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波（资料图）

    “我是共产党员，自有党纪国法来管。”2010年国庆前夕，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面对涉嫌千万利益输送一事如此回复。

    2011年7月31日晚间，文迪波被湖南省纪委带走，“双归”。8月1日，株洲市政府副秘书长何朝晖紧急赴任高科“灭火”。

    就在李途纯案即将送检，太子奶破产重整方案出台前夕，文迪波的“双规”或许正在将太子奶被破产的真相重新揭开，而地方政府强行介入民营企业经营的模式也将重新得到反思。

    出事早有预兆

    “被带走”几天以来，文迪波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事情似乎早有预料。

    记者从株洲市获悉，在2011年6月13日，中共株洲市委的干部任免名单中，文迪波就被免去了中共株洲市天元区委常委职务。此前，文迪波曾任株洲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以天元区常委身份兼任高科奶业董事长，出任株洲市政府托管民营企业太子奶的“代言人”。

    然而，正是托管太子奶，将教师出身，自称10余年教师生涯颇为失意，进入政坛后小获春风的文迪波推向了风口浪尖。

    2009年年中，株洲市政府以高科奶业之名托管陷入资金危机中的太子奶，然而太子奶管理团队发现，这家以政府注入1个亿资金的公司却存在着极大风险：当时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个人已转走2000多万，1个亿的资金有5000多万未用到生产销售中去。为此，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曾5次书面向株洲市市长王群提出风险提示，并希望将太子奶重新交由创业团队管理，否则太子奶将会被搞垮，“我自愿对太子奶债务终身负责，并凭借自身力量挽救太子奶，太子奶一旦稳定我马上离开，分文不带。”李途纯彼时表示。

    但在文迪波的“努力”下，李途纯多次请愿均被株洲市否决。

    自感太子奶被高科强占，拯救无望的情况下，2010年3月太子奶创业团队北上创立仙山奶业，李途纯作为总顾问也随之北上。然而，这次举措却触发了株洲当地利益者的敏感神经。

    在政府工作组进驻太子奶近2年没有提出李途纯团队和个人是否涉嫌犯罪的情况下，2010年6月末，李途纯及其兄弟妹妹、太子奶数位高管、数位律师、几十位熟晓高科内情的知情人全部被捕。

    “高科公司为了扫除破产重整障碍，让李途纯暂时禁声。”湖南当地知情人士透露，李途纯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羁押并遭受种种“不公待遇”就是文迪波等为达至个人目的抢占太子奶而动用公权的“违纪”行为，湖南省纪委的此次介入正是为了“拨乱反正”。

    涉案资金或达4000万

    尽管湖南省纪委并未透露文迪波被“双规”的涉案细节，株洲市政府也对文迪波一事三闲其口。

    然而，接近湖南省政府系统地人士却向记者表示，涉及文迪波的举报材料有一大摞，其中肯定包括太子奶案。

    2010年9月26日，记者就曾获得一份关于《文迪波涉嫌商业贿赂》的材料。材料认为，2009年3月25日，由文迪波签署的高科奶业第一份与第二份广告合同，涉嫌与彭晋、高中同学陈传焕等以1000万元广告款形式蚕食国有资产。

    后经记者多方采访高科奶业、广告涉及方湖南卫视广告部等单位，证实这份材料中，文迪波涉及利益输送嫌疑巨大。

    高科奶业分别在2009年3月和6月与灵动时代传媒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以及湖南灵动传媒策划公司签订两笔总值1150万元和115万元的广告合同。北京灵动最后并未履行植入广告约定，但高科方面没有根据约定进行相关索偿。相关证据显示，灵动的负责人之一陈传焕系文迪波高中同学。

    而文迪波当时也证实了他与陈传焕的同学关系，以及广告合作“失败”之事，并以“我是共产党员，自有党纪国法来管。”回应外界对其“涉嫌以广告名义输送利益”的质疑。

    29日，有株洲当地人士发现，文迪波和妻子约上株洲市市长王群夫妇到厦门旅游，事后，文迪波涉嫌利益输送一事暂时搁下。

    而今，湖南省纪委的“介入”，文迪波“面具”初显。

    来自高科员工的举报材料还称，文迪波还涉嫌以权谋私。

    据知情人士透露，高科公司董事会按规定有的10%的董事会经费，但均被大权独揽的文迪波独自批用，同时他还利用职权安排了大量的亲戚朋友到公司上班，政府成立的太子奶审核组人员里就有他的嫂子和同学刘泽生，“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人员竟然全是他的老乡。燃煤供应商是他的妻舅，广告代理商是他的同学等等，就连新招入的公司保安也大多是讲醴陵话的”。

    在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前提下介入太子奶托管经营的高科奶业在2010年底向太子奶破产管理人北京德恒提出了1.8亿的债务申报。

