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十大头条:张胜：张爱萍人生记录 （6）

６、龙争虎斗

翻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的皖东北地区，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但它北连华北，南控江淮，西靠中原，东向苏北，两条大动脉，横贯东西的陇海线和相连南北的津浦线在它头部成十字交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引起多少政治力量的垂涎。

皖东北上演的是三国演义。总的格局是：日伪；国民党；共产党三方。

国民党方面也是三方：上面是安徽省和第五战区的桂系；中间层是皖东北专署盛子瑾和他后面的军统戴笠；底层是桂系支持的县一级的地方实力派，像许志远、雷杰三、黎纯一，以及杀害江上青烈士的恶霸柏逸逊、张海生之流。

共产党方面就更复杂了，是横向的三方：一方是中原局，刘少奇领导，组建了豫皖苏省委，张爱萍为书记；另一方是北方局山东分局，他们派过来的人又分成三块：为了向南发展，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为书记。又在徐州东南组建了苏皖特委，李浩然为书记。杨纯从山东过来后成立了zhonggong皖东北特委；第三大部分，是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过来的人，如江上青、吕震球等，他们主要是渗透在国民党政府行署内部。

这还只是党的系统，军队方面呢？中原局所属的彭雪枫游击支队；属于林彪和陈光的１１５师南下的苏鲁豫支队；属于山东分局的陇海南进支队。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派江华进入皖东北，成立了苏皖纵队，南进支队又归他们节制；再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依靠起家的，编在国民党抗敌六区序列的盛子瑾手下的三、四支队，他们由共产党员赵汇川、徐崇福领导。这支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的部队，因为是经安徽省工委策划编排的，当隶属zhonggong安徽省委。

够乱乎的吧？我在听父亲讲述时，也是被搞得晕头转向。但战争要求的是高度统一，和指挥上的绝对权威。

大柏围子战斗。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以反共不利为由，将军统系的盛子瑾调离皖东北，而以桂系的马馨亭代之。盛当然不服，老子打下的地盘，凭什么啊！１９４０年１月，马奉命率部进入皖东北拟强行接管。国民党内讧了！父亲提出“援盛打马”的方针。他规劝大难临头的盛子瑾，进则联合抗日，抵御外侮，和共产党一起成就一番大事业；退，则死路一条，在朋党争立中葬身。人生路口，何去何从，盛专员可要三思啊！据说，盛犹豫再三，反复踱步，是他的夫人帮他下了决心。于是，国共双方，确切地说是张爱萍和盛子瑾联起手来，迎战来犯的马馨亭。

在泗县遭到迎头痛击的马部，龟缩于大土豪柏逸荪盘踞的大柏圩子内，筑垒固守。战史是这样记载的：在张爱萍指挥下，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攻击西门；新四军６支队１团和六抗３支队攻于东南。我苏鲁豫支队１大队，因后续部队未跟上，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我遂集中兵力从东、南两面出击，马顽动摇，向西北突围。我遂全线出击，马顽溃逃津浦路西，我全部攻占大柏圩子。此战毙伤俘敌４００余人，缴获物资，堆积如山。正值春节，开仓放粮，方圆百里，马驮人背，不少群众得此粮度过春荒。

胜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战史中“改攻外围卫星据点，诱使马部出援”一句，令人顿生疑窦。马馨亭既已放弃外围，凭借城垒固守待援，何以来的外围据点？又何以使他临时改变计划，离开既设的筑垒而轻易出击，以至遭此大败呢？我问父亲，他的说法与战史的出入就很大了：

“几个部队各有各的打算。马馨亭两个团是桂系的主力，天亮了也没打下来。这时，盛子瑾提出要回去，我很生气，三支队赵汇川团留下了，四支队他带走了。我们继续攻。但拂晓时枪声停了，我派人侦察，才知道北边进攻的队伍自己就撤了。这就给了敌人机会，马馨亭得以从那边的口子突出去，奔向灵璧日伪区。我这就叫赵汇川快追，在运动中将他击溃，抓了几百个俘虏。后来才知道，马已经动摇了，认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强攻，后半夜就准备跑了。其实，我们也攻不动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西北面的部队撤走了，于是，马就趁此机会溜了。只不过他没有留下掩护的部队，在撤逃中被我追歼。胜利到来的是这样的突然，也许这就是战争，它的本质就是意志的较量。然而，胜利把一切都掩盖了。

