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与香子兰主题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应转向“幸福主义”[中国改革论坛]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应转向“幸福主义”   Post By：2010-6-17 9:23:26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 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了30年，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2010年上半年显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预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深层矛盾。本文以经济视角为主，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压力、宏观经济决策两难处境、经济转型可能要“过紧日子”的简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应转向“幸福主义”。
[关键词] 经济发展   两难处境  “三降一增” “幸福主义”


中国的宏观经济高增长态势，已面临诸多压力，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也面临多个两难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谈论中国经济转型，到底如何转型？“两难”是难在哪里？目前还没有全面、系统的实证、逻辑分析，更没有一个统一、科学、高屋建瓴的共识。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压力

1、通胀与通缩压力。执行了一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显现出它的负作用——通货膨胀。甚至有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不是“通胀”问题，而是“通缩”问题。即“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同时存在。

通俗地讲，通货膨胀是物价持续上涨，超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速度，货币供应量大，商品涨价，货币贬值，投机放大经济泡沫，泡沫破灭则成经济危机。通货紧缩则与通货膨胀相反，货币供应量不足，物价下降预期强烈，持币待购，企业经营困难，最终造成经济衰退。

结合中国当前实际，“通缩”是指社会价格总水平即商品和劳务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本币对外币价值持续升值的过程。也就是国内物价上张，货币处于贬值状态，人民币对外币却是处于升值状态，即“内贬外升”。中国目前的经济状态是以通货膨胀为主，通货紧缩是预期，是一种可能性。出不出现通货紧缩，要看中央宏观经济决策的主旨是什么。如果继续执行原刺激政策，经济泡沫必然会破灭，如果执行紧缩政策，经济必然衰退。

人民币“内贬外升”的态势，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从2005年人民币升值时就开始了，到2007年达到极值。由于2007年底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打断并隐去了这种人民币“内贬外升”的态势继续发展。但因应对金融危机，刺激了中国各级政府投资的习惯性冲动，一下子规划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央放一寸，地方放一尺，2008-2009年，地方政府加大投资的债务已达7.38万亿人民币[1]，若加上乡镇和村级负债、高校负债等，政府的财政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

央行收购外币顺差放款和宽松的放贷政策，基础货币供给量超历史，使中国社会货币流通量成惊人数字增长，促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物价飞涨、矿产品和资源类物价上涨，早已产能过剩或新增过剩产能行业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强劲。靠行政力量“淘汰落后产能”最终不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能量。

2、消费增长弱势压力。执行了一年多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外贸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保证了经济过8%的增长速度。但财政政策刺激下的消费加上居民正常消费的增长比例，并没有显著的高增长。消费、外贸和投资“三架马车”相比较，消费仍处于弱势。反而，居民手中的投资性资金，在各种农产品等市场上兴风作浪，强化了通货膨胀的社会心理预期。

若财政刺激消费政策退出，没有后续消费递补，消费也必然出现乏力现象。

3、社会分配扭曲压力。《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报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通过收入法、资金流量表核算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依据收入法计算：1993—2007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68%增至14.81%，增幅为3.13个百分点，企业的资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个百分点；而居民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则下降7.08个百分点。”

无论是与新中国历史上的分配份额比照，还是与国际上的通常分配占比看，这一分配格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调整分配结构，就必须压缩政府和企业的分配份额，在存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没有政治决策，要扭转这一局面，难度相当大。

4、对社会不满心理压力。2010年上半年有六起凶犯屠杀儿童事件；有富士康“12连跳”事件；接着又有本田工人罢工事件；湖南永州枪击法官与多起持刀杀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虽然情况十分复杂，态势可控，尤其是富士康“12连跳”既有社会、工厂的原因，更有个人心理承受能力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反映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中，隐匿有对社会现象不满的心理苗头的涌现、集聚的可能，它直接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5、腐败与黑社会的压力。毋容置疑，中国社会官员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主要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没有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不择手段索取经济利益，对社会示范效应与毒化作用不可低估，它已经漫延至全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富裕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这1%的人口中，包括六类人群，一是腐败官员；二是黑社会头目；三是国有垄断大企业高管；四私营企业主；五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公司股权所有者；六是走私、贩毒、赌博、组织卖淫等违法团伙主要成员。关键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认为这1%的暴富者，其高比例的私有财产来源途径、获取的手段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占比极低，即便是合法收入也是不公平的社会政策使然，更何况大量的是非正当性的非法所得。

6、社会贫富差距的压力。据《中国证券报》2010年6月1日报导，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在世界银行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产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3]。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4]。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二、宏观经济决策两难处境

一方面，面对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明摆着的。尤其是2010年中国社会表现出各种问题与矛盾，似乎正在抵消与遮蔽30年改革开放的正面效应。而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到底如何转型，许多问题处于两难境地。例如：

