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铲是干什么用的:“支付宝”曝光了潜规则

“支付宝”曝光了潜规则
网络素材 ／荷花小女子编制

记者  张懿
因为戏剧性的控制权转让而引发的“支付宝”风波，至今已持续1个月。随着细节渐次披露，观点交锋碰撞，这件事的复杂性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它难得地掀翻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桌子”，把台面下的潜规则暴露于社会公众面前。潜规则利弊如何？该不该打破？又如何打破？这些问号，才是“支付宝”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穴位”。
变通出来的模式
按照“潜规则”概念首创者吴思的定义，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凭借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潜规则当事人实际上有三方：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
要看清楚“支付宝”事件，需要了解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
显规则或者说政策的基调是，外资被限制进入与互联网相关的电信增值、出版等业务。但为了得到海外融资，一些企业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在纯内资的国内实体之外，孕育一个外资企业。国内实体凭借纯内资身份，可以合法地拿到行政许可牌照，开展业务，获取收益；而外资公司就像“藏在母体中的胎儿”，通过“脐带”——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协议，吸取“母体”输送的营养，即投资回报。
这种模式11年前由新浪在上市时首创，术语叫“协议控制”（VIE），后被广泛效仿。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说，国内几乎所有融到外资的互联网企业都是VIE结构。
“支付宝”也不例外。第三方支付业务随电子商务兴起，起初规则模糊，在外资准入方面，参照商业银行的办法，外资能拥有少数股权。过去两年，随着监管政策逐步建立，外方股东一步步退出“支付宝”，最终演变成零持股的VIE结构。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证“支付宝”能首批获得合法开展第三方支付业务的牌照。
被绞断的“脐带”
但潜规则生来就有先天不足——不确定性。为此几乎所有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对VIE的这种风险明文提示，但多年来，海外投资人似乎习惯性地忽略着风险。因为在“支付宝”风波之前，VIE从未经受挑战。
然而，今年3月底，马云将“脐带”绞断，他终止了外资与“支付宝”的关联。马云解释，当时牌照申请迫在眉睫，央行要求“支付宝”作出“不存在协议控制”的书面承诺。他认为，这意味着“支付宝”无法继续VIE。
3月底前，由于存在“脐带”，外资并不特别在意股权变化，但当马云宣称一切要按显规则或政策来办，潜规则“突然死亡”，外资的利益忽然就有落空之虞。
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操作过程很粗糙。马云单方面中断“支付宝”协议控制前，并未与两大外方股东——雅虎和软银达成新的利益分配方案。马云解释这是迫不得已，如果不当机立断，“支付宝”很可能拿不到牌照，进而危及整个阿里巴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VIE潜规则还有个特点：绝大部分“母体”和“胎儿”公司的董事长是同一人，理论上，他能对“脐带”单方面动刀。在“支付宝”案例中，这个人就是马云。
“阴谋论”揭示的风险
“支付宝”风波让马云的形象受到极大挑战。
最初的批评集中在他违背契约，擅自转移“支付宝”控制权，将外资股东的利益悬在半空。但马云的支持者认为，契约只能放在显规则的背景下讨论；马云即使违约，也只是背弃潜规则之约。言外之意似乎是，摆不上台面的潜规则是错的，而现在纠错，是对的。
近几天，更多互联网和投资界人士向马云发难，他们指出，马云其实是借守规矩之名，行牟利之实，他这么做，是为自己在同外方股东的谈判中争取筹码。而后果很严重：整个互联网产业被置于水火之中，中国企业的整体信誉受损。
马云和外方股东恩怨由来已久。上周，马云否认引发“支付宝”风波是为帮自己从外方股东那里回购渴盼已久的股权。但他承认，掌控“支付宝”后，他在谈判桌上地位逆转了。
IT观察家信海光在针对“支付宝”事件的专栏文章中说，马云这一手，有时候真还能玩残外资——引资时讲潜规则，赚钱后讲显规则。
在没有更确凿的证据之前，所谓马云的“阴谋论”只是猜测。但“支付宝”事件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了潜规则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潜伏”10年如何转正
10年来，作为潜规则的VIE模式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注入急需的发展资金和其他资源，有人甚至认为，它“体现了监管智慧和金融创新”。但《福布斯》中文网主编周健工说，互联网产业如果继续坐落在“灰色的制度安排”之上，将面临极大的发展瓶颈。
过去，VIE问题只掀起过小波澜。2年前，人气网游《魔兽世界》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权易主，有人拿接盘者的VIE结构说事，质疑其是否有权运营。回溯到更早，10年前新浪CEO王志东“被下课”时，有人说他只是被解除了上市公司的职务，作为新浪ICP牌照持有公司的控制人，他可以向上市公司叫板。
《魔兽》和新浪的小插曲悄然化解掉了。可这回，VIE的“和谐史”在“支付宝”风波中终结了，并且很可能伤及整个互联网产业。“潜伏”10年的潜规则，是否到了变革之时？如果要改，该如何入手？
易凯资本CEO王冉的一篇博客本周一开始在网上广为流传，他谨慎地向马云提出几点商榷，比如，”支付宝”的交易数据是否真的涉及国家安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是否存在捍卫公司治理原则、推动制度完善的可能性？看起来，这些话也像是说给监管层的。
“支付宝”风波本身及其衍生效应，都还在发酵，值得认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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