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用多久:鲁迅大全集
《鲁迅大全集》昨日在北京首发。本书采取编年体体例,编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全部作品,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套全集,共计1500万字,33卷。与过去的鲁迅全集相比,新增文本近百个,比此前广为流传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多出700多万字。大全集中增加了两类文字:一是过去全集未收的演讲记录20余篇;二是同代人回忆文章中的鲁迅语录。鲁迅长孙周令飞表示,出版这套书是父亲周海婴临终前的遗愿之一,他的另外两个心愿也将很快实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距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已经有130周年了;距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也有75周年了。一百年的浩瀚历史中,被当作旗帜树立着的鲁迅,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表达习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昨日在首发式上表示,把鲁迅古籍整理的部分收录进来,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这部《鲁迅大全集》力图全方位把鲁迅的文稿、书法都吸收进来,对研究者也好,对想了解鲁迅的读者也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杨阳则称,这套33卷本采用了分类编年的方式,将全部内容分为创作、翻译、学术、美术,囊括鲁迅先生几乎全部的作品,必将对鲁迅精神的传承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杨阳还说,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文物储藏,大约有六七万件。博物馆今后将推出鲁迅手稿全集等,以此更好地传播鲁迅文学,传承鲁迅精神。
《鲁迅大全集》完成周海婴遗愿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昨日告诉记者,父亲周海婴临终的最后时刻,告诉自己还有三个心愿没有完成:一个是出版1500万字的大全集;第二个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的时候,好好举办纪念鲁迅活动;第三个愿望是成立全国性的鲁迅基金会。这三件事父亲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然而他却在今年4月不幸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周令飞都在为这三个遗愿而奔波。“‘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这个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上海、绍兴等地,也将有纪念活动。鲁迅基金会也即将成立,最近已收到民政部的通知,正在做验资的工作。”周令飞动情地说:“我父亲虽然走了,但是我将继承祖母、父亲的遗愿,为传播和普及鲁迅精神,工作一辈子!”
《鲁迅大全集》中的鲁迅语录摘录
【鲁迅的精神】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随感录二十五》
★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1926年12月12日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的演讲
★我吃了饭就编讲义,编讲义就又吃饭。吃饭编讲义,都是对的,必要的,但是这样生活,也就够无聊了。我想换个地方,到广州去,与那里的创造社,建立联合战线,再向旧社会挑战,再与那些“正人君子”们周旋到底。
——1927年1月4日鲁迅在厦门大学送别会上的讲演
★写文章的人,只求自己能够努力地,忠实地,把要写的话写出来,便算尽了我们的天职了,人家看不看,喝彩不喝彩,哪有闲工夫去理他!——陈梦韶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
——许广平回忆鲁迅讲过的话《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的爱情】
★鲁迅常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许广平回忆鲁迅讲过的话《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的幽默】
★有次一家书坊来要我译书,他们开来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要照实字计算的,后来我给他们翻译了,我从头至尾把它们连接起来,每张稿纸写的满满的,不漏空一个字,因此章和节自然看不出来了,而且我还不加一个标点符号。送去之后他们来信告诉我不能印,希望我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标点,我回信说要分段落加标点是得另算钱的,可见空格自亦有用处,标点也有用处的,中国人却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孔另境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说过的话《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郁达夫回忆鲁迅说过的话《回忆鲁迅》
★有些人说他自己天天吃窝窝头,实际上里面夹着鸡丝的。——郁达夫回忆鲁迅说过的话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
专访《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
尽可能还鲁迅以本来面目
昨日在《鲁迅大全集》首发仪式上,由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推出的这套书籍公认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系统全面,这本书吸取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囊括了目前传世的全部鲁迅著作,包括全部译文、口头记录及手稿,是目前国内外出版的《鲁迅全集》中,记录最全面的专著。二是注重质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由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先生担当主编,保证了其权威性;三是采用编年体,编排科学,便于学习研究,便于读者更好地学习鲁迅思想、文化及学术发展。昨日记者电话连线该书主编李新宇,探寻此书编撰出版背后的故事。
编年体让读者更了解鲁迅
记者:此前出版过很多鲁迅全集,为何现在还出版这套《鲁迅大全集》?
李新宇:早在1951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先生就提出过出版《鲁迅大全集》的设想。他认为,完整的鲁迅全集不仅包括鲁迅的全部创作、书简和日记,还应该包括全部的翻译、古籍整理以及编选的画册。从此,冯雪峰出版《鲁迅大全集》的设想成为鲁迅研究界、出版机构和鲁迅家属的梦想和追求。可惜,整整60年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大全集》未能问世。
在1500万字的《鲁迅大全集》之前,大家能看到的版本是以创作为主的人民文学版和仅仅增加译文内容、但没有注释的人民出版社版。前者因为编选年代久远和有“左”的时代痕迹,久被学界诟病,后者因为注释工程浩大无力厘清争议,干脆去掉内容注释。2006年,鲁迅之子周海婴携手北京大学历史系,集合了40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和学者,开始重新注释和整理鲁迅的全部作品,出版《鲁迅大全集》。如今,《鲁迅大全集》的出版也算圆了一个梦。
记者:这套丛书为何采取编年体编辑体例?
李新宇:新出版的《鲁迅大全集》采取了编年体编辑体例,是为了清晰地呈现鲁迅的思想精神轨迹和来源,最大程度地将真实的鲁迅展现给读者。只有编年体能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鲁迅思想、创作,把他在做什么,想什么,都表现出来。
鲁迅赠妻手迹首度公开
记者:《鲁迅大全集》和以前的版本有何区别?
李新宇:这是当前鲁迅著作当中最完整的一套书,与过去的《鲁迅全集》相比,我们增加了鲁迅当年的演讲,那些未经鲁迅审阅的都没编入《鲁迅全集》,这次全部编入。同时,“回忆录”当中有一些是大家回忆鲁迅的思想——大家知道《论语》就是孔子说的话,弟子记下来了,作为孔子的思想。鲁迅也是这样,他的弟子记下来。还有一点,鲁迅先生赠给许广平的一些书,扉页上的字,这是第一次跟读者见面。最难得的是,周海婴生前将鲁迅当年赠送给妻子许广平的手迹文物二十多件,一并交给《鲁迅大全集》编委会辑录出版,公布于世。
记者:未经鲁迅审阅的内容编入书中,如何保持客观?
李新宇:鲁迅生前和身后都深陷种种矛盾纠纷之中。鲁迅著作的注释也从一开始就纠缠于派系、门户的纠葛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学界的努力,这种情况大有改观,但长期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惯性难以迅速改变,注释仍难摆脱偏见的烟云。《鲁迅大全集》力求客观、公正,努力超越狭隘的派别立场,不再使用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褒贬词语,以期尽可能还鲁迅以本来面目,还鲁迅同时代的各派人物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1926年1月13日上午)
今天原定总务主任马幼渔先生代表了本会,来致欢迎辞的,可惜马先生忽然生了病了,所以又由树人替了马先生来说几句话:
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回忆本校被非法解散以来,在外有教育维持会,在内有校务维持会,共同维持者,计有半年。其间仍然开会、上课,以至恢复校址。本会一面维持,一面也无时不忘记恢复,并且希望有新校长到校,得以将这重大的责任交出,现在,政府居然明令恢复,而且依了大家的公意,任命本校的教育维持会正主席易先生为校长了。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但是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更进于光明的路的开始。为什么呢?先经说过,因为易先生是本校全体所希望的校长,而这希望的达到,也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达到的创举,所以今天的盛会,实在不是单用平常的欢迎的意见所能表现的。憾自己不善于言语,就只能将以上的一点话,作为欢迎辞。
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在厦门大学周会上的讲演
(1926年10月14日)
今天我的讲题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
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时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书,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的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你们青年学生,多是好学的,好读书是好的。但是不要“读死书”,还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读书”,还要关心社会世事;不要“读书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书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可以相信的,也有不可以相信的。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那是从古史实的可靠性说的。我说的有可以相信,有不可以相信,则是从古书的思想性说的。你们暂时可以少读中国古书,如果要读的话,切不要忘记: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其次,我要劝你们“做好事之徒”。世人对于好事之徒,往往感到不满,认为“好事”二字,好像有“遇事生风”的意思,其实不然。我以为今日的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看科仑布的探新大陆,南生的探北极,以及各科学家的种种新发明,他们的成绩,哪一件不是从好事得来的。即如本校,本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建校舍来招收学生,其实也是好事。所以我以为“好事之徒”,实在没有妨碍。
我曾经看到本校的运动场上,常常有人在那里运动;图书馆的中文阅览室,阅报看书的人,也常常满座。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西文阅览室中的报纸杂志,看的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不关重要似的。这就是不知好事,所以才有这种现象。不知西文报纸杂志,虽无重大关系,然于课余偶一翻阅,实在也可以增加许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对于一切科学,都要随时留心。学甲科的人,对于乙科书籍,也可以略加研究,但自然以不妨碍正课为限。一定要这样,才能够略知一切,毕业以后,才可以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
但是,各人的思想境遇不同,我不敢劝人人都做很大的好事者,只是小小的好事,则不妨尝试一下。比如对于凡可遇见的事物,小小匡正,便是。但虽是这种小事,也非平时常常留意,是做不到的。万一不能做到,则我们对于“好事之徒”,应该不可随俗加以笑骂,尤其对于失败的“好事之徒”,更不要加以讥笑轻蔑!
