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观经济钥匙打开宏观问题之门

⊙史晨昱

出乎许多媒体人的预料，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三位得主，分别是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仔细观察这三位的学术倾向，他们虽有差别，但其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力求实现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的融合，强调宏观分析方法的微观基础。他们的学术贡献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多方面影响。

传统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对总量特征作宏观分析，不太注意宏观经济现象内部蕴涵的微观基础，致使宏观与微观经济研究容易出现脱节。但在上世纪30年代，拉姆齐在一定假设前提下建立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拉姆齐给出的模型中，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的。可惜拉姆齐的这一建模思想和研究方法被湮没了30多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

而做出这一“发现”的是年仅25岁的戴蒙德。1965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在这篇文章中，他在拉姆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模型。正是这个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研究方法，一举奠定了戴蒙德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标杆地位。

在拉姆齐模型看来，经济中的个体都是彼此毫无差别的标准个体，他们具有无限的寿命，拥有完全相同的理性行为，在永恒的无限生命期界中，依照相同的经济决策方式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不考虑年龄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即所有人的经济决策都被视为无差别。而在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仅具有有限的生命，随着年老一代的逝去，新的人口在不断进入经济生活，在相同的时点上，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生活，不仅同一代人存在经济联系，而且不同代际的人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交往。他们的消费、储蓄、投资等所有经济选择，由于身处不同代际（即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不同代际的人之间的交往规律不尽相同，因此整个经济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由此可见，世代交叠模型考虑到了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群体纳入分析框架，其分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容易解释和研究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经济行为差异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真正实现了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个体行为的融合。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被扩展应用于通货膨胀、收入分配、养老保险、公共财政、消费决策、帕累托效率等研究领域。这是戴蒙德的贡献之处。

而本次得奖的另外两位学者，戴尔·莫滕森是最早从微观观点出发构建失业决定模型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影响了皮萨里季斯。这两位是长期的学术合作者，这也使得后者也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学术上看，失业理论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力图解释的难题。该理论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劳动者能够理性地选择放弃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机会并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未来出现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劳动者放弃或接受新工作提议呢？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认为，当工人异质性和工作的异质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时，每个工人和工作应该被看作独特的，就业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搜寻匹配过程进行的。

他们两位确立了基准的搜寻匹配模型。他们发现，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发布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

搜寻模型客观上更真实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特征——通常没有集中的瓦尔拉斯撮合者，交易通过各方花费时间和精力实现，而且并不总能达成匹配。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多种摩擦因素。搜寻匹配模型将交易过程用摩擦的形式加以衡量，更具有直观性，并且搜寻匹配模型具有微观基础：交易双方都在谋求各自最大化的利益（效应或者利润最大化）。

该模型现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准模型，时常被称为教科书的均衡失业模型。由于基于搜寻匹配的一般均衡失业模型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搜寻匹配理论越来越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重视。而且搜寻匹配理论不仅在劳动力经济学得到普遍应用，在货币经济学、婚姻市场和金融市场等都得到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