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博文辅导中心:帕夫雷什中学1－01［苏］苏霍姆林斯基

第一章 全体教师团结一致是教育教学工作成功的保证

一、深思如何领导好学校

要把学校领导好，意味着要精通教育学，并使这门科学成为科学地领导教育和教养以及组织全校师生活动的基础；意味着要成为教育教学过程的能手，要掌握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艺术。要知道，教育在广义上说，就是精神上的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过程，无论对受教育者还是教育者来讲，都是这样。而且，这个过程具有深刻的个性特点：一条教育趔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中性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则为成荒谬的。

学校领导人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既作为教师又作为教育者的技巧，才能充当教师和学生的优秀而有威信的指导者。一个好校长，首先应当是一个好组织者、好教育者和好老师，不仅对上自己的课的孩子来说，而且对全校学生和教师来说都应如此。

校长肩负的重大责任对他的精神世界――首先情操、智力素养、意志品质，提出了许多要求。首先，一个最主要又是最重要的品质（不具备这个品质，就不能当校长，就像不是任何人都能当教师一样）就是：深深热爱孩子，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内在需要，有深刻的人道精神，有深入到儿童精神世界中去并了解和觉察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个人特点的能力。

这种能力，从某方面讲，是发挥高度的教育技艺的结果，但它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用心灵去认识世界，即关于和体察他人喜忧并乐于相助这样一种　特殊素养。

热爱孩子，是不可能在任何深夜中或任何书本中学到的。这种能力是在一个人参加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但就其本质讲，经常跟孩子们交往的教育工作本身就是在不断加深对人的热爱和对人的信任。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是在学校里，在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

本书是根据我个人经验写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33年、其中凶手26年任校长工作的地。人事学校工作和教育孩子已成为我的志向。在进师范学院之前，我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和少先队总辅导员。进师院学习时（我是经过3年函授和1年住院学习的），我就确信，学校工作是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工作。

每逢回忆起母校波尔瓦塔师范学院，回忆起教育学、文学、历史等学科的老师，我总是感到十分亲切。那里讲的教育学不是枯燥乏味的结论，而是关于教育艺术、关于如何影响意识和情感的生动而清晰的阐述。在那里，老师们教我爱上了语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师院写作文的情景：写过瑰丽的晚霞，写过严冬的暴风雪……

在语文文学第毕业以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了中学校门。我教的是高年级学生，却总是感到离不开低年级小鬼；于是我当上了一个少先队中队的辅导员，还帮助做少先队总辅导员工作，常跟孩子们一起去远足旅行。

如今，当我思考教师工作时，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们所喜欢的是那种本人就喜欢孩子、离开孩子就不行、而且感到跟孩子们交往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人。当然，我做教师工作的头几年里，并没有去考虑这个规律，只是孩子们使我感到愉快而已。每当学年一结束，我就跟孩子们一道去远足旅行，去田野、森林、河边旅行。跟孩子们一起在南方晴朗的星空下宿营，架锅煮饭，述说图书内容，讲传说和童话故事。这些对我来讲，是一种幸福。或许正因为如此，孩子们也才那样兴致勃勃地在炽热的阳光下，背着学生的行囊跋涉。

到了夏季，许多幼儿无人照管（当时农村还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我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跟他们一起玩，在池塘边上为他们办了一个类似现在的少先队自办夏令营。

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乘船经过水库驶入大河，然后登上某个“无人烟”的岛子……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正是我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当时我觉得，他们产生这个念头跟我给他们讲故事无关。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就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每个孩子都引起我的兴趣，总想知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有哪些快乐和痛苦等等。我的小朋友圈子一天天扩大，并且像我以后才意识到的那样，连我不曾教过的那些孩子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了。

我是语文教师，组织课外文学小组的任务交给了我。学校给了我一本方法指南，但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按指南的建议进行。我给孩子们朗读自己的诗。当然，我并没有打算焕发孩子们的作诗才能，但不知怎么的，就自然而然地在我周围形成了一个小诗人和文艺爱好者的圈子。