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
——在厦门集美学校的讲演
(1926年11月27日)
今天我有机会,到你们这美丽的学校,在这大礼堂里,跟你们谈谈,是非常高兴的。我的话题是:“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你们初听这话,或将觉得奇怪,但却是事实,过去这样,将来也必定是这样的。你们放眼看看,现今世上:聪明人不是很多吗?可是他们不能做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所成就。你们看看,当今的聪明人,是不是这样?他们是专门为自己打算盘的所谓“聪明人”,这种“聪明人”是绝对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
你们看看,当今所谓“聪明人”,如段祺瑞、贾德耀等北洋军阀,只知勾结帝国主义者,屠杀无辜的爱国工人和学生,他们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又如陈西滢、唐有壬等“现代评论”派,只会开驶“新文化运动”的倒车,镇压反帝爱国请愿的群众,他们是反动军阀的乏走狗。他们会用“聪明”作钢刀,见血去杀人;他们也会用“聪明”作软刀,杀人不见血。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却能做出有害于国家的坏事。
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甘愿为群众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种人是爱国者,是革命者,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这一种人在所谓“聪明人”的眼里看来,却是傻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人类社会中,居最大多数。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世界的一切,都是从他们的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革命青年学生,在群众中最有热血,最能奋斗,最肯牺牲。黑暗的消灭。光明的出现,这种革命青年学生,常起最大作用。但从过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剥削者的眼里看来,这些劳动的工农群众,这些热血的革命青年,都是愚民,都是傻子,惟有他们自己,才算是“聪明人”。
可是这些旧社会的所谓“聪明人”,是懒惰自私的,是荒淫无耻的,是注定要被消灭的;而那些所谓“傻子”的革命青年和劳动工农,乃正是社会的改造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是世界的主人,世界是属于他们所有的。
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的讲演
(1926年12月12日)
今天,你们这学校开成立会,我十分高兴。因为它是平民学校,我就不能不来,而且也就不能不说几句话。首先我要说的是:你们这学校的先生,都是本校的同学,他们这种服务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其次我要讲的是: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所以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你们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的事。你们认识了字,才能看书读报纸,才能懂得国家的大事。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革命,正在消灭北洋军阀。半个月前,你们听见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杨阿红答:“听见的!”)那好,很好的。军阀消灭,国家才会变强,生活才会转好。你们的贫穷,就是军阀造成的,今后一定会转好的了。
最后一句:祝你们努力学习,多认识了字,也多关心社会国家的大事。
在厦门大学送别会上的讲演
(1927年1月4日)
今天你们特地为我开了这个盛大的送别会,使我感激,也使我惭愧。因为我在这里,一学期以来,都没有什么好的贡献,而且懒惰,工作不认真,对同学不够热情,真是抱疚之至。尤其刚才听了主席代表同学对我褒奖的话,更加使我汗颜。我不但没有刚才同学代表说的那种美德,而且过去在北京,那些“正人君子”,早就给我起一些“学棍”、“土匪”、“暴徒”等等的尊号了。今后,我实在也不能担保人们,不会再加我以“小偷”的罪名。
同学们,同事们: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斗争。去年在北京,我过的生活,有女师大风潮的斗争,有五卅惨案的斗争,有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失败了,逃到厦门来,躲在这里,一学期过去了,我觉得自己的斗争对象没有了,常常感到空虚,无聊,甚至于有莫名其妙的哀愁。我吃了饭就编讲义,编讲义就又吃饭。吃饭编讲义,都是对的,必要的,但是这样生活,也就够无聊了。我想换个地方,到广州去,与那里的创造社,建立联合战线,再向旧社会挑战,再与那些“正人君子”们周旋到底。
你们在这平静的厦门,也并非无事可做。旧习惯如不讲究卫生,旧风俗如迷信拜菩萨,旧思想如崇拜金钱,都需要你们去破除,去革命,去建设。革命建设,要看到全面。你们应该记得吧,前些日子,厦门海军的飞机,在演武场的高空,盘旋了好久。那时,我抬头一看,碧蓝的天空有飞机在翱翔,演武场的南面有耸入云际的无线电台,北面有厦门大学的一整排巍峨的花岗石洋楼,构成一幅美丽悦人的图画。但是你们若走到市区水仙宫一带去看,就会看到那污浊惊人的街道,你们若走到镇南关附近一带去看,就会看到蒿目伤心的荒冢,和我们这里演武场天空所看到的正成相反的对照。可知“选集”不能代表全部著作,一小块美丽的天空,不能代表整个地方的整齐清洁。你们要时时关心,看到社会的全面,不要只看它的片面。要提倡公共卫生,提倡整顿市容,对于一切不良现象,要给以匡正,给以改革,尽了国民的天职,做到可以称为有活跃生命的革命人。
你们要注意社会世事,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以来,已经十多年,还是百孔千疮,换汤不换药。我亲眼看过辛亥革命,看过二次革命,看过袁世凯称帝,看过张勋复辟,看得厌了,看得悲观消极起来。但是我们幸而有孙中山先生,他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他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要把革命的工作,进行到完全的成功,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他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痛恨辛亥革命的失败,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是全人类的救星,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全人类生出了很大的希望。”现在全中国的人民正在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为救祖国,救全人类,与北洋军阀作殊死战,进行伟大的革命。革命必定成功,曙光就在眼前。
我们的国家是有古文化的国家,我们中国的人民是勇敢勤劳的人民。我们中国人民,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受“吃人”礼教的毒害,已有几千年。内忧未已,外患又来。帝国主义者,明吞暗剥,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它的走狗们,又引狼人室,为虎作伥,残害自己的同胞。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那些凶恶的军阀干得出,那些无耻的“正人君子”做得出,可是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了。你们青年学生是爱国的,是有为的,是热血的革命者。你们在拿枪杆子葬送这些凶恶无耻的败类之后,还要拿起斧头和锄头,从事祖国伟大的建设,实现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革命志愿。
在厦门中山中学的讲演
(1927年1月8日)
今天,我能够到你们这学校来,实在很荣幸。你们的学校,名叫中山中学,顾名思义,是为纪念孙中山。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结果,创造了中华民国。但是现在军阀跋扈,民生凋敝,只有“民国”的名目,没有“民国”的实际。因此,中山先生遗嘱:“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大家纪念中山先生,在这学校读书,就要依照他所著的书的指引,为国民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你们很平静地生活在这里,这是后方,没有炮火。但是,你们在这后方,也可以从事革命工作。你们应该把从中山先生书里得来的道理,把从其他进步书里得来的知识,当作革命武器,向着一切旧习惯,一切旧思想,一切人吃人的旧制度,猛烈开火!你们尤其不可忘记:革命是在前线。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因为他常常站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最前头。
目前,革命的形势很好,不但漳泉已经攻下,全闽也都攻下了。不但全闽攻下,长江以南的大半土地,也都拨云雾而见青天了。革命发展很快,北洋军阀注定要灭亡,这是确的。但是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在平静的后方,还有应该向它开火的无形的敌人。你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到前线去消灭那些有形的敌人。这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还要作思想准备:全国统一了以后,你们的责任更重大,你们还有更重要的建设工作。你们不但要有推翻“吃人”宴席的魄力,还要有赶走世间“妖魔”,起造地上“乐园”的志气和勇气。
刚才主席介绍,说我即将到广州中山大学去,这是真的。我到中山大学去,不止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希望你们毕业后要升学,能够在那边中山大学相见!
