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解答现实难题另辟蹊径

党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它是我们党执政近六十年来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开拓出来的新境界，它就是历史之谜的最新解答，同时也是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一次辉煌日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对于个人来说，为我们展示了人格成长的新境界，它是我们之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安身立命之学；对政治家和各级领导来说，它使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一个层次，找到社会管理的钥匙，为解答现实难题另辟蹊径。找到了这个路径，同时也就找到了进入和谐社会的大门。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紧迫的意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无不根源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内在缺陷。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当代西方制度最为典型，这种社会制度的优点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平等自愿的交易，可以实现两个人之间的效用最大化；通过每一个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它不“以人为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以人为本”是有缺陷的，仅仅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别人的生存需要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也不在其关心的范围之内，不管是他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不在其关心的范围内。

由于这种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就决定了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控制之下，必然要出现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政治生活中的腐化、文化环境的堕落化、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些病症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由此而使社会无法可持续地发展。正如流感病毒一样，这种价值体系蔓延到哪里，就把上述病症带到哪里。西方社会为了挽救这个根本缺陷，采用了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办法来缓解内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一个掠夺、侵略、殖民、奴役的过程。西方人在国内奉行民主法制，在国际上却以暴力竞争为游戏规则。谁要是打赢了，就理所当然地掠夺战败者，通过对别国的掠夺来把自己国家搞得很富裕、很繁荣。但是，现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明，其内部矛盾并不因实行民主法制和对外掠夺而消除，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其内部矛盾必然地越来越尖锐，可以预见，随着其内部矛盾积累，就必然要更加疯狂地对外掠夺、侵略，最终把整个人类文明推向自我毁灭的绝境。

由于上述根本缺陷，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框架内，人类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人们不知道病根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以就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措施。处于这种价值体系控制下的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知道在热锅上瞎折腾，却不知道怎样熄灭锅底下的火。他们中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危险，比如说英国王储威尔士亲王就曾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导致世界经济和环境濒于崩溃边缘，据他估计，“我们仅剩96个月去拯救世界了”。他说，我们再也承受不起消费主义式的生活，“自在的时代”已经终结。他认为，如果世界不听从他的警告，我们所有人都将面对这场“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现已隐约露出端倪的噩梦”。查尔斯还说，就连当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都曾意识到不受约束的物质主义所存在的弊病。[1]这很有意思，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亲王，享受着养尊处优的待遇，居然也发现“我们的世界观和经济体系似乎存在许多缺陷”。但是，西方人已经被牢牢锁定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上，他们能否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道路、对社会来一个转轨变型的革命呢？虽然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革命，但我们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难，难于上青天。

只有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探索，才有可能找到现实难题的解答。我们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搞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引入了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人所经历的一系列问题。由于我们不能对外掠夺和侵略，再加上我们人多资源少，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尖锐。但相比于西方，我们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前面，还有“社会主义”一词，我们这里仍然是共产党人执政，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沿着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方向向前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现在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并进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我们还保持着创新发展的潜力。我们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过度地“专门化”，因而就可能另辟蹊径，向文明进化的下一个阶段跃迁。

这个跃迁的过程是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前三十年我们强调大公无私，提倡理想道德，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尚未与之相应配套，高尚尽管高尚，但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应该”，无法普及开来，最终是难以为继；后来搞改革开放，放纵人们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欲望，很受某些人的欢迎，很容易普及，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由于市场法则的根本缺陷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会难以为继。由于上述提出问题的方式都带有片面性，所以它们都不能正确解答现实问题，要想正确解答，人们就必须找到正确提出问题的方式。经历了这样的左右振荡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人终于抓住了关键，找到了正确提出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人类精神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伟大飞跃，为我们走出片面性指明了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我们便可深入一步，从价值体系的层次上提出问题，从而找到现实难题的正确解答。

这个寻找现实难题的正确解答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过程。只有突破原来的思维范式，人类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自身的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水平，突破了原来的思维范式，找到了人性进化与社会运行的控制因素或者说是“序参量”，从而为人类找到了解答现实难题的钥匙，为和谐社会的成长发展播下种子。老子早就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我们现在也认识到，和谐社会也是成长起来的，它的遗传密码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者用现代协同学的术语来说，和谐社会的成长过程，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序参量的自组织过程。只有在这个价值体系越来越强化、主导社会生活过程的情况下，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那就不可能出现和谐社会。如果人们听任那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继续主导社会生活过程，同时又期待着社会和谐，那就不过是在期望公鸡下蛋；不管社会生产力如何发展，不管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花费多么大的工夫，和谐社会都将永远是水中月、镜中花。

