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轻工业园: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向现代智库的转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向现代智库的转型

发布时间： 2010-05-05      来 源：

1989年5月，陈启懋（左）参加“九十年代中美关系”讨论会

 

陈启懋 现已改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即将迎来她的50周年华诞。50年来，国际所从初创到茁壮成长到成熟，从一个基本上不对外开放的内部调研机构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现代智库，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我自1981年初调国际所工作，经历了国际所向现代智库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根据个人的回忆，谈谈这个转型的历程和一些体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由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老前辈金仲华、刘思慕创立的。我来所后听一些老同志介绍，创办之初，困难是很大的：没有现成的专业队伍，研究人员除了个别是从苏联国际关系学院留学回来的外，大多原来是学法律、政治、历史的；研究的资料也不多，那时当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视、卫星天线，订一些外国报刊，至少要一两个星期后才能到，只能靠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做研究。那时也没有什么对外学术交流，除了金、刘两位所长，一般研究人员都没有出国考察的条件。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金、刘两位所长虽然花了很多心血，但短期内也很难出什么大的成果。当时国际所主要的产品是出一份《国际问题资料》的内部刊物，还有就是研究人员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这是国际所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成绩是在老专家的带领下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为日后国际所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966年受到"文革"冲击，国际所与其他研究所一样被迫停止活动，我们敬爱的老所长金仲华被迫害至死。1978年在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国际所恢复、重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下，趁改革开放的东风，国际所进入了发展新阶段。这是一个实行对内对外开放、为向现代智库转型奠定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从1978年国际所重建起，大体上至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阶段一开始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必须改变国际所原来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那种封闭状态。一个以外国、国际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所与外部世界隔绝、不相往来，那怎么行呢？同时国际所除了为领导机关服务外，也理应为社会服务，理应面向大众，不应关起门来，搞得很神秘。改革开放为我们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市领导汪道涵同志、赵行志同志和时任外办主任的李储文同志都十分支持国际所发展对外交流。时任市长的汪道涵同志对我们指出，搞国际问题研究一定要“走出去，请进来，以文会友”。“走出去，请进来”意思是很清楚的。“以文会友”的意思就是要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包括把外国学者、专家请到国内来开会，也包括组织我们的学者参加在外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过这种研讨会广交朋友，与国际上著名的学术机构建立经常的关系。赵行志同志和李储文同志也大力支持我们。例如我刚就任国际所所长不久，他们就同意由我与美国室主任章嘉琳接受美国方面邀请，赴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与美国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进行交流。李储文同志还亲自帮助国际所与联邦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建立固定联系，并于1983年帮助国际所在上海与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了一个南北关系讨论会。这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一个与外国研究机构举办的讨论会。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国际所的对外学术交流很快打开了局面。1984年4月我们在外交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市领导的支持下，与美国的太平洋论坛在夏威夷共同举办了亚太形势和中美关系研讨会。这是国际所第一次在境外与外国研究机构举行讨论会，是一个突破，当时国内的研究机构能这样做的也是很少的。接着我们与日本的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太平洋论坛、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先后建立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关系，每年都要分别与它们举行学术讨论会，轮流在我国和它们所在的国家举行。到所里进行学术访问、座谈的外国学者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资助，我们开始分期分批派遣所内研究人员赴相关国家做客座研究或进修。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所里外文基本过关的同志差不多都获得了到国外考察、进修的机会。对外学术交流锻炼、提高了我们的研究队伍，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对世界的认识，同时又为所开辟了新的资料、信息来源。在交流中，我们也了解并批判地吸取了外国智库的经验。