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琳嘉和王冠:是是非非何智丽

卷首语

　　在当今的世界冠军中，何智丽要算是很受人关注的一个了。
　　何智丽是特殊的世界冠军。年已三十的她，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举行的广岛亚运会上，竟然一连击败三员当今最走红的乒乓女将陈静、乔红和邓亚萍，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三人之中，两人是奥运会冠军，两人是世乒赛冠军——内中邓亚萍既是奥运会冠军，又是世乒赛冠军。
　　更引起轰动的是，因为何智丽已出嫁，改名小山智丽。她的胜利，意味着金牌落人日本人手中。
　　消息传到中国，众多的中国报纸骂何智丽是“汉奸”、“卖国贼”、“吴三桂”！
　　消息传到北京，乒乓名将庄则栋则在跟何智丽通长途电话时，说了一段富有哲理的话：“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打击越大，发出的光辉也就越灿烂！”
　　这样，何智丽是成了当今中国争议最多的世界冠军。
　　本书作者和何智丽有着多年的友谊，多年来进行过多次独家采访。特别是在广岛亚运会之后，又对何智丽进行独家采访。本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何智丽的四番风波：第一次，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她不“让球”而夺取世界冠军，惹起风波；第二次，她因此被从中国参加奥运会名单中除名，又惹起风波；第三次，她远嫁日本，再次掀起风波；第四次，她在广岛亚运会一举夺魁，顿起风波。
　　本书可读性强，通过何智丽这面“反思的镜子”，揭示中国乒乓球队那外人莫知的内幕，揭示中国“国球”日衰的深刻原因。本书并非通常的“冠军文学”。读了本书，会给你反思的启示。
　　
　　亦凡书库扫校

本卷序

　　本卷是笔者有关体育的纪实文学选集。
　　内中的《是是非非何智丽》，是笔者多年来独家采访世界乒乓球女单冠军何智丽的长篇纪实文学。何智丽与笔者有着多年的友谊。在最近几年，每当她悄然回到上海，仍与笔者保持联系。有关她的近况，将在适当的时候继续向读者报道。
　　本卷还收入笔者对于庄则栋以及他的台湾姐姐的纪实文学。
　　此外，本卷收入笔者对于足球、篮球、竞走、跳高、体操世界冠军们的采访作品。

　　　　　　　　　　　　　　　　　　　　　　　　　叶永烈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上海

第一章　东山再起扬威广岛

　　一块最引人注目的金牌

　　一九九四年金秋，日本广岛的全部旅馆爆满。街头巷尾，“金牌”成了人们最热门的话题——第十二届亚洲运动会正在这里紧锣密鼓举行。
　　在日本，按都、道、府、县、市建制，县比市大。广岛市是广岛县的首府，坐落在日本本州西南。广岛这地方，六百年前只有五个小村庄，一五八九年筑城，一八八九年设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两架美国B-29型轰炸机出现在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使世界为之震惊。随着蘑菇云的升起，广岛十分之九的房屋倒坍，二十万生灵涂炭……翻过这历史的沉重一页，广岛人民从一九五零年开始重建家园。如今的广岛，人口百万，是一座现代化的海滨之城，有着“水上城市”的美誉。正因为这样，广岛市市长在一九九零年从北京市市长手中接过亚运会会旗，四年后在这里举办了第十二届亚运会。
　　亚运会是亚洲的体坛盛会。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以来，四年一度，亚洲健儿们借这一盛会比试高低。本来，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一直是日本。自从一九七三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亚运会联合会成员，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以来，向日本的亚洲体坛“盟主”地位发起了挑战。中国迅速地追上并超过了日本，成了亚运会上的“金牌首富”。韩国也急起直追，紧紧“咬”住日本。这样，形成了中、日、韩三国鼎立于亚洲体坛的新态势。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第十二届亚运会的金牌排行榜前三名如下：中国——一百一十二枚；日本——四十八枚；韩国——四十八枚。
　　在日本的四十八枚金牌之中，十月十三日所获的乒乓球女单冠军金牌，最为引人瞩目。因为这一块金牌，是由原中国乒乓球队女将、如今成为日本队员的小山智丽夺得的！小山智丽，亦即何智丽。她于一九八九年从上海嫁往日本，按照日本习惯随丈夫小山英之而改姓为小山智丽。
　　对于何智丽来说，这一天是“历史性的一天”，是她运动员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天。
　　何智丽没有住在广岛亚运村。她和丈夫小山英之自己出钱，住在广岛一家宾馆里。十月十三日早上七时半，她和小山英之上了轿车。大约开了二十五分钟，到了广岛郊区的乒乓球馆。
　　何智丽开始活动身体，做赛前的准备工作。
　　在楼梯口，何智丽遇见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张燮林跟她点点头。这位上海老乡对她说了一句上海话：“格扎劲呀！”意思是说，你好起劲呀。
　　说实在的，张燮林没有把何智丽放在眼里。
　　后来，张燮林曾对《羊城晚报》记者吴广崖这么说：“一开始，我的确没有把何智丽放在主要对手的位置。平心而论，她离队近六年了，我在中国选手的对手中，把她排在了陈静、并浚泓、齐宝华、陈丹蕾等人的后面，这是个失误。”（吴广崖：《乒乓师徒的反思》，1994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连“斩”三将成为“王中王”上午十时，比赛即将开始，广岛乒乓球馆内人头济济，座无虚席。
　　何智丽出场迎战陈静。谁胜了，就意味着进入前四名。
　　陈静比何智丽小四岁，汉城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单冠军。陈静和何智丽一样，也已退出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回，陈静代表中国台北队出战。这么一来，何智丽和陈静之战，成了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之战。
　　陈静如她的名字，文文静静。这位武汉姑娘，最初是在上武汉利济路小学时，因体育老师丁达仁喜欢乒乓，受到感染，爱上这小小的银球。陈静十三岁进入湖北省队，十六岁进入国家队。在国家队，她受教于著名教练张燮林、郗恩庭门下，进步甚快。郗恩庭曾用这么六个字来概括陈静：“聪明，倔犟，活跃。”
　　陈静跟何智丽该算是“老朋友”了，因为在中国乒乓球队时，她们不知较量过多少回。那时候，何智丽是“老将”，陈静尚是“新秀”，何智丽曾和陈静交手几十回，陈静从未赢过何智丽。
　　不过，这一回在亚运会上交手，人们却普遍看好陈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从她俩先后退出中国乒乓球队之后，曾在别的场合有过三回比赛，陈静都胜了何智丽。照此“推理”，人们理所当然以为必定是陈静胜何智丽。
　　张燮林显然也是这么看的。所以，他曾说，何智丽恐怕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然而，何智丽却是抱着必胜的信心上常她虽输了陈静几回，她却由此把陈静的战术细细地琢磨了一番，研究出克敌制胜的新招。
　　这样，第一盘一开始，在五平之后，陈静就挡不住何智丽凌厉的攻势，连连丢分，最后以十八比二十一败了首局。
　　紧接着，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三，扳回了一局。
　　这么一来，场上出现热烈的竞争气氛。
　　第三局，何智丽以十一比四领先。陈静开始沉不住气了，连连反攻，连连失手，以十五比二十一再丢一局。
　　陈静的脸色变得紧张。进入第四局，双方呈胶着状态，每一板都显得很认真，比分你增一分，我扳一分，一直打到了二十平。
　　到了关键时刻了。这时，何智丽注意到张燮林从外面走了进来。张燮林原本以为陈静肯定会胜何智丽的，所以并不大关心这场比赛。
　　何智丽到底是沙场老将，沉着地以发球得了一分，而陈静急切地要以一个刁球扳回一分，不料却因发球失误丢了一分。这么一来，何智丽以二十二比二十胜了第四局。
　　“三比一！”何智丽赢了宿敌陈静，进入了前四名。
　　何智丽刚歇了一口气，在下午四时，迎战中国队的乔红。
　　何智丽对这位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并不熟悉，没有交过手。乔红小何智丽五岁。不过，何智丽研究过乔红的录像，知道乔红的技术特点。
　　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国外的注意力投向中国乒乓球女队的陈子荷，因为陈子荷在一九八八年的法国公开赛上，打败了所有的欧洲对手，而乔红则作为张燮林手下的“奇兵”，一举夺得这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
　　乔红用的是两面反胶球拍。在和何智丽交战前，教练曾传强向乔红布置了应付何智丽的战术。
　　何智丽一上场，就以弧圈球咄咄逼人，压住了乔红。何智丽以二十一比十七赢了第一局。
　　乔红镇定了一下，扳回一局，以二十一比十四胜了第二局。
　　场上比分一比一。双方都重整旗鼓。
　　何智丽意识到第三局至关重要，加强了攻势。乔红不敌何智丽，以十六比二十一输了第三局。
　　乔红乱了阵脚，接着以十九比二十一，输了第四局。
　　又是“三比一”！何智丽以同样的比分，胜了乔红。
　　这么一来，到了晚上七时半，广岛乒乓球馆人头攒动，谁都希望一觑当今最高水平的较量——何智丽和邓亚萍争夺亚运会女单冠军！
　　何智丽已经连打两场，本来应该相当疲惫，可是此时她却踌躇满志，越战越勇了。
　　身高一米六八的何智丽，这一回和小她九岁、身高不过一米四九的邓亚萍对垒。
　　邓亚萍其人，乃乒乓怪才。她自称身高一米四九，据说那“尾数”不见得准确。可是，她臂短、腿短，反应却极快。这位河南姑娘，仗着她的怪板，当年从郑州队一跃而入国家队。
　　她最初崭露头角于第四十届世乒赛。她和乔红合作，夺得了女子双打冠军。
　　接着，邓亚萍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为中国队挑大梁，夺得女单冠军。她又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为中国队摘取女单冠军金牌。可以说；她是正处于巅峰状态的世界最佳女子乒乓球选手，是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头一块王牌，世界女子乒乓第一号选手，有着“王中王”之称。
　　正因为这样，邓亚萍最初根本没有估计到会在亚运会上限何智丽交手——邓亚萍肯定会进入女单决赛，而这时何智丽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可是，何智丽出乎意料，居然要和邓亚萍争夺冠军！
　　对于要和邓亚萍交战，何智丽倒是在赛前充分估计到了。因为邓亚萍正处于走红之际，要夺冠军宝座，必然要迎战邓亚萍。
　　不过，邓亚萍对于何智丽来说，是不很熟悉的。因为何智丽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时候，邓亚萍在场上连坐板凳的资格都没有！
　　邓亚萍这样说及何智丽：
　　“其实我与何智丽的确是两个时代的。她是八十年代的选手，我是九十年代的选手。按时间算，我们之间差很多年。我进中国乒乓球队六年多，而何智丽离队已经将近七年了，不是一批队员。我进队时，除了李惠芬一个老队员在，其余的老队员全走了。所以我对何智丽可以说根本不了解，因为从未在一起训练过。再说，乒乓球队一向习惯以打团体赛的主力选手来衡量队员的新老。比如说，在我之上的一批队员是打四十届世乒赛团体赛的李惠芬、陈静、陈子荷和胡小新，她们的上一批队员是打三十九届世乒赛的焦志敏、戴丽丽、耿丽娟和陈静。我与乔红、陈子荷。高军打的是四十一届、四十二届两届世乒赛团体赛。”（左达：《就叶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访谈录），邓亚萍接受本报专访》，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报》。）中国乒乓球队坚信，何智丽过不了邓亚萍这一关。中央电视台在广岛现场直播何智丽和邓亚萍的决赛。众多的中国球迷守在电视机旁，几乎都以为胜券必属邓亚萍。那时笔者也守在电视机旁，观看这场世界级的较量。
　　这是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跟九十年代的世界冠军的决赛。
　　一上来，邓亚萍就猛攻猛打，显示了她的强大威力。邓亚萍的前三板极为厉害。她取胜，往往在前三板。如果谁挡不住她的前三板，那就只能甘拜下风。
　　果真，邓亚萍的势头很厉害。她跟何智丽的比分咬得很紧，以二十二比二十先赢了第一局。
　　须知，在这天何智丽面对陈静或乔红时，总是先声夺人，胜了第一局，为胜利“垫了底”。可是，这一回，邓亚萍胜了第一局，清楚表明邓亚萍拥有很强的实力。
　　何智丽这时表现了很好的心理素质，她十分冷静。通过和邓亚萍的第一局较量，何智丽明白，关键是抵挡住邓亚萍的前三板。于是，她针对邓亚萍的短处，不断地发长球，左右出击，迫使邓亚萍忙于应付。邓亚萍人矮臂短腿短，一旦陷于被动应付，那就遭了。这样，何智丽以二十一比十九，扳回一局。
　　打成“一比一”之后，场上气氛显得格外紧张。进入关键的第三局，何智丽打得越发顺手，居然以十四比四遥遥领先。
　　这时，何智丽以为胜券在握，松了一口气。邓亚萍却伺机反扑过来，不仅把比分追平，而且反而以二十比十六领先于何智丽。
　　何智丽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邓亚萍如果再得一分，她就要失去这关键的一局。这时，何智丽显得异常冷静，而邓亚萍急于求胜，倒是显得心躁如火。邓亚萍连连失球，何智丽以二十二比二十，终于胜了这关键的一局。
　　于是，场上比分为“二比一”。
　　进入第四局时，邓亚萍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抵挡何智丽的左攻右击，疲于应付，全然被动。这样，何智丽十分轻松地以二十一比十六，赢了这一局。
　　邓亚萍哭了！
　　何智丽也哭了！
　　就这样，何智丽在一天之内，竟以三场“三比一”，连“斩”陈静、乔红和邓亚萍三员猛将，成了世界乒坛上真正的“王中王”！

　　中国体育界为之震惊

　　何智丽夺冠，顿时成了广岛爆炸性的新闻，轰动了亚洲，轰动了世界。
　　当然，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日本和中国。
　　照理，何智丽在一天内打了三场“攻坚战”，巴不得歇一口气。可是，那一夜她几乎不能合眼，她处于记者们的包围圈之中。尽管她和小山英之在广岛，小山英之的父母为了“观战”也在广岛，他们大版家里的电话通宵不停……在中国，由于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这一比赛，千千万万中国观众也为之轰动，在轰动中夹带着震惊……可以说，在这届亚运会上，在所有的金牌得主之中，何智丽的这块金牌是最为轰动的！
　　一时间，何智丽顿时成了新闻人物，更成了争议人物。
　　何智丽夺得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会造成如此大的轰动效应，究其原因，大体上有这么几条：第一，何智丽所夺得的，岂止是亚运会冠军？因为她在亚运会上所进行的，是世界级、是奥运会级的较量！
　　何智丽一口气所击败的陈静、乔红和邓亚萍，这三人代表着今日世界女子乒乓的最高水平。
　　陈静是汉城奥运会（即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乔红是第四十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邓亚萍是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以及巴塞罗那奥运会（即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女单冠军。也就是说，何智丽所击败的，是两个奥运会冠军和两个世乒赛冠军！
　　所以，她这块金牌的分量是最重的！
　　第二，何智丽引起轰动，因为她在半个多月前——九月三十日，她刚刚度过三十周岁生日。对于一个乒乓球运动员，特别是对于乒乓球女运动员来说，三十岁已是“高龄”了。她成了亚运会历史上最年长的乒乓球女单冠军。
　　她的对手们，都比她年轻得多——
　　陈静，二十六岁，比何智丽小四岁；
　　乔红，二十五岁，比何智丽小五岁；
　　邓亚萍，二十一岁，比何智丽小九岁！
　　第三，何智丽退役多年，已经六年没有参加重大比赛。赛前，谁都没有把她看好。不料，她爆出了“冷门”，一下子震惊了乒坛。
　　第四，最重要的是，她不是代表中国队夺冠，而是代表日本队摘取金牌。这就不能不在中国遭到众多非议……对于何智丽的胜利，中国乒乓球队最为迅速地作出了反应。
　　中国乒乓球队是站在吸取失利的教训的角度，作出反应的。受到记者采访最多的，当然要算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了。
　　张燮林对北京《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这样的谈话：“比赛的结果是残酷的。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很出色，也许这正是人们说的她的第二个青春的到来。这样的较量今后还会有。作为中国选手，首先要把心理因素调整好，力争在比赛中排除不平衡因素，在技术上要放开打，甚至要超水平发挥，才能战胜过去的‘队友’。现在看，到亚特兰大奥运会时，这种威胁依然存在，也不会是小山智丽一个人。到那时，中国选手不能在技术实力上超过对手，缺少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奥运会的比赛难度会更大。”（左达：《就叶永烈文章（何智而上海访谈录），邓亚萍接受本报专访》，1995年2月11日《北京青年报》。）张燮林又对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如此说：（罗京生、陈志江：《邓亚萍为何失利？》，199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从场上看，何智丽的基本功的确不错，发挥也相当好。至于邓亚萍的输球，我看战术上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心理上。
　　邓亚萍的这场球，对手并没有多少主动得分，大多是邓亚萍自己失误送的。尽管比分是一比三，但若说机会，小邓还是有的，但她没有把握好，说来也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
　　其实，这也很正常。当初齐宝华、陈丹蕾首次代表香港出赛，我们的队员全输给过她们，这种心理很复杂。自然，这与我们队员心理的自我调节有关。输过一次后，我想她们的心态就会找到平衡。所以，我认为这次亚运会输球并非就是坏事，如果妥善处理，起码对于明年的天津世乒赛来说是件好事。”张燮林还对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发表谈话说：“邓亚萍的心理压力大些，她机会球没有把握好，总的抢攻还是可以的。但是速度、节奏变化不够也是原因之一。小山智丽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抢攻也可以，在凌厉进攻后的防守相当不错，特别赢了陈静、乔红后势头上来了，打疯了！”乔红的教练曾传强，对于乔红之败，对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如此说：“乔红主要是输在攻防没有节奏，该发力打的球和不该发力打的球分不清楚。她在整个比赛中，完全被急躁情绪控制住了，赛前，我们准备得很好，远近，攻防一定要搞清，但是一上场比赛，一打比赛就乱套了，没有按准备的方法去打。”邓亚萍也处于记者的包围之中。邓亚萍很坦率地承认，何智丽打得“有些神了”！
　　邓亚萍对《羊城晚报》记者是这样说的：“那场比赛首先是自己准备不足，设想到何智丽能打上来。因为在与我相遇之前，何智丽首先要与陈静、乔红相遇，按以前的情况看，何智丽要过陈静这一关不容易，陈静以前是她的克星。谁知何智丽状态那么好，胜了陈静之后，气势就更盛了，接着又赢了乔红，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注意她。但看来还是心理准备不够，从赛后录像上看，我的确是太急躁了，这与何智丽防住了我的进攻有关。以往我的正手扣杀，能挡回来的不多，就算挡那么一两板，但是终会被我扣死。何智丽那天的防守确实太好了，可以说好得近乎神了，怎么也打她不死，最终我自己反而失败了……”邓亚萍还对北京《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输球使我十分难过，但是这次失败会成为我不懈努力和拼搏的动力。如果有机会，下次我一定要赢。”后来，邓亚萍又表示不能以这一场比赛来判断她和何智丽的实力。她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么说：“判断一个队员的水平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比赛，不应从一场球来定高低。论拿世界冠军的次数，何智丽远不如我和乔红。我已拿了六次世界冠军和两个奥运会冠军。”在广岛观战的中国乒乓球界人士刘伟说：“小山智丽今天发挥得真好，我认为她今天已达到一九八七年获世界冠军时的水平。”
　　“我很惊讶何智丽的水平能恢复这么快。我想，在海外的中国选手大概分两种类型：一种见了中国选手手软，心气提不上来，这也许是‘古老’的心态；另一种是见中国选手就拼命，这是“现代”的心态。无论如何，他们的心态一定很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古老派’也许越来越少，但我也许永远是‘古老派。
　　现任中国兵乓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原为乒乓名将的李富荣，这样评价何智丽的胜利：“这场比赛，邓亚萍的失误过多，是她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富荣还说：“连小山智丽都要输，这说明我们训练中确实存在着问题，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赛前我们对何智丽估计不足，她的防守比在国内还好，三十岁的人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不容易。她的训练练条件不如我们。出去那么多年还赢不下来，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女队长期缺少强手对抗，训练单调，没抓新东西。过去我们认为有乔红、邓亚萍双保险，现在看来有了危机感。”李富荣从广岛回到北京之后，又对《光明日报》记者罗京生发表谈话：“中国女队过去一直优势较大，但在今年亚运会上，邓亚萍、乔红都负于小山智丽，这说明人家进步很快，中国女队现在已无太多优势。”
　　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原乒乓球名将徐寅生，对何智丽之胜发表谈话说：“我看这样的结局没什么不好。日本乒乓球很久没有兴奋过了，以此来促进一下你们这项运动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以上来自中国乒乓球界的种种评论，大体上是：第一，承认何智丽的胜利；第二，由此对中国乒乓球界进行反思。
　　内中，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蔡振华谈及了敏感的问题——何智丽从“队友”变为“敌手”。蔡振华说
　　“她们过去曾是队友，教练把技艺无私地传授给她们，但现在其中一位调转了枪口，让人很不是滋味。我们现在要从长计议，自身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要纠缠于‘过去是队友，现在是敌手’这种初级问题上了。”在中国体育界，以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对于何智丽的胜利所作出的评价最为热烈、最为中肯。
　　那是在十月十三日夜里，由于许多上海读者对何智丽代表日本队打败中国队的乔红、邓亚萍表示不解，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张德祥拨通了刘吉的长途电话，请他对几小时之前何智丽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发表见解。
　　刘吉非常坦诚地说：
　　“读者感情上有点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还能战胜我们正值盛年的名将，这是很不容易的，她的那种拼搏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刘吉充分赞扬了何智丽的拼搏精神。他说：“武松打虎才是英雄，如果打猫，那就不是英雄了。输了球，不能怨对手，而应该找自己的不足。小山智丽这个年龄还能过关斩将，这说明中国乒乓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体育界人士以上的种种言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何智丽夺魁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在事实面前都承认了何智丽的高超球技和可贵的奋斗精神。不论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还是教练、运动员，他们所发表的公开谈话。应当说是得体的。
　　然而，就在何智丽夺冠的消息见报之际，一场舆论纷争也就在中国报刊上激烈地展开了，掀起了一番风波……中国报刊掀起轩然大波何智丽新的胜利引起新的风波，这番风波集中在何智丽已加入日本籍，她所代表的是日本队。
　　尽管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表态：“何智丽嫁给日本人，加入日本籍，代表日本打球，这是法律允许的。也符合比赛规定，无可指责。”然而，中国众多报刊所指责的，恰恰是这一点。
　　《北京青年报》专门展开了“如何看待小山智丽的挑战”的讨论。编者为这一讨论所加的按语，道出了满城议论何智丽的原因所在：“小山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代表祖国的邓亚萍，掀起了体育内外的轩然大波，太多的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了，他们说，这是一种‘背叛’……”但也有人说，体育就是比赛，比赛就有输赢，打败对手，是每一个运动员的天职。况且几年前又有着那样一场风波，何智丽是在受了委屈之后，才成了小山智丽，才有了今天的代表日本……“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
　　正因为“这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所以一时间中国报刊上议论纷纷，对何智丽褒贬不一。
　　其实，不论褒也罢，贬也罢，这表明何智丽成了亚运会的“明星”，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运动员。
　　中国天津的《今晚报》，发表了这样的报道：“何智丽在战胜邓亚萍夺得亚运会女单冠军后，神情颇为傲慢，亦很激动，令当时在场的几位中国人甚是不悦，暗地里斥责其为‘汉奸、卖国贼！’”于是，斥责何智丽为“汉奸”、“卖国贼”，便公开见诸于中国报刊。
　　广州的《羊城晚报》猛烈抨击何智丽，自十月十四日起，一连三天发表报道：《何好之有》；《令人恶心的表白》；《数典忘祖，引来公愤》。
　　内中，《羊城晚报》记者苏少泉还发表了报道：《祖国培养了她，她却忘了祖国——小山智丽（何智丽）其人其事》。这篇报道历数了中国对何智丽的培养……《羊城晚报》以“读者纷纷来电抨击何智丽”为题，刊载许多读者来电，称何智丽为“反面教员”。
　　《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何东”的文章，用小品文笔法，对何智丽进行尖刻的抨击。
　　有趣的是，有人竟指责何智丽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
　　吴三桂，叛变明朝、引清兵入关者也。可是，中国的年轻人不知吴三桂为何许人，居然闹出了笑话。
　　安文江先生写了《吴三桂是汪精卫一伙的吗？》一文，发表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南方周末》：“有感由于小山智丽（何智丽）被指为‘竞技场上的吴三桂’，我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南方周末》上发表了篇《他们都是吴三桂？》，却有我所教的大学生问：‘吴三桂是什么人？是汪精卫一伙的吗？’问得我哭笑不得，好在他还知道有个汪精卫。”
　　在对何智丽的一片谴责声中，也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阿昌”的《由吴三桂想起》一文，颇有见解：看到广岛亚运会的圣火渐渐熄灭，我突然想到，要贯彻中共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出版界来说，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也许你会感到突兀，还是让我慢慢说来。前几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位资深人士写的评论小山智丽（何智丽）战胜邓亚萍这场球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竟把何智丽称作吴三桂，不免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吴三桂何许人也？他是明末引清兵入关，又为清兵先驱，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位官员，很久以来，人们都把吴三桂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如今将何智丽比作他，实在使人吃惊。说实话，那场球的实况转播我也看了，当时只看到小黄球你来我往，乒乓艺术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心中丝毫没有愤慨之情。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不觉纳闷起来，问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出了问题，否则怎么会连“吴三桂”也恨不起来？“斗”了半天，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外国籍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文艺等等领域中有了成绩，我们都引以为荣，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谁也没有责怪他们在为美国争光，为何唯独体坛上会出现这样的议论呢？想来作者不会重开“文革”期间的“帽子工厂”、一定是不了解吴三桂是何许人，因而造成了比拟不当。正因如此，我觉得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出版界应多出版些介绍各种历史人物的书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比拟不当的问题了。
　　当然，就这场球而言，也不是不可以议论，何智丽为何挂拍，她是怎么会去日本的，等等，都是可以深思的。
　　上海《新民体育报》也发表白子超的文章《用不着激愤》，指出：“愤怒的部分群众大骂何智丽是‘罪人’、‘汉奸’、‘卖国贼’太‘言过其实’，太‘上纲上线’。说体育维系着民族感情和国家尊严，可以，但体育毕竟不能和政治、战争划等号。……我觉得，我们的一部分同胞感情还比较狭隘，心态还比较封闭，眼光还比较短浅。不然，我们怎么解释‘宁愿外国人拿金牌，不愿曾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拿金牌’？我们怎么解释‘欢迎外国专家帮中国，反对中国专家帮外国’？……何况，何智丽等人远走他乡，除了个人感情因素，还有其他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原因。起码，何智丽当初是准备到奥运会上一展身手，为国争光的，但她的资格被错误地取消了，于是她才心灰意冷。我坚信，何智丽拿了广岛亚运会金牌后，心情不会很轻松。事情是复杂的，简单的激愤不但不一定公正，而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这场大争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展开，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也对何智丽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亚运背后的家国情仇》一文，指出：这次亚运会赛事中对中国观众造成相当心理震撼的，还是要数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国乒乓球优秀选手小山智丽（何智丽），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国大陆金牌呼声最高的世界冠军邓亚萍，摘走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后挫败中国台北的陈静、中国大陆的乔红，再与邓亚萍交手的。
　　小山智丽此举，令在场的中国大陆官员伍绍祖、徐寅生。李富荣胜上无光。因为在小山智丽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锦标赛，当时的何智丽即现时的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她没有从命，凭实力打败队友；夺得冠军。赛事后她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而惨遭厄运，连参加八八年奥运会的资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叶永烈当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为小山智丽鸣不平。这次亚运会期间，叶永烈始终关注着小山智丽的战绩，把比赛录了像。小山智丽夺得冠军，叶永烈当即打电话给她父母祝贺，还给在日本的小山智丽写了信。
　　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从电视屏幕，我很注意何智丽的眼神，看到她夺冠后流泪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来上海时，我们见了面，她当时表示决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叶永烈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让球”是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是体育运动的腐蚀剂，当年李富荣按上级命令让球给庄则栋，今天，李富荣应当反思，从这一意义说，何智丽打败的是李富荣。中国体坛存在不少问题，“让球”是其中一个严重问题。

　　何智丽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面对一片哗然的中国舆论，何智丽本人究竟怎么看待的呢？
　　笔者与何智丽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谊，与她的已故教练孙梅英也相知颇深。这些年来，曾对何智丽、小山英之以及孙梅英作过多次采访。就在广岛亚运会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丽从大阪给我来电话，告知打算回沪一趟，希望再度会晤，谈一谈最新的情况。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岁末之际，何智丽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来到上海。由于何智丽已成了争议纷纷的“焦点人物”，所以他们的行踪严格保密，拒见任何记者。这样，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笔者得以应约对他们作了两次独家采访。
　　何智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斓的羊毛衫，显得很秀气。她的日语已很不错，小山英之说话时就由她当翻译。
　　她处于“台风”的中心，倒显得十分平静。
　　我问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夺冠前，何智丽是怎样准备的。
　　何智丽说，我从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六年后，能够打败她们，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别说六年，一两年也够呛！
　　她说，乒乓球在中国是“国球”，格外重视，中国乒乓球队有着世界上最优越的训练条件。我在日本，训练的条件比中国乒乓球队差远了！日本乒乓球没有什么“国家队”，都是业余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国乒乓球队有二十几个陪练，这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我是单枪匹马。我是“教练兼队员”。
　　小山英之插话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陪练，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练球的。我们靠的是大阪池田银行提供的帮助，算是有了一个练球的俱乐部。池田银行的行长清龙一也先生很热心于乒乓球运动，是何智丽的“伯乐”。每次何智丽参加重大比赛，行长总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观赛。何智丽在日本的训练条件，完全无法跟中国乒乓球队相比。
　　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又问：“十月二十八日，《北京青年报》提到了庄则栋曾帮助了你。”
　　何智丽说：
　　“庄则栋没有做过我的教练。他来日本时，到我俱乐部来，玩了一天。
　　去年，陈静得了第二名，中国报纸也说是庄则栋教的；庄则栋倒是真的教过陈静。
　　不过，谁赢了，就说是庄则栋教的，既然庄则栋那么有本事，他又在北京，为什么不叫庄则栋到中国乒乓球队当教练呢？
　　所以，输了就是输了，何必把庄则栋搬出来？
　　“当然，我是很尊敬庄则栋的。他的球艺是很高明的。他见多识广，富有经验。”
　　我说：“我以为，庄则栋所说的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你这次胜利的最好概括：‘记住，一个人受到的打击越大，发出的光辉也就越灿烂。’”何智丽答道：“是的，庄则栋是这么对我说的。在我获胜之后，他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他的话根深刻，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中国女儿情，日本媳妇心”
　　见面时，何智丽拿出一本“老先生”剪贴的剪报集给我看。“老先生”是指她父亲何铭馨。父亲在上海把中国各报关于她的种种反映，剪贴在本子上。遵她之嘱，我也给她带去一批关于她的剪报。所以，她对中国报刊上的各种反映一清二楚。
　　我们就从中国报刊的纷纷议论说起……何智丽显得有些激动。平日言语不多的小山英之先生，也难以抑制不平之情，诉说着自己的看法。
　　何智丽很直率地说，中国报刊的评论，日本报纸迅速加以转载，在日本引起很大震动。日本人很难理解说我是“背叛”、“汉奸”、“罪人”，是“吴三桂”，是“卖国贼”。
　　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有过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九九五年又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所以“汉奸”这类话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极为敏感的。
　　何智丽真诚地说：
　　“虽然我加入日本籍，但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我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所以，我拿了冠军，既是中国的骄傲，也是日本的骄傲，是双重的骄傲，双重的胜利。
　　“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爱国主义不能太狭义。眼光不能太短浅。不管是谁写，不论是大报、小报，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报纸。现在是信息社会，这边报纸一登，即便是小报，信息也马上传到了日本。本来，骂我个人一句倒也无所谓。我现在加入日本籍。这就牵涉到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了，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她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们，都为我高兴。他们非常支持我。留学生的报纸，对我没有一句坏话，都热烈地为我祝贺。因为我毕竟是来自中国，来自上海。我这次夺冠，表明中国人也能在国外创业。他们没有当我是外国人。
　　她又说，就日本而言，已经多年没有拿亚运会乒乓冠军了。我去了，就拿了冠军，而我来自中国。这本身就表明，我的胜利，也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她强调说，我到今天的地步，是有一段历史的。我是从中国出去的，我不会忘记上海的培养，中国的培养。我没有“数典忘祖”。打球是靠自己的本事。你有本事，你就能拿冠军。这是“硬碰硬”的。要有大将风度。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亚运会的上百块金牌，我这一块是最特殊的一块。
　　她说，有些中国报纸很无聊。有一家中国报纸甚至说，我在跟乔红半决赛减骂她“小赤佬”。其实，我从小到现在，从不说“小赤佬”之类的骂人的话。我以为，这些报纸对我不友好，主要是不了解我所说的，我的胜利是中日两国的胜利。我想，他们慢慢地会理解我的。
　　她又说，我也不同意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所产生的可喜现象。大批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退役的运动员，能够来到世界各国，如果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能做得到吗？
　　这些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来到国外，使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大好事嘛。不然，怎么解释中国请施拉普纳当中国足球队教练？怎么解释上海足球队到俄罗斯去招募队员？怎么解释中国请那么多外国专家帮助建设？怎么解释杨振宁、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身份去领取诺贝尔奖金？难道杨振宁、李政道也是“汉奸”、“吴三桂”、“卖国贼”？难道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也都是“汉奸”？所以，不能那么狭隘地去看问题。
　　这时，小山英之十分真诚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很爱中国。那些不友好的文章，影响极坏。在日本，如果这样写的话，可以告到法院的，起码要赔几千万日元的。这是有法可依的。
　　这些文章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这些文章其实是在丢中国人的脸。何必骂人呢？还是把功夫用在比赛上。”
　　我知道，小山英之的父亲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他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小山一家都热爱中国。小山家迎娶何智丽这样的中国媳妇，本来就是为了架起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小山说，爸爸最近也来中国，昨天从南京来电话，江苏省省长、副省长都为何智丽夺冠，向他表示祝贺。中国官员的这种友好表示，使我们一家都很高兴。
　　小山还对我说，在何智丽夺冠不久，你就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谈话，对何智丽表示热烈祝贺，分析了何智丽夺冠的意义，批驳了那些不友好的言论。日本的《读卖新闻》马上转载了你的谈话。这向日本舆论界表明，中国也有对何智丽很友好的作家。
　　与小山英之一起来沪的日本池田银行桌球部部长中岛昭先生也对我说：“日本人很难理解说何智丽是‘汉奸’。难道只许你们赢？
　　赢了就是‘汉奸’？体育竞争，就是靠真本事嘛！
　　日本报纸一片赞扬，因为何智丽已经三十岁了，赢得不容易。她这一块金牌，顶五块、十块金牌。
　　“其实，何智丽是日中友好的桥梁。她是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何智丽拿冠军，中日两国都应为她祝贺！中国是大国，在国际上有很崇高的威望。虽然那种偏激的言论只是一小部分人说的，但是会影响中国的形象，要从日中友好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提到了在中国引起议论颇多的是何智丽在刚刚夺得亚运会金牌时，含着热泪，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所说的几句感情十分激动的话：“我对今天能战胜奥运会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感到非常高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何智丽说，当时她的心情确实极为激动。十月十三日这天，她连挫三员世界最高水平的女将，这是她从未有过的战绩。为了这一胜利，她苦苦练习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从未这样高兴过。她的话，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情。凡是知道她是怎样走过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的人，就会理解她所说的那番话。
　　何智丽接着说，在日本记者看来，我拿了冠军，更加加深了日中友谊。中国报纸上那些文章，很伤日中的友好感情。你曾说，要参加国际比赛，必须有“入场券”。确实如此，我加入日本籍，才可能有“入场券”，这不能说我的那番话是“背叛”中国。
　　我问起她的近况。
　　何智丽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很多离婚。我的家庭很和睦，和小山英之相处很好。他没有大男子主义。他总是在事业上帮助我。我的公公、婆婆也很支持我打球。整个家庭都充满对中国的友好气氛。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日本《读卖新闻》在二月十四日还刊登了我、小山英之、公公；婆婆的家庭合影。我们站在乒乓球桌旁拍的。这张照片表明，我们一家是“中日之家”“乒乓之家”。在日本，我们是很特殊的家庭，是很融洽的家庭，所以《读卖新闻》这样的日本大报会刊登我们一家的大幅照片。
　　我说：“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智丽笑道：
　　“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
　　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我屈指算道：
　　“这是你的第四次风波了——头一回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风波，第二回是奥运会除名风波，第三回是异国婚恋风波。
　　“我还记得，那时在上海胶州路老房子里跟你的谈话。你向我诉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所受的委屈……我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所以能够理解你。”
　　何智丽说：
　　“是呀，每一回，你都录了好多盒磁带，这些磁带如今成为一回回风波的见证。这次我来上海，行踪是保密的，我不见任何记者，即使记者找到我，我也拒绝采访，但是一定要跟你谈，我们有着那么多年的交往，所以对你毫无保留……”在中国的运动员之中，像何智丽这样风波迭起的人是不多的。正是在这众多的风波中，在满城风雨的争议中，她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何智丽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她的第一回风波……
　　第二章　反抗“让球”一举夺冠

