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923

关键词：青年党 国家主义 共产党 民国 民主 宪政

年度事件：中国青年党

1920年代，在青年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首推国民党。其次是中国青年党与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久已为世人所熟知；中国青年党，则与那些高倡国家主义和自由宪政的青年们，一并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民国第三大政党兴衰始末

中国青年党（下文简称“青年党”）于1923年的12月2日成立于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发起人包括曾琦、李璜、何鲁之、李不韪、张子柱等12人。成立会议确定了该党的宗旨——“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此后数十年，“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宗旨一直被青年党坚持了下来。

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分庭抗礼

追溯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出现，有跟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意思。创始人之一的陈启天，晚年在台湾如此回忆：

“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有志青年虽热心爱国运动，但并不热心政治活动。至民国十年七月，共产党依照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指示，秘密成立，并多方展开赤化的政治活动。中共始而在‘少中’会内进行赤化，继而决定加入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国民党也开始联俄容共，使中共得一发展的机会，于是从前热心爱国运动而不热心政治运动的有志青年，……不得不起而设法抵制赤化的政治运动。”

青年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对立，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中国学会”（详见《转型中国1919》）的内部分裂。青年党领袖、创始人曾琦、李璜、陈启天、左舜生等人，早期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与骨干分子。学会的宗旨，本来是倡导从事社会改造、远离现实政治的，但到了1921年前后，会员内部对是否参与现实政治，已出现了严重分歧；对如何参与现实政治的分歧则更大。青年党创始人李璜，日后如此回忆这一分歧：

“早在‘少中’成立未久，因受世界思潮的影响，除少数会员仍抱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态度，如王光祈、周无等人外，大多数的会员均因对改造中国观点的不同，而有了分歧，这种分歧，最早见于李大钊与曾琦的通信讨论，李主张，中国问题为一世界问题，欲救中国，须先参加世界革命；曾主张，世界革命以现刻国际形势而言绝不可能，中国须求自强自救，国际主义只是理想，绝不可靠。”

李璜所描述的这种分歧，后来被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当日，以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为代表的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深受苏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要想摆脱外遭强国压迫、内有军阀为祸的命运，必须铲除国内一切的剥削阶级，参与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用李大钊的说法，是必须依靠俄国的力量，因为苏维埃俄国“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但在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看来，将中国革命的命运寄希望在苏俄身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任何国家参与国际事务，都必然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谓真正的国际主义，并不存在。曾琦在其1918年出版的《国体与青年》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反对“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很显然，曾琦、李璜们的“国家主义”，与李大钊、邓中夏们的“共产主义”，很难有相容的余地——前者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后者推崇“工人无祖国”；前者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后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这种分歧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论——1924年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与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张进行讨论，据学会成员方东美回忆，“当时如有手枪，恐已血流成河矣。”

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内，中国青年党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核心人物如周恩来、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从未停止过政见的论战。在法国，周恩来等人有《赤光》半月刊为阵地；曾琦等人则创办了《先声》周报；双方大致同时间回国后，曾琦等人又创办了《醒狮》周报，以抗衡中共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这种长期的理念对抗，在某种程度上，掩盖掉了中国青年党真正的政治诉求。其建党宗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一度被扭曲解读成“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中共”。这种理解，完全背离了曾琦在1925年12月的公开表述。曾琦作为青年党党魁，如此解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 (甲)国贼之定义：国贼者何？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之公意、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吾人可发现若干之国贼，为国民之公敌，其在欧美日本有绝对不能生存者，在我国乃如蔓草之滋长焉，此吾人所为腐心切齿，而志在必除者也。

“(乙)国贼之种类：国贼之种类本难悉数，估依上述定义，举其最显著如下：1，盗卖国权，摧残民命之军阀；2.营私舞弊，祸国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争夺政权之政党；4，朝兰暮四，寡廉鲜耻之政客；5，把持地方，鱼肉乡民之滥绅；6，勾结外人，掠夺国富之财阀；7，破坏公益，专谋私利之奸商；8，欺世盗名，不负责任之乡愿；9，倚仗外人，压制同胞之教徒；10，扰乱社会，妨害国家之流氓。

“(丙)强权之定义：强权者何？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是也。其方法有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吾人依此定义，以求实例，则有自称为列强之英、法、日、美、意诸国，最足以为强权之注脚。盖其侵凌弱国，有如虎豹之对犬羊，其凶暴直非人所忍也！

“(丁)强权之种类，大别为下列四种：l，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占领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国化的教育是)；3，经济侵略政策(如掌握经济命脉之关税盐税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来华传教是)。（引自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从曾琦的上述描述中，其实看不出中国青年党“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建党宗旨，有专指苏俄和中共的意思。不过，曾琦在文章中仍用了约500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青年党与共产党在“外抗强权”问题上见解的不同：

“所谓‘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乃自实行共产主义之苏俄发出，……而吾人信仰国家主义者，则万万不能与之苟同，其理由第一、为吾人认定列强之对华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当分别对付，如土耳其之所为。断不能同时反对，遵苏维埃之号令。第二、吾人提倡‘国家主义’，但为保护本国，初无‘干涉他国’之意，‘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显然为一种‘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羁绊之际，恐无余力及此。第三、吾人若仅以打倒资本帝国为号召，万一世界上有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彼时吾人将何辞以对？故不如改为‘外抗强权’，表明吾人但求‘保护本国’，并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压力相加之强权国家，不问其为何种制度，吾人皆当依‘民族自卫’之原则，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则国家主义者之天职也。”