在春天宁静的傍晚，在阳光明媚的假日，我们去到田野间、池塘边、树林里，找一片草地坐下来，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对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想编写诗歌或进行充满诗意的描述。这些诗文和作品汇集成册，我们就把它们叫做文学杂志。

有些孩子向上显示出真正的诗文才华。记得，阿廖沙的诗曾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诗里总是描绘出整幅整幅的画面来。当我得知阿廖沙语文成绩不好，在算术课上不愿做习题等情况时，这种现象就显得十分荒诞了。我对阿廖沙了解得越清楚，就越发确信正常的孩子不可能成绩不好。每个孩子都显露出具有某方面的才能，认为不存在无才能、无天赋、生来懒惰的孩子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了。我没有一个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可是在工作头几年里使我十分奇怪的是，也有个别教师教的学生不愿意做功课，成绩得“差”（2分），以至于留级。当时我觉得，能促使儿童学习的最主要动力，应是对老师的尊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对知识的兴趣和求知的渴望。

我希望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孩子们多种多样的兴趣和企望。换句话说，我希望使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得有意思。

在那些年月，引起全国关注的大事是：苏联飞行员最初的几次远程飞行，远至北极的考察探险，原始森林区新城市的建设等。我和孩子们不仅写诗来歌颂英雄，而且做考察队和陆地探察者的游戏。村边有一座被废弃的半坍塌的旧农舍；我们把它布置成了一间类似轮船船舱的舱室，并肥我们想像中的这个海轮取名为《北方鲁滨逊号》。我们在这里读关于著名探险家的书籍，绘制我们想像中的新发现的地图。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秋天的夜晚：窗外大风呼啸，雨点敲击着我们的海船的“舷窗”玻璃，而我们聚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屏住气息经历着阿蒙森和米克鲁霍－马克莱的奇特境遇――跟他们一道在北极的冰山中和赤道的原始森林里艰难地跋涉。冬天，我们堆砌雪屋和冰山――做《契留斯金号》探险队游戏。

而今，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还是在那个半坍塌的（稍作了修缮但依然特地保留了半坍塌状态的）农舍里，我早年学生的孩子们又在玩宇航员游戏了。室内火炉里依然有木柴烧得噼啪作响。我深信，没有浪漫说到底精神，没有家庭式的友爱场合，让孩子们能在那里像我闪在《北方鲁滨逊号》那样跟老师呆在一起，就不可能教育孩子。

学校工作的最初年月，即我被任命为校长之前的那几年，对我来说，是幸福地、尽管往往也是痛苦而艰难地发现儿童心灵中那些隐秘角落的几年。在那些角落里隐藏着快乐，对成人的无限信任和准备信赖地向成人敞开自己心怀的愿望，但也有另外一些相反的心理――戒心、不信任、痛苦、委屈、怨恨、有意的执拗和固执。出人意料的是，儿童心灵上有时竟然还有伤痛乃至于仇恨，这是令人吃惊的。我确信，人生中最可怕的因而最需要用爱抚、温柔、关怀、关注、善意去抚慰的，就是遭到毁损和伤害的孩子的心。我就遇到过那样几个孩子，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遭遇都能写一本书：科利亚亲眼目睹过杀人事件；奥克萨娜既没父亲，也没母亲，被遗弃在一个远房亲戚家，这个亲戚不仅恣意虐待她，而且给她灌输了一些非人道的生活观；维佳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养成了仇视人类的首先恶习，娜佳是一个“无主的”女孩，一个弃儿，她选择凶狠和极不信任的态度，用以对付嘲笑而自卫；等等。

