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e重装系统黑屏:谍王佐尔格在中国的营救行动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理查德·佐尔格，德国人，“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人物。1930年1月，他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来到上海。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特工，在中国他以共产国际远东局情报部的身份与中共合作，组建了自己的情报网。

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11年第3期，陈印口述，叶德英整理。

为共产国际购买枪支

一天深夜，三声清脆的敲门声把刚刚入睡的父亲惊醒，他打开灯，侧着耳朵仔细听一会儿，又是三声清脆的、有节奏的敲门声。父亲知道，门外的人是佐尔格。半夜来敲门，父亲感觉到可能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佐尔格进来以后，神情很紧张，他把“牛兰夫妇”被捕的事，告诉了父亲。

“牛兰”的真实姓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牛兰（Nougat）只是他多个化名中的一个。2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春，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秘密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

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等。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做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租界的英国警察逮捕。

佐尔格严肃地对父亲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是赤手空拳钻进敌人的心脏，而今天，敌人逼到我们头上了，我们急需防御的武器，现在，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交给你任务，购买十支手枪，而且越快越好，必须完成！至于用途，你无需过问。”

武器必须通过军火商才能买到，于是就考虑怎么能够跟军火商搭上关系。突然，父亲脑中闪现出一名姓蔡的老板。蔡老板名蔡叔厚，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经商多年，人脉通达，也许他能帮助自己跟军火商联系上，父亲决定冒险一试。没有想到，三天之后，蔡老板即通知拿货。怎样才能安全地取回枪支，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近几个月来，上海的气氛很紧张，在马路上，随时可能发生搜查，外国巡捕经常突然出现在行人面前，拦截行人，搜查衣服。

决定动用上海滩的著名花旦执行这次任务。我大姨蓝天当时是上海滩一名比较有名的话剧演员。她很快地就完成了任务。

不久，这批枪被佐尔格提走了。

侦察牛兰夫妇下落

1932年初的一个深夜里，佐尔格紧急约助手父亲来到了位于霞飞路的一幢房子。这里，是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寓所。一度，史沫特莱的寓所，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会商工作的地点之一。

牛兰夫妇系共产国际重要负责人，并且手中掌握大量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因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让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甚为恐慌，更令莫斯科担忧的是，在牛兰夫妇的秘密联络站里，依然存放着共产国际的大批绝密文件，这些文件一旦被搜出，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莫斯科果断作出决定，不计成本和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那么，如何营救牛兰夫妇？又由谁来实施营救呢？莫斯科总部想起一个人：佐尔格。佐尔格，这位堪称世界谍报史上“红色谍王”，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活跃在中国的上海。

牛兰夫妇被捕后，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藏在据点里的秘密情报也始终没有被敌人获得。事实上，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的确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个联络站，负责人是个德国人，绰号叫“牛轧糖”。但是，由于他不掌握“牛轧糖”的具体身份和联络地点，所以，国民党特务根本无法查到他们的下落，直到一个多月后，牛兰夫妇在租界被英国警察逮捕，国民党才怀疑这对持有德国护照的夫妇，也许就是顾顺章所供的“牛轧糖”。

莫斯科指示，营救活动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秘密斗争，由佐尔格情报小组侦察牛兰夫妇的下落，拿到蒋介石秘密关押他们的证据，第二步是公开斗争，由史沫特莱号召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士进行抗议。

如此说来，侦察牛兰夫妇的下落，成了这次国际大营救的关键环节。那么，如何侦察牛兰夫妇的下落？怎样抓住蒋介石政府的把柄、拿到他们秘密引渡牛兰夫妇的证据呢？

一天，佐尔格又来找我父亲。看到父亲苦恼的样子，佐尔格知道这个任务马上完成比较困难，所以他也很着急。于是他俩开始一块儿分析起来。既然牛兰夫妇的被捕是因顾顺章叛变引起的，所以应该能断定他们被关押在南京。

