お愿いいたします:周忠瑜：西路军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简介】周忠瑜，青海民院马列室　副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西路军研究大致经历了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40多年；第二阶段从三中全会到1983年9月； 第三阶段从1985年至今。文章就这3个阶段国内西路军研究的主要观点、 重要论著以及各个时期的研究特点等作了综述。

　　【关 键 词】西路军/研究/综述

　　对于西路军的研究、评价开始于西路军失败之初，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西路军尚未失败之时对西路军的评价便开始了。然而从一开始对西路军的评价、研究就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以为，迄今为止对西路军的研究、评价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西路军失败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尽管有张国焘等人的不同主张，但主体是毛泽东的观点呈一统天下之势；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被上级强行收回为止。 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开始，西路军的研究也出现了多种学术观点并存的时期，然而《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被收回， 使西路军研究出现了新的困难；第三阶段以徐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出版以及李先念、伍修权纪念徐帅文章的发表为标志，西路军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由于仍有不少阻力，所以这一时期研究工作并没有多少进展。

　　一、西路军研究与评价中传统观念的形成

　　在西路军问题上，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主张便是毛泽东的论断。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一节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旧版《毛泽东选集》在此处有条注释说：“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 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注：《毛泽东选集》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合订本。）。

　　对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和《毛泽东选集》的这一注释，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丛进在其《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中认为：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从兵力上说，到12月底西路军总人数最低也不少于15000人， 这就是说西路军的主要兵力还保存着，只不过是有一定数量的损失罢了；从执行任务的情况看，到12月底西路军没有停止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还在按军委电令继续战斗前进中，没有失败；从中央军委组织援西军的情况看。1937年1月20日，高台经过激战失守，西路军出现了危急，到2月中旬，兵力不足万人。在此紧急关头，中央军委于2月27 日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如果说1936年12月西路军已失败，那么很难设想3 个月后援西军的组成。第二，中共中央1936年12月还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去宣称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文章认为这一断语是在“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中央会议之后， 对讲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28—30页。需要说明的是，这期资料后被收回， 革命博物馆又重编了第9期《资料》。）。笔者赞同丛进的观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当时毛泽东在文章中是否有此断语，但加进这一断语的这篇文章却给日后的西路军研究以很大影响。事实上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系起来的观点，从1937年初就存在了。凯丰在1937年2 月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就指出“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随后在1937年3月31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102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对这一点，《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注：《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此，传统观点还不算形成，因为这里仅仅指出的是西路军的失败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而没有具体说为什么。具体的或者详细说明红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军以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等3个军的渡河、 组成西路军西进以及失败是由张国焘造成的，这是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部分西路军将士时指出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扩大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注：转引自《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它——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二》董汉河执笔，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到此毛泽东的观点已经形成。 其基本内容有三：（1）红四方面军之九军、 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渡河是张国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而偷偷所为；（2 ）西路军的西进不是受中央之命，而是张国焘为了向中央闹独立而进行的；（3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破产的标志。

　　这种观点由于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张国焘又于1938年4 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国民党集团。因此，这种观点也就长时间的支配着西路军研究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出版的许多中共党史版本都沿用或套用这种观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1 月出版的由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称：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但是，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甘肃永昌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甘肃北部的酒泉完全失败，……西路军的惨败，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可痛心的滔天罪恶”。不仅如此，许多当年参加了西路军的领导人在撰写回忆录或写回忆文章时也违心地写上了上述观点。

　　在这特定的环境中，不管是史学界还是西路军的参与者都不可能提出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对立的主张。当然作为毛泽东对立者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虽承认西路军是受他之命的，但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却指责西路军领导和毛泽东。他还借朱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话：“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52—353页、328、35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三册。）。显然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在了西路军指挥者身上。对于毛泽东的指责他更多的认为毛泽东等人对西路军应援不足：“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52—353页、328、35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三册。）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指责，大陆学者马上给予了反驳。

　　二、西路军研究与评价的“百家争鸣”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历史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西路军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到1989年9月发表了许多西路军研究论文、 调查报告。　主要有由甘肃“西路军史组”撰写并发表在《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1～3期上的《“关于西路军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一》、《“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它”——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二》、《“西路军在河西遭马匪阻击的考察”——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三》；许宪章的《红五军在高台失败的前前后后》（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何岩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张亦民的《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 年第1期）；严实的《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庞松的《张国焘是怎样假借宁夏战役计划继续推行退却分裂主义的》（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丛进的《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与张亦民同志商榷》（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原第9期）以及前述的丛进的文章。 这些文章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

