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办公用的平板电脑:政治体制改革有待突破

导语：

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胡锦涛、温家宝都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最近，政改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应该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来不曾停止，但在人们的感受中，与经济改革的速度相比，政治改革有些缓慢和滞后。在实践层面，仍然存在一些消极的看法和阻碍性的力量。

要实现现代政治文明，尚须取得重大突破。

第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每届领导都没有停止步伐

1：理论层面

2007年，十七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十六大，“尊重和保障人权”。

1997年，十五大，“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

1992年，十四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搞西方多党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1987年，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着墨最多，篇幅超过后来的总和，规定了七项具体方案，其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等。

1986年，十二届七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强调三项方针，首先是党政要分开，第二是权力要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

2：实践层面

2008年，“大部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2003年，改进管理方式，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1998年，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号召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1993年，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重点是政企分开、转变职能。

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国务院常设机构由72个减少到66个。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对党中央直属机构进行了改革。

1982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废除干部终身制。撤并了一些重叠机构调整了人员结构，规定了领导职数，国务院机构由100个减少到61个，人员精简达25%。不久，机构人员又重新膨胀。

3：“改革需要范式转换”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某种周期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热闹一回，不过，跟改革开放早期相比，现在的力度还不够，有点“小打小闹”的味道。

改革要深化，不仅要进行某个具体的改革措施，更需要对“改革的元规则”进行改革，寻找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框架，让改革能够在宪政的主题下持续深入。

如果不进行这种“范式转换”，那么，改革体制就将永久化，也就是说，中国将永久性地停留在“社会转型”的中间状态，不断地摸着石头，却永远过不了那条河。

第二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1：民众的现实要求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既是对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是对社会失序的担忧。

一方面，“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人格的人，一个有经济利益的人，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我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一举手一抬足可能就侵害某些人的利益，需要予以规范和限制。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000~4000美元之间时，国家的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要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政治体制改革的落下功课必须补上。

2：经济发展倒逼政治改革

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经济发展鞭策政治革新。

考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工业化和民主化大体上是并行的，如果民主化落后于工业化，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以后，如果不及时进行民主化转型，经济发展势头将很难保持下去，甚至可能带来灾难。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革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国社会经济有一个明显的背离，在民营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国进民退”。在钢铁行业整合中，一些发展势头良好的民营钢企被迫退出。至于山西煤改，则一改2005年的政策，几乎“驱逐”了民间资本。如此种种，毫无疑问加强了国有经济的“主导性”，但有违公义，应该有所限制。

此外，权力不断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一再呼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这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

3：对外开放倒逼政治改革

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在WTO框架内，需要适应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实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再说备受瞩目的人民币升值问题，虽然现在的汇率对我国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害，而且持续时间越久，积累的风险越高，但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下，很难作出大的改变。

要解决相关问题，也只能依赖于政治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改变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标准、剥离政府过多的权力、改进决策与质询体系等等。

第三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1：把改革当作“维稳”的天敌

“稳定压倒一切”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秩序固然很重要，但一个好的政府，更重要的是促进进步，而不是维持秩序，何况是消极地维持秩序。

黑格尔早就说过，“合理的必将存在”。稳定无法压倒一切，该来的迟早会来，而现代民主制度本身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明。

政治改革不充分、不真实，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2：“特殊国情”论：本末倒置的挡箭牌

“特殊国情”论并不新鲜，无非是说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参政议政能力太低，容易“不明真相”，需要被“代表”。100多年前，清末的立宪派就对此种论点就作了充分批判，不值一提。

最近某位官员的肺腑之言，倒为“特殊国情”论提供了新的注脚：“我国依然是人治的国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其中的逻辑明显本末倒置，官员抱怨民众不使用他们提供的“法律武器”，偏爱上访，可是任何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法律武器”不管用，才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本身——也就是上访。

因此，事实真相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位官员揭露的“人治”、“官本位”真相，不仅不是政治改革的障碍，反而正是政治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说了，选举、参政究竟要求多高的“素质”呢？根据各人利益和喜好进行政治选择就可以了嘛。在实践中，反而是农民的政治热情比大学生高。

3：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

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造成的，与我国过去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

政治体制不合理、利益分配不科学、权力不受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政府权力和利益挂钩等，都会催生既得利益，导致公权私分，权力部门化，经过一段时期后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题中之义必然要求还政于民、限制公共权力，虎口夺食，当然是很难的。

第四部分：政治体制改革要突破，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态度问题

1：抓住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

虽然建立宪政、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延宕，政治改革必须加快。

现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经过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天、抵御金融海啸、建国6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考验，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判断力日益增强，能够比较理性地融入一个变化的时代。

我们应该在形势好的情况下改革，不要在危机的时候再改革。但可惜的是，形势好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思改革，这需要引起警惕和反思。

2：财政改革可以先行

之所以优先选择财政改革，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是财政改革的重要性，二是它面临的阻力相当较小。

先要有经费，各个党政部门才能运转，西方宪政制度就是围绕着征税权和财政支出而展开。因此，要改良政治，务必改良财政，这有着提纲挈领的意义。

财政改革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从1994年到2008年，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都是当年GDP增速的两倍，成倍完成当年财政收入增加的目标，这说明政府的征税权可能被滥用。此外，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不透明，连合格的预算方案都很少，在执行过程中更缺乏有效的制约，容易滋生制度性腐败。

相对于普选、分权等议题而言，财政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不动摇领导权，仅仅是优化利益的分配，这对提高管理水平是有好处的，应该得到支持。

3：回望改革之初，从中学习勇气与智慧

为什么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历史的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牢记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发展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86年，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就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政治改革有三大关键：

1.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

2.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3.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我们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没有超出二十多年前的范畴。这些都是从生死存亡关头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若被弃如敝履，那实在太可惜了。

结语：

政治体制改革终究会进行，但是也应该知道，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社会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得有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