　　突然要何智丽“让球”在冠军如林的中国乒乓球队里，何智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个世界冠军而已。
　　然而，在中国乒乓球队的历史上，她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姑娘——她成为第一个“乒乓叛逆”，向不正之风发动了猛烈的“抽杀”。何智丽风波，第一次撩起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皮袍，露出那个藏着的“斜来。
　　何智丽对于“让球传统”的反叛，发生在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人声鼎沸，飞旋的银球在墨绿色的球台上像替星一样来回闪烁。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正在向高潮推进。
　　一百三十名女运动员经过激烈的角逐淘汰，四员骁将一路破关夺隘，进入前四名：从第一赛区厮杀出来的是管建华；何智丽在第二赛区战胜队友陈静之后杀出重围；在第三赛区里一路拼杀而出的是戴丽丽；获得第四赛区出线权的是韩国的梁英子。
　　按照行家预测：世界冠军当属何智丽！
　　为什么呢？
　　因为何智丽与管建华“交战”过二十来回，每一次都是何智丽取胜。这一回她俩再度“交战”，何智丽胜管建华的可能性极大。
　　就戴丽丽与梁英子而言，梁英子固然一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劲敌，凶悍泼辣，但是偏偏怕戴丽丽。戴丽丽曾经八战八胜梁英子。在这次团体赛中，又胜了梁英子。这一回，很可能又是戴丽丽取胜。
　　因此，争夺冠军的，将是何智丽和戴丽丽。就她俩多次交手的战绩而言，显然，何智丽会战胜戴丽丽，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行家们如此预测，何智丽也是这般估计的。
　　就在半决赛进行之前，事出意外，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马金豹找何智丽，很严肃地说道：“今天你下来！”
　　“下来”！这就意味着要何智丽让给管建华。
　　“我不让！”何智丽摇头道。
　　“这是团领导的决定！”教练亮出了“底牌”。
　　“好，好，那就让管建华上吧。”何智丽对代表团领导的决定，无可奈何，只好这样说道。
　　这时，教练也通知了管建华：“今天叫你上！”
　　山西姑娘管建华年长何智丽两岁，是一位著名的削球手。十一岁时，管建华在山西阳泉市体校跟李福保教练学削上，她与童玲合作，获得世界女子双打季军。
　　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单打比赛中，管建华确实为中国队立下汗马功劳：在进入前十六名时，管建华“削”掉了欧洲女子冠军、匈牙利的巴托尔菲。年仅十八岁的巴托尔菲，善于拉弧圈球。中国乒乓球队名将何智丽、焦志敏、陈静在访欧时，都曾输在此人拍下。所以，管建华“削”掉了巴托尔菲，无疑为中国队去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在进入复赛时，管建华又“削”掉了朝鲜头号选手李粉姬，又为中国队扫掉一个拦路虎。

　　勇敢地向“让球传统”发起挑战

　　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在半决赛时，决定要何智丽让给管建华呢？
　　这“让球”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原本是“高度机密”。后来，才慢慢透露出来。
　　上海《文汇报》记者宋丽珍是这么报道张燮林“透露”的内情的：“对于用兵问题，有时教练中意见不一时，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谈到这里，张燮林还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用管建华还是何智丽对付梁英子，我们是有争论的，当时倒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用何智丽，多数要用管建华。结果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亚运会之后，《中国体育报》上一篇题为《“让球”战术没有错》的文章，透露了当时中国乒乓球队作出决定的情况。据云：
　　“何智丽与管建华谁上来更合适一些，教练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经过和中国乒协领导的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何智丽让给管建华，理由是万一戴丽丽输给梁英子，让管建华去磨她。
　　梁英子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在二十八日的比赛中，梁英子连闯数关，体力消耗很大，管建华是削球打法，战胜李粉姬后技术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上去多打一些来回，估计能把梁英子拖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何智丽刚刚在亚运会上输了梁英子。”可是，何智丽的见解正好相反：正因为她在一九八六年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输给了梁英子，她日日夜夜思念着战胜梁英子。她针对梁英子的战术特点，作了许多准备。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打败梁英子。
　　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曾这样报道何智丽的话：“我和梁英子打过几次交道了，该怎么打有点数。去年亚运会上失利，就是因为我被她‘牵了鼻子’——以快对快，误入‘歧途’。这次我要比她‘慢一拍’，拖着她走。”何智丽还说，孙梅英在北京专门“开小灶”。辅导何智丽如何战胜梁英子。另外，张燮林等教练也曾“聚在一起给她出点子”。
　　正是何智丽为战胜梁英子作了充分的准备，她怎肯轻易放弃这一“雪耻”的难得机会？
　　显然，除了张燮林之外，当时中国的教练们，只注意到何智丽在亚运会上曾败给梁英子，却忽视了何智丽为再战梁英子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摆在桌面上“争议”的原因之外，还有更为错综复杂的人事原因，导致中国乒乓球队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因为何智丽师从于孙梅英，而孙梅英
　　与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球协会某些领导有着许多分歧！
　　早在何智丽尚未出发之前，孙梅英就已经料定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会在新德里作出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
　　何智丽明白，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所说的“让球”是“集体主义”的表现，是为了“国家荣誉”，实际上是一种“压”人的借口罢了。
　　且不说远的，就在这次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就曾莫名其妙地“让”过一回球：在混合双打前八名比赛时，何智丽和何志文这“两何”打掉了韩国一对最强选手玄静和、金琦泽，进入了前四名。
　　在半决赛时，“两何”要与中国选手耿丽娟、惠钩交手。“两何”在上场前，接到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通知”，要他们“让球”给耿丽娟和惠钧。
　　何智丽感到不可理解，因为这时另一赛区进入决赛的也是一对中国选手。既然己是中国选手们的一统天下，已不存在“国家荣誉”问题，因为不论是谁赢了，冠军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在这时要“两何”“让球”呢？这清楚表明，由于何智丽是孙梅英的“弟子”，为中国乒乓球队某些领导所排斥，所以要她“让球”。
　　“两何”不得不遵命“让球”。
　　就这样，耿丽娟和惠钧获得了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混合双打冠军！
　　眼下，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要何智丽“让”掉女子单打。如果何智丽再“让”掉，不仅意味着她的日夜练球全都付诸东流，而且还将落个“成绩不佳”的骂名——她一再“让球”，还会有什么“成绩”？
　　女子单打半决赛终于开始了：
　　这边一张球台，管建华迎战何智丽。
　　那边一张球台，戴丽丽与梁英子对阵。
　　中国教练的注意力在那边，因为这边假厮杀，那边真肉搏。
　　管建华这位山西姑娘，吃了“定心丸”上常何智丽胜了一局，她毫不在乎。管建华以为，小何大约是要制造点“真打”的气氛吧。
　　紧接着，何智丽胜了第二局，管建华仍笃笃定定，以为要打成“三比二”，显得更“精彩”些。
　　到了第三局，何智丽仍一路领先，管建华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了，发现何智丽在真打！
　　中国队的领导也察觉何智丽的异常动向。当何智丽以十四比六遥遥领先时，中国队领导李富荣在场外气呼呼地挥手，要何智丽下来。
　　何智丽置之不理！
　　不过，李富荣那副铁青的面孔，毕竟在何智丽心头产生莫大的压力。她心慌意乱，竟一连丢了十分。
　　这时，李富荣以为何智丽“听话”了，也就在一旁笑了。
　　这一笑，倒使何智丽镇定下来。她咬咬牙关，一阵抽杀，以二十一比十八胜了第三局！
　　场上出现从未有过的局面：
　　管建华哇哇哭了！她满肚子委屈，怎么说好假打变成真打了呢？可是，她只能哭，却又不能说出她为什么哭！
　　平心而论，管建华确实是受了委屈。但是，这笔账只能算在“让球”的决策者们身上。
　　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和教练的双眼射出愤怒的目光，冷冷地拂袖而去，却没有往常那样笑着跟胜利者握手。
　　何智丽呢，面孔也十分尴尬。她向管建华投去充满歉意的目光。她当然明白，管建华受了委屈。何智丽独自默默跨出绿色的挡板，走了。
　　不过，何智丽并没有走远，她来到场外的一间休息室，静静地坐在那里。她在等待着戴丽丽和梁英子的比赛结果。因为她以三比零轻取管建华，很快就结束了战斗，而戴丽丽却正在与梁英子打得难解难分。
　　事情出乎意外。本来，梁英子乃戴丽丽手下败将，这一回，却以二比零领先两局！当何、管之战结束之际，戴、梁之战正进入第四局。
　　一位好心的记者，不断向独自冷坐的何智丽报告戴、梁之战的比分。第四局，梁英子赢了，竟然打成二比二平！
　　“谁出线我就打掉谁！”何智丽早已下定夺取世界冠军的决心。
　　温州姑娘戴丽丽，曾经震撼过世界乒坛。不过，她在到达技艺的顶峰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正在走下坡路。梁英子呢？
　　这位文静优雅的南朝鲜姑娘，斗志正旺。她定了定神，咬紧了嘴唇，在第五局发动凌厉的攻势，一路领先，打到了十八比十二。
　　戴丽丽擦了擦汗，力图稳定自己的情绪——已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了。
　　梁英子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连胜三分，赢了第五局——以三比二战胜了戴丽丽！
　　听到这一消息，何智丽站了起来，离开休息室。这时已近中午，没有人理睬她。她走出了体育馆，招招手，喊来一辆“的士”，驶往旅馆。
　　这时，她的队友和教练仍在英迪拉·甘地体育馆，女子双打正在那里进行……问心无愧，尽力而为那是一个度时如年的难挨的下午，女子单打冠军争夺战将在晚上打响，何智丽面临着与梁英子的较量！
　　这时，中国乒乓球队谁也没有理会何智丽。诚如时隔七年之后，那篇《“让球”战术没有错》所透露的内幕：“决赛前没有人去指责何智丽，中国乒协领导下令谁也不许干扰何智丽。保持沉默，是不想影响何智丽的情绪，如果她能在女单决赛中战胜梁英子，冠军毕竟还是中国的。”这时的何智丽，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她只有奋力向前。如果她败给了梁英子，后果不堪设想——既“违反纪律”，又“损害祖国荣誉”……可是，何智丽的心理素质不错。笔者曾再三问她，当时是否想到万一输给梁英子……她连连摇头。她说，当时她连想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她所想的只是如何战胜梁英子！
　　“要战胜梁英子，首先要战胜自己！”二十三岁的何智丽，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解、有个性而且充满自信的人。
　　整整一个下午，她如离群孤雁。可是，她并没有陷入过度的紧张之中。
　　她翻来覆去地想怎样战胜梁英子！尽管戴丽丽的败阵，把她推到了梁英子的对立面。她呢，反而因此陡然平添几分豪情，以为这倒是天赐良机，给了她第三次与梁英子较量的机会！
　　何智丽和梁英子是同龄人。一九六四年，她俩一起来到人世，她们在不同的国度成长。小小银球，使这对异国姑娘互为劲敌。
　　她俩头一回交锋，是在一九八四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之后，梁英子成为记者们追逐的对象，因为她已是世界乒坛上的明星，而何智丽初出茅庐，头一回参加国际比赛，尚默默无闻。梁英子还不知何智丽其人，何智丽却早已把她作为进攻的目标，在国内详细研究过她的乒乓球战术。
　　在进入决赛时，她俩不期而遇了。记者们的“预言”一边倒，都以为女子单打冠军非梁英子莫属。
　　隔着墨绿色的球台，银球在她俩之间穿梭。大赛爆出冷门：何智丽以三比一击败名将梁英子！
　　这下子，梁英子才把面前这位修长俊丽的中国姑娘细细打量，紧紧握手，还送了一本中文版的神学小册子，祝何智丽走运。
　　她俩第二次交手，是在两年之后的第十届亚运会上。
　　何智丽难忘的一天——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汉城。
　　这时的何智丽，已成了万众瞩目的中国乒乓明星。她在团体赛中，挑起了中国女队第一主力的重担。
　　在决赛时，中国女队与南朝鲜女队相遇。担任南朝鲜女队第一主力的，便是梁英子。
　　何智丽又与梁英子站在球台的两端了。
　　这一回，梁英子对何智丽刮目相看了。
　　打成了一比一，进入决定胜负的第三局。
　　这时，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队负于南朝鲜队。体育馆里，成千上万双视线聚焦在女子团体决赛的球台上。南朝鲜的啦啦队发狂一般大轰大嗡，强烈地冲击着何智丽两耳的鼓膜。
　　第三局，梁英子以二十比十四领先，何智丽岌岌可危。这时，梁英子侧身猛攻，何智丽反手拉了一个弧圈。唉，何智丽太使劲了，球出界！她的脑子顿时晕了！
　　梁英子赢了。
　　在南朝鲜观众暴风雨般的鼓噪声中，何智丽悻悻地离开了乒乓台。
　　梁英子的眼里，涌出胜利的泪花；何智丽的眼里，盈着懊悔的泪水。已经雄踞近十届的中国女子团体乒乓球冠军宝座，竟在她的手中失去！
　　她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国，一封封球迷来信今她坐立不安。有的信中甚至说：“女队员可以回家抱孩子啦！”
　　她跌入了低谷。
　　她要从低谷中奋起。
　　她把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当作耻辱日．她把梁英子当作心中的“仇敌”。
　　她憋足了劲，天天苦练着，目标——击败梁英子。
　　她数着一天又一天，哦，今天——“一八八”！也就是那个耻辱日之后的第一百八十八天，终于迎来了雪耻之日——与梁英子决战。
　　何智丽拿出了双倍的勇气，以战胜来自队领导和对手粱英子内外双重压力。
　　她闭门不出。肚子饿了，她嚼着父母在她临行时捎来的五香牛肉干。
　　她洗了个澡，使头脑放松，全身舒畅，增添新的活力，以便进入最佳迎战状态。
　　她甚至连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她没有穿中国队常用的红色球衣，却换上了一件蓝色的。因为她常听说，南朝鲜队一向以中国队为攻击目标，梁英子练球总要陪练的队员穿上红球衣。何智丽以为，她倘若穿了红球衣上场，无疑刺激了梁英子的视觉神经，使梁英子兴奋起来！
　　教练不理她，她自己“教练”自己，定下八字方针：“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面对与梁英子的决战，何智丽想到的只是：我应该战胜你！我有能力战胜你！如果我输了，不怨天，不怨地，我服你！

　　不笑的世界冠军

　　时光一秒秒过去，天色渐渐暗下来，决赛的时刻即将来临。
　　身穿蓝色球衣的何智丽出现在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顿时成为全场注意的中心。
　　梁英子也来了。她在下午和玄静和一起，战胜了中国选手，夺得了世界女子双打冠军，喜气洋洋，斗志正盛。
　　离开赛还有几分钟。何智丽在场上来来回回走着，这是她从未有过的。她毕竟只有二十三岁，这一回豁出去了，背水一战，到了现场确实有点紧张，怎么也坐不下来。
　　终于，她和梁英子第三次站到了球台两端。隔着白色球网，她俩的目光碰在一起，彼此都发觉，对方充满自信。
　　何智丽拿起了球，乒的一声射向梁英子。梁英子愕然。这时，何智丽看见裁判向她挥挥手，这才意识到，裁判还没发令呢！这一细节，表露了何智丽急于战胜梁英子的心情。
　　“一板被动，板板被动；一板主动，板板主动。”开赛以后，何智丽的紧张情绪顿时消失，思想包袱被甩得远远的，她全神贯注于打球，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跟梁英子两个人。她一板不让，一球不让。她嘴里嘟嘟嚷嚷的只有一句话：“一八八！”
　　开局之后的形势是严峻的。三比八，梁英子领先五分！
　　这时何智丽的头脑却很清醒。她注意到梁英子步子沉重，注意到梁英子有几回发球失误，这表明梁英子心里比她还要紧张！以往，何智丽长球好，短球差。梁英子似乎摸到了她的球路，专给短球，不给长球。不料，在这一八八天里，何智丽在短球上用了功夫。她顶住了梁英子的短球攻势，渐渐主动，把比分追了上去。十四比十三，何智丽领先一分了！
　　十八比十六，何智丽领先两分！
　　二十一比十七，何智丽拿下了第一局！
　　这下子，何智丽的劲头倍增。可是，梁英子毕竟久经沙场，在教练指导下开始反攻。何智丽呢，依然“自我为战”。
　　第二局，何智丽以七比十落后。
　　何智丽拉起了弧圈球，一分一分地追上去。最后，以二十一比十九，险胜第二局。
　　这下子，何智丽心定了。梁英子却并不慌张，在第三局开始后，又进行反扑，再度以十五比十二领先。
　　“低一点，低一点。”坐在场边一直沉默不语的中国女队教练，这时，终于说了几句话。
　　何智丽越打越主动，按照自己的规律，忽长忽短，忽左忽右，使粱英子疲于应付，陷入被动。
　　二十一比十八，何智丽胜了第三局。
　　哦，“一八八”！何智丽在汉城会战之后的第一百八十八天，终于以三比零的漂亮战绩，战胜了宿敌梁英子，荣获世界冠军的桂冠。
　　可是，球台四周冷冷清清，穿红球衣的没有过来跟何智丽握手祝贺！仿佛何智丽所拿到的，是一个“不光彩”的世界冠军！
　　然而，世界承认她，祖国承认她。在她登上领奖台时，五星红旗徐徐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英迪拉·甘地体育馆。这时，站在她身边的梁英子忽然向她打手势，示意把奖杯举得更高些。何智丽赶紧伸直双臂，把“盖斯特”杯高高地举过了头顶。电视摄像机。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热泪盈眶的她。继林慧卿、胡玉兰、葛新爱、童玲、曹燕华之后，何智丽是第六个捧得“盖斯特”杯的中国姑娘。
　　何智丽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祖国赢得荣誉！可是，她脸上没有笑容。
　　深夜，何智丽回到旅馆，却仿佛掉进冰水里。
　　代表团领导狠狠地在批评她：
　　“早知道你这样，跟管建华打的时候，就不让你上场！”
　　“你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回去要写检查！”
　　捧得“盖斯特”杯的手，还要写检查！
　　何智丽的脸上没有笑容，敏感的外国记者称她为“不笑的姑娘”、“不笑的冠军”。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笑……她，怎么笑得出来？

　　中国新闻界对何智丽保持“低调”

　　反常，往日世界冠军载誉归来，报纸杂志总要为祖国健儿大大鼓吹一番。可是，何智丽夺冠，除了新华社在当天发了新闻电讯之外，没有那种惯常的“冠军文学”为之宣传，甚至连通讯、特写之类也不过寥寥几块“豆腐干”而已。她的俊俏的脸蛋，倘若是往常，早已印在发行甚众的体育杂志的封面上，这一回却被冷落了。
　　新华社三月一日发自新德里的电讯是用这么一句话提到何智丽的：“何智丽在女子单打决赛中，有效地阻止了南朝鲜选手梁英子的左右开弓，使盖斯特杯第六次刻上中国选手的名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亚军梁英子第二次获得世界亚军称号。
　　戴丽丽和管建华并列本届世乒赛女单第三名。”
　　舆论上的低调子背后，不言而喻，何智丽“犯了错误”啦！
　　中国报纸却在表扬管建华。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该报记者苏少泉发自新德里的专电《出色的狙击手——记在世乒赛掩护战友登顶的管建华》。
　　苏少泉写道：
　　“管建华后来输给队友，只获得单打和混双两项第三。她对此虽然不无遗憾，但是她说：‘只要奖杯为中国人获得，我还是十分高兴的。’”这里所说的“队友”，不言而喻，指的是何智丽。
　　当年的报道，透露了内中的一些情况：
　　“何智丽在决赛中击败了梁英子，夺得世界冠军，但并没因此消除教练对她的气恼。凯旋京华后，因为教练的‘关照’，中央新闻报刊对其他世界冠军笔下生花，唯独对何智丽保持沉默。年终，中国乒协评选十佳’，当选者都是世界冠军，而未获世界冠军的管建华破格评为特别奖，这无疑是对让球的意外受害者最高的奖赏和安慰。”只消翻一翻报纸，便可以看出强烈的反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当何智丽饮恨汉城时，当天的新华社汉城电汛一点也不含糊：“今晚，中国乒乓女队在团体赛中意外地以一比三负于南朝鲜女队。赛后，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谈了他对比赛的分析和感想：今晚女团失利是由于技术和思想上的问题输掉了。女队失利的原因是何智丽没有打好。虽然她技术和打法都是领先的，但反胜为败，主要是关键球处理得比较粗糙，在对手追回时又不太冷静。这说明我们的队员在意志和技术上存在问题。”
　　然而，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结束后，中国代表团领导发表的评论中，却小心地避开了何智丽，对她的取胜不置可否，保持沉默。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倒是从北京南体育馆路一幢宿舍楼里传出，那里住着中国乒乓球队顾问孙梅英。刚从荧屏上看完现场转播的何智丽、梁英子之战，孙梅英的女儿、儿子便拿出早已买好的鞭炮燃放起来，为何智丽庆贺！
　　年近花甲的孙梅英，是新中国第一代乒乓女将。一九五二年，当全国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时，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便是她——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如今，虽然她早已退役，但仍倾注心血关注乒乓新苗。尤为可贵的是，她为人正直，“软硬不吃，刀枪不入”，向来敢言敢为。正因为这样，她被体育界一次次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孙梅英并不是何智丽的教练，然而，她为提高何智丽的思想素质和乒乓技艺，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何智丽和队友们出征归来，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已是深夜十一点。
　　何智丽走下飞机，借着灯光，一眼就看见孙梅英站在欢迎行列里，便飞快地朝她扑去……坐在国家体委派来的大轿车上，孙梅英很快就发现，这位向来嘻嘻哈哈的姑娘不笑了，便问：“你怎么不高兴？”
　　何智丽沉默不语。
　　到达体育馆之后，何智丽没有回乒乓球队宿舍，而是与孙梅英一起走了。
　　在“孙导”（何智丽总是把“孙指导”喊成“孙导”）家里，何智丽这才把满肚子的委屈倾泻。她边说边哭，一直哭到凌晨三时！
　　唉，当她手握球拍跟梁英子交战时，她沉着骁勇，一派大将风度，此时此刻却成了个泪人儿。不笑的姑娘，变成了流泪的冠军！
　　谁能理解她心理重负？她知道，回来之后，她要挨整，远非“写两笔”所能完结。她只有在像母亲一样亲的孙导面前，一哭为快……“不能处分胜利者”果真，何智丽难熬的日子开始了。
　　在中国乒乓球队男、女队的总结会上，领导说了颇有分量的话：“何智丽的问题比较严重。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后台。我们是要斗到底的……”何智丽有什么“严重”问题呢？难道为国家争光的人，倒要被“斗争到底”？
　　不久，何智丽接到电话，说是体育界一位领导要找她“聊聊”了。
　　何智丽只得应命而去，来到他的办公室。
　　“你别紧张，无非是承认错误，写份检讨嘛！”领导开始这么“聊聊”了。
　　“我有什么错误？难道拿了世界冠军回来，还要写检查？”
　　何智丽毫不含糊地反问。
　　“你不服从领导的决定，不肯让球给管建华。”
　　“领导的让球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要我写检查，你们领导首先要写检查！”
　　如同针尖对麦芒，才谈了几分钟，就无法再“聊”下去。何智丽站了起来，不欢而走。
　　于是，各色人等，又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角度，劝说起何智丽来：“写检讨书吧，承认一下错误就行了呗！”
　　“你也得给领导一点面子嘛，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去。”
　　“你反正世界冠军到手，写张检讨有什么关系？”
　　“好汉不吃眼前亏，不管怎么样，你要为明年的奥运会着想。你不写检讨，跟领导闹僵了，不让你参加奥运会，那你就苦啦！”
　　何智丽毫不退让。她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来不得委曲求全。领导决定要她让球给管建华，犯错误的是领导，而不是坚持不让的她！
　　有人说何智丽“违反组织纪律”。然而，纪律是夺取胜利的保障——可智丽夺得了胜利，怎能说她“违纪”？
　　就在这个时候，队里通知何智丽，要开全队大会。大会的内容是什么，何智丽不知道。
　　毕竟有不少队友同情何智丽，有人悄悄告诉她：“开你的会呢！”
　　顿时，何智丽明白了，要召集全队大会批评她。
　　孙梅英家的大门，响起了咚咚咚急骤的敲门声。孙梅英一听，便知道是何智丽来了。
　　当何智丽把紧急消息告诉孙导时，孙导却坦然，一点也不急，她给何智丽出了一个好主意：“开大会时；你带个录音机去。他们怎么批评你的、全给录下来！”
　　何智丽连声说妙。
　　第二天上午，中国乒乓球队在宿舍召开大会，男，女队员们都去了。
　　何智丽来了，拎着个录音机，放在会议桌上。
　　这个录音机，居然搅乱了会议——原准备批判何智丽“错误”的发言，都缩了回去！
　　“一个录音机，居然镇住了他们——这说明他们理亏嘛！”
　　孙梅英进一步鼓励何智丽向中央领导反映，以求彻底甩掉何智丽背上的沉重的包袱。
　　孙梅英帮助何智丽起草了信件。
　　中央领导人明确表态了——不能处分胜利者。
　　杨尚昆说：“不能处分。”
　　万里说：“处分何智丽，全国老百姓通不过！”
　　这下子，“不笑的姑娘”放声大笑了！她胸中积聚多日的闷气，顿时烟消云散。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再也没有人敢逼何智丽写检查了。
　　上海，何智丽的故乡。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晚，何智丽回到故乡，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翌日上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会见了何智丽，称赞她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夸奖她为中国人民、上海人民争了光。
　　下午，上海市体委举行盛大表彰会，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她的嘉奖令，团市委、市妇联分别授予她“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报道说：
　　“芮杏文同志热烈祝贺何智丽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夺得世界冠军，为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争了光。芮杏文在谈话中，希望何智丽能给上海的青少年们介绍自己为祖国的荣誉而打球的心得体会。
　　“何智丽说，她这次能取得胜利是同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对她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何智丽表示，一定要戒骄戒躁，在明年举行的世界性重要比赛中，争取更大的胜利。”①上海的舆论界来了个“总动员”，《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少年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宣传何智丽为国家争光的先进事迹。各报竟登何智丽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是笑嘻嘻的！
　　何智丽在上海、说起了自己战胜梁英子的经过：“三十九届世乒赛前，我的竞技状况不错，但我想，只要丢掉想赢怕输的思想，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是可以战胜任何对手的，结果终于如愿以偿。”
　　“决赛又同南朝鲜梁英子交手，虽然三比零胜，但每局都①1987年3月9日《解放日报》。
　　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什么原因？”
　　“也许是我的发球起作用了。”何智丽笑了笑说，“比赛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尽力而为，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和风格就行了，这样一来我不太紧张，反而能够比较正常地发挥。”
　　“你打球时并不太凶，而是慢悠悠的，一拉又一拉，仿佛是轻描淡写，却能战胜十分凶狠的梁英子，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横拍两面拉弧圈球打法，依靠旋转速度落点的变化。亚运会失利主要是没有以我为主，对方打得快，我也跟着快，但快并不是我的特长，这次比赛我注意了比赛的节奏，你打你的，我拉我的弧圈，以落点和旋转变化战胜了梁英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打法臻于完美？”
　　“不，通过这次大赛，我想我的打法有些方面需要改进，最明显的是要加强前三板的威力，我现在的打法是后发制人。相持球中取胜，发球、接发球较弱，以后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此外，接发球不凶，使自己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使人觉得味道不足，以后应当向更凶方面发展。”
　　何智丽还说：
　　“虽然取得了冠军，但已成为历史。我仍然要好好练球，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和明年的奥运会上再立新功，向上海和全国人民汇报。”
　　何智丽还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今年的第二次大战役是全运会；如果有可能，明年还将参加奥运会决赛，对我都将是新的考验，我一定力争打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这样，何智丽再三明确地表示了希望参加奥运会、为祖国争光的愿望。当然，所有的报道都只是正面宣传何智丽的拼搏精神和赤子之心，半点也没有透露中国乒乓球队的内幕……是时候了，“现在可以说了”！何智丽对“让球传统”的反抗，使这一“秘密”第一次公开“曝光”，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直至这回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又再度爆发……“锦囊妙计”是孙梅英授予的其实，勇敢地向中国乒乓球队所谓的“让球传统”发起冲击的，并不仅仅是何智丽。
　　另一位可敬的猛将，不是别人，正是孙梅英！
　　就在何智丽远征新德里前夕，孙梅英从宁波回到北京，何智丽问计于孙导。
　　“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团体赛，可能没有我。”何智丽知道自己在汉城“砸锅”，这一回不会让她再挑团体赛的大梁。
　　后来，中国乒乓球队的安排也果真如此：“何智丽被安排参加女单、女双（与焦志敏配对）、混双（与何志文配对）三个单项比赛，最让运动员看重的团体名单中没有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团冠军主力耿丽娟和何智丽的名字。
　　教练排定团体阵容时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赢球，当时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是韩国队第一号选手梁英子，双打也比较好，焦志敏的实力很强，是当年的全国冠军，而何智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亚运会女团决赛中，输给韩国队两分；二是为下届世乒赛用人考虑，决定让年轻的陈静在团体赛中锻炼一番。”“团体赛没有你，你就把单打打好。”孙梅英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单打的时候，领导上很可能要我让球。”何智丽又一次说出心中的忧虑。
　　“让什么？不让！让球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孙梅英旗帜鲜明地答道。
　　“我不答应让球，领导上很可能不许我上常”何智丽似乎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的种种做法一清二楚。
　　“那你就只好在口头上答应让球，上了场，你真打！”孙梅英给她出了主意。
　　后来，中国乒乓球队很多人批评何智丽“口头上答应让球，上了场真打”，其实这是孙梅英为她定的“锦囊妙计”！
　　这是在何智丽前往新德里之前，孙梅英就为何智丽定好的！说实在的，没有孙梅英为何智丽定计，二十三岁的何智丽还不敢这样做。
　　关于为何智丽“定计”，这是孙梅英亲口告诉笔者的。何智丽的心中不再一筹莫展了。
　　“你的任务是夺取女子单打世界冠军，为祖国争光！”孙梅英语重心长地对何智丽说：“按照你的实际水平，现在世界上的女选手没有一个能够打赢你。在新德里，如果你能把你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水平发挥出来，我可以断定，你一场球也不会输，你一定能成为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没有一个人能与你匹敌！”
　　何智丽那对清澈的眸子，此刻射出明亮的光芒。然而，一块愁云，又在她的心头飘移：“我不让球，回来我会挨整，怎么办？”
　　“你的任务就是夺取世界冠军！如果他们要整你，我来给你顶住！”孙梅英拨去了她心头的愁云，说道，“关键在于你自己。你一定要战胜自我，做到临场不慌，稳拿冠军。你拿了冠军回来，我就到机场去欢迎你。一切后果，我替你承担！”
　　与孙导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何智丽增添了无比的勇气。
　　虑事甚细的孙梅英，还特地录了一盘磁带，交给何智丽。
　　在录音中，孙梅英告诉何智丽种种“怎么办”，当你比分领先的时候，该怎么办？当你比分落后的时候，该怎么办？……这盘磁带，成了现代化的“锦囊妙计”。
　　带着孙梅英的临行嘱咐，带着那盘录音带，何智丽飞向新德里。
　　在那里，何智丽不时戴上耳机，倾听着那盒录音带，队友们不知内情，以为何智丽在那里听立体声音乐呢！
　　后来，在新德里发生的那场风波，果真如孙梅英所预料的那样：领导要何智丽让球；领导要何智丽表态；何智丽真打之后，领导要何智丽检查。
　　何智丽呢，按照早在出发之前就已与孙梅英商定的策略，一步步对付：先是明确表态不让球；不得已，口头答应让球；上场后真打，打掉管建华；一举击败梁英子……何智丽真的夺得了世界冠军，孙梅英真的为她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孙梅英这位正直的全国人大代表，仗义执言，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使何智丽摆脱了困境……何智丽说冠军有一半是孙梅英给的，这话是她的肺腑之言，孙梅英确实是她的“后台”。没有孙梅英作为她的坚强后盾，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独木难支。
　　孙梅英早已功成名就，到了眼下的年龄，该是马放南山，安享晚年之乐了。她所担任的只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顾问。在中国，顾问往往是“顾而不问”的荣誉性的虚衔而已。何况，何智丽不过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名队员，与她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工作关系。
　　孙梅英为什么甘于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第三章　乒坛女帅鼎力相助

