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买奥黛的注意事项,:（044）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西安、兰州都还比较顺利，但关键在临潼那边、关键是老蒋。
　　否则，跑了老蒋，西安这边，人抓得再齐也没有用。张、杨最担心的，是老蒋在乱军中出了事，子弹可不长眼，别像邵元冲那样糊里糊涂挨一枪，又怕老蒋一时想不开别再自杀了，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劫持“领袖”是一回事，杀害“领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特别是张学良，以他与蒋的关系和感情，跟杨虎城相比，自然又不一样。所以临潼的任务，张学良必须让自己的部队、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去执行，别人他不放心。
　　从临潼的枪一响，张学良就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据赵寿山回忆，在西安的行动结束之前，刘多荃曾从临潼打过来一个电话，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
　　一会儿张又要临潼的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大怒，说：“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
　　困“坐“愁城，这个时候张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调整情绪，张、杨二人到室外去散步，省得坐在屋里，总盼着有电话来，来了电话又怕是坏消息。
　　赵寿山也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听到张学良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
　　杨说的，其实正是张最担心的。
　　此时此刻，张学良嘴上说的，虽然是捉蒋之后的事情。但心里想的，百分之百是如果捉不到蒋、或者蒋出了事怎么办、如何收场！
　　幸好，就在此时，振奋人心的消息来了。打电话来的是白凤翔，报告蒋已捉到，正往西安送来。
　　张学良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2日凌晨4时左右，白凤翔等人开始进攻华清池的蒋介石行辕，与蒋的侍卫部队交火。
　　蒋介石行辕的安保，分为四个层次，最外面两层，由张学良的卫队营负责。
　　最外一层，是十里铺到临潼的交通检查，有一个骑兵连，另外在灞桥（就是白凤翔他们集合出发的那个地方）驻有一个排。
　　再往里一层，是华清池头道门以外和周边地区的驻地警卫，又是一个连。
　　再往里的两层，就是“中央“派来的了，
　　从头道门、禹王庙那儿到“华清胜境”二道门，为第三层警卫圈，驻扎着70名蒋从南京带来的宪兵，就住在禹王庙里。

　　进了二道门就是华清池，上有小桥一座名“飞虹桥”，过了桥就是蒋的宿卫之处“五间厅”了，这是第四层警卫圈，也是安保的核心，由蒋的贴身侍卫日夜巡逻值守，侍卫长就是侍从室一处处长钱大钧，副侍卫长则是宪兵第3团长蒋孝先。
　　外边两道防线是东北军自己人，张学良事先已通知他们全力配合。
　　里面的两道。可是真刀真枪的干！
　　当晚值守的，是蒋介石的族侄孙蒋孝镇，他听到枪声，知道不好，赶忙叫起老蒋。这时又来了几个警卫，眼看前门是出不去了，蒋孝镇背起老蒋，穿过东小门就往后院跑，到得后院，没想到后门上了锁！
　　后门上锁，这是警卫工作的大忌！一旦出了事，别人肯定从前门攻进来，你让“领袖”往哪里跑，等死么？
　　此时，蒋介石就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蒋孝镇等几个人搭起人梯，送老蒋翻墙而过，没想到墙里墙外不一样高，墙外要高得多。老蒋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迥不复当年身手，黑灯瞎火中，不慎摔了一跤，摔伤了腰，从此终生受腰疾困扰。
　　华清池的墙外，就是骊山。翻墙的时候，急切中，蒋介石的鞋子也掉了一只，忠心耿耿的蒋孝镇，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蒋穿上，扶着他就往山上跑。不一会儿，蒋孝镇的脚就被磨烂了，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让老蒋自己往山上去。
　　西安事变之后，蒋孝镇被送进医院，治了好几个月才把脚治好。
　　再说孙铭九，冒着枪林弹雨抢入“五间厅”，一看蒋没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抓不到老蒋，可怎么向张副司令交代呢？
　　确实，如果老蒋出了事，那就不是向张学良“交代”的问题了，而是从张学良起，大家一块全得“交代”喽！
这时是凌晨4点半，据孙铭九回忆，当时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有一定温度，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命令搜查各处，但仍不见踪影。
　　此时贵妃池那边激战正酣，孙以为蒋介石在那里，于是赶快过去令对方缴枪，说“你们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又说“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炸死！”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扔了出来。