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讲演
(1927年1月25日下午)
我是于十八号到广东来的,前天学生会代表来说要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为我还没有到享受开会欢迎的程度。这事真有点困难了,若是不说几句话,那对于诸同学的好意未免辜负了,要来说话,可是又无什么话可说。
对于我的本身,社会上有许多批评和误解,而对于这些误解和批评,我又没有工夫做文章来辩护辩护。譬如有人说,我是对社会的斗争者,或者因为这句话,引起了诸位对于我的好感。可是,我得要申明:我并非一个斗争者,如果我真是一个斗争者,我便不应该来广东了,应该在北京、厦门,与恶势力来斗争,然而我现在已到广州来了。
从前我很惹人讨厌,这里也讨厌我,那里也讨厌,到了厦门,厦门也讨厌我,我实在无地可跑了,这时恰好中山大学委员会打电要我来这里。
我为什么要来呢?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这样我便到此地来了。
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有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就是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大看见。
据我二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虽则,有许多情形,我还没有看见到的。
但如列宁纪念的电影,这在外省确实看不见的;又如许多工会,在外省也看不见的。但这并不稀奇,并非可怕,这原应该是很平常的现象。
我总觉得广东未见得有新的气象,许多外省人说广东可奇可怕,我想或者他们的眼睛生了什么毛病吧。
或者因为我到广东未久,所观察的不多,浅薄得很,所以没有见出可奇可怕来也说不定。但我可以说,广东民众所受的压迫要少些,比较去了一点。至于社会的现状与从前是相同,许多要做的要建设的还未着手。例如拿文艺一项说吧,实在沉静得很,跑到中央公园,公园中间竟有一个观音像摆着,我并非因为观音是菩萨而反对他,我以为就是观音也要做的好一点。
中山先生是开国的元勋,广东是他建设民国的根据地,又是他的故乡,但我们跑到街上一走,我们只看见有孙先生的照相,但并没有他的画像。
文艺出版物也很少,我只看见《广州文学》一样。
因此,我要问:广州许多青年哪里去了?这或者可以解说,他们忙得很!诚然他们是忙一点,有种种运动,种种工作。但哪有这么多人全是忙着的?广州青年在精神上的表现实在太少了,这是什么缘故?既然不是“忙”一个字,那就是第二个字“懒”了,若不是懒,我实在找不出第二句说话来。
这样一个沉静的社会,于我是很好的。因为许多朋友,从前相好的来会会我,而许多新的朋友对我又表示好感,所以斗争的事还没有。至于旧的和我们斗争的,也没有在后面跟着来——这样,使我懒下去,倒也觉得很是舒服。
在这样沉静的环境下面,要想生出什么文艺的新运动是不容易的。大家这样子懒下去是不行的,我们要得紧张一点,革新一点。
然而广东实在太平静了,因此,刺激和压迫,也不免太少了。诸位青年不知怎样感觉着,我呢,我觉得不大舒服。因为我从前受的刺激和压迫太多了,现在忽然太轻了,我反而不高兴起来。我好比一个老头儿,本来负着很重的担子,他负惯了,现在忽然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他必须觉着少了什么似的,大不高兴起来了呢。
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党得很舒服了。
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
文艺这个东西大不可少,究竟我们还有意思,有声音,有了这些,我们便要叫出来,我们有灵魂,得让他叫出来使大家知道。虽然有的是旧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论新旧,也当一齐叫出来。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了,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现在是可以动了,是活动的时候了。
然而有许多青年都有一个“怕”字的心里,他们怕幼稚,怕人家骂。幼稚是不要紧的,最初虽然是幼稚,但可以生长起来,发展出去,如一个幼孩,他虽然是一个幼孩,但并不见得幼孩是可羞耻的。所以作品虽然是幼稚,但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这是不要紧的,我们不要怕。
有的以为怕人家骂,这也不要紧,若是没有人骂,反而觉得无聊得很。好比唱戏,台下的拍掌喝采,固要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不管他怎样,我们只要,只尽管唱,唱下去,唱完了,才算。
就是思想旧也不要紧,也可以发表,因为现在是过渡的时期。现在纵有旧的思想,也可以叫出来,给大家看看。
可是旧的对于新的是不是全无意义吗?不是的,是很有意义的,有了旧的,才可以表示出新的来。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能够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是不亡了。譬如人穿上新的衣服,但身子仍然是旧的,这是不能亡的好例。
我以为文艺这个东西,只要说真话,暂时总可以存在的,至于将来,可也不必管他。这时候是过渡的时代,不过新的运动应该要开始了。
我将来能不能有什么贡献,是不敢说的,但我希望以中山大学为运动的中心,同学们应该开头着手努力了。我觉得我是无力来帮忙的——我已无学问,又没有创作力,况且学问与创作力是不可以并存于同时间的。
我要做教员,我便不能创作;我要创作便不能做教员。编讲义的工作是用理性的,而创作需要感情。如今天编讲义用理性,明天来创作用感情,后天又来编讲义又变为用理性,大后天又来创作,又来用感情,这样放了理性来讲感情,或放了感情,便来讲理性,一高一低,是很使人不舒服的。
或者我将来的讲义编得不好,而创作也弄得不好,所谓一无所成,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将来,广州文艺界有许多创作,这是我希望看见的,我自己也一定不站在旁观地位来说话,其实在社会上是没有旁观地位可说的,除了你不说话。我年纪比较老一点,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那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我把他放下了,虽然他们要骂我,我也不管他。譬如抬一样东西,要把他抬得高高,我可以帮忙抬一抬,但要使他抬得高,必然要大家一起来抬才行的。
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这个对于中国,对于广东,对于一切青年的思想都有影响的。诸位青年创造力的发现,这对于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我这次到广东,要说带了什么好消息来,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如此,因此我很抱歉,无什么话可说,我只希望大家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是很难说的。可是大家做做总不会错,做起来总比睡着的好,像死般沉寂下去的好得多。永久的做,你做了更有人接下去,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意思,便发表出来,要这样不断地努力的干下去。我能不能这样做下去而有成绩,我自己不知道。诸君能够这样做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不间断地做下去,将来一定有一定的收获了。有的人我很不赞成,他们做文艺的东西,做了二三年便不做了,画也画了几年便停笔了,这都是不好的。
诸位现在都不过二十岁左右,从今天起便努力继续地做,若到六十岁,有了四十年这么长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有价值的结果的,若希望二年后便有成绩,这是很难的,结果必然会失望,但我们在短期内,虽没有好成绩,我们不要失望,我们只管做下去,我在广东一天,我有力可以帮忙诸位来研究与创作。
读书与革命
——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会上的讲演
(1927年3月1日)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家(指朱家骅先生)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原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夫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读书,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我希望大家一同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关于革命文学
——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2日)
我今天很荣幸与诸君共聚一堂,讨论澎湃一时的“革命文学”。我记得德国有一个文学家讲:“当代的文学家,讲一句话,写一篇文章,社会上的人士,有很大的魔力注目他,所以文学家是很难做的。”
在前几年,俄国有两期的革命,第一期是三月革命,第二期是十一月大革命。当时文学家为环境之压迫,没有功夫做文章,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亦没有一个印刷机关,可以拿他的作品印刷出来,所以这时候的人民,穷苦到了不得,以致只能分散各地,各糊其口。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穷则益工”的这句俗语,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讲,这句话讲不通的,一定要“半穷则益工”才是讲得通,因为有思想的人,不能用力去做工;用力的人,亦不能以有思想的工作去做。如黄包车夫,要他拉车,又要他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将有思想的人去做工,亦是同一之理。
讲到现在中国混乱的现象,照我的眼光去推测,有二大原因:(一)中国人之思想太守旧;(二)中西文化之冲突,东方文化有东方的优点,西方文化有西方的优点,在此文化发达的地方,所以文学不能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人生这文明进化的时代,思想百出,物质之进步,神乎其神,所以人有了危险的疾病,容易复原,以致造成思想进步得快,而人的寿长。所以人的思想,往往不能由时而转移,观是要救文学的弊病,必须要将人的思想改革一下。
我们知道革命是要流血的,痛苦的。然而没有真实的破坏,就没有真实的文学。我可以做一个譬喻,昔日法国有一个歌妓名THAIS,很名闻于法国,全国青年受其引诱而堕落者,不可胜数。当时有个很老的基督教徒,以为THAIS这个人,是最恶的魔鬼,非叫她来修道,引她到正道,社会上的青年男子,一定不能入于正规。他叫她来修道以后,她一日到晚不息的修道;可是这年老的基督教徒,见了THAIS以后,睡眠也看见她的面目,走路也看见她的面目,一日二十四小时,无时不想到她的美貌可欢,后来他去探望她的修道地方,不料她道已修成,可怜这年老的基督徒,成为失恋的罪人。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一个在少年极恶的歌妓,到老就变为极善的善人;一个在少年极善的基督教徒,到年老就变成极恶的罪人。推而至于文学,亦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必要拘于题目而做,要照自己心中要说的说,说出的东西才是不死的。
