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两江新区挂牌 中国“大陆战略”上路

　　早在八年前，时任重庆社科院副院长、《改革》杂志社主编的廖元和就提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应加快实施对外开放的“大陆战略”。

　　如今，已卸任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一职，转任该校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的廖元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重庆是中国“海洋战略”和“大陆战略”的结合点，两江新区的进程则是实施“大陆战略”的重要风向标。

　　6月17日，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前夕，廖元和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

　　从“海洋战略”到“大陆战略”

　　《中国经营报》：过去20年来，中央政府先后批准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它们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随着重庆两江新区的设立，是否意味着今后国家的开放政策会优先考虑在中西部地区推行？

　　廖元和：我们要从中国未来发展路向的角度看待两江新区，它的设立不仅仅是重庆的需要，也是整个中国全局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不平衡的，先是沿海，再是沿江和沿边开放，形成了东部发展较快，西部相对落后的格局。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存在三个不足。第一，比较注重东南沿海的开放，西部和内陆地区开放程度不够；第二，比较注重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资源引进力度不足；第三，比较注重与发达国家的接触交流，忽视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从区位角度看，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市场的开发，对中国而言越来越重要，要加强与上述区域各国的经贸合作，西南地区的开放迫在眉睫。从资源角度看，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石油和天然气主要产地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要引进这些资源，通过新疆和中缅油气管道最为便捷，西部的开放能够为这些战略资源的引进提供保证。

　　我2002年曾提出，沿海开放是“海洋战略”，西部和内陆的开放则是“大陆战略”，重庆就是“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的结合点。中国加入WTO后，从制度层面来说，对外开放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不管什么地方都要开放，但从战略和策略方面，还有很多回旋余地。巩固和提高东南沿海地区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强西北，西南地区的开放，可以让中国的对外开放在空间布局上更加完善，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把海洋开放和大陆开放结合起来。

　　《中国经营报》：重庆两江新区为什么能成为“海洋战略”和“大陆战略”的新枢纽？

　　廖元和：过去30年来中国实施海洋开放战略，是因为近300年来，海上交通系统的效率和成本，逐渐优于陆上交通系统的结果。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国外传来的同一条信息，不是先传递到上海、北京，再到西部的重庆，而是同时传递到各地，这改变了以前技术和信息“梯度传递”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内陆和沿海地区又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重庆以及两江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一旦“大陆战略”取得与“海洋战略”同样的政策重视，中国的西南、西北与东南沿海两大功能不同的经济板块，将通过两江新区这一枢纽连接起来，这也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从北部新区到两江新区

　　《中国经营报》：据我们了解，两江新区挂牌后，将采取一套较为复杂的管理体制，这对两江新区的顺利起航有没有不利影响？

　　廖元和：两江新区将采取“1+3”的管理体制，即在两江新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由两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具体负责两江新区的统一协调、统一政策、统一规划；这两个委员会将会同江北、渝北、北碚三个行政区政府，实施“1+3”的开发模式，平行推进；在两江新区范围内，还有此前成立的北部新区管委会、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管委会。目前这种管理体制肯定只是一个过渡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成立了各种开发区、都是在行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赋予开发区特殊的权利。随着经济发展，行政体制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开发区的管理要统一起来。

　　现在两江新区确实面临机遇和挑战。机遇就在于，本轮金融危机后，我们国家扩大内需，加大西部开放成为必然，像富士康、惠普等大型外来企业都在向重庆转移，抓住产业转移的契机，有利于两江新区的加速发展。而最大的挑战就是，两江新区成立之初，面临上下交织、条块分割的现状，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协调各方利益和关系。我相信，两江新区最终会探索出一条如何让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相协调、相统一的路径，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高效运行的新区。

　　《中国经营报》：两江新区的核心是2001年成立的重庆北部新区，在两江新区设立的过程中，北部新区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廖元和：2001年成立的北部新区，为两江新区设立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实际上市政府当时就希望把北部新区建设成为可以比肩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一个综合性开发区。当时，我们在北部新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三北地区”的概念，即把渝北、江北、北碚三个行政区域与北部新区有机整合，协调发展。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种整合受到了比较大的阻力，“三北地区”的规划方案并没有进入实施阶段就夭折了。现在两江新区获得中央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加上强有力的政府领导班子，相信北部新区的发展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推进。

　　《中国经营报》：据悉两江新区将布局轨道交通、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国防军工、电子信息等五大战略性产业，但这些产业全国不少地方都在上马，重庆是否具有特殊优势？两江新区产业集聚的路径何在？

　　廖元和：具体来说，目前轨道交通在重庆已有一定基础，重庆长安汽车是国内四大车企之一，具有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能力。其他几大战略产业，重庆也有一定的实力。重庆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又能承接东部沿海产业的转移，工业会有一个较大发展空间。但重庆不应仅仅注重工业，也要注重现代服务业，未来两江新区应该是由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结合，形成主要的产业框架。

　　从历史上说，中国工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集中在“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和天津）五大城市，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各地工业呈现相对均衡发展态势，但1978年到现在，又是新一轮非均衡发展，工业高度集中于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但是，工业可以高度集中，城市却没法高度集中，中国要加速城市化进程，必须依靠内陆地区工业的发展，两江新区的设立，必将充分利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为中西部工业带来更多机会，反过来有效推动西部的城市化进程。现在惠普、富士康、英业达、思科-T等企业都已进入重庆，我相信，两江新区未来产业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引进更多的中国500强乃至世界500强企业。

　　从重庆到成渝经济区和“西三角”

　　《中国经营报》：据悉，成渝经济区规划即将获国务院批复，重庆也在积极推进“西三角”（渝川陕）经济圈合作，在成渝经济区和“西三角”经济圈中，两江新区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廖元和：两江新区的设立，一方面对于重庆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有力推动重庆成为西部对外开放的高地，另一方面它也是成渝经济区和未来“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经济区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西三角”经济圈则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中国战略后方的重要基地。两江新区在其中都将起到核心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从西部唯一的保税港区两路寸滩港，到现在的两江新区，近两年来重庆不断获得国家重大政策的支持，在西部地区鹤立鸡群，为什么重庆如此得天独厚？

　　廖元和：重庆既有特殊的行政体制，也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前者指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又位列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后者则是指重庆濒临长江黄金航道，地理位置上是中部和西部的重要连接点。正如浦东新区的设立，既顺应了全国战略开放的需要，还有自身的优越条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成为全国对外开放门户的。

　　当然除了天时地利之外，“人和”也很重要。近年来国家对西部投放的支持政策，很多都集中在重庆，这与重庆市委市政府主政官员的努力分不开，他们提出的“大开放”理念，“唱红打黑”，抓基层组织建设等等，都推动了重庆政治文化的全方位发展，为两江新区的设立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中国经营报》：“西三角”三大中心城市重庆、成都、西安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如何才能让它们共享两江新区这个重要的西部开放平台？　

　　廖元和：两江新区必须建成开放性的新区，不仅仅是重庆的两江新区，它，该是成渝经济区的两江新区，“西三角”经济圈的两江新区，中国内陆的两江新区。对于所有的城市和企业都应该一视同仁，这些城市和企业都可以在两江新区这个平台上寻找发展的契机。正如浦东新区服务于全国，滨海新区服务于环渤海地区一样，两江新区就是一个西部内陆开放的服务平台，是内陆开放的门户，为整个西部内陆地区服务。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城市之间的合作也是必须的。如果成渝经济区和“西三角”经济圈的城市都能将两江新区看成是自己的，对于自身发展有帮助，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一句话，开放的心态决定着两江新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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