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病理诊断阴性:陈丹青：退步集 上

 陈丹青：退步集

前言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陈丹青朱叶青：两人记忆另一种美术史
　　有一种历史，距离我们并不远，反而容易被忽略，或者简单地认为，它大概只属于一些围墙之内的艺术院校，是它们校史的一部分。甚至，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重新审视与回忆，它们是否能够入史，也仍然是个悬念。今年，有两位当代艺术家，做着弥补空缺的努力———陈丹青在他的《退步集》里谈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师专、80年代的中央美院，朱叶青在《那年那天》里追溯了浙江美院的历史以及77、78级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作为艺术海归派的一分子，陈丹青近些年的角色更多以艺术的观察与思考者出现。他的《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都是一些文字很好、见解精到的艺术随笔，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退步集》，则是一部集评论、访谈、演讲、回忆录于一体的“杂”文集，是他回国五年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章的集成。以《退步集》命名，陈丹青在序言中解释，是源于一次与青年学子的座谈，一个学生递条子给他说：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会退步的。就书中一些访谈来看，也的确有那种愚蠢问题无聊答的意味，但整体来讲，依旧是他艺术思考的延续。所涉猎的主题兼及绘画、影像、艺术教育、城市建设等。虽然归国之后，吃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皇粮”，但陈丹青对中国艺术教育的批评却愈见尖锐。本书所附的《请辞报告》一文，更是痛陈艺术教育中的弊端。体例颇杂，魂儿并没散———就是在说常识与记忆。“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选择和行为的权利，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约翰·伯格的话在他的书中被多次引用。而他的许多篇章，也都从这一起点开始，去慨叹当代的画家与传统的隔膜；论述美术馆之存在对于民族记忆的重要；他写到中央美院上世纪80年代的骄傲与劫难，也写到上世纪70年代包括陈逸飞在内的一大批沪上画界精英。这些声名因“文革”而起又以“文革”的枉然一空而被淡忘的名字，在他的文字的点染下，仿佛又恢复了当年的神采，而他们最后的风流云散又不得不让人感慨造化弄人。
　　“我们先别奢谈所谓人文，要紧的是恢复常识和记忆。”《退步集》中的这句话，也成为身为中国美院副教授的朱叶青的书中实践：在《那年那天》里，他用二十年前的一些肖像画往前回溯，追踪这些被画者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他们都是他77、78级的同学，都出自西子湖畔的浙江美术学院。这本书的缘起也很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一批浙江美术学院的学生赴敦煌写生，正好遇到中央美院大名鼎鼎的袁运生先生。借着摇曳的烛光，袁运生为这批年轻人画了肖像。时隔二十多年以后，朱叶青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大部分被画者，对于各自的昨天与今天做了随兴的勾勒。从书中可以看出，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成为声名赫赫的艺术家，像法国的黄永，有的成为成功的商人，有的还坐到了美国的监狱，也有的还在美国被枪杀。本书像一部充满闪回的电影，人物的出场与谈话都充满了人生一样不可预设的即兴意味。有的人物名下，只留下简短的一份简历。而有的，则是一篇比小说还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书中特别让人感触深刻的，是第一章“敦煌”中记述林凤眠、吴大羽、丁天缺的文字。这些奠定了浙江美院艺术风范的一代大家，他们的命运同样一波三折，让人颇能对应到陈丹青笔下中央美院与上海师专的画家。孙小宁  “且说说我自己”(1)
　　这不是“我自己”起的题目——事情是这样子：《收获》杂志明年改版（真抱歉，我从未读过《收获》），编辑说是要开辟作家或艺术家谈论“自己”的专栏，在电话里几番情词恳切向我要稿子，终于推托不过，我说，非要写，出个题目，发几句问吧，于是电传传过来，给了这题目。
　　我不愿谈论我自己。我的家不挂自己的照片、自己的画——不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平时偶尔发表文字，编辑索要照片，我也不寄。不知起于何时，中国的书刊作兴发表一张以至一张以上的作者照片（十九彩色，彩色照片真难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麻烦读者看自己？你怎么知道读者愿意看见你？
　　可是好几位编辑语重心长劝过来：“随俗吧！这是读者的愿望。”
　　谁是读者？他们在哪里？就算真有读者坐在我跟前，我也不知如何“说说我自己”——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而我是读到文章里出现太多的“我”字，便起反感，因我向来怕见进门坐下滔滔不绝大谈自己的人。
　　今岁我回国存身，不走了。人一旦成了所谓远来的和尚，归国的游子，即便仍是黄脸一张，“读者”总不免过来瞧一眼——采访，座谈，约稿，热乎乎地，都是抬举，都该解作善意。好吧，豁出去，我就三陪小姐似的陪一阵，陪过一阵，总会四散的吧，然而难办的是临了还要提供自己的照片拿去印，怎么办呢，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我终于屈服，就范，随了几回“俗”。新近接受ELLE杂志（即叫作《世界服装之苑》）的采访，就给要去几张与家人一起的照片，因编辑说是要给读者“亲切感”。事先征求女儿的意思，不料她就高兴叫道：YES！同学们可以在ELLE上看见我！——她倒预先知道谁是她的“读者”了，而且中文版ELLE拿到美国去，怕是比法文原版还吃香。
