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弗朗明哥Q版:郑永年：应该让中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郑永年：应该让中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编者按] 改革是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主题，也是海外最关切的问题。近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新著《中国改革三步走》上市，旨在引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国问题，厘清中国改革的现状、推进改革所面临的各方面障碍，并探讨中国改革的前景与策略。以下是文中节选：

如果说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缺失和谐的根源。当代中国社会是经济改革的产物。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和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模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为深化经济改革提供社会条件。当然，也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意味着免于社会激烈冲突和暴力的侵扰。这首先需要一个消除冲突和暴力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从国际经验看，这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就是要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个经验现象，凡是中产阶级大的地方，社会就和谐，就稳定；凡是中产阶级小的地方，社会就不和谐，不稳定。当一个社会出现高度分化、冲突，甚至暴力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和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中产阶级规模过小。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的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的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