盛子瑾临阵脱逃不奇怪，跟共产党走，他本来就动摇。但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也这样，能行吗？

就地理位置看，皖东北位于陇海线以南，属于中原局地界，但中原局自己不积极，只是豫皖苏省委书记一人潜入。北边的近邻山东局倒是很积极，派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两支队伍南下进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种，由别人耕种，人家凭什么听你指挥？说到底，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友邻关系。打胜了，功劳是你张爱萍的，打败了，伤亡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着嘛！

装甲兵副司令沙风当年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单位大，复杂，各人自己都想发洋财。”沙风原是萧县县大队的，父亲的部队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过，带着部队就上来支援。后来在攀谈中知道他是从抗大分到华中来的。他想编到我父亲这里来，他说，编不到这里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也许就是当年的缩影——有枪便是草头王！

父亲回忆说：“我从陈光薇（注：杨纯）那里知道，山东省委派金明建立苏皖党委，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建什么组织了。我通过吴法宪的电台给金明发电，希望他南下。”

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８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８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１４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１４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１９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１０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１９４０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争的舞台造就了多少英雄。共产党内也不例外，向党要兵权的，搞独立拉山头的，占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亲说：“在党的历史上，这种人，早晚是要翻车的！把党的事业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牺牲换来的胜利当成自己向党争功的资本，我历来最鄙视的就是这些人，也从不靠他们的山头。你就看吧，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倒霉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理解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三湾改编，了解古田会议；当然，也包括了解皖东北。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灭了马馨亭，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墙角，这个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刚，终于进入了他自己设计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时已走投无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罪下令通缉他这个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么就投靠共产党吧。父亲挽留他，统战部长刘玉柱劝说他，珍惜以往的友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继续拥戴他担任皖东北行署的最高专员。

刘玉柱回忆，苏皖区党委做出决定：“争取盛留，准备盛走。盛留，则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盛走，我们则接管政权，建立我党我军公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凡属我党干部掌握的武装，一人一枪都不许丢失。（注《刘玉柱纪念文集》１８７页）

父亲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走的。我们的力量生长使他害怕；而且他也不愿意脱离复兴社戴笠那里的关系。”“盛虽然是抗日的，但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盛是左派。他个人野心很大，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融化成他的干部。他说，共产党三不要，不要金钱，不要美女，不要地位，何苦呢？跟上我，不会吃亏的。这使我警觉，他是个危险的人。”

果然，盛子瑾向戴笠求救了。戴笠说就投靠到苏北李明扬（注：抗战时期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地方实力派人物）那里吧。盛一面假意逢迎，一面却将前去劝慰的我党三名领导干部扣留为人质，裹挟着逃离皖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他真笨！人急了容易犯糊涂，关键时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军立即封锁了出境的通道，国共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众目睽睽之下，又在皖东北境内，怎么说动粗就动粗呢？毕竟还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况且人质还在人家手里。关云长不还上演过一段华容道吗？父亲上前去，手一挥，部队退避两厢，闪开一条通道。随后，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部得到消息，途中将盛截获。刘少奇亲自设宴，席间极尽挽留之词。盛子瑾哪里还吃得下，怒不可遏，说你共产党、张爱萍“言而无信”，到了这一步，还谈什么合作？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刘少奇微笑着说，枪就不要带了吧。盛和夫人带着细软随从，一行３０个挑担伤心地向东走去。

盛子瑾逃离后，国民党在皖东北的势力顷刻间便土崩瓦解。父亲立即公示社会，宣布我党从即日起正式接管皖东北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和民间团体联合的抗日民主政府。

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盛子瑾事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五大罪状之一，即使在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我找到父亲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我们党中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发急（即不应该如此做）。我们认为在他准备逃跑前，我们这样做及这样的布置是必要的，是对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对敌斗争。当然，他也承认，即使是对敌斗争也不是什么手段都能采用的。看过《三国演义》了吧，诸葛亮和周瑜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阳谋，后者喜欢搞阴谋。在和盛子瑾的既联合又斗争中，用的是智慧，是阳谋！按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对，游戏规则。