只是那种人的侧隐之心促使我像亲近其他遭遇同样不幸命运的孩子一样去亲近这些孩子。因而在我做学校工作的头几年中，许多这类难教的孩子已经成为我的朋友。

总之，我被任命为校长时就已深信：只有当教育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础之上时，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如果对孩子缺乏信心，不信任他，则全部教育适度，一切教育和教学方法和手段都将像纸牌搭小房一样定然倒塌。此外，要使孩子相信自己的力量，从不向困难低头，他还应当相信他的老师，不仅看到老师的榜样，而且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教师在课堂上跟孩子们的交往，只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孩子的教养，精神上的发展，首先面貌的形成，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在课余时间内进行的、不列和课表的工作。一个教师，只有当他成为孩子们在其中度过其精神生活并建立彼此间道德关系的那些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情况下，才会是一个教育者。早在那几年，生活就向我说明：少先队集体和共青团集体，就是培养公民战士的强大手段。

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的共青团组织于1938年自己提出了一个指标：要培植出比当时集体农庄一般单位面积产量高三倍的小麦。我们的这种劳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公民意义。我们不是一般地干活，我们是要用劳动树立一个信念：科学能够帮助人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的胜利（即共青团员们种植出每公顷单产38公担的小麦）使我们在自己的心目中得到了提高，我们感到自己是社会说到底建设的参加者。

每个孩子在思想、观点、情感、快乐、不安、悲伤、忧虑等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教师应当认清并熟悉自己学生的这个精神世界，但他绝不能把他们当做研究对象来对待。教师应当成为孩子的朋友，深入到他的兴趣中去，与他同欢乐、共忧伤，忘记自己是教师。这样，孩子才会向教师敞开他的心灵。学校，只有当它成为孩子过愉快而有趣的生活并努力求取知识和钻研科学的园地时，才能成为教育基地。

当我被任命为校长时，我十分高兴，我将有机会跟全体教师一道去实现我的教育信念，学生个个都将受到我的教育。这时正当卫国战争前夕，我虽然已经有了5年教师工作经历，但那种离开孩子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不可想象的全部生活还在前头。

战前时期的苏联学校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在决定祖国命运的恨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精神财富表现为：青年一代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而献身，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热爱劳动，有浓厚的求知兴趣。优秀教师们向来都把组织得当的劳动视为有力的教育手段。还在战前，我们学校每个班就有各自培育果树苗木的地块，少年技师和设计家们在学校教学工厂和工作间里进行劳动，暑假期间，高年级学生则去充当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

苏联学校培育的一代青年的道德力在卫国战争期间得到了充分显示。战前六届毕业生总共147名男女青年中，有42人在前线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留在法西斯占领区的女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法西斯，其中有一个叫薇拉·波夫莎的姑娘，领导了一个编写并向居民散发传单的青年小组。她被逮捕并遭到惨无人道的虐杀。薇拉在鲜血涌流、生命将息的最后时刻依然坚强地高呼：“祖国万岁！”

我从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先后参加了斯摩棱斯克方面和莫斯科市效的战役，以后又参加了加里宁市前线的战斗，1942年我在尔热夫市效受了重伤，在乌瓦镇和乌德摩尔梯亚住了几个月医院。出院后，我作为残废军人复员，担任了乌瓦中学的校长。这是一个艰苦时期，但是，一年半的学校工作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我们当时有一个师生团结友爱的集体，我们关心每一个孩子。

我的家乡刚从占领下解放，我不回到了原来的学校。29个月的法西斯侵占，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痕迹。我们在战前怀着那般珍爱的感情建立起来的一切――实验室、图书馆、树木繁茂的果园等等，被毁坏殆尽，连课桌椅也都尽遭焚毁。我们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一道，通过艰苦的劳动，修复了教室和实验室，登记了全部的学龄孩子。

战争给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孤儿生活。没有教师和孩子间的真正友爱，学校教学没有高尚道德作基础，就不能想像上所有的孩子都来上学。许多孩子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损伤，这不只是由于沦陷区的残酷遭遇，而且还由于某些家庭中形成的那种冷漠无情和对人生麻木不仁的气氛所致。村里出现几个无法查找来历的孩子，他们凄惨得远处栖身，当时国家还无法把所有无人监管的孩子都收容到孤儿院去。

