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女孩适合结婚:擂鼓墩的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64件,(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1983年1月6~9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80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编钟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 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玉佩
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全长48厘米,宽 8.3厘米,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4个圆环、半圆环或方扣连接而成。其中有 4个银挺玉插入,拆卸银挺玉之后便成为 5块长度不同、环片多少不等的连环玉佩。折叠起来便形成一块玉团状。第1块玉有二片二环,第2块玉有三片六环,第3块小玉仅有二环,第4块玉有三片四环,第5 块玉有五片六环。其它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国宝一编钟
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 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 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 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 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 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 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国宝三编磬
通高109、宽215厘米。 青铜错金磬架,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两根圆杆作横梁,呈单面双层结构。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顶两处与横梁榫接。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以串钩挂磬。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 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异,分为两层四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边32.4、鼓下边27.5、股博13.5、股上边22.3、股下边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边7.6、鼓下边6、股博5.7、股上边6.6、股下边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兽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为墨书)编号和乐律铭文,计708字,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经复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十二半音齐备。音色清脆,独具特色。同出有铭磬匣3具,彩绘磬槌两件。演奏时,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跽地而击。国宝四鹿角立鹤
通高143.5、鹤高110厘米。 鹤长喙上翘呈钩状,引颈昂首伫立,两翅展开作轻拍状。拱背,垂尾。鹤首两侧插有两支铜质鹿角形枝杈。鹤的头、颈和鹿角上有错金几何纹饰,其它部位有铸成和镶嵌的云龙纹。 此器造型别致,是一件独具风格的青铜工艺精品。鹤和鹿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鹤头,将二者置于一身,可称之为“瑞鹤”。古人把仙人乘车叫“鹤驭”、“鹤驾”。此器出于墓主人棺侧,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国宝五大尊缶
通高124.5、口径48.4、足径69厘米,重327.5千克。 尊缶为古代盛酒器,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称“酒器之王”。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花纹花式统一,线条整齐划一。大尊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国宝六联禁铜壶
左:通高99、口径33.8、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106公斤 右:通高99、口径32.6、盖罩径53、底径40.6厘米重99公斤 铜禁长117.5、宽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 壶为敞口,厚方唇,长颈,圆鼓腹,圈足。壶盖有衔环蛇形钮,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后足蹬地。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 铜禁出土不多,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国宝七青铜冰鉴
通高61.5、边长62厘米 重170公斤。 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勾连纹和蕉叶纹等,并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时出土两件,造型、纹饰、大小均同。国宝八云纹金盏(含金漏匙)
盏通高11、口径15.1厘米 重2156克 匙长13厘米 重56.45克 直口,方唇,浅腹,平底。三个凤首形矮足。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环耳。盖略大于盏口,盖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外卡。盖顶有一个圆形捉手。盖面和盏口下饰云纹、绹纹、勾连雷纹、蟠螭纹等。盏内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圆身,器身镂空变形龙纹。 至迟到商代时,我国就出现黄金制品,但多为一些片饰。而此盏是仿铜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国宝九龙凤玉挂饰
挂饰整体为一条大龙。全器用5块玉料、1个玉环和一根玉锁钉雕成可以活动卷折的16节。采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技雕成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并饰有谷纹、云纹、斜线纹。出土时这件玉饰置于墓主头部,可能为冠上的玉缨(帽带).其特色之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例:第二节玉璧上的云纹,是采用压地手法,璧的四周攀附四龙,这种形制是到战国晚期才广为采用的;第十一节雕成三条蟠龙相连的玉佩状,龙身为"S"形,是春秋后期在中原开始流行的玉佩造型,十六节玉饰却巧妙地把它们用在一条大龙身上;第十二及十三节的玉饰,分别由双首相向和双首相背的蟠龙构成,每条龙身上各刻有一条龙;第十五节玉饰的两端,分别刻有立凤和凤鸟衔蛇图案,这种图案是南方楚艺术品中常见的题材,在漆器等绘画品中屡有发现。一个距今2450多年的人,他死后给世人留下无价之宝
多年前,在随州城郊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从此昭然天下。破解“褐色之谜”
说起27年前的往事,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时任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的谭维四教授激动不已:“那真是一波三折、千钧一发呀!”
那是1978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
“谭队长,长途电话,襄阳地区(今襄樊市)文博馆有急事找你。”门卫一声大喊,谭维四教授心里一惊:以他的经验,深夜来长途,要么是文物出现险情,要么是报告极其重要的发现。
电话是襄阳地区文博馆王少泉打来的:“随县(今随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驻军某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褐色土层下面到底是什么呢?