在阶级大搏杀的舞台上，个人是没有选择的。

盛子瑾后来回到了戴笠那里，但解放后没能去台湾，被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抓住。盛希望父亲救他，父亲写了封信去，说明盛是抗战的，在皖东北对共产党也是做出过贡献的，至于他到戴笠那里以后，有没有做过恶事，就不知道了。盛的夫人杨文蔚女士，在被关押期间也给父亲来过信，父亲给当地政府去信，他说，善待她吧……她出狱后就留在监狱的医院工作了。

６０年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上一代人的恩恩怨怨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飘散。撇开政治，就盛个人的命运来说，的确带有些悲剧的色彩。盛子瑾是怀有抱负的，像父亲后来信上写的，是做过贡献的。但盛毕竟缺乏像我父亲那样统揽全局的眼光和因势利导的能力。虽然在初期，国民党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共产党，但他们各自的野心太大，都要搞自己的独立王国。盛的初衷是想利用共产党来摆脱国民党桂系对他的控制，但眼看着共产党坐大，却又无计可施，最终在两大板块的挤压下粉身碎骨。现在想来，桂系也是蠢，何必呢！扶持一下盛子瑾有什么不好，他无非是有些个人野心，非派人取代他，结果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控制不了的，不是你的，非要强求，最后只能失去。乱世的中国，群雄并起，但总归要天下一统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盛子瑾垮台后，就剩下许志远这支武装了。这是一股更为凶残的带有黑恶性质的地方势力。他们明里归属桂系，暗中勾结日伪。盛子瑾势力瓦解后，既给了许志远一个警告也给了他一个取代的机会，他秘密奔赴桂系省府所在地立煌商讨应对之策。

兵将分离，乃天赐良机，父亲决心乘此解除许部武装，一统皖东北天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许的大本营老周圩子，高墙深垒，易守难攻，一旦打成胶着，不仅引发桂系增援，附近的鬼子也会竭尽相助。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他想了一夜，第二天在作战会议上，他说：拟请示少奇同志，请新四军五支队罗炳辉部断住许志远的归路，我带一个警卫班假借谈判名义先行进入老周圩子，夜里看见吊桥放下，你们就摸进来……如此如此这般。

赵汇川后来回忆说，我们听了，怎么觉得首长像是在说胡话！从彭雪枫处借来的老一团团长张太生说，哪有司令员去卧底的？张震球不解地说，你要学孙悟空，钻到人家肚子里去？会上不仅一致反对，而且觉得荒唐。父亲回忆说：“除了强攻，诸位有什么好办法？既然没有，就听我的。”说实在的，如回到那个年代，我也不能赞同。他给我解释道：“和许，名义上还在合作，老周圩子的士绅周汉波是要抗日的，我亲自造访，哪里会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一切如预料，许的副官果然相迎，当晚少不了杯觥酒盏一番。不想，席间突然传来许志远被我军扣留的消息，气氛立马紧张，双方警卫人员的手一下子都按在枪机上。父亲假借酒兴说，误会，我这就写个条子送出去，叫他们放人就是了。父亲说：“大概认为我还在他们手里捏着吧。后来都喝得酩酊大醉。夜深了，我就和警卫员上了城楼，缴了守卫的械，放下吊桥，发出信号。送条子出去的警卫员带着赵汇川他们冲进来……不费一枪一弹。”

小时候，看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我们问父母，真这么邪乎吗？吹吧！我妈妈在一边说，怎么没有？你爸爸就干过杨子荣这种事。老了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说我是杨子荣，不像，说王佐断臂混入敌营倒有点这个意思。”我说，是特洛伊木马！“什么？”他听不明白了。

他后来写了首叙事体的长诗：“欲效木马计，谁去做内应。……君不见，王佐断臂破金兵，此番内应闯敌营。”