　　孙梅英也来自上海

　　最初，我只以为孙梅英是何智丽的教练。渐渐地，我意识到孙梅英在“何智丽风波”中的分量。这样，为了仔细了解“何智丽风波”，我不能不先深入了解孙梅英其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千里迢迢，我从上海前往北京，来到体育圈的宿舍群。打听哪楼哪门挺费劲，我一问孙梅英住哪里，路人皆知：“喏，那儿就是！”
　　事先，何智丽告诉过她我要去采访，所以一见面，省去了寒暄的程序。她中等个子，穿着球衣，依然是运动员的风度，只是额头深沟浅糟，意味着她上了年纪。她知道我从上海来，便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我交谈。她烟瘾甚重，一根刚熄又点燃了另一根，牙齿都熏黑了。
　　她的祖籍浙江宁波。后来，祖父到上海双龙洋行工作，便迁来上海。一九二九年，她出生在上海，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孙梅英家住上海南市，她家一向跟乒乓球无缘。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后，孙家避难到租界。八岁的孙梅英转到上海温州路、新闸路口的涵德小学上二年级，她头一回在学校里看到乒乓桌。她吵着要父亲给她买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从此打乒乓入迷。
　　家里买了“大闸蟹”，原是她最爱吃的，如今匆匆咬几口，连手都来不及洗，跑去打乒乓了。
　　她家门口是小菜场，收市以后，她在肉案上打乒乓。
　　她在储德中学上初中时，球艺已不错。有一回，她通宵未归，急煞父母。清早，她得意洋洋挟着球板回家，哈哈笑道：“昨天夜里‘摆大王’，跟十几个男同学轮流打球，说好不输不下台。我一直没有输，当了十个钟头的‘大王’。后来他们都被打得吃不消了，这才收抄…”学校里的男同学不是她的对手。她听说大上海电影院附近的宁波同乡会里有乒乓桌，想到那里“摆大王”。她不是会员，进不了门，便到父亲那里要了包香烟，往宁波同乡会看门人手中一塞，也就进去了。她在那里“厮杀”。
　　她在道中中学上高中。那是一所女子中学，学校里没有乒乓桌。孙梅英到八仙桥一家私人乒乓房（今工人文化宫附近）去打球，每一回八角钱。在那里，连男青年都抵挡不了她的抽杀。
　　一九四六年，十七岁的孙梅英在那里遇见了蔡秀娱。老板对蔡秀娱说：“蔡小姐，这个小囡打球打得不错，你跟她打打看！”
　　蔡秀娱比孙梅英大七八岁，广东人，乒乓球名将。那时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乒乓球名手，大都是广东人。因为中国最初的乒乓球中心是香港，由香港传人广东。
　　蔡秀娱朝满脸雅气的孙梅英瞟了一眼，鼻孔中发出“哼”的一声，穿好高跟鞋，橐橐地走了，连头也不回。
　　孙梅英下了决心：“非赢你不可！”
　　果真，一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上海《新闻日报》爆出一条“冷门”体育新闻：《小将孙梅英显威风，气走老将蔡秀娱》。
　　当时，孙梅英十八岁，无名小卒罢了，竟然以三比零一举击败了上海乒乓球冠军蔡秀娱，人们对这位小丫头刮目相看了。这是孙梅英的大名头一回上报纸，从此她开始崭露头角。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旧中国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召开。既然孙梅英在上海选拔赛中出线，当然参加全国运动会比赛。可是，那个道中中学校长却不准她请假，以为女子中学的学生以读书为本分，何必去打什么乒乓球？倘若孙梅英不来上课，以旷课论处。
　　孙梅英不理这个茬，照样参加集训。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孙梅英力挫群芳，与香港选手林镜兰争夺冠亚军。已经二比二平，进入最后一局，打得难解难分，打到了九平（那时每局十一分定胜负）。在这关键时刻，林镜兰毕竟比孙梅英大七八’岁，沉得住气，而孙梅英一着急，连失两分，屈居亚军。
　　孙梅英领到一个电冰箱那么大的奖杯，全家乐不可支，学校也轰动了。校长不再提“以旷课论处”，而且在教育部督教来校观察时，特地介绍孙梅英道：“这是我校培养的全国女子乒乓亚军。”
　　孙梅英一听“我校培养”四个字，鼻子都气歪了！
　　十九岁的孙梅英在上海滩出名了。她最为高兴的是，从此经常有人邀请她打球，而且进私人乒乓房也不用买门票了！

　　曾为中国的“乒乓强国”地位苦苦拼搏

　　解放后，高中毕业的孙梅英，成了上海外文书店经理的秘书。她是一员“武将”，性子急，脾气躁，干不好那抄抄写写的事，坐不稳办公室的椅子。没多久，她还是打乒乓去了。
　　一九五二年，新中国头一回乒乓球比赛大会在北京举行。孙梅英背着被子去北京（那时要自带铺盖），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比赛在北京大学体育馆举行，门票五分，观众大约千把人。孙梅英大刀阔斧，横扫诸将，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是香港选手姜永宁。孙梅英跟他一起登台领奖，结识了，竟谈起恋爱来。后来她和他结成了一对“乒乓夫妇”、“冠军夫妇”。
　　在一九五五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冠军赛，姜永宁又一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孙梅英再度成为全国女子单打冠军。
　　这对“乒乓夫妇”，成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跻身于国际比赛。
　　孙梅英记得，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出师，是在一九五三年，前往罗马尼亚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初出茅庐的孙梅英，一举击败了世界第二名女子选手黛安妮露，引起了国际乒坛的注意。不过，如孙梅英所说：“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女儿，父母过于宠爱，我的脾气变得很坏。打球时，胜了没什么，输了就发脾气。越发脾气，打得越糟……”她一受挫折，在第二十届世乒赛上便打得不好。结果，中国女子队只被评为二级第三，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
　　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最初的地位。
　　一步又一步，中国乒乓球队在艰难地前进。
　　一九五六年，中国选手第二次参加世乒赛，女队进入一级第十一名，男队为一级第六名。
　　一九五七年，中国女队跃入一级第三名，男队升为一级第四名。
　　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容国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而中国男、女队均被评为一级第三。
　　中国乒乓球队士气大振，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及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项世界冠军。男队成为一级第一名，女队成为一级第二名，从此确立了中国“乒乓强国”的地位。在这一次次苦战中，孙梅英一直是中国女队的主力队员，劳苦功高。
　　从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三十二岁的孙梅英退出运动员行列，担任中国乒乓女队教练。
　　一九六三年初，离第二十七届世乒赛只有四个月了，领导上突然给孙梅英出了个大难题：要她披挂上阵，参加二十六届世乒赛！这时的孙梅英已经三十四岁了，当了一年半教练之后已经明显发胖，怎能重上战场？可是，当时中国乒乓女队形势严峻，主力韩玉珍在日本自伤，闹得沸沸扬扬，被开除党籍，无法上阵；另一主力丘钟惠身体状态不好，一时间又找不到能够挑大梁的新手。考虑再三，领导只得决定起用老将孙梅英。
　　孙梅英意识到责无旁贷，马上投入紧张的训练。短短两个、来月，她的体重一下子从六十多公斤降到五十多公斤。曾经受过两次伤的她，脚痛不已，咬着牙坚持下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七届世乒赛在捷克希拉格举行。孙梅英夺得世界女子单打第三名（中国女队在这次世乒赛上的最高名次），并作为女队主力，和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第三名。今日的中国乒乓女选手们到了二十四五岁便挂拍退役，而当年孙梅英以三十四岁“高龄”上阵拼搏，为国争光，确实难能可贵。
　　毕竟上了年纪，回国之后，孙梅英退役，仍任中国乒乓女队主教练。

　　在“文革”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

　　“五·一六”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的日子，因为“文革”便是一九六六年的这一天正式发动的。对于孙梅英来说，这一无意味着双倍的灾难——她的丈夫姜永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姜永宁向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可是在“文革”中，却被打成“香港特务”！
　　据孙梅英回忆：姜永宁原是广东番禹县人，父亲是中医。
　　姜永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死去。母亲到香港，嫁给一个木匠。姜永宁和哥哥在香港跟随母亲生活，很穷，到码头拾煤碴。七八岁时，姜永宁到一家咸鱼铺里做童工，给老板扫地、倒痰盂。他喜欢打乒乓球，越打越好。后来香港《星岛日报》社看中了他，每月给他三百港市，名义上做杂务，实际上让他作为《星岛日报》的职工去打球。一九五二年，姜永宁回国参加比赛，得了全国冠军，组织上劝他留下来。虽然他在内地的工资只及香港的一半，但是他还是愉快地听从了组织上的意见，留了下来，愿为新中国争光。
　　在姜永宁回国之后，香港乒乓运动员容国团、教练傅其芳也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三人为中国乒乓运动的发展立下了大功。可是，在“文革”中，他们三人都被诬为“香港特务”，甚至是从香港来的“日本特务”！
　　第一个被造反派逼死的是傅其芳，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上吊自杀。
　　接着，姜永宁在五月十日被隔离审查，遭到严刑拷打，十六日便含冤自杀。当时，姜永宁是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离世时，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紧接着，六月二十日，容国团吊死于龙潭湖一棵树上。
　　在短短两个月中，中国连失三员乒乓名将！
　　丈夫姜永宁的屈死，使爽朗活跃的孙梅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受牵连，也遭隔离审查。炎夏的一个夜晚，四个打手上楼，进入隔离室，要给孙梅英一点“颜色”看看。一见势头不对，孙梅英一闪身，逃出隔离室，飞一般冲下楼梯，连拖鞋掉了也不顾。打手们紧追，孙梅英幸亏是运动员出身，动作迅速，反应敏捷，赤脚奔下了五楼，跑进四楼足球队宿舍。几位教练挺身而出保护了她，才使她躲过了一顿毒打……孙梅英“靠边站”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中国乒乓运动事业蒙受空前浩劫。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的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一个个奖杯落到了外国乒乓球队手中。中国乒乓球队球艺也荒疏了。
　　一九七零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务必参加翌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周恩来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时，问起来：“孙梅英呢？孙梅英怎么样啦？”

　　周恩来总理一次又一次关心着她

　　在北京孙梅英家中，我见到墙上挂着她和周恩来的合影。我问她见过周总理多少次，她说数不清楚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倾注着周总理的多少心血呵！孙梅英说，那时候：只要领导上通知“今天不要外出”，就知道准是周总理接见乒乓球队，大家便高高兴兴地换好衣服等待着……孙梅英回忆道，每逢世乒赛举行之际，总理随身所带的公文皮包便从一个增加到两个。一个皮包放中央文件，另一个皮包放世乒赛次序册等资料。他关注着比赛进程，不断在次序册上做记号，谁胜谁负他随时了解，一清二楚。周总理不仅能叫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教练们的名字，而且能说得出是哪、里人，打球的特点等等。周总理有空，还和队员们打乒乓球，只是他的右臂受过伤，无法抽杀，往往只是来回推挡，但打得津津有味。
　　周总理曾几次请中国乒乓球队上他家吃饭。每一回，都是四菜一汤。去的时候，要带粮票，邓大姐说：“恩来和我请大家吃饭，钱我们出，粮票我们没办法，只好请你们自带……”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在六十年代初，松崎君代是日本女队主力，曾获二十七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周总理两次设家宴请松崎，都要孙梅英作陪。周总理指着一盆霉干莱烧肉对孙梅芙说：“你老家宁波，这是你的家乡菜，快吃！”说着，就夹菜给孙梅英。周总理得知松崎回国后要结婚，给她送了两块被面、两瓶茅台酒。松崎曾对孙梅英说：“你们的周总理不光是中国总理，他是‘世界总理’，什么事都想得那样周到！”直到周总理去世之后，松崎还舍不得喝掉周总理送的两瓶茅台酒，一直陈列在客厅玻璃柜里。她总是向来客介绍说：“这是我结婚时，中国总理送的！”
　　孙梅英记得，一九五九年四月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之后，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通知中国乒乓球队到中南海举行表演赛。表演赛在中南海小饭厅里举行。那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来观看。夜深，毛泽东主席处理好公务，也来了。
　　那时，正值孙梅英和叶佩琼在打表演赛，见毛主席来了，打得更精彩了。打完球，毛泽东握着孙梅英的手说：“你打得很好！”
　　表演赛进行到凌晨两点半才结束，队员们跟中央首长合影。不久，《人民日报》刊载了这张照片。
　　一九六二年九月，当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秦皇岛举行时，中国乒乓球队也去举行表演赛。毛、刘、朱、周都来观看。那时，孙梅英作为女队教练，坐在刘少奇身旁，给他解说。刘少奇很仔细地看比赛，并同孙梅英交谈……孙梅英说，中国乒乓球队的成长，是与中共中央领导的关心鼓励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总理，真可谓关怀备至。
　　一九七零年，在孙梅英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有人对周恩来总理说：“孙梅英有问题。”
　　周恩来总理马上反问：“孙梅英会有什么问题？”
　　这时，仍有人坚持要孙梅英继续“靠边”，周总理一连三次问及孙梅英，那些人才不得不让孙梅英出来工作。
　　一九七一年三月，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时，尽管孙梅英被人安排在后排，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他说：“孙梅英，你坐到前面来！”
　　孙梅英走到了前面，周恩来握着她的手：“你好吗？”
　　孙梅英立即问候：“总理好！”
　　周恩来总理知道她处境不好，提高了声音说：“你有什么困难，现在就对我说。”
　　显然，周恩来总理是想让在场的国家体委负责人听一听。
　　孙梅英不愿给周恩来总理添麻烦，答道：“没有困难！”
　　她，硬是咽下了苦水……
　　总理似乎看出孙梅英没有说出心里的话。
　　三个月后，伊朗国王妹妹访华，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欢迎宴会时，又邀孙梅英参加。
　　周恩来总理再一次问她有没有困难，她还是摇头。
　　周恩来总理在敬酒时，走到孙梅英面前说：“我敬你一杯！”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不久，孙梅英总算出任青年乒乓球队总教练，致力于培养乒乓新苗。她浑身的力气总算有处使了。
　　孙梅英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教练，一九七六年六月，她被调回中国乒乓球队，出任女队主教练。
　　经验丰富的孙梅英培养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张立、杨莹、曹燕华。她又为中国乒乓事业建立了新功。
　　直至一九八一年，五十二岁的她，从教练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

　　为中国乒乓球队的“滑坡”心急如焚

　　在姜永宁去世之后，一天下午，孙梅英忽然接到一个传呼电话。
　　电话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你是孙梅英吗？我是葛层云。听说姜永宁不幸去世，我很难过。我想，那些事情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为难的话，我想去看看你。”
　　那是在孙梅英最为困苦的岁月，他来看她。
　　他是孙梅英小时候的邻居，后来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葛层云不顾什么“划不清界线”，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他由于家长包办婚姻，没有家庭的温暖，很早就离婚了，过着独身生活。
　　一九六九年，她与他重建家庭，使她得到了安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孙梅英那一份份要求为姜永宁冤案平反的材料，都出自葛层云笔下。
　　姜永宁终于平反，而且和容国团，傅其芳一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界的“三英”。
　　孙梅英早就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了，可是，毕生为中国的乒乓运动拼搏的她，却在为“国球”日衰而焦急不安。
　　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她来沪时，我又多次与她长谈。那时，正值中国乒乓男队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惨败，把奖杯全丢光，“光屁股”回来。她一提起这件事，就大口大口地抽烟，双眉紧锁，心中非常痛苦。
　　孙梅英说，这几年中国乒乓球队大“滑坡”，许多人惊呼“狼来了”，把“狼”说成是瑞典队、南朝鲜队。她以为，外国乒乓技术的提高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还在于中国乒乓球队本身这几年退步了，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才能治本。
　　孙梅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领导核心不团结，任人唯亲，党风不正。许多富有经验、富有献身精神的老教练遭到排斥。一些素质甚差的人只是因为“听话”却担任教练。以球谋私，特别是所谓“让球”问题，闹得中国乒乓球队上上下下不团结，迄今仍未明确予以取消，有人还在那里吹嘘这是“光荣传统”。队里人际关系紧张。规定了得世界冠军，运动员拿多少钱，教练拿多少钱，这样当然可以起调动积极性的作用，可是为国争光的教育薄弱了，思想工作薄弱了，单靠奖金刺激不行。有的运动员出了名之后，不刻苦，训练时虚晃一枪就走了。教练呢，采劝放羊式，你爱练就练，不爱练拉倒。
　　中国乒乓人才严重外流，流到日本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的也不少，其中有好几位世界冠军。造成严重外流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外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在德国，中国乒乓名将陪外国队员练球一小时，便可得二百五十美元。有的教练在国外工作一两年，所得酬金比他们在国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还高。
　　自从乒乓成为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运动技术便成为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主要研究对象。适当地派出中国教练，帮助其他国家提高乒乓技艺，本是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承担的任务。中国乒乓球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此项工作。然而，如今却变成谁有“路子”谁能出国。为了出国，有些人便给领导送重礼。一些对领导歪风邪气看不惯、工作勤勤恳恳的教练，则被卡住不准出国……中国乒乓球队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队伍，有着优秀的传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老将，孙梅英眼下忧心忡忡。她曾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人大她也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加强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认真加以整顿，发扬优秀传统，清除种种弊病，使中国乒乓球运动迈上新的台阶，为祖国争得更多的荣誉。
　　孙梅英是个闲不住的人，她除了为振兴中国乒乓球队而四处奔走呼吁之外，还倾注全部心血，培养了她的“末代弟子”一一何智丽！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孙梅英退居二线，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之际，这年十一月，年仅十七岁的何智丽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可惜，孙梅英已不再执教了，何智丽想成为她的“末代弟子”已不可能了！
　　可是，后来何智丽怎么会成了孙梅英的高足呢？难道因为“阿拉”何智丽是她的上海同乡的缘故？
　　不，不，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界的半边天，张曼林、林慧卿。
　　李富荣、李赫男、郑敏之……都是“阿拉”上海人。
　　在中国乒乓球队，上海话有时成了那里的“普通话”！
　　孙梅英和何智丽深厚的师徒之情，建立在彼此深刻的理解之上……从直线上升到跌入低谷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三十五岁的孙梅英在中国乒乓球女队当教练时，在上海出生了一个女婴。
　　父亲何铭馨是上海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的干部，母亲萧瑞燕在工厂工作。
　　何铭馨为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智丽”，期望她聪颖而美丽。
　　后来，何铭馨又添了个儿子，取名“智勇”，聪明而勇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姐弟两人仿佛“颠倒”了：智丽女儿家外表，男子汉风骨，干什么事勇敢而坚毅；智勇呢，男子汉外表，女儿家性格，腼腆又内向。
　　何智丽从五岁起就在外婆家跟叔叔打乒乓球。她非常幸运的是，外婆家紧挨着上海的“乒乓摇篮”——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
　　一九六五年，这所小学荣获第一届全国基层小学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赛第一名，奖品为两张崭新的“红双喜”乒乓桌。顿时，巨鹿路小学名震遐迩。由这所小学培养出来的陆元盛，在一九七五年二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五员战将之一。在体育教师柯元忻的悉心培养下，继陆元盛之后，黄锡萍、李小萍、仇晨燕、唐微依、冯哲，都分别进入了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成为中国乒乓名将。
　　照当时上海的规定，孩子应在父母居住地区的附近小学上学。喜欢打乒乓球的何智丽，向往“乒乓摇篮”，住到外婆家里，进入巨鹿路小学。
　　柯元忻成了何智丽的启蒙教练。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笔者采访了柯元忻。据柯元忻回忆：何智丽本来是握直板的，柯元忻以为横板于她更相宜，硬是要她改过来。这一改，竟定了她的“终身”，从此她便以攻守结合的横板打法踏上乒坛。倘若她仍直板的话，未必使她成为优秀的乒乓选手——至今，每当何智丽谈及柯老师，不忘柯老师对她的这一关键指点。
　　何智丽反应迅速，训练刻苦，很快便成了巨鹿路小学校队队员。不论寒暑风雨，每天清早五时她就离家，前往淮海路乒乓房。在那里，柯老师带领着校队的小队员们练习。打到七时多，这才匆匆赶到学校上学。
　　在“乒乓摇篮”里，何智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在乒乓之路上迈过一个又一个台阶：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体育学校途人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再升入上海青年队，升入上海市从。
　　何智丽第一次在全国崭露头角，是在一九八一年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所载《乒坛后起之秀何智丽》一文，是何智丽的大名第一次赫然见于报刊，此文详细记述了何智丽脱颖而出的经过：“何智丽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六四，修长的身材，长着一个活泼可爱的脸蛋。她是一名右手横握拍，弧圈结合快攻型打法的选手。……她在比赛场上的特点是，沉着冷静，敢打硬仗，不畏强手。在这次太原锦标赛女子团体赛中，开始她一直坐‘冷板凳’，但始终没有放松训练，时刻准备应战。在争小组出线的关键一仗对河北队比赛前，教练员果断地决定由她打头阵，与国家队名将齐宝香对抗，问她‘有没有信心？’她毫不犹豫地表示‘已充分作好准备’！这样重要的一场关键球，甚至连身经百战的曹燕华都颇感紧张，但她非常沉着，敢打敢拼，第一局在三比九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以二比零战胜齐宝香，为上海队出线打开了局面。在团体赛进入前四名决战时，她又以二比零胜北京队的好手谢春英。在冠亚军决赛中，上海队再度与河北队交锋，她再次出场，这次对手换了国家队的又一名将耿丽娟，第一局在十六比十九落后的不利情况下，又一次转危为安，最后又以二比零获胜。一名后起之秀，在大将云集的鏖战中，连胜三员国手，当然要引起乒坛的注目。”
　　这里提到的齐宝香，一九七九年便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上获女单冠军。这年，她进入中国乒乓球队。
　　一九八一年初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乒赛上，齐宝香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参赛，击败韩国最强的选手李寿子，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初出茅庐的何智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乒乓球女队主力齐宝香，显示了她的实力。这一战，仿佛成了何智丽进入国家队的“入门考试”。几个月后，她便顺顺当当跨入国家队的大门。
　　紧接着，一九八二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乒乓球优秀运动员比赛中，何智丽先是击败了世界冠军童玲，又打掉了乒坛名将曹燕华，成为女子单打比赛中唯一保持不败纪录的选手，九战九捷，一举夺得全国冠军。
　　这时，她的教练是马金豹。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马金豹对何智丽的评价：“临场冷静，敢打敢拼，接发球技术有明显提高。特别能吃苦。她表面秀气，实际上很勇敢。”
　　马金豹还指出：
　　“她还缺少国际比赛经验，她的接发球等技术，尚待进一步提高。”
　　一九八四年十月，何智丽在伊斯兰堡的第七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露面。当时在国际上尚无名声的她，一举击败了韩国宿将梁英子，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
　　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何智丽一步上一个台阶。她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下一个目标——世界冠军》一文，透露了何智丽的雄心壮志：“一年内争取夺得全国冠军；二三年内夺取亚洲冠军；五六年内拿下世界冠军。”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派出“三丽一玲”——戴丽丽、耿丽娟、何智丽、童玲，参加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赛。何智丽打法凶狠，速度快，落点刁，先是轻取瑞典的林德布拉德，接着又战胜朝鲜队主力李粉姬，终于与队友一起夺得考比伦杯。何智丽登上了世界冠军领奖台。
　　何智丽声誉鹊起，报刊上称她为“铁姑娘”、“倔姑娘”、“假小子”，她的“头衔”已从“新秀”、“后起之秀”、“新星”、“小将”改换为“名将”、“国手”、“明星”、“精英”以至“乒乓女皇”了。
　　此时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
　　她的下一个目标很明确——成为世界女子单打冠军！
　　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的主将是上海姑娘曹燕华。曹燕华先是在一九八三年夺得第三十七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接着，在一九八五年的第三十八届世乒赛上，曹燕华又蝉连女单冠军。
　　不过，曹燕华当时患慢性肝炎，带病出征，没有参加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团体赛。
　　在第三十八届世乒赛夺得世界女单冠军之后，曹燕华便退役了。
　　于是，何智丽取代曹燕华，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将。
　　这样，在何智丽看来，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非她莫属。
　　她，下定决心，为三十九届乒乓赛苦练着。
　　但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何智丽在第十届亚运会上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团体赛主力，惨败于韩国梁英子板下，顿时从波峰跌入浪谷！
　　自从何智丽走上乒坛以来，还没有摔得这么惨的！
　　何智丽还“灵光吗？”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对何智丽的实力如何产生了争议，一路顺风的何智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了逆风。中国乒乓球队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纠缠着何智丽。
　　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国乒乓球队顾问孙梅英挺身而出，给了何智丽可贵的支持……’茶，使何智丽、孙梅英结谊早在一九八一年何智丽一进入国家队，她便认识了孙梅英，不过，那时候她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顾问，德高望重；在孙梅英看来，何智丽是新苗，很有希望。
　　毕竟年岁相差甚远，彼此之间又没有直接的工作来往，所以见面点点头而已。
　　一桩很偶然的事，使这两代乒乓人有了心灵沟通：那是一九八五年冬，中国乒乓球女队访问欧洲，队员有何智丽、曹燕华、耿丽娟，而孙梅英担任领队兼教练。她们来到莫斯科的时候，住进苏联运动员大楼。队员们住在九楼，孙梅英则住在十八楼。
　　楼里居然不供应开水。何智丽从小喜欢喝茶——因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而孙梅英也是个“茶罐”。何智丽从中国驻苏使馆借来了电炉、水壶，在宿舍里烧开水。她得知孙导爱喝茶，顺便给她灌好暖瓶，送到十八楼。
　　那时，除了外出访问，闲着没事。每当何智丽送开水来，孙导便跟她聊天，一聊起来，她俩才发现，彼此见解是那么的接近。隔在两人之间的“代沟”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消失了。
　　“孙导，请你给我指点指点！”何智丽虚心求教。
　　“你呀，你的特长是大学生水平，而你的特短是小学生水平！”孙梅英直性子，说起话来没遮没拦。
　　“那我该怎么办？”何智丽继续求教。
　　“你要尽力克服你的短处。打球的时候，对手总是攻你的短处的。”孙梅英意味深长地说，“我向来主张打球要尽量刁滑，做人要尽量老实！”
　　何智丽一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即央求道：‘“孙导，回国之后，你教教我。”
　　“好，我是毫无保留的，因为你我都是为了祖国的乒乓事业。”孙梅英答道，“不过，你有你的教练，我只能在你训练之余，给你指点。”
　　一回国，何智丽果真在训练之余，请孙梅英给她“加课”。
　　何智丽发觉，孙梅英的指点，正是点中了她的技术要害。
　　比如，孙梅英细细察看了何智丽的手，看到右手第四指内有老茧，便指出她握板太紧，一定要做到放松，松了才能灵活。
　　孙梅英以为，何智丽打球动作幅度太大，便在她身后放了一块挡板。何智丽一后退，挡板一绊，她就摔在地上，摔了几次，何智丽不敢后退，动作的幅度自然减小了。动作缩小，速度也就增快……如此这般，孙梅英指点了几回，何智丽觉得大有进步。于是，不断往孙导家里跑，请求她继续给予指点。
　　孙梅英呢？有求必应，抽出星期天，抽出中午，陪着何智丽练球。
　　孙梅英这么尽心尽力培养何智丽，没有一分钱奖金，而且还招来闲言碎语，特别是引起何智丽的教练不快。
　　孙梅英坦诚地说：“我图什么？我图的是为国家出一个人才呀！”
　　何智丽往孙家越跑越勤。孙梅英这顾问，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谁都未曾把训练何智丽的任务交给孙梅英，而孙梅英应何智丽的请求却在实际上成了她的教练．——尽管她并没有教练的名义。
　　不料，孙梅英的一片好心，无端招来麻烦！
　　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本来就复杂，孙梅英的热心，却使这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孙梅英本来就因为过分直率，常常仗义执言，得罪了中国乒乓球界的几位领导。不过，孙梅英毕竟是元老人物，不便对她说三道四，那几位领导在她面前还算“小辈”呢！于是，种种怪罪便落到何智丽头上。
　　我细细追寻何智丽风波的最初“风源”，我终于从孙梅英那里找到答案：何智丽那时是个单纯的姑娘，本来在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眼中是不错的运动员，可是由于她主动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便对何智丽有了偏见！
　　在何智丽看来，孙梅英是中国最老资格的“乒乓女帅”，又是最富有经验的女队教练。在孙梅英的培养下，曹燕华蝉联了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由孙梅英培养的张立、杨莹，也都名震世界乒坛，成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取女团世界冠军的主力。何智丽要夺取世乒赛女单冠军，当然应该请教“孙导”，拜孙梅英为师。
　　可是，何智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之间的龊龋，要找运动员出气！
　　内耗，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特短”。内耗的加剧，使中国“国球”的实力明显地削弱了。
　　“党风不正，队风不正，球凤不正，正在腐蚀着我们的乒乓事业！”孙梅英说出了心中的忧虑，“在中国乒乓球队，冠军掩盖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不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冠军迟早要丢光！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通天’，有些人仗着有后台，碰都碰不得………自从何智丽投奔到孙梅英门下之后，不巧，她在一九八六年九月的第十届亚运会上，败在韩国梁英子板下。于是，中国乒乓球队中就有人说“闲话”了：“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
　　不言而喻，这是指孙梅英指导错了，使何智丽“走了弯路”。
　　何智丽坚信，孙导是高水平的教练。孙梅英的指导，没有错。她继续在孙梅英的指导下训练。
　　孙梅英向何智丽指出：“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你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孙梅英还指出：“你要争取高处击球，果断抢攻，不能等弧圈发挥威力才起板。要知道，同样在桌边迎击球，身体前倾和稍后明显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在孙梅英的指导下，何智丽的球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在第十届亚运会之后不久，何智丽在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大显身手，她连拿女子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
　　接着，何智丽又在红双喜全国精英赛上，夺得女得冠军。
　　这下子，何智丽笑了，孙梅英也笑了。
　　这下子，那种说何智丽在训练上“走了弯路”的话，也就没有市场了。
　　紧接着，尖锐的矛盾，终于在“让球”问题上大爆发了。

第四章　“让球”曝光掀起论战

　　“让球”的实质是“权大于球”

　　“让球”，原本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机密”。何智丽风波，导致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一“机密”曝光。
　　“让球”，据说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优秀传统”，然而却直接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公平的竞争。
　　“让球”，实质上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让球者必须服从领导意见输球，不可取胜。谁不让球便是“违反组织纪律”，便要“写两笔”，这还谈得上什么公平？谈得上什么公平的竞争？
　　孙梅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元老”之一，深知种种“让球”内幕。
　　她告诉笔者，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厮杀，单枪匹马，夺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谁也未曾向容国团让过一个球。
　　一九六一年，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照理，应当让这两名中国选手公平地展开竞争，何况他们都是中国人，冠、亚军注定都属于中国，他们之间“动真格”，并不影响中国取得冠、亚军。
　　可是，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其原因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
　　这样，李富荣不得不答应让球。
　　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
　　实际上，如果让他们真打，庄则栋十有八九会胜李富荣。
　　可是，这么一“让”，在李富荣看来，庄则栋这世界冠军是我让给你的；在庄则栋看来，我这世界冠军是别人让给我的，心里也不踏实。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颇得意，以为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领先”的“成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运动员才能做得到”。
　　有了这一先例之后，“让球”之风便在中国乒乓球队内部蔓延。
　　一九六一年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男子单打冠亚军决赛时，都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对阵，领导上都决定李富荣让给庄则栋，以使庄则栋蝉联世界冠军，人为地制造了“三连冠”！
　　那时候的中国，体育水平还非常落后，世界冠军寥若晨星，而庄则栋居然“三连冠”，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大红旗。这样的“三连冠”，在当时也确实起了鼓舞中国体育界士气的作用。
　　实际上，如果真打的话，庄则栋未必不能三连冠，而让球反而使他的三连冠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
　　然而，自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三连冠”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却益发重视“让球”了。“让球”之风开始盛行。当“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口号提出来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导又进一步曲解了这一口号，把这一口号当成了“让球”的理论根据：既然“友谊第一”嘛，就应该为“友谊”而“让球”。
　　于是，在几届世乒赛上，中国选手根据领导意图，为了“友谊”，让给了某一友好国家的选手，当时，正值“文革”岁月，这几次“让球”，被当成贯彻“比赛第二，友谊第一”方针的“范例”。
　　七十年代初，在北京曾举办中、日以及某国这样三国乒乓球邀请赛。在男子团体赛中，中国胜日本，日本胜某国，而中国则出于“友谊”，“让球”于某国。这样，男子团体赛的结果，中国第一，某国第二，日本屈居第三。
　　尽管中国的“友谊”使某国高兴，而日本运动员得知中国“让球”内幕之后，大为反感。日本的一位男子名手说：“今后，我再也不来中国比赛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让球，使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迫于政治压力，领导要队员向谁让球，队员势必服从，不然就会被视为“违纪”、“个人名利思想严重”等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把让球看成该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成就”。
　　“文革”结束了，各行各业部在那里拨乱反正，清除极左思潮的污垢。令人奇怪的是，让球之风不仅不在中国乒乓球队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本来，那成为“优秀传统”的让球，还算有那么一点“理由”，或者是为了造就“三连冠”，或者是为了“友谊”让给友好国家，如此等等。如今的让球，连这么点“理由”也没有了，反正领导上叫你让，你就得让；叫你让给谁，你就得让给谁。运动员成了前台的木偶。谁胜谁负不是靠运动员的真本事，而是靠领导的决定。
　　于是，“让球”不断地演变着，变成领导看中谁，就要人家让给谁！
　　本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竞争，谁胜谁负，全靠真本事。可是，在“让球”发明之后，世界冠军居然也可以凭着开后门而获得！
　　这“领导”的概念，也在变化着。原先，决定谁向谁让球要由党组、由领导集体讨论，郑重其事作出组织决定。后来，这“领导”演变成某个领导，个别领导决定着谁应当向谁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个别领导手中的特权。这特权促使运动员不能不俯首于这个别领导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到时候就叫你“让球”！?
　　这么一来，“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球队人际关系日趋紧张的催化剂。乒乓球赛不再是运动员实力的角逐，而是成了权与球的较量！