　　自己拍照自己看，没什么。谁手边没有自己的相片呢，可是一朝发表流布，譬如在ELLE连篇累牍的朱唇、香肩、玉臂、秀腿之间忽然撞见“我自己”，我登时变成身份不明的“读者”——昨天，11月号ELLE上了市，封面是美国影星“甜宝贝儿”布兰妮，侧身斜睨着，一对丰乳在滑亮的铜版纸上几乎跌出来。打开，翻下去，心惊肉跳，闯了祸似的：“我自己！”
　　在“我”与“自己”的画作之间，感触怎样呢？9月，我的个展在北京展过，10月即开始了从湖北发端的巡回。在武昌那个空阔陌生的展厅，我又目睹一百六十多幅大大小小自己的画从货柜里一件件取出：有点亲腻，有点烦。二十年来年年办展，自己的画，自己早已看熟、看厌，每当这样的打点布置自己的展览，我多少像是置身事外，并茫然惊异于自己的冷漠。这茫然的惊异，外人不易觉察，我心里是知道的，此刻无妨说出来：那其实出于一种难以弃绝的自顾与依恋，仍算是轻微的热度吧。
　　但这都是后台的“内心活动”，纸面上的“文字处理”。人在现场，“我”与“自己”往往还是不知如何坦然相处，犹如当年初出道。
　　只要有观众，我向来羞于走进张挂自己作品的展厅中去——不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多年前读到一篇关于马奈的回忆文字：他也竟羞于走近沙龙里自己的画幅跟前去，朋友拉他，他固执拒绝，停在远处。我知道，我岂能自比马奈，但是人同此心。幼年在体育场看见球手投中，满场叫好，那球手却总是埋首疾步跑开去，毫不理会周围的响动，而那神色又分明听见并知道周围的响动的。胡兰成对此自有他的说法，他似乎格外倾心于他的说法，他说：古人箭中靶心的一刻，每在心里叫声“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是“在众人里看见了自己”。
　　放学了，一群小孩子，欢天喜地连打带闹，这时最怕爹娘冷不防窜出来，连名带姓叫回家。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吗？好像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每在大画家的回顾展厅里徘徊不去，我常会想起那位罗马总督手指耶稣说的话：“瞧——这——个——人。”是啊，我常想，真有所谓“艺术史”么？没有这单个单个的“人”，艺术史是什么？
　　在作品上签署姓名的传统是十分晚近的故事，相传始于乔多。乔多的时代，相当于我们的元末吧？中国艺术家的署名史，似乎要久远得多了。但我们可知道兵马俑的作者是谁？敦煌的作者又是谁？
　　“艺术家”一词是翻译过来的。在敦煌与兵马俑的时代，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被看作是艺术，“艺术”一词，也是翻译过来的。
　　纪德（抑或是福楼拜？）说：“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
　　签名只是签名。如今满世界的油画行货张张都签名，在中国，许多作者用的是拼音字母，斜体，飘逸，粗看以为是英文，是法文，其中最快的快手，一天能刷几十张。真的，在行货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我长久迷惘于委拉斯开兹的魅力。在他的画中，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
　　小时候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拽到办公室，桌子一拍:讲！此刻，我若犯事败露扣在局子里，我将被迫“说说我自己”，正式的说法，即“坦白交代”——我愿坦白，我自认很坦白，只怕我说出的话，编辑、读者不要听。---------------
“且说说我自己”(2)
---------------　　编辑在电传里问：什么因素、什么时刻使你萌生了、确认了要当一名“艺术家”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不记得。至今我羡慕能够留起络腮胡子的人，我真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什么时刻，他们的胡子开始“萌生”，并“确认”为络腮胡子，而我却没有。
　　编辑又问：面对现在艺术学院最年轻的艺术学生，如果他不知道您，会如何？
　　在今年出席的几次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学生”递给我的字条会这样的提问：“请谈谈您的初恋，还有中年的欲望。”底下加个小括弧，歪歪斜斜写着：“一定要回答呀！”我“会如何”呢？我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男生女生根本不讲话。至于中年的欲望，请诸位等到中年再问吧。
　　编辑还问：听说两次您的流泪，一次是在伦勃朗画前，一次是在学生面前。
　　胡说！我从未在“伦勃朗”或“学生”面前流过泪。在别的时刻或场合，我确曾纵容过自己的眼泪，有时，那简直是欢欣的经验，但除非“刑具伺候”，我绝不招供详细，直到我愿意将之转化为别的叙述方式。罗兰·巴特在他追念亡母的著作《明室》中，母亲以及母亲的照片是贯穿全书的话题，可是在书中的大量照片里既没有他的母亲，也没有他自己。他坦白，但什么也没交代。他说：
　　“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
　　年轻的达利初访毕加索：“先生，我今晨抵达巴黎，没去卢浮宫，先来看您！”
　　毕加索应声答道：“你做得对！”
　　艺术家自当如是看自己。凡·高同志要算是倒霉的，但他在给亲兄弟的信中说：“有一天，全世界会用不同的发音念我的名字。”
　　这算是“隐私”还是“心灵”？20世纪初，据说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的“盲流画家”中有位老兄每天早起将脑袋伸出阁楼天窗对着大街吼叫着：我是天才，我是天才！
