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消防大队地址:耐人寻味的“能力危险”

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告诫全党的四个危险，引起了举国关注。何谓“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既然是“危险”，当然上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因为“亡党亡国”的危机意识，自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就在中共党内萌生，直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公开场合把“亡党亡国的危险”这个有点耸人听闻的词组正式提了出来。不过，那时提“亡党亡国”的危险，似乎还只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脱离群众，一个是官员腐败。现在胡总书记把危险的来源增加到四个，可见与时俱进了许多。比如江总书记提到的那两个来源再加上一个“精神懈怠的危险”，普通智商的百姓都好理解，只要看那些党内腐败的高官们除了寻租敛财，近些年又分出了大量的精力养小蜜包二奶，或者绞尽脑汁席卷巨款外逃，就知道“懈怠”的严重程度，自然就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惟有“能力不足”这一条，颇为令人费解。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而且对大部分人来说，对“更加重要的工作”似乎均有“能力不足”之遗憾，也不过是遗憾而已，何来危险？已有网文调侃一个八千万党员的大党，当然人才辈出，精英云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便不算一千万的精英党员（我党各级官员就有800万，还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就那七千多万的群众党员中，就有不知多少组“臭皮匠”，能顶几十万诸葛亮绝对不成问题，何来“能力不足”？又何谓危险？
其实，胡总书记把“能力不足”这一条加进去，是极有见地的，而且它的实际效应绝对不比另三个危险小，应该放在首位，或者它的效应实质上就是其他三个危险效应的集大成者。只是胡总书记总结这条危险时用词过于委婉了些，似乎应该叫“能力退化”比较贴切些。
“能力不足”的危险对一个政体来说，真的这么可怕吗？为了说明个中道理，不妨先举个例子。一架飞机，坠毁的最可怕的危险来自何处？飞行员的懈怠、大意、技术生疏？非也，这些都可以提醒、教育、纠正、培训；来自于恐怖分子的袭击？非也，强化安检工作即可排除隐患；机械故障？甚至发动机核心部位出现问题？仍非也，未雨绸缪，排查修理，依旧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最可怕、最不可救药的危险，就是金属疲劳。这个重症任何抢救措施都回天无力，构成飞机各部件的整个金属内部的分子结构已溃散，完全失去了内应力，结果是各个部件在关键时刻都“不给力”，整架飞机说不上有什么大毛病，但只要一个微不足道的诱因，飞着飞着就自行解体了。
那么，对于一个专制政体而言，它的“金属疲劳”是什么呢？就是“能力不足”，或曰“能力退化”。这个能力当然不仅仅指社会公共管理的行政能力，还包括整部官僚机器自行运转的能力等等。恰如一幢老屋，梁柱檀条朽烂了，失去了整座屋子的支撑能力，一阵风，便轰然倒塌。当然，比喻仍然抽像，把一些历史真实切开，那剖面就能一目了然。大清王朝的覆灭，就是典型的“能力不足”导致的。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实际上那是最后一根稻草，把清廷这个大骆驼压趴下了。而清廷的内朽，则早已病入膏肓了。不信，曾为清廷打天下的八旗子弟，就十分地不可救药。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描绘革命前后的八旗：“晚清朝廷开始军事现代化，其实也想把八旗‘现代’一番。可是，练八旗洋枪队，没用。八旗老爷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只有上面来人点校了，才发枪拄在那里，站一站，装装样子。过后，洋枪还是进柜子。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枪，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估计那可怜的三枪，也多半是仆人帮忙压子弹。……武昌起义爆发，广州的汉人官僚并咨议局的士绅不再打算帮朝廷的忙了，广州光复。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也就不怕了。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军民前来收编后遣散。广州的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如此。……”窥一斑可见全豹，以八旗军的“能力”，可以推想大清王朝其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能力是如何的不堪了。
那么，导致一个专制政权“金属疲劳”的主要原因，是哪些呢？我看至少有三点。第一，一个专制政府，要维持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必须承担大量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而这些职能，是由一个绝对忠于这个政府的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履行的。因此，官员队伍是这个政府的政治支柱。那么，用什么保证官员的忠诚呢？一是政治信仰，一是道德力量。然而，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面用于社会管理，另一面可以用来谋利或寻租。而在专制政体下，权力被官员用来谋利寻租的倾向本身就不可遏制，伴之而来的就是官员政治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崩溃。当官员们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用在以权谋私，而只把百分之二十的精神用在公共管理上，麻烦就来了，“能力不足”的种种荒诞就“乱象纷呈”了，“金属疲劳效应”就“应运而生”了。比如说我们眼下的官员们吧，你说他们能力不强吧？非也，拆起迁来真如雷霆万钧之力：对钉子户的顽抗一夜之间就可以粉碎——推土机推你没商量，哪怕对方自焚活埋也在所不惜，一年造一条繁华大街三年拆掉老城建座新城根本不在话下。对城市化官员们何以如此给力？其中至少有三大利好，一谓面子工程添光彩，二谓寻租空间利空前，三谓土地财政发大财。但是，对那些无利有损的公共管理，这些官员们的能力弱得就大发去了。你可曾听说，“三公”治理治了几十年，反而越治越烈？比如公车改革吧，“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今每年的三公消费已达一万亿元的天文数字，这在国际社会会让人大跌眼镜的。你不会想到吧，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万八千名官员席卷八千亿公款成功大逃亡，居然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至今未能有效阻止，这样的“反腐能力”会把人大牙笑掉的。还有高速公路收费的治理问题，官员财产的申报问题等等。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毒奶品、农药蔬菜、瘦肉精、地沟油、毒豆芽等等等等的治理无能之极，政府机关圈起一块地种养“绿色”副食品专供官员享用，却搞得有声有色，这样的“能力”也太离奇了吧！可见，当一个政权的大部分官员都围绕着对自己有好处的“公共管理”给力，而对那些大量有关民生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不给力”，搪寒、敷衍、渎职，实际上已经致使这些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处于“准”瘫痪状态了。