　　何智丽对“让球”已忍无可忍

　　在六十年代，“让球”曾被吹嘘为中国乒乓球队“团结”的象征；在八十年代，“让球”却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乒乓球队搅得四分五裂。
　　谁想赢球，谁想当冠军，首要的不是苦练真功夫，却是努力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奉承拍马成了最重要的“功夫”。一支“功夫在球外”的球队，其战斗实力怎么会不每况愈？
　　中国乒乓球队曾是国际乒坛上不可一世的劲旅，眼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道仅仅因为别的国家乒乓球水平在提高？
　　“让球”，让得胜者不光彩，败者不服气；“让球”，让得运动员无心于练球；“让球”，让得歪风占上风，正直者受压；“让球”，让得人际关系复杂化，团结成泡影。
　　对于“让球”的不满情绪，许多乒乓球队员早已溢于言表。
　　面对种种尖锐的批评，中国乒乓球队不得不对作为“优秀传统”的让球，重作考虑。
　　另外，即使是为了“友谊”，向友好国家的球队“让球”，也引起了麻烦。因为在“文革”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友好国家越来越多，今儿让给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满；明儿让给那个国家，又惹起别的国家不满。“让球”，造成了国际风波，越让越麻烦，反而失了友谊，积下怨言。“让球”，把堂堂正正的体育竞争，演变成了幕后的政治交易！
　　据孙梅英透露，面对内外的压力，几经讨论，在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曾讨论了“让球”问题。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在国际比赛中原则上不让球。另外，对于队内让球，作了如下规定：“进入半决赛，在甲与乙、丙与丁之中，倘若丁为外国人，其余均为中国队员，如果甲、乙两人中甲可稳胜丁，则乙应让给甲。除此种情形之外，不再让球。”
　　这样的规定，虽然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过，就为国争光而言，还算说得通，即乙让给甲，是为了甲能胜丁，以确保中国夺取冠军。
　　遗憾的是，规定归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按照规定执行。何况，中国乒乓球队的“让球”，从未向外透露，因此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秘密决定，只由领导秘密掌握，运动员并不知道。这样，“让球”之风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特别是一些有过让球“优秀传统”的老将，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对“让球”恋恋不舍。他们常常现身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发扬‘风格’进行‘让球’的嘛！”
　　毕竟时代在进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乒乓球队的新的一代，对这种“优秀传统”产生了怀疑。
　　何智丽就属于新的一代，具备新的思想。对于她来说，几回“让球”，使她产生了极度反感的情绪。
　　最难忘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这天，既是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日，也是何智丽的生日。虽说是在汉城，队友们仍记住她的二十二岁生日，给她送来生日大蛋糕，送来红杜鹃封面影集，那红杜鹃象征着她火红的青春……可是，她却在忧郁、痛苦中度过这一天。
　　为了过生日更加神采飞扬，她在亚运村的理发馆理发。她兴冲冲理完发，走出理发馆，在门口台阶上遇见“李头”——队员们对李富荣的习惯称呼！
　　“我们研究了一下，你今天‘让’给焦志敏！”
　　何智丽顿时像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她实在无法理解，决赛是在她与焦志敏之间进行，都是中国选手，为什么领导上指定要她让球呢？
　　何智丽想不通，去找徐寅生。徐寅生用安慰的口气对她说：“不要紧，下一回‘让’给你。”
　　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何智丽只得遵命。
　　这时，焦志敏也接到领导通知：“今天你上去！”
　　于是，亚运会女子单打决赛还没开始，冠亚军已经见分晓！
　　在众目睽睽中，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赛场，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被愚弄、被耍弄的是那些观众，不知内幕，花了冤枉钱买了票，坐在那里看一嘲假打”！
　　焦志敏成了冠军赢得不踏实，何智丽成了亚军，输得不服气！
　　“让球”，无端地造成何智丽与领导关系的紧张，造成何智丽与焦志敏之间的矛盾。
　　这一回“让球”，完全违反了一九八三年中国乒乓球队所作出的关于“让球”的秘密规定——虽说那秘密规定本身也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
　　第十届亚运会刚刚结束，第八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深圳拉开帷幕。
　　巧的是，进入女子单打决赛的，依然是何智丽和焦志敏！
　　这一回，“导演”怎么办呢？
　　“李头”又通知何智丽：“你再‘让’一次！”
　　何智丽怎么也不服气，急急去找孙梅英。
　　孙梅英站出来说话了：“徐寅生不是说过，下一回‘让’给何智丽吗？”
　　徐寅生倒是承认自己在汉城说过那句话，却作了新的解释：“我说的下一回，不是指这一次！”
　　由于孙梅英据理力争，这才迫使领导改变决定：“好吧，这一次焦志敏‘让’给何智丽。”
　　真是天晓得，激烈的冠亚军之战，不是在球台上进行，却是赛前在幕后进行！
　　如果没有孙梅英这样的乒乓“老帅”出面，李富荣和徐寅生是不可能改变决定的。正是由于孙梅英为何智丽说话，这才迫使李富荣、徐寅生答应了何智丽的要求。由此也可看出，孙梅英、何智丽和李富荣、徐寅生之间，早已存在尖锐的矛盾。
　　“让球”，已经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争吵！
　　于是，在上场之前，何智丽和焦志敏都已得到领导的通知：“今天何智丽上！”
　　虽说是一场假戏，运动员还得真做，以蒙骗球场上以及电视机屏幕前成千上万双热心观众的眼睛。
　　她俩演得如同真打一般：
　　第一局，焦志敏先胜，二十一比十六，以求制造一点“紧张气氛”。
　　第二局，何智丽“沉着应战”，来了个反攻，二十一比十六，扳回一局。
　　一比一了，观众们也兴奋起来，觉得“精彩”。
　　第三局，二十一比十四，何智丽终于“大胜”！
　　其实，她俩的这场戏，是把第十届亚运会女子单打冠亚军之战倒过来演一遍罢了。
　　那一回，焦志敏以三比一胜何智丽！
　　这一回，何智丽则以三比一胜焦志敏！
　　“让球”这种“优秀传统”，使如此神圣庄重的亚运会、亚乒赛的冠亚军之战，变成了儿戏，变成了拿观众开玩笑！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对“让球”实行严格的保密，谁说出来，谁就要倒大霉。
　　反抗之火在何智丽心头积聚。这位单纯的姑娘，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练球，可是一次次“让球”使她看到可怕的中国体育界的内幕！权大于球。即使你球艺再高，一声令下要你“让”，你就得乖乖地把冠军的桂冠奉献给别人——这就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所谓“光荣传统”！
　　正因为这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忍无可忍了！
　　何智丽在孙梅英的坚决支持下，成为中国乒乓球队第一个“叛逆者”，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关于“让球”的公开争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中国夺得了女单冠军，而且在于向“让球”发起勇敢的挑战。
　　于是，也就引发了关于“让球”的一场公开争论。
　　对于“让球”，各种意见纷争不已，直至何智丽这一回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还有人又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再一次爆发关于“让球”的争论。
　　这里，全文引述上海《新民晚报》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热线电话第一一五期”，就“让球”问题在普通读者中所展开的讨论。编者为这场讨论加了这样的标题：《“让球”传统有悖奥林匹克精神“争胜”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这一“热线电话”的主持人为“方圆”。《新民晚报》的报道如下：压倒多数的读者在来信中都表示反对“让球”。
　　方圆仔细统计了一番，支持“让球”的来信仅仅只有三封。
　　反对者各自摆出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一致的理由是：“让球”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让球”有悻于公平竞争的原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子江在来信中说道：体育比赛是最公正的竞争，“让球”是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它决不能和集体主义划上等号。
　　上海公安消防学校朱松林指出：“让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从局部和暂时的利益看，“让球”能使某个队某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全局利益长远的观点看，它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的精神文明、观众的感情等带来消极的影响。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杜晖的观点是：教练员应该允许运动员有选择“胜”的权利，“争胜”又是运动员的天性，谁也不能剥夺运动员这种权利。体育竞技的精华在于奋斗。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如同一个人不能主自婚姻一样可悲。
　　江苏南通市第二律师事务所顾展新摆出了五条理由反对“让球”。他认为，“让球”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如何看待传统观念的问题。顾展新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
　　上海彭浦机器厂洪华明说，确实，“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能再保持下去了，我们应该指导谁有实力谁就争当冠军，在体育界，“让球”的传统应该尽早结束。
　　华东师大蒋建忠、浙江绍兴沈守山、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李维祥以及范学谦、庄铭明、严水德、戴国平、姚伟法、缨凤德、陆雪、徐克平、许斌等都表明了他们反对“让球”的各种观点。
　　三封支持“让球”的来信也亮出了他们的观点。
　　工商银行上海闸北区办事处黄沂海认为“让球”是一种“兵以诈立，以利功”的谋略，应允许教练员运用。
　　上海工业用呢厂胥申鸿赞同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观点，他问道：如果“让球”不被肯定，那么谁又肯担当陪打队员呢？他们也是为别人在铺路呀。
　　方圆对“让球”问题的观点和大多数朋友相同：凭实力去拿冠军。
　　《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其实可以说是一次“民意测验”。在普通的读者之中，“压倒多数”反对“让球”。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不久，正巧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来到上海。于是，《新民晚报》记者也就“让球”这个敏感问题，请伍绍祖发表意见。
　　伍绍祖是接替李梦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早在一九六零年便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一九八一年担任主任。由于年逾花甲，退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而国家体委主任这一职务改由四十九岁的伍绍祖担任。
　　伍绍祖乃中共老党员伍云甫之子。伍云甫曾参加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又参加过长征。他长期从事中共情报工作。
　　伍绍祖于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四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一九八八获少将军衔。此后不久，他从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调往国家体委担任主任。伍绍祖富有组织能力，且富有宣传鼓动能力。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了记者徐世平所写的报道《伍绍祖谈“让球”》，全文如下：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昨天对“让球问题”补充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界对他在黄石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播”得尚不够准确，“起码有些意思没有表述清楚”。
　　伍绍祖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个谋略问题。如果我们两名运动员相遇，下一场比赛对手是外国人，而我们拼命打，打得精疲力尽，然后让那个外国人以逸待劳，坐享其成，这是“有谋”吗？外国人会说，你们真傻！是傻打好呢？还是我们看看谁最合适打他，让最合适的人打他更好？这很值得研究。
　　伍绍祖还认为：这里面首先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没有集体，没有国家，你能成长起来吗？你的成长本来就是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你出去比赛，不是代表哪个人。单打比赛也不是个人锦标赛，是国家派出的队伍，最后是升国旗，奏国歌，不是升你们家里的旗子，也不是唱你家里的歌。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应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我的看法，个人利益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特长是要充分发挥的，个人的个性应得到尊重和保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则是合理的个人利益的集中和升华，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过去我们把集体、国家利益抽象化了，神秘化了，和个人利益完全脱节了，这就不对了。二者结合好，就能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伍绍祖说：“让球”问题值得研究。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下结论，只是说在没有下结论前还是照过去的规矩办。如果马上改变过去的规矩和做法，这也就是下结论了。
　　伍绍租作为中国体育界的最高领导，既表达了自己对“让球”的意见，又以为“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既然“让球”问题还值得“研究”，于是各种“研究”意见仍不断见诸于中国报刊。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方周末》发表汤明辉的《江嘉良“让球”内幕》一文，其中写及：“其实，提起‘让球’，老球迷们都记得，为了让斯韦斯林杯永远留在中国，‘轰炸机’李富荣在世界锦标赛中三让庄则栋。连庄则栋自己也说：‘当我走上领奖台时，我不只是代表个人，是代表整个球队、整个国家来的。，……”为了证实这段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于是，有记者追问中国乒坛名将庄则栋：“你的‘三连冠’，是不是李富荣‘让’的？”
　　庄则栋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答道：“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为什么让给我？我有实力！”
　　庄则栋的回答表明：
　　一、第一次他在世乒赛上和李富荣争夺冠亚军时，李富荣没有“让球”。
　　二、“第一次肯定不是让的”，这句活似乎意味着承认第二、第三次是“让”的。这表明那“民间传说”与庄则栋所说，有所不同。当然，按照庄则栋的实力，当时即使李富荣不让，也能打败李富荣。
　　三、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要李富荣在第二次、第三次“让球”，其目的是为了人为制造“三连冠”。
　　记者们得知，当年徐寅生也曾“让球”，而且还是由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出面找徐寅生谈话：“这一次，党和人民委屈你了……”对此，徐寅生并不否认。
　　记者追问他对“让球”的看法时，徐寅生的答复十分巧妙：“过去让球，现在很难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中国乒乓球队男子名将陈龙灿，也对记者说出了“让球”内幕。他说：“拿我来讲，既让过别人，别人也让过我。”
　　陈龙灿说，一九八八年六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赛上，江嘉良“让球”给他，使他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内中的原因是江嘉良当时突患感冒，发烧到三十九摄氏度。在半决赛时与队友陈龙灿相遇。江嘉良身为男队队长，主动提出“让球”给陈龙灿，因为“陈龙灿年轻，士气正旺，让他去和外国选手争夺冠军，把握要大一些……”陈龙灿以为：“让球问题，乒乓球运动员难免不遇到，也难免不感到遗憾和痛苦。但是，人家让了我，我永远记住，如果以后再轮到我让，我就像阿江那样通情达理，气量豁达，首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需要。”
　　当然，陈龙灿所举的江嘉良“让球”给他，是为了打外国选手，并不是指他和江嘉良争夺冠亚军。
　　可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名将焦志敏则直言不讳地站出来反对“让球”。她认为，一次次的“让球”，“让”得她太伤心了！
　　后来，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出于对“让球”的极度反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陈静、何智丽“让球”的真相这一回，由于何智丽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东山再起，中国报刊于是又重提“让球”，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老账”。
　　夏娃在《中国体育报》上所发表的《何智丽当年“受委屈”真相》一文，提及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曾接受陈静“让球”的“往事”：“二月二十八日，女单争夺进入八进四阶段，上半区削球手管建华迎战朝鲜队李粉姬，何智丽对陈静。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许绍发、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等人在赛前匆匆碰头，认为管建华如果赢不了李粉姬，由何智丽去打李粉姬更稳妥一些，于是决定让陈静放何智丽上来，负责做陈静工作的张燮林在忙乱中竟把这件事给忘了，当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九先胜一局后，何智丽急得一个劲提醒教练请陈静让给自己，张燮林马上在中局休息时通知陈静。再度上场后，陈静以十五比二十一、十四比二十一、十五比二十一连输三局，何智丽方以三比一获胜进入半决赛，这表明，何智丽是接受让球的。”何智丽读了夏娃的文章，对笔者说：“现在，中国有些报刊说我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接受’陈静的‘让球’，这很荒唐。因为陈静那时输给我几十次，从未赢过我，我干吗要‘接受’陈静的‘让球’？其实，关于这笔“老账”，倒是当年的报道写得清楚、准确：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女子单打争夺半决赛权的一对选手是何智丽对陈静。中国队教练已内定让对付外国选手更有经验的老将何智丽出线，因为考虑到新秀陈静过去从未胜过何智丽，于是赛前没有向她俩交底，这也为何智丽、陈静后来因让球发生的龃龉埋下祸根。
　　年仅十九岁的陈静是一把“左大刀”，打起球来虎气逼人，比赛时往往有超水平发挥，连教练也称赞她是“比赛型”选手，往往打“疯”了，任何人都不是她的对手。陈静刚刚在团体赛上与队友合作夺取了考比伦杯，气势正盛，碰巧在何智丽之前，她又轻松打掉了有“乒坛外星人”之称的世界名将、日本的星野美香，大有说不可挡之势。
　　果然，与何智丽的比赛一开始，陈静打得异常出色，第一局以凌厉的快攻结合变幻莫测的发球压住了何智丽的两面攻，以较大的优势获胜。教练意识到何智丽要输了，第一局比赛刚结束，赶紧把陈静叫到一边，说：“陈静，我们事先没通知你，这场球我们已决定让何智丽出线，后三局你必须让……”陈静本是憋着一股劲去夺盖斯特杯的，教练的临时决定使她大感意外。但她早就接受过中国队内有关让球的“传统教育”，而且她又是初次参加世乒赛，对启用她的教练怀有感恩戴德之情，迟疑了片刻，她便轻轻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会执行的……”。说罢，她抿紧了嘴唇，用球拍猛烈地扇了扇风，．平息了激动、纷乱的心绪，在后三局比赛中，“干净利落”地输给了何智丽。而何智丽也许还蒙在鼓里。这篇报道还写及当时何智丽对于陈静“让球”的反驳：何智丽本人因抗拒让球受到某些人的冷遇，但她又断然否认陈静让球给她。何智丽说：“陈静从未在正式比赛中赢过我，根本不存在她让我的事情。”
　　这话深深刺痛了陈静的心，她想申辫，却又拿不出明显的证明。因为她过去的确未在正式比赛中胜过何智丽，也因为教练只通知她让给何智丽，并没有将此事通知何智丽，已经被让球的遗恨折磨多时的陈静，受伤的心灵又抹上一层盐……《春秋》杂志这篇当年的报道表明，在何智丽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胜陈静时，何智丽自己都还“蒙在鼓里”，所以“断然否定”陈静曾经“让球”给她。
　　当然，后来何智丽知道了陈静“让球”之事。
　　其实，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不论是陈静因“让球”给何智丽而造成陈静委屈，或是因何智丽不“让球”给管建华而造成管建华委屈，归根结底，这种运动员之间的芥蒂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实行“让球”这种人为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光是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由于“让球”或不“让球”，就造成了陈静和何智丽、何智丽和管建华之间深刻的人际矛盾。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中国乒乓球队那数不清的比赛中，今儿个叫张三“让球”给李四，明儿个叫李四“让球”给王五，不知在教练与教练之间、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造成多少矛盾，使中国乒乓球队的人际关系极端复杂化。
　　其实，即便不“让球”，何智丽在当时完全能胜陈静，也完全能胜管建华。这种人为的“让球”，造成胜者不光彩，输者输得委屈。
　　如今，由于何智丽夺得第十二届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中国体育报》记者夏娃在报道中写道：“国家体委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树安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集体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国乒乓球队制胜的法宝。在世界大赛上从祖国利益考虑，根据不同的对手，选择最合适的队员对付外国选手，为祖国夺取金牌，用‘让球’的战术没有错。”其实，这些“让球”的主张者，从来不解释当冠亚军都是中国人时，为什么还要“让球”，他们也从不答复“让球”是否违背奥林匹克精神？
　　既然中国报刊旧话重提，何智丽在一九九五年初跟笔者也就再度谈起她对“让球”的看法。一说起“让球”，她的情绪就显得激动。
　　叶：现在的中国报刊又在说，“让球”是对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何：这要加以驳斥。让来让去，把人才都让走了，到国外去了。让球，就是弄虚作假，愚弄观众。
　　叶：从根本上讲，让球违反平等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何：八年以前，在第十届亚运会上，决赛时叫我让给焦志敏，所以我亚运会只拿了亚军。我这次是第一次拿亚运会冠军。我自己来参赛，不必“让球”，所以我拿了冠军。如果我在中国乒乓球队，也许又要我“让球”了！
　　叶：这足以驳斥那些“让球”有理的人，他们说，“让球”是为了考虑到谁出线更能克敌制胜，打败外国选手。可是，在第十届亚运会上，那次冠、亚军赛，你和焦志敏当时都是代表中国的，干吗要你让给焦志敏呢？
　　何：三十九届世乒赛，我参加混合双打，冠亚军赛时，也都是中国选手，同样叫我让掉了！单打也叫我让，我不让，这才闹出那么一番风波！所以，我这个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是我自己争来的！当然，那时我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我输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我坚信我能赢，所以我才决定反抗“让球”。
　　叶：请你谈谈对中国乒乓球队的看法。
　　何：中国乒乓球队的矛盾太多了。过去，成绩掩盖了问题。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其实那些问题早就存在。实际上，中国乒乓球队在走下坡路，现在的水平没有以前好。从男团丢了到女团丢了，从男单丢了到女单丢了，一年不如一年。输了应该找原因，不应该骂人。
　　不能输不起。乒乓球本来地位就比网球、羽毛球低，比足球、篮球、排球更低。乒乓球要提高地位，心胸更应开阔，不能那么狭隘。中国现在拿了冠军，有很多钱。我那时候，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只给六千元，只够现在我买一张飞大阪的飞机票。其实，现在给的钱太多，也不好。国家队拿那么多钱，底下没有积极性了。底下培养一个运动员，往国家队送，不容易，钱却都给国家队拿去。这样下去，中国乒乓球队的老本很快就吃光了，造成后继人才匮乏。

第五章　奥运除名再起风波

　　何智丽为参赛奥运会苦苦训练

　　何智丽的第一场风波，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的原因，是双方都作了克制：
　　由于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不能处分胜利者”，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不能随心所欲地整何智丽，不能不有所克制。
　　何智丽呢，为了争取在奥运会上夺取金牌，只得忍声吞气，埋头苦练。
　　何智丽一次又一次对记者发表谈话，毫不讳言自己的追求：“我的目标就是奥运会的金牌！我是新中国非常幸运的乒乓球运动员。真巧，到了我们这一代，乒乓球第一次被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我一定要在奥运会上为祖国争光。容国团有一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奥运会对于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拼搏机会！”
　　何智丽在苦苦奋斗：
　　一九八七年盛暑，上海热得喘不过气来。在上海郊区梅陇，孙梅英仍在对何智丽进行强化训练。这一老一少，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仿佛是刚从水里捞上来一般。
　　暑去寒来，一九八八年春节前夕，北京滴水成冰，这一老一少还在球台旁苦练。等到她们结束训练，早已过了洗澡时间，她们竟以冷水淋浴！
　　何智丽一直以为，她参加奥运会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一九八七年度中国优秀乒乓球选手名单时，何智丽名列女子选手头名。在何智丽之后的第二名至第十六名女选手依次为：焦志敏（黑龙江）、戴丽丽（解放军）、管建华（山西）、耿丽娟（河北）、李惠芬（河北）、陈静（湖北）、刘伟（山东）、冯军（天津）、高军（河北）、胡小新（湖北）、戴勇（江苏）、谢小燕（江苏）、丁亚萍（浙江）、徐娟（湖南）、韩艳（山东）。
　　奥运会前夕，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国际乒联在伦敦公布世界男、女前二十名优秀选手名单，何智丽名列女选手第一名。
　　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张燮林在对记者发表关于奥运会人选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及“世界冠军何智丽可直接参赛”。
　　何智丽踌躇满志，她正处于乒乓球艺巅峰状态，自信天下无敌手。张燮林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也说，如果发挥正常，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胜何智丽。
　　在当时，中国乒乓球女队有七员大将有资格参加奥运会，即：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李惠芬、耿丽娟、管建华、陈静。
　　在这七人之中，耿丽娟、管建华已经要退役了，所以只在剩下的五人之中选三人。
　　作为世界女子乒乓球第一号种子，何智丽以充分的自信，以为理所当然要进入奥运会参赛名单。
　　外界纷传，中国乒乓球女队参赛名单是：“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
　　在这三人之中，何智丽最年轻——焦志敏二十五岁，戴丽丽二十四岁半，何智丽还不足二十四岁。
　　另外，李惠芬也年长何智丽一岁，只有陈静很年轻，刚满二十岁。

　　“乒乓三巨头”解释何智丽落选原因

　　向来家书频传的何智丽，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忽地音讯全无。
　　是忙于准备参赛奥运会吧？不知她忙得怎么样。
　　何智丽的父亲何铭馨记得，在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往北京挂长途电话，却听见何智丽低沉的声音：“昨天我得到消息，奥运会选手名单，我没有在里面……”当时，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向中国乒乓球协会教练委员会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副主席报告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初步名单时，报了这样三个人：“焦志敏、戴丽丽、陈静。”
　　这就是说，陈静取代了何智丽！
　　这消息太出人意外了！
　　当然，何智丽所得到的，还只是初步的消息。
　　七月二十二日，中国乒乓球协会在京的主席和副主席召开会议，通过了上陈静，不上何智丽的决定。
　　作为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孙梅英出席了会议。尽管孙梅英在会上为何智丽力争，但是没有人支持孙梅英。
　　会上，王传耀、丘钟惠指出，张燮林要启用新秀陈静取代第一号种子何智丽，有远见，但是要承受压力。
　　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决定的奥运会参赛名单上没有何智丽，所以当女队赴辽宁丹东集训时，何智丽拒绝前往。
　　何智丽当时留在北京。
　　据云，在中国乒乓球队赴丹东集训的当天上午，何智丽曾给教练张燮林打电话。张燮林记得，何智丽是这么对他说的：“你也是上海人，看你有什么面子回上海。你不要被人当枪使，奥运会我去定了。”
　　由于何智丽留在北京，尖锐的矛盾一下子为外人所察觉。
　　这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进了记者的耳朵里。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上海《文汇报》用黑体标题，率先披露这一爆炸性新闻：《世界女子单打一号种子何智丽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的这条新闻，顿时引起成千上万的读者的注意，震动了全国的新闻界。
　　《文汇报》“捅”出的消息，当时尚未传到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和女队主教练张燮林耳朵里。因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在山东威海，女队在辽宁丹东，都在进行大赛前的封闭式训练。
　　这一“封闭”，几乎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在丹东训练基地，二里以外，就可以听见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哪来这么多观众呢？原来，那是高音喇叭在不断播送观众欢呼声的录音。因为这次奥运会是在汉城举行，韩国的观众以高声呼叫而“著称”。为了使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能够适应汉城的比赛环境，于是，教练就来了这么一“招”，使运动员能够在大赛前熟悉这种高声“啦啦队”。
　　在丹东，张燮林正忙着让焦志敏、戴丽丽、陈静迎战“梁英子”。“玄静和”、“巴托菲”。这些“敌手”是教练预料在奥运会中会与中国乒乓球女运动员交战的，所以专门培养了模拟“敌手”的陪练运动员。
　　许绍发则在山东威海，忙于中国乒乓球男队的迎战工作。
　　据云，中国男队在威海基地，所用的乒乓球和球桌，全是韩国的。韩国的球桌比中国的硬，而乒乓球壳半边软半边硬。
　　因为奥运会要在汉城举行，中国乒乓球的选手们必须适应韩国式的球与桌……直到记者打电话到训练基地，要求采访许绍发、张燮林，他们这才大吃一惊，追问：“是谁泄露了‘天机’！”
　　然而，正是由于上海《文汇报》把中国乒乓球队的“天机”公之于众，于是，围绕何智丽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掀起了第二次风波。
　　全国议论纷纷，方方面面的责问、追问电话不断打到中国乒乓球队，打到国家体委，迫使张燮林、许绍发、李富荣这“乒乓三巨头”都不得不出来解释为什么不用何智丽。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这一大，何智丽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争议人物，张燮林、许绍发、李富荣都通过新闻传媒表态。
　　这一天，《中国体育报》刊登在辽宁丹东率女队作封闭式训练的张燮林通过长途电话对记者发表的谈话——《名与实之间的选择》，回答了关于何智丽奥运会落选的原因。张燮林强调了何智丽“单打对外国选手威胁不大”、“双打不理想”，为此只得“忍痛排除了”。
　　《中国体育报》的报道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近日从几家报纸上读到何智丽奥运会落选的消息。何智丽是国际乒联公布的今年世界第一号女子优秀选手，为什么不准她参加奥运会，而且让知名度不高的陈静取而代之？

　　北京何竞辉

　　带着何竞辉提出的问题，记者通过长途电话，采访了正在辽宁丹东率女将作封闭式训练的国家乒乓球队副教练、国家女队主教练张燮林。
　　听到记者的提问，张燮林说：“这几份报纸还没有看到，上面提到陈静要参加奥运会了吗？喔，这不太妙——我们的名单还没有宣布，目的是想出奇兵，这样一来，欧亚诸强便得到研究对付我们新阵容的时间了。
　　问：既然“军机”已大白于天下，您能否谈谈用陈静取代何智丽的原因？
　　答：可以。按规定，中国女队参加奥运会只能出三名单打队员、一对双打选手，而这对双打选手必须在三名单打队员当中产生，不得另报。所以，中国队只能派三员女将参加奥运会乒赛。
　　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定，何智丽、戴丽丽、焦志敏、陈静。李惠芬五人具有报名资格。我们只能五取其三。这种取舍是根据两个条件：一，单打对外国选手威胁大；二，双打配合好。
　　焦志敏比较符合这两个条件，被最先确定下来。陈静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中以三比一战胜南朝鲜新秀玄静和，立了大功；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两次访欧赛中敢闯敢搏，几乎战胜了所有欧洲名将。考虑到我女队日渐老化，缺少生气，教练们一致决定奥运会启用外队不够熟悉的二十一岁的陈静。
　　第三个确定下来的是戴丽丽。她在双打中发球、接发球及“前三板”的战术比较出色（曾获五次全国女双冠军、两次世乒赛女双冠军），自黄石冬训以来，她与焦志敏配合双打时间较长，彼此感到谐调；在今年的亚欧对抗赛中她胜了南朝鲜的梁英子及众多欧洲名将，仅负于朝鲜队的李粉姬，战绩略优于何智丽。
　　何智丽是位很优秀的选手，能自觉吃苦，训练态度很好。她今年先后在亚乒赛和广州公开赛中获女单冠军。但考虑到这两次比赛她都没有碰到外国强手——前一次是胜了南朝鲜的洪次玉之后，再胜李惠芬和香港的齐宝华而夺魁，这两项冠军显然不足以成为权衡取舍的根据。另外，今年初的英国公开赛及中国乒协杯赛中，她与焦志敏配合双打不理想，后改为与李惠芬配对也不理想：亚乒赛负于中国台北队一对选手，广州公开赛又负于日本的内山／桔川，因此何／焦、何／李配对的可能性只得忍痛排除了。
　　问：能谈谈这份名单产生的过程吗？
　　答：七月初，我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队内搞民意测验，倾听大家对奥运会人选的意见。此后，女队教练组才定了焦、陈、戴三人名单。这份名单于七月中旬经过中国乒协教练委员会、中国乒协主席和副主席会议两次专门研究通过，而最后被确定下来的。
　　问：对这份名单引起的一点小波动，您想说什么吗？
　　答：我们的女选手都渴望参加奥运会，都有较强的自信心和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这一点应当肯定和发扬。同样还应当发扬的，是中国乒乓球界坚持多年、受益匪浅的大协作传统。这篇报道，反映了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张燮林的意见，其实也全面反映了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意见。
　　这一天，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对新华社记者王俊珍发表谈话。
　　许绍发谈及何智丽落选的原因时，那口气，是令人震惊的：“女队教练们经过比较，首先排除了何智丽。”
　　世界乒乓女选手第一号种子，怎么会成了“首先排除”的对象呢？
　　许绍发所列举的理由，与张燮林相同。
　　许绍发的谈话报道如下：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今天从男队进行封闭式训练的成海市临时回到北京。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中国乒乓球参加奥运会阵容产生经过。
　　以往，中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名单主要由上级领导确定，而这次不同，因为己实行了总教练负责制。今年初，国家体委领导己明确，乒乓球男、女队参加奥运会的决策，分别由总教练许绍发和副总教练张燮林负责。
　　由谁参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而能否在首次进入奥运会的乒乓球四项比赛中夺到金牌，关系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金牌榜上的位置。因此，确定参赛人选是极其慎重的。七月，中国乒乓球男女队的教练们经过认真分析、反复比较，女队还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提出了参赛名单，最后由许绍发、张燮林拍板。许绍发接着这样谈到“首先排除”何智丽的原因：女队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共七人。耿丽娟、管建华已不打，剩下五人，都很出色。但出谁更有利呢？女队教练们经过比较，首先排除了何智丽。
　　世界冠军何智丽连夺三届亚洲女子单打冠军。六月份还获得广州中国公开赛冠军，但多是队友击败外国强手后，再胜队友夺魁的。她对国外强手的战绩不如焦志敏、陈静、李惠芬。
　　黑龙江选手焦志敏近来对欧亚两洲参加奥运会的强手仅负一场，民意测验得了全票，与戴丽丽合作打双打的得票数也是最高的，因而成为女队的第一人眩解放军选手戴丽丽前一段时间状况不佳，但恢复很快，亚欧对抗赛成绩很好，还曾两获世界、五获全国、多次获国际比赛女子双打冠军。从单打、双打两项考虑，戴丽丽也入选了。
　　另一人选，是出湖北的陈静，还是出河北的李惠芬？教练们的意见不一致。两人的战绩都很好，一个打法独特，敢闯敢拼；另一个经验丰富，意志顽强。
　　为增加队伍的朝气和活力，张燮林决定出陈静。
　　总教练的抉择已经作出，要紧的是抓好奥运会前的训练。许绍发还告诉记者，威海的男队、丹东的女队，训练情况都很好，队员们情绪高昂，照这样下去，在奥运会上获好成绩大有希望。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则刊登国家训练局局长李富荣的谈话。
　　报道原文如下：
　　“何智丽最近成绩是不错的。但因参加奥运会的名单是由主教练张燮林决定的，他也只能表示个人的意见。”同时李富荣也不否认不让何智丽参加奥运会含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原因。
　　相比之下，李富荣比较直率。他既承认了何智丽“最近成绩不错”，又说明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着何智丽参加奥运“最近成绩不错”——这表明不应该排除何智丽；“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排除何智丽的真正原因。