在面向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努力面向社会。从1981年开始我们编辑出版了《国际形势年鉴》，受到学术界和涉外单位同志的欢迎。八十年代中我们把《国际问题资料》改版为公开发行的《国际展望》半月刊，成为当时国内《世界知识》以外的又一国际时事刊物，受到热烈欢迎，发行达到5万多份。我们又与报纸、电台、电视台合作，组织国际时事测验和比赛，讲解时事热点，普及国际知识，宣传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里的许多专家经常被邀请到各单位做形势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再也不是一个人们心目中带有神秘色彩的内部研究机关了。在队伍建设、资料积累、对内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国际所向现代智库转型的条件逐步成熟，至1986年终于实现了突破，把所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围绕推进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平统一、保卫世界和平三大任务，向党和政府领导建言献策，其中不少受到中央或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或被采纳。有时我们还从民间的角度，配合外事部门做一些事。这种建言献策和活动大致有对策建议、民间外交活动、战略评估和研究、重要动向反映、针对性介绍国外经验等方面。下面作简要介绍。对策建议 这是我们做得较多的。我们的建议当然不可能都得到采纳，但其中确有一些受到中央领导或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例如1986年末我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有一个北京的同志来访，告我蒋经国病重，有些台湾留美学者反映蒋如病逝台湾将发生大乱，中央对此甚为关切，要求做出评估。当时东亚所有不少来自台湾的学者，该所的中文图书馆也有大量台湾资料和报刊，我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利用这些条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找了不少台湾学者谈话，最后写了一个报告。我的结论是，蒋死后台湾不会大乱，但岛内原先被掩盖的统独矛盾会公开化并展开、激化，为此还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这个报告报送中央。又如1990年10月我在夏威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就我国如何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台湾参加APEC的问题与印尼学者和台湾学者交换了意见，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我方以主权国家参加APEC的同时，同意台湾与香港一样，作为地区经济实体以中国台北（Taibei，China）的名义参加APEC。通过学术活动直接为国家外交服务 最突出的事例是我们所在我国与印尼复交中做的一些工作。1988年国际所亚太研究室主任季国兴在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遇见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瓦南迪。瓦南迪对季说，印尼领导人包括苏哈托总统本人有意恢复与中国的邦交，但有些顾虑，希望中国能采取主动。不久在另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瓦南迪又对季国兴说，苏哈托已指示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研究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接触商谈两国复交问题。季国兴同志在向我汇报后，我先后两次分别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了反映。为了促成此事，1988年我在征得外交部同意后以国际所所长的名义发函邀请瓦南迪访华，并准备把他带到北京与外交部直接面谈此事。据瓦南迪告，他接到邀请后立即与印尼外长、国防部长进行了讨论，并向总统作了报告。印尼方面把此邀请看作是我方对印尼愿与中国复交的一种积极反应。正在我们准备接待瓦南迪时情况急转直下。1989年2月瓦南迪通过我们所转达苏哈托在东京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时有意会见钱外长商谈复交事宜，并通报了他可能提出的问题，还对如何回答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立即把瓦南迪传递的信息和他的意见向外交部作了报告。后来钱外长到了东京，果然在第一天晚上就见了苏哈托，并就两国复交达成了原则协议。我国与印尼复交后随即与新加坡、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我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9年10月我在北京拜访钱外长，他当面表扬了国际所。中联部部长朱良同志也告诉我，外交部在中央外事小组汇报到此事时曾明确提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这一件事上帮了忙。另一件事是1990年中，为了突破西方对我国的制裁，中央同意由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同志为团长、汪道涵、李储文同志为顾问的代表团访美，意在争取缓和与美关系。在事先召开的准备会议上，朱镕基同志突然提出，要我们组织一个学者代表团，随他那个代表团出访，配合做各界特别是学界的工作。当时离开原定出访时间已经只有两三个星期，临时组团，经费、手续都有困难。汪道涵同志要求我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克服困难，办成此事。我们取得市外办的大力支持，与美领馆联系，解决了手续问题，并找了美国友人、时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彼得盖特纳，解决了经费问题，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组成了学者代表团随同出访。我所当时的美国研究室主任丁幸豪同志是这个团的骨干，他在美国学界、政界结识很广，在此次访问中做了很多工作，受到赞扬。在我任国际所所长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199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由大陆、台湾、香港三地专家参加的南沙群岛问题讨论会。这个主意最初还是一个美国学者（我记不得是谁了）对我提出的。