同情，友爱，集体主义，每个教师都应当把这些带进学校的精神生活。我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使全体教师赞同我的教育信念。在开始教学之前，以及在随后一些日子里，我都竭力使他们相信：只有靠真正的人道精神才能克服我们面临的许多许多困难。因为来到我们身边的许多孩子没有享受到温暖和关怀。他们怀有戒心，不相信人，有些孩子还怀有怨恨情绪。只有抱有这种信念的教师，即相信这是一些本质很好的孩子，只要给予帮助，他们身上好的因素必定占据上风，才能成为好的教育者。我告诫我的同志们，切不可由于自己对孩子的不信任，由于怀疑他们的诚实和善良动机而使孩子怕接近自己，不要向孩子们找探问他们的过去，以免剌痛他们心灵的创伤，但又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弄清每个孩子的情况，特别是那些早就遭到不幸的孩子的情况。要弄清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但又要做得使孩子不察觉我们的探询之意。

这此意见过去是，今后永远也将是我的坚定信念。对人抱有信心，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我过去和现在都在竭诚地维护它免遭怀疑和冷漠之情的玷污。

在困难的情况下，教师的真诚、诚实、直率特别重要。我曾向教师们建议：如果你怀疑某件事情，你就直说，不要把疑团，特别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放在心里，对教师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负担。我一旦发觉教师的某种行为或言谈中含有对人或对教育力量的怀疑，我一向问题想方设法（而且现在也仍然是这样）向他证明他的不对，说服他确信自己错了。正是说服，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压服和强迫。

在那些岁月中，生活一再令人信服地说明：集体的教育力量有多么强大。我们的共青团组织对那些家里得不到经常照管的低年级同学负起了经常辅导的责任。青年们在暑期还为这些同学举办了少先队夏令营。

进行个别的、亲切友好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是校长对教师做工作的主要方法。要知道，教育是一种十分细致的精神活动。我要把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同音乐对人的影响相比拟。列夫·托尔斯泰写道：“对精神活动强施影响，无异于去捕捉阳光，不论用什么去覆盖，它总还是在表面上。”有上千次跟教师的谈话仍在我记之中，其中有一些在我心中留下了愉快的印象，有一些则是不愉快的。我不只一次地不得不为教师的一句话、甚至一丝微笑或一瞥发怒的眼神而跟他进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的谈话。有一次，在五年级一个班上检查家庭作业，文学课女教师叫起一个比较差的学生来。教师对这个学生造的一个句子感到不满意。她一句话没说，挥了一下手。这个孩子却为此哭了一个晚上……随后我只好花很长时间跟这位教师谈话，证明她错了，向她说明，她这一挥手反映了她的教育观点――对待学生态度冷漠，不相信这个学生能做出什么好事，默认坏学生永远是坏学生这一错误观点。

我只有每当成功地说服了老师，而且他已开始用实际工作证明他已心悦诚服的时候（当然，这不是通过一次谈话，也不仅仅是通过谈话就能做到的），我才认为我完成了自己作为领导者的使命。我从没草拟过一道涉及教育过程的指令，这在校长工作中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也从不把跟某个教师的任何一起最复杂的争论拿到校务会议上去讨论。

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一个新生来到学校，我总是缌观察他，寻找跟他进行精神交往的手段。这些手段要能唤起他去积极活动，去明显地表露他的愿望和兴趣。孩子应当用他的行动自我表明我甩要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这是对儿童集体进行教育领导的原则之一。

全校有几十个教学和课余活动集体，每个集体都开展着学生多方面的精神生活。校长是这些集体的积极参加者，并且首先是学生的朋友、同志。通往儿童心灵的道路要靠友谊，靠共同的兴趣、爱好、感情、感受来铺设。我能举出几十个实际例子，来说明那种看来似乎最难接近和最不开朗的孩子只是由于我和他因同一项活动或者同一本书、同一场游戏、同一次旅行而高兴、而激动，才向我敞开了心灵。