这只是个插曲。此前，泗县的黎纯一已经逃离，灵璧的许志远一完蛋，雷杰三、柏逸荪这些土顽就不在话下了。于是，皖东北五县十六区全部归顺。老爷子这时自己能掌控的队伍有４０００人了，他把他们编到彭雪枫的系列中，号称新四军６纵队４总队，下属３个团，再加上从彭雪枫借来的一个团，共４个团了。另外，华中局决定，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的两支力量也归他指挥调度，今非昔比，老爷子可以组织打大仗了。他在诗中记载：“敌伪西扫荡，韩顽东侵凌，三军紧携手，……席卷运河滨。”三军即指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和他自己创建的新四军第四总队。

“从那时起，我真正可以独当一面了。”我想起了父亲讲这句话时的自豪神情。他从单枪匹马闯入皖东北，到完全掌控皖东北的局面，前后约用了一年。如果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整整３年了。在这３年里，两年是在闯荡、彷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走向成功，只用了一年。

对于自己的成功，父亲每每回忆起来，总会感慨地说：“应该说，先我进去的是山东分局派去的杨纯同志。她成立了苏皖地委，统一泗、灵、五三县党的地下工作。安徽省工委张劲夫派去了江上青同志。三支队赵汇川、独立支队徐仲天，都是共产党控制的队伍。南进支队的钟辉、张震寰活动在邳睢铜一带。苏鲁豫支队的彭明治、吴法宪活动在陇海路以北，吴法宪带了一个团到萧县、灵璧活动过，后来还有李浩然支队。我进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是和他们造成的基础分不开的。另一路是从立煌郑位三派来的，廖量之，大革命被捕（字迹不清）过，还有赵敏、张国权，他们比杨纯过来得还早。有的同志牺牲了，同去的刘作孚同志，后来在淮北反扫荡中牺牲了（注：这里指１９４６年自卫战争），记得他们的人不多了。”（注：《１９５９年与安徽省党史办同志的谈话纪要》）在后来的回忆中，父亲还专门提及“或是后来犯过错误的，如吴法宪，但对革命做过的贡献不能抹去。”

父亲在回忆中多次提到杨纯同志。杨纯曾是我父亲在开辟皖东北初期得力的帮手和搭档，他们在险恶的条件下相依相协，孤军奋斗。后来她走进了他的生活，在他人生经历中播出了一段浪漫的插曲。看得出，从他们第一次在路边邂逅，杨纯就喜欢上了这位比自己大３岁的年轻的省委书记。但他们终没有能继续走下去，一年后，他们分手了。我看过苏联影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保尔，看到保尔战火中的恋人丽达，我总会想起杨纯，虽然我不可能见到她年轻时的样子，虽然保尔和丽达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我曾多次问到过父亲，但他总是箴口不言，只是这次谈起皖东北，他说了她许多，但也就是工作、战斗。从父亲那里我只得到了一个印象：她在事业上帮助过他。

关于他们的逸闻，版本很多，但问起一些老人，他们大多都箴口不谈。这也好，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媒体炒作，还不乱套了？但我还是听到了一条关于他们吵架的描述：杨纯气不过说，你知道什么叫丈夫吗？你爸反唇相讥：“丈夫就是离你一丈远的男人！”我问父亲有过这事吗？他说：“你问陈光薇啊……”就没话了。爱情是浪漫的，而生活是现实的，当在战火纷飞中生成的情感最终沉寂下来时，两个刚性的男女，保尔和丽达还能走到一起吗？

皖东北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它的地位、成就、名气，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像它一样，靠几个个人，和一些零散的部队在这里折腾起来的，怕也是不多的。父亲说：“我从来不羡慕别人如何有成就，也不想去争能给我个什么位置，连想都不想。我只按我自己认定的去做，埋头苦干，做出成绩来，做得最好，证明自己，就够了。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我想，不管历史书上怎么评价当时在这个地区每个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但皖东北的这段历史，不会不给人们留下印象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在面临困难局面时，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人总会想到父亲，要他出山，要他主持，委以他重任，不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在皖东北创建的这支部队，挺进苏北后编为八路军第５纵队第３支队。皖南事变爆发，重建新四军，这支部队又改为新四军三师九旅。父亲是它的第一任旅长。

