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2死骑资质: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 1 》

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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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2009年08月07日 16:08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55位网友发表评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

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