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要畅谈领导力

马哈蒂尔：时间构想关注贫富差距

【日本《读卖新闻》2月7日报道】题：马哈蒂尔谈领导经验

执政三大要点

在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需要的首先是时间。就任第一年要熟悉各种情况，第二年要研究政策，到了第三年才能够开始实施。如果隔一两年就换人，是培养不出领导人的。通常应该给他们三四年的时间。

我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2 2年。在第一任内首先遇到了执政党内政敌的挑战，虽然最终遏制住了对方的势力，但未能出台能给我国带来良好变化的政策。真正能实施政策的是在第二任期。

民众急于求成。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这种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多选民认为投票仅仅是为了推翻政权。如果每次选举都要更换政权，那么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只能把全部的精力用于维护政权，根本无暇顾及国家的大政方针。

其次需要的是构想。领导人一个人的视野很窄，即使犯了错误，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到。应该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加以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构想。

二战后日本的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令我感到惊讶，因此我提出了“向东看”的设想，主要是学习日本。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国民拼命工作，遵纪守法，对产品的质量高度负责。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复兴却用了较长时间，因此我们没有把英国作为榜样。我们努力学习日本的职业道德。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已经促进了我国的发展。

第三需要关注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起纠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马来裔、华裔和印裔组成。如果“马来裔都是穷人、华裔都是富人”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那么就会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

为了缩小差距，我们对马来裔实行了优惠政策。在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中，邻国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针对华裔的暴乱，结果导致苏哈托政权垮台。我认为我们优待马来裔的政策是成功的。

提倡“拿来主义”

我们以日本为榜样，学习尖端的技术，使产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但日本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政党和派系林立。各派系不关心国家政策，首相整日忙于与党内其他派系周旋。这或许是日本首相位置不稳的原因。

我从历史上的领导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向阿拉伯民众灌输善恶理念，改变了人们的状态，为阿拉伯文明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彼得大帝提倡向先进的西欧国家学习，使俄罗斯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变成了一个强国。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吸收了西欧最先进的东西，使日本变得强大。

同时代的领导人当中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于那些将他送入监狱的人，他并没有怀恨在心，而是与他们携手建设自己的国家。我曾经与曼德拉会面，受到很深的启发。

优秀的领导人首先应该具备改造自己的能力，其次才能改变他人。国家会因此而变得富强。

接受中国富强

而今，欧美在全世界开始走向衰落，中国则异军突起。

欧美在制造业方面失去了竞争力，试图依赖虚拟的金融市场赚取巨大的财富，最终惹祸上身。欧美要东山再起并不容易。工人工资很高，劳动时间又短，过度的社会保障导致了竞争力的丧失，不过要降低这种水平是很困难的。此外，欧美制造业的工人已经丢失了重要的技术。

当今世界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威胁。美国担心中国会取代其霸主地位。不过，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包围圈，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就会越来越不满，并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东亚局势的紧张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我们应该接受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强国家的现实。一个富裕的中国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马来西亚过去有一种说法：“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都用一勺棕榈油，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变得富有。”如今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大量油料，让我们受益匪浅。

富裕的中国将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如今全球各地到处是中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民主政治难以保证国家的繁荣，那么中国的威权主义或许会更具魅力。(鹤原彻也)

基辛格：勇气品德不可或缺

【日本《读卖新闻》1月31日文章】题：基辛格：领导者需要“51对49”的决断勇气

重要国家产生新的领导人时，整个世界会极为关心此人在思想、性格等方面与前领导人有何不同。在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强大影响力国家的领导人更迭时，更是如此。

当一种决策行为需要考验领导能力时，通常意味着很小的选择余地。这不仅是因为对象事件本身极为复杂，还因为事情往往让人左右为难，领导人所需决断的事情往往只是在“5 1对4 9”的局面之间。去年日本领导人应对核电站事故时进行的那种决断，可以看出此类决策的困难性。日本如今就面临用过去方法难以解决的新危机。

拥有长远视野

我认为，领导人最不可或缺的品质是“勇气”和“品德”。在当前的危机中，勇气意味着敢于选择前人未开辟的道路。在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后，选择何种方式应对，甚至仅仅是明确有何种选项，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品德”将赋予领导人在困难面前不屈服的力量。

最近时常有人问我，日本六年来更换了六位首相，这是否说明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量薄弱？但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制度的薄弱。

一个社会的制度中，应当有“用一定时间进行选择”的机制。这一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加以固定。在很多国家，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时间固定。在议会制的国家，很多都要进行定期选举。而日本国会的党派种类繁多，政局风向稍有变化就会导致领导人更迭。

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而且，日本还面临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和核事故处理问题。要克服这一困难局面，领导人必须拥有长远视野。

日本有长期稳定的官僚制度，无论谁成为首相，官僚系统都可照常工作。在美国政府，总统更迭将导致5千人左右的职员更换，仅有国务院的制度与日本相似：国务院中外交官组成的部门在政权更迭后也仍可照常工作。