与九旅接触过的人对九旅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年曾在九旅工作过的，后来成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的丛翰民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九不能走”是讲杨子荣的，后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可是在抗战时，在我们苏鲁豫皖一带，这话是老百姓讲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九旅的。我们转移时，老百姓就讲：“老九不能走”；怀念时也是说：“老九不能走”；连敌人都知道“老九不能走”这句话。

陈毅军长是这样赞扬九旅的：“我军攻洋河，残敌踞房屋抵抗，我以洋油火攻，敌无一逃脱。我军在洋河镇收集火攻材料时照价给钱。洋河镇伪军给罗圩伪军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密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这里指的就是九旅。

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检查九旅工作后，临别时很有感触地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６月穿棉衣，１２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去拿老百姓的东西。”他后来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说：“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之成绩较优者，他已成为正规化的党军之一部，并创作了一些优良的作风。他在开辟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和战斗中，有相当大的成绩。”（注：１９４２年２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之所以这样评价九旅，父亲有过一段回忆。

１９４０年５月间，刘少奇来皖东北检查工作。鬼子得获情报，立即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王光夏乘机夹攻，形势有些麻烦，作为指挥员必须立即赶往前方。父亲回忆说：“临走前，考虑到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自己又不能亲自招呼，总得搞些吃的才好。当时真是困难，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穷，都是吃大麦子，地瓜干。我叫张震球到士绅家里筹了些大米白面，给他们留下来。王光夏不经打，一仗就把他赶出三支头。战斗一结束，我就往回赶，夜里到的。本以为少奇同志休息了，但看他房里的灯还点着，就向他汇报情况。谈着谈着肚子就叫起来了，因为部队没有筹到粮食，中午开不了饭，晚上也没有吃。夜深了，饿得有些受不了，就找了个谈话的间隙，出来跟刘彬（注：少奇同志的秘书，后为冶金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死于批斗）说，能不能给搞点吃的？少奇同志听见了就问怎么饭都没吃？我说没有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我来时，部队还没有筹到粮食。我无意中讲出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处境。少奇同志很难受，一定坚持要把给他的粮食拿出来给部队。”父亲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要反映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战争年代与部队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但也恰恰道出了九旅创建时期的艰难日子。

我翻看过九旅这次战斗的总结：“……打顽王光夏战斗十三天，营长都打赤脚，也没有饱饭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饭，还能坚持战斗。”（１９４２年张爱萍《关于九旅的工作报告》）

彭雪枫说：“在邳睢铜，２５团、２６团曾经有两个月没有解过子弹袋，不要说是脱衣服睡觉了。九旅独立营，夹着津浦路，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员韦国清说到九旅时，感触颇深：“那时穿衣靠打汉奸，吃饭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艰苦啊！”

我父亲要潇洒得多，谈到九旅，总爱说，那是个被蚊子会餐的年代。

父亲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们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边蚊子多极了，晚上散步，就绕着你转，一边走一边轰。可父亲不在乎，拄着根手杖照走不误。我们都说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说，蚊子不叮我。这就怪了？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尽是血。我说，你真够木的。是吗？他很奇怪。看来，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个一个没反应！按医学的观点说，大概是身体里产生了抗体。他说在九旅时，“洪泽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们都是给蚊子会过餐的。哪里有蚊帐？只好用艾条熏，熏的呛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来，又热得不行，干脆敞开了让它去咬，咬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来跑去，这样马马虎虎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注：１９６２年９月１日，在九旅成立２２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步兵第？师军史》）

路西反顽失败后，九旅由新四军３师划归到４师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枫牺牲了，父亲回来接替彭任师长，不久，父亲也负伤离开了华中战场。两个铁腕人物相继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战争中归华野２纵，后期改编为２１军６３师。战绩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部队要发展，靠的是上面重视，而要受到重视，靠的又是自己干出成绩。后来几次大裁军，６３师成了乙种师，再裁，成了守备师，再裁，干脆从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划出去了，变成武装警察了。父亲在军委工作时，我和他说起，他说：“不要争这些，这不是我们个人该考虑的。”

和平年代，内卫治安、救灾抢险、边防缉私、剿灭歹徒，反倒成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没有了战争，但武警、公安系统英雄辈出。和父亲的经历一样，我相信，九旅的辉煌，最终还是把握在九旅同志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