    此外，2010年9月30日，高科奶业向国家商标局申请“太子”、“日出”两个价值超过20亿的驰名商标无偿转让给高科奶业。

    “两份加盖‘湖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株洲高科奶业经营公司’公章的转让申请涉嫌冒用或伪造嫌疑，因为太子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太子奶集团所有的公章已经上缴法院，高科手中并没有这些公章。”知情人士透露。

    “外出均是坐头等舱、住高档酒店。在北京就以太子奶的老板自居，要求经销商用奔驰等专车接送，高规格款待，特别是文迪波作为公务员不仅在政府机关领取了工资，还在太子奶领取高达3万元/月的第二份工资”。部分举报员工称，文迪波生活极度腐化，其政府官员形象严重缺失。

    “根据各种不完全统计，文迪波涉嫌挪用的资金至少在4000万以上，而文迪波以1200万注册资金的高科‘侵占’总资产近30亿的太子奶近3年，单靠他一人的力量或难达到。”上述知情人士表示，随着纪委的调查，文迪波更多的利益链条或将浮出水面。

    记者观察

    官办民企再受质疑

    “李途纯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对风险的缺失，文迪波也是一面镜子，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政府公权在民营企业身上的‘乱行’”。

    文迪波被“双规”后，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如此对记者表示，文迪波的案发，实际上更引起了当地对地方政府介入企业经营的一场反思：政府公权究竟应不应该介入民营企业经营，介入程度深浅如何把控?

    “当初，株洲市政府介入太子奶托管，太子奶走上破产重组的道路都是沿着文迪波的思路进行的”。株洲市政府一位人士曾向记者表示。

    高科奶业介入太子奶托管经营路径也因文迪波的“双规”初现其真实面目。高科在2009年1月托管伊始，株洲市政府制定的“拯救计划”下：高科自负盈亏，通过向太子奶集团支付租金，并经营所得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太子奶债务。

    2009年12月，文迪波在多反“运作”之下，李途纯彻底出局，文迪波与李途纯又签署《补充协议》，协议取消了高科奶业对太子奶的承租期限，变为“承租人单方面决定租赁关系”“承租人每年向出租人缴纳5500万元。”

    事后，李方证实太子奶集团并没有收到过高科的租赁费，而是文迪波借破产重整之机妄图将太子奶彻底控制在自己手中。“文迪波煽动了4个债权人，这些债权人加起来的债权才2000万，他们却推动了太子奶30亿有形资产和20亿无形资产的破产，高科奶业不仅通过破产计划申请成为债权人，而且还通过高科作为破产重整的平台，损害更多债权人利益的同时，高科奶业从中获利。”知情人士表示，随着文迪波的“双规”，更加证实了高科奶业从看牛人到卖牛人的利益运作过程。

    李途纯在2010年6月初曾直言，最让他感到郁闷的一点是：文迪波的政府代言人身份让自己跟株洲市政府之间信息的明显不对称。“每次向市政府汇报都是由文迪波策划安排的，规定我讲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发言完就必须离开，然后由他们讨论。”李途纯表示，文迪波利用单方汇报的机会，做出的决定完全不利于太子奶方，“几乎所有决定都是他单方汇报后决定，从未征求我方完整意见。有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参会。”

    高科奶业进驻太子奶之后，太子奶并没有能够按照预期维持下去，是文迪波遭受广泛质疑的起始。其后，高科涉嫌变卖，不合理处置北京太子奶等多处设备等消息接踵传出。

    高科奶业的身份合法性也一直遭受着众多质疑。

    高科奶业成立之初，身份是国企，经引进民营资本控股后，其身份已经不伦不类。对此，文迪波曾在2010年6月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科奶业已被他控股，但当记者反复追问之后，他又表示，高科奶业仍为国有控股。

    株洲市工商局天元分局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高科奶业是2009年株洲市政府为托管太子奶而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初始股东为两家。其中，高科奶业由株洲市国资委首次投入4000万元，国资担保公司贷款6000万元。

    但在2010年2月1日，高科奶业注册资本变更为3200万元，股东一栏中，除了株洲高科集团和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外，新增加了北京商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明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两者实际控股已达62.5%，但这笔新注入的2000万资金中，大部分均是从株洲当地募集的。”知情人士表示。“高科从政府托管实际上已演变为文迪波个人侵占。”

    在多位太子奶案知情人士看来，李途纯涉案被拘1年之余，仍未有定论，身患重病仍得不到保外就医批示，其背后就是笼罩了一张由文迪波为代表的当地利益集团的大网。

    “一年多以来，来自中央和湖南省的纪检等部门多次调查太子奶和李途纯案，但均被文迪波和有关部门事先准备的汇报材料搪塞过去，但这并未能打消外界对李途纯案的疑问。”知情人士表示，文迪波被“双规”只是撕开了太子奶事件的另一个口子：文迪波背后是否有更多的利益集团及地方政府强行介入民营企业经营的模式都将掀起一番新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