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全盘西化台前幕后 含冤而逝的南开大学第六副校长陈序经传

　　陈序经北上之后，中西文化论战也随之渐趋沉寂。但1935年初，“十教授宣言”发表，成为全国性中西文化论战又一导火线。这份宣言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当然不能保持沉默，他再次挺身而出，继续扛起“全盘西化”大旗。

　　1935年1月10日，《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王新命、何炳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等十人署名的文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就是著名的“十教授宣言”。

　　“十教授宣言”由《文化建设》月刊发行人樊仲云发起，王新命主持。萨孟武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本位文化宣言，由公私大学十位教授署名公布，故又称为十教授宣言。十教授为谁，我现在只记得四人，即何炳松、樊仲云、陶希圣及我。当时陶在北京大学，我在中央政校，都不是发动人，不过接到上海友人来信，因赞成而署名而已。”胡适到台湾后第一次与萨孟武见面即问及此事，那时胡已知道萨只是署名而已。

　　十教授各有背景，其中陶希圣是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山、孙寒冰、武育干是中央大学教授，萨孟武是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王新命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樊仲云为复旦大学教授，章益、陈高镛为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王新命与何炳松是其中关键性人物，且容笔者简单介绍一下三人。

　　樊仲云，浙江绍兴人，1899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23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新生命书局总编辑及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1929年曾参加上海著作人公会。1935年具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编过《社会与教育》周刊、《文化建设》月刊。1937年初与潘公展、顾凤城、朱应鹏等赞助《寒友》季刊创刊。抗战后曾参加中国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后去香港，任国民党《国民日报》主笔。不久叛国投敌，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中央大学校长。

　　王新命，福建闽侯人，生于1892年，原名吉曦，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北京、上海、长沙、福州、厦门等地办过报。曹聚仁在《听涛室人物谭》中说：“他会写社论，也爱编副刊，也曾跑新闻，也曾替泰东书局标点过古书，又曾写过《蔓萝姑娘》的剧本，可说是新闻界的多面手。他下笔很快，在北京办报时期，他身兼三职，每天写八九千字，颇有香港爬格子文士的气魄。”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继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教职。1923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被推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不久，何炳松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全文只有2000多字，但结构严谨，行文流畅，极具煽动性。宣言分为三个部分：一、没有了中国；二、一个总清算；三、我们怎么办？宣言开头即称：“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然后批评有的人“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有的人“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结果是同一的失望。

　　宣言称：“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宣言在清算中国文化时，认为“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因为“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随后便产生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宣言对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认为“由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宣言认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确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

　　宣言主要批评了两种观点：“有人以为中国该复古”；“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顺带批评另两派观点：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

　　我们怎么办？宣言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循着这认识前进，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及《文化建设》月刊有CC系背景，有人认为“十教授宣言”有国民党要人在背后支持。这篇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月19日，上海举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座谈会”，在沪文化名流及高校负责人出席会议。1月28日，南京举行同题座谈会，罗家伦、马寅初、刘国钧、王世杰、方东美等与会。3月31日，北平举行同样座谈会，蒋梦麟、冯友兰、张崧年、黎锦熙、李书华等出席。4月6日，山东济南也召开座谈会，何思源、梁漱溟、王泊生等出席。

　　但此文一出台，也遭到自由主义文化阵营猛烈批评。陈序经不畏对手人多势众，他以此为矢的，再掀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在他看来，这篇文章是不折不扣的折衷派立场，而其骨子里却是复古与守旧。

　　3月8日，陈序经写作《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收入《全盘西化言论续集》），他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自从发表以来，为时虽不够两个月，但是因为得了不少的党国要人的同情，与请了很多的教育界名流去点缀，结果总算风靡全国，震动一时了。”

　　陈序经抓住“看不见了中国”这句话的逻辑问题，指出如果其原意是“看不见了中国文化”，那么“所谓的中国的皇宫花园，以至小脚豚尾，用不着说；就是二千年前的孔子以至四千年前的祖墓，现在且由政府提倡来拜祭。此外如驻俄大使颜氏陪着梅兰芳赴俄去演的中国戏，驻英公使郭氏之所谓今年的伦敦为中国年的艺展，何一不是中国的文化呢？”

　　他进而指出：“十教授在宣言里，虽然声明‘不复古，不守旧’，因为‘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然而骨子里，这篇宣言，却是一个复古与守旧的宣言。”“退一步来说，就使我们相信十教授是不守旧，不复古，十教授的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的张之洞所画的圈子，虽则十教授曾批评张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皮毛西化。十教授既以为文化的建设是别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十教授所说的文化，岂不就是张之洞所说的学吗？十教授所谓‘中国本位’，岂不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吗’？十教授所谓‘吸收欧美的文化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大概就是指政治经济的建设，岂不就是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吗’？”