我少年多看俄国、波斯[兰?]、荷兰等国的小说,深知他们亦时常起来革命,但是他们的思想,终是不符事实,往往到了革命既成,他们就不问世事。如俄国的文学家,他们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别国去过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首丧气的飘泊在他乡。再讲我们中国,在民国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热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阶级人民,均站立起来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到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现在中国产生了一班遗老,他们均痛恨革命。所以现在仍旧看见拖辫子的老先生,表示他并不埋没前清的君主政体。
照我的意见,以为没有切实的牺牲,没有灭亡的表示,就没有新的国家,新的文学出世。我做一个譬喻:虫类之中,有一种节节虫,它在生子时候,一节一节的死去,到了完全死完了,它就产生了一个整个的幼虫。我们人类像这样的精神,方才有人类进步的实现,就是不怕死,要有忍耐的精神去做。
我们文学家不是要名载史册、留名万年的,志向是要改革腐败的文学,成为有价值的文学。因为我们一个人要留名万年,是何等困难,我们在历史中所记得的人名,亦不过少数而已。《三国志》内的诸葛亮、刘备,恐怕还是戏剧中看来的。
我的意思,去改良文学之要点:(一)哪种人讲哪种话;(二)革命后要继续努力改革。文学家不必看见一个乡下人,就描写他的生活现象,因为他所接触的人,都是思想太旧,不符时代的人民,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有人说,现代的人,能够做新体诗,像《诗经》上的诗描写得活龙活现才是好的。我以为《诗经》隔开现代有数千年之久,何能再在现代周旋,所以这亦不是新文学的真面目。
有人说,文学家于社会有密切关系,社会之变动,大半由于文学家言论使然。这实在是不识时务之谈。像去年的孙传芳,他放弃江苏,并不是我们发表几篇文章,他就逃脱,实在是炮火打不过人家了,就放弃了江苏,以保其生命的安全。所以文学于社会绝无关系,而待新的社会造成,旧的文学才变成新的文学。
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6日)
今天,承蒙夏先生叫我到这里来和你们见面而且漫谈谈,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很喜欢和艰苦卓绝怀有雄心壮志的青年人谈天。好!我们就随便谈谈吧。我从广州回来不久,对于广州有一些感觉,那个地方的蚊虫很多而且比较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广州也有些特点,花草和水果极为丰富,这是一般游客所艳羡的。不过,权柄仍然是掌握在军阀和富商的手里头,一般人民的生活并不怎么样好过,这是使我以前的想象都落了空。(先生显出失望的神气)
中国算是又革了一次命,但我最近一个月来看着上海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一动没动,不过,各种税捐增加了,物价上涨了,尤其是吃的东西。我是略无宏图的人,当然要注意到“江东的米价”,这哪里能不注意呢?常言道:“民以食为本”,如然弄得小百姓就连吃口稀粥都比较以前还要困难。(讲到这里,声音低而有点哽咽)那么,这一次革命,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真茫然了!好在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会有定论的。
我们“中华大国”,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辛亥革命以来已经十几年了,而剃发编小辫子的仍然大有人在。被[把?]他们称为三家村的愚民自不待言,就是那班“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老道学家们,也还仍然有把小辫子盘在头顶上用瓜皮帽子罩起来,这其间想是大有道理的,恐怕是谨遵先圣的遗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吧。如然仍旧端居高拱,手捧宝书,终日在那里咿唔呫哔着,但不知还能持续多少时候。暴风雨总是要到来的,我看这一类人也应该朝窗户外面觑一觑,久发“思古之幽情”也没味道,最好换换调门吧。到了现在,还谈得上“幽情”吗?其实是“哀鸣”。这也有诗为证。不见康南海有句云:“袖手河山白日曛”,这真不愧为“爱新觉罗氏”坚贞不渝的“忠臣”啊!(先生面呈鄙夷之容)
我想,年纪大一些的人(按:演讲那年先生四十七岁),应该走在前头作为带路人,这也不是以“前驱”自居,而是应该这样做。因为世界上的路原来是没有的,是由人们逐渐地走出来的。前头的人踩出一个路影子来,大家跟着不断地向前走,那就会开出“康庄大道”来的。但是,“康庄大道”的出现,是很多人艰辛劳动的结果,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不是“一蹴即就”的。现在,我们需要开出一条“康庄大道”,不但是便利人民大众和后代的人,同时,自己也好走。我看,我们不必在崎岖的羊肠小道边盘桓了。不过,要走这条路,在自己看来是正确的,但在另有些人看来却是“歧途”,他们就要设“路障”,扯“铁蒺藜”,阻止你前进。怎么办?当然就要引起争论,争论不已,就不得不“混斗”一团了。假如就在这“万弩齐张”,以你为“的”的时候,有人出来叫你“带住”,从表面上看来这是“和事佬”的善意,其实是帮敌人的大忙。你们看,怎么能“带住”呢?假如一“带住”的话,那不但有“没落”之危,实际是自趋“灭亡”之道。因此,我们要有勇气,必须拆除“路障”,也必须把“铁蒺藜”扯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能向前进。(讲到这里,先生把香烟放下,作扯“铁蒺藜”的姿态,声音激昂,气势雄浑)现在,我们在一个“大铁幕”里面生活着,实在透不过气来,用“笔杆子”来戳破几个小洞给大家透点气也觉不容易,更何况阻力丛生哩。我看,光靠“笔杆子”总嫌弱,将来若要把这个“大铁幕”掀掉,那就非“枪杆子”和“炸弹”不可,但这点要有人“带头”才行。(说到这里,声音较为缓慢)我们应该晓得,这是要有巨大的力量的,现在还是“聚集力量”的时候。
以下,我们谈谈文艺方面的“创作”。依理而论,既然是“创作”,就要有“闯劲”,要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来,不能受前人的框框所限制,陈陈相因,依样画葫芦,老是那一套,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要写东西,首先要把“主意”拿定了,“方向”切准了,就写起来。胆量要大些,不要怕人家批评。(音高而气雄)批评的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观点、手法和作用,恐怕未必和我们执笔的人一致,因此,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不管他。(说到这,丐尊老师风趣地说:“那方光焘先生就缺少工作做了。”方先生微笑着说:“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我有我的事好做。”鲁迅先生略停一下,继续讲下去。)开始写东西,或许“词汇”不够,或“词不达意”,这是难免的,不要胆怯。须知一个人并不是一出母胎就成为大人的,是逐渐地壮大的。幼稚点也不足怕,不足羞,久炼成钢嘛,只要能“自强不息”,不断地求进步,那自然会充实起来的。当然,没有从天而降的“天才”,“天才”也是在人民大众里面产生的。大众是产生“天才”的“土壤”,现在“土壤”雄厚了些,将来就有产生“天才”的可能。不过,刻下能动笔的青年作家并不多,我是把“文艺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你们的。(先生好像慈母喂婴,向大家默默地环顾着)
你们现在能够上大学,真是幸运。学中国文学并不容易,因为中国文学遗产确是汗牛充栋,其中精华不少,垃圾确也很多,应当汲取其精华,不要被垃圾压倒了。从前有一句老话叫做“鹅王择乳”,说的是“乳”和“水”放在一道,鹅有特殊的选择能力,只吃“乳”而不喝“水”。这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且不管它,但这个故事很有启发作用。我们应该吃些“乳”以滋养身体,若是多喝些“清水”,就不免发生膨胀病,而况是“浊水”和“毒水”呢?假如喝得多一些,那就是速死之道,无药可医了。我自幼是读过一点古书的,回忆起来真有趣,当时的老师教我用朱笔圈点(不是标点)古书,这是很耗费光阴和脑力的。并且,一本书用朱笔点完了,又要改用绿颜色的笔复校。因此,我总希望有人出来把切合目前需要的古书加上新式标点,以节省学人的时间和脑力。但是,标点古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标点弄错了,就会使人误解和曲解原文的涵义。唉!我们中国的古书真难读,据传说班昭把她父、兄的遗业《汉书》继续完成了,当时的大儒就要请求她面授句读。你们看,专在纸头上考古之难,有如此者。我想,在古书里面取材料以资参考是可以的,倘若一头钻进故纸堆里面爬不出来,那就不好了。
(先生作怜惜之态)当然,也会有些老头子起来反对我的说法,那就只好让他们一味笼统盲目地“古之又古”,“作古、千古”去罢。
现在,各处报刊发稿费都是按字数多寡算钱的,因此就有人故意把“大作”拉得长些,则稿费从丰。此风实不可长,因为不求内容的充实而只贪字数的增多,这实在是一种病态。你们假如要做文章向报刊投稿的话:第一,切忌言之无物;第二,切忌冗长;第三,切忌“敝帚千金”,需要“改之又改”;第四,不因袭前人;第五,务必精炼些;第六,如为环境所限,不便用“直笔”,就改用“曲笔”,也可以。
关于外国的文艺名著也可以选读,这是有借鉴的作用的。但有先决条件,最好能懂得一种欧洲语文,若是专靠华文译本,那就隔了一层。听说,你们多是读英语的,好了,许多世界文艺名著都有英译本,而中译本很不全,这是一个缺陷,将来可能会填补起来。不过就我的经验很感觉用这种“方块汉字”去翻译外国文艺名著,有的时候就是“配合”不上,若是“诗歌”,它那“韵律”的美妙,都是含有“音乐性”的,一经翻译,可以说完全失掉了。当然,“诗中有画”的中国“古诗”尤其是“律诗”的“对仗”,用“拼音文字”来翻译,也是无法着笔的。
文学与社会本篇
——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
(1927年11月16日)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做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些感想。
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二种争论:(一)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二)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它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韵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部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他;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他;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对: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我在广东,尝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我一些也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当旧文学到末路时,终有新的东西出来。