　　孙梅英、何智丽站出来反驳

　　孙梅英理所当然，站出来为何智丽讲话。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这一天，《解放日报》同时刊登孙梅英的意见。
　　孙梅英说：
　　“我不能看着何智丽从三十九届世乒赛以来没有一个贴心的真正的指导教练。为了国家的体育事业，我拼命也要帮她练好球。”
　　她指出：
　　“何智丽最近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她目前的竞技状态可用最佳两字。”
　　孙梅英透露了中国乒乓球队队内的民意：“最近，在女队二十二名队员无记名投票谁去奥运会时，何智丽获十八票，是全队第二名；两名陪练的女队教练说，何智丽的球艺，我们现在赢不了，别的女队员我们还能有输赢。”
　　这一天，《文汇报》刊登了该报记者朱国秋采访正在北京的何智丽的报道，标题为《何智丽对本报记者说：“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奥运会？”》。
　　报道的全文如下：
　　本报三日报道了世界女子单打第一号种子选手、上海运动员何智丽将不参加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消息，今许多球迷感到意外。今天晚上，记者在国家体委训练局找到何智丽本人时，她也摊开双手摇摇头说：“我对这个决定感到吃惊。我现在正处于巅峰状态，为什么不让我到奥运会上去夺取金牌？”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委员会的意见是：何智丽单打没有优势，双打成绩不好。何智丽对此却不以为然：“我本来不是打双打的，说我双打不好，真是莫名其妙。”单打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何智丽在三十九届世乒赛夺得冠军以后的成绩：六次重大的国际比赛，何智丽夺得三项冠军，一项亚军，其中有两次是在今年五月份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上和六月份举行广州中国国际公开赛上夺得冠军，她也是唯一连续三届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的女子乒乓球选手。这两次比赛夺冠后，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说：“何智丽只要正常发挥，没人能跟她抗衡。”
　　在前一段的训练比赛中，何智丽成绩突出，和另一位女选手并列女单第一。而国际乒联新近公布的世界女乒种子选手中，何智丽也名列第一，成为法定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何智丽情绪激昂地说：“这些成绩都是我这几年的心血，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不能参加奥运会，能说中国已派出最强的选手了吗？我这次是鼓足了劲想夺第一枚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一个运动员的生涯中能参加几回奥运会呵！”何智丽认为，教练员之间在打法、风格上的分歧不能拿运动员的体育生命作代价，教练员在汇报一个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时也应该尽量做到实事求是。也正是在这一天，《解放日报》刊登何智丽对该报记者的谈话，揭出了不让她参加奥运会的真正原因：“中国乒乓球队过去比赛素有‘让球’的‘传统’，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我因抗拒让球，日子一直不好过，也导致了这次不能参加奥运会；但我还在争取，相信真理终究是真理。”
　　在同一版面，刊登了记者对李富荣的质询。
　　李富荣承认中国乒乓球队有“让球”的事情。他却认为“这也是事业的需要”。记者追问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要何智丽“让球”的决定是否正确，李富荣回避了，没有予以正面答复。
　　为了充分说理，孙梅英以中国乒乓球队顾问的名义，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中国体育报》发表了《奥运乒乓女队人选之我见》一文，批驳了张燮林的观点。孙梅英的文章，全文如下：我读了八月六日贵报《名与实之间的选择》一文，感到十分惊讶。这篇答读者问的文章所罗列的情况与我所了解的事实出入太大。作为中国乒乓球队顾问我是十分清楚何智丽的情况的。现将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三名优秀选手最近一年半成绩公布如下：（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一九八八年七月见下表）。
　　何是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冠军，最近国际乒联公布的第一名优秀选手，是奥运会法定参加者，又是亚洲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八四——八六——八八女单三连冠获得者），自三十九届以来六次国际比赛中获得三个冠军、一个亚军的好成绩。在以上六场比赛中，焦、戴均败在何的手下。这充分证明何在名与实两者均是列前的。
　　戴丽丽曾为祖国赢得过不少荣誉，也曾经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两次女子双打世界冠军，但这些成绩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戴自三十九届以来没有拿过世界比赛与全国比赛女子双打冠军。
　　何是打单打的，从来未准备打双打，所以不存在何打双打成绩差的问题。
　　关于民意测验，也未公布实情，何在国家女队二十名队员投票中得十八票，仅次于焦，居第二位。从以上票数来看，何也是众望所归的，是队员中信得过的运动员。在一系列会议上确实也存在不同意见。
　　但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从名与实哪一点来看，何是可以作为乒乓球单打最佳人选之一参加奥运会的。这样才能体现奥运会公平友好竞争的崇高目的。
　　我衷心希望国家体委领导考虑以上这些意见。
　　也希望张曼林同志考虑广大运动员的意见，因为运动员是终日与这些主力相互练习的，也最有发言权，最了解主力队员技术近况。何也曾为此向各界呼吁，认为自己是应该参加奥运会的，她才不足二十四岁，比焦、戴年轻，对这样一个优秀运动员，如果不发挥她的作用，我认为于国于民均是不利的。
　　孙梅英的文章，尤其是她所附的对比表格，一目了然，很有说服力。
　　这么一来，以中国“乒乓三巨头”为一方，以孙梅英、何智丽为另一方，在报纸上白开阵势，进行激烈的论战在所有中国奥运会人选中，何智丽是最特殊的一位——为了进不进奥运会选手名单，在报纸上进行公开争论。
　　进行了四次内部投票：
　　关于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乒乓人选名单决定过程，直至后来才逐渐透露出来。
　　虽说这一回实行“总教练负责制”，名单由许绍发和张燮林决定。然而，要想“首先排除何智丽”，毕竟舆论沸沸，事关重大。所以，两位教练在作出正式决定之前，先在方方面面进行摸底式的投票。
　　第一步，是由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五位教练进行讨论，何智丽未得一票；第二步，中国乒乓球协会召集全国各省市队几十位乒乓教练讨论，何智丽仍未得一票；第三步，中国乒乓球协会正副主席进行投票，何智丽得一票——这一票是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孙梅英投的。除了孙梅英之外，其余正副主席全投了反对票。
　　第四步，除了教练们和领导们以上的投票之外，中国乒乓球队还进行了一次队员投票。
　　在队员投票时，何智丽的票数甚高。据何智丽告知：焦志敏得全票，即二十票；何智丽十八票；李惠芬、戴丽丽各得十五票；陈静零票。这些投票结果表明：在教练眼中，由于何智丽不服从“让球”的命令，所以不投何智丽一票；
　　在中国乒乓球协会领导眼中，同样由于何智丽不服从“让球”的命令，所以除了孙梅英之外，不投何智丽一票；在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眼中，何智丽是一员技艺高超的猛将，何况运动员们都吃足了“让球”的苦头，所以都拥戴何智丽。
　　这表明，何智丽和队员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所谓“人际关系紧张”，其实是指何智丽和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以及教练的关系紧张。
　　在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们进行投票时，陈静在选票的空白处，写了这么一段话：“你们不打算起用新手吗？我认为，队伍太老了，别人对老队员研究得也太多了。不如起用新手，新手技术也不比老手的差，所差的就是经验不如老的多……”①陈静的这一段话，引起了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的注意。本来，他们就有启用陈静之意，也就借用陈静这一段话作为契机。
　　陈静引起注意，以至后来以陈静取代何智丽出席汉城奥运会，大抵上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陈静年轻，只二十岁。一旦树了陈静，可以用作女队主力几年。
　　第二，韩国被看成中国乒乓女队的主要对手，陈静曾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胜过韩国女队主力玄静和。
　　第三，陈静是“左大刀”，不仅欧洲选手不适应她，韩国选手也不适应。
　　第四，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人日，在全运会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陈静以三比一胜了何智丽。
　　这样，中国乒乓球队领导便着意于以陈静取代何智丽——尽管陈静没有得过全国冠军，也没有得过亚洲冠军或世界冠军。
　　其实，关于“首先排除”何智丽，除了在乒乓技艺上进行大争论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争论：到底是由于技术原因排除何智丽，还是由于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不“让球”而排除何智丽？
　　中国许多读者以为，不论是张燮林，还是许绍发，都只是从乒乓技术上解释为什么不用何智丽，都故意避而不谈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风波，而这一风波其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明眼人谁都知道，那是因为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反抗“让球”，夺得了女单冠军，早已使中国乒乓球队领导气歪了鼻子。倘若同意何智丽参加奥运会，何智丽势必会拿金牌，这将使中国乒乓球队的领导极为尴尬……所以，“首先排除”何智丽，乃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只是他们没有说真话，于是，也就只得在技术上找原因，以求遮人耳目。
　　但是，张燮林坚决否认了这一点。
　　张燮林很明确地说：
　　“奥运人选有关国家的胜败得失，我们教练怎么会把个人的恩怨置于国家的事业之上呢？那些何智丽落选与让球有关的报道是不客观的。出奇制胜是中国乒乓球队多年的获胜法宝，我启用新人的决心已定、大不了当第二个曾雪麟。”①张燮林提到的曾雪麟，原是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因中国足球队败北而引咎辞职。
　　张燮林这样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
　　“我们整个指导思想是稳中求胜，不断起用新手。我国乒协第一任秘书长和领队张钧汉讲过一句精辟的话，‘要有新人，才有新技术’，换句话说，不是新人就行了，还必须有新技术。十多年来，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一直在关注着世界各国乒乓球人才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男子的技术。我总是认为，男子的今天就是我们女子的明天，在各种较大的国际比赛中，我们总把男子的新技术引进来，用在女子新人上进行训练。”张燮林还指出用陈静而不用何智丽的原因：“我们在奥运会上不用何智丽而用陈静，又是为何呢？因为当时朝鲜队不参加，所有外国队几乎都把目标瞄准何智丽，而且都熟悉她的打法。而陈静是新手，人们不熟悉她，整个欧洲队参加奥运会没有一个左撇子，所以我们出其不意，既是战术上有实力，又是战略上占上风。”除了张燮林、许绍发、李富荣和孙梅英、何智丽之间展开论战之外，众多的球迷也纷纷发表意见。球迷们的意见，几乎全是支持何智丽的：“许绍发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是欲盖弥彰。有哪一个国家的世界女单冠军不能参加奥运会？”（全国制笔工艺科技情报站方水丰）“他们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理亏和心虚，只能使广大球迷对他们嗤之以鼻。”（天津社会福利服务公司李奕）“总教练的讲话听起来叫人心寒。我看他是为了掩人耳目，平息球迷的不满才不得不发表上述谈话的……虽然我是一个局外人，但我看得出来、尽管你战绩辉煌，但他们终不信任你。他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你，对你抱有很深成见。他们允许别人有失误，可绝不允许你有失误。只要你输一场球，他们就会振振有词，说你如何如何不行……”（哈尔滨潘冬梅）北京市曲艺家协会的一位球迷还准备写文章为何智丽鸣不平，并且把提纲寄给了她：“不让管建华，做对了；
　　击败梁英子，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又对了；即使未战胜梁英子，又何错之有？
　　如果让了管建华，管就保证能战胜梁英子吗？
　　如果管建华有把握战胜梁英子，请先故胜何智丽；“如果何智丽因为没有‘让球’而不能参加奥运会，那将是中国体育史上的悲剧……”再摘引一封信：“由于你的任性，终于使自己遭到了最严酷的打击——失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但是，你没有理由为自己当初的行为后悔，因为你用自己的实力为国家争取了荣誉，也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在我们广大球迷的心中，你是真正的世界冠军，因为这个冠军是你依靠自己的力量拼来的，而不是靠谁让来的。”何智丽交给笔者一封球迷来信，那是青海省西宁市师大附中医德华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写的。
　　瞿德华的长信中，有一段话这样驳斥许绍发、张燮林：“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奇怪的阵容，说是总教练出奇制胜的策略，使对手不知我们球路不知所措。出奇制胜的确是兵家常用的方法，但在这次阵容的确定上是用不上的，与何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球在一起，而且重要国际比赛常和何正式交手的队友，对何的球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尚且多败在何的手下。那么与何没有交过手的，靠录像来研究何的球路的，而常败在何的败将手下的外国强手，又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三易名单的内幕

　　关于何智丽是否参加奥运会的争论格外热闹。这场争论，两个话题混在一起：既从技术上争论，又从人际关系上争论。
　　上海的报纸几乎一边倒，全都支持何智丽。上海市的一位领导，甚至出面给国家体委打电话，希望能够挽回，把何智丽列入奥运会选手名单。
　　北京的报纸当然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决定，但是也发出不同的声音。
　　广州的《羊城晚报》，则对于“首先排除”何智丽表示支持。
　　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加入了这场新闻战。
　　国内各报纷纷把何智丽作为“热点人物”加以报道。数以万计的读者、球迷，为何智丽鸣不平。支持何智丽的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中国乒乓球队。舆论的天平，倒向何智丽这一边。
　　这一场新闻战，理所当然引起海外的广泛注意。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英国、美国、苏联、瑞典以及香港、台湾都纷纷报道何智丽风波，并第一次透露了中国乒乓球队“让球”内幕（尽管只触及一点点）。
　　海外记者们到了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荣获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时，何智丽成了“不笑的姑娘”！
　　好在中国乒乓女队所宣布的，只是“初步名单”，尚有挽回的余地。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全文如下：中国奥委会发言人对外国记者说：何智丽仍可能入选本报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今晨消息：据外电报道，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言人最近对外国记者说：何智丽仍然在奥运会可能入选的名单上，因为中国的奥运乒乓球代表队名单要在九月二日以前公布。合众国际社引用一位中国奥委会负责人的话说：不让何智丽参加奥运会的决定还没有最后定案。
　　这消息表明，奥运会之门，对何智丽尚未完全关死。
　　上海《新民晚报》迅速发表这一消息，当然是为了安慰一下正在为何智丽被“首先排除”而愤债不平的广大上海球迷。
　　奇怪的是，这一消息是怎么“出口转内销”的呢？为什么中国奥委会向外国记者发布，却不向中国记者发布？
　　孙梅英又一次为何智丽奔走。
　　就在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北京饭店发生了一幕小插曲：那天，中国乒乓球界在那里聚会。孙梅英一走进大门，便引起好一阵子紧张！有人悄然盯住她，生怕惹出麻烦。
　　这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协会名誉主席杨尚昆要出席会议，而孙梅英跟杨尚昆主席有过许多交往，势必会在杨主席面前为何智丽力争。
　　据孙梅英对笔者透露，她那天确实随身带了九封信，准备面交杨主席。
　　孙梅英记得，她在会场四处寻找杨主席，有好多双眼睛注意她的一举一动，只是那天杨主席有其他重要活动没来，那些紧盯孙梅英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见不到杨主席，孙梅英还是把信托人送出去了。
　　但是，中央领导人毕竟不能具体决定一个运动员可否参加奥运会——已经实行总教练负责制，名单由总教练说了算。
　　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中国正式宣布《我参加奥运会代表团名单》，内中的中国乒乓球队名单如下：教练：许绍发，张燮林，郗恩庭，马金豹。
　　男运动员：江嘉良，陈龙灿，许增才，韦晴光。
　　女运动员：李惠芬，焦志敏，陈静。
　　这样，何智丽被排除于中国奥运会选手名单之外，已成定局。
　　新华社还宣布：“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汉城参赛的首批运动员将于十日登程。”
　　其实，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回的参赛名单，是作了修改的。
　　第一次的名单据传是：
　　“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
　　这一最初的名单，虽曾见诸于上海《解放日报》记者陆黛的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国文学》上的报道《何智丽奥运会落选内幕》，但是迄今尚未得到中国乒乓球队的证实。
　　也许，这名单是中国乒乓球队最初放出来的“烟幕弹”，既给何智丽以“定心丸”，也给国外以“迷魂阵”——以求把陈静“隐蔽”起来。
　　也许，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在七月初搞了那次运动员“民意投票”，这名单正是“民意”的反映。
　　八月初，中国乒乓球队定下了名单：
　　“焦志敏、戴丽丽、陈静。”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特别是在孙梅英发表文章之后，从孙梅英所附的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三人战绩对照表上，可以清楚看出，戴丽丽虽然在过去曾有过不错的成绩，但是近年来战绩甚为不佳。
　　尤其是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戴丽丽败于梁英子，而何智丽则胜了梁英子，夺得女单冠军。倘若让戴丽丽出战奥运会，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这样，女队教练张燮林不得不调整名单，即排除了戴丽丽。
　　本来，完全可以以何智丽取代戴丽丽，但是张燮林却决定由李慧芬取代戴丽丽。
　　这不言而喻，因为在排名单时，“首先排除”的是何智丽，此时怎么可以又考虑何智丽呢？
　　于是，最后名单变成了“焦志敏、李惠芬、陈静”。

　　李惠芬取代了戴丽丽

　　对此，李惠芬在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是在八月二十五日刚知道自己将去汉城。我感到很幸运，不过也不觉突然，我想我有这个实力。我这次的任务是单打，我会好好拼的。我今年二十五岁。在女队中是大姐了，但打完奥运会，我还想打第四十届世乒赛呢！”
　　陈静当时则是这样说的：
　　“教练启用我，可能是想出奇兵吧。我要利用对手不太熟悉我的优势。我是新手，有什么压力？乒乓球的偶然性大，就是你发挥正常了，还有对手超水平发挥的可能。所以我根本不去想什么胜负问题，晚上倒头就睡。”
　　至于焦志敏，本来就在所料之中。
　　内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惠芬。
　　为什么李惠芬会取代戴丽丽，最后进入奥运会选手名单呢，这使许多人感到不解。
　　论年龄，李惠芬年长何智丽一岁；论技术，何智丽比李惠芬更高。
　　李惠芬上了奥运会选手名单，其实也出乎她自己的意料最初，李惠芬和何智丽一样，被排除于奥运会选手名单之外。正是从何智丽、焦志敏、戴丽丽、李惠芬、陈静五人之中，排除了何智丽和李惠芬，才形成了“焦志敏、戴丽丽、陈静”三人名单。
　　尽管李惠芬和何智丽一样落选了，但是当中国乒乓球队通知李惠芬去丹东集训时，她还是去了。
　　李惠芬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为“心乱如麻”，因为她知道去丹东，无非是当陪练而已。可是，如果不去，毕竟她是中国乒乓球队女队队长，必须服从组织纪律。
　　就在这时，她的未婚夫、乒乓名将惠钧劝她：“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随队去丹东，好好陪练。明年还有第四十届世乒赛，你要把目标定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
　　就这样，李惠芬去了丹东。在丹东，虽说她有腰伤、腿伤，她仍坚持当陪练。
　　李惠芬，一九六三年出生在河北石家庄一个铁路职工家庭。七岁时，李惠芬上了石家庄铁路第一小学。这所学校乒乓球运动甚盛，体育老师宋忠义看出李惠芬有培养前途，就引导她学习打乒乓。一九七九年冬李惠芬进入国家青年队，一九人二年进入中国乒乓球队。一九八七年，李惠芬成为中国乒乓球队蝉联女子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
　　李惠芬的球风稳键。队友们对她的评价是：“虽无惊人之举，也不会让你大失所望。”
　　在丹东陪练了一个多月，李惠芬随队回到北京。
　　这时，她突然接到通知：“取代戴丽丽，出征奥运会！”
　　当然，论球艺，李惠芬略逊何智丽一筹。但是，既然何智丽已被“首先排除”，那么替代戴丽丽的，唯有李惠芬。
　　当教练把更改奥运会人选的决定通知戴丽丽时，戴丽丽只是提出，希望回老家温州看看。她在外征战已久，很想念家乡。
　　教练当然答应戴丽丽的这一要求，于是把她送上了南下的火车……在宣布正式名单之际，记者们又一次追问起何智丽落选的原因。
　　张燮林回答说：
　　“确定何智丽不上，与三十九届世乒赛无关。”
　　这一次李富荣改口了，说不让何智丽参加奥运会，“不存在三十九届世乒赛内部矛盾延续问题，也没有所谓复杂关系。”九月三日，李富荣在回答国际合众社记者关于“为什么不用何智丽”的提问时，这样答复：“运动员谁去汉城，是由各队教练确定的。他们选拔队员的原则，是必须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乒乓球女队中，有一小批人具备这个水平，原来何智丽也包括在这批人中。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教练认为其他人比她更为有利。
　　我们对拿下何智丽以及后来又拿下戴丽丽，只能说是忍痛割爱。相信教练考虑问题是从国家利益而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的。”何智丽忍痛退出中国乒乓球队沉重的打击，落在二十四岁的何智丽头上。
　　八月十人日，她离开了北京，说是“回上海探亲”。
　　九月三日，当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奥运会的正式名单见诸报端，何智丽来到上海一所邮局，寄出一封航空挂号信。
　　她的信，是写给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的。
　　她在信中对于国家体委多年来给予的培养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明确表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决定退出中国乒乓球队。”
　　何智丽忍痛退出中国乒乓球队，而她正处于竞技最佳状态一一她实在万不得已，只好主动退出中国乒乓球队。
　　中国的最佳乒乓球运动员，就这样被剥夺了参加奥运会的法定资格，退出中国乒坛！孙梅英义愤填膺地对笔者说：“这是解放以来罕见的、严重的迫害运动员事件！”何智丽的身影，没有在汉城出现，引起各国的注意。汉城新闻中心印发了二十三张一套的奥运会夺冠的巨幅彩照。奥运村各处都张贴着何智丽的形象。《汉城体育报》、汉城英文版《奥运新闻》以及台湾《自由时报》等报刊都对何智丽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中国的体育官员一在外国记者面前出现，外国记者们总是缠住他们，要求他们说明何智丽不能参加奥运会的真正原因……陈静来到汉城，处于记者的包围之中。记者们追问她，为什么何智丽落选？
　　这是当时的一则报道：
　　问：这次比赛你感到有压力吗？
　　答：凡是比赛总有一点压力的，但这次我有信心取得好成绩。
　　问：你对“何智丽事件”有什么看法？
　　答：我知道不多。教练嘱咐我们尽量少和新闻界接触。
　　问：那么你认为何智丽为何落选呢？
　　答：何智丽的表现不是不好，但她对外国选手的威胁不大，我想是这个原因吧！
　　问：你对于自己能够入选有没有感到意外呢？
　　答：没有，这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问：看过了女子单打的分组形势没有？
　　答：大略看过了，出线应没有问题。
　　问：谁是主要对手？
　　答：苏联的波波娃及日本的内山京子。
　　问：南朝鲜选手对你有威胁吗？
　　●1988年11月1日采访于北京。
　　答：玄静和与梁英子我都胜过了，有信心再胜一次。奥运会在汉城热火朝天地举行着的那些日子里，我在上海一次又一次与何智丽长谈。她显得非常冷静、镇定，虽然双眼不时射出忧郁的目光，但是她没有沮丧，没有悲伤。她充满自信。
　　尽管她被无理剥夺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但是她坚信真理在她一边。真理不是权势的儿子。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她对我说：
　　“我不能参加奥运会，心里当然非常痛苦，是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为祖国、为人民争光的机会。中国乒乓球队的错误决定，虽然剥夺了我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但是封不住我的嘴。
　　“现在，我离开中国乒乓球队了，没有任何顾虑了。我可以如实地向你讲述一切。我个人的事小，国家的荣誉事大。我真担心，如果还继续这样搞，中国乒乓球队没有希望，中国体育界没有希望！”在汉城奥运会重演“让球”故伎中国乒乓球队处于又兴奋，又担心的状态：值得兴奋的是，这是乒乓球运动第一次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这届奥运会设立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块金牌（不设男女团体赛金牌）。
　　作为“乒乓大国”的中国，当然为此而高兴，期望着这“国球”能够为中国增加几枚金牌。
　　值得担心的是，中国乒乓球队已在走下坡路，“国球”的地位日衰，教练们对于究竟能够拿几块乒乓金牌，心中无数。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对中国运动员在汉城奥运会上的前景，作出了估计：“预计我选手可能夺得八至十一枚，总数列第六位。”
　　内中，这样预估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们的战绩：“国际奥委把乒乓球列入这届奥运会的正式项目，这对‘长盛不衰’的中国乒乓球队来说不啻是天赐良机。其中女单、女双两枚金牌，按实力应该属中国所有。东道主南朝鲜的梁英子、玄静和对这两个项目也虎视眈眈。男子单、双打比赛又难度较女子更大。主要的威胁不仅来自南朝鲜，更有瑞典三杰——瓦尔德内尔、林德、佩尔森，波兰的弧圈怪手格鲁巴道的拦截。中国队主要希望在单打。双打，欧洲选手实力更强。”中国乒乓球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据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后来透露，当时中国乒乓球队向上报的金牌指标是两块，即“男一块，女一块”。
　　当然，努力的目标，则是四块金牌。
　　在中国乒乓球队，压力最大的是女队教练张燮林。因为尚未出征之前，何智丽风波已经闹得全国满城风雨。如果在汉城丢了女子单打冠军金牌，张燮林将威信扫地。
　　当时，中国新闻社的电讯是这样描述张燮林的：“‘我豁出去了，无非是撤职！’出征之前，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张燮林在北京与妻子告别时表露了自己的心境。他在汉城说：‘我是抱着复杂的心情出征的。’”确实，张燮林捏着一把汗，来到汉城。
　　陈静的教练郗恩庭也说：“我们没有退路！”言外之意，除了奋力向前、夺取金牌之外，别无选择。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乒乓大赛在汉城进入白热化。
　　在这天，中国乒乓球队丢失了原本呼声颇高的男单金牌，令中国体育界为之震惊！
　　本来，从男子单打前十六名的形势来看，还算不错：上半区有江嘉良，下半区有陈龙灿和许增才。但是，这天形势急转直下，先是许增才败于韩国金琦泽手下。紧接着，在争夺前四名时，江嘉良和陈龙灿连遭败北。于是，中国男单选手全军覆没！
　　面对冷酷的结局，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许绍发在这天不得不对新华社记者王俊噗发表谈话，承认中国乒乓球队“打法落后”：中国三名男选手今天在奥运会乒乓球第二阶段比赛全部失利后，中国队总教练许绍发对记者说，中国选手目前的打法已经落后了。
　　他说两年前中国的近台快攻打法占优势。此后欧洲选手的打法渐趋成熟，他们可以反、正手两面进攻，而中国选手只有正手一面进攻，反手却无进攻能力。
　　许绍发认为，中国男队后继乏人，没有新的打法出现，估计近期会出现一个低潮。但是低潮的到来比预想的要快。今后，中国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中国男单选手败阵之际，“徐寅生和李富荣在赛场一边观战，临走时，徐寅生摇摇头，扔下一句话：‘盖不住人家。’”男子双打算是顺利，陈龙灿、韦晴光这一对选手进入了决赛。
　　女子双打，焦志敏和陈静配对，她俩都是“左撇子”，跟南斯拉夫的法兹尼基、佩尔德钦交手时，险象环生。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取胜，进入了决赛。
　　女子单打的战局最好。本来，中国的主要威胁是韩国选手，而韩国选手也是以中国为敌手进行训练的。这样，韩国选手对于欧洲选手的准备不足。韩国名将梁英子和玄静和，在未与中国选手交战之前，竟分别败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赫拉霍娃和苏联的波波娃，连前八名都未能进入！
　　这真是天赐良机，欧洲选手为中国选手扫清了女革夺冠之路：焦志敏苦战五局，以三比二胜了苏联选手叶琳娜，科夫托恩之后，进入前四名的有三名是中国选手，即焦志敏、李惠芬、陈静。
　　这样，女单这块金牌看好。
　　接下来的比赛结果是：
　　九月三十日，中国的陈龙灿和韦晴光夺得了男子双打冠军，为中国拿下第一块乒乓金牌。
　　女子双打，中国的焦志敏。陈静负于韩国的梁英子。玄静和，获得亚军。
　　这样，在三项乒乓赛中，中国只得一块金牌。
　　于是，女子单打就格外引人注目。
　　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阵势如下：
　　这阵势，跟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半决赛非常相似：中国乒乓球队故伎重演！
　　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领导要何智丽“让球”给管建华，理由是何智丽曾败于梁英子。
　　这一回，则要焦志敏“让球”给李惠芬，理由是曾负于赫拉霍娃。
　　不同的是，何智丽坚决反对“让球”，而焦志敏则忍气吞声，服从了领导的命令：虽说当焦志敏和李惠芬交手时，陈静正在与赫拉霍娃交手，当时并不知道赫拉霍娃是否出线。
　　当陈静打败了赫拉霍娃时，焦志敏已经“让球”给了李惠芬。
　　接着，陈静和队友李惠芬争夺冠亚军。她俩打得“难解难分”——内中，李惠芬是否“让球”给陈静，不得而知，因为陈静和李惠芬后来对此都守口如瓶。不过，据行家估计，李惠芬十有八九接到“让球”的通知：李惠芬已经二十五岁，陈静只有二十岁。中国乒乓球队领导理所当然要树立“新人”陈静的形象，理所当然要李惠芬“让球”给陈静。只是由于李惠芬是中国乒乓球女队队长，不会轻易说出内中的奥秘，而陈静也不必自我“曝光”，所以这一“让球”内幕还有待于日后分晓。
　　当时，她俩的“表演”十分精彩：陈静最后以三比二“险胜”李惠芬，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女单冠军。
　　这样，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晚，三面五星红旗同时在汉城大学体育馆升起——陈静、李惠芬、焦志敏分别获女子单打的金牌、银牌和铜牌。
　　张燮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冒险”成功了！
　　在体育比赛中，赢了说赢话，输了说输话。眼下，中国乒乓球队赢得了女单冠军，该是说赢话的时候了……中国新闻社这样在汉城报道：当中国女子乒乓将稳获奥运会女单金牌之后，张燮林向记者讲述了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选手在汉城奥运排阵的经过。
　　九月三十日深夜，张燮林久久难以入眠。中国女双选手焦志敏、陈静负于南朝鲜选手梁英子、玄静和后，张燮林说：“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派陈静真是太冒险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让新人有所作为？现在只有一个解答这些问题的机会，就是女子单打。”今天，陈静以三比零战胜捷克选手赫拉霍娃，张燮林终于松了一口气，说：“事实证明，我们的‘冒险之举’是对的。”
　　那位曾经声称“没有退路”的陈静教练郗恩庭，也如释重负。他对记者这样高度评价陈静：郗恩庭教练这样评价陈静，他说：“陈静很自信，脑子很聪明，也很倔犟。只要是她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你就很难改变她。包括今天半决赛的战术布置，发球接发球，她听我的，但是，相持球的打法，她说她听自己的。因为按这种打法，她赢过赫拉霍娃。所以，我知道强迫她改变不容易，便对她说：可以，你先按你的办法打，如果不行，你必须立即照我说的去做。她这才说：可以。”
　　“陈静这个小女孩平时兴趣广泛，喜欢攒纪念章，喜欢听音乐，看书什么的。如果你同她熟悉的话，她会很活跃，话也多。但是，她一旦训练和比赛，便很会玩命。她唯一的缺点是年轻。”其实，按照何智丽的实力，如果她出现在汉城奥运会上，她完全可能夺取女单冠军。
　　如果焦志敏像何智丽那样不“让球”，她也完全可能夺得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金牌。
　　排除了何智丽，而焦志敏又“让”了球，于是汉城奥运会便以陈静夺得女单冠军而把一场风波画上了句号。
　　不管怎么样说，中国乒乓球队完成了预期的“男一块，女一块”的金牌指标。
　　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总共只获得五块金牌。“国球”占了五分之二，算是可以的了。
　　然而，在回国后，北京电视台等二十四家省市电视台联合举办“奥运圣火八八晚会”，给获得金牌的中国跳水队和游泳队各赠了一座奖杯，居然“忽视”了中国乒乓球队，没有给中国乒乓球队奖杯！
　　这“忽视”，据云乃是由于中国乒乓球队把何智丽排除在奥运会之外……毕竟汉城奥运会的女单冠军落在中国队手中，渐渐地，人们淡忘了何智丽风波。
　　“树欲静而风不止”。何智丽在经历了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和这次奥运会两场风波之后，已经退出了中国乒乓球队，谁知她又面临着第三场风波……
　　第六章　异国婚恋远嫁东瀛

　　她的东嫁引起日本新闻界轰动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二时半，一架银色的国际班机呼啸着离开上海虹桥机常在舒软的高靠背软椅上，坐着何智丽。她正飞往日本。
　　对于出国数十次，到达二十个国家的何智丽来说，这是一次不平常的旅行。往日，她总是和队友、教练坐在一起，飞来飞去，在乒坛上东征西付。然而，这一回她的身边不见队友和教练，紧挨着她坐的是一位“先生”——可智丽常称之为“我的先生”。
　　他，穿着蓝白相问的T恤，一米七八的个头，显得颇为潇洒。用何智丽的话来说，她的“先生”“真诚、能干”，而且“越看越经看”。
　　她的“先生”的大名叫小山英之，日本的土木建筑工程师，在大阪市政府任职。小山英之是在八月三十一日下午飞抵上海，专程迎接何智丽前往日本。小山英之择定九月四日这天与何智丽双双东渡，内中有一个原因——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喜上加喜！
　　下午五时，客机徐徐降落在大阪机场。飞机尚未停稳，舱门尚未打开，几十架电视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舱门，当身穿鲜红圆领衫、白长裤的何智丽刚刚出现在舱口，机场上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走在欢迎队伍最前面的是小山英之的父母——七十一岁的小山藤兵卫和六十九岁的小山澄美，还有小山的众多的亲友。大阪体育界友人以及一大群记者。
　　何智丽和小山英之走下飞机，便被记者们团团围住，拥入机场贵宾厅，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
　　日本记者不像中国记者那般温文尔雅，一句句发问如同射来一个个“刁球”。
　　“何智丽小姐，你嫁到日本来，是不是跟奥运会除名有关？”日本记者一开始就发起凌厉的攻势。
　　他们所说的“除名”，也就是指何智丽的第二场风波——这些事，在日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二十五岁的何智丽，毕竟曾接受过上百次记者采访，已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面对“刁球”，她不慌不忙。她以为，在国外，在这样的场合，毕竟内外有别，不适宜于谈奥运会事件。
　　她十分得体地答复说：“我此行是为了和小山英之先生举行婚礼。我是为了爱情来到日本的，与奥运会无关。”
　　“请问何小姐，你嫁到日本来，是不是意味着要加入日本籍，成为日本公民？”又一个“刁球”发了过来。
　　“我还没有举行婚礼。至于结婚以后的事，我还没仔细考虑过。”何智丽很有分寸地避而不答。
　　“何小姐，你来日本以后，会不会加入日本乒乓球队？”日本记者的攻势依然猛烈。
　　“我从小喜爱乒乓。我永远喜爱乒乓。但是，我刚才说过，我来到日本是为了爱情，为了中日友谊，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何智丽又把“刁球”挡了回去。
　　“何小姐，你为了爱情而来日本，请你谈谈跟小山英之先生的恋爱经过！”一位日本记者改变了提问的话题。
　　何智丽抓住了这个机会，转移了话题，侃侃而谈自己与小山英之先生相识、相爱的过程。她正面答复记者们关于婚恋的问题，显得落落大方，如同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一样沉着、冷静。她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姑娘。
　　记者招待会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笑语飞扬，一直开了一个多小时，这才使何智丽终于“突围”。
　　轿车驶向大阪市高级住宅区。小山家在一座小山上。驶进大门，家中非常幽静。小山英之家有两幢花园洋房，几十间房子，而“居民”只有他和父母三人。如今，三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
　　餐桌上放着大蛋糕，庆贺小山英之的生日，也庆贺何智丽的到来……当晚，何智丽那秀美的形象，出现在日本家家户户的电视机荧屏上。日本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何智丽抵达大阪机场以及记者招待会镜头。
　　翌日，数十家日本报纸显赫地报道了何智丽东嫁的新闻和照片，有的刊登了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日本报纸的大字标题都离不了“世界冠军何智丽”这几个字，也有的称之为“中国美女”，或者“美妙的何智丽”。
　　何智丽成了轰动中国东邻的新闻人物。
　　小山家的电话不断地响着，许多记者追踪而来，要求登门采访。
　　他们无法满足所有记者的要求，小山藤兵卫先生只能安排新闻界的老朋友们逐一前来采访。
　　何智丽变得颇为忙碌。小山一家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挥拍镜头曾多次在日本荧屏上出现过。可是，这一次的新闻轰动远远超过以往……“千里有缘一线牵”何智丽怎么会远嫁东瀛？怎么会与一位建筑工程师永结百年之好？
　　何智丽的异国恋，原来是在“绝密”中进行，唯“你知、我知”。直至她这一回与小山英之一起飞往日本，在那里举行婚礼，她的“秘密”才算到了“解密”的时候了……屈指算来，这是何智丽第五次前往日本。
　　何智丽头一回去日本，那是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那时，她作为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在领队郑敏之、教练周兰荪和胡炳权的率领下，同队友江加良、王会元、李勇、耿丽娟、谢春英一起，赴日本进行友谊比赛。二十岁的她是中国乒乓球队新手，领导本让她去日本，为的是锻炼新手，增加国际比赛经验。初出茅庐的她只顾打球，日本只给她留下浮光掠影的印象。一来一去，就像乒乓球在球台上蹦了个来回一样急急匆匆。
　　她第二回去日本，依然那般如驹过隙。意想不到，爱情的种子就在如此匆匆之中撤下，诚如中国一句古谚：“有缘千里一线牵”。
　　那是上海市和大阪市结为友好城市之后，上海乒乓球队应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前往大阪，作友好访问。已经成为国家队主力的何智丽，临时被抽回“娘家”——上海乒乓球队，前往大阪访问。
　　“鉴真”号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唐朝高憎鉴真东渡扶桑，在日本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如今，“鉴真”号客轮成了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友谊之舟。客轮徐徐驶抵大阪码头，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小山藤兵卫早已在那里迎候。
　　小山藤兵卫西装笔挺，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绅士凤度，热情地跟上海乒乓球队客人们一一握手。这位长者虽说是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其实并非体育界人士，只是喜欢看乒乓球比赛罢了。他是日本大阪的大企业家，社会贤达。他对新中国一直抱着友好的态度，曾三十多次访华。他是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抵由于“名人效应”的缘故，对于乒乓有着浓厚兴趣的他也就被推举为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
　　在码头，何智丽只注意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会长，并未留意他身边站着的一位男青年。
　　一起来到宾馆之后，这位男青年留在那里，专门负责照料上海乒乓球队。他的名片上写着“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理事小山英之”。他对乒乓球十分在行，是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的业余教练。他是会长小山藤兵卫之子，人们笑称会长是“老小山”，他是“小小山”。
　　“小小山”很热情，为了照料好人地生疏的上海乒乓球队，他干脆搬到宾馆里住，以便“随叫随到”。
　　一桩极为偶然发生的小事，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
　　上海队有位队员叫陈淑萍，离沪时有人托她带一包东西给日本朋友。她到了大阪，便把那包东西交给小山英之，请小山英之转交。可是，陈淑萍不会讲日语，小山英之不会讲汉语，两人像哑巴似的用手势比划着，竟弄不懂彼此的意思。
　　陈淑萍把何智丽拉来帮忙。真奇怪，尽管何智丽也不懂日语，她比比划划，小山英之竟明白了！小山英之打的手势，她也懂了。
　　打了一阵手势，他俩开始“笔谈”。大抵是“老祖宗”给他们带来方便，日文中有许多汉字，成为她和他都认得的字。借助于“笔谈”，彼此“谈”得很热烈，因为笔能表达比手势更复杂的意思。
　　这么一来，队员们有什么事要找小山英之，便来拉何智丽当“翻译”。外出观光时，小山英之也总喜欢跟何智丽在一起，在无意之中，两人渐渐接近了。
　　迄今，何智丽手头还保存着队友当时给她拍的照片，留下了她和小山英之在一起的最早的镜头：何智丽在打高尔夫球，身旁一位小伙子在给她拾球。他是谁？“小小山”！
　　作为东道主，小山藤兵卫邀请上海乒乓球队到他家做客。何智丽和队友们一起去了，这是她头一回来到小山家中。
　　使何智丽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小山英之的母亲小山澄美居然能讲汉语，小山藤兵卫经常在家中接待中国客人，先后担任过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王兆国、孙平化，都曾是小山家座上贵宾。为了便于接待中国友人，小山澄美进汉语学校进修。小山藤兵卫也学会了一些汉语。他们家对新中国非常友好。
　　匆匆一个多星期飞逝，上海乒乓球队要踏上归程了。临别，小山英之希望跟何智丽通信，何智丽给他留下了上海的家庭地址。
　　后来，小山英之回忆说：“这是我第一回见到何智丽。当时，我的‘第六感觉’就告诉我，‘我要娶她’！”
　　可是，当时的何智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何智丽一回到上海，急急赶往北京。因为一九八五年度瑞典乒乓球公开赛将在十一月底举行，她要为这场在朗茨克鲁纳的鏖战作准备。
　　她像一只急速旋转的弧圈球，二十一岁的她，正处于乒乓球运动员的黄金时代。她已经具备了战胜世界上任何乒坛女将的能力，她正要在一连串的国际比赛中显示自己的实力，为新中国争光。银球占据她的心灵。大阪的偶然邂逅，小山英之曾给她以很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闪而过，被那紧张的训练。
　　比赛冲淡了……
　　然而，她的形象，已深深烙在小山英之心中。