　　看来我不配是个艺术家，不因谦虚，或因我是中国人。少年时，我在穷山沟里好像曾经躲进被窝偷偷默念过“我是天才”之类谵语，因是过期太久的陈年“隐私”，可以“发表”，聊供读者笑一笑。当代中国艺术家总算敢于公开求声名，放狂话，遑急旷达，旷达而遑急，似也渐与西方人连同一气。我就不止一次在国中关于艺术的文字中读到引自安迪·沃霍的话：
　　“每人出名五分钟。”
　　二十多年前，我时或被人告知我已出了名。近年回转来，小小美术圈的同行居然依旧记得“陈丹青”。只是这点若有若无的小名声，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每见围上来要求签名的“最年轻的艺术学生”，我总是感到委屈而失措：替他们委屈，替他们失措。我签，但即便是伦勃朗或毕加索此刻坐在正对面，我一定不会走上去要求签个名。我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我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齐白石说他甘愿给青藤八大磨墨理纸当走狗，绝对真心话。
　　编辑的电传还说：即使现在，也有人不断在对《西藏组画》做解读。不见得吧，要真是那样，我该怎样解读这“不断的解读”？那是我的“声名”还是“我自己”？关于那些画，倒是四川美院一位学生说得最痛快。他生长在拉萨，与我老交情，看到后来一拨拨画家跑去画西藏，他脱口而出：打倒陈丹青！
　　上个礼拜我遇见了陈丹青，真的！还是在湖北，讲座过后，同学们又挤过来要签名。忽然人丛里钻出一位能说会道的小姑娘，江西人，属羊，与我闺女一般大——大家哄笑了：原来这姑娘与我同名又同姓——名叫“丹青”的同志我知道好几位，同名同姓，现前面见，却是第一回——我们彼此瞪着，傻笑，不知如何是好。她要是个男子，与我同龄，我就可以模仿安迪·沃霍聪明而善良的恶作剧，聘请这位陈丹青为我抛头露面开讲座。不是吗？在众人的朗声哄笑中，我俩终于并排站站好：这回是我要求与“陈丹青”合个影。
　　临了，陈丹青同志一定要我为她写句话，我就写：
　　丹青：你怎么也叫陈丹青？接着签了我的名。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凭什么人家不能也叫陈丹青？我该这样写:
　　丹青：我也名叫陈丹青。（2000年11月1日） *绘画　　在中国，院墙里的绘画，僵滞已久；官办的画展，煞有介事；社会上的“当代艺术”倒是活力充沛花样多，而其中可以称作“绘画”者，日见稀少了。至于世界上的绘画，情形怎样呢？在美术界的纷纷“研讨”与“论文”中，另存一个由我们枉自假想的“世界”在：有说是绘画回归了，有道是绘画死亡了，究竟怎样呢——我热爱绘画，一如既往，却是没有兴致相随众人谈绘画，只为在画圈边上混，又在学院教画画，回国后免不了时常给人叫过去，逢场作戏，议论如下。      ---------------
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1)
---------------　　问得好！好问题！但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在一块挖了小洞的鹅蛋形调色板上，排列油腻的七彩，将左手大拇指插进洞眼端稳了，右手捏紧油画笔，调开颜料，向一块绷平的白布点戳涂抹——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画起油画来？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忽然踮起脚尖跳芭蕾，揸开十指弹钢琴，正襟危坐聆听交响乐？……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人手一只“傻瓜”照相机，中国人开了成千上万家电影院，家家户户搁着至少一台电视机，在电视机边上，很可能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录音机、功放器、喇叭、碟盘、录像机、VCD……为什么？
　　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我看见中国男子世世代代将头发蓄长，盘起，卷拢，可是在民国的老照片老电影里，中国男子的头发统统在齐耳处剪短，向两边分开梳，并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女子也不像古版绣像画里那样乌发高耸，而是任其披散，或烫起发卷？为什么她们毫不在意露出胳膊、小腿，甚至一部分大腿，并脚蹬高跟鞋？很久以前——多久？五十或七十年前——中国女子就流行用三角形内裤勒紧腰腿，扣拢胸罩，还穿上紧贴皮肉的透明丝袜：林黛玉或王昭君也穿着同样的内衣吗？据我所知，欧洲到19世纪才发明现代样式的女用内衣，于是中国女子跟进，穿上，为什么？对了，如今许多中国的都市新娘流行披“婚纱”，袒露胸肩，显然希望所有人欣赏自己的乳沟与光脊梁，她们一定会坚持与新郎官到照相馆合拍收费昂贵的西式结婚照，在照片上，打着领结的丈夫们经常会做出这样的姿势：一条腿曲跪着，捧着新娘的手，凑过脸去，做出无限忠诚的模样，正像一位西方的绅士：为什么？难道他们疯了吗？
　　咖啡、香槟、啤酒、威士忌、葡萄酒、可口可乐……为什么中国人将这些杂色的饮料灌进喉咙？为什么中国人也用刀叉撮拢生菜，用叉尖戳取牛肉？为什么中国的少男少女喜欢吃巧克力奶油冰激淋，一边吃一边在街上走，有的还将头发染成红色或金黄色？为什么中国的幼儿强拉父母带他们走进麦当劳肯德基吃炸薯条汉堡包，而且在门口与肯德基老爷爷的高大塑料模型拍照合影？
　　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摩天大楼里办公，住进叫作“洋房”、“公寓”的石质或水泥房子里？为什么把这些公寓称作“罗马花园”或“巴黎风情”？为什么要在公寓外的草坪上竖起仿制的西方裸女的雕塑？为什么所有住进公寓的中国人都要在客厅里放一圈沙发，将腰背屁股深深陷进去？为什么花很多钱装置马桶、盥洗台、空调、澡缸与喷洒热水的龙头，并按说明书指引在澡缸热水中放置生发泡沫的皂液，像电影里的美国佬一样全身泡进去，只露出脑袋，然后咧嘴欢笑？