我赢得，有一个执拗的、精神遭受了摧残的、而且因某种原因充满怨恨的孩子来到我校五年级。他事事都跟教师作对。我便建议教师：必须找到跟孩子共同的兴趣，那样他才会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怀，我们才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东西。于是探察他兴趣的行动便开始了。整个集体都动起来了。我确信，我们必定会在某个场合跟这个执拗的五年级生相遇：或在少年探险家俱乐部里（我们有时在我们的《北方鲁滨逊号》里到会），或在绿色实验室里，或在少年电工技师小组、无线电技术小组及少年摩托家小组、少年生物化学家小组、少年动物饲养家小组里。

我跟他相遇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少年自然考察小组里，第二次是在科学幻想爱好都协会里9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协会）。当时，我们长时期未能做到使南方的珍贵果树――桃树适应我们地区的水土气候。最终，我们尝试把这种性喜温暖的树的几棵幼芽嫁接在耐寒性强的杏树上。春天到了。每天，性急的孩子们都要跑到园地里去看，看芽苞是不是开放了。我总是一大早就到园里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蹲在杏树旁。我觉得他好像住了气息，生怕损伤了刚发出的那闪闪发亮的嫩绿叶芽，它是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刚刚发出的。我同样为这第一枚叶芽而兴奋激动，以至没立即想到是谁竟比我来得还早。我随即抬起头来，或许是为了同这位朋友分享喜悦。他顿时也举目相迎，显然，也想同我分享喜悦。我俩的目光相遇了，原来在这里的就是他，是沃洛佳。我们互相拥抱起来，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展现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个聪明的、极端敏感而又诚挚可爱的孩子的心，而且还有曾经损害了他心灵的并导致他不信任人的那些可怕祸根。

关于这可怕的祸根，现在我不去说它，我提及这次跟沃洛佳的真正的人的相遇，只是为了证明我的一个信念：要以人对人的方式对待孩子，要善于发现他心中能响应我们召唤的那一隅，这样，才能使你更容易克服那些妨碍教育的不利因素。我总是竭力使教师们确信，如果你只限于从讲台上看见学生，如果只是由于你叫他来，他才十目所视你，如果他跟你的交谈只是回答你的提问，那么，任何心理学知识都帮不了你的忙。应当像跟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会见孩子，应当跟他同享胜利的喜悦，共担失败的忧伤。

如同一个医生为预防和治疗疾病，必须十分清楚哪些因素能增强体质，哪些因素则可能削弱体质一样，一个校长作为学校的首要教育者，也应当分析和研究儿童入学前的生活环境。从这方面来讲，我最关注的仍然是那些最难教育的孩子（因为如果他们不在学校里朝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好孩子也会朝坏处变化，会从难教的孩子身上染上坏习气和不良习惯）。每周我都走访这些困难孩子的家庭，以便深入了解形成他们的道德的最初环境。我跟家长们、家长的邻居们、原先教过这些孩子的老师们进行交谈。每个困难孩子各自都以其思想、感情和愿望诸方面的独特境界出现在集体面前，这个境界的和谐已被冷酷自私的人们所破坏。

