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三字经:儿有梦心如铁 文武全才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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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不仅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军事家，他有抱负，有战略眼光，有很强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个心胸朗阔的男子汉。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无论从军事战略水平、战役组织实施能力，还是治国安邦的行政才干，乃至个人的战术水平，辛弃疾都足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中一流人才的行列，以至于有辛弃疾的传记作者说，如果南宋朝廷真的重用辛弃疾的话，那么宋金的历史将会改写。
慨然南渡幼安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可能是小时候身体不好，大人为祈盼他的健康而起的名、字），42岁时，为表达自己对农业劳动的重视，自号稼轩。他是山东济南历城人，南宋时，这里沦为金人统治区。
少年辛弃疾，常跟随祖父辛赞，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哪是古战场，哪里可成为用兵之凭借。学问上，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学，并称“辛党”。最终，辛弃疾率众起义，归宋抗金，而党怀英则留而事金，成为金朝的官员、文人领袖、书法大家。
1161年，22岁的辛弃疾，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率2000余众起义抗金，并投归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义军队伍，成为“掌书记”（类似于文字、机要秘书，或者参谋之类。）听从辛弃疾劝告、同时投归耿京的一个义端和尚，被敌人收买，从营中逃脱，而且还盗走了耿京的“节度使”大印。人是辛弃疾领来的，印是从辛弃疾这里偷走的，耿京欲杀辛弃疾，辛弃疾则告：给我3天，若不手擒义端，我甘愿就死。果然辛弃疾逮住了义端，义端央求免死，辛弃疾则手起刀落，提人头报耿京。此事让耿京更为器重辛弃疾，因为他确实是“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贼”的文武全才。在辛弃疾的力劝下，耿京决定归附南宋，受朝廷节制，一旦北方无法立足，即可全军调往宋境，成为南宋的正规军。辛弃疾起草章表，并与副统帅贾瑞一起潜入建康，得到赵构皇帝的“接见”，并立刻授予官衔，让他们速回山东传旨。
不想，在返回义军的路上，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耿京的副帅张安国被金人收买，杀害了耿京，投降了金国。已行至宋金边界的辛弃疾如为个人安危计，可以折返朝廷，做个小官。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只带了50人的亲兵卫队，纵马直入有5万人防守的金军大营，活擒了叛徒张安国，并招集了数千名不愿做叛徒的义军将士，慷然南渡，昼夜兼行，将叛徒张安国交付朝廷，明正刑典，斩首正法。当是时，辛弃疾年仅23岁，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为此，他再度受到高宗皇帝的接见，在朝堂之上，他力陈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代人洪迈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奋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此后，辛弃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仕宦生涯，先后做过地方签判、知州、安抚使、提刑以及京城的大理寺副卿等官，按现在的标准说，是从县长、市长、省长直到中央政府的副部长，都干过。为官任上，辛弃疾在各个岗位上干得都还不错，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其出色政绩略举如下：
1、恢复经济：
在滁州知州任上，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这个历经几次战祸，几成废墟的城市，建成“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的好地方，具体方法是免欠租、招民户、完善公共设施、减免商贩赋税、吸引商人进驻，很类似今天的开发区。
2、镇压农民起义：
在江西提点刑狱任上，他干了一票大事，扑灭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辛弃疾的做法是（非常天才，能够准确地找到要害并付诸实施），先观察分析出茶商军的战术优势是借助地形展开运动战，然后召集壮勇和熟悉当地地形的民兵，分头驻扎在茶商军的运动关节点上，茶商军的优势立刻消失，辛弃疾不失时机开始招降，在其领袖赖文政也无奈投降之时，辛弃疾确认已经大功告成，立刻将其处斩，茶商军终告覆灭。然后遣散不愿当兵的人回家，将愿意当兵者编入部队。朝廷耗时半年，用了近一万人的军队都没摆平的茶商军，在辛弃疾手上不到两个月便悉数剿灭，足见辛弃疾具有带兵打仗的军事才能。