1、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是该退出还是继续执行？长此以往，肯定不行，只能说暂时保持原有刺激状态，最终退出是必然，但什么时间退出，很难把握。

因为，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把许多产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阶段，如钢铁、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量与对销售市场的依赖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如果不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其生产量与销售量，肯定要发生变化，生产下降，市场萎缩，必然出现工人下岗的现象。那么，本来世界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只有外贸一个行业，现在就可能直接导致国内多个行业进入危机状态，也就是世界金融危机第二波，变成了对国家经济的全面冲击。这是任何人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经济矛盾是明摆着的，如钢铁行业，铁矿石受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大世界铁矿石巨头所垄断，价格从2006年50多美元每吨（高品位矿沙）上涨到2010年三季度的147美元每吨。如果钢材价格不涨，钢铁行业将出现全面亏损。2009年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国家只能出台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政策，取制盲目扩张。如果国际市场需求没有大的增长变化，这些过剩行业的发展必然不可持续，可能带来经济下滑。

在中国经济存在“二次探底”与产能过剩行业无以为继的两种可能都存在的前提下，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是该退出还是继续执行都是一个问题。似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衰退，已经是历史的必然，如何既避免经济衰退，又能实现刺激政策退出，是中国经济宏观决策最大的两难问题。

2、中国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现象，是全社会的共识；大中城市房价过高，价格上涨过快也是事实；国家宏观调控如何做到既不出现房地产企业大量倒闭，银行不致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又能使用房价降下来，让住房需求者买得起房，很难把握。

房地产业涉及到上下游40多个行业，其中的就业人数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而且，大多是中低收入者的就业岗位，房地产行业一有风吹草动，就直接影响到中低收入者的就业问题。关键是，如果房价下降过猛，必然对原有购房者的心理冲击最大，银行贷款还不上，就必然出现美国式“次贷危机”。其次，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中国城市房地产业还有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可能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彻底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如果因为宏观调控使大批房企倒闭，与社会发展方向和解决住房问题的初衷相悖。中国房地产业调控，是中国经济两难问题具有指标性、典型行业。

3、经济发展模式由外需增长型向内需增长型转轨，需要时间，而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预期没有留给我们时间与空间；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一直存在，并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在升值与涨工资之间选择，必定涨工资比人民币升值更合民心、体民意；在外需增长动力暂时不能放弃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与涨工资的结果是一样的，外贸增长与人民币升值、涨工资之间，很难把握。

影响外贸价格的因素有多个，主要、直接、立即产生效果的因素有五：即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上调退税空间已基本不存在）、工资水平三个政策性因素和原材料和销售价格两个市场性因素，政策三因素变化就直接影响外贸出口价格与企业盈利。

然而，我国外贸企业，大量就业的是加工贸易，对价格反映敏感，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也在争夺这些加工企业，而这些企业正是中国城乡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主渠道，我们不能主动放弃这些就业机会。因此，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待遇，有国情的制约与现实矛盾。最能说明问题的，富士康如果因为上调工资66%，把一部分加工贸易业务抽回台湾，就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目前，涨工资与外需增长是有矛盾的；人民币升值，更是弊大于利的馊主意。

三、经济转型就要过“紧日子”

通过上述典型的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必须转型、转向，即由外贸增长型向内需增长型转轨。这种转轨必然出现四种现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外贸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下降、消费增长。

第一，消费增长。国内消费增长，必须提高普通劳动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橄榄型分配格局。这就直接带来加工、产品和服务成本提高，影响到外贸品的价格上涨，外贸增长速变下降。这一部分下降与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增长，不一定能与外贸下降是一对一的持平状态。如果能够抵消掉外贸下降带来的就业下降与经济贡献降低，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福星。但转轨之初，肯定没有这个可能。

消费增长不仅只有提高收入一个途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覆盖率，降低生存支出，提高生活品质、非必需品支出。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项目支出下降等，也能促进消费增长。

第二，投资下降。2009年的投资高增长，是世界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的特有措施，它是用来抵消外贸下降带来的经济下滑的举措，是不可持续的。重要的是摸索出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合理投资规模，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般都要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在宏观经济把握上，事实上投资被政府用来应对消费和外贸变化的调节器，不能否认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关键问题是，投资方向的把握，最让社会诟病的是政绩工程。现在的问题是“一投就过剩，不投就短缺”。即使是基础设施，也有一个论证与质量问题，如城市地下排水工程、新建筑寿命短问题，就突显了中国近3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毛病所在。

第三，外贸增长速度下降。加入WTO前后，中国外贸连续7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9外贸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同比降13.9%，仍位居世界第一。在未来，外贸增长再也不可复制这种高增长了，增速必然下降。既要放弃依赖外贸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又要舍弃刻意追求外贸顺差的固有思维定式。重点要放在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平衡上。