他说大陆和台湾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大分歧，但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你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接受了这个意见。1990年我们决定开一个由两岸专家参加的南沙问题讨论会，以协调双方立场，配合我国政府维护南沙主权的斗争。但那时两岸学者还不能访问对岸。所以我们就考虑在香港举行这个讨论会。我们与时任香港岭南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黎凤慧博士联系，请她主办这个会议。黎博士同意，并取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即原来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高锷和外交部有关司的同志参加了会议。国际所由我和陈佩尧、季国兴同志参加。台湾方面来了十多位海洋问题专家，其中还有一位退役的"海军副司令"。这次会议对两岸在南沙问题上凝聚共识、共同维护中国主权上起了积极作用。对国际形势的战略评估和战略方针研究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战略评估和战略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或发生重大国际事件时，中央亟须做出评估和确定应对方针、战略、策略，这种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这种战略层次的研究较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或做形势报告的难度要高得多。我们在这方面也努力做了，每当发生重大国际事件都紧密跟踪，频繁研讨、分析。但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海湾战争时期我们经过多次讨论，认为美伊实力悬殊，同时伊拉克侵入科威特不得人心，在阿拉伯世界陷于孤立，因此战争不可能持久。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我们并没有及时形成报告，提出相应建议。这一时期做得较好的是在1989年下半年东欧发生剧烈动荡、变化，柏林墙被冲破时，我们经过讨论，及时做出若干估计。我先是在汪道涵同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汇报了我们的看法，在12月又写出题为"对苏联东欧变化及其对国际形势影响的几点估计"的报告上报。报告中指出东欧的剧变有外因，但主要是内因。最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党在战后脱离本国实际，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以致积累了不少政治、经济、社会矛盾；60年代以后又未能适应科技革命的大潮流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经济的广泛、深刻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致这些国家与条件大致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日益扩大。""再加上一些领导人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特权等问题，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失去信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维持下去。"报告还指出："东欧剧烈变化标志着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的剧烈动摇与开始瓦解，并表明国际大格局大变动时期确已开始"。"目前世界正处于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向新的多极的世界格局过渡的时期。"这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我们是提出得比较早的。后来我听说这一年末江泽民总书记来沪在与市委领导同志座谈时提出对东欧、苏联变化动荡的看法问题，汪道涵同志向他推荐了我们对苏东剧变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当即交代以后国际所的报告都要直接送给他一份。市委办公厅同志对我转达了这一点。不久后我去北京参加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在会上就此问题作了发言。1990年4月又写了题为"试论世界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过渡"的论文。《国际问题研究》发表了这篇文章并放在首篇，产生较大影响。总之，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全国是比较前沿的。另一件事做得较好的是在1991年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后，其时苏联虽尚未解体，但已摇摇欲坠，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当时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剧变后美国将"挥师东向"，集中力量搞垮我国，因此应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对和平演变、保卫社会主义上来。我们在讨论研究后，在"对苏联剧变后国际形势的若干估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剧变后美国虽会在人权、贸易、军售、军控等问题上对我增大压力，但"当前不可能把主要矛头移向我国。因为：（1）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首先要集中力量处理苏联问题。（2）在苏联东欧剧变及南斯拉夫危机后欧洲出现了新的不稳定。欧洲长期以来是美战略重点，美国不能不优先处理欧洲问题。（3）中东与美战略利益关系密切。海湾战争后中东形势仍不稳定，阿以矛盾的解决迄今无甚进展，仍牵制着美相当大的精力。（4）在亚太地区美国面临日本激烈争夺经济霸权的斗争，还有朝鲜问题、柬埔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美仍需要我国的合作。（5）自80年代里根执政后大搞扩军备战，美国财政紧蹙，国内矛盾已经积累成堆……引起了美国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苏联剧变后不再构成对美军事威胁，美人民中对解决国内问题的压力必然增加，这也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报告建议，我对美"在策略上似宜避其锋芒，应利用美国当前精力集中于处理苏、欧、中东问题之机，力争稳定与适当改善对美关系"；"要继续发展我与日、西欧、澳、东盟等国关系来牵制、影响美国"；"关键是要抓紧当前总体对我不利的国际形势中的间隙、有利因素和回旋余地，做好国内工作"。