20年代：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决定了新生的青年党，不仅不可能与共产党走到一起，而且与正在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也无法合作。1924年，曾琦借孙中山自广州北上路过上海之机，曾前往会见，“劝其中止联俄联共”，但双方“辩论久之，不欢而散”。稍后，另一党魁李璜又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号召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和反对苏联驱赶华侨，结果开会期间又与国民党及共产党发生了严重肢体冲突。不过，总体上看，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要远远好于对待共产党。党魁左舜生曾如此描述：

“青年党（对国民党）除掉提携共产党与联俄一点曾有过批评外，实不曾怀过半点敌意。”

但即便如此，当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之后，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周报仍不免遭到查禁，曾琦本人也被拘捕，青年党人在各地的活动也被积极压制。这种结局，与青年党不愿被国民党合并，而必欲保持自己独立的政党地位有关。陈布雷曾游说青年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7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是否要加入国民党，会议结论是：“宜与国民党合作”，但是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以便青年党发展成健全的在野党。

会议发表了青年党《对时局的宣言》。该宣言猛烈攻击国民党所竭力标榜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称“党外无党”的主张，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和世界政党政治的潮流；“党内无派”则与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实情完全相反。宣言尤其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说道：

“专制政体，无论何种属性，何人当权，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人民失自动的能力，文化受无理的阻碍，国家因之衰弱，社会因之凝滞。举凡政治家，无人敢说专制政体较民主政体更好的。而国民党假借‘训政’这一巧妙的名词，为施专制之护符，是决不能加以赞同的。因此，国民党必须取消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的口号！”

此次会议之后，《醒狮》周刊即被查禁，曾琦也被捕入狱。1928年8月，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公开喊出了“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曾琦在会上公开质问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天下为公之旨有无冲突”、“训政制度与满清立宪有何区别？”曾琦说，一党专政有三大弊端，“一则无在野党之监督，而本身有易趋于腐化之势”；“二则功利之徒纷纷趋赴，使党内分子复杂，派系愈多”；“三则正直之士断难屈服，为贯彻七所信之主张计，必相聚而自成一党。不能公开则出以秘密，不能决胜于议院，势必决胜于疆场，此所谓逼朋友为仇雠，化温和为激烈，徒自种荆棘以障碍成功而已！”

曾琦还说，国民党以“人民程度太低”为由拒绝实施宪政，实属谬论。以前的清末立宪党人如此说，后来袁世凯也如此说，如今以民主自我标榜的国民党也如此说，“这不啻视我四万万人为阿斗，自居于诸葛亮的侮辱国民的言行。”

抗战期间：一面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一面呼吁宪政民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人受其“国家主义”信仰的驱动，积极投身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青年党组织了240余人的青年铁血军支援吴淞战场，此役，该党党员、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因抗敌有功而名扬天下。长城战役期间，青年党党员参加义勇军而牺牲者达700余人。青年党党魁曾琦、李璜等人，均曾前赴平津和冀东一带亲身从事抗日活动。李璜一度辞去所有青年党党内职务，专门办理东北义勇军事务，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李璜多年后回忆：若无胡适先生的帮助，身为“抗日义勇军首领”的他，差一点在北平被日军捕获。

战场之外，青年党在舆论上继续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将其看作实现全民抗日的最大阻碍。但青年党对国民党的整体态度，已由反对转向了合作——在党魁曾琦看来，国民党握有国家政权，抗日既然不得不依靠国家政权，青年党也就不能不与国民党合作，不得不从反对者变为“诤友”。这种转变，可以1934年曾琦让左舜生上庐山与蒋介石面谈为标志。到1936年，两党的关系已相当融洽——史料记载，东北军中级军官中的青年党人，曾给曾琦写信，密告中共与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在西安组成了倒蒋的“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曾琦得信后曾派李璜第一时间赶往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劝其万勿忽视，恐生肘腋之变”；西安事变后，曾琦及青年党又坚决地支持蒋介石，谴责杨虎城、张学良。1937年春，青年党三巨头“曾（琦）、左（舜生）、李（璜）”同到浙江奉化会晤蒋介石，长谈三日，两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

合作之外，青年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批评并未停止。1940年，曾琦曾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再次反驳了国民党的“人民程度不足说”、“训政工作未完说”、“军事时期不宜说”。1941年，青年党作为“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无党派人士）中最大的一股组织力量，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本年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社论，称赞曾琦等人的民主、宪政诉求，社论说：

“最近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指出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青年党认为“民盟”已成为中共的传声筒，选择退出，单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青年党独自提出三大提案：1、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2、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3、和平建国纲领。

这一时期，为实现全民联合抗日，青年党也主动调整了与共产党的政见对立。对此，中共也有着清晰的感知，1936年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批示信》中说：“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像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

1945年12月，青年党在重庆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日本已经投降，大会对青年党的宗旨作了修改，去掉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字样，更改为：“本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内求统一与自由，外保安全与独立，以建设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并促进平等合作的世界为宗旨。”会议结束后，青年党发布《宣言》，称：

“本党自来所谨守的最高原则，为国家主义，民主政治。……国家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国家必须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由全体人民所共治、共有、共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任何少数私人或集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能尽了国家所应尽的责任，而获得全民的拥护。在这个观点之上，我们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协作的真正民主政治，以保障全民的利益。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