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据我想,应该有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同我旧式的人不同,于是他们把世界事情发表出来,通过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这一种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还要有新的形式。种种形式,到现在世界已用完,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中国还没有探求过,外国已有人去探求,我们希望一定要探求出来一个新形式,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
还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
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怎样改变了呢?我以为还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解决了,社会环境改变了,文学格式才能出来!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太把文学家侮辱,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
文学家一支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那么,有人要问: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我可以反问: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干脆地说,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社会的改革,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诗人不做诗,想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
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尤其是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
文学还是同社会接近些好,将人生各方面扩充,将各种人的境遇写出,供各种人相互感觉,然后乃有顶光大顶正确的人生,乃有新的文学出来。现在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一人所感觉的同别人所感觉的完全不同,比方我们有二天没有饭吃,饭的香味就和从前不同。我们从别人所感觉的自己感觉得些,于是我们世界就可以扩大了。
现在把文学视为躲避所的中国文艺家的世界,实在太小了。作家一定要把他先生的太先生以及太太先生的书介绍进来,只限于他的先生的太先生的,这实在是不对。我主张把各种现代的书不分国界都看,最好看原本——我并不是叫你们专向外国一条路走。
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以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这是受了西洋文学史之毒,其实做文章并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做的——固然有少数这样人,可是他们的作品就往往受了他们主义的束缚。俄国乃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不能学他,因彼思想与吾人两样,他们是真的无产阶级,此刻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是假的,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
此刻是革命的政府,仿佛做文章必须有“革命”二字,其实这并不是好文宇,因为革命的内容太少,架子搭得太大,看起来反而讨厌。
我们也不是对于现代社会认为满足,我们对社会还是看清楚,我们还是有理想,我们要按照我们理想走,这是将来的新文学。
我在广州,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有讲家庭与革命的,有讲革命与恋爱的,起头倒还讲得不差,井井有条,可到了后来,他忽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话,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不过此地有问题,有人以为这样岂不是走向灭亡之路吗?其实灭亡有什么关系?灭亡没有,哪来建设?旧的不灭亡,新的怎能造成?文学灭亡并没有什么稀奇。猴子的文章我们看不懂,几千年后的人看我们现在的文学,当然也如灭亡一样。俄国的文学我们完全不懂,就因为他们的地位同我们的现在已经是相差太远了。
如果一日到晚怕灭亡,那倒真是危险,现在的生命已经灭亡,这倒是真可怜!
有好的思想写好的,有腐败的思想写腐败的,假的反而没有意义,同一块很小的糖,用很大的一张包皮纸包一般。文学的真诚最要紧,否则就没有意义。
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讲演
(1929年6月2日)
这些天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研究过一些东西,妇女问题尤其是没有研究过。此地叫我来演讲,因为曾经在这里讲过书的关系,不能拒绝。今天对诸位恐怕没有甚么贡献,不过是临走前的谈话而已。
现在的青年,都要求出路,就希望能够在年纪较大的人们中间去找出一些有系统的指导。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在年纪大一些人们中间没有!于是一般青年感觉到失望。
在报纸上看见胡汉民先生这样地说过:五四运动在当时并不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有了流弊。自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当权者看来,固然是有弊,即在学生方面看来,怕也有弊吧;然而两方面所看出来的弊,却又全不一样。
现在什么都比从前不很一样了,在画报上时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结婚相片,样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大约总都是男的穿了西装,女的头上蒙着一大块纱,长长的拖到地上,手里还抱着一束鲜花……还有比这更多的是女跳舞的,女电影明星,女交际家等等。于此可见妇女确是出现在社会上了。外表是如此,实情究竟怎样呢?却有人说那不过仅是一种点缀。
我觉得妇女教育里,现在有两种困难:一种是在求学方面,一种是在职业方面。
旧式女子是感觉不到这困难的。因为她们惟一的出路是结婚,而这结婚又毫不用自己费力气,只是抽签式的,碰到哪里算到哪里。所以这困难只有新的妇女感觉到,只有她们很惶急地,希望免除这困难。免除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方法,非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不可。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的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法,似乎只借重在两种资本上:女人用身,男人用头。上海就是最清楚的例地: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
这样情形是必须改革的。然而这并非是几句话几篇文章所能奏效的。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现在青年们一般的错误是观察不广,往往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打转。喜欢文学的往往不看科学一类的书,并且许多人以为如其理科弄不好,数学干不成,就可以去弄文学。这样,学文学便成了这么一种什么都学不好的人的逃路。理科数学当然不会有成绩,便是文学,也绝弄不出可观的结果来。
记得三年前学生界有一种打倒知识阶级的运动。他们的意思是:现代的需要是工作不是思想。想得太入神了反而一件事也弄不出。
据谣传,又要请吴佩孚、孙传芳等出来了。如果他们可以出来,则章士钊亦许可以到此地来做校长。就此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
现在的青年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理想太高。比如关于职业,他们往往把社会看得太干净,总是高兴地拣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的理想职业,安置到社会里去寄存着。对于婚姻也是一样。这种理想一到实社会上就碰钉子,而且是特别大的钉子。于是就到处都感觉失望,灰心,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的风尚,一天比一天高起来。我们看上海公安局那种在黄埔江边立了“死不得的”的大木牌的滑稽办法,该得到一些什么暗示、发生什么感想呢?
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不要把自己范围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比如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时常看一看理科算学的书籍,即如看报,也不可光看一面,看完了要闻,杂俎,也可以看看广告,比较一下他们所占地位的大小。现在报上最多的广告,不外乎香烟与药品两种,由此便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看报,方不至光看见假社会而不见实社会。我们此刻不是要从 假社会里看一些眩目的把戏,我们要战斗,必须认清楚实社会方可下手。
尚有一层,我以为自己的互斗应该及早消除。比如压迫女性的,并不一定就是男性,也许正是女性自己。所以打骂儿媳妇的,往往不是公公,而是婆婆或小姑子。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男性,所以帮男性说话,想转移女性斗争的目标。其实,现在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受着自己同性的压迫,而且这情形还很厉害。
现在喊得很响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我看简直不如“同级斗争”来得更写实。这种同级斗争,并不限于两性之间。总司令骂总指挥,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这样的斗争,既没有什么危险性,同时又最容易表示出他是一个战士。如果一个拿笔杆的人去和拿枪杆的人斗争,那当然是太危险的了,所以他们看定了这个巧妙的战斗术,专门来骂同级的人们。
羊是绝不敢和狮子斗争的,因为那太危险。但是羊和羊之间,却极容易发生斗争。一个羊在安静地方吃草,设若另一个羊也来吃草,你也吃草,我也吃草,你也不怕我,我也不怕你,于是因了吃草问题,就很容易的发生斗争。然而,如果这时狮子来了呢?
