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矩形截面简支梁:茶道与哲学及宗教

茶道与哲学及宗教

　　道家思想以老子、庄子思想为代表。老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出现，东汉时期神秘化而为道教所信奉，至唐代已经融入国民素质之中。道家思想塑造人们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与超然物外的审美追求。道教清静无为的长生养生观以及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也是中国茶道哲学思想的源泉。《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道”是先于天地而生的宇宙之原、人类之本，由它衍生万物。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万物都是阴阳两气相和而生，发展变化后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因此“圣人法天顺地，不拘于俗，不诱于人，故贵在守和。”可见“和”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思想，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战国末年的《易传》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到唐代陆羽《茶经》创立茶道时，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中国茶道的灵魂。
　　受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历代茶人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因而中国茶道将自然主义与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茶是吸取了天地灵气的自然之物，人乃宇宙的精灵。茶的品格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朴归真的神韵。茶性的清纯、淡雅、质朴与人性的静、清、虚、淡，两者“性之所近”，在茶道中得到高度统一。道家在发现茶叶的药用价值时，也注意到茶叶的平和特性，具有“致和”、“导和”的功能，可作为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于是道家之道与饮茶之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同时，道家的“和”与儒家之“和”有共通之处，二者可以互补。因此，道家的“和”也就融入儒家的“中和”思想范畴，共同丰富了中国茶道的思想内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但是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也不能排除。特别是士大夫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时，道家的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思想就开始占上风，所以历代知识分子普遍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晚明许多文人的茶事绘画中，如唐寅的《事茗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等，均描绘了文人雅士们在野石清泉旁、松风竹林里煮茗论道的场景。相对于在室内煮茶品饮，文人似乎更钟情在大自然的山水间品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理想境界。历代许多茶的诗文也反映了这一点。如唐代陆龟蒙有诗《奉和袭美茶具十咏》描写户外煮茶，“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灵一的《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诗吟：“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明代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指出：品茶适宜在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等，都充分体现了道家的天地人合一思想，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饮茶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茶人最能领略与大自然的奥秘。文人雅士置身于幽谷深林，煮泉品茗，观云听籁，回归大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苏轼喜欢煮水烹茶，茶事是其自我解脱而至旷达的精神慰藉，他的《汲江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诗词将茶道中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茗饮》诗吟：“宿酲未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煎。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邂逅华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这是茶道追求天人合一、契合自然境界的绝妙写照。
　　茶道蕴含的道家精神，更直接的是对自然之趣的追求。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观念也渗透到茶道中。朱权《茶谱》说：“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马钰《长思仙·茶》词云：“一枪茶，二旗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为作差。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体现出淡泊无为的思想与“自然”主义，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饮自然之茶，并在饮茶中寻求对自然的回归，也就是天人合一、返朴归真。在茶事中，主张用本地之水煎饮本地之茶，强调茶与水的自然之道。品茶时，茶人强调“独啜曰神”，“独品得神”，追求天人合一，进入物我两忘的意境。
　　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使静修得到提高，所以茶是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道家把“静”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静虚则明，明则通。“无欲故静”，人无欲，则心虚自明，因此道家讲究去杂念而得内在之精微。《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老庄都认为致虚、守静达到极点，可以观察到世间万物成长之后，各自归其根底。归根称之为静，静就是复原生命。精神进入虚静状态，就能洞察一切，可以像明镜一样反映世间万物的真实面目。《庄子》又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谓之天乐”。如果人们能够以虚静空灵的心态去沟通天地万物，就可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也就是“天乐”的境界。因此道家特别重视“入静”，将“入静”视为一种工夫，一种修养。只有素朴虚心，静养人生，提升悟性，才能更好地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达到“无我”的境界。
　　道家在养生修炼过程中，发现茶叶自然属性中的“静”，与道家学说中的“虚静”有相通之处，于是就将道家的思想追求融入茶事活动。赖功欧的《茶哲睿智》认为，在品饮过程中，“人们一旦发现它的‘性之所近’——近于人性中静、清、虚、淡的一面时，也就决定了茶的自然本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成为一种实然形态。”所以道家对中国品饮的艺术境界影响尤为深刻。“茶人需要的正是这种虚静醇和的境界，因为艺术的鉴赏不能杂以利欲之念，一切都要极其自然而真挚。因而必须先行‘入静’，洁净身心，纯而不杂，如此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亦即畅达对象之中，不禁‘品’出茶之滋味，而且‘品’出茶的精神，达到形神相融的情态。”[2]这说明道家学说密切关系到中国茶道“静”的精神形成，使得中国茶道虚静空灵，美学境界深幽恬明。茶人的品茶审美过程其实是茶人修身养性的过程，是茶与心灵的对话，是茶人的返璞归真。庄子所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这也是中国茶道审美追求的境界。