谭维四一听,急切地回复:“赶快停止施工,保护现场,立即向地委报告,我随后即到。”3月10日,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成立。19日,谭维四连同两名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直到此时,时任雷达修理所副所长的王家贵,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省里来了行家,他的推断得到了重视。
早在1977年10月底,王家贵就怀疑这里“大有文章”。发现土质异常后,爱好考古的他立即意识到地下可能有“大宝贝”。县里派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去看现场,因缺乏考古意识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施工继续进行。
1978年春,民工开始用爆破式的方法开采墓地。一些民工突然发现,在开挖过程中,挖出了大量不规则多边形青石板。1月30日,修理所再次将这一特殊情况报告随县文化馆,馆里派来的一位同志再次查看现场后得出结论:不是古墓,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次遭否定,却没有解除修理所几位负责人的疑虑。
2月21日,又一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推土机推去了褐色土层后,工地出现了一些麻灰色的碎石块,继而又挖出了一块石板。
“石板是人工加工!此处必为古墓无疑!”修理所所长郑国贤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随县县委汇报。
此次,县里派出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来到现场,懂考古学的王副馆长初步判定是座古墓,遂向原襄阳地区文博馆报告。
“听他们讲这些经过,当时简直入了迷。”谭维四教授回忆说,“如果不是这群基层军官执著的精神,古墓恐怕就随着炮弹灰飞烟灭了。”
急性子的谭维四听完介绍后,激动地向大家报告:“经过初步勘探,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褐土’之下必有奇珍的古墓。”
谭维四的一席话,让发掘队一时热血沸腾。次日,急切想了解地下奥秘所在的钻探技工们起了个大早,呼啦啦地干起来了。
但意外出现了。3月31日,发掘队发现,在南北两坑相交偏西处有一个人为挖开的洞,此墓显然曾遭盗扰。一片惊叹之声随之而起。发掘队里的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
很快,“宝藏既已被盗,还有什么发掘价值”的质疑声四起,四面八方的人们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谭维四身上。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谭维四表达了3个观点:尽管有盗洞,但规模小,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事后,从盗贼留在洞口的物品分析,盗墓时间约在墓主下葬后300年左右的战国至秦汉这段时间),不可能把文物全部盗走;考古不是“挖坟取宝”,比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文物,也非常有价值;按照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也是要发掘的。
三条理由把大家说服,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寝宫浮出水面
完成现场清理后,发掘队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
5月14日,木椁盖板完全显露出来,南坑、北坑皆东西横铺,东坑、南北向竖铺,面积200多平方米,场面十分壮观,使所有参加发掘的人为之一振。
第二天,进行航拍的军用直升机来了,顿时把随县城关及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
据负责考古现场保卫、物资后勤供应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老人回忆,当年县城只有四五万人,可涌上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
公安、民兵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屡屡被群众冲开,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飞机离开后,传言四起:“挖出一个‘金头’直升机运走了。”“挖出个老头,血管还有血,直升机把他运到武汉抢救去了。”……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擂鼓墩的确是沸腾起来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最多的一天,竟达3万多人次。此时,盗洞仍然给不少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被盖板挡住了视线的人们纷纷议论:墓主人会把一些什么珍奇异宝带入坟墓呢?
5月17日凌晨,太阳刚爬出地平线,考古队员们都来到工地,他们突然发现墓坑北面的山坡上,晃动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看来,今日揭椁盖板的风声走漏了。”谭维四笑了一笑。
一声哨音响过,吊车开始启动。
起吊墓室椁盖板的难度是考古队员始料不及的。47块椁盖板均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4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5吨吊车在这些大家伙面前束手无策。围观的群众更莫名其妙,看到吊车已经启动,吊臂已经伸出,却为何又停了下来。又是议论纷纷,惊叹之声此起彼伏。情急之下,临时开来的黄河牌10吨大吊车上场应战,几经周折才得以成功。
椁盖板揭开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满是宝藏的地宫,而是一幅惨景———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3米深的浑水里,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深埋地下的木椁构筑露了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豪华寝宫,分东、中、西、北4室,其平面外形与墓坑相同。
5月21日,发掘工作进入第三步:排除积水,清除淤泥。
椁室的水位在慢慢下降,水里的奇珍异宝在慢慢露头。人们的情绪也随着它们的露面不断升温。
西室。随着水面的下降,突然,一只“无头小鸭”浮出水面———这就是后来被制作为邮票的“鸳鸯形漆盒”。它的出现简直就是一剂兴奋剂,给了人们一个信号:文物没被盗光,水里还有“宝贝”。八女陪葬惨状重现
作为寝宫的东室清理工作也在进行。5月22日上午8时,一个庞大的棺盖露头。
“好大的家伙!”谭维四对这个体形庞大、加以铜木结构的彩绘漆棺惊叹道。在过去的古墓发掘中从未见过,确属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经验告诉他,主棺底下一般会有文物,要轻取轻放。果不其然,5月29日清晨,棺底下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黄金制品。
