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广东三色蒸蛋的做法:《盘点2011，将问责进行到底》专题报道之四：问民间借贷乱象：是谁惹的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3:05:57
发布：2011-12-14 10:57:29 来源：《民主与法制》旬刊
近期，有关温州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紧绷、企业主出走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10月初，温家宝总理来到温州，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针对近期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家宝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
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企业从这一“风波”中能获得什么启示和教训？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该采取哪些举措呢？
民间借贷危机：你走，我走，他也走
温州，这个素有经商传统的城市，从炒房、炒矿到炒钱，其由辉煌到低迷的过程，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疑。
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4月，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而不见踪影。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
进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进一步显现。
9月15日，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去联系；9月19日，开业两年的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房产易主，老板失踪。
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9月27日，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又因债务问题从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而一则温州眼镜行业大亨、信泰集团总裁胡福林逃跑的消息，变成了捅破这座“金融明星城市”表面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疯狂的民间借贷导致了当地中小企业陷入资金链可能断裂的巨大危机之中。
更可怕的是，由于温州地区自成一体且异常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背负巨额债务的中小企业主的“跑路”“自杀”，可能掀起一场不可小觑的温州式“金融风暴”。
据称，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涉及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而这背后都牵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二季度调查，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今年7月，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元，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
由于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而来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交给公司，形成层层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个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谓“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诺效应。
而更严重的影响，在于破产倒闭逃跑躲债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
在浙江，不只是温州，民营经济同样较为发达的台州等地此类事件也时有发生。据调查，到今年9月底，台州除了有十几家老板“跑路”，还有至少两位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自杀。
如果说发生在温州的民间借贷是因为有着肥沃的经济土壤，那么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区域的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则是其得天独厚的资源造就一夜暴富神话后的衍生品。
鄂尔多斯民间放贷气氛浓厚，家家放贷不炒股，甚至在京的鄂尔多斯白领也通过各自渠道返乡放贷。温州老板的“跑路”故事，早已震动了鄂尔多斯。“你的钱收回来了吗？”是如今在鄂尔多斯市一句很流行的问候语。遇到10个人，至少有8个人这么说。
在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包头，4月13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遍了全市。身家高达40亿元的包头富豪惠龙集团公司董事长金利斌，抛下万贯家财，在自己的奥迪车中惨然自焚。
金利斌的突然消失，让包头的地下借贷王国，浮出水面。
媒体公布的消息中，惠龙集团民间高额利息融资共达13.506亿元，银行贷款1.1亿元，合计14.606亿元。
包头民间向金利斌贷款的人，从公务员、餐馆老板、教师，再到超市里卖菜卖馒头的，几乎囊括了包头市各个阶层。
剖析金利斌案件，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民间借贷样本。
汹涌的资金暗流，流动在地下市场之中。如何来保障，如何来引导，如何来规范，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间借贷活跃：你借，我贷，他来炒
是什么原因使得民间借贷大行其道？它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还非常浓厚，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十分严格，我国旨在降低国有金融体系垄断性的金融体制改革还刚刚拉开序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1984年9月，浙江省温州市某医院职工方培林，停薪留职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钱庄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引起当地以及全国的强烈反响。尽管与当时的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不兼容，但是却得到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温州民间借贷开始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温州，民间的无序的资金循环格外活跃，各种抬会、排会、高利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民间融资活动投机性很强，给资金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进入21世纪后，民间借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浙江省台州市，较为公开的担保公司于2005年以后大量出现，大部分也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大多以个人名义拆借资金。此外，温州近千家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也都是民间借贷攀附的对象。
2008年，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934家。但这类机构不具备吸取存款的权利，此外，在税收上无法享受与银行同等的待遇。
2009年6月，银监会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但必须满足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依附于商业银行发起，没有独立经营的权利。
这些年来，相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特别是银行业尽管也取得了进步，但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改变中国金融绝对短缺的状况。在金融短缺的情况下，加上信贷紧缩，稀缺的金融资源自然只会选择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就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地下金融或者非法金融，满足融资需求。
当前，我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融资贵”，民间借贷利率趋高，高达法定利率10倍左右，企业资金成本压力不堪重负；“融资险”，借贷双方均面临高风险，企业很难长期支付高利贷本息，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而民间借贷方也存在权益受损风险；“融资乱”，获利颇丰的高利息信贷业务吸引了个人资金、上市公司资金、海外游资甚至部分银行贷款等各路资金参与，资金配置格局失序和失范。二是十分严峻的“用工荒”。今年以来，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不仅技工“荒”，普工也大范围短缺，“用工荒”趋于常态化和普遍化，形势十分严峻。三是来势凶猛的“高成本”。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
融资难、用工荒、高税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实业难做，实业经济衰退。再加上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社会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以及对房地产项目高回报的强烈预期，在资本趋利性和资产保值需求作用下，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涌向民间信贷市场“炒钱”，致使民间借贷市场十分火爆，呈现“高利贷化”。很多高利贷通过“影子银行”最终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高风险投资领域，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债务危机中。
这远远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江苏、内蒙古、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许多地方出现愈演愈烈的“高利贷”之风，资金层层转贷，利率节节攀高，正在不断推高金融“堰塞湖”潜在风险。这一现象如不引起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危机。
