛盾，这种纯理论的争论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即对卡尔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程式化事实”的解释。
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析，上述经验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说明。如加总问题，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劳动并不是斯密所论述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是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即是为资本家或厂商的货币资本预付的生产，其目的只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正是来自于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宏观经济波动正是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在这里，资本并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所有的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正是表明了，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所体现的只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与分配并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而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支配的。马克思揭示了其价值决定与货币的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价值形式，只有这种价值理论才能表明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结构，才能作为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马克思以这种价值理论为基础所讨论的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重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原载英文杂志《科学与社会》1965年秋季号，中译本载“外国经济学学说研究会”编，1982，第19-39页。
[2] 从实物经济的角度出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劳动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实物的“财富”的增加。因此，把财富或国民收入从实物上来理解，就会得出“技术倒转”的结论。相反，从价值量来理解，这种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关系，只是表示了一种商品经济中“竞争”的社会关系，与“技术倒转” 的结论或与技术关系无关。
[3] 伊藤。诚（1976）认为，马克思第一章还保留古典学派的残余特别是李嘉图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理论的第三节是后来完成并插入到第一章中去的，它在1873年德文第二版中第一次出现。在1867年第一版中，第一章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写得不清楚，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在增补第一卷时又单独探讨这个问题，但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扩充到第一节（伊藤。诚，1976；中译本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第40-73页）。
[4]  从理论上讲，只要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抽象掉所有制形式，这个结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
[5]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更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77页）。
[6] “其中的G′= 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加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72页）。
[7]虽然基本定理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即把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称之为剥削，但是，从基本定理中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否定是依据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这涉及到《资本论》的全部分析，而不仅仅是剥削问题。因此若偏离马克思的全部分析，就会导致对基本定理的误解。
[8]
[9] 在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其完全竞争的假设也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新古典理论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人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或竞争上。
[10] 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于1893年，英文版出版于1894年，那时经济学界已被新古典经济学支配，马克思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阐述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
[11]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斯密的模型与新古典的庞巴维克“时际均衡”模型具有令人惊奇的相似性，即只要在斯密的模型中加入迂回生产的假设和时间偏好来说明利润率，就可以转化为庞巴维克的模型。也就是说，资本家所以为工人垫付工资和得到利润是因为迂回生产的生产力，而两个模型关于价格的决定却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以推论，斯密的理论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一个特例（参见哈恩，1982）。柳欣（2000）则认为，上述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能够成立，在这种模型中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可以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而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斯密的利润率决定就与奥地利模型完全不同了。斯密的理论所要表述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从而可以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劳动的方法来表示资本品的价格，但这必须假设在资本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是不变的，否则，其利润率公式就成为一种循环推论而不能决定资本品的价格和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份额。
[12] 索洛模型采用表示实物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Y＝AF(K、L)，其中Y 、K 、L分别代表总产出、总资本和总劳动,A是宏观的投入产出系数。
[13] 琼·罗宾逊曾指出：“一项设备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预期受益。可以把这个价值看做以未来收益为依据，经过按对应的一般利息率计的贴现办法换算成的现在的收益所体现的价值”。也就是公式‘K=R/r’”（罗宾逊，1953，中译本递5页）。
[14] 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瓦尔拉斯假定存在一种“计价物”，把它的价格定义为1，然后可以得到一种总量。但这种商品并不是“货币”。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存在性问题一直以来是主流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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