别处的情形我不大知道,就说文艺界吧,他们的同级斗争就很厉害。他们的领袖欲非常之强,你做了领袖,我也希图做一下领袖,于是就运用这巧妙的战略,把所谓领袖的大骂一顿,自己便俨然也成了领袖。
现在的文艺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极其热闹,甚么甚么的社,一天比一天多。但多一个社却总除不了是这么一套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再一个是批评家。这样,就热闹了,诗人拼命的做诗,小说家拼命的做小说,批评家则拼命的捧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那一方面则拼命贬斥以外的文学家。你也骂,我也骂,于是乎中国的文坛就不胜其热闹之至。
总之,中国人的眼光太近视,是一般的通病,往往为了眼前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脚,就抛开了正事不向前走,而与小石头相争持一辈子,文艺界是如此,别的界也无不如此。
还有一种人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各种主义者:要用人帮忙的时候,便高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争夺利益的时候,便又唱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处处他都有他的大道理。好比创造社的刊物,都是用报纸印的,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作来给第四阶级看的,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的定价却又与好纸印的一样。
话扯得太远了。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到实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但我所说的牺牲,须以不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为限。为大多数的人而牺牲,则从事多么大的牺牲也决不至于蚀本的了。
当前政治与文艺的形势
——1929年6月2日在北京第一师范学院的演讲
这次之所以到北平来,只是为了个人的家庭私事,并无其他特别任务,更与革命无关,这或者不致引起所谓“正人君子”的“闲话”和革命人士的责难;不过为了避免嫌疑起见,本来还是不打算会见什么人的。就是今天来和大家见面,也是因为殷情难却而非始料所及的事,所以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就随便谈一些个人的感想吧。
在1926年夏天之所以逃出北平,原是因为遭到“正人君子”的诬害而逃向青天白日之下的。但是当辗转到革命策源地以后,却听说革命已经过去了,那里已经变成后方,以致没有见上革命的面,迄至继续追赶革命时,却又听说革命已经成功了,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以致到底没有遇到革命的缘分,这实在是太不巧也太不幸了!不过世界究竟是大变了,“正人君子”已和党国英雄“咸与维新”了,到处已由五颜六色的国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而且为了使之成为清一色计,他们正在防止赤化和排除异端,甚至从红皮书到红嘴唇都被禁止了。自然这也是洋大人所希望的,难道不是“懿欤盛哉”的事吗?
说到文艺界,也不能不令人有些纳罕,同时也深感自己实在没有自知之明。因为光明已被别人占据了,有代表公理正义的“新月”,也有自称革命进步的“太阳”,什么样的文学都创造出来了,而自己在《呐喊》和《彷徨》以后,却还要发些《语丝》般的杂感,这就无怪先有人骂我是“学匪”、“学棍”,还曾“用过什么卢布”的话;而后又有人骂我是“封建余孽”、“有闲阶级”,已经成了“堕落文人”;他如什么“刀笔吏”、“戴着纸冠的思想界权威者”、“世故老人”、“青年的绊脚石”……更是不一而足。甚至从我的胡须、牙齿一直骂到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及籍贯之类。总之横竖左右我都在被打倒之列,他们才会甘心罢手,自然这也是官大人所希望的,难道我就真的这样呜呼哀哉了吗?
但是,世事还会一变再变的,我也不会被吓倒和骂倒。因为什么是“公理正义”、什么是“革命进步”,我已都领教过了,总算长了一些见识;况且日月经天而昼夜分明,这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它的光明决非冒充和霸占得了的。叭儿狗终于是叭儿狗,它只会向它的主子献媚献策来害人的,已有不少人就是这样死掉了,而结果还落个“自蹈死地”。这在过去的北平已开有先例,是大家看到或听到的事,用不着我再多说了。至于我们所谓的革命文学家,究竟是不是真正革命文学家,也还有待于革命事实的证明,并不在于自我吹嘘和互相标榜,而在于敌我分明和言行一致。如果只是坐在上帝旁边吃糕点,或像法师捉鬼时的念咒一样,或像堂?吉诃德向羊群作战一样,那实在是等于自嘲。所以我以为革命文学家,必须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且不要忙于挂招牌,自称是真正王麻子,其次还应多向外国革命文学理论借点光过来,指导我们的创作道路,然后才会有真正革命文学作品产生出来,然后才会有真正文学家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家,才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革掉我这一条“封建余孽”兼“有闲阶级”的小命,我也要五体投地地连声赞道“好刀,好刀”的。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封建余孽和叭儿狗都将要被打倒,或许真正的太阳和月亮的光辉就会普照大地,黎民百姓也就可以真正过着青天白日的生活了。这难道不更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的事吗?
离骚与反离骚
——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
(1929年12月4日)
我今天想和诸位讲的,是“离骚与反离骚”。《离骚》这册书,是战国时楚人屈原做的。他因为当时的王胡涂,听信奸人的谗言,不亲信他,他于是恨而作《离骚》,自己也就投江自杀了。至于“离骚”两字的解释:离,罹也;骚,忧也。离骚者,因得忧患而发牢骚也。从屈原做了这册发牢骚的《离骚》以后,中国文学界为之一变,许多失意的人都仿他的体裁呐喊,这叫做“骚体”。而摹仿《诗经》的文学,就因此湮没。仿《诗经》的句子是须修饰的,须要文雅的,句子的长短也不能十分差异;而“骚体”则能自由伸缩,句子粗些也不妨。所以从“骚体”盛行之后,“诗经体”可说是亡了。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称兵,羽败走时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和汉高祖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都是“骚体”的作品。汉末董卓造反,帝也唱着“骚体”的歌。从此看来,发牢骚是人的天性,只要有一些不满意,便喜欢发牢骚。不过,发牢骚这个事情,却不是很轻易的,实有很大的危险。当皇帝的权力强盛时,发牢骚也须变更方式。像唐贾岛在长安呈帝的诗中有两句:
“不才明主弃,
多病故人疏。”
就听皇帝的骂声。这个方式是以说自己的不好而来发牢骚。现在的新闻记者常采用这种方式。譬如自己总用“小记者”,“小子”,“吾侪小民”等,来骂大人物,把自己弄成无价值,一方面愈显对方的无价值。不过,这究属是很危险的。
综述发牢骚有三种方式:
(一)赤裸裸地说对方不好——像屈原一类的。
(二)仅说对方有某些方面的不好——胡适之先生就如此。现在舆论界议论得他很厉害,其实他的行为决非造反。
(三)说自己的不好——像贾岛一类的。现在的小报最会像这样的发牢骚,譬如他一方面说自己不是人而一方面评论你,那你更不是人了。
现在且说到“反离骚”吧。《反离骚》是汉扬雄做的。《反离骚》是反《离骚》的,换句话说,他就是反对发牢骚的。他的意思,是人应听天由命,发什么牢骚?人一发牢骚,社会就会扰乱了。而发牢骚的也往往说,因为社会扰乱了,所以我要发牢骚。
其实,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而反牢骚究竟也不是绝对的不发牢骚,一点反牢骚的牢骚就是他的牢骚。现在的出版物《新月》说是只限于文艺的研究,却不许人发牢骚,这便是反牢骚遗下来的精神。
不过,我们须认清。这两派——牢骚与反牢骚都不是社会的叛徒。发牢骚也绝不至扰乱社会,不过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今天我看到《申报》上载有《新文艺之没落》一文,大概说是中国在几年前产生了一点肤浅的文学,后来由欧洲、日本传来了一些无产阶级文学、恋爱文学,于是文艺界以为大获了,而现在却什么都不成东西,新文艺的末日到了等等一段话。像这种言论,实在处于牢骚与反牢骚之间,他的意思是谁都不好的,只有我一个人好。这种人思想的没有统系,正和我今天的演讲一样。
绘画杂论
——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
(1930年2月21日)
今天没有讲题,只是随便谈谈。
上古时代的绘画,题材大都以动物为主,如马、牛、鹿等。画上描出的轮廓,很不清晰,因为原始人的绘画程度浅,没有画准轮廓的能力。虽然如此,却很有生气。
人类社会逐渐进步,对上古的绘画便不满足,于是描绘轮廓就注意起来。轮廓线条一经确定,就失去生动的情趣,因为宇宙间的人和物,无时不在运动中。如用一根刻板的线条规定了形状,必然会失去其生气。
到了十九世纪,绘画打破了传统技法。新派画摒弃线条,谓之线的解放,形的解放。未来派的理论更为夸大。他们画中所表现的,都是画家观察对象的一刹那的行动记录。如《裙边小狗》、《奔马》等都有几十条腿。因为狗和马在奔跑的时候,看去不止四条腿。此说虽有几分道理,毕竟过于夸大了。这种画法,我以为并非解放,而是解体。因为事实上狗和马等都只有四条腿。所以最近有恢复写实主义的倾向,这是必然的归趋。
新派画的作品,几乎非知识分子不能知其存意。因此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
欧洲的各个新画派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崇尚怪异。我国青年画家也好作怪画,造成了画坛的一片混乱。怪并不是好现象。有人说怪打倒了一切古旧的传统形式,是革命。不错,怪足以破坏旧形式,但如言建设新形式,怪就嫌不够了,所以说新派画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依我个人意见,怪应当减少。但减少怪不是易事,因为怪比不怪容易得多。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鬼没有根据,容易欺人。要减少怪,先得在基础上用功夫,不然则很难奏效。我们志在“为社会而艺术”,不得不下些苦功。