例如，11岁的科利亚来到我们学校。这孩子的孤僻与凶狠使我们大家都十分吃惊。他觉得老师的真心好意和温柔不过是一种诡计和圈套。他总是喜欢一人独自呆着，不愿跟同学们交往，不愿意劳动。我访问了科利亚父母生活的村庄，了解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原来，这孩子曾经生长在一个偏僻的、与人们隔绝的小天地里，那是一个充满虚伪、欺骗和犯罪行为的天地。科利亚原先上学的那个单班制小学的女教师灌输给学生的那些道德概念，完全是讲给某种抽象的学生听的，而孩子们则把它们只当做需要记住的材料来接受。科利亚本来是一个肯钻研好问、求知欲很强的孩子，他经常提出一些用女教师的话说“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费道尔大叔在全队会议上说要爱惜集体农庄的财产，可却把一整车玉米棒子从地里运到他家里去了？为什么格里沙大叔（他在沦陷时期曾在法西斯警察局服务，而现在当森林管理员）为自己建起了两所新房子，可是加利娅大婶的丈夫牺牲在前线，她却连养老金都没申请到？为什么集体农庄主席每个礼拜都带着老婆坐上小汽车进城逛市场，而安东老爷爷病了的时候，却不给汽车送医院，结果老爷爷死去了？”女教师对这些问题总是不予理睬，孩子内心却困惑不解，因为一方面书里面讲：一个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云云；另一方面继父却训导说：不欺骗就没法生存，工作喜欢傻瓜，而傻瓜赞美工作等，尽是一些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要低声低气去讲的邪恶。这孩子对一切光明、纯洁、正义的东西都失去了信心。他产生了怀疑，认为巴夫利克·莫罗佐夫和卓娅·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英雄形象同样也是神话，就像美貌绝世的公主、起死回生的神水和英勇无比的壮士也是神话一样。科利亚凶狠起来了，变得不听话、好动怒了，冲着女教师和母亲粗鲁话。

我又到那个村庄去过两次，了解那里的人，了解那个村庄小小的劳动集体，力图弄清孩子周围那些人们的情趣所在。老师们就科利亚的精神生活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讨论。我们终于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国家还有一些死角，那里，包围孩子的是一种追逐私利和贪图财富的小私有者腐朽习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好好开展学校的教育工作，那么，渴求光明、善良和正义却又得不到支持的富于感受性的、敏感的孩子就会在情感上惶惑不安。年幼的人不愿向非正义现象妥协，他有抵触情绪，但这种　情绪与自觉地以善抗恶相距还很远。他对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都怀有怨恨。对这个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过程。应当使他确信：在我们的社会真、善、美必定取胜，一个人不是命运旋风中一粒尘沙，而是争取真、善、美的积极斗士。

这种关于“困难孩子”的教育和这些孩子的道德渊源的讨论，增强了我们教师的同情心、关注之情、教育的敏锐性和观察力。

我们在帕夫雷什研究并了解每个学生家庭的精神生活，但这只是家庭－学校教育的开始。我的坚定信念是，教育学应当成为众人的科学――不论是教师还是家长。我们竭力给每个家长都讲授最低限度的教育学知识。为此，我们办有家长学校，家长们在自己的孩子上学之前两年就进家长学校，一直学习到孩子从学校毕业为止。家长学校的心理学和教科文课为250课时（顺便说一句，这比任何师范学院或大学和教育学课时都多得多）。家长学校的学员分5个班（按他们孩子的年龄划分）：（1）学前班（孩子为5至7岁的家长）；（2）一、二年级班；（3）三、四年级班；（4）五至七年级班；（5）八至十年级班。每班每月上课两次。上课的基本形式是由校长、教导主任和最有经验的教师讲演和谈话。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知识紧密联系家庭教育的实际。

教学大纲包括师范学院相应课程的全部章节，但我们着重讲年龄心理、个性心理和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理论。我们力求使每个父亲和每个母亲都把在家长学校所学得的理论知识跟自己孩子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这要求我们教师掌握严格的分寸和具备高度的敏感性。我们从不“抖搂儿童的内心世界”，从不公开谈论家庭想到关系中敏感而又容易触痛人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个别谈话中触及。

没有家长学校我们就不可能想像有真正的家庭－学校教育。

孩子们的健康，在我们学校也是经常关注的对象。不经常关心孩子体质的增强，不不能想像有成效的教育。患有疾病和身感不适的孩子有时仅仅因此而没法接受教育。

为了尽是清楚地了解孩子身体的健康善状况，我攻读了专门的医学著作，从而日益确信：对教师来说，懂得学生身上所发生的内在的生理、心理、年龄、性机能发展等过程是多么重要。许多事情都有赖于这些知识。孩子在学习上开始落后往往是由于他身体不适，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教师专利权不去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他的健康情况怎样影响到他的智力发展。

