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西安仓库李奎:任仲夷:发扬民主不是够了，而是还要进一步发扬

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

任仲夷谈解放思想:——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祭

翻阅三卷本的《任仲夷论丛》，不难发现的是，每一卷都有一定的篇幅论述解放思想。仔细读完这些文献，一个整体的感觉是，任仲夷对解放思想着实有他独特的体会和见解。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解放思想要过“三关”；解放思想需要批判封建主义；解放思想需要有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良知。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一个人的思想，不容易引起岐义和误解，也是比较具体形象的做法莫过于让其出场并“现身说法”——让他自己说话。

解放思想要过“三关”

1979年5月29日，在中共辽宁省委工作会议结束时，任仲夷强调，“必须看到，现在发扬民主不是够了，而是还要进一步发扬；解放思想也不是够了，而是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思想还要进一步解放……在我们有些同志那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许多精神枷锁还在继续起作用，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孤陋寡闻、知识贫乏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继续强调解放思想怎么行呢？”（张岳琦、李次岩a：39－40）

1980年8月25日，在辽宁省召开的商品粮基地建设座谈会上，任仲夷指出，解放思想要过三关：“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下解放出来；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存在的‘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封建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过不了这三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张岳琦、李次岩a：21－22）

1988年9月25日，任仲夷与辽宁省赴南方考察的同志谈话时指出，“我想简单讲一下如何解放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讲过思想解放要过‘三关’……解放思想过‘三关’，一关比一关难，但都必须坚决地闯过去。”（张岳琦、李次岩c：85）

2000年第8期《半月谈》杂志发表《任仲夷谈反封建和解放思想》一文，指出，“现在看来，从‘四人帮’极左思潮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也解决得比较好。惟有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问题，还须下很大力气去解决。因为对受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人来说，要彻底消除封建思想影响，的确阻力不小，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彻底解决的。”（张岳琦、李次岩c：112）

解放思想需要批判封建主义

1980年6月23日，在辽宁省组织工作座谈会上，任仲夷指出：

“各地都反映，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思想阻力不小。这些思想阻力当中，我认为，有很多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论资排辈，这是当前选拔年轻干部遇到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之一。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有些做组织工作的同志，选拔干部时总是论资格，比经历，比工资级别，甚至把资历当做最主要的标准；对年轻干部，看不到他们后来居上的一面，而总是求全责备。有些同志，对己任和准备提拔的年轻干部总是不服气，甚至有的还存有嫉妒心理，这和排资论辈的习惯势力也是有联系的。要知道论资排辈，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的东西。”“封建秩序的特点是等级森严，上下不准逾越。官吏之间，讲究谁是谁的‘门生’、‘故吏’，形成一种宗法关系。现在我们还可以听到有人这样讲：‘某某是我的老上级，他说一句话，我们看老首长的面子也得办’，‘某某是新来的，谁听他的！’你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吗？不像。实际上是封建思想。还有什么唯成分论，讲‘自来红’、‘自来黑’，实际上也是受那种‘贵者恒贵、贱者恒贱’的封建血统论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经济上的条块割据，追求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倾向；政治上的家长制、一言堂；组织上把党内关系和工作关系搞成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裙带关系和宗派关系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工作中，当前遇到的最突出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就是排资论辈。”（张岳琦、李次岩a：22－24）

1980年8月12日，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讲话上指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提出反‘四旧’，移风易俗，横扫一切牛鬼神蛇，但是，越反就越搞个人迷信、封建家长制、个人专制、一言堂，封建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上组织上的家长制、一言堂、派性、裙带风、经济上的‘大而全’、‘小而全’、条条块块分割，画地为牢，封闭保守，主要都是封建影响。等级森严，特权思想，也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坐个公共汽车，下个饭馆吃顿饭，就不得了，就登报。在国外就可能不理解。”（张岳琦、李次岩a：33）

1987年2月5日，任仲夷在给哈尔滨离休干部郭永泽的信中指出，

“长期以来，……我们‘穷惯了’、‘统惯了’、‘动惯了’、‘肿惯了’、‘封惯了’。其中，‘穷惯了’是指怕富、怕冒尖，在提高人民生活上水平的问题上，动不动就批评人家是搞‘福利主义’。当生产稍有发展，生活稍有改善，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就满足了，就认为可以了，不愿意或不敢求更大进取。‘统惯了’是指不管则已，一管就统得死死的。‘动惯了’，指好搞大哄大嗡运动。‘肿惯了’，是指机构重叠、庞大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封’有两层含义，一指封建思想浓厚，二指闭关自守，自我封闭，不开放。”（张岳琦、李次岩c：110－111）

