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奇瑞4s店维修电话:感悟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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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
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
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
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
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
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
没有一个文人像苏东坡这样具有旺盛的人气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无疑是阳春白雪，但他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编造出这个才女洞房夜难倒秦少游的故事，津津乐道。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我们说“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共沐风雨，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学门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和他并肩而立？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而他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才华，让我们喜欢的时候也能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而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谪贬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又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颇能体现苏东坡的性情。苏东坡参加进士考，在试卷上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有关尧与皋陶此事的记载有点模糊，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东坡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杜撰的！”东坡回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苏东坡敢杜撰，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让他惦捻先贤犹不足，还要去杜撰先贤；梅圣俞忍让苏东坡杜撰，也是因为苏东坡的才华，他的才华让梅圣俞感觉这个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欧阳修才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苏东坡绝不是一个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要知道，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刚刚25岁，可谓春风得意，风光一时。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可是苏东坡同样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执，他一生三次遭冤枉，十七次被贬，不能仅仅说是“小人”的诬陷。他以儒家“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变法，他和王安石争执于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主张变法，他就写《上神宗皇帝书》，同样洋洋万言，反对变法。被贬黄州，在东坡务农之时还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在山东芝罘他只当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这三天，他严惩贪官污吏，并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他不会掩饰自己的观点，身在其位就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样。如果他讽刺别人写的诗“就像吃了苍蝇，必须呕吐出来”算是玩笑；在风翔为陈太守作《凌虚台记》，说“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算是性情；那他为王安石所写的《制词》，早就有人看出了“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以苏东坡的智慧，他能不知道这样的“褒扬”会让人看出破绽？可他还是要写，这是苏东坡的固执。
苏东坡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十分在意，而事实上，他一直固守着自己的思想，他可以在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一旦要他说话，他就要说心里的话。这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毛病，而是真正文人共有的通病。很多人注意到他在被贬黄州时写过的《答李端叔书》的一段：“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侯虫时鸟。自鸣而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真实。”然后他又反省自己，说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如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点所在。这是真的苏东坡吗？也许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刚刚从生死线走到黄州的苏东坡一时会这样想，但这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注意到他的另一段文字：“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答李常书》）“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才是苏东坡。刚刚以文获罪的苏东坡知道文字的厉害，所以他在这封信的最后加了一句话：“看后烧掉。”这又是苏东坡的天真，既然害怕别人出卖，还对他说什么呀？如果他要出卖你，他会听你的话“看后烧掉”吗？
天真与自然有时候是可以同解的，一生崇尚自然的苏东坡一生天真。而这天真，并不是不解风情的愚昧，而是浮光跃金的性情。
苏东坡“用之则行”，并且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但他不“舍之则藏”，他那一颗智慧的心灵参透了人生，所以在不得意的时候也同样不会丢掉自己的性情。
1101年，苏东坡亲手为自己打好了棺木，挖好了墓穴，然后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如梦的人生。
（三）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均深，但他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就是宋朝文人心路的基本倾向，它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他初贬黄州，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三贬儋耳，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体验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梦中了了醉中醒”、“身外傥来都似梦”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他才能在生活至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说他和佛印禅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磬）有余（鱼）”的故事属于传说；他带着一个妓女入寺庙，并要方丈把木鱼送给妓女算是无稽之谈；他和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的故事却是有凭有据。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对“炼丹术”的不信任，又为他不可能成为道士作了注释。想当年李白入道，围着道观疾走三天三夜，这种精神，苏东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实在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他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也很喜欢酒，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180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他在元丰六年（1083）为一个青楼女子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瘟不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五）
黄州毫无疑问是苏东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难刚刚从死亡线上走来，也不单是他在这里写作了很多他一生重要的著作，还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伴随他一生也伴随了他千古的雅号——东坡居士。
“东坡”这个词最早被白居易频频使用，因为白居易也有一个东坡。白居易遭贬忠州（今属四川），曾在城东土坡种花种树，并命名“东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关于“东坡”的诗文，《东坡种花》、《别东坡花树》、《步东坡》，“东坡”二字被白居易反复吟咏。