　　经搜查，没有老蒋，孙大失所望，赶快去向捉蒋的总指挥白凤翔报告。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刘多荃也来了，赶快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说“尚未找到委员长”。
　　孙铭九紧接着又回到“五间厅”，经仔细观察，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
　　蒋介石没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卫长钱大钧，躲在一个窑洞里，还挨了一枪。
　　钱大钧，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
　　蒋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
　　钱大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21年到广东投入粤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成为军校战术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替北伐军看家。
　　钱大钧虽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学校的履历、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专教“战术”的，但他却不怎么善于带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时候，钱都是以一种高级幕僚的面目出现。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钱大钧任参谋长，“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1935年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改组为西北“剿总”，钱拒绝赴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因此，保护老蒋，正是钱大钧的职守。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当天晚上，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他觉得张“形态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怀疑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再加上陈诚当天下午的提醒，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蒋曾有意召唤钱大钧，告诉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但因太晚了，就没有叫他。结果真的出了事。
　　在乱军中，钱大钧被流弹击中胸部，打穿了肺叶，只好躲在一个破窑洞中。被孙铭九发现，其实真的是救了钱大钧，否则时间长了，非死了不可。
　　据白凤翔的副官回忆，当时钱大钧被送到白凤翔处，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拉着白的手问：“瑞麟(白凤翔字瑞麟)，是怎么回事?”
　　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
　　钱说：“晚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要说这钱大钧可真行，委员长让你当这个“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就是要你陪着“在一起吃点心”的么！挨这一枪真是不冤！

　　想起来也是报应——当初张学良让他入陕就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他说什么也不肯来。让你不来，这回挨一枪！
　　挨一枪，钱大钧总算还保了一条命，蒋孝先可是连命都给丢在临潼了。
　　蒋孝先，1900年生，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军校一期毕业。
　　蒋孝先是蒋介石堂兄蒋周益的孙子，因此，他跟蒋孝镇一样，也是蒋介石的族侄孙，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学校以后，适逢老蒋主持黄埔，遂前往投考，入军校一期一大队。
　　蒋孝先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宪兵，1928年任宪兵第1团第1营营长。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宪兵业务，回国后任宪兵第3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北平宪兵副司令。后调回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次随蒋介石入陕，相当于副侍卫长，是钱大钧的副手。
　　蒋孝先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

　　侍卫长钱大钧，不管他尽到责任没有，怎么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在老蒋身边。
　　蒋孝先呢，作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饭”去了。
　　前面说了，12月11日晚，张、杨二人在绥靖公署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来陕的“中央”大员吃饭，饭后还有堂会，请了戏班子唱秦腔。
　　按蒋孝先的地位，还不够“中央”大员的层次，但他是老蒋的亲戚，又在蒋身边工作，大家都让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于是，听说张、杨请客，蒋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饭、听了戏还不够，蒋孝先没有尽兴，又凑了一桌麻将，潇洒了一夜，早上4点多钟才往临潼赶。
　　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最后一场戏、也是一桌麻将了。
12月11日，张学良卫队营副营长商同昌奉张之命，会同孙铭九一同赶赴临潼执行捉蒋任务，当天凌晨，他赶到十里堡会齐了孙铭九。当时因几辆车子的水箱出了问题，于是孙带一部分人先走，商同昌在十里铺等候，这时是4点多钟不到5点。
　　据商同昌回忆：“就在这个时候，从西安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公路，小汽车开不过去。我上前一看，见小汽车上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
　　我问：“你们是那里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干什么的？”小汽车上一个人掏出名片给我并回答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情。这一位是×××（我忘了他的姓名和职务）。”
　　按：另一个人是侍从室的财务人员蒋和畅，也是蒋介石侄孙辈，但他隔得比较远一点，所以不按“孝“字排行。
　　我接过名片一看。上边印着两行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官”，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中间三个字是“蒋孝先”。
　　我看了名片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的。车子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我把我营部政治指导员张××找来。我告诉他说：“这小汽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名卫队坐在他的车子上，别让他们跑了。要他跟着我的兵车后边走。捉到蒋介石后，再处理他们。”我回头带领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到小汽车前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子坐不下，我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吧！”这时蒋孝先和那一个人面如土色，一句话也没有说。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后，就上了小汽车。这时我们大汽车已装好了水，我率领第八连张万山部队的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随即到了临潼。当我率队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的第七连已打死华清池外围卫兵冲进大门了（大门内分几个单独小院子）。我即刻加入战斗。

