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 rich cream:万里之子万季飞：世博会能收回286亿成本

万里之子万季飞：世博会能收回286亿成本

挨家做美国企业工作，世博美国馆不差钱了

主持人：世博会筹办的过程当中，正好也面临了金融危机，在你看来这个影响大不大？

万季飞：金融危机对世博会的影响不大，从现在我们的世博会即将成功举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世博会筹建的过程当中遇到金融危机，但是作为上海来讲，正是一个机遇，就是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机遇，世博会世博园的建设，它的投入实际上是带动了上海经济的增长。

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看有没有退展的，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退展的，到现在来讲也没有明确的说有退展的，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这个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可能有的展馆由于资金的不足，变得简陋一点，有的展馆可能由于资金不足，工期滞后的一点，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说到展馆让我们想起以前美国曾经因为9000万美元的资金问题，一度出现了困难，后来中国也在跟美国方面，包括跟国务卿希拉里有一些斡旋，这个过程你有参加吗？

万季飞：是，这个事情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方面迟迟没有确认参加，作为我内心来讲也比较着急，为什么呢？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它不参展，我总觉得是一个缺憾，美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它在法律上规定，财政上不拿钱，由美国自身，就是美国馆自身来筹集资金，正好赶上金融危机，这些大企业在经济上也挺困难的，所以当时这些赞助的企业都迟迟不肯拿钱，一下子遇到了金融困境。这件事情中国政府很重视，美国政府也很重视，我们也通过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美国方面提出来了，希望他们能够参展。希拉里国务卿对这件事很重视，她听说这个情况后认为美国不能缺席，应该参加，她亲自给这些大企业致函，要求这些企业出资支持美国参展的事情。

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商务部和我们的贸促会，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挨家做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在中国取得了不少效益，大家也都知道，像波音公司，美国的可口可乐，这些大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不少的效益，中国现在办世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机会，我们也都给他们分别做了工作，像我在贸促会这儿，也把那些大公司的代表请到了这儿，美国参展的团队也都来了，跟他们做工作，他们当时就表示说“我们支持”，至于支持多少“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报告”，后来过了不长时间就纷纷的给我们信息了，说“我们老板表态了”。但是咱们自己说，他们（资助）的数目和我想像的还是有差距的，估计是和金融危机有关（笑）。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美国方面）的集资目标是6800万美金，就我前些日子掌握的数据，他们大概已经筹集了6100万美金了，还差这么一点，有一个小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已经不影响美国馆的筹备了，所以到现在来讲美国的展馆（建设工作）如期进行，他们的工作很优秀，我得表扬他们，很能干，他们叫“2030年美国的城市”，咱们可以想像，未来的美国城市是什么样的？我想不会是2012年的美国吧？（笑）

有些国家参展有困难，我们得给予支持

万季飞：展馆的建设有三类：一类就是自建馆，自己拿钱自己建，我给你一个地块；还有一类就是租赁馆，我建了之后，到时候你来布展，付我一点租赁费；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联合馆，是多少个国家共用一个馆，比如非洲国家联合馆，那就是非洲国家联合在一起建一个馆，有几十个非洲国家都在里面展示自己，他们自己布展，自己创意，也挺好的。

主持人：联合馆是哪方投资的？

万季飞：联合馆建设是我们投资的，他使用的时候要付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像非洲的联合馆，相对他的经济条件，我们当然要支持、援助一些了，因为咱们有一个1亿美元的基金，这1亿美元的基金就是给最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支持的，有一些国家确实挺困难，我们也确实得给予支持，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特别是对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为什么我们这次世博会能够成为全世界（参展国家）最多的？其中也有内在的原因，就是我们也要尽一下我们在国际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市政工程的建设费用，不该算在世博会里

主持人：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世博会整个筹办的费用是4000亿人民币，前两天韩正市长更正说应该是286亿。

万季飞：这个事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世博会的费用，这是一个前提，世博会的费用其实就是两笔：一笔是园区建设的费用，再有一笔就是运行的费用，你说其他的市政建设花了这么多钱，这是为了提升上海自身的交通、城市的功能的，它是可以长远使用的，比如说建地铁、过江隧道，它永远都可以使用、发挥效益。

我想本来是地铁也好，或者是过江隧道也好，也可能是放在5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由于世博会的召开，提前就把这个地铁也通了，把过江的隧道也打通了，把上海和杭州之间的高速铁路也都修通了，这个是方便老百姓，是为了提升整个城市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也是一定要花的，有可能这个费用（原计划）是5年内花，也可能是3年内花，但是由于我们召开世博会，现在提前花了，但是不能把它算在世博会里。

世博会一开始建设，我们国家的审计署就来了，一直在后面监督着，所以世博会的费用，那不可能有假的，这个费用实实在在的就是两笔：一笔是世博园区的建设180个亿；再有一笔世博会运行的费用，106个亿。