作为曾经担任过国务卿的人，我知道，官僚们如果接到了他们不认同的指示，就会认为国务卿并未理解自己以前就此问题的说明。他们之后就会拖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而他们的武器是了解政策内容并熟知行政程序。

具备足够知识

一名内阁成员如果要避免这种问题并充分发挥官僚的能力，就必须拥有自己明确的政策方针。因此，他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下达适当的命令，还必须了解一件事情是如何决策的。

我和10位美国总统共过事，还认识另外的两名总统，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素质。

尼克松总统是外交方面的专家，外交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与我的组合获得了成功。我们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并且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作为总统，他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等事务上作出了重大决断。但是，与其他政治家相比，他未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

福特总统是领导人中的特例。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总统，因此不像其他总统那样关心舆论调查结果。不过，在就任之后，他非常扎实地工作并有所成就。

现代政治有很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即使想成为总统，也很难做好充分的准备。民主程序也比以往更为复杂，选举时间更长，可供候选人用于学习的时间在减少。在美国，年轻候选人越来越多，因此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一方面需要学习，另一方面政治家们更年轻，更缺乏经验，其结果就是政治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在外交政策方面如何呢？观察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可知，自尼克松总统以来，8位总统的对华政策本质是相同的，即不与中国敌对而保持接触。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期间都曾表示要改变对华政策，但他们上台两年后，就又回到与前任相同的方针。这是因为客观现实会给政策带来一定的必然性。

今后，美国还将更为努力地与中国构建合作关系，而中国在对美关系上也会付出同样努力。这是由于世界出现了众多新问题，其中一些甚至用传统方式难以归类。如果美中两国对立，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将必须挑选其中的一边“站队”，这必然会造成国际环境严重紧张。日本也应当与美国一起提倡“合作政策”，积极建设采用谈判而非军事压力解决矛盾的国际秩序。(饭塚惠子)

中曾根康弘：面向世界改变未来

【日本《读卖新闻》2月1日文章】题：中曾根康弘：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感

随着主要国家陆续举行换届选举，今年无疑会成为世界性的转折期。各国国民希望由有见识、有执行力的人才担任新的领导人，引领国家跨越这一转折期。对于日本来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战略以及推进战略的领导人和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也一直以提升日本国力、构筑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础为目标。当时，为了制定必要的对苏战略，本人积极致力于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人情味和个人魅力

1983年1月，我作为首相首次访问了美国，与里根总统一见如故。我们在正式会谈前进行了20分钟的谈话。经过白宫的走廊时，里根总统问：“我们可以用‘罗’、‘康’互称吗？”我回答“可以”。“罗·康”关系由此产生。

里根总统非常包容、具有大局眼光且平易近人，和我有不少相同点。一个领导人有人情味和个人魅力是十分重要的。当年威廉斯堡峰会召开之际，法国总统密特朗因不满于位列美国之下，对在欧洲部署导弹的计划唱起了反调。作为新人的我说服了密特朗总统，使峰会取得了成功。里根总统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本人的世界知名度陡然上升。

一个首相所具备的条件是，拥有引领国家发展的强烈信念及对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国民的责任感。我经历过战争时代，一直在关注世界和本国的发展。我们从“亡国的深渊”中崛起，但现在的人们可能是因为从“繁荣的山冈”起步，历史认识较为浅薄。

构筑“命运共同体”

不少首相在当选后前来会见本人，我对他们谈过两点心得。

其一，必须尽快在党内构筑“命运共同体”，将休戚与共的人联合在一起。前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和前干事长金丸信曾与我是“命运共同体”。

其二，通过峰会等平台寻找可以合作的国家领导人，通过写信等方式促成相互合作。外交是没有武器的战争。我当时是带着上战场的紧张心情出席国际会议的。

日本在6年内换了6名首相。这是由于缺乏经验引起的。近来的阁僚人事给人一种事务性分配的印象。实际上，首相进行的并非“政治行政”而是“政治战争”。因此，在阁内选择志同道合者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此外，近来的首相对非常事态的觉悟也十分欠缺。有志成为首相的政治家必须从平时就锻炼自己，对应对战争和天灾等危机情况的方法了然于心。前首相菅直人并没有充分进行自我锻炼，没有成功地应对东日本大地震。

立志引领国家实现战后复兴而成为政治家的人，与从自身经历出发选择成为政治家的人，两者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前首相菅直人是因为机缘巧合当上了首相，但其市民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市民主义主要是以谋求“现在”的市民的幸福为中心，不涉及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在我看来，野田首相对历史和传统也不是特别关心。民主党政权的首相的历史观都比较淡薄。

一个政治家必须具有改变世界、面向未来的气魄。明治以来有名的政治家都具有这些特质。(林博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