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3精品资料站:“父亲背后坚强的家庭梯队”

     开始关注张仃，是因为在诗人北岛的小说《七十年代》中，看到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书中讲述了30位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末成为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能量、还存有争议、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的北岛、“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看到数以万计的粉丝在微博中追捧张郎郎的才学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记者联想到了他的父亲。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国徽、全国政协会徽以及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系列邮票、宣传画也凝聚着他的智慧；他还参与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就是张仃，此后，在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分别举办的几届世博会的中国馆也出自他手。

    不止于此，张仃还设计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长城饭店等处都悬挂有他的巨幅创作。其子张郎郎也继承了父母的“文化基因”，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职教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父子两代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传奇？今年新年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张郎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从囚徒到流亡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张郎郎感慨自己离开祖国很多年了，但不曾想“乡音无改”却成了他这些年来赖以谋生的本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了尚未回归的香港，在那里住了8年，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用乡音——地道的北京话教中文。也给当地杂志写京味儿的小说，一来是怀念，二来是过瘾。离北京越远，越体会到北京话的魅力。”

    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先后在“育才”、“一○一”、 “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政务院办公室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张郎郎说，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想避开外部的干扰。我们没想用诗来反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8年，张郎郎因成立“太阳纵队”等“罪行”，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被判了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雷马克在《流亡曲》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决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8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去年，我的最后一位学生，就是现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应该晚几天退休，就可以教完骆家辉先生，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全球各地生根开花！’”张郎郎则笑答：“‘一招鲜，吃遍天！’这句老话，现在应该改成‘学好北京话，走遍世界都不怕！’”

    他感叹，他这个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如今到这么远的地方落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我们在国外，的确存活艰难。”

“毕加索加城隍庙” 

    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在90多岁时还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小学生。”在艺术上，他是位顶级大师，而在生活中，却一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张郎郎说，“人们说我爸是‘包装新中国’的大美术家，是中国美术的‘立交桥’。人们在赞扬着他的才华，在感慨着他的机遇，生正逢时！但他们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必需的铺垫，不单在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的。”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20世纪30年代，他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他来到延安，和作家萧军合作，在当地创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这一年，张仃 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设计并挂上8个巨型宫灯，用这一传统文化语汇给天安门增添了光彩。

    张仃曾被称为是毕加索的东方知音。1956年，他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估计毕加索受了齐白石作品不少的影响。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不可小觑。次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画风。上世纪60年代，他历时半年，带领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创作了一批经典作品，如《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次展览后来却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也有昔日的同事指出，他的画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而张仃对这一切似乎毫无觉察，一发不可收拾，陷入狂热的创作中，到“文革”前夕，已完成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

    在“文革”中的“黑画”批斗会上，有人责问，张仃的《苍山牧歌》“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这一时期，对于张仃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最惨烈的浩劫。

家中的“伙头军” 

    张郎郎告诉记者，艺术家永远是个孩子，而时代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美术院校去当领导。“特别是‘文革’期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父亲受到猛烈的冲击。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想不通。殊不知父亲能走过那段艰难岁月，全在于他的背后有一个坚韧的梯队，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这就是以我母亲陈布文为首的整个家族，包括姐姐陈乔乔、大哥耿军、我、弟弟大伟、寥寥、沛沛。”

    陈布文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和张仃结识，互慕才华，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共有6个子女。1938年，陈布文来到延安，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母亲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已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她非常理性，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

    “文革”期间，陈布文为保护张仃，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我家每个人都尽心尽力保护父亲。”张仃的几个孩子，都或多或少继承了父母的文学气脉。张郎郎的弟弟张大伟原是北师大实验中学中文教师，他向记者回忆了当时家中所经历的惨烈场景：

    一天凌晨，造反派咆哮着冲进屋来要带父亲去参加斗争会。经多次交涉无果后，母亲嘱我陪父亲同去。我搀扶着颤颤巍巍的父亲上车，然后在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声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声中，我和他一起走上批斗台。父亲发烧站不稳，我只能半抱半架着他，我的上台又使父亲更痛苦，每次批斗后，他大汗淋漓，闭着眼，靠在车后，一声不吭，没人注意时，他就静静地握着我的手。总算挨到批斗会结束。我搀扶着父亲最后一个走下批斗台，穿过疯狂挥手叫喊的人群，筋疲力尽地离开会场。走到无人处，父亲示意停一下，然后走到小树林里，坐在几棵横乱堆放的木头上，低头抱膝，呆坐许久。忽然一声嚎叫，那并非口中发出的，而是胸腔中挤出的凄厉而痛苦的嚎叫，是我从未听过的，那是令人浑身发凉的灵魂悲愤的呼叫，一声，又一声……终于，一切又归于平静。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了起来，整整衣服、头发，嘶哑地对我说，大伟，我们回去吧，别让妈妈看出来……

    快到家时，我看见远远的楼上，母亲在阳台上站着，她瘦削的身影，一动不动，显得那么孤独与忧伤。我知道，母亲一定站了很久了。父亲闷头往前走，我在后边悄悄向楼上的母亲招招手，母亲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但什么也没说，父亲则显出轻松的样子，继续迈着大步往前走……

    那晚，在父亲的病床边，母亲给父亲读书到很晚，读的是雨果。

    后来，哥哥邀了几个好友在家中聚会。大家唱《马赛曲》、唱《光荣牺牲》，听贝多芬的《悲怆》，朗诵诗歌。屋里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父亲和母亲静坐旁边。郎郎朗诵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我朗诵拜伦的《致托马斯·摩尔》……

    原本，每天天一亮，哥哥就高唱格林卡的“听这歌声多嘹亮，响遍天空大地”首先起床，我们也跟着歌声起来；那时，还有如莫扎特的《渴望春天》，是欢快优美的旋律：“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木穿上新衣，让我们来到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然而，转眼间，一切都失控了。

    张仃一家之后的处境更为艰难，张郎郎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判死刑。他回忆，“父亲为此一夜白头，母亲一方面为我担忧，另一方面又怕父亲想不开，她坚强地支撑着这条暴风雨中之船，在千辛万苦中继续前行。”不久，张郎郎的姐姐、哥哥和父亲都被关入牛棚或隔离，两个弟弟也下乡务农了。“母亲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分别一一安排；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她一个人撑起整个一个家。”

    让张郎郎欣慰的是，“文革”十年中，许多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大义灭亲”，这是时代的悲剧，可以理解。而他们的家始终同心同德，一起最终熬过了这“九九八十一难”，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父亲张仃得到第二次生命，迎来他艺术的再度腾飞。上世纪70年代初，张仃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我们6个子女，也都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各自踏上自己的征途。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65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激励我们前行。”

    陈布文去世后，根据生前愿望，儿女把母亲葬在庐山。陈布文的墓地极为简朴，张郎郎说，“父亲曾说，母亲是极朴素的人，一生甘愿平凡，不要用多余的装饰玷污了她。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我们6个孩子，在中间充当不称职的梁柱。我们的父母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向上的动力和脚踏实地的根基。我们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