对这180亿我根本就不担心它的偿还问题，因为这个世博会园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个建筑工程，这个建筑工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永久的建筑，一个是临时建筑，永久的建筑像中国馆、演艺中心、世博中心，它在世博会结束以后还可以进行后续利用的；中国馆多少人都要来参观？到时候大家肯定都想要看一看，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临时馆，拆除了以后要进行重新规划，实际上也不叫重新规划，在设计、规划世博会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了，所以规划也是从长期来考虑的，拆迁了以后土地要进行二次开发，实际上二次开发就是商业开发，这个土地不要说别的，自身的升值会有多少？这个事我也没算过，我还得请房地产的专家算一算，所以这个180亿，光是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就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106亿的运营费用，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几方面回收，一个是门票的收入，7000万人次，160块钱一张票，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能回收多少？还有一些世博会的特许产品，带着世博会的标记就得付钱的，特许产品，还有衍生产品的开发，这些都和世博会有关，这个恐怕也有利润吧？还有赞助，这些具体的数字，因为我不是管钱的，也没有掌握，但是我觉得从各个方面粗略一算，我想这笔费用对于上海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网友们，别担心（笑）。

万里1979年访美：差距太大，要迎头赶上

主持人：1979年，您的父亲万里曾经到美国做过访问，当时他还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访问的情况吗？

万季飞：当时我们老人家在安徽做省委书记，安徽和美国的马里兰州是友好省州，当时马里兰大学提出让老人家到美国访问，立刻就得到了美国州政府的认可，马上发出了邀请，这样的话我们老人家就组织代表团，因为我们老人家没有去过美国，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正好是刚刚拨乱反正，而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改革、要开放，国外到底是什么样子，国外为什么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始终是大家的一个想法。

当时一个中国这么高级的领导到美国访问，确实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的印象也是负面的，他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印象还是处在过去的那种冷战时期的印象，所以我们老人家去的时候，很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让人家看一看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再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共产人，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主持人：他回来以后，有没有提到过访美过程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万季飞：当时美国对他很开放，不仅仅让他参观了马里兰州，而且美国的西部、东部沿海城市都进行了参观，纽约、华盛顿老人家都去了，不仅仅是看了一些美国的城市建设，美国的科研、农业，而且美国的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也向他开放，对美国的部队也有了很深的印象。

回来之后老人家跟我聊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国家必须改革开放，迎头赶上，缩小美国跟中国的差距，主要讲的是这些。

退休生活：打网球、打桥牌，不谈过去

主持人：万里委员长1993年以后就退休了，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吗？

万季飞：他退休以后确实是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也很难想像，他在过去风风火火、工作起来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工作很有魄力，思路各方面也是很开阔的，有的时候对工作要求也比较严厉，而且在工作的时候，凡是发现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搞不上去的时候，我还看他发火，发脾气，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这样的，可是一退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是两个人一样。后来我说，你看，他在职的时候像一个演员一样，有声有色；一退下来以后，就像一个观众一样，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他每天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兴趣，打网球、打桥牌，支持台上的工作，从来不发表任何议论。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挺难的，好多朋友也跟我说“你看，你们老人家过去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最了解他，得跟老人家谈谈他过去的经历，在战争时代，建设国家的时代，你要不了解一下多可惜呀？”我跟他谈，他从来不说，不见记者、不见媒体、不写回忆录，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这么个人物，他特别有自己的个性。就是对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关系从来也不议论，他到底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好像都埋藏在心中了，我看也是个秘密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点确实是很遗憾。

我和大哥都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

万季飞：我父亲对我们从小就要求特别严格，我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就像他的那些待遇，什么车呀我从来没坐过，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小时候他也没给过我钱，有时候为了买根冰棍吃，我们那时候坐无轨电车，为了省下那两毛钱，我走路回去，然后才能有钱买根冰棍（笑），从小就这样要求我们。

主持人：他在1962年的时候就特别把你大哥送到农村去了。

万季飞：我父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怕我们有一些特殊化，特权思想，他觉得我们在这种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为革命事业奋斗？结果就把我哥哥送到农场去了，他认为像我们这种家庭，就必须到下边去，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必须要在下面经受锻炼、经受考验才能成长起来，我哥哥是因为年龄大，我要是年龄再大一点，我估计恐怕也得把我送到那儿去了。

主持人：当时父子之间的通信也被《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万季飞：对，他走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衣服和一床铺盖，带着就去了，连钱都没给，我哥哥去了之后，就是在最基层那个漏着天的房子里面睡大通铺，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农民工的待遇，当然，现在的农民工比那个时候（条件）还好，那个时候的农民工的生活，你想想突然一下落到这种程度。后来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么一个在北京大都市的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了陕北的农村，最基层，在窑洞里头，没有灯光，连水都没有，自己背柴，自己烧火做饭，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干农活，就这么过来的，对我们来讲，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对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对家庭生活好的、富裕的，条件好的人，如果经受过这个，这也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一生都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