　　起于何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骑着自行车充塞街头？为什么今日中国白领最得意的事是给自己买回小轿车，以致北京二环三环路上的日常风景与主要情节，是堵车或抢道？（对了，警察！为什么中国的警察与军人全都穿着西式制服？前年，当国庆节北京警察更换黑色美式警服时，我亲眼看见一位孩子脸小警察被这身新警服累得坐倒在马路边上。）当然，中国人早已乘坐“空中客车”出差或旅行，早已拥有自己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巡洋舰、炮艇、鱼雷艇，早已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氢弹，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与卫星早已在太空巡弋了几万万公里，我还看见中国制造的飞弹导弹，又大又长，由配备几十上百只超级橡皮车轮的巨型军车托护着，在天安门广场缓缓移动，给观礼台上密密麻麻的贵宾看……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问：我们为什么放弃了剑、戟、棍、棒、长矛、利箭、弓弩、刀斧、匕首，以及古代武将一身亮闪闪的盔甲和护心镜？
　　还有，还有，还有——起于何时，因为什么缘故，中国人玩起乒乓球、台球、篮球、足球、水球、高尔夫球？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游泳、跳水、拳击、举重、滑冰、冲浪？为什么中国运动员苦着脸高频率扭动胯骨在划定的跑道上竞走、狂奔？为什么好端端的小伙子小姑娘在双杠单杠或吊环上将他们的身体拼命折叠抛掷，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翻滚落地，双腿立定，赶紧挺胸翘臀平举双臂，向全场迅速做出若无其事、洋洋得意、惊魂甫定、万般侥幸的表情？为什么所有中国人无师自通，叉开两指做出“V”字形状代表胜利？又是为了什么，中国人在踢进或被人踢进一球之后，立刻会有数千万倍中国人在大街上狂叫疯笑，或在电视机前捶胸顿足，甚至砸烂电视机？
　　我还没说完——为什么我们使用电脑、上网、发“伊妹儿”？此刻，电脑显示贵刊规定的字数快要到了，可是越来越多的“为什么”接踵而来：为什么我们道别时要说“拜拜”？为什么几乎所有招牌或文本都要标明拼音字母？为什么一个学生的外语考试还差几分就被校方断然拒绝？为什么中国所有大学生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背诵那位德国籍犹太人马克思先生的伟大言论？为什么阴阳四时通行公元年份？为什么中国的度量系统通用欧美标准？为什么国家出版法明文规定中国境内出版物一般不许印制中文繁体字？……---------------
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2)
---------------　　没有答案。没人问一句“为什么”。现在，忽然像是被人一把摁倒，我必须回答“中国人为什么画油画？”一个令人多么寒碜尴尬的问题啊！两年前，有位京城的国画理论家就隔着桌子正言厉色逼视我，质问过这句话（当然，他也穿一身西装），我好比受一记当头棒喝，哑口无言：是啊，我是中国人，我虚掷三十多年的性命画油画——我猜，恐怕没有哪位水墨画家会遇到同样的质问吧——但此刻我愿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
　　我不知道！（2002年4月27日）---------------
骄傲与劫难
---------------　　——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美院的领导
---------------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美院的老师(1)
---------------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岗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的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岗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俊、赵域、林岗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的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初访杜键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二十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不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天命”之年，面见二十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二十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十七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二十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上海人，中低音，与之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卧，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二十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美院的老师(2)
---------------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是冯法祀先生。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二十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先生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