其中发掘出的云纹金盏重2156克,以其形体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立即“当”上了我国先秦考古中发现的实用金器中的“大哥大”,亦属一级甲等文物。
出于安全的考虑,清理出这些金器时没有声张,在做好记录后,立即由保管组接收转入室内,保管组组长白绍芝负责保管,这栋楼也因此加强了安全保卫,并在室外增设了流动哨兵,日夜巡逻。
东室水上还浮着8具棺木。队员们发现,有6具是东西向平行置于主棺之东;有2具南北向呈“一”字形列于主棺之西。棺木内各有1具人骨架。
后来送往医学解剖与鉴定,8名死者均为女性,年龄在19—26岁之间,身高在154.25—160.53厘米之间。显而易见,她们是作为墓主人生前的妃妾或近侍宫女,为墓主人殉葬而被埋入坟墓的。
在主棺与陪葬棺之间,东室还出土了9具乐器。
“这显然是一个‘房中乐’乐队所用乐器,联系有8个女性陪葬者来看,可以窥见墓主人生前政事之余回到内宫的音乐生活的情景:妃妾侍于宫房之内,轻歌曼舞身旁,王室内喜气洋洋。”谭维四说,“生前为君王宠物,死后还要为君王看门。当时宫女的悲惨结局可见一般。”
主棺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立鹤”亭亭玉立。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亦禽亦兽的动物,显然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鹿、鹤在古代都被视为吉祥动物,而在古代长江流域中游,曾经生长着大量的鹿群。
“令人惊奇的是,鹿角立鹤低垂短尾,轻拍双翅,是寓意墓主人的灵魂意欲乘鹤邀太空,还是只是为了镇墓辟邪?”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称学术界至今仍对此争论不已。
在他看来,关于“鹿角立鹤”这件“国宝”的争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王者究竟是谁
打开主棺,一具人骨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是谁?身世如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主棺旁的一件短柄铜戈引起了谭维四的关注。在铜戈上,依稀可见一行铭文:“曾侯乙寝戈”。古人视棺如寝,此戈显然是墓主人近卫武士所持。而墓主的周身,布满金、玉、铜等陪葬品,达586件之多。
“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参与发掘的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酋生记起《墨子》中的这句话,并以此推断,墓主可能是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名乙,距今2450多年。
后面更多惊人的发现,一步步验证了这一初步推断。
45处甬钟上均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而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曾侯乙”三字共出现208处,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的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
足够的证据和历史文献表明,此墓墓主只能是曾侯乙,一个诸侯国———曾国国君,姓姬,名乙,年龄大约在42—45岁之间。史书没有记载他,甚至没记载他的曾国,以至于专家们只能估计曾国就是史载的随国。但他却在2400年后大大有名,一般叫他“曾侯乙”。
在史书上名也未曾留的附庸侯爵,曾侯乙也许生前不算得志,犹如埃及被谋害的早夭法老图坦卡蒙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作为国君虽弱小,但其死反映着生,他们的生活是豪华的,他们的坟墓见了天日后都震动着现代社会。
东室再传出喜报。
考古队员们在曾侯乙的“大衣柜”上发现了青龙、白虎图,而在圆形盖顶中央绘一个篆书大字:斗,象征北斗,绕斗字则书有二十八星宿的全部名称。
“农耕社会没有天气预报,农时节令是人们根据观察天上的星星来定,这反映了老祖宗对星空的探索与关注,也是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实物例证。”谭维四说。
“大衣柜”的秘密很快被破解,而一件16节龙凤玉挂饰很快成了参加清理人员论战的焦点。
一说认为是曾侯乙帽子上的饰物,有人立即反驳:以其形体之长,分量之重,如在帽子上显然不合适,并提出此物是曾侯乙帽子带,亦遭反驳:戴在颈上,肯定有碍头部的活动。
“这个谜,直到今天仍无定论。”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说。 曾侯乙的主棺分为内外两层,全部彩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内棺,内棺左右侧板的图像基本对称,描绘有不同类型的神灵,龙凤及怪兽。神像形貌十分怪异,有的人面鸟身,有的兽首人身。这些神怪都是赤膊正面,手持双戈戟的形象。有人说他们是护卫死者灵魂的卫士,有人认为他们是引魂升天的羽人,或者驱鬼逐疫的。曾侯乙墓是中国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发掘。
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南北16.5 米,东西21米。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岁左右;殉葬者为13~25岁的女性。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4件,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编钟共65枚,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它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之于乐器,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驳斥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
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 4 件、大尊缶 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中国哲学往往把人与天、地、物结合在一起,《管子·宙合》:“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锅裹。”“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恰与曾(随)国尊盘设计大师思想相吻合,圆带有宇宙空间即“天圆”的猜想,由此可见古代都城建筑哲学的精神。