　　“绝密”的微妙阶段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何智丽在瑞典乒乓球公开赛中击败了南斯拉夫选手巴蒂妮茨，夺得了决赛权。
　　十二月一日，何智丽战胜了队友陈子荷，一举夺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马不停蹄，何智丽来不及喘一口气，便从瑞典飞往芬兰，参加第三届芬兰乒乓球公开赛。
　　十二月七日，何智丽和队友惠钧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翌日，何智丽又以锐不可挡的攻势，一举攫取女子单打冠军。
　　就在何智丽刚刚返回北京，小山英之从日本到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
　　小山英之思念着何智丽，他来到上海乒乓球队，却见不到何智丽。他独自在锦江饭店喝闷酒。
　　小山英之闷闷不乐，不仅仅因为这一回见不着何智丽，他在跟何智丽分手之后，曾给她写过一信，可是，何智丽竟然没有给他写回信！
　　小山英之猜想，也许是她在北京，还没有看到他寄到上海的信，也可能是信件遗失了……小山英之从上海乒乓球队那里，打听到何智丽在北京的电话号码。
　　那天，何智丽正在三楼练球。忽然，一位队友告诉她，上海来了长途电话。她以为是父亲打来的，谁知一拿起耳机，传出来是哇啦哇啦的日本话，她一句也听不懂！
　　不过，从声音中听出，是小山英之打来的。遗憾的是，中国还没有进入电视电话时代，他俩无法打手势，也无法“笔谈”。
　　她讲她的汉语，他讲他的日语。
　　长途电话打了好久，何智丽只听懂他的一头一尾的两句汉语：“你好！”“再见！”
　　小山英之呢？他从电话中听见她热情的语调、欢快的笑声，意识到一股脉脉温情，使他从沉闷中兴奋起来。
　　此后很久，小山英之才明白小小的误会：她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之后，曾给他写过回信。只是她有点粗心，把地址中的“二丁目”写成了“二七目”，他竟没有收到。
　　就是因为何智丽的小小的疏忽，差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
　　从那次打了长途电话之后，他俩之间又开始通信。小山英之关注着乒乓信息，何智丽在各种比赛中如果获胜，必定会收到一封署名小山英之的祝贺信。
　　小山英之的父亲在上海有许多业务工作，常派他来沪办事。每一回到上海，他就打听何智丽在不在上海。
　　可惜，戎马倥偬、频频征战的她，连春节都忙于练球，哪有闲暇回上海老家？只是有时在上海举行乒乓球赛，她才回到故乡，可是短暂地逗留数日，小山英之却又不在上海。
　　不断地收到日本来信，何智丽的父母觉得有点奇怪，问女儿道：“谁写来的？”何智丽含糊地答道：“日本朋友呗！”
　　确实，那时的她和他，尚处于“朋友”阶段。小山英之这名字，在中文中似乎是女性的名字。何智丽的父母误以为日本的女朋友给女儿来信，并未在意。
　　“朋友”阶段是恋爱的微妙阶段。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友们也一点没有觉察何智丽的“秘密”。
　　不过，那时候的何智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事业第一”。她全力以赴，在墨绿色的球台旁挥拍抽杀。对于小山英之，她有那么点意思，但总觉得还不是考虑爱情的时候，何况他是一个日本人，又只是短暂地相处几天而已。
　　鱼雁往返，他俩在“笔谈”中度过了一九八六年。
　　小山英之毕竟对乒乓内行，他对她的球艺非常佩服，作出毫不含糊的预言：“相信您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

　　命运又给她的异国恋以机遇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这日子，对于何智丽来说是历史性的。
　　这天上午，在印度新德里，何智丽以大无畏的精神，按照恩师孙梅英在她出发前的指点和鼓励，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半决赛中，击败了管建华。
　　这天晚上，何智丽沉着地步入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一举击败宿敌、南朝鲜选手梁英子，夺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又一次为中国争了光。
　　这是一次痛苦的胜利，含泪的胜利。她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冠军。
　　就在这时，她在新德里收到小山英之的热情洋溢的贺电，使她在孤寂之中得到莫大的宽慰。他的关心，他的祝贺，给了她温暖。
　　回到北京之后，何智丽承受的压力更大了。幸亏孙梅英替她起草了致中央领导人杨尚昆、万里的信，如实反映了情况。
　　中央领导人关心她，在她的信上作了批示。于是，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她又振作精神，继续在孙梅英指导下练球。她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的金牌！
　　她苦苦练球，冷风仍不断向她吹来。她的心灵受到煎熬：论她倔强的个性，她早就无法再在中国乒乓球队呆下去，可是，为了祖国荣誉，为了争得奥运会夺金牌，她却又必须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干下去。
　　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奥运会上。二十四岁的她，想在奥运会上夺金牌作为运动员生涯的巅峰。自然而然，她开始考虑巅峰之后的生活。
　　小山英之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每收到小山英之的一封信，都使她感到欢欣，感到慰藉。
　　处于压抑状态的她，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未来。
　　大约是天作之合，命运又给何智丽以机遇：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第九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新泻举行。
　　何智丽把她即将第三次赴日的消息，告诉小山英之。
　　小山英之雀跃欢呼，在半夜里赶去买了两张大阪飞往新泻的飞机票。后来，他称那机票“正如一根红线，连接着我们的良缘”。
　　何智丽飞抵新泻。
　　她正在练球。
　　忽地，教练张燮林叫她道：“有日本朋友来看你啦！”
　　何智丽三步两脚跑了过去。哦，小山英之来了！
　　出乎意外，“老小山”也来了！
　　小山父子专程赶来看望，使何智丽感动万分。正好，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他们有机会相聚，千言万语，说不完。
　　小山英之的汉语，比三年前有了进步。不过，还不算太好，遇上说不清楚的，就拿出了笔。
　　小山英之告诉何智丽，原本他并不会打乒乓球。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当上大阪府乒乓球协会会长，一定要他学习打乒乓球。小山英之学会了打乒乓，也就入迷了，成了乒乓迷。现在，他已从大阪府乒乓球协会理事进而成为常务理事。
　　真设想到，他成了乒乓迷，导致他迷上了她——世界乒乓冠军！
　　何智丽这一回跟小山英之在一起，发觉他爽朗，而且跟他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他俩都喜欢音乐、喜欢唱歌。他喜欢茶道，而她受母亲（广东人）影响，自幼爱喝茶……她还发觉，小山英之虑事细致、周到，样样事情总会替她考虑。他没有日本“大男子主义”习气，对她充分尊重。
　　他理解她，而且总是说：“你现在打球第一。运动员要在最佳年龄全力打球，不要分心。”
　　为了不影响她，而且也由于他自己业务繁忙，他只在新泻逗留了两天，便与父亲一起飞回大阪。他的父亲亲自前来陪他看望何智丽，这表明长辈支持他的选择，表明长辈对这位世界冠军的尊重。
　　何智丽这一次跟小山英之的相会，两人心中的距离大大缩短。虽说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彼此已心照不宣。那一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穿了。
　　临别，小山英之对她说：“我和父亲准备预订飞往汉城的飞机票，在奥运会上为你鼓掌！”
　　小山英之走后，每天要打一次长途电话到新泻，跟何智丽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上几句，捎上他的问候，捎上他的心意。
　　五月二十二日，何智丽以三比一战胜队友焦志敏，荣获第九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电话耳机里马上响起小山英之的祝贺声。
　　在新泻度过的十天，使一度心绪抑郁的何智丽，变得舒畅愉悦。这位聪明的姑娘不仅在球场上当机立断，而且在情场上也当机立断。用她的话来说，她跟小山英之“敲定”，是在日本新泻。

　　爱情使她在最痛苦的时候得到慰藉

　　回国之后，奥运会日近。何智丽虽然预料到她会被排斥于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但是想及中央领导人对她的问题有过明确的批示，她仍抱着一线希望。正因为这样，她在孙梅英指导下，天天埋头练球。身高一米六八的她，体重一下子掉了十多斤，仅重一百一十二斤。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何智丽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得一个奥运会冠军！”
　　六月十六日，上海《新民晚报》又披露了她一次谈话：“我的目标是奥运会！刻苦训练，争取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
　　风云骤变。一个月后——七月十九日，何智丽接到正式通知，她被排除于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
　　这位世界冠军卷起铺盖，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回到了故乡上海。
　　她闭门谢客。
　　她决定“挂拍”，结束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她准备在上海举行“告别赛”，从此告别乒坛。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月，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李京红的报道《她从“风波”中走出来——访抵沪不久的乒坛名将何智丽》，便如实记述了何智丽当时的心境：何智丽明显地消瘦了，但仍然显得很精神，看来，她似乎已经从那场风波中走了出来。“每一个人都有顺利的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有人说我已经一蹶不振了，那不是事实。只是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沉浸在痛苦之中。”抵沪不久的何智丽见到记者时说。
　　“我夺得世界女单冠军后，有人劝我激流勇退，但想想心中的目标是奥运会金牌，我便忍下一切。”
　　何智丽的忍耐和韧劲是同样出名的。三四月份正是北京隆冬季节，她可以去洗“冰”水浴，那水刺得人直打哆嗦。不是她不愿意洗热水澡，而是练得太晚，以至于烧火炉的人也走了。
　　“今后还打球吗？”
　　“按理说，二十四岁，我体力等方面情况还是很好的，但我这种心情是无法再打下去的了。所以，我已经决定挂拍，并准备在上海举办告别赛，以答谢养育过我的故乡上海人民和全国各地关心我的球迷朋友。”“今后有何打算？”“今后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不会泄气。我想多学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日本报纸也报道了何智丽被排除于中国奥运会选手名单之外的消息。
　　小山英之从日本报纸上得到消息，他不得不取消了预定飞往汉城的机票。
　　小山英之专程赶到上海，安慰创巨痛深的何智丽。
　　弧圈球停止了旋转。一直处于弓满弦紧的何智丽，突然变得无比“悠闲”。家中除了阳台上那笼子里的鹦鹉在叫唤之外，一片静谧。
　　小山英之的到来，使何智丽倍觉亲切。
　　就在这时，何智丽向笔者透露了她的“秘密”：一九八八年人九月间，十二月底，一九八九年一月，小山英之一趟又一趟自费前来上海，探望何智丽。
　　他每一次来沪，何智丽总是到机场迎接。
　　他们的感情迅速加深，正式开始讨论婚事了。
　　他们不再“笔谈”了；自从在新泻会面之后，小山英之进入汉语进修学校学习，汉语大有长进。他幽默地说，他学汉语，全然为了她。他的手提包里总是装着汉语课本，她的拎包里则总是放着日语课本。
　　一九八九年二月，作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小山藤兵卫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三十六次访华。他和夫人、小山英之一起来。他受到上海市政府的友好接待。二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小山藤兵卫访华的情况。
　　这次来沪之际，小山英之头一回来到何智丽家中。何智丽父母见到这位异国“毛脚女婿”，十分满意。
　　婚事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应大阪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上海市乒乓球队于二月二十四日到三月八日再访大阪。这次访问，其实是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促成的。何智丽作为上海乒乓球队的一员，和队友们一起赴日——这是她第四次访日。
　　何智丽这回去大贩，有一项“秘密”使命——带去结婚的证明文件。
　　她在离沪前，向上海市体工队递交了申请与小山英之结婚的报告。考虑到何智丽是名人，又是与外国人结婚，体工队赶紧把报告转到上海市体委。
　　上海市体委也未敢作主，又转送到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政府领导审看了何智丽的申请报告，点了头。
　　于是，何智丽顺利地领到了结婚的证明文件。
　　何智丽刚从日本回来没多久，三月下旬，小山英之又飞来上海。他带来了日本大阪府为他开的结婚证明文件。
　　如此频繁地来来往往，婚事的进程不断加快。何智丽家迁入上海一幢高层新楼。这位世界冠军之家，成为楼内第一个安上电话的家庭。长途电话不断，成了何智丽和她的“先生”之间的“热线”。
　　五月，小山英之先生来沪，和何智丽在上海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领取了结婚证书。双方开始切磋新的课题——何时举行婚礼？在哪里举行婚礼？
　　由于是中日通婚，婚礼不同于众，要在中国和日本各举行一次，这是双方都一致同意的。
　　到底先在上海举行，还是先在大阪举行呢？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先在上海举行。后来经过仔细斟酌，还是决定先在大阪举行。
　　八月，小山藤兵卫和夫人来到上海，前往亲家那里做客。
　　这是异国亲家头一回见面，双方都为中日喜结良缘而高兴。
　　小山藤兵卫先生拿出大阪“万博记念迎宾馆”的彩色图片给中国亲家看，说婚礼将在那里举行。那是大阪第一流的迎宾馆，宽敞的迎宾厅，豪华的宴会厅，预示着婚礼的盛大场面——对于小山家来说，迎娶一位世界冠军，是极大的荣耀。
　　中国亲家十分满意日本亲家的安排。双方择定了历史性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之日，作为这对新人的婚礼举行的日期。
　　喜庆加着喜庆，婚礼前夕——九月三十日，又正值何智丽二十五岁诞辰！

　　高规格的婚礼又一次轰动日本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坐落在大阪府中央区本町桥的“万博纪念迎宾馆”，鲜艳庄重的五星红旗和一面日本国旗一起飘扬。
　　结婚典礼上高悬两国国旗，在那里还是头一回。
　　提出这一主意的，是小山藤兵卫先生。他到底不愧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挂出这两面大旗，等于定下了这次婚礼的基调——中日友好。
　　这次婚礼，成了小山家族的盛大节日。小山藤兵卫先生有三个儿子，小山英之是最小的儿子。
　　为了庆贺弟弟“非凡的异国婚姻”，大哥率全家——夫人以及分别为四岁、六岁、八岁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从美国飞抵大阪。
　　为了庆贺中国的世界冠军远嫁，二哥也率全家——夫人以及分别为一岁、三岁的两个儿子从新加坡飞抵大阪。
　　公公擅长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不仅提议挂起两国国旗，而且关照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不言奥运会”！
　　婆婆的职业是服装设计师，她从她的角度考虑问题，给新娘何智丽选定三套服装：一套是婚礼必备的披纱，一套是大红旗袍，一套是粉红旗袍。随着婚礼的进行，新娘要不断地像演员似的更换服装，她以为，旗袍是最美的中国女装，特地为何智丽定做。
　　当何智丽来到迎宾馆，化妆师已在那里恭候了。穿惯运动衣、从不涂脂抹粉的她，如今听任化妆师摆布。当她化好妆，穿上无袖大红旗袍，顿时与球场上的她判若两人，变得天仙一般，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她差一点不认得了！
　　下午两点多，一辆辆轿车驶入典雅的“万博纪念迎宾馆”。来宾达二百多人，大都是大阪府上层人士。按照日本习俗，不论男女，除了孩子之外，一律穿黑色礼服——这是他们出席婚礼约定俗成的服装。
　　世界冠军的婚礼，又一次引起日本新闻界的莫大兴趣，众多的记者闻风而来。这样，在婚礼之前，不得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由于小山藤兵卫事先说过“不言奥运会”，记者们这一回不再追逼那些不愉快的话题。不过，记者们的攻势仍然凌厉，追问新郎、新娘恋爱经过。
　　“何小姐，你准备生几个孩子？”一位记者冷不防发来一只怪球，惹得全场大笑。
　　何智丽等大家笑罢，不紧不慢地答道：“我第一位是我的事业。我结婚后，先考虑事业。现在还没有考虑生孩子，当然也就谈不上准备生几个。”
　　“何小姐，你嫁到小山家，还要干事业？”有的记者感到惊奇。
　　“我绝对不会做家庭妇女！”何智丽非常明确地答复道，“我要向我的婆婆学习。她不做家庭妇女。她忙于她的事业——服装设计。她还忙于社会活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妇女部部长。我也有我的专长和事业。我的一辈子永远不离乒乓球事业。我还要为加强中日友谊多做工作。”
　　“这么说，你还要打乒乓，当运动员？”又有记者问。
　　“我的意思是说我永远热爱乒乓球事业，这也是我和小山英之的共同爱好。”何智丽没有直接答复。
　　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乐队高奏《结婚进行曲》，婚礼正式开始。
　　婚礼是高规格的。主婚人一左一右，站在新人两侧。左面的是大阪府知事岸昌（大阪乃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府知事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右面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事陆棋。国际乒联主席获村及池田市市长等贵宾也出席婚礼。
　　大厅里挂着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从北京寄来的亲笔贺词：“千里有缘”。
　　来宾们排成长队，一一走过来，向新郎、新娘行礼，每个人都说“恭喜！恭喜！”
　　大哥、二哥的孩子捧着鲜花，献给新郎、新娘。
　　新郎、新娘按日本风俗，当众互换戒指，彼此给对方戴好。
　　接着，岸昌知事、陆祺总领事、获村主席都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庆贺中日邦交添上喜气洋洋的新的一页，庆贺新中国四十诞辰之际添上喜事一桩。
　　小山藤兵卫先生的发言最为激动。他说，中国的世界冠军成为他的儿媳，是他全家的无上荣幸。小山英之和何智丽的结合，又架起了一座新的日中友谊之桥！
　　婚礼、宴席一直进行到下午六时才结束。
　　何智丽又一次成为日本瞩目的新闻人物：当晚，日本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何智丽的婚礼镜头。第二天，又是几十家报纸刊登消息、照片。有的报纸甚至整版篇幅，刊登何智丽和她的“先生”的伉俪彩照。

　　她的新婚生活和心境

　　何智丽的新婚生活如何；她的心境究竟如何？
　　何智丽的母亲告诉我，何智丽将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飞回上海。
　　果真，她如期归来。当晚，我们便通了电话，她说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讲罢，电话中传出日本式“嘿”的一声。
　　我去看她。她依然运动员风度，一条白长裤，一件红黑相间的套衫。头发虽然烫过，但依然保持运动员式的短发。看得出，她的心境颇为舒畅。
　　她说自己虽然频频出国，可是，运动员的生活总是在旅馆和球场之间来回，从未像这一次在日本那样，能够仔细体察国外的风土人情。
　　生活在小山家中，她如同生活在自己娘家一样，感情融洽，无拘无束。小山家爱中国，了解中国，爱乒乓，了解乒乓，使她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共同感情。确实，像这样的身兼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和乒乓球协会会长双重会长的家庭，对于何智丽来说，是最相宜不过了。
　　她的“先生”对她充分尊重，遇事总与她商量。日本朋友笑他“气管炎”（妻管严），他也不在乎。他以为，他对妻子的尊重，平等相处，是完全应该的，不能像有的日本男子在家中实行“大男子主义”。
　　她的“先生”工作颇为忙碌，白天忙于上班，夜晚陪她听听音乐，看看电视。他每两周有三天休息（按日本工作制度，这一周星期日休假）他逢休息，常常亲自驾车，带她外出旅游。他俩一起去过神户，去过京都。
　　也有时他们一起在家，跟父母共叙天伦之乐。不论父母还是小山英之，都喊她“丽丽”，而她则用日语喊丈夫“英之”。
　　小山家庭十分简单，父母住一幢楼，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住一幢楼。家里不雇保姆，每周定期请人打扫一下房间。
　　一日三餐，由婆婆亲手做。往日在娘家几乎不下厨房的何智丽，如今常帮婆婆烹饪，婆媳俩有说有笑。很快的，何智丽也学会做日本菜。日本人喜食海鲜，而作为上海人的何智丽本来就爱海鲜，彼此口味差不多。她已习惯吃日本的生鱼片。
　　跟婆婆在一起，何智丽成了婆婆的汉语老师，婆婆则教她日语。才两个多月，何智丽日语进步飞快。
　　婆婆热心于自己的职业。不久前，她在大阪还举行了她设计的服装的展销会。
　　公公是一位忙碌的社会活动家，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每当友人来访，公公总要让友人见一见媳妇——世界冠军。每逢宴请客人，必请何智丽作倍。
　　体育是何智丽和她的“先生”的共同爱好，他俩一起锻炼，有时一起打乒乓球。
　　身在日本，何智丽牵挂祖国，思念着故乡。她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在赴日结婚前夕，她曾专程赴北京，向恩师孙梅英告别。她到了日本，和小山家一起，忙着筹备在上海举行一次婚礼，以答谢众多培养过她、帮助过她的师友。，她将请孙梅英从京来沪出席她的婚札。
　　婆婆特地选定了一件织着金丝的日本和服，作为何智丽在上海婚礼上的礼服。何智丽“打前站”，先回上海，筹办婚礼。
　　这一回，又选了个良辰吉日——一九九零年元旦，作为在上海举行婚礼的日子。

　　在上海举行婚礼

　　镜子般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映照着一团团耀目的灯光。一九九零年元旦之夜，坐落在上海体育馆之侧的奥林匹克俱乐部，明亮如昼。
　　我手持红色请柬步入那里，在走廊上遇见刚刚化好妆的何智丽。这位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今日脱掉运动衫，披着一身白色轻纱，判若两人。往昔在墨绿色球台旁像旋风般抽杀的她，如今变得文质彬彬，娟秀温雅。仿佛她从《红楼梦》那金钗之中来，不是从骠悍骁勇的乒乓球队里来。
　　我向她恭贺新婚之喜，她甜甜地笑了。
　　她的身旁，是一长串花篮，红色的缎带上写着“祝小山英之先生、何智丽小姐喜结良缘”。
　　她的“先生”按日本风俗习惯，穿一身黑西服。他眉清目秀，棱角鲜明的脸透着一股英气。一米七六的个子，不断地向前弯曲，跟来宾打招呼，非常谦和。
　　小山英之的父亲小山藤兵卫率十六人组成的亲友代表团从日本来沪，出席婚礼，小山藤兵卫年已古稀，却非常灵活。他送给我的名片上印着“大阪桌球协会会长”，“桌球”亦即乒乓球。
　　大厅里响起了《结婚进行曲》，二百多名来宾入席。我的旁边坐着从北京专程赶来的何智丽的恩师孙梅英。我还见到当年何智丽上小学的启蒙教练柯元忻，他们都为自己的高足的新婚而高兴。孙梅英和柯元忻的到来，表明何智丽一直牢记师恩。
　　贵宾如云。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
　　上海市前副市长赵行志、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副主任赵英华以及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都前来贺喜。
　　我问与我同桌的何智丽父母，对这位日本女婿印象如何？
　　他们答道：
　　“小山英之漂亮，诚挚，待何智丽很好，我们很满意。这些天，为了筹办他们的婚礼，我们每天要忙碌十八个小时！忙虽忙，心里高兴！”
　　上海虽说有那么多的大宾馆，何智丽却选中这个位于“体育城”之中的俱乐部举行婚礼。据何智丽告诉我，这是她和小山英之一起选定的。她和他都喜爱乒乓，觉得“体育城”是最适合于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
　　这一回，在何智丽的家乡又一次举行婚礼，日本各界拍来了许许多多贺电。上海市与大阪市自一九七四年起结为友好城市。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为秦晋之好，又架起了一座中日友好之桥。
　　在众多的祝词之中，上海市前市长江道涵的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喜结良缘，给“世世代代友好”加添了新的含义。
　　在热烈的掌声中，新郎、新娘表演节目。何智丽唱起了在苏联学会的俄语歌，而小山英之以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日本民歌，举座皆惊——原来，新郎多才多艺，歌声竟是那么甜美动人！
　　在婚礼上，我看到小山英之的母亲小山澄美不时来到何智丽身旁，替她整理一下婚纱，撩起垂在前额的头发。看得出，这位日本婆婆细致入微地关心着中国媳妇。
　　婚礼进行了一半，小山澄美陪着儿子、媳妇以新的面目出现了——郎穿着黑色和服，而新娘穿着夹金丝的彩色和服，发型也变成日本式的，宛如道地的日本新娘。据告，新娘的和服是小山澄美自己设计的，当年她当新娘时是从娘家带来的。
　　小山藤兵卫端着红色的葡萄酒，穿梭于一桌桌喜筵之间。他向中国客人们致谢。作为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这一次是他第三十八次访华。对于新中国，他一直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每逢元旦，他总是要从日本赶到中国苏州寒山寺，谛听那悠扬的新年钟声。他已接连十二年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新年。
　　这一次，何智丽的婚礼定在元旦，也正是因为他年年此时要来中国。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飞抵上海不久，便前往苏州。听罢新年钟声，在元旦上午来到上海。知道他的儿子跟中国乒乓名将结下良缘，苏州市政府特地派出代表，在婚礼上宣读贺信。
　　小山藤兵卫和何智丽父亲何铭馨客气洋洋先后致词。
　　小山藤兵卫说自己的儿子能娶中国的世界冠军为妻，是莫大的荣幸。
　　何铭馨则说，女婿是那么漂亮出众的小伙子，他非常满意。
　　他们都为中日结缘而高兴。
　　来宾之中，常可见到虎彪彪的人物，一望而知是上海体育界人士。何智丽的婚礼，成为上海体育界的喜事。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在致祝酒词时，称何智丽为“上海体委的女儿”。正因为这样，会有那么多上海体育界人士汇聚在这“体育城”贺喜。
　　千里迢迢而来的乒坛元老孙梅英拿起酒杯，走向她的高足何智丽，我赶紧拿起了照相机，拍下她和新郎、新娘的合影。年已花甲的孙梅英花费了莫大的精力帮助何智丽，使何智丽球艺猛进。就连何智丽的婚姻大事，她也起着“参谋”作用。
　　这位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刚在太原出席乒乓球教练会议，为振兴中国乒乓运动献计献策，然后又匆匆南下。她对笔者说，何智丽的婚礼，她非来不可。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娘和新郎及日本亲友们飞往厦门游览。一月五日，小山家族飞回日本。
　　一月五日夜，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看望即将东去的何智丽。此后的她，将侨居日本了。
　　临别，她再三说，会常来上海的，因为上海是她的故乡。
　　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刚从日本回来，便对我说：“在日本，小山一家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总常常思念故乡，思念祖国。”
　　是的，作为“上海的女儿”的她，身在日本，心中将永远不忘祖国，不忘故乡，不忘乒乓球。

第七章　苦练六年再度辉煌

　　焦志敏也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之后的第二十天——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上，忽地登出一篇题为《过热的“外嫁”》的杂文。杂文署名拾风，亦即郑拾风，上海的老杂文家。
　　何智丽读了这篇杂文，感到十分吃惊。
　　文章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中外人士交往频繁，中国女子“外嫁”的情况也日见其多。具体数字，未见公布，只从某些知名女性的“喜讯”中略知一二。也许是“气候因素”，婚姻一沾染上外国人，敏感的记者先生很容易把它当成“热点”。要说知名女性的婚姻报道，陆续也有透露，如郎平，报上就通过简单报道，向关心郎平的球迷递一个信息，这种作法可龋类似的“明星”、“运动员”的报道还有一些，但比之最近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的报道规格和规模差远了。这里的原因，大概很有几条，其中之一条，就在于她俩嫁的是外邦人，新闻也随之“升值”。不仅报道详尽，而且连续、跟踪，连其中一位出嫁后穿上异国服装的玉照，也在报上选登了。“女生向外”嘛，究竟属于个人生活的事，可你报纸渲染则甚？事情一渲染势必涉及到导向。
　　这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中所称的“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则分明是指她和焦志敏。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也是异国婚恋。焦志敏是与韩国乒乓名将安宰亨相爱。她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抵达汉城。此后，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汉城举行婚礼。
　　焦志敏的异国婚姻，几乎与何智丽“同步”。
　　那篇杂文称，举行婚礼时，“在上海请到几位头面人物出席，那更是‘锦上添花”。
　　文章写道：
　　只不过因为新人具有新闻价值，要登一下报，登就登吧，通报一下也就够了，既不必大做文章，更不必硬扯到“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上去。归根到底，“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础是门户相当的实力。实力不在觥筹交错中，或者外交命令中获得。实力要靠自己发愤自强，好自为之。因比，我个人对这种“热点”宣传不感兴趣。渲染让别人渲染吧，我们最好是冷静反思。
　　何智丽说：“这篇文章，简直莫名其妙。”
　　不过，这篇文章提及“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把何智丽跟焦志敏并提，倒是说明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了相同的人生之路。
　　引起何智丽和焦志敏对中国乒乓球队极度的不平，都是因为“让球”：如果何智丽不反抗“让球”的话，她就不会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冠军；焦志敏则正是被迫“让球”，失去了争夺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冠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倘若焦志敏像何智丽那样奋起反抗“让球”，她很可能就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
　　焦志敏在汉城奥运会之后，跟何智丽一样，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
　　直到这时，焦志敏才敢在记者面前，倾吐心中多年来对于“让球”的愤懑之情：焦志敏说：“论实力，我还可以打二三年。（汉城奥运会前，焦志敏打了十六场国际比赛，胜十五场）但奥运会那场球，太让我伤心了。八年来，我在国际比赛中已让了五次球，所以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奥运会半决赛，陈静对赫拉霍娃，焦志敏对李惠芬。由于焦志敏以前曾负于赫拉霍娃，且她与李惠芬对阵时还不知道陈静与赫拉霍娃之战的结果，所以教练指定她把决赛权让给李惠芬。
　　焦志敏服从了，她委曲地说：“我多么想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可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突然的打击，实在让我承受不了。”“让球”，迫使何智丽在二十四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汉城奥运会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让球”，迫使焦志敏在二十五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都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焦志敏跟比她小一岁的安宰亨相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亚洲乒乓球赛上。那次比赛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
　　一九八六年在汉城举行的第十届亚运会上，安宰亨崭露头角。那一回，在男子团体赛中，他独取中国队三分，引起广泛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韩国一个记者得知安宰亨跟焦志敏通信，就写成《异国情侣——安宰亨、焦志敏罗曼史》，在汉城一家大报上发表，成了爆炸性新闻。
　　其实，当时焦志敏只是跟安宰亨通信而已，并未确定彼此的关系。
　　那篇报道对焦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焦志敏后来一度中断了与安宰亨的通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印度新德里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重逢。安宰亨追寻焦志敏，终于使中断了的联系又重新恢复。
　　一九八八年九月，他们在汉城奥运会上又一次相遇。“让球”，使焦志敏失去了摘取奥运会女单冠军桂冠的机会。焦志敏决定正式退出乒坛，她与安宰亨的关系也就明朗化了。
　　那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体育官员向焦志敏表示，如果焦志敏嫁给安宰亨，他们可以请焦志敏在韩国当教练。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这一对异国恋人牵线。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安宰亨随队前来北京，和焦志敏正式定下终身大事。焦志敏的家人特地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相女婿”。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焦志敏离开北京，取道香港前往斯德哥尔摩。她此行是应瑞典乒协的邀请，前去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
　　安宰亨也来到那里。他俩在韩国驻瑞典大使馆办理了结婚证明手续。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焦志敏和安宰亨一起由瑞典飞抵汉城金浦机场韩国的记者们蜂拥机场。他们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韩国为之轰动。
　　当年，焦志敏和安宰亨结婚，被评为韩国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的是乒乓球，使焦志敏和安宰亨结缘的也是乒乓球。
　　焦志敏结束了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婚后，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顺便提一笔，在何智丽和焦志敏出嫁之前，一九八九年四月，第四十届世乒赛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竟全军覆没：丢了男子团体冠军，丢了男子单打冠军，丢了男子双打冠军，就连男女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一句话，沾着“男”字的，全丢了！
　　女队比男队要好一些，以李惠芬、陈静、陈子荷为主力，第八次夺得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夺得的考比伦杯——女子团体冠军。
　　在这届世乒赛上爆出冷门：奥运会女单亚军李惠芬在女子团体赛中战胜了韩国的玄静和，但是在单打第一轮比赛时，竟然被朝鲜新手安惠淑所淘汰！
　　乔红作为新手，崭露头角：她连胜匈牙利的巴托尔菲、捷克斯洛伐克的萨法若姬、法国的王晓明、韩国的玄静和，最后战胜了朝鲜的李粉姬，夺得女单冠军。
　　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李惠芬刚刚回国，就换上礼服，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月在无锡和乒乓名将惠钧举行婚礼。从此，李惠芬宣告退役这样，中国乒乓球一代女国手何智丽、焦志敏、李惠芬、戴丽丽、管建华、耿丽娟都退出了中国乒乓球队。
　　内中，耿丽娟移居加拿大。耿丽娟也是异国婚姻，她嫁给了加拿大乒乓选手皮特。
　　在中国乒乓球队，取而代之的是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韩国名将梁英子，则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退役。那时，梁英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报考了体育专业研究生。
　　这样，韩国乒乓球队也在更新换代之中。