民间借贷风险：是堵，是疏，还是防？
随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爆发，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该如何面对？该如何解决？
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表示：“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
要真正化解民间借贷的风险，仅仅立足于“堵”是堵不住的，而且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疏”才是上策。要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发展，要以开放的姿态，放开民间金融，打破主流金融机构的垄断。要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鼓励大量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并将民间信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
从国际上看，发展民间金融早有先例，如日本有《赁金法》，南非有《高利贷豁免法》，中国香港地区有《放贷人条例》等。具体来看，国际上的主要做法是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管理机构。总的来说，一是要让放贷机构细化，渗透到每一行业；二是要加强监管。如美国参众两院于1940年和1941年分别设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1953年出台了《中小企业法》，同年成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永久性机构的中小企业署。目前美国已建立起以中小企业署为核心的一整套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中国应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完善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多条渠道，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
2011年10月12日，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浙江温州拉开了帷幕。今年的联席会议不仅汇集了近10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国务院法制办、工信部、财政部、银监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温州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主管领导也都参加了会议。如何解决担保行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就在本次联席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如何支持小微企业。财政部与有关部委正在修订《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将首次明确提出重点扶持小微企业，并清晰划分小微企业的标准，针对担保机构开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进行扶持和补贴。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此前也连续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规范民间金融秩序的一揽子方案。一系列旨在对中小企业强根固基的帮扶政策迅速出台：省财政出资10亿元建立中小企业再担保基金；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化，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支持已有12家地方商业银行通过增资扩股、上市融资等方式，切实为中小企业服务；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实行企业缴纳社会保险暂缓或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对暂时经营困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具有转型升级条件的企业，贷款优惠。
近期，温州市金融办屡向外界透露，当地有出台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的意愿。据悉，温州拟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打造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并将建立登记机构促进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江苏省还探索开展“可贷可投”模式的科技小贷公司试点，专门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问题。至今已有6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挂牌，7家筹建，总的注册资本金超过30亿元。
据了解，江苏小额贷款公司的审贷效率远远高于大型金融机构，各家小额贷款公司普遍向社会公开承诺“随时接单，两天审结，三天放贷”，以适应中小企业贷款“救急如救火”的特点。
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陆续出台，造成问题的结症正在得到清理。
大的挑战，往往伴随着大的机遇。希望通过多方努力，民间借贷能够走上正路，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中国经济走向繁荣。
近期，有关温州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链紧绷、企业主出走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10月初，温家宝总理来到温州，对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针对近期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温家宝指示当地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稳定经济及金融局面”。
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企业从这一“风波”中能获得什么启示和教训？政府和相关金融机构该采取哪些举措呢？
民间借贷危机：你走，我走，他也走
温州，这个素有经商传统的城市，从炒房、炒矿到炒钱，其由辉煌到低迷的过程，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疑。
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4月，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而不见踪影。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
进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进一步显现。
9月15日，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去联系；9月19日，开业两年的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房产易主，老板失踪。
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9月27日，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又因债务问题从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而一则温州眼镜行业大亨、信泰集团总裁胡福林逃跑的消息，变成了捅破这座“金融明星城市”表面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疯狂的民间借贷导致了当地中小企业陷入资金链可能断裂的巨大危机之中。
更可怕的是，由于温州地区自成一体且异常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背负巨额债务的中小企业主的“跑路”“自杀”，可能掀起一场不可小觑的温州式“金融风暴”。
据称，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涉及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而这背后都牵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二季度调查，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今年7月，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元，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
由于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而来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交给公司，形成层层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个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谓“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诺效应。
而更严重的影响，在于破产倒闭逃跑躲债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
在浙江，不只是温州，民营经济同样较为发达的台州等地此类事件也时有发生。据调查，到今年9月底，台州除了有十几家老板“跑路”，还有至少两位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自杀。
如果说发生在温州的民间借贷是因为有着肥沃的经济土壤，那么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区域的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则是其得天独厚的资源造就一夜暴富神话后的衍生品。
鄂尔多斯民间放贷气氛浓厚，家家放贷不炒股，甚至在京的鄂尔多斯白领也通过各自渠道返乡放贷。温州老板的“跑路”故事，早已震动了鄂尔多斯。“你的钱收回来了吗？”是如今在鄂尔多斯市一句很流行的问候语。遇到10个人，至少有8个人这么说。
在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的包头，4月13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遍了全市。身家高达40亿元的包头富豪惠龙集团公司董事长金利斌，抛下万贯家财，在自己的奥迪车中惨然自焚。
金利斌的突然消失，让包头的地下借贷王国，浮出水面。
媒体公布的消息中，惠龙集团民间高额利息融资共达13.506亿元，银行贷款1.1亿元，合计14.606亿元。
包头民间向金利斌贷款的人，从公务员、餐馆老板、教师，再到超市里卖菜卖馒头的，几乎囊括了包头市各个阶层。