美院的学生
---------------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八九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
美院的教学
---------------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惭愧，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同样的表格，重申我是男性、多大年龄、在什么单位、是什么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么？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口音：“要画一万张素描。”如今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黢黢，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大统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重要，“艺术”次要，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则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法国的大卫，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学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
　　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五十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方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老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院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狠好，狠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2003年10月15日) *访谈　　在我尝试过的写作方式中，最方便而适宜者，似乎便是“交谈”。交谈不能算写作，但可以填塞版面，收入书中——凡是访谈，我以为总要有针对，以下几组交谈，有相对聊天而整理成篇的，有对方给话题而书面回答的，内容当然浅薄无聊，只是实在不遇见什么妙谈趣事能使人忽然变得深刻而有聊。多年来，我屡次涉入这类无谓的琐谈，真是节节退步了。      ---------------
无知与有知(1)
---------------　　答《边缘》杂志许宏泉问（节录）
　　你提到研究中国文化，中国的艺术家要到国外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事。就说一个中国画家吧，我们能读到多少传统绘画的原作？
　　陈：你说呢？你看到多少？人家向沈从文说起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沈老很含蓄地说：“李泽厚看的东西还不够多，我愿意给他看点东西。”你要知道，很少有人够资格这样说话。这不是说沈先生看得很多很多，而是说，他深深知道眼界是认识的前提。
　　当我在谈论笔墨，就像吴冠中先生在说“笔墨等于零”，我们谈“四王”，谈董其昌，事实上，我们见过多少他们的原作，了解多少？整个学术话题都建立在一个没有视觉经验的前提上，从文本到文本，从而导致学术层面的肤浅。中国的博物馆和过去的宫廷收藏没什么区别，仍然是极少数人享受特权，只有官僚和体制内的专家们才有研究阅读的特权。很少陈列。所以，前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七十周年大展，参观的人那么多。正因为，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千年第一回啊！
　　陈：我前年在纽约买到一些“高仿真”手卷复制品，我就到处给人看，但我不让人家碰，因为都不会展开卷拢，我也是买来后恶补，才学会展卷。我发现绝大部分专业国画家都不会调弄手卷，他们都是画院、学院的专业画家，可是从小没碰过手卷，只看过粗劣的印刷品。
　　有一次我拿给侯一民先生看，他收藏不少真迹，还有好多手卷，连赵孟都有。你瞧，他看手卷就非常熟练，不是放桌上，而是双手捏拢着，很自然地展开、卷拢，一截一截看，他从小摸手卷。还有宋文治的公子，现江苏美术馆馆长，他也熟练极了，一边跟我们聊天说话，一边手上就刷刷展开卷拢，不当回事。
　　还有一个弱智问题，你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创作，《西藏组画》，“董其昌”、“八大”这一类书籍静物画，你认为这些作品当中，你最满意的呢？
　　陈：就是这些（墙上的）小时候画的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时间久远会给你一种回忆。
　　陈：不是“回忆”，而是对过去终于有了“认知”。我早忘了这些画，回国那年学校要给我办展览，我从老家找出这些画，和后来的画一起展览，看看我三十多年干些什么勾当——还是小时候画得好。
　　这正好是问题的另一面：一面，是我们这代太无知，我渴望知道更多，越多越好；另一面，如今我巴望无知——我小时候画那些画，其实什么也不知道，画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一笔一笔跟着走，完全像个白痴，这是画画最珍贵的状态。我对所有画家回顾展的早期作品格外留心，对所有流派发萌时期的东西格外留心。他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哪里去，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事情，可是他全心全意，整个儿掉在他做的事情里，像敦煌的画工，像《诗经》的作者，他可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太专心，太专注了。