1988年7月23日，《羊城晚报》海外版发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任仲夷实事求是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任仲夷指出，“……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花了那么多力气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却忽略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甚至错误地把本来是封建主义的思想当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用以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这在人们的思想上也造成了混乱，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张岳琦、李次岩c：88）

1988年9月25日，任仲夷对辽宁省赴南方考察的同志谈话指出，“我们不能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不能批了资本主义而漏了封建主义。”（张岳琦、李次岩c：85）

2000年第8期《半月谈》杂志发表《任仲夷谈反封建和解放思想》一文，任仲夷指出，“谈到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我常联想到用人制度改革问题。搞终身制、男尊女卑、宗族观念、任人唯亲、拉帮结伙，甚至利用权势，买官卖官等等。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腐败。这种在用人方面的腐败，有很多也是由于封建主义造成的，必须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加以彻底解决。”（张岳琦、李次岩c：113）

解放思想需要有自我批判的良知和勇气

1984年5月10日，在《我在整党中的对照检查》一文中，任重夷指出，“整党期间，在总结前段工作时，有些同志反映我的思想比较解放。但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来衡量，我认为自己应当检查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我的思想解放不够，首先表现在没有大胆地、充分地运用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从而也就没有达到中央制定特殊政策之初对广东工作寄予的很高的期望……我也曾批判有关部门，中央给了权，不敢用。实际上，有些权我自己就没敢用……总之，有很多事实，使我深感自己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的。”“广东实行特殊政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改革方面本应走在前头，但由于我思想解放不够，坚定性不足，魄力不大，改革的步伐并不快……省里有权改、可以改的，我们也没有改好。各地市、各部门和许多企业单位，特别是经济特区，有很多成功的改革经验，由于我决心不大，抓得不紧，没有在全省普遍推开。省五届党代会前，我对省内的改革经验，曾做过一点调查……从我个人检查，还是有个思想不够解放、态度不够坚决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因为听到一些舆论，产生了等一等、看一看的思想，因而把改革恶步伐放慢了。”（张岳琦、李次岩b：31－33）

对此，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此前有人建议广东办理对香港的劳务输出——组织一些中年妇女去香港做家庭佣人。鉴于有些人强烈反对，以及当时封建思想影响还相当严重的现实情形之下，他既没有正式表态同意，也没有向省委或省府做出允许这种劳务输出的决定。虽然他内心同意。一是珠海要求扩大特区范围，要求下放更多的权力。他也曾对之犹豫不决。

任重夷在1984年第17期《红旗》杂志发表《解放思想，积极改革，更加开放》一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整党中，不少同志说我们省委的思想比较解放，但是，省委常委在对照检查中，还是首先检查了思想解放不够的问题。思想解放不够是事实。人们要从因袭已久的各种过时的观念框框中摆脱出来，颇不容易，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的某些事情，在几年前甚至一年前，往往还是不行的。这说明，思想的解放是一个过程。”“要在对外开放和改革上迈出新的步伐，开创新的局面，思想解放必须先行。”（张岳琦、李次岩b：46）

如果从时间间隔来说，任重夷关于解放思想的诸多论述，都是二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亦如酒香不怕巷子深一样，思想的魅力总是在与时间的赛跑，以及时代的筛选中凸现其价值所在。正所谓，思想的光芒真正能够“与时俱进”。因为在当下的中国，任重夷曾经极力批判和垢弊的诸多不够解放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因素，依然非常严重地存在着。只要将他所列举的封建主义的表现与时下的一些作风、做法相比较，或许我们谈反封建不仅不是一个过时，而且是一个需要重新检视和反思的重要话题。因为如若没有这种历史的厚度感和深邃感，我们总是难以从根本上把问题彻底认清、也就毋论将其彻底解决。

也正是因此，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要做到三个“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江泽民：28）

纪念一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或许就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其穿越时空而依然经久管用的思想值得我们去不断反思、不断自醒、不断创造。相比那些蒙蒙混混者，或者是那些应景之论，其更加经得起民意、时代和历史的选择。真正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之中，这也并非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解放思想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冒风险的。”（张岳琦、李次岩a：10）

然而，在他看来，这一点需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做。“工作不落实，危害甚大。它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到底，收不到实效；群众对政策和领导会逐渐减少信心；同时也使一些干部变得疲疲沓沓，满不在乎，工作越来越不认真。”（任重夷b：26）而要实现这一切，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思想，还必须开阔视野，让人们多看点，多听点，多学点，多知道点，改变孤陋寡闻的状况。”（张岳琦、李次岩b：16）

参考文献：

1、张岳琦、李次岩a，参见张岳琦、李次岩主编：《冲破禁锢：拨乱反正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张岳琦、李次岩b，参见张岳琦、李次岩主编：《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岳琦、李次岩c，参见张岳琦、李次岩主编：《是是非非：政治文化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保持文气顺畅，个别地方有所调整。

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