　　第一，继续毛泽东的主张，坚持传统观点。之所以如此，有些是因为中央没有正式表态而不能用其他观点，有的则完全赞同传统观点；

　　第二，在坚持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张国焘是假借宁夏战役而行自己西进之目的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张国焘被迫北上后始终暗藏着分裂的祸心；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原为中央军委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被张国焘利用来达其“拉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远避新疆”（注：庞松《张国焘是怎样假借宁夏战役继续推行退却分裂主义的》，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之目的； 而四方面军二万多人在一周之内分头渡过黄河的既成事实及宁夏战役计划的终未实现，则是张国焘分裂避战行为的直接后果。这种主张是传统观点的继续，但它又不同于传统观点：首先它肯定了宁夏战役，关于这一点传统观点中并没有提到的；其次，它也部分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二万多人西渡黄河是“中央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庞松《张国焘是怎样假借宁夏战役继续推行退却分裂主义的》，载《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从而部分地否定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张国焘偷偷所为的观点。

　　第三，开始否定或全面否定传统观点，指出四方面军二万余人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西路军的失败都与张国焘无关，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果。这种主张的代表是竹郁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笔者把这种主张、观点称之为新主张、新观点，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共产国际到党中央都是同意、坚持的。而宁夏战役或西进河西走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因此，打通国际路线、西进和张国焘路线没有直接关系；

　　2、红四方面军九军、 三十军及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的西渡是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所为，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渡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之说压根儿站不住脚”；

　　3、西路军的组成也不是张国焘所为， 是西渡红军奉中共中央军委1936年11月8日“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 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的电报后组成的，它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

　　4、 西路军在河西西进以及两度建立根据地亦不是受张国焘之命进行的，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和河东红军、河东友军而受中央之命进行的。所以不能将它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

　　5、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作用“不能抹煞， 更不能与‘退却逃跑路线’硬捆在一起。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河西红军的局部牺牲，也就没有河东红军的全局胜利。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党史学界尤其是西路军研究领域内的震动。然而不知何故，《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立刻发通知收回了这期西路军研究专辑，并出版了新的第9期《党史研究资料》。 之后西路军研究一度进入低谷。

　　三、《历史的回顾》的出版与西路军研究的再度升温

　　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发行了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其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从战略总方针、战场指挥到具体作战行动，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西路军史，从而使这一历史疑案，大白于天下”（注：陈铁健《论西路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全章四万余言，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西路军最为详尽，最为权威的论述。《历史的回顾》出版发行又一次刺激了西路军的研究，所以在随后的10多年间经常可以看到研究论文的发表。这一时期的西路军研究虽依然存在着传统观点和新观点的对峙，依然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的分歧，但也表现出了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西路军的指挥者和参与者撰写回忆录，发表文章回顾西路军，其主张明确倾向新观点。徐帅去世后，李先念、伍修权发表文章悼念徐帅，同时给西路军以评价。

　　西路军高级指挥者公开认为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无关，这在西路军失败后近50～60年中没有过的。如前所述，由于长时间传统观点一统天下，再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使许多西路军指战员不能说真话，甚至写下了一些违心的东西。

　　徐帅、李先念的回忆录及纪念文章的出版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路军研究者（尤其是持新观点的研究者），所以，陆续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论文，这里首屈一指的便是陈铁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 年第2期上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

　　第二，西路军研究者们更多的将精力放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1）从战略战术上研究西路军失败原因。 拙文《西路军失败原因再认识》（载《西北史地》1989年第3 期）提出了两度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从战略战术上失败的主要原因的观点，董汉河著文进一步论证了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转折；（2）给西路军就义将领写传。 先后写出了《孙玉清传略》、《熊厚发传》等等；（3 ）调查和研究了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以及党中央、周恩来的营救活动。如青海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血染河湟》等；（4）用文学形式书写西路军。 董汉河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写出了《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西路军战俘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郭晨的《将帅落难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尽管有徐帅、李先念的回忆录及文章的出版发表，但由于中央对西路军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表态，因此许多研究者对此保持警惧态度，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论著对此问题有的采取轻描淡写的方式（如胡绳主编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的采取回避态度（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等。

　　总之，西路军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问题，“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羞愧交加，余痛在心”（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第554—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所以，不认真研究西路军，不给西路军一个公论，就对不起战死疆场被俘受难的两万将士；同时西路军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即怎样对待每一位健在的西路军老人；最后西路军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诸如怎样认真研究西路军问题上史料；怎样看待毛泽东长时间将西路军同张国焘联在一起的问题？怎样看待西路军指挥者在指挥上的失误以及西路军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有无妥协的问题等等。我们相信，在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党的十五大精神鼓舞下，西路军研究终会取得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责任编辑】星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