这篇报告从对国际形势战略评估的角度，配合了批判当时出现的一股企图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捍卫了党的基本路线。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报告中提出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重要情况、动态反映 这是我们做得最多的。重要的是反映的情况的质量，是否能抓住与国家利益悠关的重要动态及时反映。九十年代以前国际所按照市委的要求出一个“外电”。我们组织几个英文好的同志，每天凌晨值班，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摘录要闻特别是与我国有关的要闻，译出整理成简讯，于上午10时送到市委。反映情况方面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1988年我和时任学术秘书室主任的杨洁勉同志去韩国访问，回来后我们写了一份报告给江泽民、朱镕基同志，并报外交部。刘述卿副外长很欣赏这份报告并决定以外交部简报形式转报中央。当时中国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两国还处于敌对状态。我国学者一般还不能访韩。我们这次访问是在吴学谦副总理的支持下，由外交部特批的。在报告中，我们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作了高度评价，对韩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当时韩国朝野出现"中国热"的原因。这对后来中韩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一件事是1990年季国兴同志在参加东南亚的一次研讨会时发现一些东盟国家的学者常在印尼巴厘岛聚会背着我们讨论南海问题，有联合对付我国的动向。他回来后经汇报、讨论，写了"东南亚研究南沙群岛的动向"的报告报中央，这个报告得到中央的重视，杨尚昆同志作了批示，中央外办也作了研究。建议得到了采纳并于不久后付诸实施。根据需要针对性介绍外国或有关地区的经验 这方面国际所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我任所长时期曾要资料室的同志根据上海市政建设的需要编过一些国外解决交通、住房问题经验的资料，但作用不大。做得比较成功的有这样一件事。1991年10月美国动用"301条款"，压我国限期在保护其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采取措施，威胁如不能满足其要求就要对我进行制裁。在此前后，美有关部门又查抄了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公司。这对我外贸部门及出口比重大的城市如上海、广州等有很大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经过讨论后，决定由樊勇明（日本研究室主任）、吴寄南两位同志分别撰写了日本、台湾如何应付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两份材料。我在这两份按语中指出，要区别"最惠国待遇"问题和"301调查"问题，前者是政治问题，后者主要是贸易摩擦。美国对其盟国也常动用"301条款"。在我国商品大规模打入美国市场的情况下，发生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另一份报告中我又提出，"在贸易摩擦问题上，可借鉴日本与亚洲'四小'的经验，与美建立商务代表定期磋商与谈判的机制，采取'蘑菇'战术……"这两份材料上报后得到领导部门的重视。同年12月我在北京开会时碰到国务院外办主任齐怀远同志。他说这两份材料很好，他看到后立即转报李鹏总理和钱其琛、李岚清同志。在有汪道涵同志参加的上海市外经贸委召开的讨论对付"301调查”的会议上，也发了这两份材料，引起与会者的重视。1991年4月起我不再担任国际所所长后，我个人继续写了一些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已不参与这方面的领导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从1986到1991年，可以说是国际所向现代智库转型的突破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起步阶段。许多工作还刚刚开始，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钱其琛同志曾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要加强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研究。我们的战略研究总体上说还是很薄弱的。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1964年中央文件曾明确要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着重研究欧美政治），世界经济始终是国际所的薄弱环节。在以科技、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大国斗争的主要形式的大趋势下，这个薄弱环节就更突出地影响我们的战略研究，同时也影响我们为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服务。如前所述，我们的对外交流，一度是领先的。我们曾经组织或参与组织有中央几个部长级干部参与的高层次的代表团访美，与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开会、交往，但恰没有抓住这种机会为上海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经验、技术服务。一个在上海的研究机构不能很好为上海服务，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从我卸去国际所所长至今，18年过去了。18年中国际所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改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后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重新焕发出一片生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作为一个老同志，衷心祝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建设一个符合党和国家需要的现代智库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为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国家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第三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