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电脑桌面壁纸:神秘特工李士群之死1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0:12:32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首先谈到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

接着,潘汉年也汇报了策反李士群的工作有了进展。

他告诉饶漱石,李士群希望尽快见面商谈“反水”之事,见面的地点可以在扬州,他在那儿有一所很大的私人宅园。既隐蔽,又安全。潘汉年对饶漱石说,李士群甚至愿意放弃汪伪政府中的包括江苏省长、清乡主任的所有职务和我方合作,看来,是下定了决心的。

潘汉年告诉饶漱石,李士群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都甲曾和'梅机关’的今井武夫少将密告武田义雄,于是派遗军总司令部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才派武田去东北奉天。以后,日本军方严禁日本高级将领谈论武田义雄。

因此,潘汉年断定十有八九,武田义雄肯定暴露了,而且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对这位情报战线上的战友的牺牲(或失踪),他们都非常难过。

但是,不知为什么,潘汉年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并没有立即向饶漱石坦诚汇报。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

不过,圆滑聪明的张云又开始引用陈修良的见解。

陈修良说:“潘认为此事并非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看到'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错误,他怕说出来会见汪某的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解释清楚,因而没有把此事向党报告。后来他到延安,也由于同样顾虑而未汇报此事。一个党员对党不坦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这同'秘密投敌’,却是风马牛不相关。”

即便像陈修良这样的老革命,她的这种解释也还是很勉强的。

不过,我们不必在这里纠缠不清,继续。

  
1943年,苏北76号特工站站长姜颂平报告李士群,新四军通海抗日自团团长汤景延有意率部反叛投敌。

李士群立即招见具体负责汤景延策反工作的海门特工站站长王世雄,并马上调阅汤景延档案。

汤景延档案显示:

早年毕业于上海华东体育专科学校,参加过松沪抗战。后被国民党韩德勤保安旅招募,职至中校炮兵营长。1937年初,趁到上海购买军火之际,窃取巨额军款潜逃回老家南通,自建地方武装,占山为王。1940年新四军东进,汤景延被一师三旅陶勇部收编。汤景延为人气度豪爽,善饮,健谈,三教九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

李士群和清乡区日军最高军事长官小林信男中将商议后,从苏州日本“登”部队调来特高课反谍专家金子大佐与姜颂平共同制定对汤景延的考察计划。

踌躇满志的姜颂平急令汤景延秘密进城面谈。

次日,汤景延只身进了南通城。

夜晚,姜颂平和金子大佐在濠河边上的“有斐”馆替汤景延设下了“鸿门宴”。席间,姜颂平对汤景延频频发难,汤景延不亢不卑,回答滴水不漏,反到引起金子大佐的怀疑。他们索性将汤景延逮捕,关进监狱,进行严刑逼供,打得汤景延皮开肉烂,不停地喊冤叫曲。

汤景延如果一味硬顶,宁死不屈的样子,则反倒是共产党的风格。现在汤景延这副模样,反倒让姜颂平和金子大佐觉得很正常。就这样,算是通过了对汤景延的考察。

接着,他们向李士群通报了汤团反叛的各项条件。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汤团开始了反叛行动。

汤景延亲率队伍攻打了一个新四军的乡公所,当场击毙十余名新四军,然后公开发布“反叛声明”。并根据与姜颂平达成的协议,汤部番号改为“苏北特工总站外勤团”。

汤团反叛在社会上造成了强烈的反响。

日本人和汪精卫南京政府上下一片欣喜若狂。

这一天,李士群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身份,率领着一支由省保安副司令唐生明和省政府各厅局处长组成的视察团,声势浩大地从苏州大运河乘船出发,

第二天,李士群亲自接见了汤景延,委任他为中将师长。让汤景延以南通“清乡警察大队”的编制,受张北生指挥。

让汤景延跟着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方,这也是李士群和饶漱石仔细商议过的。特工组织没有军队编制,团长、旅长军衔的人,到了这里,最多封个站长。庙小佛大,不利于发展。再加上张北生对汤景延和姜颂平单独联系,早有醋意,他多次向李士群抱怨。

让汤景延部队作为钉子插入张北方的老家南通,可谓一举两得。

李士群组织的这次扬州视察,本来就是掩人耳目的走象。

他原以为与饶漱石见面之事极其秘密,而且所有随员都已被酒、色拴住,扬州之行的真正目的绝对不可能为旁人所知。

殊不知,他错误地低估了引以为知己的陈恭澍。

自从投李之后,陈恭澍—方面信誓旦旦巴结李士群,另一方面仍千方百计与军统特工拉关系、送情报,求得他们的谅解。这个还在脚踩两条船的老牌特工,以便在李士群万—垮台的情况下重归军统局。如今,既嗅到了异味,便格外留意周围发生的一切。