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天文图案,浓缩了浩瀚的宇宙空间;曾侯乙墓镂空尊盘似乎再现出曾(随)国的都城全貌。二者合一则有融天地于方寸之间的思想意境。盘龙卧虎为古今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鄂地有商代盘龙城,曾(随)有尊盘重器,则寓意着曾(随)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风韵。 这件青铜尊盘有可能是曾(随)国都城原型。俯视平面更能看出外城内廓城市建筑风格和特点。华丽庄重的尊盘艺术设计思想,带有雕塑艺术的高超技能,富有上古社会图腾崇拜、君主崇拜和敬天祀神的思想。把奇异龙兽作为装饰品,作为图徽、记事、实物写真的艺术作为基本素材,可见于刘向《说苑·反质篇》:“宫墙文画”,《天问》:“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均反映出艺术品作用与功能。长沙战国楚墓帛画中《龙凤人物图》、《人物御龙图》都是描绘人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天的作品,显得气韵生动。 古代的宫殿和城墙也有圆形的。张驭寰著《中国城池史》第三章即“城池选地及城形状之选择”有“我国唯一的正圆形城池”,介绍了安徽桐城的历史,始自春秋以降的桐国,到了唐朝时期改设桐城县,至今未改。城为圆形城,此则更能印证在古代都城除方形、长方形、多边形之外,以圆形为城池者不足为奇。还有江苏省正南的凓阳县城“全城采取圆形,城墙亦为圆形,全城开四个城门……”。古代城池的设计,首先考虑到城池与军事防御,城池与用水、引水、排水和防火等方面的作用。张驭寰先生认为“弧墙”与“圆角墙”则防护性强,守城的人从两端有效地消灭兵临城下的敌人。 一件镂空尊盘浓缩着一座都城的奥秘,浓缩着曾(随)人尚武、喜乐、嗜酒、善铸的精神历史,曾侯乙把酒作为祭祀祖先、治国征战、激发斗志的天物,曾侯乙墓中室编钟对面陈放的重器鉴缶和联禁大壶即是明证。酒对曾(随)国的精神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尊者始以独立的单尊出现,随着历史不断演绎,尊盘组合并用盛行一时。以造型、花纹而言,早期的尊以形体美著称,晚期的尊以雕镂精见长。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是中国青铜器铸造史上的飞跃,是失蜡法铸造的最为精美的器物。笔者认为,尊盘乃先人铸造、后人享用,曾侯乙把曾侯 尊盘更名为“曾侯乙作持用终”,直至死后仍然摆放在重要位置,足见其珍视程度!尊盘的设计与思想蕴藏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取曾国国名为譬,立尊者为上,巧用盘形之圆,结合中国古代周易哲学思想,以八卦图形塑造出都城的微缩景观,并不失作为酒器的实用性的功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陕西出土的东汉地主庄园陶楼、安徽桐城县的圆形城池、江苏江溧阳县圆形城池、明清时代随州圆形州城等,也可印证尊盘与圆形城池的设计思想。
曾侯乙墓旁惊现曾侯谏墓 大量神秘铭文露面 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等文物,震惊了世界。昨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凤春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距曾侯乙墓东北20多公里的叶家山墓地,近日又发现一座曾侯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刻有“曾侯谏”等大量铭文,让考古专家眼睛一亮,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65号墓主人是曾侯谏
去年12月28日,位于随州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叶家山的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今年1月上旬,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到现场调查,对两座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初步确定:这是一处新发现的西周家族墓地,是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西周古墓之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局和随州市成立专班,于今年2月至6月对叶家山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田野发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结束,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两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出土各类文物739件套,其中青铜器325件。
黄凤春说,更为重要的是,65号墓出土的绝大多数青铜器上可见“曾侯”、“曾侯谏”等铭文,表明该墓是西周早期曾国的一处墓地,比世界闻名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墓主人是曾侯谏。大量从未见过的铭文露面
勘探发掘表明,叶家山墓地长150米、宽100米,保存非常完整。
黄凤春说,目前该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大多带有铭文,铭文总字量达398个,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还有大量为过去所未见过的人名。这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确定曾国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青铜器上的古文字为过去所未见,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曾、鄂两国曾并存于随州
曾侯乙墓发现后,考古界有关曾国问题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黄凤春介绍,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所见铜器及铭文表明,西周早期已有曾国。
黄凤春分析,叶家山墓地铜器的出土,表明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西周早期的两个古国。从青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应该是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随着鄂被周消灭,曾国迅速扩展至汉水以北及南阳盆地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汉水以东第一大国。更惊人的发现可能在后头
黄凤春介绍,叶家山墓地还有两座大墓尚未发掘,后续发掘工作将于下月底启动,更惊人的发现可能还在后头。有分析认为,在随州擂鼓墩出土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后,随着叶家山墓地的发掘,随州将逐步形成“南有擂鼓墩、北有叶家山”的古遗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