　　晋代郭璞注解《尔雅》说：“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而巴蜀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两汉期间，张陵奉老子为教祖，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对道教感兴趣，因而影响深远。道教珍爱生命，认为光阴易逝，相信修道可以成仙，从此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士们认为服用某种含有生力的食物可以成仙，在这点上茶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道教以清静无为的态度追求神仙世界，道教遵从的养生理论和服食方术促进了茶事的兴盛与茶道文化的发展。
　　道教很早就了解茶叶具有轻身换骨的养生功效，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神仙结缘，饮茶与成仙的观念就密切联系起来。陶弘景《茶录》云：“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是传说中的汉代仙人，是最早涉茶的道教人物。《神异记》中也有关于丹丘子饮茶的故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具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这说明至少在汉魏之际，茶与道教已有了某种联系。《续搜神记》中也有仙人与茶的传说，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在武昌山采茶，遇到一高丈余的神仙毛人，把成丛的茶树指引给秦精。神仙不仅自己嗜茶，还引导凡人采摘饮用，神仙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陆羽《茶经》引述了大量此类记载，说明陆羽相信道士与茗茶关系密切，道教与茶道的关系最为久远。壶居士《食忌》说饮茶可以羽化成仙，恰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浸透着道教的神仙思想，体现了道教茶对饮茶得道的追求。《广陵耆老传》也记载，晋元帝时有个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官吏捕之入狱，“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神话传说将茶事与道教养生得道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道教与茶结缘后，表现道士饮茶的诗歌随之出现，道教思想逐渐渗透到茶道精神之中。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云：“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诗词生动地描写了道士伴茶夜读的情景，品饮着清静无为、契合自然之性的茶，道士的思绪已进入空灵虚无的神仙境界。皎然《饮茶歌送郑容》吟咏：“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诗歌反映了道士们通晓茶效，领悟茶趣，深知茶味，颇得茶助。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肯定其时道士们懂得茶道的真谛，所谓“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由于道士饮茶、识茶，古代常有皇帝向得宠道士赐茶。《太平广记》记载：开元中，道士申元之为玄宗宠幸，玄宗“命宫嫔为申元之侍茶、药”。《南部新书》亦载：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张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道士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茶人。如唐代吕岩，即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大云寺茶诗》中“幽丛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的诗句，以茶自喻，宁可“自落”山林幽居，不肯在上都为官，茶性正好契合了茶人淡泊名利的平常之心。
　　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认为清静无为是养生要旨，这与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老子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应该“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庄子》中谈到长寿的秘诀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体就会自然健康；必清必静，不要动摇你的精神，就可以长生。老庄认为清静无为有助于养生长寿，而养生的关键是淡薄名利，洗却宠辱，看破生死，保持心地纯朴专一，奉行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养生之道。道教吸收了道家思想，要求人们追求精行俭德、澹泊自守，企求人寿年丰、世事和平，达到清静之境。道教认为心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师，静则生慧，动则生昏。虚静可以推天地，通万物，因此“静”也成为道教的显著特征。茶道精神与道教思想是相辅相成的。茶清静淡泊，朴素天然，无味乃是至味。茶须静品，只有在宁静的意境下才能品出茶的真味，感悟品茶的要义，获得品饮的愉悦。静品才能使人安详平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进入超凡忘我的仙境。道教和茶道在“静”的方面高度契合。无论是宫观道士的品茶礼仪，还是现代兴起的无我茶会，以及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都体现着清静自然的哲学思想。历代文人雅士煎茶、咏茶，追求品饮之中蕴含的超凡脱俗、返朴归真的境界，这正是文人雅士受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真实体现。

　　儒家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经过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形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至西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确立了统治地位，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正统思想。自唐代开始，儒家经典成为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国茶道主要因知识分子而形成，儒士是发展和传播中国茶道的主力军，因此中国茶道也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德规范。