扬州两日,他人除了吃喝嫖赌之外,别无它干。可是,陈恭澍并没有闲着,他的眼睛紧盯着李士群,他要从一丁一点儿的蛛丝马脚中,看出个究竟来。

两天之后,李士群一声令下,众人重又登上小轮船,拔锚起航,凯旋回到苏州。

一回苏州,陈恭澍就和唐生明嘀咕。

“唐兄,扬州一行,你举得有什么反常吗?”陈恭澍开始发难。

“此话怎讲?” 唐生明听出了话中有话。

于是,陈恭澍便将视察团扬州之行的种种迹象,加上自己的推测结论,—五—十地告诉了唐生明,最后郑重其事地言道:“整个苏南、苏北都在李士群手里,倘若他真的靠向共产党,对于我们党国的事业十分不利。据我观察,李士群在扬州与共产党方面高级领导人秘密会见过了。是谁暂且不得而知。但你老兄不妨把这一重要情况,尽快报告戴老板。”

“好的,好的。” 唐生明连连点头。

唐生明一方面为获取这—重要情报而震惊,另一方面也从心底里鄙视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李士群把陈恭澍从断头台上救下来,引为知己;他却—转身就把李士群出卖。

不过,唐生明并没有马上电告戴笠,他在拖时间。

唐生明也是多重间谍!

他除了是蒋介石钦派的密使,他还是中共不在编的情报人员。他的身份只有周恩来、陈赓等极少数人知晓。

唐生明立刻和夫人徐来商议,让徐来有意把消息透露些给李士群的妹妹李维英。

这才是“花花公子”的真面目!
说康生有历史问题,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1938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来到山东省乐陵县,得到国民党县长牟宜之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为了更好地抗日,牟宜之彻底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完全接受我党我军的领导;县政府的财粮积蓄完全献交我军,其武装也改编成我军泰山支队。牟宜之本人也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当即被吸收为特别党员。乐陵成为一个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使国民党顽固派恼怒万分。

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气急败坏地跑到乐陵,向牟宜之同志兴师问罪:“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

牟宜之同志答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

沈鸿烈暴跳如雷,用手掌把桌子拍得连声响,申斥牟宜之同志。

牟宜之冷静地回答道:“就是你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

沈鸿烈技穷,便委任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妄图调虎离山。牟宜之严词拒绝了沈的“委任”。

沈鸿烈最后使出流氓手段,把牟宜之架上汽车拉走。

这时,我党发动上万名群众在城外南关拦截住沈鸿烈的汽车,向他请愿,要求挽留抗日爱国、深得民心的牟县长。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卧在公路上,坚决不让沈鸿烈带走牟县长。

沈鸿烈命令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不畏惧。沈鸿烈看到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狼狈地逃走了。

牟宜之(1909~1975) ,山东日照人。他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亲外甥。

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丁惟汾这个人了,其实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长期担任国民党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领导人,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堪称国民党“党皇帝”。要不是他深居简出,不多过问政事,如闲云野鹤,不大像政客却似学者,潜心研究毛诗尔雅而主动将组织大权供手相让的话,有“蒋家天下”却没有“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这么轻易地渗透进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却派系林立的庞大组织系统。

牟宜之有这个社会关系,共产党如获至宝;更因为牟宜之在上海曾经和康生一起被捕过。得知这一情况,肖华同志不敢怠慢,立刻把牟宜之送到重庆,直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表面上,牟宜之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由于事关重大,1939年的秋天,由邓颖超同志亲自陪同,牟宜之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直接汇报。

当康生看见牟宜之时,的确有些紧张,可是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原来,康生早就把他在上海曾经被巡捕房短时间拘留的事向毛泽东汇报过了。

1929年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国民党“改组派”的王乐平,陆续发表《宣言》及《缘起》两个文件,历数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穷兵黩武、攻桂迫冯实行个人专制等罪状。

这个时候,康生和牟宜之都和王乐平来往密切。

康生是为了极力拉拢王乐平,牟宜之则是王乐平想拉拢的。如果能得到丁惟汾的支持,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的力量将急剧增强。

王乐平(1884~1930),山东省五莲县人。早年经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是山东老乡,中共特科派康生去争取王乐平。这是党内机密,牟宜之并不清楚。

王乐平被蒋介石暗杀后, 康生和牟宜之在一次纪念王乐平的活动中都被租界巡捕抓获,拘留了几个小时后,各自被人保释。牟宜之是丁惟汾出面,而保释康生的是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此时的康生镜经组织批准,担任了虞洽卿的秘书。