苏东坡来到黄州，官饷停发，居家生活困难，幸得黄州通判马正卿帮助，在城东求得“故营地”（荒废放弃的军营）50亩给他，苏东坡就是靠这50亩地度过了艰难的四年生活，也是靠这50亩地让一个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东坡”来历的时候不愿承认“东坡”二字与白居易有关，说白居易之“东坡”实是闲适之情，而苏轼之“东坡”则是生活之需，经济基础不同，使他们的心情不一样，所以说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境况更为相似。这种总结恰恰忘了一点，那就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敬爱。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履行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诗话》）苏东坡与白居易是否“大略相似”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苏东坡诗词中多引白乐天却是有根有据，“东坡”受到乐天影响应是不假。
说苏东坡与陶渊明境况更为相似，看来好像是生活状况、经济基础相似，实际上，苏东坡在黄州和陶渊明在南山更为相似的却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们都亲自耕作这不假，但不要忘了，陶渊明是自求归隐，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再去吃那“五斗米”，而苏东坡是被迫无奈，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时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渊明也是不一样。但是，白居易的闲适他不敢想象，陶渊明的洒脱他却能够向往。所以说，陶渊明是寄情于山水田园，苏东坡是寄托于陶渊明。
这才有了《江城子》一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这首词的前面有一个序：“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戍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他复又“ 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后四个字：“不亦乐乎？”
一方面，从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另一方面，在黄州，他的确也过上了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有人统计，黄州期间，苏东坡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而这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使自己没有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渊明归隐以后，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应该会激起身处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苏轼的情感浪花。
但苏东坡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身处乱世，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门阀森严，政治极为黑暗。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有他的社会根源。苏东坡却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国富民强。苏东坡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还有一颗激荡的心，一腔凌云的志，一身燃烧的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他不会归隐，所以他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六）
感悟苏东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苏东坡的倒霉时时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历来被称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这千古奇怨，其实偏偏是千古奇冤。
历史对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诉，最后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称作“奸邪”。且不说“君子”与“小人”有时候是一绳之差，有时候又互相转换，就说王安石为什么会重用“小人”。历史之中，最难的是什么？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几个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说没有人支持你就无法改革，就是没有人去执行你的政令，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王安石一朝重权在握，投奔他的人难免会有“小人”，而改革之难，让王安石必须重用他们。这样一个实在太简单的道理，可我们的学者学家偏偏视而不见。
苏东坡与王安石初始修好，后来决裂，然后和解。在王安石死后，苏东坡扭转笔锋，斥之为“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回顾苏王同朝为官，苏东坡曾对“新法”颇有支持；后来上“万言书”，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黄州，积极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王安石被贬江宁，苏东坡前去看望，二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苏东坡《制词》，文采飞扬却处处形褒实贬……
苏东坡斥王安石，这里面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问题，他意识到，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对“新法”的评价。但是由政治争论而到人身攻击，这里面有没有“小人”的成分呢？在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关系中，一味的斥责哪一个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说到底，这是文人的悲剧，文人和政治结合的悲剧。王安石是文人，苏东坡也是文人。回顾两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们最为融洽的时候是两个人都被谪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惺惺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牵涉到政治，谁也离不开一副有色眼镜。
“乌台诗案”历来说王安石作祟，且不说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说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党”，这些人拥护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党”了？那我们今天都拥护改革，我们又是谁的“朋党”？这种推断，实在牵强。而更多的学者学家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甚至没有把“党”这个词的含义搞得清楚。
再说“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否认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径，但“新法”反对派攻击李定“母死不守孝”，说连母亲都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就有失宽厚，偏偏有点“小人”之嫌，因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谁，他怎么守孝？再说，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岳飞以为母守孝请辞回乡还被朝廷差点治罪呢。舒亶却是守孝的典范，他在任地方官时曾亲手杀死一个喝罪了酒追打自己母亲的人，变法的反对派会说他好话吗？舒亶是宋朝状元，从才干上说，重用他并不过分。史书记载何正臣并不坏，而他九岁就被赐予进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证明他的才华。
“乌台诗案”，千古冤狱，这里面，不是一个“君子”与“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苏东坡冤枉，冤枉却不是他的专利，也不是冤枉的极至。历史中没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几个？屈原不冤？贾谊不冤？韩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岳飞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时代的欧阳修更冤，这个发现培养了那么多大文豪的大文豪，这个宋朝文坛的领袖，这个扭转了历史文风的英才，两次被冤下狱，两次被贬，最后心灰意冷，六十六岁病死汝阴。他两次被诬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养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诬陷欧阳修的人正是后来攻击王安石的那些人。欧阳修也反对变法，但他与王安石一直关系甚好。恰恰是那些与他一起反对变法的人两次诬陷他“奸淫”。
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他们两个都能听听对方的劝告就好了。可惜，他们都是文人，无可救药的文人。
以苏东坡之才而无苏东坡之功，这实在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规律。
（七）
但是，历史长河同样不会因为苏东坡无皋陶之功而掩盖他的光辉，苏东坡是“真一东坡”。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胸襟坦白，不拘小节；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
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
