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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修改文章的故事

古今写作大师都很重视文章的修改。吕叔湘说：“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曾经修改他们的作品三遍五遍乃至十几遍才定稿。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21文章修改的重要性，已经为许多人的写作实践所证明，许多大家的名作都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左思呕心沥血，10年写成《三都赋》，使洛阳为之纸贵。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作过多次修改，涉及内容变动达上千处，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正是有了对《围城》的精心琢磨，才使得这部作品总体上日趋精致，最终导致了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要修改文稿是多么困难的事，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把那些多卷本的长篇修改了多遍以至十数遍，丝毫不亚于构思起草时对作品的生命投入。没有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也难怪他们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文豪。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当宰相后，决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了官。他在京城闭居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扬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令江苏省南京市），路过于京口（令江苏省镇江市）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时，船靠码头，不再走了。他站在船头上，极目西望，但见青山隐隐，江水滔滔，春风绿野，皓月当空，触景生情，更加怀念起金陵钟山（又名紫金山）的亲人来了。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略一思索，就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了突出他反复推敲来之不易的那个“绿”字，王安石特地把“绿”写得稍大一些，显得十分醒目。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全诗都活了。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他为例。

                               “怕后生笑我”

         夜深了，欧阳修伏案灯下，专心致志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夫人打趣说：“你又不是小学生，还这么认真地改文章，难道怕先生责怪吗？”欧阳修说：“我写文章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这样认真修改，是担心文章里还有什么毛病，怕后生笑我啊！”

                                 动“大刀”

         刘绍棠的长篇小说《地火》定稿时有50万字。当时，许多出版社争着向他索稿，可是刘绍棠却迟迟没有交稿，他说：“再删一回，争取更少浪费一点国家的纸张、工人的劳动、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在此后两次大的修改中，他忍痛割爱，竟删去了20万字。

                                “一行”和“九行”

         一天，法国作家莫泊桑带着一篇新写的短篇小说去请教福楼拜，他发现福楼拜桌上有厚厚的一叠文稿，而且每页都只写一行，其余九行都是空白。莫泊桑问：“您这样不是太浪费纸了吗？”福楼拜笑了笑说：“亲爱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一张纸上只写第一行，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莫泊桑听了，立即告辞，赶紧回家修改自己的小说去了。

                                      删

         鲁迅先生有一次给北大学生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删”字，并且对学生说：“你们问我写文章有什么秘诀，我也说不出，要说经验，略有一点，这个‘删’字就是 从我的经验中归纳出来的.”

                           二百行和二十一行

          俄国杰出的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对自己的作品总是不断地加工修改，直到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形象生动为止。例如，他的寓言《杜鹃和雄鸡》的草稿有二百多行，而后来发表的这篇作品却只有二十一行。

                            改了二十遍

           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这部小说从起草到定稿发表，前后用了十年时间，仅对主人公玛丝洛娃的肖像描写，作者就修改了有20次之多。第一稿把玛丝洛娃写成一个“丑陋的黑发女人。她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她那个扁塌的鼻子.”定稿时改成“她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虽然浮肿，却仍旧放光……跟那惨白的脸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这样就把女主人公美好而又饱受摧残的形象，鲜明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各国作家锤炼语言的故事

秦牧

有人写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作家们的故事，但是，可惜没有人写一本谈论各国作家学习语言的故事专集。如果有，那将是一部很精彩而且很巨大的书。因为各国作家，那些比较优秀和成熟的，总是在语言的雄关之前，经过一番苦战，打退了“艰涩”“贫乏”“粗疏”“单调”“繁冗”“平板”等等拦路“强人”，杀出关去，才能够跨上阳关大道，进入荡荡平川。那些杀不退拦路“强人”的，就栽个筋斗，翻下马来，困死在“语言关”前，或者拨马转身，落荒而逃。

这里写的自然是一个借助于形象的比喻。它无非想说明：几乎所有比较成熟的作家，都非得在学习、锻炼语言上痛下功夫不可，不然，就不可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的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广泛流传，有些人对自己的努力保持缄默，因而人们不大知道罢了。

我国历代著名作家中，艰苦学习语言的故事非常之多。以诗歌通俗、精彩著称的白居易，不但经常和老婆婆们谈话，摄取口语入诗，还经常把自己的诗读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问她们听懂没有，听得懂的，就誊录下来；听不懂的，就加以修改。由于经常吟咏，他有时甚至把嘴唇皮也磨破了，生了口疮。苏东坡也是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访问乡亲父老，和各方面的人物广泛接触，听人聊家常，谈掌故，从这些交往活动和勤奋学习中丰富自己的写作材料，提高自己的语言艺术。

唐代的李贺经常背着个破旧的锦囊，骑驴出门，听人谈话，观赏风景，吟诵诗句，随时把想到的好句子记在纸条上，投入锦囊中；回家后再在油灯下逐条整理，作为精心构思完整诗篇的材料。和这相映成趣的，是宋代的诗人梅尧臣，外出游玩和访亲会友时，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号称“诗袋”的布袋，见到什么新鲜的事情或美丽的风景，吟咏得句或成诗的时候，就把写好的投入袋中。