剖析金利斌案件，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民间借贷样本。
汹涌的资金暗流，流动在地下市场之中。如何来保障，如何来引导，如何来规范，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间借贷活跃：你借，我贷，他来炒
是什么原因使得民间借贷大行其道？它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还非常浓厚，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十分严格，我国旨在降低国有金融体系垄断性的金融体制改革还刚刚拉开序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1984年9月，浙江省温州市某医院职工方培林，停薪留职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钱庄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引起当地以及全国的强烈反响。尽管与当时的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不兼容，但是却得到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温州民间借贷开始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温州，民间的无序的资金循环格外活跃，各种抬会、排会、高利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民间融资活动投机性很强，给资金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进入21世纪后，民间借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浙江省台州市，较为公开的担保公司于2005年以后大量出现，大部分也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大多以个人名义拆借资金。此外，温州近千家投资咨询公司、典当行、寄售行也都是民间借贷攀附的对象。
2008年，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1934家。但这类机构不具备吸取存款的权利，此外，在税收上无法享受与银行同等的待遇。
2009年6月，银监会发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但必须满足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依附于商业银行发起，没有独立经营的权利。
这些年来，相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实体经济，中国的金融特别是银行业尽管也取得了进步，但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改变中国金融绝对短缺的状况。在金融短缺的情况下，加上信贷紧缩，稀缺的金融资源自然只会选择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就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地下金融或者非法金融，满足融资需求。
当前，我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融资贵”，民间借贷利率趋高，高达法定利率10倍左右，企业资金成本压力不堪重负；“融资险”，借贷双方均面临高风险，企业很难长期支付高利贷本息，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而民间借贷方也存在权益受损风险；“融资乱”，获利颇丰的高利息信贷业务吸引了个人资金、上市公司资金、海外游资甚至部分银行贷款等各路资金参与，资金配置格局失序和失范。二是十分严峻的“用工荒”。今年以来，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不仅技工“荒”，普工也大范围短缺，“用工荒”趋于常态化和普遍化，形势十分严峻。三是来势凶猛的“高成本”。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
融资难、用工荒、高税费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实业难做，实业经济衰退。再加上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社会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以及对房地产项目高回报的强烈预期，在资本趋利性和资产保值需求作用下，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涌向民间信贷市场“炒钱”，致使民间借贷市场十分火爆，呈现“高利贷化”。很多高利贷通过“影子银行”最终流入房地产市场以及高风险投资领域，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债务危机中。
这远远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江苏、内蒙古、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许多地方出现愈演愈烈的“高利贷”之风，资金层层转贷，利率节节攀高，正在不断推高金融“堰塞湖”潜在风险。这一现象如不引起足够重视，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式的金融危机。
民间借贷风险：是堵，是疏，还是防？
随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爆发，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该如何面对？该如何解决？
温家宝在温州调研时表示：“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
要真正化解民间借贷的风险，仅仅立足于“堵”是堵不住的，而且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疏”才是上策。要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发展，要以开放的姿态，放开民间金融，打破主流金融机构的垄断。要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鼓励大量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并将民间信贷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
从国际上看，发展民间金融早有先例，如日本有《赁金法》，南非有《高利贷豁免法》，中国香港地区有《放贷人条例》等。具体来看，国际上的主要做法是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要，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管理机构。总的来说，一是要让放贷机构细化，渗透到每一行业；二是要加强监管。如美国参众两院于1940年和1941年分别设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1953年出台了《中小企业法》，同年成立了作为联邦政府永久性机构的中小企业署。目前美国已建立起以中小企业署为核心的一整套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
中国应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完善我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多条渠道，形成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
2011年10月12日，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浙江温州拉开了帷幕。今年的联席会议不仅汇集了近10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负责人，国务院法制办、工信部、财政部、银监会、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温州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主管领导也都参加了会议。如何解决担保行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
就在本次联席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如何支持小微企业。财政部与有关部委正在修订《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将首次明确提出重点扶持小微企业，并清晰划分小微企业的标准，针对担保机构开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进行扶持和补贴。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此前也连续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规范民间金融秩序的一揽子方案。一系列旨在对中小企业强根固基的帮扶政策迅速出台：省财政出资10亿元建立中小企业再担保基金；加大信贷资金保障力度，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实行差异化监管政策，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化，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改革；加快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支持已有12家地方商业银行通过增资扩股、上市融资等方式，切实为中小企业服务；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实行企业缴纳社会保险暂缓或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对暂时经营困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具有转型升级条件的企业，贷款优惠。
近期，温州市金融办屡向外界透露，当地有出台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的意愿。据悉，温州拟出台《放贷人管理条例》，打造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并将建立登记机构促进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江苏省还探索开展“可贷可投”模式的科技小贷公司试点，专门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问题。至今已有6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挂牌，7家筹建，总的注册资本金超过30亿元。
据了解，江苏小额贷款公司的审贷效率远远高于大型金融机构，各家小额贷款公司普遍向社会公开承诺“随时接单，两天审结，三天放贷”，以适应中小企业贷款“救急如救火”的特点。
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陆续出台，造成问题的结症正在得到清理。
大的挑战，往往伴随着大的机遇。希望通过多方努力，民间借贷能够走上正路，中小企业走出困境，中国经济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