　　陆羽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他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已复礼的道德追求融入茶道，在《茶经》中提出对品茶者的人品要求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成为中国茶人普遍推崇的个人品德追求。儒学讲究和谐，追求完善的人格，奉行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这些也是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核心构成。“和”是儒家哲学核心思想，且与道家和佛教的思想相通，又由于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更为深远。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得文人非常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高度重视道德教化和人格理想建设。当儒家文人介入茶事活动中，发现茶的特性与儒家学说的主要精神很接近，是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想载体之一，他们便不但自己陶醉于茶事之乐，而且将茶道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从茶事活动中得到生活乐趣，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处世信条，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的“和”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和谐与和美。饮茶令人头脑清醒，心境平和，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茶成为儒家用来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一剂良方。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注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和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和”是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内涵极为丰富。中和从大的方面看是使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达到和谐；从小的方面看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恰到好处，一切都顺畅安宁。儒家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人的内心不受各种感情的冲动而偏激，处于自然状态，这就是中，中是“天下之大本”；感情发泄出来时又能不偏不倚，有理有节，这就是和，和是“天下之大道”。中和思想在儒家文人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也反映到茶道精神中。儒家不但将和的思想贯彻在道德境界中，而且也贯彻到艺术境界之中，并且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儒家总是将道德摆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才能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茶具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求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中和风韵。儒家将茶道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天理的途径。陈香白指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意味者宇宙万事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精神。[3]
　　唐代陆羽创立中国茶道，在《茶经》里吸取了儒家经典《易经》之“中”的思想，体现了和谐统一。比如煮茶用具风炉的设计，采用了《周易》中的象数原理，风炉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炉有三足，足间三窗，中有三格。风炉的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糅合。坎、巽、离都是《周易》的八卦名，坎代表水，巽为风，离为火。陆羽将其引入茶道中，把三卦及其代表物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以此表达煮茶过程中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风炉的另一足上铸“体均五行去百疾”，这也是传统“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是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因其得到平衡和谐，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体”指炉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风炉以铜铁铸从金象；上有盛水器皿从水象；中有木炭从木象；用木生火得火象；炉置于地得土象。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可以达到“去百疾”的养生目的。陆羽通过茶道来显扬儒家的和谐理想，陆羽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创造鍑（锅），也体现出儒家的时中精神及人格理想。陆羽《茶经》要求选择缓流的活水，反对“瀑涌湍濑”的急流之水，也不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儒家中和思想强调事物的适度性，在茶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裴汶《茶述》指出，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宋徽宗《大观茶论》说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因而能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正是茶叶具有这些中和、恬淡、精清、高雅的品性，因此深得茶人的欣赏。朱熹以理学入茶道，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朱熹在《朱子语类·杂说》中云：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这里以茶喻理，巧妙地将中和之道的哲学理念与政治、伦理制度结合起来。茶道兴起，对社会醇风化俗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苏廙著《十六汤品》，进一步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在品评茶汤的字里行间中，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一、和谐的茶道原则。刘贞亮将陆羽的茶道精神发扬光大，提出茶有十德：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刘贞亮的茶德观融汇了儒家思想，儒家精神以茶为载体得到发挥和加强。
　　儒家“和”的思想体现在采茶、制茶、品饮等诸多茶事活动中。如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朴素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中国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陆羽提倡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裴汶指出的其功致和，还是是宋徽宗提出的致清导和，都是以儒家的中和精神作为中国茶道的精神，灌注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不可忽视礼的作用。荀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意指人天生的性、情、欲，可以通过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善。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把礼作为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要求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律己待人，社会就会非常和谐。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自觉地以礼规范行为，力求以礼达到和谐的境界。儒家思想融入茶道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茶礼的形成。