所谓突破原来的思维范式，简要地说，就是克服那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二者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这就是一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虚幻的领域里去钻牛角尖。在这种范式中，人们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也不能正确解答问题，不管是坚持唯物主义还坚持唯心主义，都找不到解答现实难题的正确方法。与之相应的还有很多两极对立。比如说，人们通常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理解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代表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代表着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于是要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就要强调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相应的主张资本主义的人们就要强调个人主义而反对集体主义。这也是一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两极对立中，人们或者是强调集体主义，或者是强调个人主义，但不管人们强调哪一种主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又都不能避免片面性，都不可能正确解答生活中的难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实际上，个体与集体是互相依存的，谁也离不开谁，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人们处于片面性之中。

对原来的思维范式的突破与超越，也就意味着对人性的深入认识。这也就是说，以往人们所说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还可以深入分析，就像原子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原子核和电子一样，我们可以将“个人主义”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个体的生存本能，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它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人的生存本能这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包括动物界植物界都具有的东西，谁也不能和它作对。但这种本能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就被套上了以物质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价值体系，同时还承继了动物界原来就有的行为模式──丛林法则，就合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个人主义”了。通过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它把现实的生活条件、制度设计、价值体系与人们的生存本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人们一生下来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所以这种“个人主义”就被绝大多数人们视为天经地义，不言而喻。

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我们便可发现，这种“个人主义”并非一直都是这样，它是与私有制这个历史阶段相适应的暂时形式，它所内含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而这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是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由于价值体系的发育不充分，人们所坚持的这种“个人主义”就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不仅给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危害着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行，所以就需要运用各种管理手段来制约这种“个人主义”，建立各种监督机制，包括西方人所自以为很值得炫耀的“三权分立”也是其中的一种。假如人们在价值体系上充分地发育起来，就可以不需要监督，也就不需要什么“三权分立”；但由于有些人认识不到自身发育的不充分，把自身的需要监督的状态视为正常，所以就把“三权分立”视为正常，作为目标来追求。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我们所要反对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其中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我们所要做的是把这个价值体系转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我们可以搞一个基因工程，对原来的“个人主义”进行分解，这并不是要消灭“个人主义”，而是对其中的价值体系进行一个更新，植入新的价值体系，用这种价值体系和人的生存本能结合起来，与相应的和谐法则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个人主义”。由于新的核心价值必须与人共享，所以就可以保证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包含了集体的利益，所以就可以叫做集体主义，同时又因为它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了个人的利益，所以它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通过这种价值体系的转换，便可提升人性的高度，超越低水平价值体系所造成的悖论，并进而提升人类文明的高度。

由此我们便可发现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的本质区别，它们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政治文明是在丛林法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不仅不触动那个有缺陷的价值体系，而且坚持这种价值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搞民主法治，发展出一套互相制衡的制度设计；而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力图超越这种价值体系，强调人性的提升，从修身齐家开始，推己及人，由此而发展出一套金字塔式的政治模式。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于是便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一个是在民主程序上下功夫，另一个则是在人性的提升上下功夫。沿着这两种方向发展出来的两种政治文明，究竟哪个更好？人们要想做出正确判断，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标准，就必须站得高一些，突破文化环境所强加在人们精神上的束缚；而这又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是单凭学者们的个人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现在看来，由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种种特殊经历和秉赋，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它们既是党中央总结六十年执政经验后发现的新目标，也是可以用于评价政治制度、发展目标优劣的根本标准。它们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但如果人们的价值体系达不到这个高度，也就无法接受这些标准，于是就会很自然地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标准来批评中华政治文明，什么不民主啊专制啊等等，至于那些更重要的标准，如能不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一概弃之不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概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这样的人也可能会向往着和谐社会，但却不知道如何进入和谐社会。他们也有很多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成果，但下笔千言却离题万里，就像古时候的那位博学的秀才一样，他帮人写一个卖驴的启事，写了好几页纸，也没有出现一个“驴”字。