　　至于蒋和畅，他脑子还比较快，一看势头不对，于是说自己是搭车的，由于他当时没穿制服，结果幸免于难。
　　商同昌将蒋孝先送到临潼，派人将蒋看管起来，随即投入战斗。适逢白凤翔、刘多荃检视俘虏，一眼看见蒋孝先，刘多荃登时想起张学良曾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蒋孝先在北平当宪兵副司令的时候，多次与东北军发生冲突，因此东北军个个恨之入骨。此时，刘多荃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白凤翔说：“还把他(指蒋孝先)送进城里干什么？”于是白对自己的副官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
　　冲撞了张学良的蒋孝先就这样死了，少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按：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追晋蒋孝先为中将军衔，埋葬在奉化老家。不久后，张学良也被送到奉化幽禁，张还送了蒋孝先的遗孀一笔钱以“超度亡魂”。
　　这时，一个战士发现了蒋遗失在墙下的鞋子，赶快报告孙铭九，孙由是断定蒋已经上山了，赶快又去找白报告，并跟着传令搜山。
　　首先发现的是脚已经扎坏的蒋孝镇。孙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不说，孙急了，用枪比着他：“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
　　蒋孝镇还是不肯说，但不由自主地往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随即让人把他押下去，然后上山搜查。
　　不管怎么样，蒋孝镇在枪口之下，也没有直接透露蒋介石的下落，已经对得起他那位“叔公”了。
　　这时天已大亮，卫队营班长陈思孝（商同昌回忆中名为陈至孝）忽然发现一个洞口似乎有人，一闪又消失了，于是喊：“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里面传出声音：“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随即，一个人站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孙铭九闻讯，赶忙抢将上来，定睛一看，不是蒋介石而谁？
据孙回忆，当时蒋介石冻得“浑身发抖”。
　　蒋从4点多钟跑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鞋子也跑丢了，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两、三个小时。12月的天气，还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着一股“逃生”的欲望在顶着，换一个人，冻也冻死了。
　　按：西安事变解决以后，蒋介石把他在此期间的日记整理为一本名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老蒋总想着表现自己在逆境当中那种“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饰当时的窘迫之态。
　　其实大可不必，当时那个情况下，换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逃生”，没有什么丢人的。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说说而已。再说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不跑那是傻子，换了苏洵，也是一样，别听他吹大牛。
　　“三军统帅”的威严，其实并不来自统帅本人，而来自于他所面对的人群和这个人群所持的态度，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种特定环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平日里在单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贸市场去买菜，他照样得换一副脸孔，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认识他，如果还弄“假牛×”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变”面前，“三军统帅”的威仪，一钱不值。
　　孙铭九捉住了老蒋，喜不自胜，当时就跪在地上给蒋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孙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为抓不到老蒋，或是老蒋出了事，他真的没法跟张学良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确实是救了他。
　　另外，孙铭九的这个举动，从客观上确实缓解了蒋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把蒋当做“上官”的，你不用紧张，我绝对没有恶意。因此，从这件事上来看，孙铭九还是很会来事的，难怪张学良把他引为亲信，确实办事让人放心。
　　按：孙铭九磕头这件事，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蒋介石日记和商同昌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这俩人应该不会瞎编。
　　于是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孙说：“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于是蒋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回答：“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又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这时蒋可能是实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气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这时孙不再与蒋啰嗦，同时他也看出蒋确实摔坏了腰，于是背起蒋送到山下。
　　这时，商同昌已经集合了部队，白凤翔、刘多荃以及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也赶来了，大家一道劝蒋去西安，蒋说什么也不去，口口声声说“让你们副司令来”。
　　但这时由不得老蒋，大家半请半推地把蒋介石拥上汽车，由唐君尧带着孙铭九将其“护送”到西安。

　　唐君尧，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
　　唐君尧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前身东三省讲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105师第2旅旅长，他的师长就是刘多荃。12月4日，刘多荃飞赴西安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由唐君尧暂代师长。12月11日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急召唐君尧到西安，并令他担任进攻临潼的“内线”总指挥。
　　唐君尧是个大块头，据说身高在1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适不过了，谁也跑不了。
　　12月12日上午8点多钟，蒋介石被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楼。
　　至此，张学良的“兵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临潼两地的战斗中，蒋方的重要伤亡，除邵元冲、蒋孝先以外，还有蒋的秘书萧乃华、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等人。
　　杨镇亚，1902年生，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
　　西安事变时，杨镇亚任宪兵第1团上校团长。12月9日，蒋介石闻听西安的大学生要来临潼请愿，曾派杨镇亚带宪兵到半途截击，如果不是张学良到灞桥劝阻学生，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杨镇亚率仅有的几十名宪兵死守华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蒋孝先、杨镇亚等人“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 ，将每年１２月１２日定为“宪兵节”，“以缅怀西安事变壮烈牺牲之宪兵烈士”。
　　据《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

　　另据商同昌回忆，在临潼的战斗中，蒋方死伤共为17人。
　　当天，以张、杨领衔，通电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还包括在陕的一部分“中央”大员。
　　据晏道刚回忆：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由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兹全文附录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