王安石写过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那个“绿”字，使全诗增色不少。而这个字眼，并非妙手偶得，而是经过再三吟哦，选用过“到”、“过”、“入”、“满”等字，都觉得不够理想，一想再想，最后才选定的。在中国，这个故事和“推敲”的故事，“一字师”（旧时代好些人认为对于能够改动自己诗文中的一个字，使句子贴切精彩起来的人，就值得拜之为师）的故事等等，向来为历代文学界的人物所津津乐道。

从小注意各种各样人物的性格语言，后来写成了辉煌巨著的曹雪芹；在大路旁摆着茶烟，供过路人享用，并请各人讲一则鬼魅狐妖的故事（大抵是借以讽喻现实生活之作），后来写成了名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们学习语言的事迹，同样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在俄国，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这些作家，辛勤学习语言，锻炼语言的故事，是广为人们所传诵的。

普希金从小就向奶奶学习语言，还常到附近市集去，听瞎子们唱各种歌谣。在写作上，他高度注意用词的精炼。因此，他的作品，被人认为很好地发展了俄罗斯语言。

屠格涅夫由于在锤炼语言和描写清晰优美等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散文中的普希金”。他热爱自己的“父母语”，曾专门写了一篇散文诗歌颂俄罗斯的语言。他在锤炼语言方面的认真程度，只要看下面这桩事情就可以想见一斑了。他曾经置备过笔记簿，记录着他所想象的小说《父与子》中主人公巴扎洛夫的谈话；而这样的记录簿又是仅供自己参考，以加强对人物的塑造和对语言的提炼的，并非准备发表。

托尔斯泰不仅常常和各阶层的人物接触，听取他们的谈话，写语言笔记，在他成为作家之后，还常常在笔记本上作组词造句的练习。他遗下的笔记本，研究者们对着那些没有逻辑联系，既不像日记，又不像作品草稿和普通记事的东西，感到莫名其妙。最后多方探索，才了解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一个达到那样成就的作家，还练习写着这样的词语：“她比不了他，大大地比不了，谁比得了，谁也不能和他相比──谁也比不了的人──后悔──没有后悔，是后悔的时候了，后悔莫及，后悔得连东西都不愿吃了……吃斋，吃斋吃够，已经斋戒第二年了，我已经斋戒完了，斋戒到期了，因吃斋瘦得像一条线……”他以写这样的东西作为塑造人物和描述事件的语言准备，苦功下得多么惊人啊！托尔斯泰为了使语言在状物写照时更加生动传神，甚至常常修改一二十遍以上。

契诃夫除了和各方面的人物广泛接触，听取他们的语言外，还常常写下记录这些语言的笔记。这种簿子，后来遗下了十大本，人们发现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曾被采用到作品之中。这真是“台上一见，台下三年”了。契诃夫还有一个本子，专门记他平日想到的美妙的形容词语，以备不时之需。契诃夫为了写专制制度下的牺牲者，曾经到流放犯云集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居住过三个月，把他和大量流放犯、移民的谈话记录在许多卡片上，作为写作小说的参考。

高尔基在语言上下过很大的苦功。年轻时他曾经为自己掌握语言不够熟练而深深苦恼，后来，经过丰富的实践和辛勤的学习，终于克服了困难。在高尔基论文学的许多著作中，除了专门谈论语言的篇章外，还在其他的篇章也不断阐释了语言的重要性。他对于本国和外国的一些语言大师都十分折服。“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这句话就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号召：“为了语言的纯洁性、为了语言的含义的准确性、为了语言的敏锐性而斗争，也就是为文化的武器而斗争。”

在英国，莎士比亚作品中不同单词的丰富为英国作家之冠。据统计有一万六七千个之多。这是他大量地采用各种人物的口语的结果。有些翻译家甚至觉得他的好些语言太粗野了，却不知道这些活泼生动的语言为他的作品增添了很多情趣和活力。

英国诗人拜伦，锤炼语言、写作诗篇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常常把已经交付出版商的稿件要了回来，重新修改，不断补充。直到付印前的顷刻，不最后定稿不行了，才被迫停止修改的活动。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少年时代就曾经在下层社会和监狱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长大从事文学创作以后，仍然保持着经常跟人多方接触，倾听人们谈话，摄取材料和语言的习惯。他经常上午写作，下午散步和骑马，晚上在街上到处游荡，看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看到衣衫褴褛的人，就跟着他们走，一直穿过几条小巷，听他们的谈话；跟踪进入下等的公寓和旅馆，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常同学徒们谈话，在马车站徘徊，逛马戏场和游乐园，目的并不在于娱乐，而是倾听人们的谈话；他调查监狱，设法同将受绞刑的囚犯晤谈。这一切活动都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就是扩大感性知识和吸收各种各样的语言。

在法国，左拉常常深入到下层社会和各种人物谈话。他到酒吧间去听舞女卖唱，在街头看妓女与警察打架；到各个角落，和泥水匠、链条工人、铁钉工人、洗衣妇攀谈；他也在商店里看店员和顾客们如何讨价还价；住进矿工小屋，和矿工一齐喝酒；他到火车上去，了解车上发生的故事；到荒凉的旧战场上，访寻战争的遗迹和线索……