狭隘的标准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狭隘的标准，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把人类引入歧途而无法解脱。只有核心价值的进步才能打破这种循环，因而只有价值体系的进步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进步，它是社会运行过程的制导因素，支配着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演变过程。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一个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现在看来，价值体系的演变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那个主要矛盾。如果价值体系不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长不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不管怎样改变都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包括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社会仍然不和谐、人民群众仍然有意见的原因之所在。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我们抓这些年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仍然是“一手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抓住关键。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也是同样，如果没有人性的提升，在民主程序上做得再花哨也无济于事，法律制定得再多也没用，甚至是南辕北辙。

整个历史也无非就是人的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而已。现在看来，这个进化过程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百川东到海，人类各个文明的小溪都要汇聚到这里。但相对而言，我们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注重人性的提升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现在同时还保持着有利于价值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迅猛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创造了物质基础；因而我们中华民族有条件率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辟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新境界。至于西方人所引以自负的民主程序等等东西，是次一级的目标，这一套工具性的东西是不难发展出来的，我们这些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我们还必须强调，西方的那一套民主制度，由于服务于一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所以便必然地流于自相矛盾和虚伪；与他们的误入歧途不同，我们很幸运地发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只要始终一贯地坚持培育这个价值体系，便可建设起一种新型的、完善的、从而也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

与我们这个文明的巨大发展潜力相对照，西方政治制度是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它的社会中虽然也有引导人性向上的东西，但没有与政治过程结合在一起。支配着社会政治过程的是欺诈、掠夺、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虽然它很早就有了强大的生产力，但却无法形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强大的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不能用来造福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是用于邪恶的目标。为了改变其他国家，使之适应其掠夺的需要，却又要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就把这种价值体系的弊端更快更充分地暴露出来。它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就如同低等动物的过度专门化的发展一样，虽然也发展出一些特别有用的技能，但却压制了它的其它方面的发展潜能，无法进一步进化了，代表着那种自我毁灭的趋势。就像恐龙和老虎一样，恐龙已经灭绝，老虎也濒临灭绝，人类在努力地挽救它。相比较而言，人类没有羽毛、没有利爪，柔弱无力，但却成功地生存下来，成了这个星球上的统治者。这便是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在政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也是同样道理。

总而言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思维范式，把理论思维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在这个高度上，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文明的各种成就进行科学鉴别，把各种政治文明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性设计出一种完美的政治文明。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现实问题的关键，另辟蹊径，找到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通过上面所说的基因工程，我们便可以培育出一种可以普及的“个人主义”，以这种新的价值体系作为序参量，重组社会生活，从而保证社会经济过程的稳定，完善民主程序和法制建设，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文明，既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政治文明传统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周期性的痉挛、灾难，形成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又保持社会稳定、生态和谐的和谐社会。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2]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个新词，也在讨论园地里播下了一粒新种。它开辟了人性进化的新方向，使我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价值体系层次，揭示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控制着社会生活的神秘力量，为人类自觉控制这种力量提供了可能；它诉诸人的本性，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集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处在低潮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个新词为之照亮了前进道路，注入了新的动力；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是一个既能解答现实问题又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创新，使我们占领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制高点，从这个新词出发，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路径，打通中、西、马之间的隔阂及壁垒，为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开辟新起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的软实力，只有始终坚持这个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可能。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总是跟在西方人的后面，接受他们的价值体系，就无法摆脱受其欺诈、掠夺的命运。假如我们也坚持西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那将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同时也是人类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亮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坚持和培育这种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起步，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所谓建设和谐世界，也无非就是向全世界推广这种价值体系，把这种价值体系“修之于地球”。中国人并不是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要去“统治世界”[3]，而是要领导世界，在自己率先走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新路的同时，也为处于穷途末路的西方式掠夺文明作出示范，从而领导人类走出幼稚、愚蠢，摆脱濒临毁灭的危险境地。统治与领导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在形式上很相似。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永远有着巨大的区别”。[4]

[1]《参考消息》2009年7月10日第三版文章《英王储“控诉”资本主义》.

[2][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第2页.

[3]《参考消息》2009年8月25日文章：《新中国60年催生“中国统治世界”设想》。

[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