　　陈序经最后的支点还在全盘西化理论，他说：“至说‘吸收欧美的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我的回答是：我们七十年来已经把渣滓都吸收过来，而且这些渣滓，已很不容易除去，所以我们今后应当格外努力连精英都吸收过来。把精英都吸收过来，而加上已很不容易去的渣滓，岂不是成为全盘承受吗？”

　　因为胡适的介入，这场论战变得愈发精彩，也愈发引人注目。而胡适的立场是与陈序经完全一致的。

　　3月31日，就在北平座谈会召开当天，胡适在《大公报》一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胡适说：“新年里，萨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发表的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这两三个月里，很引起了国内人士的注意。我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现在把我的一点愚见写出来，请萨何诸先生指教，并请国内留意这个问题的朋友指教。”胡适直指“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胡适指出，“萨何诸先生的理论”，也正是何键、陈济棠等人实践的基础。胡适在此文中，共有五处提到陈济棠，可见广东之行对他的刺激之深。

　　胡适最后指出：“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胡适的观点，甚至语气，与陈序经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国内学界的批评，王新命等十教授又于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8期上发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算是对全盘西化论者批评的反批评，以及对宣言内容的补充说明。

　　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一文中，又着重对如下六个问题进行说明：第一，所谓中国本位就是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这是基础和前提，而其基本内涵则是在纵的（时间的）方面反对全盘复古，在横的（空间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第二，所谓不守旧就是反对复古，因为文化形态应该是不断变动和进展的；第三，所谓不盲从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否则会造成西方文化的反客为主；第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不但与“中体西用”不同而且是反对它的，因为体用一源，“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便有什么体”，故体用是不可分的；第五，所谓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人民生活需要充实、国民生计需要发展、民族生存需要保障；第六，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一种积极的创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这种创造过程中的必然使命。

　　4月3日，王新命在北平《晨报》发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一文，反击全盘西化派言论。文章指出，尽管陈氏是极端的全盘西化论者，胡氏是以折衷为目的的全盘西化论者，但二者患有一大通病，即偏执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陈旧的、落后的、罪恶的，并无知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那些封建割据、无序社会、读经复古、性史春药之类的东西，从而得出必须整体性抛弃中国文化而实现全盘西化的结论。王氏进而指出陈胡二氏全盘西化论有六条错误：

　　（一）是忘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四万万民族也是文化的产物；（二）是忘记了全盘西化的结果会把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来替代中国人饭碗中的白米饭；（三）是忘记了聪明相等的民族纵有其不相如的地方，而在文化的创造上，决不会甲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天堂的材料，乙种民族的创造完全是构成地狱的材料；（四）是只看到了西洋的好处，没有看到美国一方有人主张火焚麦棉，一方有1200万失业者为着请求救济饥饿而饱尝流泪瓦斯的滋味，也没看到号称字典中没有“失业”名词的苏俄，仅列宁格勒一处同时被捕的窃贼和盗匪竟达六千余人；（五）是忘记了性史春药洋八股的流行，正是无条件接受西化的中毒状态；（六）至于自作聪明，在连十教授自己都没有知道“此时此地的需要”是什么之前，竟断定这个“此时此地的需要”一定是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和目前的读经等运动是同质的东西，而无的放矢，那就不过是较小的错误。

　　《我们的总答复》中又说：“在宣言中，我们曾由中国文化之史的发展去检讨西化东渐后中国文化动摇的原因，指陈以往种种运动失败的症结，主张今后的文化建设应以中国为本位，并断言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这已明白指示我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不是抱残守缺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

　　5月20日，陈序经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文中写道：“十教授不明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有了一种共同的基础或性质，又不能具体地指出，这两种文化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同时好像忘记了这两者都是西洋文化。我的意思见是：现在人们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但是在外交上，正与所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国家力求合作，近年来连了宪法也要从后者采纳过来！此外无论在科学上，在工业上，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在根本上都找不出什么差异来。”

　　文章结尾，陈序经引用他在《独立评论》149号发表的《从西化问题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一文的一句话，很自信地说：“我以为西化这个问题，经过这一次讨论之后，已有相当的共同信仰。这就是，我们应该全盘西化。至少这一次的讨论的趋向，是在这条路上。”

　　对“十教授宣言”，鲁迅生前也有反应。鲁迅1935年3月7日写的杂文《“寻开心”》，发表于4月5日《太白》半月刊，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他在这篇杂文中，将报载“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宣言》的谈话，加上广东省教育厅按照陈济棠的意图编辑的《经训读本》放在一起加以批评，足以表明他们的主张和《宣言》，不过是“寻开心”罢了。

　　1958年，当中国大陆进入文化寒冬期，在台湾和海外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2年，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对这一派人予以痛击，他在文中直白地指出：“不想做落后国家的惟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不久，周若木在《政治评论》发表文章，批评李敖的文章“是陈序经的阴魂不散，‘全盘西化病’的复发”。而其时，陈序经依然健在，不过在大陆的他，已经不再谈全盘西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