此后，在湖南、福建安抚使的任上，辛弃疾还剿灭过多起地方骚乱。这些行为曾被现代研究者批评为镇压农民起义，如从现代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确实是这个性质。但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辛弃疾，除了效忠朝廷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3、打击恶霸、黑势力：
在以铁腕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辛弃疾给朝廷上书指出：农民之所以被逼为“盗”，全在于贪官污吏横行、盘剥太甚、赋役太重。所以，解决“盗贼蜂起”的根本办法，在于整肃吏治、轻徭薄赋。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干。在做地方官的任上，他打击黑恶势力绝不手软，甚至用“钓鱼执法”的手段，诱使一些没人敢惹的“兵痞”，“抢”了“贡品”，就地正法。最厉害的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时，他纵容属下的新建县令汪义和斩杀了一批违反赈灾法令、囤积居奇的不法商贩，其中竟有当朝郭皇后的侄子。这件事的责任，辛弃疾一人揽到头上，这也是他日后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创建地方军队：
湖南南部一带，素来就有“乡社”，以武力欺压乡民，阻止朝廷政令，乃至发起武装暴动。辛弃疾做了湖南安抚使后，经过深入调研，上书朝廷：按照各乡社及其统领的好坏，分门别类加以处理，不听话的取缔，听话的保留并且分割，隶属各县巡尉，然后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有威慑的军队——飞虎军，来对付不服管理的当地少数民族力量“蛮夷”诸部落。当时，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军队涣散虚弱、已经完全不可用，辛弃疾深知于此。在征得朝廷同意后，他立即行动，加班加点，建营房固垒，招兵买马。由于砖瓦缺少可能推迟工期，辛弃疾决定出钱购买，下令长沙城居民每家供瓦二十片，则可领100文钱，两天之内，20万片瓦凑齐；缺垒石，则无法驱使百姓了，辛弃疾调发当地囚徒去城北开凿，按照数量酌情赎罪，很短时间内垒石凑齐。辛弃疾为什么这样赶？因为他深知，朝中一定会有人说闲话，可能导致建立飞虎军的计划泡汤。果真，一道金字牌下达，让他立即停止工作。辛弃疾呢？他把令牌藏起来，就像啥事没有，继续监督工程进展。一切完毕，他才将组建飞虎军的经营过程、财务报表、飞虎军兵营的工程图纸等资料汇总，作为依据上交朝廷，用事实回答了朝廷不善意的质询。宋孝宗自然释怀。
辛弃疾的飞虎军虽然只有2500人，但由于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当时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的最强一支，不仅湖南一路赖之以安，也是长江沿岸重要的国防力量，金人忌惮而称之为“虎儿军”。
辛弃疾创立这支部队，直接的名义是镇慑当地的苗侗“蛮夷”，其深层动机也是想拥有一支部队作为北伐的根基。但辛弃疾调任他处后，这支军队的纪律逐渐松弛，后来朱熹帅湘时，将此军解散。
5、规划北伐战略：
辛弃疾这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收复北方被金人占领的故土，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慨然南归的。1163年5月，刚即位不久的宋孝宗有意北伐，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不想，因为种种原因，竟遭致了符离之败。这一年底，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宋适再度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之间恢复到高宗时的边界线一带，只是宋人给金人的“岁币”由25万减少到20万，宋对金国不再称“臣”，而称“叔”。这么一个本质上仍是屈辱的协议，竟让朝廷内的主和派欢欣鼓舞，一时间，主和派的舆论甚嚣尘上、占尽上风。
1165年，年仅26岁，官任江阴鉴判（相当于江阴县代理副县长）的辛弃疾，给孝宗皇帝上了一道一万多字的长篇奏章《美芹十论》，系统地提出了北伐主张，其要点如下：
（1）符离之败只是个偶然的挫折，不能因为这个小挫折而放弃北伐战略，不敢再战了。（这是常识，但如放在那时只能打胜仗，承受不了一点失败挫折的庸官当道的氛围中，说出这种大实话，还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2）客观分析了宋、金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指出北伐必胜的理由。他首先提出“形”与“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金人地盘广，财赋足，兵马多，只是“形”大而已，是表面现象，并不代表其真正的实力，即“势”强。金人虽然统治的土地辽阔，但人口多是宋朝遗民，在感情、信念上是怀念大宋的；他们的军队人数虽多，但兵源多来自占领区的各族人民，军心不齐，财赋又是从占领区人民那里搜刮来的，人民并不愿意，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民一定会抗捐抗税、起义响应。所以，只要宋朝君臣上下同心、坚持北伐，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时，主和派有种论调：历史上吴楚一地的南方人从来没有打败过中原北方人，所以，南宋只要能偏安一隅，就谢天谢地了。辛弃疾对此做了铿锵有力的批驳，说道：“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