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制度创造了爱科学　、爱知识、爱学习、爱教育的气氛，而教育孩子爱学习则在决定性程度上要靠教师。知识的掌握应当给孩子带来愉快和充实的精神生活。促使孩子热爱知识的首要源泉就是教师的、首先是校长的高度知识素养。缺乏教学计划内各门学科的知识，就无法领导学校的教学过程。我从当校长那些日子起，就开始研读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生物、历史，3年内自学完了学校所有科目的教科书和主要教学法参考书。我特别在数学上下了更大的功夫：解完了教学习题课本里的全部习题和补充习题课本里许多习题。我逐渐在笔记本里把习题按章节和专题划分开，现在每个练习本每年都要补充一些新的习题。，但这仅仅是个开头。对我来说，密切注视构成教学大纲各门学科的最新成就和成果成了一条常规。了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电子学等学科所达到的最新水平尤其重要。在我的实验室里（我这样称呼我的办公室）放着一叠叠笔记本（每门科学或一个科学问题各有一个厚本子），笔记本里有成千上万条期刊摘录和剪报。我的兴趣和爱好直接地、特别是通过教师间接地不断传给学生。

例如，对土壤中的生化过程的研究吸引了我。国内外在这方面所进行的试验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开辟了极广阔的前景。我跟喜爱植物栽培学和园艺学的老师们谈论这个有趣的问题。生物课教师和几位低年级教师逐渐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给孩子们讲述土壤生命活动的引人入胜的情景，讲述帮助土壤创造营养物质的种种奇妙微生物。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在生物专用室、绿色实验室、教学实验园地、温室里做起试验来。对校长来说，这既是同学生进行精神交往的一个领域，又是接近较难教育的孩子心灵的一条途径。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遗传学、自动化技术、电子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著作。物理教师们都知道，任何一件新事物都不会被我们的注意所遗漏。我跟物理教师的每一次交谈，都是一个新设想，一个新计划。自动化技术和无线电电子学少年爱好小组、少年无线电技师和少年电工技师小组、少年天文学家小组开展活动的那些专用室和工作间吸引着我。我和孩子们一样，同样兴致勃勃地为装设语音教室而装配仪器和模型。我跟学生们一道加高气象丫和儿童天文观察台。当观看星体和星系，幻想遥远的世界时，我也和他们一起激动。

我焦急地等待大地回春。树木汁液流动，首批嫩叶和花蕾萌发，我们在学校的果园里和教学实验园地上，进行着许多试验，栽培着数十种粮食、技术作物和果木。春、夏、秋三季，都有好几个少年植物爱好者考察队到田野去考察。我们耐旱的小麦穗和其他禾本植物的穗以备育种，收集土壤标本，寻觅新的（可能至今科学上未发现的）、能增加土壤肥力的有益微生物品种。冬季，在我们的温室里和柠檬苗圃里，花朵散发着芳香，金色的柠檬正在成熟。这些花果之角吸引着学生，吸引着那些应当使他们对劳动美产生兴趣的学生。

我是文学教师，我承认，我喜爱自己的学科。我的教学体系的基础，是善于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的能力。对语言的喜爱和语言美感，这在我们学校被视为文学教学中获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整个集体都在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水平。文理不通，说话含糊，口齿不清，这在我们学校被看作如同无知。“说话务求正确：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含义，不善于选择恰当的词，无异于美术课上不用削好的急中生智而用钉子去绘画。”这些话是小陈列栏的结束语，在教员何处室的这个陈列栏里陈列有关发展语言的各种材料（如好课记述、报刊文摘等）。

我有丰富的藏书，我选的只是那些具有重大艺术价值的著作。我想使这些书成为审美修养的标准。教师、学生、家长都来向我借书。跟读者的每一次晤谈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我们总是自然地攀谈起来，我从中了解到种种有趣的生活经历，这样便开阔了我的教育眼界。