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本身是一个天仙，却甘愿来到了人间……
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
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
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
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
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
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
没有一个文人像苏东坡这样具有旺盛的人气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无疑是阳春白雪，但他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编造出这个才女洞房夜难倒秦少游的故事，津津乐道。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我们说“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共沐风雨，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学门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和他并肩而立？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而他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才华，让我们喜欢的时候也能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而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谪贬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又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颇能体现苏东坡的性情。苏东坡参加进士考，在试卷上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有关尧与皋陶此事的记载有点模糊，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东坡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杜撰的！”东坡回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苏东坡敢杜撰，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让他惦捻先贤犹不足，还要去杜撰先贤；梅圣俞忍让苏东坡杜撰，也是因为苏东坡的才华，他的才华让梅圣俞感觉这个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欧阳修才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苏东坡绝不是一个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要知道，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刚刚25岁，可谓春风得意，风光一时。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可是苏东坡同样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执，他一生三次遭冤枉，十七次被贬，不能仅仅说是“小人”的诬陷。他以儒家“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变法，他和王安石争执于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主张变法，他就写《上神宗皇帝书》，同样洋洋万言，反对变法。被贬黄州，在东坡务农之时还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在山东芝罘他只当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这三天，他严惩贪官污吏，并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他不会掩饰自己的观点，身在其位就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样。如果他讽刺别人写的诗“就像吃了苍蝇，必须呕吐出来”算是玩笑；在风翔为陈太守作《凌虚台记》，说“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算是性情；那他为王安石所写的《制词》，早就有人看出了“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以苏东坡的智慧，他能不知道这样的“褒扬”会让人看出破绽？可他还是要写，这是苏东坡的固执。
苏东坡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十分在意，而事实上，他一直固守着自己的思想，他可以在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一旦要他说话，他就要说心里的话。这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毛病，而是真正文人共有的通病。很多人注意到他在被贬黄州时写过的《答李端叔书》的一段：“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侯虫时鸟。自鸣而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真实。”然后他又反省自己，说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如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点所在。这是真的苏东坡吗？也许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刚刚从生死线走到黄州的苏东坡一时会这样想，但这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注意到他的另一段文字：“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答李常书》）“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才是苏东坡。刚刚以文获罪的苏东坡知道文字的厉害，所以他在这封信的最后加了一句话：“看后烧掉。”这又是苏东坡的天真，既然害怕别人出卖，还对他说什么呀？如果他要出卖你，他会听你的话“看后烧掉”吗？
天真与自然有时候是可以同解的，一生崇尚自然的苏东坡一生天真。而这天真，并不是不解风情的愚昧，而是浮光跃金的性情。
苏东坡“用之则行”，并且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但他不“舍之则藏”，他那一颗智慧的心灵参透了人生，所以在不得意的时候也同样不会丢掉自己的性情。
1101年，苏东坡亲手为自己打好了棺木，挖好了墓穴，然后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如梦的人生。
（三）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均深，但他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就是宋朝文人心路的基本倾向，它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他初贬黄州，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三贬儋耳，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体验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梦中了了醉中醒”、“身外傥来都似梦”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他才能在生活至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说他和佛印禅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磬）有余（鱼）”的故事属于传说；他带着一个妓女入寺庙，并要方丈把木鱼送给妓女算是无稽之谈；他和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的故事却是有凭有据。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对“炼丹术”的不信任，又为他不可能成为道士作了注释。想当年李白入道，围着道观疾走三天三夜，这种精神，苏东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实在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他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也很喜欢酒，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180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他在元丰六年（1083）为一个青楼女子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瘟不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五）
黄州毫无疑问是苏东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难刚刚从死亡线上走来，也不单是他在这里写作了很多他一生重要的著作，还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伴随他一生也伴随了他千古的雅号——东坡居士。
“东坡”这个词最早被白居易频频使用，因为白居易也有一个东坡。白居易遭贬忠州（今属四川），曾在城东土坡种花种树，并命名“东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关于“东坡”的诗文，《东坡种花》、《别东坡花树》、《步东坡》，“东坡”二字被白居易反复吟咏。