　　《参考消息》披露　何智丽要“东山再起”

　　在何智丽出嫁之后，很多人以为，她会和焦志敏一样，从此结束运动员生涯。
　　何智丽却不！
　　在婚后，何智丽不想马上生孩子。尽管小山英之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很想要个孩子。
　　他们把乒乓球视为他们的孩子！
　　何智丽不同于焦志敏，她仍希望有朝一日杀上乒坛，再显身手……不过，在她初嫁日本之际，她还没有这样的把握，她在摸索着，她在试探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名潇潇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何智丽元旦新娘》中，这样谈及这一敏感问题：“（日本）有不少大学、企业、俱乐部邀请何智丽去打球，但她至今尚未动心。不过，她也常去家附近的体育馆练练球，以保持水准。至于将来，何智丽的回答是：我离不开乒乓球。”
　　这一报道，据云引起中国乒乓球队的注意。因为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到日本后还在练球，“以保持水准”，并无退役之意！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十分留意何智丽的动向。
　　不过，何智丽来到日本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适应环境。
　　她不时从日本大阪写信给笔者，谈及她的近况。
　　她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六日的信中写道：“一月六日我离开上海，至今已有一个半月时间。我来到日本，对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一切还是很适应的。当然我也很想念上海，故乡情难以忘怀。
　　“现在日语老师每周来我家一次，教我日语。生活在日本，语言很重要。现在有些进步，但还要很好努力。”
　　当然，我很关心，这位世界冠军在日本是否还打球？何智丽是这么写道：“我除了语言练习外，有时运动运动，体质也增强了。”
　　在一九九零年三月的一封来信中，何智丽写道：“大阪和上海市相近，习惯差不了多少，所以一切如常。”
　　她说，进入四月份，她学日语的时间要加多，以求尽快掌握日语。在家中，尽管她的婆婆会讲汉语，丈夫小山英之也会讲些汉语，都“改口”讲日语了，以便培养她的日语能力。
　　闲时，她也练练球。
　　就在收到此信后不久，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六日，《参考消息》转载的《何智丽在日本办理选手登记》一文，陡然引起广泛的注意。
　　《参考消息》转载的是“日本共同社东京三月三十一日电讯”。
　　电讯称：
　　“女子乒乓球前世界冠军，去年同日本男子结婚的何智丽，已经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理外籍选手登记。这样一来，何智丽不仅能参加该协会同意的日本国内比赛，而且，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规定来看，还可以作为日本代表参加明年在日本千叶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要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必须本人愿意并征得日本乒乓球协会的同意。假如此事能成，何智丽便能成为试图在世界乒坛东山再起的日本的一员难得的战将。何智丽已通过大阪乒乓球协会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完选手登记。因为她还是中国籍，所以，办的是外籍选手登记，但今后只要能得到中国乒乓球协会的认可，就能在日本参加比赛……”这条来自日本的电讯，第一次透露了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的消息。
　　《参考消息》是中国发行量甚众的报纸。见此电讯，中国读者议论纷纷。
　　中国乒乓球队很注意这一消息，因为这一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
　　我即给何智丽去信，告之《参考消息》转载的日本电讯。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何智丽从大阪写信给我。何智丽说，她作为个人，倘若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智丽写道：
　　“现在中国籍选手一共男男女女加起来有四十名在日本练习和比赛。在日本一些大型比赛中，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比赛，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然而，何智丽说，把她作为个人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说成“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完全是“加油添醋”。“因此，我对这篇文章有意见”。
　　何智丽还写道：
　　“我从四月份开始，到学校去学日语。现在日语比前段时间有进步。每天去读书。一周内，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学，星期六、星期日学校休息。到学校去主要多学点语言。现在对我来讲，语言比任何都重要，你说是吗？”
　　作为上海的女儿，何智丽说还将回沪探亲。她愿与笔者再作长谈。何智丽说，她的心愿依然是努力加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上海人民和大阪人民之间的友谊。

　　“日本媳妇’回上海娘家

　　电话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哦，何智丽！只是听上去瓮声瓮气。“我感冒了，在发烧。三十八度五！”她说道。
　　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远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亲，给我打来了电话。据她说，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没有暖气，加上连日阴雨，变得又潮又冷。虽说她在上海土生土长，毕竟已远嫁一年，乍一回来便感到不适应。我劝她安心休养，过几天，等她退了烧，我再去看她，请她谈谈在日本做“新娘子”的体会，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样生活？她的心境如何？虽说她给我来过几封信，未免简略。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畅谈的机会……她又打来电话，说是退烧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裤，一件淡黄色茄克衫敞着拉链。短短的头发露出双耳，她依然还是一副运动员的派头。没有描眉，没有施粉，一对眼睛又大又亮。她还是用一口流畅的“阿拉”上海话，跟我长聊着。只是感冒尚未痊愈，她不时发出几声咳嗽声。
　　她这次回来，全然是为了探亲——看望双亲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她没有惊动一个记者。她希望安安静静地与家人团聚。只要“走漏”一点消息，她家马上就会门庭若市。正因为这样，她与我的谈话，又成了“独家新闻”。
　　由于这次纯属“私访”，离开日本大阪时，去机场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因左腿扭伤，未能亲自送）；飞抵上海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弟弟。不像往日她作为世界冠军，机场上迎送总是大队人马和一束束鲜花。
　　我问起她成为“日本媳妇”后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说，过去她忙于“东征西讨”，虽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但每到一地都极度匆忙，心中只想着打球，只想着夺取冠军。这一回，嫁到日本去，从世界冠军变为“新娘子”，她的生活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生活在身边的不再是教练、队友，而是异国的丈夫和公婆，开始尝到“初为人妇”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为融洽：
　　公公小山藤兵卫既热爱新中国又喜爱乒乓球运动，为儿子娶了一位中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而欣喜万分，引为小山家族的光荣。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丽有说有笑，一起料理家务。驰骋乒坛时，何智丽几乎不会做家务。如今，她常常充当婆婆的助手。她发觉，婆婆的手很巧，会做一手好菜，又会裁制各种和服，甚至会设计出花样繁多、新颖的妇女手提包——婆婆送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设计的手提包。她说婆婆非常爽朗，从不“婆婆妈妈”。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爱体育运动，乒乓球、游泳、篮球之类，样样能“露一手”。
　　初嫁异国，何智丽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最初的三个月，语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碍。结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势和笔谈。结为夫妇之后，不能老打手势或笔谈、小山英之为她请来了日语家庭教师，何智丽的日语大有长进。其实，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语家庭教师”。她生活在日语的氛围中，特别是看电视时，是锻炼她日语听力的好机会。后来，那位日语家庭教师到美国去了，何智丽便到汉语学校学习。尽管每次路上来回要两小时，她仍坚持上学。在学校里，遇见许多中国同胞，其中有好几位上海老乡。
　　渐渐地，她闯过了语言关。她能用日语跟丈夫、公公、婆婆说话，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语电视剧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闻人物，日本记者不断登门采访。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担任翻译。后来，她自己能听懂记者的提问，用日语作简短的答复，由丈夫作一些补充。如此这般，她居然能对付日本记者的提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刊载了何智丽访问记。每一回，她都要向记者表达：“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微力。”在日本记者的眼中，她的异国婚姻，是日中友好的象征。婚后，小山英之处处尊重她，遇事总与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班就往家里走，朋友们笑他“妻管严”。他笑笑说：“我是个很顾家的人。”日本男子不大做家务。小山英之在家中，总是帮何智丽做家务。
　　每逢打扫房间，他抢在前头，扫得非常细致。她认为已经干净了，他还要卖力地清扫一番。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去汉语学校上学时，何智丽步入地铁，在车站等车，总是遇见几张“老面孔”，他们很准时来到车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车厢去上班。从星期一至星期五，街上缺乏色彩，男人们要么穿黑西装，要么穿灰西装，行色匆匆，忙于上班。他们干活像干活的样。到了星期六、星期日（日本每周休息两天），男人们穿上五颜六色的便服，带着妻儿，痛痛快快地玩，大街上一派繁华景象。何智丽说，小山英之也是这样，他平日忙于公务。到了休息比他驾车带她外出，要么到娱乐场所唱“卡拉OK”夫唱妇随，沉浸在欢乐的歌声中；要么到体育馆，他跟她在墨绿色的球台旁“厮杀”一番。当然他不是她的对手，但打得非常起劲，把上班的疲惫一扫而光。
　　说起打乒乓球，我问起她：“小道消息说你要‘东山再起’，要加入日本队！”
　　她连连摇头道：“我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怎么可能加入日本队？”
　　何智丽说，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她永远喜爱这项运动，在日本，她通常在晚间去乒乓房练球。可惜，大阪没有好的教练，跟中国乒乓球队的条件不好相比。
　　她已逐渐习惯夜生活。日本人往往在夜里十二时还未睡。正因为这样，她练球安排在夜里。她将来可能做乒乓球教练。她说，她绝不会当家庭妇女。她也将在大阪日中友好协会担任一定工作，愿为加强日中友好出力。眼下，她还不想生儿育女，丈夫也支持她的主张——她有她的事业，她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你回娘家，小山英之挂念吗？”我问她。
　　“我来上海以后，他已经打了三次长途电话！”说罢，她又甜甜地笑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清晨，我接到何智丽的电话，说她马上要去机场，飞回日本。她愿在今后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作为“独家采访”，不断写下她的生活新的一页……何智丽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观战两年一度的世乒赛，是世界乒乓球界的盛大节日。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市开幕。
　　千叶市是千叶县的县府。千叶县人口五百来万，坐落在日本关东的东南部。日本新建的成日国际机场，就在千叶县境内。
　　跟第四十届世乒赛相比，这一届世乒赛的参赛规模小了一些：第四十届世乒赛有六十九支男队和五十五支女队参赛，而这一届则只有四十九支男队和四十三支女队参赛。
　　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使世界蒙上了阴影。
　　另外，就日本来说，乒乓球早已失去当年的地位，所以千叶赛场上，日本观众寥寥，售票处门庭冷落。
　　两年前，当第四十届世乒赛举行的时候，何智丽正在准备出嫁，没有机会出席。
　　这一回，何智丽在千叶露面。这位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不是来参赛的，而是来观赛的。
　　何智丽在千叶一露面，马上引起中国记者们的注意。
　　中国新闻社记者王平、王健在五月四日从千叶发出电讯《千叶赛场巧遇何智丽》，他们写道：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何智丽，今天与其夫小山英之先生双双出现在本届世乒赛赛场上，引起中国记者的注意。
　　何智丽看起来比以前苗条了许多，人也显得精干，她看起来也十分高兴同国内记者相遇。
　　四年前，何智丽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勇夺女单世界冠军。后来，她与日本人小山英之先生结婚，现已到日本约两年。
　　何智丽目前住在大阪，她是特地前来观看世乒赛的，现在她在一家银行管理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同时在该银行的人事部任职。她初来时曾经上学，目前日语水平大有提高，日常会话、交往等已毫无问题。
　　问及她是否还打球，何智丽笑答，她已不像以前那样练，打得比较少。
　　如今的何智丽，从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觉到她已是小老板的身份，但衣着很是朴素、自然。她上穿一条长袖蓝衫，下着一条普通的牛仔裤，言谈之时，其目光闪烁，仍不失当年手举盖斯特杯，登上世界女单冠军领奖台之时的英气。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怎么会把何智丽当成“小老板”呢？
　　其实，这纯属误会。
　　何智丽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回沪探亲。她在一月二十八日告诉笔者，她谢绝了好几家日本俱乐部的邀请，而只是答应加入大阪池田银行俱乐部。她并非这家银行俱乐部的“小老板”，而是教练兼队员。
　　何智丽说，她选择池田银行俱乐部有几个原因：第一，池田银行是日本的大银行，财力雄厚。
　　第二，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对她非常看重，愿意花一千五百万美元为她专门建造一座乒乓球训练馆。
　　第三，池田银行俱乐部离她家很近，开轿车去五分钟便到，骑自行车去也只用十分钟。
　　这样，何智丽便正式担任了池田银行俱乐部的乒乓教练兼队员。
　　此后，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开始，池田银行俱乐部动工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乒乓球训练馆。这座训练馆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落成。馆内装有冷暖空调、可变灯光。底层安放了五张乒乓球台，楼上则为健身房。这座乒乓球训练馆，成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基地。
　　正因为何智丽准备复出乒坛，所以她和小山英之一起前来千叶观赛，以摸清世界乒坛的“行情”。
　　在四十一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比在第四十届世乒赛时输得更惨！
　　在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在团体赛中败于瑞典队之手，虽说丢了冠军，也还得了个亚军。这一回，中国男队竟然跌到了第七名！这是中国男队自一九六一年以来，第一次在世乒赛上被排除在团体前四名之外。
　　面对惨败，中国队教练郗恩庭只得这么说：“我想象不到回国后将是什么样的。男队在精神素质、作风斗志方面都比较差，遇到挫折，排除的能力就弱。这一点，我从一年半前接手男队时就看到了。但当时没有充分估计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一干，才知道要改变和扭转这种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人员青黄不接，对有些队员，虽然一直也摸不到他的思想脉搏，但也没法换掉。另一方面时间太短，虽然有一些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实现。现在看来，精神上的差距比技术上的还要大。平时训练不严格，意志不坚定，关键时刻想咬想拼也做不到。现在的工作就是尽快刺激队员摆脱失利的阴影，一切从‘零’开始。”
　　就在中国男队惨败之际，中国女队也惨遭失利，居然丢失了已经蝉联八届的女团冠军！
　　中国女队是在与朝鲜联队进行团体决赛时败北的。
　　中国队出场的第一主力为邓亚萍，而朝鲜联队出人意料地不用女单亚军、名将李粉姬，却起用十八岁的新手俞顺福。
　　俞顺福显然对邓亚萍进行过透彻的研究，而邓亚萍对她则一无所知。俞顺福不费力地击败了邓亚萍，一下子轰动了全场！
　　紧接着上场的中国队第二主力高军，又败在朝鲜联队名将玄静和手下……这样，中国女队痛失了考比伦杯。
　　记者描述了当时泪流满面的中国女队：
　　离开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张燮林感慨地说，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站在人家（冠军）旁边。而乔红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邓亚萍、高军、陈子荷咬紧嘴唇，想哭，又不愿当着外国记者的面流眼泪。
　　二楼展览厅旁走廊上，姑娘们一前一后，神态凝重地跟在张燮林后面，默默地走着，没有一点声音，而一回宿舍就一个个蒙着被子大哭起来。张燮林绕了个圈又与我走在一起，他寻思着说：“乒乓球这个东西真使人不可捉摸，朝鲜联队的主力李粉姬第一阶段状态不好，今天他们换上了个替补队员俞顺福，但就是这个替补队员一人拿了邓亚萍和高军二分…我看着这位中国乒乓界的功臣稀稀的头发，不由想起一个多月前在上海采访国际乒联器材委员会主席。美国的哈里森的一句话：“你的头发都给乒乓球拔掉了。”我想，中国女队虽然今天失去了“考比伦杯”，但是，中国姑娘八连冠的世界纪录却永驻人民心中。面对着男女队的惨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寅生承认，“关键还是本事不够”。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有记者问徐寅生对男女团体比赛结果有何评价？
　　徐答：“这次男女队失利，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是本事不够。选手凶狠有余，稳健不足，逆风时相峙不了，也没有改变的余地，打法也越来越简单。所以马文革一连丢那么多分。从思想上看，缺乏韧劲，没有一分分拼。个别运动员名气不小，现在一些大赛往往指定要名气大的参加。有些人参加了比赛，也拿了成绩，以为自己就是明星了，其实本事并没到这一步。
　　“昨天女队也没有打好。有人说不该出高军，但换了别人是否就能赢呢？邓亚萍求胜心切，想一板打狠打死，没有调节余地。”
　　郗恩庭插话道：“张燮林昨晚也有些后悔上高军。”
　　徐说：“上别人输了，他也会后悔。昨天我和李富荣给女队开了会，鼓了劲。我们这些人都打过败仗，能体会队员。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上海人斗蛐蛐，败了，使劲扔它几下，让它晕头转向，放下就咬。我跟高军说，与其后悔，决心苦练两年，不如现在咬紧牙关打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别管它那么多。”“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论战“无可奈何花落去。”
　　中国乒乓球队在男女团体赛中双双失利，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乒坛上的“王冠”落地，中国乒乓球界在严重失败面前，不能不进行反思。
　　在这次反思中，中国乒乓球队除了反省自身的错误之外，深切感受到了所谓“海外兵团”的严重威胁。
　　其实，这是随着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给中国乒乓球队带来的新问题。
　　在中国没有实行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不存在着人才外流问题。那时，人们开玩笑地说，“中国乒乓球队的世界冠军太多，就像北京夏天的西红柿那样又红又大又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了！”
　　自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打开了闭关已久的国门。于是，“出国潮”在中国掀起，那些“又红又大又多”的“西红柿”也随着出国。
　　这些“西红柿”到了国外，一下子身价百倍：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中国乒乓球队退役的教练们、世界冠军们，成了世界各国争相聘请的“奇货”、“珍宝”！
　　于是，“出国潮”在中国乒乓球界变得汹涌澎湃，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前教练”，“前冠军”们。
　　于是，每一届的世乒赛，成了原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前教练”、“前冠军”们的“大团圆”的盛大节日。
　　许多中国乒乓球队的“前冠军”们，要求代表移居国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在一九八九年的第四十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海外兵团”的威胁。
　　为此，在一九八九年，国际乒联在中国代表团的促成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移居国外满六年后，才能有资格代表所在国（或地区）参加团体赛。特殊情况，如经两国（或地区）协商，缩短到两年也可参赛。
　　耿丽娟原本作为中国队主力，夺取了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团体赛冠军。她移居加拿大以后，要求代表加拿大参加世乒赛的团体赛，遭到拒绝。她为此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由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承认国际乒联的决定，因此耿丽娟未能胜诉。
　　不过，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的运动员，只要加入了某国国籍，则参加单打不受限制。
　　至于在国外出任教练，就更不受限制。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体育导报》的记者东叶在日本千叶第四十一届世乒赛现场扫描，记述了这样的镜头：“只见江嘉良坐在马来西亚训练桌前，李赫男坐在美国队训练桌前，胡玉兰坐在法国队训练桌前，王大勇坐在比利时队训练桌前……而王燕生则穿着挪威队球衣，王晓明身着法国队球衣，丁毅穿着奥地利队球衣，陈新华身着英国队球衣，耿丽娟与她的罗马尼亚丈夫都穿着加拿大队球衣，还有倪夏莲、马金豹、周兰芬……数都数不过来。从亚洲到欧洲，从疆土广阔的美国到幅员窄小的卢森堡，几乎都有中国球星惨透其间。”内中提到的：江嘉良，蝉联第三十八届、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李赫男，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胡玉兰，第三十二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马金豹，曾在中国乒乓球队任何智丽的教练。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通知何智丽“让球”的，就是他；他们原先都是北京的“西红柿”！
　　此外，还有：
　　第三十四届、三十五届、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张德英，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乒协；第三十六届、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曹燕华和丈夫施之皓——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中国队主力，在德国任教。
　　曹燕华在德国发起成立乒乓联谊会，参加者有第三十六届世乒赛女单冠军童玲等；原河北队的齐宝华、北京队的陈丹蕾，移居香港，成了香港队的主力；
　　中国乒乓球队原队员刁文元，成了圣马利诺队队员。
　　据中国乒乓球队不完全统计，以各种途径出国而到国外乒乓球界任职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已近三百人。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据一九八五年前往日本打球的原中国乒乓球队女选手陈丽丽说，在日本打球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达一百多人。而张德英说，在美国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也有百把人。
　　尽管中国乒乓球队很多教练、运动员在“出国潮”中出国已多年，但是使中国乒乓球队有了威胁感，则是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
　　在这次比赛中：
　　由王大勇执教的比利时男队从上届的第十名跃至本届的第四名，以致把堂堂的中国乒乓球队挤到了第七名！
　　加拿大男队，上届排名第二十七。这一回，由原广东队教练苏国熙执教，而三名主力队员中有两名是中国人——原广东队的黄文冠和伍国和，至于另一名队员虽是金发碧眼小伙子，却是耿丽娟的异国丈夫皮特。这样，加拿大队居然闯进了八强！
　　由丁毅任第一主力的奥地利男队，夺得了第九名。
　　法国女队在上届世乒赛排名第十七。这一回由中国的原世界冠军胡玉兰任教练，由原四川队的王晓明任第一主力，居然夺得团体赛铜牌！
　　在混合双打比赛时，耿丽娟和她的丈夫皮特打败了吕林／李隽，却又败在韩国的刘南奎／玄静和手下，实际上为韩国选手夺魁扫清了道路。
　　在女子单打中，耿丽娟击败了中国队的高军。
　　就在这些海外的中国教练、运动员大显身手之际，又传来新的消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陈静已办好赴台打球的手续，她成为继徐竞之后，第二个赴台打球的大陆女乒乓球运动员。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何智丽出现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常虽说她是来观赛，无疑又给中国乒乓球队增多了一分忧虑。
　　这时，张燮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的走了，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没出去的现在也在想出去，叫我们当教练的怎么办？”
　　面对着如此尴尬局面，在中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人惊呼“人才外流”，造成了中国的“乒乓危机”，使中国的“乒乓强国”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另一种人则盛赞中国支援了“乒乓世界革命”，因为中国乒乓的人才的外流也就导致了中国乒乓技术的外流，推动了中国乒乓技术在全世界的大普及、大提高，为此，中国人立了大功。
　　于是乎，有人笑称第一种人为“爱国主义者”，第二种人为“国际主义者”！
　　于是乎，“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尽管乒乓人才的外流，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乒乓危机”的原因。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当时还不存在所谓的“海外兵团”，可是中国乒乓男队把三项男子冠军全丢光。由此可见，不能把责任推到“海外兵团”身上。关键还是应该在中国乒乓球队自身找失利的原因。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每当中国乒乓球队失利，徐寅生总是强调要从“自身找原因”。
　　）笔者还注意到，李富荣一九九二年十月三日在香港南洋酒店接受当地记者金钟采访，说话时显得颇为豁达：“在开放的大形势下，人才外流是正常现象，挡不住的。体育界水平较高的项目如乒乓、体操、羽毛球、女排运动员退役后去国外当教练或打球，我看这是正常现象，也可以说是交流。外国水准提高了，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也请外国教练嘛，八六年请了东德游泳教练，对游泳队今天的成就是有利的。六十年代我们就请过日本教练大松博文，现在又请了古巴的拳击教练，德国足球教练，独联体的田径教练，美国的……”“去日本打球和当教练（乒乓）的中国人有一百多人，但日本乒乓球技术仍未提高，进不了世界八强，德国集中了欧洲乒乓人才，成绩平平，美国篮球人才输出最多，照样是篮球王国。”既然美国那么多篮球人才出去了，依然是“篮球王国”，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大批乒乓人才外出，依然是“乒乓王国”。

　　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

　　对于何智丽来说，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只能来观赛，那是因为她还没有取得参加比赛的“入场券”。
　　那时，她虽与小山英之结婚两年，但是她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日本对于外国人入籍，控制颇严。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加入日本籍更不容易。正因为这样，尽管在日本有一百多个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但是获准入日本籍的几乎没有。
　　在日本，有两种乒乓比赛：
　　一种叫“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只准日本籍的乒乓球运动员参赛。这种比赛的冠军，虽然号称“全日本冠军”，但是实际上并非代表日本乒乓球的最高水平——因为绝大部分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都不能参加这一比赛，而这些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水平远远高于日本籍乒乓球运动员。
　　另一种叫“社会人乒乓球赛”，则不受国籍限制。一九九二年度的日本“社会人乒乓球赛”，进入前十六名的，有十五名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所以，“社会人乒乓球赛”的冠军，水平才是最高的。
　　不过，只有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获得好名次，才可能代表日本参加国际比赛。
　　日本的乒乓球运动，曾经不可一世。乒乓球曾一度是日本的“国球”。一九五一年日本队夺得第十九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男单冠军、男双冠军、女双冠军这四项冠军，从此开始称霸于世界。
　　此后，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成了世界乒坛“霸主”——除了男单冠军被中国选手容国团夺得之外，其余六个金杯全被日本队所囊括。可以说，那时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如日中天，处于黄金时代。
　　中国队崛起以后，成了日本队的劲敌。于是，在世界乒坛上，形成了中日两国平分秋色的局面。
　　日本队渐渐衰落。在每届世乒赛上，日本队所拿的奖杯越来越少。在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上，小野治诚为日本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之后，日本队在历届世乒赛上，再也没有拿过一块金牌。
　　从此，在日本，乒乓球运动也就被挤到不受重视的地位。
　　在一九九一年，第四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千叶召开。尽管日本队占着地利优势，可是在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比赛中，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
　　也正因为这样，千叶人对世乒赛表现出没有太大的兴趣，赛场观众并不踊跃。
　　对于何智丽来说，她酷爱小小银球，期望着有朝一日重上乒坛，驰骋沙场，必须取得“入场券”——加入日本国籍。因为她不作为某个国家的代表，是无法参加国际比赛的。终于，何智丽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她和小山英之结婚三周年之际，获准加入日本籍。
　　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她既然已经嫁到日本，生活在日本，加入日本籍是必然的事。比起别人来，由于她是世界冠军，也由于她的夫家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望，日本政府对她优待，所以她在日本生活了三年，就获准加入日本籍。
　　她在跟笔者谈及加入日本籍的感受时：“我只是换了一本护照而已，其他一切如常。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别的变化。不过，我从此获得了参加世界乒乓大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之后，她就有了参加“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的资格。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也就按日本习惯，随夫姓改为“小山智丽”。
　　何智丽加入日本籍一个多月之后，就第一次参加了“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由于何智丽是头一次参赛，她不是种子选手，她必须从最初的选拔赛开始。
　　何智丽连闯八关，一路上均以三比零取胜。她毕竟是世界冠军。用她的话来说，她连闯八关，“连汗都没有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何智丽步入日本东京武道馆，角逐冠军。她在日本，已是“新闻人物”，所以这场比赛观众十分踊跃，日本电视台作现场转播。这一回，她很轻松，以三比一取胜，荣获“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
　　翌日，日本几十家报纸刊登了“小山智丽”荣登日本“乒乓女皇”宝座的消息。
　　小山一家欢呼雀跃，尤其是小山英之。他多年受妻子的熏陶，颇通“乒乓经”。妻子参加比赛时，他在一侧观战，“旁观者清”，往往能给妻子以重要的“提示”，也就博得“场外教练”之称。何智丽这一回在日本一举夺魁，表明这几年坚持训练，她“宝刀未老”。

　　终于拿到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何智丽成为日本女子单打冠军之后，顺理成章，她也就有了参加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的“入场券”。
　　中国报纸迅速地报道了何智丽“东山再起”的消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报道《外嫁女期满获参赛资格；何智丽欲夺世乒赛女单冠》。报道指出：“有消息说，代表日本队出赛的何智丽意欲夺取四十二届世乒赛女单桂冠。行家认为凭何智丽的基本功，她在日本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但她毕竟五年没有比较正规的训练了，要在世乒赛上夺魁有一定的难度。”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在上海华亭宾馆会晤了来沪省亲的何智丽和小山英之。一见面，何智丽拿出一张新印的名片送我。名片上印着她的漫画头像，也印着她的日文名字——“小山智丽”。
　　名片背后印着乒乓战绩：
　　“一九八五年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冠军选手。”
　　“一九八七年第三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三连霸）。”
　　依然操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她，这一次回来却听不懂上海的“流行语”了。她一回老家，很多朋友问她：“你下海了吗？”她很奇怪，“下海”干什么？捕鱼？游泳？一问，才知道是“经商”的意思。她连连摇头。虽说她在大阪，身处“海”中，夫家便是当地巨贾，往来朋友很多是大老板，她却一直站在“岸”上。她对我说：“我的心思全用在打球上！”
　　这一回，何智丽显得格外高兴和轻松。不言而喻，她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已经五年，她苦苦地奋斗了五年，好不容易总算又获得了参加乒乓国际大赛的资格。
　　我问起敏感问题：“你是否要再夺世界冠军桂冠？”
　　她笑了。她说参加三十九届世乒赛时，她的精神负担很重，因为那时她反抗“让球”，又要为祖国争光，豁出去了。所以在夺取女单冠军时，精神非常紧张。如今她再度赴赛，身上不背包袱，胜那败那都无所谓，败了，那很可能，她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她说我想测试一下自己在今日的世界名将阵营中，尚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对于何智丽的复出，中国乒乓球队的反应倒是出乎意料的冷淡。
　　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张燮林说了这么一句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
　　张燮林的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乒乓球队对何智丽不屑一顾的态度。
　　其实，张燮林的话，倒是在对何智丽的实力作了一番估计之后才说的：因为何智丽毕竟已经二十九岁了，而且在离开中国乒乓球队之后，没有得到正规的训练，又没有高水平的教练指点，确实“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
　　张燮林指出，日本的乒乓球水平现在很差，所以何智丽虽然夺取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那并不表明何智丽的水平很高。
　　尽管张燮林不把复出的何智丽放在眼里，但是这时上海《体育导报》发表的署名“木子”的《何智丽缘何复出》一文，倒是很有眼光，对何智丽作了充分的估计：“据报道，此番何智丽复出的目标是重夺世界冠军。虽然对此何智丽一再表示，这次参赛是‘娱乐’，‘能再次参加世乒赛我感到很开心’，因为也许在中国退役后是不可能参赛的。
　　虽然现任中国女乒总教练张燮林曾对记者表示何智丽的重返赛场对中国女乒影响不大，何智丽要夺得女子单打冠军较为困难，然而世乒赛夺冠并不是‘天方夜谭’。何智丽是用的右手横拍弧圈球打法，是实力派球员，当时她在中国国内比赛中，数年称霸。”
　　“如果上述报道确切的话，小山智丽此番率日本女队出征世乒赛将对中国女队发起强有力的挑战。也许这是她复出的主要原因。”
　　不过，何智丽毕竟多年没有参赛，所以她刚刚复出乒坛的时候，很不顺利。
　　一九九三年二月，何智丽在“西日本乒乓球公开赛”上，跟代表台湾出赛的陈静相遇。
　　何智丽跟陈静是老对手，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最为错综复杂：在一九八七年三十九届世乒赛之前，何智丽跟陈静交手几十次，陈静从来没有赢过她；在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陈静说“奉命让球”给何智丽，而何智丽说她根本无需陈静“让球”；在三十九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广东佛山举行的全运会乒乓球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时，陈静以三比一胜了何智丽；在一九八八年，中国乒乓球队临阵换将，让陈静取代何智丽，参加汉城奥运会，夺得女单冠军。
　　这一口她们各自复出，何智丽代表日本队，陈静代表台湾队，真可谓狭路相逢。
　　第一局，陈静曾以十九比十六领先，但是何智丽连连扳回五分，胜了第一局。
　　第二局，陈静以二十一比十三，胜了何智丽。
　　进入第三局，双方都拿出看家本领，打得不可开交。陈静先是以五比十落后；后来经过奋战，追成十五平，又追成十九平。接着，追成二十平，二十一平。
　　这时，日本观众发出震天动地的助威声，为何智丽助威。
　　在这关键的时刻，先是陈静攻球得了一分，接着何智丽攻球出界失了一分。
　　这样，陈静以二十三比二十一，险胜何智丽。
　　何智丽以一球之差败在陈静手下，于是，又有人重提第三十九届世乒赛那笔“让球”旧账，使何智丽极度不快。
　　从此，何智丽在训练时，便把陈静作为头号目标。何智丽下了决心，非胜陈静不可！

　　在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受挫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四十二届世乒赛在瑞典哥德堡拉开帷幕。
　　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一起飞往瑞典。池田银行行长清龙一也和太太一起，飞往瑞典，为何智丽助威。
　　由于国际乒联对团体赛的参赛资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来自世界各国的原中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只能集中于单打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改由蔡振华任主教练。蔡振华是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三十六届、三十七届世乒赛上夺得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退役后，在意大利执教。
　　中国乒乓球队这一口在团体赛上打得不错。女子队重新夺回了团体冠军，男子队则由上届的第七名升为亚军。
　　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双、女双、混双冠军。
　　然而，中国队在单打赛中，打得异常艰难，因为大批“海外兵团”加入了单打行列。
　　所谓的“海外兵团”，有二十五人获准参加比赛。内中有：原上海的何智丽代表日本；原湖北的陈静代表中国台北；原上海的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原上海的高冬平代表新加坡；原江苏的井浚泓代表新加坡；原八一队的戴勇代表瑞士；原辽宁的徐竞代表中国台北；原河北的施捷代表德国；原河北的齐宝华代表香港；原北京的陈丹蕾代表香港；原河北的耿丽娟代表加拿大；有人把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和选手称之为“海外兵团”。
　　何智丽对于中国报刊上常见的所谓“海外兵团”的提法，表示不同意。她说，这种提法不利于团结。
　　“海外兵团”这种提法，实际上把中国乒乓球队和前往海外的中国乒乓球教练、运动员们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有的人把中国乒乓球队近年来的连连失利，归咎于“海外兵团”，更是错误的。其实，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乒乓球界人士，“本是同根生”，不应该这样对立。
　　何智丽被有些人视为“海外兵团”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在第四十届世乒赛上，所谓的“海外兵团”开始构成对中国队的威胁；在第四十一届世乒赛上，形成对中国队的严重威胁；那么，在这次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则爆出了“史无前例”的新闻，中国女队因“海外兵团”的参赛，居然丢失了从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世乒赛以来一直保持在手中的女单冠军！
　　在出赛前，中国女队心目中的主要敌手是朝鲜队的李粉姬、俞顺福，韩国队的玄静和、洪次玉。
　　完全出乎意料，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中国女队的一号主力邓亚萍和二号主力乔红，在十六进八时，都被淘汰了！
　　谁都想不到，“吃”掉邓亚萍的竟是原江苏队的井浚泓！
　　谁都想不到，打败乔红的竟是原河北队的施捷！
　　由于邓亚萍和乔红早早中箭落马，女单冠军也就与中国队无缘。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冠亚军决赛，在韩国的玄静和与中国台北的陈静之间展开。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邓亚萍、乔红、高军、陈子荷，都在一侧仔细观看。尽管陈静已是代表中国台北，但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都希望陈静能够打败玄静和。
　　二十五岁的玄静和，以二十一比十六、二十一比十五、二十一比十四，胜了陈静，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世乒赛女单冠军。
　　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将们只得默默地离开了……何智丽毕竟是五年来第一次参加大赛。她在抽签时，抽到上半区，而上半区恰恰是强手云集区，十分不利。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上海《新民晚报》就发表了记者李京红发自哥德堡的电讯：《抽签运气不妙，前程坎坷艰险，何智丽突围难度大》。
　　电讯称，何智丽作为非种子选手，由于抽签不佳，一路上要遇诸多名将：在进入前三十二名时，遇欧洲女单冠军、德国的内梅斯以及如今代表加拿大的耿丽娟；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十六名，则在争夺前八名时，可能要遇上中国队的怪板手陈子荷；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八名，则在争夺前四名时，可能要遇上这三位中的一位，即中国女单冠军。上海的唐薇依，或欧洲冠军、匈牙利的巴托菲，或韩国名将玄静和；如果何智丽进入前四名，则在争夺决赛权时，可能遇上邓亚萍或者朝鲜的李粉姬……何智丽抽签不顺利，打得也不顺利，在进入前十六名后被淘汰了。
　　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上届世乒赛，她只是观赛；这一回，亲自参赛，使她对世界乒坛的最新进展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中国男子单打也成绩不佳，连前四名都进不了。
　　“海外兵团”们虽说身在海外，其实毕竟是中国人。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总是以为是自己个人的胜利，并不以为是代表了所在国取得了胜利。
　　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井浚泓和施捷作为“黑马”，击败了中国队主力邓亚萍和乔红。然而，她们在得胜后，接受记者的采访，却这样说出心里话。
　　井浚泓说：
　　“其实，中国人到国外打球，即使拿了冠军，心里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看到所代表国的国旗升空，心里很不是滋味。”
　　施捷也这么说：
　　“我和乔红是同龄人，她能当世界冠军，不光是靠球技，还有球运。作为同一个项目的竞争者，我的球运差极了。以前我连国家队都进不了，更不敢奢望参加世乒赛了。今天能有机会一搏，我会证明我的实力究竟如何！”
　　顺便提一句，在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日本男女队在团体赛时都没有进入前十六名。人们笑谓日本队，乃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