不论是照管挂着果实的葡萄藤，还是诵读描写自然和人的抒情诗，对我来讲，都是极大的享乐。我常写东西，但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教会自己的学生抱着爱惜的态度使用语言。在我人事教育工作的岁月里写了上千篇短文；每篇短文都是写自然现象、感受和体会的。下面便是一些短文的标题：（略）

我有时把自己的短文和诗读给学生们听。这给我带来一种愉快：能跟他们谈心，交换有关周围世界――大自然和人们的有理想。我发现，凡是能使孩子们从中贪图到他们自己也有过某种同样感受的那些短文和诗，尤其使他们激动。一旦我的文章和诗触动了孩子们的心灵，他们便亲自动起笔来，抒发他们的情怀。我觉得，对语言的感受，以及想用语言去表达内心世界最细腻的活动的愿望，是真正人的文明素养的重要源泉之一。

我不能想像，不到故乡各地旅行浏览，不观察自然景色，不用词语抒发感情，怎能去讲授语言。我在河岸上，在田野里，在夜晚的篝火旁，在外面有秋雨沙沙作响的窝棚里，教孩子们表达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对语言的喜爱也在传给孩子们，触动着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感受到语言的美，词语的芳香和细微色彩，他们也写描述大自然的小作文，他们也作诗。对语言美的敏感性，是促使孩子精神世界高尚的一股巨大力量。这种敏感性，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源泉所在。

我竭力做到使居于我这个校长工作首位的，不是事务性问题，而是教育问题。每天清早，上课之前，我跟总务主任交谈10至15分钟，这一天里就不再过问总务问题了。我把总务工作中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都记入笔记本里（以备下一次谈话，以备跟教师们共议：我们学校的大部分总务工作是从教育着眼，靠学生集体和教师集体的力量去共同解决的，总务工作是服从于教育任务的）。

领导教育过程，参加学生集体的生活，深入到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中去――这一切，都要求校长十分重视脑力劳动的素养问题。应当善于把教育思想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千百件事情中，而且在这期间总要努力看到集体的发展前景。学校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种教育现象，当你越是深入去考虑每种现象，考虑个别学生的前途，考虑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就越能发现须由集体来解决的实际问题。以教育过程的逻辑分析，要在一天工作结束时进行，要在跟某位教师或家长、教导主任、学生的谈话中进行，这样才能做得好。下面就是进行交谈或思考的问题：

怎样做到使儿童倾心于集体？有哪些内部精神联系――思想、感情、感受，能成为增强集体、友谊、同志关系的牢固基础？怎样做到使每个孩子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快乐跟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和谐地结合起来？为什么有些孩子身上会产生个人主义恶习，怎样预防这种现象的产生？为使孩子们教师靠共同的思想、兴趣、意愿而联系在一起，做了些什么，正在做什么？通过哪些方式给孩子们传授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怎样培养儿童的诚实、正直、原则性，以及对邪恶、非正义、欺骗行为的不调和精神？怎样做到使每个孩子因享受到物质、精神财富，因童年的幸福而感到自己对祖国、对老一辈负有的义务？怎样才能使劳动成为内在的需要？怎样达到德、智、体、美诸　和谐发展？怎样做到使道德因素在受教育者身上贯彻终生？每个受教育者是否能从自己为社会所做、所贡献的东西中感受到幸福和个人的满足？是否做到了使一个人从长辈那里获得的东西跟他贡献给祖国和社会的、或将来准备作的贡献两者之间取得和谐？其发展前途引起我们特别关注和操心的那些孩子的生活中心是什么？集体的智力生活要到何种程度？教师为发展学生的兴趣是否做了应做的一切事情？学生闪在阅读一些什么书籍？高年级学生在关注哪些科学技术问题？知识在实践中运用得怎样？学生的个人要求和兴趣是否得到了满足？我校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如何？

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是实际规划明天以及一月或一年之后应当做什么及确定集体要力争达到的最重要的基础。上述每个问题不时地成为教师集体讨论的中心。我们总是力求做到使学校全体工作人员（从校长到看门工作）都来实现教育思想，使全体人员都全神关注这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