辛弃疾的这段论述非常精彩。约九百年后，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用的也是同样的分析方法，指出日本是强国、先进的工业国；中国是弱国、落后的农业国。但那只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是得道多助，日本是失道寡助，只要中国人民利用辽阔的山河和敌人周旋下去，一定会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分析方法上，两人的思想水平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在于，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政治领袖，他有条件将正确的战略思想落实下去；而辛弃疾只是一介地方小官，当政的孝宗皇帝没有接受并落实这种正确战略的能力，所以，再正确的战略思想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3）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辛弃疾是从北方过来的人，对全国的军事布防形势比较了解，他知道，金朝的三个重点防御方向是关中、洛阳、开封，而针对这三个方向，宋军也是以重兵分别布防在川陕（今陕西秦岭一线）、荆襄（今湖北襄樊、武汉一带）、两淮（今安徽沿淮河一线）。辛弃疾提出的北伐方案是：在川陕、荆襄、两淮三个方向上明面上屯积重兵、虚张声势，声称要从这三个方向上挥师北伐。但实际上，集结起一只五万人左右的精兵，走海路从山东半岛登陆，山东是金人防御的空虚地带，宋军可迅速拿下山东，并直接威胁金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燕京（今北京）地区，如此，金人必然要从川陕、荆襄、两淮抽调兵力回防，这时，宋军再全线北上，便何光复失地，重整河山。
据笔者之阅读范围之所见，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他的这一构想，确实有出奇制胜之处，很富军事天才，他自己说这与当年楚汉战争时韩信绕过中原、直取齐地，有异曲同工之效。只可惜没有英明的君主来支持实施这一方案。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无论从军事战略水平、战役组织实施能力，还是治国安邦的行政才干，乃至个人的战术水平，辛弃疾都足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中一流人才的行列，以至于有辛弃疾的传记作者说，如果南宋朝廷真的重用辛弃疾的话，那么宋金的历史将会改写。
历史没改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辛弃疾不仅没被重用，还被罢官。1182年（宋淳熙九年）九日，辛弃疾被罢官，回到信州带湖（今江西上饶市北门乡龙牙亭）闲居，这一闲，就是十年，从43岁—53岁，最为黄金的十年，就在乡间闲居中流逝了。
他被贬官的原因很多，好理解：服从朝廷命令，积极镇压农民起义，一部分老百姓憎恨他；打击贪官污吏、恶霸兵痞、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部分官僚忌恨他；斩杀不法的皇亲国戚、得罪了皇后，宫里也饶不了他。除了被贬官外，还能有别的下场吗？
不过，也正是在带湖闲居期间，他在距带湖不远的鹅湖（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人的友谊和诗篇。史可法纪念舘高中时读清代文史学家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深为史可法的忠烈和气节所折服。来到扬州，史可法纪念馆是不能不去的。史可法纪念馆在扬州老城北的广储门外。从史公桥南桥头向西拐，沿护城河行约一、二十步，过一座小石桥，就是纪念舘的大门。纪念舘大门内，两旁各有一棵需两人合抱的古银杏树，枝叶繁茂，绿云如盖，使得舘内整个庭院充滿肃穆宁静的气氛。庭院正北为“享堂”。堂前隶书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为清代诗人张尔荩所撰。堂中供奉史可法雕像，上悬“气壮山河”匾额，据说是国民党一级上将何应钦所题。四周陈列着明代扬州城池图、史可法的画像、1997年重修墓冢时清理出的史可法所遗玉带片。还有一篇简介，介绍当年史可法据守扬州的局势和就义经过。其大意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马士英、阮大铖等拥立福王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弘光帝昏庸，马、阮专权，时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因曾反对拥立福王，遭到排挤，被迫自请出京，督师扬州，协调淮、扬四镇，构成江北防线，抵御清兵。面对外族入侵，南明权臣与地方势力却置国家存亡于不顾，仍在争权夺位。顺治二年三月，镇守武汉的左良玉要“清君侧，除马阮”，率数十万兵力东下。而马士英“宁死于清，不死于左”，尽撤江防之兵应战。致使清兵乘虚而入，十万大军进逼扬州城下。史可法血书请救，朝廷不予回应；传檄治下，仅得兵四千。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亲率部属登城据守，决心与城共存亡。围城期间，清将多铎多次劝降，均被严词拒绝。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城陷遇害。享堂东壁嵌有一方摹石，为四月二十一日城陷之前史可法家书手迹。家书真实地流露出史可法临难之时对政局和时局的痛心与无奈，以及殉节赴死的决心：“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断决也。”字字滴血，令人酸楚。享堂之后为墓园。墓园规模不大，营造朴素，砖砌牌坊之后，几步之外即为墓冢，条石祭桌，青石墓碑，上镌：“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之墓”。墓冢依地势座北朝南，三面围墙，石砌台基，堆土为丘。