第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短期内，投资和外贸“两架马车”同时处于下降趋势，如果国内消费提高速度跟不上二者的下降速度，整体经济必然增速放缓。从历史经验看，国内居民消费，如果没有新的消费热点产生，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高速增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带来的是日用品、生活品消费，只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富裕阶层收入提高，对经济增长基本不起作用。

如整体经济增速放缓，必然预示着社会就业岗位的相对减少，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消费价格如有上涨，对居民的刺激作用就更强烈，节约与缩支心理占据整个社会，“紧日子”必然到来。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思想准备的。因此，作者建议，中国党和政府放弃GDP崇拜，建设“幸福主义”社会。

四、经济发展转型应转向幸福主义

幸福主义，不是欧洲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导向，不是从出生到坟墓都由国家保起来，而是社会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为核心，不以GDP数字增长来考核是否发展，而是以辖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为标准，来考核官员的政绩，作为检测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这种幸福主义，还可以作为中国式民主特色加以推行。

幸福主义，是以幸福作为人生目的和理想的人生哲学。认为幸福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人生的意义即在对于幸福的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德不是要限制幸福，而应当向人们指出真正的、持久的幸福所在。在对待个人幸福和他人、社会幸福的关系上，有人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他人、社会幸福只是现实个人幸福的条件和手段；正确的主张是在最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要顾及他人和社会公共的幸福，因为后两种幸福不及对于个人幸福必不可少，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意义。历史上的幸福主义人生观在西方主要表现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人身哲学中，如“合理利己主义”，他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生活价值观的表现。

幸福，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幸福是多样式、多层次的。而且，幸福它没有标准，无需别人认定；它是在比较中存在，并随着条件、环境变化而变化；而且永远得不到满；不同经历的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其幸福需求不同。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论，不能解释具体人的具体幸福，只能说明人类一般需求规律[5]。

作为个体的人，首先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再就是家庭幸福；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国家的进步与繁荣；人类的幸福。依次递进关系是：个人——家庭——组织——国家——人类。离个人越远的高层幸福，人们关心的程度越低。这是人类幸福追求的“五层次论”。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国家、与全人类，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分工细化的社会。个人的幸福，有赖于家庭的幸福存在，个人和家庭幸福，又有赖于家庭劳动力所在组织的事业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任何组织的繁荣与发展，有赖于整个社会、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一个国家和组织的繁荣与发展，又有赖于国际社会的繁荣、协调与和谐[6]。

幸福本身没有标准，但幸福怎么就能成为考核官员的政绩，作为检测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呢？这就是作者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结论——没有标准的标准才是最好的标准。美国全民选择总统本身就没有统一标准，只是在宪法的大框框内按个人意志行事，海洋法系（亦称普通法系）的国家属于判例法，法官可以用判例造法。英国就没有成文的宪法，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没有具体统计指标。把幸福作为社会追求目标，动机是：“GDP”的服务对象是人，“GDP”本身对人来说有话多缺限，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质量，人满意的“GDP”的增长才有意义。我们不能以牺牲人的幸福来追求“GDP”的增长。我们能把“小康”制定出系统的考核指标，就必然能对幸福指数制定出系统科学的考核指标出来，并把GDP统计数字纳入其中。万一还不能体现辖区居民的意志，就再来一个社会调查或民意测评，把社会民主意识引入其中。

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不满封建贵族的统治，以“民主、平等”为号召，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并没有赋予工人阶级以选举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巴黎公社以后，工人阶级经过不断斗争才成为社会不可辩驳的共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反倒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发明。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中把政治文明（如“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布和实施、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开等）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在历史不断进步的现代，人类生活价值观得到发展，“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资产阶级曾经力图阻挠“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实现。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精神的最大受益者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现在国际霸权主义拉“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旗帜，实行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侵略，他们无权剽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道德力量。“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公平、正义、兼爱”并不矛盾，而且如出一撤。我们可以拒绝身上标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签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去追求13亿人这一个总统的民主，“三权分立”之类，但我们决不能拒绝人类本性追示的幸福。

因此，结合中国社会当前实际需要，作者建议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转型应转向幸福主义”。它既引导社会由高增长向低增长条件下的良性社会生产、生活转型，进而创造向低碳、节约资源、有限制的消费，并自我感觉幸福的幸福主义模式社会。我们不可能仿效美、欧过上高消费的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模式，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没有供给15-16亿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最大值）大国过上哪种高消费的条件。

这里必须说明，中国社会如果具备高增长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当然，要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增速到顶。幸福主义发展模式并不排斥经济高速度。


                                     2010年6月11日
                                                   
参考文献：
[1] 华强，地方政府债务已达7.38万亿 债务率超100%[N]，投资者报，2010年5月23日.
[2][3] 夏业良，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J]，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6月8日.
[4] 王羚，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N]，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5][6] 柴福洪，论人民的幸福，价值中国网站，200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