苏东坡来到黄州，官饷停发，居家生活困难，幸得黄州通判马正卿帮助，在城东求得“故营地”（荒废放弃的军营）50亩给他，苏东坡就是靠这50亩地度过了艰难的四年生活，也是靠这50亩地让一个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东坡”来历的时候不愿承认“东坡”二字与白居易有关，说白居易之“东坡”实是闲适之情，而苏轼之“东坡”则是生活之需，经济基础不同，使他们的心情不一样，所以说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境况更为相似。这种总结恰恰忘了一点，那就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敬爱。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履行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诗话》）苏东坡与白居易是否“大略相似”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苏东坡诗词中多引白乐天却是有根有据，“东坡”受到乐天影响应是不假。
说苏东坡与陶渊明境况更为相似，看来好像是生活状况、经济基础相似，实际上，苏东坡在黄州和陶渊明在南山更为相似的却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们都亲自耕作这不假，但不要忘了，陶渊明是自求归隐，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再去吃那“五斗米”，而苏东坡是被迫无奈，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时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渊明也是不一样。但是，白居易的闲适他不敢想象，陶渊明的洒脱他却能够向往。所以说，陶渊明是寄情于山水田园，苏东坡是寄托于陶渊明。
这才有了《江城子》一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这首词的前面有一个序：“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戍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他复又“ 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后四个字：“不亦乐乎？”
一方面，从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另一方面，在黄州，他的确也过上了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有人统计，黄州期间，苏东坡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而这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使自己没有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渊明归隐以后，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应该会激起身处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苏轼的情感浪花。
但苏东坡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身处乱世，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门阀森严，政治极为黑暗。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有他的社会根源。苏东坡却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国富民强。苏东坡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还有一颗激荡的心，一腔凌云的志，一身燃烧的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他不会归隐，所以他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六）
感悟苏东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苏东坡的倒霉时时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历来被称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这千古奇怨，其实偏偏是千古奇冤。
历史对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诉，最后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称作“奸邪”。且不说“君子”与“小人”有时候是一绳之差，有时候又互相转换，就说王安石为什么会重用“小人”。历史之中，最难的是什么？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几个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说没有人支持你就无法改革，就是没有人去执行你的政令，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王安石一朝重权在握，投奔他的人难免会有“小人”，而改革之难，让王安石必须重用他们。这样一个实在太简单的道理，可我们的学者学家偏偏视而不见。
苏东坡与王安石初始修好，后来决裂，然后和解。在王安石死后，苏东坡扭转笔锋，斥之为“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回顾苏王同朝为官，苏东坡曾对“新法”颇有支持；后来上“万言书”，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黄州，积极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王安石被贬江宁，苏东坡前去看望，二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苏东坡《制词》，文采飞扬却处处形褒实贬……
苏东坡斥王安石，这里面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问题，他意识到，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对“新法”的评价。但是由政治争论而到人身攻击，这里面有没有“小人”的成分呢？在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关系中，一味的斥责哪一个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说到底，这是文人的悲剧，文人和政治结合的悲剧。王安石是文人，苏东坡也是文人。回顾两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们最为融洽的时候是两个人都被谪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惺惺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牵涉到政治，谁也离不开一副有色眼镜。
“乌台诗案”历来说王安石作祟，且不说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说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党”，这些人拥护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党”了？那我们今天都拥护改革，我们又是谁的“朋党”？这种推断，实在牵强。而更多的学者学家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甚至没有把“党”这个词的含义搞得清楚。
再说“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否认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径，但“新法”反对派攻击李定“母死不守孝”，说连母亲都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就有失宽厚，偏偏有点“小人”之嫌，因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谁，他怎么守孝？再说，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岳飞以为母守孝请辞回乡还被朝廷差点治罪呢。舒亶却是守孝的典范，他在任地方官时曾亲手杀死一个喝罪了酒追打自己母亲的人，变法的反对派会说他好话吗？舒亶是宋朝状元，从才干上说，重用他并不过分。史书记载何正臣并不坏，而他九岁就被赐予进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证明他的才华。
“乌台诗案”，千古冤狱，这里面，不是一个“君子”与“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苏东坡冤枉，冤枉却不是他的专利，也不是冤枉的极至。历史中没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几个？屈原不冤？贾谊不冤？韩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岳飞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时代的欧阳修更冤，这个发现培养了那么多大文豪的大文豪，这个宋朝文坛的领袖，这个扭转了历史文风的英才，两次被冤下狱，两次被贬，最后心灰意冷，六十六岁病死汝阴。他两次被诬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养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诬陷欧阳修的人正是后来攻击王安石的那些人。欧阳修也反对变法，但他与王安石一直关系甚好。恰恰是那些与他一起反对变法的人两次诬陷他“奸淫”。
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他们两个都能听听对方的劝告就好了。可惜，他们都是文人，无可救药的文人。
以苏东坡之才而无苏东坡之功，这实在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规律。
（七）
但是，历史长河同样不会因为苏东坡无皋陶之功而掩盖他的光辉，苏东坡是“真一东坡”。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胸襟坦白，不拘小节；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
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
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本身是一个天仙，却甘愿来到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