在巡捕房里,牟宜之和康生是分别关押的,牟宜之也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因此,康生的历史问题,事出有因,但就此说他是叛徒,就此变节,却是证据不足。

当毛主席在窑洞里单独听取牟宜之的汇报后,人们看到他高高兴兴送牟宜之出来,还亲切勉励宜之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

应该说,康生是通过了毛泽东这一关。

其实,这时候在延安, 毛主席有俩个人格外地需要:一个是刘少奇,他是党内“整风”的理论家,另一个就是康生,他是党内“整风”的实践者。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可是,没有实践充实的理论却是苍白无力的。

至此,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已成定局。刘少奇在1943年初出任毛泽东第一助手前后所做的,就是乘势推进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实现高度统一,筹备“七大”、在组织上建立高度集权,从而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推向党内空前绝后的至尊地位。而康生,就是通过把“整风”落实到“审干”,搞成一个人人过关的大运动,通过“矫枉过正”,实现毛泽东在党内空前绝后的至尊地位。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一句话:父亲对于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之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是我在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听到的最沉痛、最深刻的一句话。

第二天,经过了一夜深思的毛泽东,脾气没了。

他命令秘书重现起草电稿给共产国际,感谢共产国际这些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对于康生问题,一字未提。

共产国际就要快终结其历史使命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是非恩怨让后人去评说吧!

好离好散,何必再和一个行将就木的东西再纠缠不清呐!



几天后饶漱石汇报的电报来了。

这都些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一扫前些天的阴霾。

饶漱石在电报中欣喜地向毛主席汇报,他已奉命在扬州和李士群秘密会晤过了。中央的策反李士群的战略决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了,这再一次显示了主席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几年的策反和统战工作终于没有白做,如今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阶段了。

饶漱石和李士群已经仔细商定了一个“蛇脱壳”的庞大计划。

趁“清乡”为名,李士群的主要力量逐步从苏南抽身而出,向苏北、淮南转移。李士群和新四军联手,共同与日伪军争夺人力、物力、财力、地盘。李士群手下武装不下二、三十万,除了省保安部队大部外,还有配备十万短枪的黑衫特工队和不少地方警察队伍。

李士群准备接受改编,把这些主力带至阜阳。

这样一来,李士群就和新四军淮南、苏北的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将有力地抑制日本军队的攻势,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敌我军事力量对比。

李士群担心一旦“反水”后,日本人将对他严厉打击,所以选择阜阳,是因为阜阳物华天宝,进可以控制京蒲沿线,退可以以大别山为依托,周旋和游击有余地。相对而言,苏北地势一马平川,基本上为平原水网地。夏秋青纱帐起,稍有地物还可利用;可冬春季青纱帐落,大地又一望无垠,不利于作战。

饶漱石在报告中还透露这么个信息:李士群的这些计划,已经得到上面汪精卫的默许。汪精卫自觉来日无多,已把陈公博“托孤”给李士群,要李士群“宁赠友人,不与家奴”。这个家奴,指的是共产党和汪精卫共同的叛徒周佛海,友人么,毋须多言。

但是,这个“蛇脱壳”的庞大计划动作太大,饶漱石不敢自作主张,需要得到中央的指导、批准和支持。

饶漱石报告说,已派冯少白携带详细文件星夜兼行来延安。

文件中,还有李士群提供的许多原在上海英美租界巡捕房和宁沪警察局密藏的一些重要资料副本,有许多和我党早期活动有关,极其珍贵重要。比如我党早期领导人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叛变投敌后的交代供词等,这些都是极其秘密的档案,这次都搞到了。

向忠发、卢福坦等人,都是工人阶级出身。

当年米夫说陈独秀、瞿秋白这些知识分子不可靠,所以让向忠发、卢福坦等人当上中共的领导人。

1931年,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迅速被杀,中共中央曾经为他作了极高的评价,可是,根据李士群提供的材料,这个理应是“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代表,一被捕就立刻自首,投降。

向忠发被杀后,卢福坦被指定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领导人。可他于1932年底被英国巡捕抓获后被递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随即叛变。卢福坦的口供里涉及到某位中央领导人的不光彩的历史。

有这些人的材料,可以好好羞辱米夫等人。

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毛泽东看阅,大喜。

他叫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罗迈、林伯渠、康生等前来分享这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从不喝酒的毛泽东,举起了酒杯,为即将“蛇脱壳”的李士群干杯,希望他能早日跨出这“洗心革面,皈以人民”的关键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