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彦淖尔市交通局:不敢为善是制度所致: 这种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说白了就是权力敛财,代价是对社会起着恶劣的破坏作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02:39:24

"这种制度和制度执行,说白了就是权力敛财。它不但是以残民的方式敛财,同时还对社会人际环境起着恶劣的破坏作用。"

最近有“下雨了,老太太倒在街头无人敢扶”的组图,题目是“这个国度为什么没有爱心”。七张图片串起了一个情节,一位骑车妇女摔倒在下雨的路面上,凭她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她的身边约有二十来人,但,大家都在冒雨围观,没有一人伸手相扶,直至警察和救护车来了之后。此后这组图片转到“猫眼看人”上,引起热烈议论,其中不乏“道德水准整体下降”之类的声音,但也有不少帖子把眼光延伸到了这种现象之后。

冷漠、看客、缺乏爱心,是不是我们的国民性出了问题,这样的指责长期以来,我们不时耳闻,而且它有着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传统。这个传统叫“国民性批判”,鲁迅则为其代表。但,这样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实在非常表面,假如有一种可以叫作国民性的东西,仅仅对它作道德围攻,口水再多也不济。因为它忽略了这个国民性之所以如此的国体性,后者才是问题的症结。

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那位老太太当街倒下,众人却不敢援助。如果援引先例,则是两年前南京徐老太事件经法院审判后留下的阴影。网上已经归纳了南京那位主审法官的逻辑:如果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同样“精彩”的是上海那位私家车主帮助“胃疼病人”却被交通执法钓鱼,该车主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对方却质问:“他胃疼关你什么事?”此事发生后,短短时间内又陆续从报道中看到广东和湖北都发现一模一样的情况,可见这样的交通执法不是一城一地的个例,而是一种普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一人倒下,路人援手,本是举手之劳;但,大家却心有余悸,不是担心自己没事找事,就是害怕中了什么圈套,所以只好道路以目。

一个不敢与人为善的社会生态出现,肯定不是什么国民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国体性。冷漠和看客,越是普遍化,越是不能进行简单地道德谴责,而是要究根追因。所谓国民性,是指国民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弱点和道德缺陷,比如当年鲁迅批判的国民性,主要就集中在卑怯、说谎、瞒和骗上。这样的弱点可以说是全人类的,非为中国国民所独有。但如果它集中表现在中国国民身上,那么,一定另有其因,这个因就是“国体因”和“制度因”。如果不把问题引渡到这个层面上,则无以根本解决问题。道理很显然,人不仅是环境的动物,更是制度环境的动物。人所身处的制度环境如何,在概率上则决定人性的状况如何。没有超越制度环境的抽象人性,并且制度对人性的导引,有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因此,这里重要的不是人性而是制度。鲁迅当年批评国民性中的瞒和骗,问题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瞒和骗的制度,它靠谎言支撑,甚至可以把血腥说成是辉煌。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国民们不说真话是国民性问题、还是国体性问题,答案不言而喻。鲁迅当年声称要“改造国民性”,其实更需要改造的是导致这种国民性的国体性。一个制度环境如果允许大家说真话,并且不再迫害说真话,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彼此说假话呢。瞒和骗遂不再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现象。

同理,当人们普遍地不敢与人为善、甚至善小亦不为时,这肯定不是什么冷漠或爱心缺乏,追究的眼光一定要打在它的制度环境上。人就是人,在任何一种制度环境中,它总是趋利避害的。当人们做善事反而给自己带来恶果时,碰到类似情况,当然不免要选择避害,这是人的理性。可悲的是,人们居然用自己的理性来克制为善的冲动,这样的制度环境是不可饶恕的,它在摧毁德性。且不说上海闵行的路政执法其制度设计就有问题,天下本不该有黑车,开放经营,取消毫无必要的出租车公司,何黑车之有(这种公司按月收取高额保护费才是黑),此为制度正道。就其执法而言,以钓鱼方式,诱民入罪,手段如此下作这种制度和制度执行,说白了就是权力敛财。它不但是以残民的方式敛财,同时还对社会人际环境起着恶劣的破坏作用。

国体由其制度形成,什么样的体制活出什么样的人。假如我们还把老太太摔倒无人扶之类,视为道德上的国民性;那么,由国民而国体,由道德而制度,我们何妨更多关注一下如同路政执法之类的制度设计,以及由此构成的制度环境。即使批判,亦当在这“七寸”处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