　　朱镕墓的接见使她备受鼓舞

　　自从参加四十二届世乒赛之后，何智丽加紧了训练。说实在的，她作为人十年代的冠军，如今要参加九十年代的比赛，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
　　何智丽听说了张燮林的话：“何智丽要夺回世界冠军还是很遥远的。”她决心缩短这“遥远”的距离。
　　何智丽是一个意志非常顽强的人。
　　有的朋友劝何智丽，你不比别人，小山家的条件是所有“海外兵团”无法相比的，何必还那样拼命？
　　何智丽答道，确实，打球并非我的“谋生手段”，我完全不必靠打球“谋生”。但是，打球是我的第一爱好。我从小就喜欢乒乓球，我毕生热爱乒乓球。我是为了发展乒乓事业而拼命练球。一个人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生活才是充实的。在大阪，我完全可以整天吃吃喝喝，听听音乐，看看电视，过着很惬意的生活。其实，我以为那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整天汗流满面地去练球。我完全在“自讨苦吃”，但我很充实！
　　她邀请她的恩师孙梅英前来日本大贩，专门指导她。原先，何智丽是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夺得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如今，她要在孙梅英的指导下，再度辉煌！
　　一九九三年底。何智丽第二次夺得“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一九九四年是国际家庭年。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何智丽和她的丈夫、公公、婆婆在乒乓桌旁的大幅照片。这是千千万万日本家庭中不同于众的家庭——既是“中日友好之家”，又是“乒乓之家”。
　　最使何智丽难忘的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原上海市市长朱镕基访问大阪时，两度接见了何智丽一家。
　　一见面，朱镕基就很风趣地对何智丽的公公小山藤兵卫说：“你们娶了我们的一个世界冠军，也得还给我们一个世界冠军呀！”
　　何智丽的公公拿出那份刊登全家照片的《读卖新闻》送给朱镕基。
　　朱镕基看了报纸，很高兴地对小山藤兵卫说：“你是大阪府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如今你的家庭又成了中日友好之家，谢谢你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朱镕基很详细地询问何智丽在日本生活的情况。
　　朱镕基的接见，使何智丽这位“中国的女儿，日本的媳妇”受到很大的鼓舞。
　　就在这时，从中国北京传来沉痛的消息：何智丽的恩师、六十四岁的孙梅英，于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病逝！
　　孙梅英于一九九三年年底从日本回到北京，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突发脑溢血，急送医院抢救，曾一度好转。后来，因脑中淤血压迫呼吸系统神经，使病情转危而去世。
　　何智丽赶紧给孙梅英家属发出唁电，表达自己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在孙梅英离世之后，人们称誉她是“新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先驱者、力行者和传播者”。何智丽，其实只是孙梅英的“末代弟子”而已。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怀念乒乓女帅孙梅英》一文。那天下午，正值来沪探亲的何智丽要回大阪。中午，我在电话中告诉何智丽，今天的《新民体育报》发表了我悼念孙梅英的文章，她随即匆匆下楼，到街上去买《新民体育报》……四个多月后，何智丽终于迎来那历史性的一天——十月十三日，她终于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一口气击败了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获胜之后，何智丽跟我说，很可惜，“孙导”看不到我的胜利……言谈之间，何智丽对她的恩师孙梅英，充满怀念之情。
　　我告诉何智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上海《新民体育报》上，曾发表了《“理解万岁”》一文，向她表示祝贺。
　　我在文章中写道：
　　“何智丽这次为中国乒乓球队作出了不平常的贡献：她孤军奋战，又上了‘年纪’，居然能够夺得金牌，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队员们，应该们心自问，应当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就这个意义上讲，何智丽给中国乒乓球队敲响了反思的警钟。
　　“何智丽毕竟是上海的女儿，中国的女儿。让我们高高举起理解的酒杯，向何智丽祝贺！”
　　她跟我谈起近况。
　　叶：我还记得，在一年多以前，那次在上海华亭宾馆，我和你、小山英之相聚，也是这样的长谈，你就充满必胜的信心。那时，你刚拿到日本女单冠军，有了参加国际比赛的“入场券”。
　　我还保存着那次谈话的录音带。现在，你当时的抱负，完全实现了。
　　何：这一回，我终于扬眉吐气了！在加入日本籍的中国人之中，我是日本新闻界最关注的一个。结婚轰动，拿日本冠军时轰动，这一回又轰动……一生所求是夺取奥运会金牌何智丽坦诚地向我道出了心中的话：“我各种金牌都拿了，现在只缺一块奥运会金牌。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拿奥运会金牌。”确实，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就立下了夺取奥运会女单冠军的宏愿。
　　无奈，——九八八年的汉城二十四届奥运会，她因被“首先排除”，以致与奥运会金牌无缘。那时，她才二十四岁，风华正茂，只能坐在上海家中收看奥运会电视，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单冠军金牌落在陈静手中！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一九九二年在巴塞罗那举行时，何智丽已经二十八岁。这时，她还没有加入日本籍，没有参赛的“入场券”。她也只能坐在大阪家中收看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电视，只能眼巴巴地看乒乓女单冠军金牌落在邓亚萍手中！
　　运动员的“运动青春”是短暂的，怎么等得起四年又四年。
　　眼下，第二十六届奥运会将于一九九六年在亚特兰大举行。那时的何智丽，已经三十二岁了。可是，她依然雄心勃勃，她要把前两次失去的机会夺回来。她要在第二十六届奥运会上拼搏。
　　她向我重复容国团的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
　　她还说及，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她第三次蝉联“全日本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她在半决赛中淘汰了大野知子之后，和佐藤利香争夺冠亚军。何智丽以三比一胜佐藤，比分是十九比二十一，二十一比十四，二十一比九，二十一比十六。
　　何智丽在拿到冠军以后说：“拿冠军真难啊！我拼到了最后。”
　　尽管拿冠军“真难”．她仍乐此不疲。
　　她也跟我谈起了即将于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在中国天津开幕的第四十三届世乒赛，那又是一场新的拼搏。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自三十四年前在北京举行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后，又一次在中国举行世乒赛。已经有六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乒协报名参赛。以天津市市长张立昌为主任的世乒赛筹委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届世乒赛。
　　我告诉她，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记者在东京报道了你要参加一九九五年天津世乒赛。
　　我还告诉她，中国乒乓球队正在河北正定集训，下决心要打翻身仗。中国乒乓球队提出了五字训练方针，即“快、准、狠、变、转”。张燮林特别强调“准”，以为失去女单冠军，主要是在“准”字上欠火候。
　　何智丽说，我去天津出席世乒赛是没有问题的。我在三十九届已经拿了世乒赛女单冠军。我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奥运会金牌。另外，由于我在广岛亚运会上夺得女革冠军，我现在成了头号目标了。所以，我参加天津世乒赛，将是“众矢之的”，将更加艰难。
　　就在我即将完成本书之际，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何智丽从日本大阪打来电话。
　　她告诉我，她昨天刚从东京回到大阪。
　　何智丽是二月二日到东京去领奖的。日本富有影响的报纸《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日本最佳运动员，何智丽是六个中的一个。那天，何智丽出席授奖仪式，她当场把所得的五十万日元（相当于四万二千六百元人民币）全部捐给蒙受地震之灾的神户人民。她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事。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晚，何智丽则在电话中还向我说了一件意外之事：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当她刚从上海口到大阪，忽地接到梁英子从韩国打来的电话。
　　梁英子是韩国乒乓名将。在一九八七年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击败了梁英子，而夺得女单冠军。这一回，梁英子却给她来电，对她夺得广岛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表示热烈祝贺。
　　何智丽说，梁英子的“大将风度”，很使她感动。梁英子和何智丽同龄。梁英子早已退役，而何智丽却仍在乒坛拼搏，再度辉煌。虽说梁英子曾败在何智丽板下，但是梁英子对何智丽的拼搏精神极为佩服，而何智丽也被梁英子博大的胸襟所感动……她还告诉我，她正在为本书挑选照片。将用特快专递寄来。
　　何智丽说，亚运会之后，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动向。所以，很多记者想采访我。我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通过你的笔，转达给中国广大读者和球迷们，代我向他们问好。
　　她祝愿本书早日问世。
　　　　　　　　　　　　　　　　　　　　　　　　 一九九五年二月五日
　　　　　　　　　　　　　　　　　　　　　　　　　　　 于上海

第八章　小山婚变风波再起

　　饮恨奥运会

　　在九九五年何智丽突然退出第四十三届世乒赛之后，何智丽并没有因此而退出乒坛。何智丽仍在各种各样的乒乓球赛中出现。用她的话来说，乒乓球是她的终身爱好。如今，她仍然参加乒乓球赛，就是出自对于乒乓球的酷爱。
　　一九九六年，随着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临近，三十二岁的何智丽再度引起关注。这是因为何智丽曾声言，夺取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是她一生的最高追求。
　　在日本方面宣布小山智丽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消息之后，日本NHK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纷纷预测，小山智丽将会为日本夺得一枚乒乓球女单金牌。
　　中国乒乓球队得知这一消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尽管小山智丽早已超过“退休”年龄，但是中国乒乓球队未敢小觑。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上的赫赫战绩，使得中国乒乓球队把她排在主要对手之列。
　　中国乒乓球女队摩拳擦掌：在天津第四十三届世乒赛上，未能与小山智丽交手，这一口要动真格了！邓亚萍、乔红都以小山智丽为敌手，进行模拟训练，无论如何要报广岛的一箭之仇！这一回，小山智丽没有爆出临战急病的消息。她在丈夫小山英之的陪同下，来到了亚特兰大。她和她的先生仍是“老搭档”：小山英之担任她的教练。
　　小山英之的父母也一起前往亚特兰大。他们始终是小山智丽的最热心的观众。
　　小山智丽曾对笔者说起，她可以放弃世乒赛，但是不能放弃奥运会！因为她已经拿过第三十九届世乒赛女单冠军，所以不参加第四十三届世乒赛也没什么；然而，对于奥运会她心仪已久，苦苦等了那么多年！
　　奥运会四年一度。
　　一九八四年奥运会，她二十岁，由于奥运会不设乒乓球赛，所以跟她无缘。
　　一九八八年奥运会，她二十四岁，正处于运动生涯的顶峰期。而这届奥运会首次设立乒乓球赛金牌，然而她却因反抗让球而被中国乒乓球队排除在奥运会之外！
　　一九九二年奥运会，她二十八岁，已经到了日本，却还没有加人日本籍，无法以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这一回，她终于盼到了参加奥运会。然而，她毕竟已经是“老兵”了！
　　参加奥运会的日本女子乒乓球三名选手，有两个半是中国人：除了小山智丽之外，另一名日本选手赵多多，原先是中国辽宁队选手。还有一名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嫁给了中国人，曾在中国江苏队里接受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所以算是“半个中国人”。
　　经过抽签之后，小山智丽面临的形势跟广岛亚运会一样：如果她要夺取桂冠，必须连过乔红、陈静、邓亚萍三关。
　　在亚特兰大，小山智丽顺利地进入了“八强”，便与乔红相遇。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一场刺刀见红的比赛，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小山智丽与中国队乔红较量，争夺进入“四强”。
　　乔红在广岛败在小山智丽板下。在奥运会上抽签之后，乔红预计到很可能与小山智丽狭路相逢，越发加强了以小山智丽为模拟对象的训练。这一回，“雪耻”的日子到了！
　　一交手，小山智丽左挡右堵，两面威风，十分厉害。小山智丽很快就占了上凤，以十一比六领先。这时候，中国乒乓球队暗暗紧张，生怕广岛的一幕在亚特兰大重演。
　　教练叮嘱乔红改变战术，以拉为主，稳中有狠。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
　　然而，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小山智丽显得过分紧张，连失几分之后，又过分烦躁，竟以十八比二十一，输了第一局！
　　第一局之败，严重影响了小山智丽的情绪。但是，她镇定了一下，开始第二局。
　　在第二局，小山智丽一直领先，比分到了十九比十四。观众席上的几十名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啦啦队不断发出欢呼声。
　　如果她再这么发挥下去，眼看着就可以赢了第二局。
　　然而，在这遥遥领先的优势下，叫人看不懂：小山智丽竟然连失七个球，输了第二局！
　　到了第三局，小山智丽再也没有那股锐不可挡的勇气，以十六比二十一失利。
　　乔红战胜小山智丽，顿时成了奥运会的热门新闻。
　　关于小山智丽之败，众说纷坛。
　　有人说，那是因为她的教练——夫君小山英之太不在行。就教练的水平而言，他连三流都算不上。倘若小山智丽有个像孙梅英那样的教练，未必败在乔红之手。
　　小山英之则辩解说：“不是乔红打败了小山智丽，是小山智丽自己打败了自己！”
　　这话怎么说呢？小山英之说，小山智丽太紧张了！
　　据小山智丽自己告诉笔者，她确实过于紧张。她前一天就没有睡好。上场之后，情绪紧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
　　小山智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这么回答：“我的技术有一半没能发挥出来，而且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就非常焦急不安。”
　　小山智丽接着说：
　　“但是，比赛就是比赛，有赢家也有输家。所以，胜败乃兵家常事。”
　　就乒乓球技艺而言，小山智丽绝不亚于乔红。然而，由于情绪紧张，再加上教练无能，所以也就饮恨亚特兰大。
　　其实，她与奥运会金牌无缘，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从一九八八年起，苦等了八年。八年之后的她，已经非八年前可比。
　　尽管何智丽在奥运会上败北，但是对于她来说，能够参加奥运会，已经圆了她多年的梦。

　　在新加坡再度扬威

　　小山智丽在奥运会失利之后，并没有迟出乒坛，她依然活跃在各种比赛之中。
　　就在奥运会结束不久，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小山智丽出现在新加坡，参加第十三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这一回，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两大主力邓亚萍、乔红没有参赛。邓亚萍出访欧洲，乔红则已经退役。
　　中国乒乓球队派出以新手王晨为主力的女队前往新加坡。
　　在新加坡，小山智丽再度扬威，显示了她的不凡实力。
　　在团体赛半决赛时，作为日本队主力的小山智丽，连胜中国队的王楠、李菊，为日本队拿下两分。最后，中国队以三比二险胜日本队。
　　紧接着，在女单比赛中，小山智丽一路夺关斩将，先是打败中国队的王楠、李菊，进入决赛。这时候，她的对手是中国女队主力王晨。
　　小山智丽并没有小觑王晨。事先，她知道在这次比赛中的主要敌手是王晨，便针对王晨，进行了一个月的专门训练。
　　小山智丽面对上晨，显得胸有成竹，心理压力远比奥运会校小山智丽正手进攻凶狠，反手击球稳健，使王晨无法阻挡。小山智丽一口气连胜王晨三局，夺得了冠军。
　　屈指算来，这是小山智丽第四次夺得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冠军。
　　小山智丽再一次显示，她仍是当今乒坛上富有实力的女将。她已经三十有二，居然在新加坡战胜了本届所有的中国乒乓球女将！
　　在四十四届世乒赛突然弃权
　　刚刚在奥运会击败小山智丽的中国女队，面对新加坡的惨败，不由得又把小山智丽列为最主要的对手！
　　人们对一九九五年天津第四十三届世乒赛记忆犹新，转眼间，两年时间飞逝，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五日，第四十四届世乒赛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
　　大赛尚未拉开帷幕，记者们便纷纷采访徐寅生、李富荣。
　　徐寅生声言“形势不容乐观”，李富荣也出语谨慎。他们特别是在谈到“女单”——谁捧盖斯特杯时，都提到了小山智丽。他们以为，只有战胜小山智丽，中国队才有希望夺得女单冠军。
　　中国公布了参加四十四届世乒赛的中国女队名单，共十三名战将：邓亚萍、杨影、李菊、王晨、王楠、王辉、邬娜、张辉、朱芳、乔云萍、林菱、成红霞、龚跃春。
　　中国女队原先的主力乔红和刘伟，已经退役。
　　这样，中国女队除了邓亚萍是久经沙场之外，其余都是新手。中国队寄希望于邓亚萍——尽管邓亚萍在广岛亚运会上也曾败于小山智丽板下。
　　中国女队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一点六岁，而这时候小山智丽已经三十有三，超过中国女队平均年龄十一岁！
　　由于乔红退役，就世界女子乒坛而言，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邓亚萍、小山智丽和陈静。
　　乔红的退役，给小山智丽增强了取胜的信心——因为在奥运会上，小山智丽正是败在乔红手下。
　　人们拭目以待，“三足鼎立”的三员女将谁捧盖斯特杯？
　　据云，中国女队在四十三届世乒赛时，便以小山智丽为主要对手进行训练，只是由于小山智丽突然“生病”，使中国女队的一系列准备全都落空。
　　这一回，中国女队仍以小山智丽为主要敌手进行训练。尤其是邓亚萍，估计在曼彻斯特极可能与小山智丽争夺桂冠，而且邓亚萍又有过广岛之败，所以花费很多时间进行对小山智丽的“战前准备”。
　　在团体赛开始的时候，小山智丽每场必上，在与韩国队对阵时，为日本队夺得了两分。
　　由于日本队与中国队编在一组，紧接着，要与中国队对阵。
　　中国队以为这下子必定要与小山智丽遭遇，全队在战前针对小山智丽作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作了丢掉两分的估计——在与小山智丽交手时，中国队可能会丢掉两分。但是，中国队一定能够打败日本队其他选手，从而以三比二取胜。
　　在比赛开始之后，中国队教练陆元盛感到异常惊讶：日本队竟然没有打出小山智丽这张“王牌”！
　　在小山智丽缺席的情况下，日本队输了，但是中国队的杨影仍丢了一分。
　　日本队为什么不派小山智丽上场？
　　不得而知！
　　经过推测分析，人们得出的解释是：日本队在团体赛与中国队对阵的时候，撤下小山智丽，可能是日本队考虑到即使让小山智丽上场，也打不过中国队。与其如此，不如让小山智丽休息，集中力量夺取女单冠军！
　　在中国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之后，女单冠军争夺赛便拉开帷幕。
　　经过抽签，小山智丽排在上半区。对于她来说，排在上半区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世界女子乒乓第一号种子选手邓亚萍，也排在上半区，要与她遭遇。此外，在上半区还有中国队的王辉、李菊，韩国的柳智惠，朝鲜的金弦姬等。
　　女单比赛开始了。
　　五月三日中午十一时四十分，拉脱维亚选手卡拉佐娃早早已经上场等候。她的对手，便是小山智丽。
　　令人费解的是，小山智丽迟迟没有露面。
　　裁判、观众、记者们都到场了，却不见小山智丽的身影。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日本领队通知裁判：小山智丽不参加女单比赛！
　　这消息顿时传遍了第四十四届世乒赛赛常在四十三届世乒赛，小山智丽在临赛前突然生病，不去天津，引起新闻轰动；这一回，小山智丽又以出人意料的弃权行动，引起了新闻轰动！
　　记者们、特别是中国的记者们，感到不可理解。
　　记者们到处寻找小山智丽，却见不到小山智丽。
　　记者们寻问日本队领队，领队答复说，小山智丽“独来独往”，她不跟日本队员住在一起。记者问日本队领队：“小山智丽为什么突然弃权？”
　　日本队领队这么说明：“小山智丽身体不佳，不能参赛。她不仅放弃参加女单比赛，而且也放弃双打比赛。”
　　记者们感到纳闷：前几天，在团体赛刚开始时，小山智丽不是打得很不错吗？怎么会突然“身体不佳”呢？
　　日本领队这么解释：“小山智丽的肩伤未愈，原本就不打算来曼彻斯特，但是为了日本队的荣誉，还是坚持来了。在团体赛之后，她患感冒，发着低烧，而且嗓子疼，不能参加比赛。
　　所以，她最后听从了家人的意见，决定放弃比赛。”
　　记者们穷追不舍，在曼彻斯特找到了前来助兴的小山智丽的公公小山藤兵卫。
　　小山藤兵卫证实了日本领队的话。他作了这样的答复：“小山智丽弃权的原因，是她腰部有伤。正因为这样，日本队在四月十四日就到达曼彻斯特，而小山智丽为了养伤，直至四月二十二日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到达这里。她是日本队的主力。在团体赛中，在与韩国队交战时，她勇猛地夺取了两分。但是她打得太累了，伤病复发，所以在日本队与中国队的团体赛时，她就无法上常虽然她休息了一下，仍然没有把伤养好，所以她不得不在女子单打与双打中弃权。”
　　小山智丽一家，提前打道回衙了。
　　由于小山智丽弃权，中国队除去了“心腹大患”。这样，不论是四十三届世乒赛，还是四十四届世乒赛，女单冠军都是在小山智丽没有参赛的情况下产生的。

　　面临婚变风波

　　从曼彻斯特回到日本大阪，外人莫知，小山智丽家中爆发了“战争”……她忍受着内心的巨大痛苦。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向来好强而又爱体面的她，一直把家庭的变故，瞒着新闻界……自从广岛亚运会之后，在小山智丽被骂为“卖国贼”之后，她每一次回上海，都是悄悄的。众所周知，由于她有许多不便之处、难言之处，她回上海不愿接受上海记者的采访。所以，她回娘家，从不惊动上海的新闻界。
　　但是，出于多年的友谊，她回到上海，总给笔者打个电话，或者小聚一回，聊聊自己的近况和心境。
　　笔者感到有点异常的是，一九九七年年底，她没有回到上海，往年，由于她的公公年年要到中国苏州谛听新年的钟声，她也就随着公公、婆婆、丈夫一起回到中圆，来到上海。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夜，电话耳机里又响起熟悉的声音。她告诉我，又一次回到上海。
　　这一回，她是从香港取道上海回大阪。她说，已经很久没有回上海。她的右手患腱鞘炎，日益严重，影响成绩。在日本治不好。听说香港有治这病的专家，她就专门飞往香港医治。不过，香港医生要求她在香港住一个时期，治一个疗程，而她赛事繁多，无法在香港久留，这次，在香港治病之后，顺路回上海。
　　她时间很紧，只住两天就走。本来想在第二天与我一起喝午茶，但是临时有事，未及晤面。她是一个新闻不断、风波不停的人物。这次，在电话中，她告诉我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她与小山英之分居了！
　　据她说，事情的起因，是小山英之跟一个“小队员”，发生不正常的关系！
　　这个“小队员”，本是她手下的队员。她是日本池田银行乒乓球队的教练，小山英之则是总教练，手下有许多队员。这个“小队员”是日本人，才一米四多，比小山英之小二十二岁。她是在从曼彻斯特回来后，发现小山英之有了外遇。
　　她很严肃地向小山英之提出，要求他与那位“小队员”立即停止不正常的关系。
　　小山英之向她承认了错误，并表示不再与那位“小队员”来往。
　　然而，非常遗憾，她发现，小山英之仍用手机与“小队员”联络。
　　她无法容忍，在一九九七年六月，搬出了小山家，住到池田银行俱乐部。
　　从此，她与小山英之分居。
　　她要求与小山英之离婚。然而，小山英之却一直拖着。
　　一九九八年四月，她不得不向日本法院正式提出，要求与小山英之离婚……池田银行非常尊重她。池田银行把小山英之除名，任命她为乒乓球队的总教练。
　　尽管如此，她一直对新闻界保持着沉默。她关照笔者，不要把她这一婚变消息“捅”出去。笔者尊重她的意愿，没有向新闻界透露这一消息。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三日，第十四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大阪举行。
　　大阪已经成了小山智丽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举行第十四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她又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十月三日，她与中国队王楠交手，人们以为她必胜无疑，因为她曾十分轻松地打败过王楠。
　　但是，她上场后，显得精神不振，竟然败在王楠板下！
　　记者们追问她，为什么连王楠都打不过？
　　她说出了实情：一年来婚变困扰着她，严重影响了她的情绪……她这时候说出实情，因为她与小山英之的离婚，已经诉诸法院，迟早会被新闻界知道……顿时，这成了轰动性的新闻。
　　这是因为在九年前，当地东嫁，从何智丽改为小山智丽时，那高规格、隆重而又盛大的婚札，曾轰动东瀛。日本各大报以整版刊登这位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与小山英之的婚纱照片。“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谁都未曾想到，如此圆满的异国婚姻，在九年后会破裂。
　　从何智丽变为小山智丽如此轰动，如今再从小山智丽变为何智丽，也引起轰动。
　　翌日——十月四日，日本各大报都发表了小山智丽将与小山英之离婚的新闻。
　　十月五日，上海《文汇报》率先转载了来自日本的新闻。当天，上海《新民晚报》又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消息。
　　十月六日，中国各报刊载《小山智丽又将姓何》的新闻。
　　其实，如果笔者要发布这一新闻的话，首发者必定是笔者——诚如她不参加第四十三届世乒赛的新闻是由笔者首次发布一样。
　　记者们当然也紧紧追踪小山英之。小山英之抱怨说，结婚那么多年，没有孩子也是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之一。他说，小山智丽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而他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何智丽则告诉笔者，所幸，她与小山英之还没有孩子，不然，离婚对孩子的打击太大了。
　　她不是不会生孩子。她说，她一心扑在乒乓球运动上，扑在事业上，生了孩子，他怎么还可能在沙场上拼搏？
　　她说，她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她不是那种丈夫的“附属品”。她以为，她与小山英之的缘分已尽，分手是正常的。尽管这是由于小山英之对爱情不忠引起的。最初，她曾痛苦万分，心理上受到极大压力。如今，意识到这婚姻已经无可挽回，也就不再有所留恋，也就想通了。
　　确实，她可以说是“女强人”、“事业型”一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常常遭受婚姻的不幸。她仍把事业看作高于家庭。正因为这样，她并不把这次婚变看得太重。
　　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与结婚九年的小山英之离婚，成了她一生中的第四场大风波。这场风波尚在进行、发展之中……是是非非何智丽我采访过许多世界冠军，然而，何智丽是一个特殊的冠军。正因为这样，我对她的采访，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和她相识十年，我对她的采访也持续了十年。我们从最初的采访关系，到后来变成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我对她的了解，也从最初的多少奖杯、多少胜负的夺冠史，到后来深入了解她的心路历程。
　　在我的眼中，何智丽是一个鲜明的人：她的优点非常鲜明，她的缺点也很鲜明。她对于乒乓球运动的执着，令我非常感动；然而，她在获胜对面对日本记者那些随口而说、非常冲动的话，却又令我感到遗憾。
　　何智丽给我极深的印象，是四个字：要强好胜！
　　在我的眼中，她又是一个倔强的女性。十年间风波不断，她以非凡的毅力从风波中挺了过来。她的拼搏，不仅仅在墨绿色的乒乓球台，更多的是在她的人生之路。何智丽的是是非非，其实全是由她的“复出”引起的。
　　在何智丽变为“小山智丽”之后，如果她安安心心当个“日本媳妇”，生儿育女，她完全可以惬惬意意，养尊处优，成为小山家的“少奶奶”。她的公公小山藤兵卫是日本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她的世界冠军的不平常身份，她完全可以扮演中日两国“友谊天使”的角色——只要她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说些友好的话，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或者企业投资做点牵线搭桥之类的工作，她就会在中日两国都受到好评。
　　然而，她却成看小山家的“少奶奶”不做，偏要复出乒坛。
　　何智丽为什么要“复出”呢？对此，我听到各种说法。
　　有人说，这是何智丽在日本要“谋生”嘛！
　　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对何智丽在日本的生活不了解。固然，中国许多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出国是为了谋生，固然何智丽的先生只是日本一位土木工程师，但他的父亲却是大阪的大企业家。他家两幢花园洋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住一幢，公公、婆婆住一幢。所以，何智丽在日本过的并不是“打工仔”的生活，她完全不必去靠打球挣钱。她甚至把自己打球所得的奖金捐给日本神户地震灾民。所以，从经济利益角度去解释何智丽的“复出”，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这是何智丽的“复仇心理”在驱使。何智丽要“复”什么“仇”呢？那就是当年中国体育界某些领导因为她反抗“让球”，把她排除于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的名单之外。如今，何智丽要给中国乒乓球队一点“颜色”看看！
　　我不能说没有这种因素。不光是何智丽，何智丽的恩师。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孙梅英也曾多次跟我谈起，把何智丽排除于奥运会参赛名单之外，是极其错误的。但是，那只是中国体育界个别领导的问题，何智丽大可不必因此跟中国乒乓球队“作对”。在我看来，何智丽“复出”的根本原因，用她自己对笔者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对于她来说，“乒乓高于一切”！
　　他的父母曾送给我一帧何智丽三岁时手持乒乓球拍的照片，她从小就爱上这小小的银球。她是个性极强的女性。远嫁日本，在盛行“大男子主义”的日本，不是丈夫改变了她，却是她改变了丈夫！小山英之原本并不会打乒乓球，只是在接待上海乒乓球队来访时，认识了何智丽，为了与何智丽有共同的爱好，他去学打乒乓球。婚后，在何智丽的“培养”下，他成了她的教练。何智丽甚至影响了她的公公、婆婆，不论何智丽到哪里比赛，公公、婆婆也随着飞来飞去，成为观众席上最热心的观众。所以，何智丽成了小山家的“中心”也正是出于对乒乓球运动的酷爱，何智丽宁可结婚九年不生孩子。
　　至于她穿上日本队球衣，何智丽曾对笔者说，“这是无可奈何的！”她说，你要参加世界性的比赛，总不能说，你是以何智丽的名义参赛，你必须加入某个国家的球队。我嫁到日本去，加入了日本籍，当然只能以日本队队员的身份参赛。她还说，“我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过去侵略过中国，所以中国老百姓对日本、尤其是对‘太阳旗’，有一种特殊的心理。如果我嫁到泰国去，作为泰国队队员打球，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可是，我无法选择。再说，日本军国主义并不等于今天的日本。至于胸前要别日本‘太阳旗’标志，那是每一个日本队队员都要佩带的呀！”
　　我提及，中国观众在观看电视转播时，听到她在赢球的时候说“要唏”，很反感。她很惊讶。因为她在日本久了，说惯了“要啼”，这正如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会随口说“OK”一样。
　　我又说，你在广岛打败邓亚萍，夺得冠军时，对记者们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有人就说，这表明你为日本夺得冠军，比过去代表中国夺得冠军“高兴”。她又感到惊讶，说“怎么可以那样理解的呀”！她说，我从一九八九年去日本，整整苦练了六年，这才在广岛夺得冠军，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
　　是是非非，何智丽众说纷坛。在我看来，评论何智丽，该集中在两个原则问题上：第一，刨根究底，何智丽从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友”转为今天的“劲敌”，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在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反抗“让球”。
　　“让球”，中国乒乓球队曾经称之为“集体主义的结晶”。
　　“光荣的传统”。其实，“让球”就是打假球！为冠军，B就必须“让球”给A，不然就是“不服从组织”，何智丽在恩师孙梅英的鼓励下，第一个站出来，向“让球”歪风发起挑战，使中国乒乓球队这一歪风在世界上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讲，何智丽立了一大功——尽管她因此遭到了打击报复。遗憾的是，何智丽反抗“让球”，原本是“是”，至今仍有许多人以为是“非”。
　　第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能狭隘地理解“爱国主义”。
　　何智丽是通过合法的婚姻嫁到日本并加人日本籍，取得参赛资格，这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何智丽参加日本队是“卖国”，那么如何看待施拉普纳？如何看待中国足球队引人的“洋将”？如何解释中国足球名将加盟英国球队？广而言之，如何看待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李政道？如何看待在出国潮中涌向国外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们？我们不能忘记在五十年代对杨振宁、李政道曾经采取的极左政策。
　　其实，何智丽对于祖国充满深情。她不擅政治性言谈，但是，她以很朴素的语言，谈到了自己的祖国。我记得，她曾跟我谈起两件小事：有一次，她说起自己过去作为国家队队员，虽然到过许多国家，但是在国外始终生活在队友之中，跟外国人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自从嫁到日本去，她生活在日本人之中。她颇有感触地对我说：“别看有的日本人天天说‘日中友好’，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太穷！
　　我多么希望祖国早早强大起来，我们在日本的中国人也让人看得起！”
　　又有一次，有人说，骂何智丽是“卖国贼”当然不对，但是你何智丽不能不考虑到，你得胜时徐徐升起的毕竟是日本旗，而不是你何智丽家的什么旗！何智丽却对我说，当她获胜，日本报纸说，“到底是中国人了不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尽管何智丽已经加入日本籍，已经变成“小山智丽”，但是在日本人眼中，她仍是中国人。日本人以为，日本的乒乓球队员不行，只有中国人才行——你看，日本人那么多年，没有拿过乒乓球世界冠军，何智丽去了，就拿了冠军，到底中国人聪明！到底中国的乒乓球水平高！在日本的中国自学生们，也都为在日本有何智丽这样杰出的同胞而感到自豪。
　　何智丽曾多次说，她能有今天的球艺，除了个人的努力，她永远不忘祖国的培养。
　　她在四十三、四十四两届世乒赛上主动弃权，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其实她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她给昔日的中国队友们让了一步。
　　纵观何智丽的曲折历程，她先是因反抗“让球”受压，外嫁后如今又因婚变而将离异，她始终处于不顺心的境地。在是是非非的纷纷议论中，还是多给她一些理解、一些同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