按照佐尔格的指示，柳忆遥对张冲的情况取得了如下的材料：张冲，浙江乐清人，曾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进入北京交通大学，专攻俄文。不久官费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在东北哈尔滨等地主持国民党党务，曾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出狱后，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实际上是中统局前身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重金收买国民党高官

几天过后，柳忆遥那边就传来消息：牛兰夫妇确实被关押在南京，而且，这个案子正巧由张冲主管。父亲十分高兴，马上向佐尔格报告了这个特大的喜讯。没想到佐尔格却说，消息虽好，但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他此时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必须要让张冲递出一个牛兰亲笔写的字条来，才能证明牛兰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的证据，共产国际才能发动反蒋抗议活动，如果没有这个证明，蒋介石就可以不认账，运动就没有力量，也无法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还有可能把牛兰夫妇秘密处死。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营救出牛兰夫妇，还会促使蒋介石果断地下手杀人。

从营救工作的理论上，佐尔格说得十分有理。但是父亲却不敢苟同他的观点。张冲拿到一张牛兰的亲笔字条是不难，可是，让他把这样一张字条交给共产党，这不是等于让他自己制造一张“暗通共产党”的罪证吗？递出这样一张字条，老蒋会放过他吗？父亲认为，张冲绝对不可能为了老乡的情谊，冒着杀头的危险，为共产党递出这样一个凭证来。然而，佐尔格却很自信，他认为：既然我们党内出了顾顺章，那么国民党内就不能够出现张顺章、李顺章吗？

最后，父亲还是遵照佐尔格的指示，把任务布置给了柳忆遥。时间一天天过去，柳忆遥这边却一直没有消息。正当佐尔格和助手打算筹划另外途径的时候，柳忆遥这边却突然传来消息说，可以拿出文字，但是条件是要3万美金。3万美金是个天文数字。父亲接到情报后赶快向佐尔格报告。佐尔格却坚决认为这3万美金应该付，但条件是要先交货，后付钱。他很快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第四情报部取得联系。上级肯定了佐尔格的做法，并积极筹备这笔钱，准备派两名情报员分两条线路把钱送到上海。

一天下午，柳忆遥突然来到交通站。他进门以后，把衣服掀了起来，从衣角里取出一个长三寸、宽一寸的纸条，父亲打开一看，看不懂，是俄文写的两排字。他急忙电话通知佐尔格。佐尔格当时说，要进一步认定是不是牛兰的字迹。过了不久，佐尔格传来消息：确实是牛兰的字迹。

随后，经莫斯科发出进一步指令，营救牛兰夫妇的任务已从秘密转向公开。很快，在欧美进步报刊上，刊登了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了国际职工运动在上海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以及他们三岁儿子的新闻。之后，在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努力下，很快，世界上著名的学者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高尔基、宋庆龄等，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抗议，让蒋介石公布逮捕人的证据。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牛兰案件。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法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中国论坛》、《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连续报道。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内部分歧和世界舆论的双重困扰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后来，他们被秘密遣送回国。

佐尔格离开中国

营救牛兰夫妇是佐尔格小组在中国工作的高潮，也是导致他很快撤离回国的原因。3万美元的政治交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牛兰案件是终结了，但这个交易的线索却无法终结：张冲是何等人？为什么他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为共产国际传递这样一张字条？他是主动向共产党示好，还是另有企图？抑或他是不为人知的中共卧底人员？或者真如佐尔格估计的那样，是国民党里出现的张顺章、马顺章？

无论如何，这笔交易，让佐尔格情报小组暴露在了国民党特务的视线范围内，只要他们跟踪搜索，很快就会被一网打尽。在与张冲的交易前，佐尔格的种种分析，不过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并不能排除发生危险的可能。因此，这条线索必须割断，而割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佐尔格及所有参与营救的人，马上撤离中国。

牛兰案件后，佐尔格接到命令，匆匆离开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