　　关键是有生命力。
　　陈：其实是幼稚。但我喜欢这“幼稚”，就是老子的“若婴儿然”。
　　说来可悲：我们现在的学院教育，没有美术馆，没有东西看，那也不去说他，可是底下青苗一茬茬冒出来，十几岁孩子，正在最珍贵的生命状态，他无知，我们却要考他种种教条，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误导青年，在每个环节上细细误导。
　　今年我们学校招收研究生，不让导师出题，怕我们泄露，全部由学校统考，只让我们口试，我问孩子考什么，说是考文艺概论，什么文艺概论呢？王朝闻。王朝闻可以考——二十六年前我上美院考的就是王朝闻——可是校方又要我们口试时查问学生“对所学专业前沿知识”知道多少，要和他妈的世界接轨——你瞧，一边在考延安时代的王朝闻，一边在追究“前沿知识”：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和“前沿知识”！这就是今日的所谓“人文教育”！
　　我们在知识这一面被糟蹋了。糟蹋了，没关系，干脆是个傻子也挺好，可是却逼着你背诵王朝闻，背诵所谓“文艺概论”：普天下居然有所谓“文艺概论”？！我们的无知状态就是这样被糟蹋的。
　　我每年批研究生博士生的考卷，十分之七考卷，字都认不清，可是你说他不知道，他头头是道，什么“艺术视知觉”呀，什么“审美心理”呀；你说他知道，他跟糨糊似的……我出题很简单，比方说聊聊对你有影响的随便哪本书，结果有个考生说是《董存瑞的故事》，我批着卷子，真想找本《董存瑞的故事》恶补恶补。
　　有时我不想过分强调“我们没东西看”呀，“我们没知识”呀。不能过分强调——敦煌画家看过什么东西？希腊雕刻家看过什么东西？人家那条好性命没给糟蹋过，活泼无忌，这比知识要紧一万倍。
　　生命力可贵，无知可贵，可是中国的人文艺术教育不许你有知，也不许你无知。
　　经常看到你写的文章或发言，用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的话题来说，多少有点文人的忧患意识在里面，这种忧患意识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激情？
　　陈：会的，会影响的，我那点点可怜的有知状态已经影响我的创作。所以我现在不勉强自己画画。我希望归真返朴——有知回到无知，有法回到无法。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回不去，就撂挑子拉倒。大家说：丹青啊，别他妈写文章啦，要画画！我明白，知道越多对创造越不好，画家其实应该无知一点。芬奇跑去问拉斐尔，你画画时有思想吗？美男子拉斐尔说：“没有。一点思想也没有。”老芬奇深以为然。---------------
无知与有知(2)
---------------　　但你无知，不等于你没长眼睛。我看学生，在乎他“看到”没有。可是今天考生的眼珠子只看到考卷，看到考题。
　　至于“忧患意识”，也几乎是意识形态话语。忧患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忧患？范仲淹什么人？他是官员，是大儒。今天说忧患意识这句话，是可以被意识形态利用的。
　　我说话，写文章，只是性格如此。
　　前几天我们去美术馆采访赵文亮和杨雨澍老师，你刚刚走，后来在电话里你说了两句很经典的话：“文革”的时候他们对抗政治；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在对抗市场。
　　陈：“对抗”有点言重，不准确，他俩是“自外于”前三十年文艺极权，又“自外于”近二十年文艺的庸俗与功利。
　　现在像这样的艺术家已经没有了。
　　陈：有，死心眼儿画画的憨人一定有，但可能没有他俩画得好，坚持那么久，走得那么远。
　　除了他们绘画本身以外，他们的生存状态更让我们感动。对于他们的画，也有人批评，以为画得太老。
　　陈：“老”与“新”的纠缠，就是我们的无知：负面意义上的无知，因为混乱的“有知”而弄成无知。
　　你知道雷诺阿哪年死的吗？1919年死的。德加呢，1916年前后死的，莫奈1924年才死。可你知道他们还在诚实地延续印象派理想和画路，完成自己。可是1900年后，西方画坛已经很前卫了，后印象派接近尾声了，1907年立体派出来了，稍微早点，野兽派、达达派，都闹起来了……你能说雷诺阿他们过时吗？“太老”吗？
　　印象派最辉煌的时候是1860年到1886年左右，1886年后，他们散伙，再也没有办过集体展览。可是每个人又继续画了三四十年，画到死掉，周围全是他们弄不明白的年轻人和新画派，而新画派又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和鼓舞。毕加索马蒂斯从未说“马奈塞尚过时了”。
　　西方是每个阶段，每个人走完他自己的路。在生命的晚年，可能其他流派出现了，他们老了，但绝对不会因为突然新东西起来，就放弃自己一辈子追求，去跟新人，涂改自己，有这样的事情吗？只有中国才有。
　　杨雨澍、赵文亮，他们做一件事情，就做下去，因为他们画画不是为了做官，不是为了卖钱，他们就是喜欢。我觉得还可以更“老派”一点，再过时一点。中国这一百多年时新东西太多太快了，真的艺术家无视“时代”，去他妈时代，齐白石经历三个朝代，才不管什么时代不时代。文艺复兴算得灿烂伟大，可是达·芬奇痛恨他的时代，皱着眉毛，孤独得要命。海明威说：我从来不看活着的作家。你听杜尚说过什么“时代”这类话吗？
　　中国一百年来，整体看，除了个别人物，没有哪一代自我完成，一代也没有——要不给时代糟蹋，要不自己糟蹋。
　　所以我说，1949年以后的美术史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民间的有争议的代表，在这个空间，写美术史没有这两个人，这个美术史不全，因为他们有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一直在这画。