墓冢实为衣冠冢。史可法被害后，清兵屠城十日，第十一日义子史德威为其收尸，因城内遗骸堆积如山，且天热腐变，无法辨认，只得在一年后，以其冠带袍笏，按其遗愿，葬于梅花岭下。墓园西侧为史公祠。祠堂正中，砖砌台基上安放木雕神龛，供奉着史可法肖像，红袍乌纱，凛然正坐。神龛上方为杜平将军手书“亮节孤忠”横匾。两侧设诸多抵抗清军而死难的将士神位。东壁挂有史可法生平年表，西壁为清代全祖望所撰名篇《梅花岭记》，其下橱中是《史忠正文集》、《扬州十日记》等文献资料。《扬州十日记》所载城中百姓残遭杀戮、生灵凃炭的悲惨情景，令人唏嘘不止。墓园后即为梅花岭，当年史可法抗清誓师之地。原为疏浚护城河所挖淤泥堆成的阜丘，现仅有几米高，虽植有竹木花卉，但梅花并无几株。梅花岭东侧建有梅花仙舘，里面布置着介绍史可法生平事迹的文字、图画。其中有两个故事，足以启迪后人：一是史可法二十岁时回原籍顺天府大兴县参加科举考试，寄居在一座古廟中。在一个风雪之夜，史可法草成一篇文章后，伏案而卧。东林党首领、时为顺天府学政的左光斗入寺避风雪，读过所作文章之后，大为赏识，解下貂裘盖在他身上，掩上房门悄然离开。询问寺僧后，知道了史可法的名字。此后史可法受到左光斗的提携，顺利步入仕途。另一个是左光斗希望史可法能继己之志，为国家成就大事，当他被魏忠贤诬陷入狱，受尽酷刑，将被处死之际，史可法买通狱卒，扮作打扫卫生的杂役前来探望，左光斗怕他受牵连遇害，而大骂他“轻身而昧大义”，将他赶走。史可法受如此清正刚毅的恩师言传身教，其后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举动，绝非偶然。梅花岭北为遗墨厅，四壁悬挂史可法书写的条幅楹联，柜中陈列着著名的《复多尔衮书》、就义前分别写给母亲、夫人、叔父堂兄弟、义子史德威、清将多铎的五封遗书。条幅楹联为行书和草书，其笔锋墨韵，气遏行云，势如流水。其内容，古韵高雅，清风亮节，“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古砚不容留宿墨，旧瓶随意插新花”、“千里过师从席枕，一生报国托文章”，非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和高尚情操，难以拟撰。《复多尔衮书》，深寓《春秋》大义，不卑不亢。五封遗书中，以给其夫人的遗书，最为感人：“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生离死别，即令是鬼神，也会为之泣下。长期以来，对史可法的仰慕之情，全部来源于《梅花岭记》中全祖望的描述，近年偶闻坊间对史可法有些微词，一时难以理解，也一时难以搞清原委。今天，参观完纪念舘，阅读了其中大部分资料，了解了当时的时局，心中有了清晰的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明朝末年，政权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建在南京的弘光小朝廷，皇帝昏馈无能，权臣飞扬跋扈，武将拥兵自重，灭亡也只是早晚的事。而接受了华夏文化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雄才大略，取而代之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再为南明政权卖命，确是不值，说是愚忠也不无道理。然而，清兵入关对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来说，毕竟是外族入侵，毕竟是野蛮对文明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军民抵抗清兵，无可非议的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维护的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文明。清兵入关，在各地推行圈地、占房、投充、捕逃、剃发、易服政策，就是这种游牧民族野蛮性的表现，它给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至于说滿清政权建立后，放弃本民族的落后文化，接受中华民族的进步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又增添了光彩，那是后话，并不能掩盖其初期的侵略和野蛮。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调换时空，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现代人的历史高度去苛求古人。儒学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身为南明重臣的史可法，在明知自己回天无力，又受弘光帝怀疑、奸臣排挤，仍然忠于明朝政权，不肯投降，以死殉节，正是在遵照这样的准则和标准，严格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实现着自己的道德追求。其所作所为无可厚非的是忠孝节义之举，为人所称颂是理所当然的。时代不同，道德标准不同，忠孝节义内容也不会相同。但是，忠孝节义的概念和精神却是永远存在的。史可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面对外族入侵，英勇抵抗，并不惧刀斧，将一腔碧血洒在扬州城下，这样的英雄气慨，这样的忠烈气节，是永恒不朽的，永远值得人们崇敬、景仰、追慕。资料介绍，史可法死后，清王朝为笼络人心，曾为其建祠，乾隆41年更追加谥号为“忠正”，并于墓西侧重新建祠，咸丰年间毁于兵燹，同治九年（1870）又重建，民国时期两度维修。“文化大革命”中墓冢曾被夷平，1979年修复。扬州游后，特意记录史公祠冢毁建的过程，意在告诫后代子孙，善待史公，善待其墓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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