我国艺术界闹了多年天才,可不知天才又在哪里?其实,艺术并不是有天才的人方能研究。自然,天分高的人比常人容易成功,但同样要努力。总之基础不深,画不出好画来。
新派画里常常可以发现错误。有人所作的劳动者,手臂很粗。劳动者比常人健康,应当粗壮些,但这位画家不懂解剖学,以致骨骼肌肉,都不合解剖,结果手臂不是粗壮而是肿了,就是一个例子。
依我看来,青年美术家应当注意以下三点:一、不以怪炫人,二、注意基本技术,三、扩大眼界和思想。画家如仅画几幅静物、风景和人物肖像,还未尽画家的能事。艺术家应注意社会现状,用画笔告诉群众所见不到的或不注意的社会事件。总而言之,现代画家应画古人所不画的题材。
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画社会事件,他们更不需要画寓有什么社会意义。你如问画中的意义,他便笑你是俗物。这类思想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类旧思想加以解放。
今天的画家作画,不应限于山水花鸟,而应是再现现社会的情况于画幅之上。中国一般社会所欢迎的是月份牌,月份牌上的女性是病态的女性。月份牌除了技巧不纯熟之外,它的内容尤其卑劣。中国现在并非没有健康的女性,而月份牌所描写的却是弱不禁风的病态女子。这种病态,不是社会的病态,而是画家的病态。画新女性仍然要注意基本技术的锻炼,不然,不但不能显新女性之美,反扬其丑,这一点画家们尤其要注意。
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文人却不然,因此每况愈下,形成今天颓唐的现象。十九世纪法国很多画家只在色彩上花功夫,这和中国画家只在山林泉石的构图上花功夫同样错误。“意义”在现代绘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装饰画自然例外。因它的使命不过是调剂人们精神而已,但不能承认它是纯粹的艺术。
展览会很有益于美术家,在那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艺术兴趣,同时也锻炼了鉴别作品优劣的欣赏能力。因为单看一幅画,不容易分辨好坏,比较看来,优劣立见。
中国有一些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国的画家,他们的创作命题很抽象,如一幅少女像,题为《希望》、《思想》……之类。用命题欺骗群众,或以色彩诱惑读者的虚伪画家,在中国为数不少,别人如问作品的内容,他便笑你不懂艺术。因此就有越为少数人欣赏的东西,其价值越高的论调出现。甚至画家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作品,就是最高的艺术。
谁都承认绘画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语言,传播我们的思想。版画的好处就在于便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可惜我们的美术家,不肯做这些没有天才的小事,结果大事做不成,小事没人做。
我们应将旧艺术加以整理改革,然后从事于新的创造,宁愿用旧瓶盛新酒,勿以旧酒盛新瓶。这样做美术界才有希望。
以上是我近年来对于美术界观察所得的几点意见。
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和掌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美的认识
——在上海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1930年3月19日)
现在有一般人,除掉少数真正认识文学的人以外,差不多异口同声讲我的著作不是上等文章,而是下等文章,这种批评,实在是谬谈的。所以会发生这种论调的原因,由于他们不能捐除传统思想的结果。例如讲到世人对于美的认识,可以分为无产阶级的美,中小资产阶级的美,大资产阶级的美三种。他们的认识,完全是分道扬镳的。在中产阶级的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目光中所认为的“风雅士”、“佳公子”是一班吟风弄月,骨瘦如柴,扶杖而行的文弱书生;所讲的话,最好句句用曲压韵,令听的人愈不懂愈妙;说话的声调,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讲着。至于姑娘们的美,最好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般的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看见刮风哭,看见下雨也哭。但是无产阶级、工人、农夫们,对于求偶所认为的美,就完全不同了。像我们绍兴农人嫁女前,首须看一看新女婿,而选择的最要条件,便是肥大的两条腿,因为如此才能养活他的女儿。文学当然也跳不出这个公例,所谓下等文章,无产阶级的美,将来无论如何,终会占有优越的位置的。
流氓与文学
——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演
(1931年4月17日)
流氓是什么呢?
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堕落,就慢慢的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也居然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力,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进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有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是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人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以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讲演
(1932年11月22日)
我四五年未到这边,对于这边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什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分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至于反对皇帝是为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身在山林,而心实在朝。故一出山林即入廊庙。不能帮忙不能帮闲的时候,心里甚是悲哀。
中国隐士和官僚最接近,这时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做官的。如我教授没得做,只好玩玩。我前回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是。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学难,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革命的,但是现在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之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所以他们的任务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趋势是长久的,我不劝人立刻把中国文物都抛了,不看就没有东西看;不过如果以我的意思不错,对照着这个意思看起来,就可以明了多了: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不会多,现在做文章的人却是帮闲帮忙的人。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我肚饿了我要去借债去。我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能不帮忙不帮闲就行。
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做起文章不是帮忙就是帮闲,帮忙还是帮闲全弄饭吃。小资产阶级意识也许可以消灭一些,帮忙帮闲关系也许可以减些。如前三四年,革命文学讲得很厉害,这个也革命,那个也革命,革命文学家多极了,政府怕起来,捉了几个、杀了几个,革命文学就少了。这就因为他们本来是帮帮闲帮帮忙的。因为革命文学方面忙不过来,所以过来帮帮,但旧的影响,并未脱掉。社会那方面看起来,这里面一定有卢布,因为没有卢布怎么会有革命文学?所以做文学史,如从社会方面看起来,应该是这人何以变化,那边拿了钱的。
文学不在这两范围范畴内的,也拿得出来。若以现在眼光看起来,固然没有什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是会有的。不用历史的眼光,则一切失了价值。有人做一篇文章讥笑诗经时代女人嫖男人是用钱的,这好像说庄子老子不懂唯物史观。无产阶级文学不在这两个范围中,要脱去掉这两个范围。在知识阶级应从理想,应以为社会如此下去,非改革不成,故也会倾向无产阶级文学,但与无产阶级的苦心总是不同的。中国批评家因帮忙帮闲也失了权威。这些批评家于中国历史不甚了解,他们不知道不能一个筋斗就翻得下来的。由旧文学转变过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没有模型。北京有几位文学家说:“我是没落,就没落好了。”何必自暴自弃至于此地。但批评的人也不要太过分,手段还是应该向他们学的。文学是叫人看得下去,如战斗时,没有兵器,口咬必要时,也应该咬他一口的,以为狗用口咬,我便不咬,大可不必。如因其为帮闲文学,便不消化,就像我吃了牛肉就要变成牛似的。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1932年11月24日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讲演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鲁迅昨日在女子学院之讲演?