　　陈：他俩不在行政美术界之内，你在整个行政美术史找不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只有一个办法——重写美术史。上海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张爱玲、沈从文、胡兰成，在文学史里面吗？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里根本没有这几个人。可是行政文学史的许多大角色，出全集，几百万字，谁爱看？
　　黄宾虹早就说过要“画史重评”。可见，历来如此，中国很多的历史都是实用的，功利的。
　　陈：黄老的“画史重评”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他是“重看”历史，董其昌、石涛，都是重看美术史。艾略特说：“文学史每有新人新作，历史经典都要跟着重新动一动”，也是这意思。
　　你是不是也会有吴冠中先生“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那样的感喟呢？
　　陈：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鲁迅，没有齐白石，也很荒凉。现在鲁迅那样的妙人绝对没有了，齐白石也绝对没有了，哪来一百个？
　　但我明白吴先生的意思。就像我刚才说的，到了西方我发现每一个艺术家都很政治，就是说，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人格，都试图向这个世界叫喊。可是在中国，大家主动失声，装聋作哑。吴先生不是在说鲁迅，也不在说齐白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格哪里去了？我们的勇气和良知哪里去了？
　　你可能是画家中极少能理解吴冠中发言的人之一。吴先生也知道齐白石和鲁迅不具可比性。
　　陈：吴冠中一直是以艺术家方式在说话，他不是在说教。他说“形式决定内容”、“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不如一个鲁迅”,都是激奋之辞，是正话反说。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他要这么提问题？这些话背后的现实是什么？
　　我觉得吴冠中的意义可能并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独立的艺术思考，对抗主流。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人面对当下的美术现状和学术体制，你会是游离这种状态，随波逐流，处在边缘立场？还是会积极发言或努力去改变，做些什么？也像吴冠中先生那样激奋，有一种忧患意识？这可能也是文化人的本性吧！
　　陈：我不是文化人。我哪里读过什么书！吴冠中还是民国青年，还顺着“五四”余脉，可是“五四”的语境已经没有了。---------------
无知与有知(3)
---------------　　所以到我这一代人表达自己时，可能不会像吴先生，我对“使命感”，对所谓“忧患意识”，在表述时会不一样。你们可以认为我有忧患意识，我却可能有一种对“忧患意识”的“忧患”。
　　鲁迅早就讲过，到了你摇笔杆写点东西、说说话，已经说明你没用了。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
　　西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已经从二战前的道德语境走出来。他们清楚事情比我们了解的更复杂。西方人在启蒙时代以来大致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大众的启蒙者，可是两百年过去，知识分子进入另一种成熟。本雅明认识到“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就是成熟。知识分子经常是统治的合作者，所以部分知识分子的成熟体现为远离这种合作关系、权力关系。今日西方艺术家大致的自我定位是“多余的人”，他不对这个社会负责，美国很多艺术家从来不选举，他与权力划清界限。他用作品向社会说话，或者直接是言论。
　　中国暂时不能实行西方那样的言论制度，但空间比以往多了，我在这个空间里，至少有和你胡扯的一点自由，这是进步。
　　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可能是讲师，讲师到副高，然后多少教授。花钱买版在杂志上发表，这样才能过关。所以这些教授没有时间去上课，去关心学生。我采访过陈传席教授，他说有的学生半年还没见过老师一面。当然我们也很同情这些教授。你想，到了六十岁，还评不上教授怎么办呢？学生也是这样的，他们也很痛苦。你在美国呆了十八年，回来以后，你是否有过试图改变这些现状的想法。
　　陈：我不会天真到以为我能改变状况。教育体制荒谬，背后是巨大的现实：人口、就业、种种国情……所谓人文艺术只是摆设，应景。不能改变的，不然多少饭碗就砸了。课已经排好了，你几月几号几点在哪个房间教课，量化管理，行政规则，不能违背的，就像过去必须粮油管制一样。你在混饭吃，为了众人的饭碗，你得守规矩。
　　所以做不成什么事情。第一，我要什么学生，自己没法决定，我不要什么学生，也无法决定。这第一步，我已经彻底失败，其余根本谈不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有学生进来前全给教过了，不是被哪个老师教过，而是被那个大环境整治过了，被那个大语境熏了多少年了，跑进来，然后要我调弄。虽然他们可能是冲着我来学的，但这是个很别扭的过程。等于这件衣服做好了，要我来改这件衣服，我还不如重新做一件。
　　培养出一个大艺术家，培养出一个优秀美术工作者也很难。
　　陈：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学院到底跟艺术是什么关系？国外也有教条，也有体制……
　　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蔡国强、艾未未谁培养？未未老是逃学，谁教过他弄建筑？我对学院教育绝望，我对出人才一点不绝望。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要去游离，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最佳的生存状况是什么？