法国作家中，福楼拜在写作上以严谨著称，他平均每历五年才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字斟句酌，有时一星期只能写成两页原稿。福楼拜对于语言的要求异常严格。他的描写格言是：“世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双相同的手掌，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福楼拜曾经在文学创作上指导过莫泊桑。他告诉莫泊桑说：“要确切地描写事物，应该做到准确地用一个名词来作为称呼，用一个动词来标志动作，用一个形容词加以形容。因此，应该设法从无数的单词中选择这个名词，这个动词和这个形容词，而决不满足于找个近似的来应用，决不应该蒙混。即使是高明的蒙混手法也不该采取，不要利用语言的戏法来逃避困难。”

在美国，杰克·伦敦的房间里，不论是窗帘、橱柜、床头、镜子，到处都挂着一串串的小纸片，形成了奇怪的装饰。原来这些东西是杰克·伦敦写作的参考资料。每片纸上都写着各种词儿、生动的譬喻和有用的资料。这个下层社会出身的作家把纸片挂在房间的各个部位，是为了在睡觉、穿衣、刮脸、踱步时，随时都能看到，以便记诵。杰克·伦敦为了深入了解英国贫苦者的生活，有一次特地远渡重洋到伦敦去，换上流浪汉的衣服，在衣角缝上一个英镑以备不时之需，然后混入东伦敦的贫民区去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和贫困潦倒的最下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

以文笔简洁清新著称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不止一次地说：“我要学习写作，当个学徒，一直到死。”他每一页稿纸只写九十个字，以便留出大量空隙，不断修改、加工。他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经常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意思。”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当代生动活泼、刚健清新的口语，又是这个要素的最基本的成分（平时口头不说的若干书面语只是次要的成分）。因此，口语掌握得好，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口语的力量，还可以举出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著名的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姆非常重视搜集词语。他小时很受后母的虐待，后母经常折磨他，咒骂他。每天晚上，他悄悄躲在偏僻的角落里，一边流泪一边把从后母嘴上吐出的刻毒词语记下来，日积月累，记下了一大本。阿莱姆就把这一堆骂人的词语按字母顺序，编了一本小词典，命名为“后母娘的词汇”。他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某些人物恶毒咒骂和尖酸刻薄的语言时，就从他后母娘的词汇里加以引用。

上面列举若干国家的若干作家学习语言、锤炼语言的故事，随便谈谈，就已经写了好几千字。我已经说过，如果有人详尽地搜集这些材料，那是尽可以编成一本大书的。叙述这些故事，目的当然不是在于“聊资谈助”，而是想从这些故事中引出规律性的道理来。寄寓于这些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不想从事文学工作则已，否则，一定得高度重视学习语言，锤炼语言，这个“语言关”过不好，就别想写出精彩动人的文学作品。自然，文学创作不仅仅依靠语言这个因素，还有思想性、生活素材等等，但是，如果一个人其他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语言的因素偏偏掌握不好，仍然是难以创作的。

如果说，大批卓越的作家在他们成熟之年，写作时尚且对语言这样的高度重视，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那么初学写作者如果对语言粗疏马虎，掉以轻心的话，又怎能写出精彩的作品来呢！

高度重视运用语言的卓越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仅有重大的文学价值，而且往往对于发展他们的民族语言作出了贡献。如曹雪芹、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之于中国语言，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于俄罗斯语言，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之于德国语言，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之于法国语言，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之于英国语言，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之于西班牙语言，但丁等人的作品之于意大利语言，都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阅读指要

这篇文章讲述了我国古代作家以及外国作家学习语言、锤炼语言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从事文学工作，一定得高度重视语言；卓越的大作家尚且对语言反复推敲，一丝不苟，初学写作者怎么能对语言掉以轻心！阅读本文，不妨把这些故事摘录在笔记本上。在写作中，向大作家学习，努力学习语言、锤炼语言。

你和你的同学有学习语言、锤炼语言的故事吗？不妨搜集起来，编一本《学步集》，放在班上展示。

所谓写作，在某种意味上说，真等于母亲生产小孩。我们肚里虽有许多的思想感情，如果那思想感情未曾成熟，犹之胎儿发育未全，即使勉强生了下来，也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东西。文章的题目不论由于教师命题，或由于自己的感触，要之只不过是基本的胚种，我们要把这胚种多方培育，使之发达，或从经验中收得肥料，或从书册上吸取阳光，或从朋友谈话中供给水分，行住坐卧都关心于胚种的完成。如果是记事文，应把那要记的事物从各方面详加观察。如果是叙事文，应把那要叙的事件的经过逐一考查。如果是议论文，应寻出确切的理由，再从各方面引了例证，加以证明，使所立的断案坚牢不倒。归结一句话，对于题目，客观地须有确实丰富的知识（记叙文），主观地须有自己的见解与感触（议论文、感想文）。把这些知识或见解与感触打成一片，结为一团，这就是“写作些甚么”问题中的“甚么”了。

（选自叶圣陶《关于国文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