【特讯】鲁迅自沪来平后,二十二日曾在北大、辅大讲演,昨日(二十四日)又应女子文理学院之请,于下午三时,偕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同往五爷府女院演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听众皆为该院学生,约三百人,兹录其讲演大意如后:
我国自革命策源地广东倡导革命以来,处处皆有革命,即文学亦然,故沪上之革命文学,风行一时,其文章多为“前进,往前走哇!”之类,而官人对此革命文学家则嚷“扫荡扫荡,杀掉杀掉”,于是此类革命文学家遂愈杀愈少,愈扫愈少矣。盖平分被杀去,一部分被拘,一部分逃亡,且有许多怕压迫而走入民族主义文学路上去,故此革命的文学一变而为遵命文学矣。有数流人物值得研究,(一)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之叶灵凤之流。叶自命为左倾作家,而他后来因怕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卒丁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文学矣。(二)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如张资平之流,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人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作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三)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问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现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真止的革命文学,系属无产阶级之作品,惟真正之良好作品,现尚未有,一切作品,皆不足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农人、工人、劳动者,而彼等之思想及文笔,皆不足构成文学也。故无产阶级文学,作者必须全具无产阶级之意识,方可成为真正代表此阶级之作家云。(最末对革命文学作家应有条件,颇多说明云。)
鲁讲毕,有多数该校学生,提出简短之文学问题请教,经鲁一一解答,学生颇感兴趣,至五时许,鲁乃用茶点而出云。
再论“第三种人”
——1932年11月2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鲁迅昨日在师大讲演
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观众达二千余人,临时改为露天举行。讲演毕,鲁表示“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
[特讯]昨日下午二时,师大文艺研究社请鲁迅在该校风雨操场讲演,一时前后,全场中即已十分拥挤,鲁迅于一时三刻到场,团团围集,众约二千余人,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缘最近上海出版之《文化日报》曾登载鲁迅《论“第三种人”》一篇,对于文艺阶级性,有所主张,兹录其演词大意如左: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的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来了,这就是胡适之先生、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
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前进,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陈独秀反而称革命的工农为士匪了。不过事实已经证明,左翼作家的确没有拿卢布,工农也确实不是土匪,于是旧文学的保护者想起了另一种的办法,于是“第三种人”之说便出来了。他们说,文学是“镜子”,没有阶级性的,现状的情形怎样,所照出来的也怎样。不过这话是不对的,就说是一面“镜子”吧,它所照出的,也是由于实物的不同而各异,何况,在阶级社会里的人决不是一面镜子,因为阶级的背景不同,所有的观察,也是一副眼镜,他怎能超阶级呢?
他们又说文艺是为将来的,譬如托尔斯泰是写现在的,对于将来才有价值,他的文学,到现在还有价值。不过这话也不对的,托尔斯泰写东西时,是写他那时的现在,并不是写将来的,如果他写的时候,为了将来,那末,他离开了现实,到了现在,就失掉了价值,不成东西了。他们又说喜欢文艺的人们,要写东两,可以被批评家骂回去。这也是不确实的,社会一般的群众的需要,可以决定作家,不是批评家可以生杀予夺了的。他不是因为批评家的苛酷而作不出东西来。
因为作品懂得人愈多,力量就愈大,价值就愈高,艺术作品普遍的,须要大众化的,许多人想保存旧艺术,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许多的资产阶级,不当摇摆于高潮中,当与群众接近,要不怕衣裳的沾污,不怕皮鞋的染土与群众接近,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甚么办法也阻碍不住的。
有人以为知识阶级要灭亡了,其实知识永远是需要的,知识灭亡的事情,决没有这种道理。但是新知识者与旧知识者完全不同,在我小的时候(四十年前),所谓知识者,他们只知道写信的方式,——祖父抬头几个字,以后祭祖应该怎样设置——摆几个碗,几个碟子,这种东西,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所谓知识者——就是外国留学的先生们,讲孔子的经济学,回国讲罗素杜威学(胡适等标榜的主义),他们最漂亮,最阔绰,他们可以坐汽车,也可住洋房(坐汽车的事,今天我也是这样来的,不过,这是诸位的盛意),但是,这能否长久,实属问题,恐怕也要灭亡的。将来的知识者,研究为将来有用的东西,是另有其他有益于群众的一个人,他们在现在,把握住实际问题,来求自己的艺术,并不是抱着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也是不能存在的,与其说是研究知识阶级的夭亡,到不如说,研究为将来而斗争的艺术。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末,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鲁迅讲毕,多数群众,更争相紧随,拥入休息室,有询以何时返沪者,则答以最近日内;有争相挽留请即在平教书者,则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又有问“周先生住在上海感觉怎样”,则答曰“现在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极灵敏,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无碍”,听者莫不大笑云。
在上海野风画会的讲演
(1932年12月21日)
我在日本时曾参加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谈起革命,我也算是老革命来的,(笑声)论起革命不是好玩的,也不是好干的。现在革命越来越不好干了。杀的杀,捕的捕,包打听随时在钉梢。革命者掉队的掉队,出洋的出洋,逃跑的逃跑了。我呢,现在才来革命,才开始感到兴趣,就是人家不干了,我才来干的。自从杨杏佛被刺以来,敌人不断地写恐吓信给我,我则置之一笑……
至于谈到写小说如何写的问题,青年人要肯学习,什么都要看,阅报纸时连报纸上的广告也要看,看了也有益。不要单看革命的东西,反动的东西还是要看的,也要向敌人学习。极平常的事情吧,春牛图、日历也要看。你们知道,壁上贴上春牛图,研究起来,里面有多么丰富的学问,恐怕你们还不懂哩!
写小说怎么写呢?拿找典型来说:我常常把北平的李四,上海的张三合起来用,无锡的头,绍兴的身,杭州的脚,各方面挑选汇合起来写。世间没有现成的东西。我什么也不会,只能写几篇小说和杂文。一个人要有专心,专干一门。有些青年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写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好似杂货摊子。而一个人能力有限,结果样样都不成功,若专心搞一门,写小说写十年,做诗做十年,学画学十年,总有成就的。
什么是艺术?意思很奥妙,其实并不那个。艺术离不开社会生活。例如一个碗,本来是白磁的,要画上松竹梅岁寒三友,又要画上菊花或写上“真君子”字样,白碗本来就可以用了,为什么还要画上画、写上字呢?因为这样一来就美观,所以就叫做艺术,艺术并不是难懂的东西。
学画的人要从事实,从创造出发。最近德国漫画家哥洛斯的漫画来到中国了,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有人完全模仿他的画来画中国人,这就不对了。他画的是德人的生活,抄袭模仿得来的没有丝毫意义,他不过是一种画派,我们要求更多的画法和画派。特别要注意的是,现在漫画中很流行的公式化的表现方法:要画资本家必然在脖子背后都画上三条痕,所有的资本家都长有三条痕,那么,这样一来,不是资本家就等于“三”了吗?(这时他拿了粉笔在黑板上一划,列出公式:“资本家=三”的字样,引起全堂哄笑)
目前中国人的蓍作,还没有顶好的东西。有的说,我的《阿Q正传》好,翻译了七八国文字。其实好不好呢?我以为不见得是好的。因为外国人喜欢新,同时喜欢来自远方的异国情调,见了与己国不同就发生爱好,认为别致。要将现在中国人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对比起来真是望尘莫及哩!
不论写什么,也不论什么题材,只要你写得好,即如一只狗,你写得好或画得好也是很有作用,而且会是很好的东西,搞得不好任你什么题材也变成一文不值。社会上和自然界,森罗万象,任你选择,只要你们多去看看,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哪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作出它的生命力来。我个人工作比较忙的,若说看书看报是我休息的时候的话,那的确是我真正的休息了。我写文章没有他人那么容易,别人恐比我快,我写文章是很难的。近半年我自己还在学习俄文,过去我翻译苏联许多著作,多数是从日文德文翻过来的。(至此。他结束了这次谈话。接着,我们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鲁迅先生口答。我们问:刘海粟的画好不好?先生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刘海粟喜欢画青天”。我们又问:中国现在作家中哪些作家比较好?鲁迅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茅盾、丁玲比较好,茅盾的《子夜》写得很好。”)
在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上的谈话
(1936年10月8日)
刻木刻最要紧的是素描基础打得好!作者必要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不拘甚么题材,碰见就写,写到对方一变动了原来的姿态时就停笔。现代中国木刻家,大多数对于人物的素描基础是不够的,这样,很容易看得出来,以后希望各作者多努力于这一方面。又若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的。又艺术应该真实,作者故意把对象歪曲,是不应该的。故对于任何事物,必要观察准确,透澈,才好下笔,农民是纯厚的,假若偏要把他们涂上满面血污,那是矫揉造作,与事实不符。
(1-19) http://book.qq.com/s/book/0/25/25285/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