第二，从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单位到一个国家，其事业的拓展和活力，来自于人才的聚集效应及其才能的上限发挥，而要实现这两点，一个公正畅通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便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人才是否能够顺利地脱颖而出，他们的才能、胆识、视野、创新能力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用在正道上，对一个团体或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有着生死攸关的作用。然而，如果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单位或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人才选拔机制出现堵塞，甚至出现“逆淘汰”现象，那么其各项事业的生机就会发生枯萎，尤其是国家机器的许多致命“器官”就会由于大量细胞的麻木坏死而丧失功能，“金属疲劳”效应便开始出现了。什么叫“逆淘汰”？就是用人机制的功能腐败性逆转，它不是把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而是把他们淘汰出去，把平庸、无能、吹牛拍马的人提拔上来，如买官卖官，近亲繁殖等等；它不是将人的才能发挥出来，用在各项事业的正道上，而是将人的才能向歪处引导，用在有损于正当事业的歧途上。比如我们眼下的科研机制就是鼓励大量科研人员去争课题、揽项目，以套取项目经费，而不是引导科研人员踏踏实实把全部精力用在研究上。试想，以套取经费为目的的科研，其成果能不掺进大量的学术造假和滥竽充数吗？至于官场上买官卖官、近亲繁殖已经到了何等泛滥的程度，不要说中国人，就是大部分地球人也是心知肚明，这里不必要再唠叨了吧。张鸣说：“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他认为，良弼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满族军事人才。可是，良弼在清末的“逆淘汰”人才机制中的遭遇十分憋闷，得不到重用，在大清危亡的关键时刻又受到排挤，终于没能挽大清亡局于既倒，死于革命党人的炸弹和袁世凯的算计：“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也注定曲高和寡，遭人嫉恨。即使在1908年满人亲贵用事之后，身为宗室的他，却没有按亲贵的逻辑一步登天，得到大用……辛亥军兴，他很是忙了一通。亲贵不派他下去统军征剿叛贼，宁肯让那个饭桶荫昌出征，在他们的小心眼算计里，也许是这样的：唯一知兵的自己人得留在身边护驾，才睡得着觉。如果当初把良弼派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扫平武汉，至少比荫昌强百倍……”可见，晚清朝廷的这种逆淘汰用人机制，在葬送王朝的整个历史合力中，委实功不可没。
第三，人心的向背。我们知道，对于一个集权政体来说，它的社会公共管理能力中至少一半，属于从事社会动员的能力。无论夺取政权还是维持政权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不开社会动员能力的支撑。而社会动员能力的强弱和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当权者的公信力、威望、政策策略、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当政权的公信力、威望开始崩溃解体，民心就开始向背了，当权者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就开始逆向退化了。而民心一向背，当权者的社会动员能力一完结，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很悲剧的结果：墙倒众人推。比如晚清，由于当权者一再忽悠民众拖延立宪，不仅民心相背，而且相当一部分“官（朝廷内部的立宪党人）”心也相背了。结果辛亥革命枪声一响，便有十多个省宣布独立——墙倒众人推啦！这个时侯，清王朝的社会动员能力已趋于零，只好一路退让，请出自己的掘墓人袁世凯了。在这里，人心的向背，是一个相当精准的刻度，能检测当权者社会动员能力强弱变数。换句话说，在社会动员中，是加强了政府的公信力，顺应了民心，还是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积累了民怨，便是这种社会动员能力趋强趋弱的分水岭。比如城市化拆迁所需要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中，民怨越积越多，社会群体事件有增无减，越演越烈，就说明你的社会动员能力出问题了，甚至属于危险的逆向退化，已经开始失去公信力和民心了。再比如，当今中国大陆体制内不少“高官”、“中官”都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以便“突然发生什么”可随时溜之大吉，这就是一个很典型很微妙的心态：连官员也不相信这个属于自己的政权了，而身为体制内人，他们自然比百姓更清楚政府的公信力已糟糕到什么程度，民怨已积累到什么程度，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权的动员能力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至少，届时他肯定是逃之夭夭，再不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了。这就叫“官心向背”。最后，当当权者连为拯救这个政权所作的社会动员都被众人置若罔闻，如若对牛弹琴，那么这个政权真的要寿终正寝了。这样的历史场景很凄凉，也很耐人寻味。一位中国学者亲历了苏联解体的经过，在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停止执行苏联总统职务的最后时刻，他写道：“我侧耳听着窗外，窗外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