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四爷在上:“礼”的中国式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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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的中国式纠结唐钧2012年02月15日16:19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人在某种情境中成了想要办事的人的求助对象,按照“传统”,这就需要通过“送礼”来平衡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利益差异

  在当代中国,“礼尚往来”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据权威部门发表的统计数字,2011年全国共有44150名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价值共计3.86亿元。平均一下,每位“主动上交者”上交的金额为8742.92元。另据媒体报道:“中国礼品市场年需求额近8000亿,预付卡受热捧”。

  礼,收还是不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每逢年节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国一些大城市的交通都会格外堵塞,某些区域甚至达到拥挤不堪的地步。这种“沟通交流”在权力的六亲不认和资本的弱肉强食之间架起了“温情”的纽带和桥梁。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古国。农耕文化的特点是,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社会交往的圈子很受局限。按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我国“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结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范围是很有限的:圈子以内是“自己人”,圈子以外则是“外人”,而一个人对待圈内的人和圈外的人,态度乃至感情都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在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中,日常生活里必然有靠自己的力量办不到的事情。于是,按中国人的习惯,首先就会求助于圈子内的人,依远近亲疏一波一波地扩展。这种亲友互助往往是靠“人情”作为一种隐性的交换筹码。这种以“人情”为中介的交换,从量上来说,是模糊的;从质上来说,尽力就行。如果所要办的事情光靠圈内离自己较近的人还是办不到,那就要求助于圈内离自己较远的人甚至圈外的人,那就不能仅以“人情”作为交换的中介了。在这种时候,往往要送“礼”——赠送一定数量的财物来平衡两者之间的求助和施援的利益关系。

  有的时候,有能力的人也会借各种机会预支“人情”,譬如借红白喜事、庆生祝寿,等等。被邀请的宾客,也会借此机会,送上一份“顺水人情”,这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平衡或亲近或疏远的各种人际关系。

  这样的传统一入官场和商场,也就身不由己了。随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当人们要办的事情受到更多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性条件约束的时候,传统社会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就被打破了。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人在某种情境中成了想要办事的人的求助对象,按照“传统”,这就需要通过“送礼”来平衡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利益差异。如果越走越远,弄权者就会陷入贪腐受贿、贪得无厌的泥淖中。

  当今世界,这种利用权力“帮人办事”,然后通过“礼尚往来”来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因此各国也都制定了法律法规来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礼品往往又寄托着人际关系中某种人文关怀的情意,绝对地不让接受,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因此,很多国家都对公务人员接受“礼品”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美国,公务员每年接受的礼品折合市场价值不能超过50美元,而每一次接受的礼品折合市场价值不能超过20美元。 在中国的香港特区,最多可以接受价值不超过400港元的礼物。

  1993年,国务院也作出了《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价值按我国市价折合人民币二百元以上的,自接受之日起一个月内填写礼品申报单并将应上缴的礼物上缴礼品管理部门或者受礼人所在单位”。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接受礼物则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现在有学者提出建议:把礼品价值限制在300元以内。

  不管怎样,人均上交8742.92元的礼金毕竟还是一个“准天文数字”。这么重的“礼”都是因为“实在推不掉”?虽然上交了,但也许是根本就不应该收。
(责任编辑: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