　　陈：没有一个“最佳生存状况”。美国、西方，都没有，能否“最佳”，还看个人。现在空间还是好多了，即便在体制里，我行我素还是办得到，你在学校里混，开心，不开心，看你争不争。我不想当官，不谋什么别的利益。我没有什么野心或欲望非要靠学校来给我弄到它。没有欲望就好办。我会愤怒，但我不苦恼。一切苦恼是因为你要争。
　　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你是继续留下去还是会再次离开？
　　陈：我会做个选择。我搭进去的是时间。
　　因为你毕竟还是个艺术家。
　　陈：我不是个艺术家也没关系。
　　对艺术，我相信你不可能无动于衷！
　　陈：那是我的私事。
　　那么，如果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做一回学生，你会怎么样以一个学生的立场感受这一切，比如学院的教学，学院的体制。
　　陈：我如果活在今天，还是一个十五六岁学生，死路一条。我痛恨上课，痛恨考试，痛恨一本正经，痛恨煞有介事。
　　那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会对学生怎么说？
　　陈：就像现在和你们说话一样。
　　就说对后学有什么忠告吧！
　　陈：我没有资格忠告别人。我非常矛盾，因为现实很矛盾——第一，我对考生说，好好啃外语，上大学，将来混饭吃，别做傻×，别学凡·高。你鼓励孩子对抗体制，你就害了他，他无法承受后果的。第二，上学归上学，但别把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太当真。
　　好在眼下除了学院，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你以为年轻人心里不明白吗？我遇见几位年轻人，比我孩子还小，一两句话就把今日的现实说出来。他们很明白，比我年轻时明白多了。我很注意听取年轻人的话。我瞧着他们怯生生地说，发现年轻人是我的老师。(2004年4月) *城市　　近时复读我对城市建设的议论，忽儿揣想怎样反驳它。城市建设，话题太大，在我参与的几次座谈中，不少建筑师与相关人士均有中肯专业的意见，而未见有人反驳我。其缘故，我猜，并非不屑于我的外行，实在是城市建设其实非关城市，非关建筑，而是权力的命题：权力无须理会批评，只管大踏步实行。数年来，我之所以对城市建设与教育体制持续叫嚣——二者都是权力的大纛，利益的阵营——是我深知这叫嚣无非是失败的哀鸣，其声调，有甚于真的失败。我愿接受城市建设的种种权力集团慷慨赏赐我话语权力的粉末，并眼看这粉末怎样在捣毁与建设的轰鸣中，灰飞烟灭，搅拌成尘。      ---------------
“有史以来”
---------------　　——南京明孝陵获世界申遗成功有感
　　本届嘉德拍卖行推出新发现晋人索靖真迹《出师颂》，昨去瞻拜，如幻似真。帖头“晋墨”二字传说宋高宗题识，正文后米南宫审定墨迹，墨色如新。此件真伪如何，我无知，只管看，才看片刻，有人簇拥一位老者走来，开口就说：
　　“给大家讲讲吧，权当是嘉德的售货员。”
　　好久好久不看见这样正宗的京城老者了，白发平头，语音朗朗，年纪总在八十上下，从前文史馆忽儿拉出去批斗、忽儿又请出来复职的，就多是这样笃厚的长辈。
　　长辈讲了一枝烟工夫，大意是说，这《出师颂》乃东晋边患朝廷出征的颂文，索靖的署名，恐怕不确，因那时没有报纸，好文章传抄成风，“洛阳纸贵”，就是抄的意思，这章草属西晋书风，和陆机《平复帖》等于是“哥们儿”，不会是唐宋人摹本。当年郭沫若说唐本《兰亭序》字体姿媚，不像晋人作风，所以郭老看见这帖，准会“一蹦三尺高”。说话间，郭老的某一位女儿果真走来，五十多岁，老人和她拉几句家常，随即给搀扶簇拥着，下楼去了。众人交头接耳：史树青，史树青。
　　我混在边上听，顾影自贱，觉得我是个文化瘪三。
　　回到家，南京电话，说是明孝陵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获准，是为大消息，叫我写几句——我又想起自己是个文化瘪三——写什么呢：热烈欢呼？坚决拥护？真的，也就这么两句老口号，搁在明孝陵这件事，绝对心里话。
　　前时阿城去扬州，我问他怎样，他说，和哪儿都一样啊。我虽自知问得愚蠢，但阿城懂历史，或可看出什么不一样吧。然而他说，不竖牌子，倒也罢，结果明明站在哪家发廊餐厅宾馆边，却见边角落竖一小碑，标明此地原是隋唐的哪里，又是宋元的何处，那感觉——索性引老哥们儿原话吧——等于给那小碑活活“操”了一回。
　　伟大首都总算遗存着不少货真价实的古迹，门首墙头必是嵌着小石牌，写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或“重点保护单位”之类，果然隆而重之，保而护之，大到长城故宫十三陵，小到潭柘寺戒台寺白塔寺，不许吐痰抽烟，不许大声喧哗，都对极了，都叫人肃然起敬。虽则庭园内外随处是官办的小卖部，民家的杂货摊，养许多就业人员、人员就业。这些年，国中办事的各种名堂、各种名目，越来越讲道理了。单说古迹保护吧，原有的“国家保护”，当然是“爱国主义”；新封“世界文化遗产”，无疑是“世界主义”；扬州的小碑，毕竟出于“尊重历史”的苦心，南京的明孝陵与世界接了轨，那可是“与时俱进”的豪情……
　　同时，全国上下天南地北是劈头盖脸地拆！
　　今岁初夏，三峡放水了，几年后泱泱乎一片，应了“高峡出平湖”的名句。地名怎么办呢，还得叫“三峡”。三峡可比朱元璋的明孝陵不知古老多少万万年，便是“有史以来”的“文物级”古迹，就有三百多项，虽尽数没顶，但仍在原处，申报不申报？
　　国中办事的许多名堂，许多名目，从来很讲道理的。据说，80年代中国有餐馆挂牌明示，有言在先：
　　“本店不打骂顾客。”
　　狠对！你若在店堂里好好吃着，忽然劈头盖脸打起来，请君莫怪，请君莫告：门首一定没挂“不打不骂”的牌。
　　人给打急了，会还手，以至拼命，文物呢，砖瓦木石不言语，只好任人拆。所以名士的故宅、前清的王府、租界的洋楼、先王的陵寝，赶紧申报，赶紧挂牌，县市批、省会批、国家批，世界批，登记在册，有言在先——我这才总算明白了，什么“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呀，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呀，其实就是一句话：
　　此处不许拆。(200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