　　古代礼仪中，茶叶曾作为祭品及陪葬之物。用茶叶祭神祀祖，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武帝本纪》载：南朝时，齐武帝在遗诏中安排在其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古时也以茶为聘礼，且赋予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明代郎瑛《七修汇稿》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在王象晋《茶谱》、许次纾《茶疏》等著作中均有极为相近的内容，都视茶为崇高的道德象征。在江南婚俗中，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茶用于嫁娶的各种礼节，“三茶六礼”在民俗中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
　　古代朝廷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会试与进退应对之事皆有茶礼。皇帝不仅自己嗜茶，还常以茶为赐。唐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苏鹗《杜阳杂编》载：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在官场中，茶礼也演化为区别官阶等级的程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官阶级别不同，受到饮茶的待遇也不同。而在民间，茶礼也成为普遍习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当时杭州的民俗，“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朔望茶水往来”，这是以茶睦邻之俗。此外，如客来敬茶、朋友赠茶、以茶代酒等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精神。礼仪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这与茶道精神是吻合的。茶礼追求的效果也是和谐，而当人们交往出现不和谐时，茶又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当事人双方在茶馆、茶坊中“吃讲茶”，有礼有节地饮茶过后，前嫌尽释。生活中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礼在儒家思想中既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茶道中也得到体现。刘贞亮提出的茶德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可以视为儒家茶礼的核心。儒家茶礼表达了仁爱、敬意、友谊和秩序，通过饮茶沟通思想，促进和谐，增强友谊。
　　儒家将茶叶视为具有灵性的植物，称茶为灵草、瑞草魁、灵芽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云：“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品茶活动能促进人格修养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明代朱权《茶谱》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将儒家修身养性、锻铸人格的思想注入茶道精神之中。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完美和谐。茶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陆羽《茶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刘贞亮提出“以茶可雅志”，通过饮茶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茶道寄寓着儒家企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诗曰：“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赞美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名茶，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不会改变节操。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的思想基础。吴觉农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具有“君子性”，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称赞建茶，“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苏轼又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联，说茶德似人德，将茶的高洁比作人的高洁。
　　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以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精神为第一要素。长期以来，多数正直文人热情赞颂清正廉洁等优良品德。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色、香、味、形的品赏之中，移情于茶，托物寄情，从而感情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升华。唐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自由高尚人格的追求。历史上儒士阶层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以茶喻佳人，并为茶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纯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茶有德，刘贞亮归纳茶有“十德”，陆羽称茶“宜精行俭德之人”，韦应物称茶“洁性不可污”，宋徽宗称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茶学家庄晚芳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等等，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人格理想。因此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企求，即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尊尊人、敬业乐群和志趣高尚等君子人格。

　　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也指出：“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在儒家人生观的影响下，人们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并且重视现实人生，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孔子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被孟子发展为与民同乐。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为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作了最好的注解。
　　中国茶道产生之初便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也蕴含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儒家乐感文化与茶事结合，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室内艺能。饮茶的乐感体现在以茶为饮料使口腹获得满足，体现在以茶为欣赏对象在审美中获得愉悦。正因为饮茶有“乐感”，茶事才有可能连绵千载并风靡全球。鲍君徽的《东亭茶宴》诗云：“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这是典型的儒家乐感文化，以山水之乐、弦管之乐烘托饮茶之乐。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将茶比喻为天公创造的灵品，“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苏东坡以茶为乐，故而想不通晋代刘伶为何沉湎于饮酒中。唐代李约嗜茶，以亲自煎茶为乐，煮茶不限瓯数，整日手持茶器而无倦意。黄庭坚的《品令》词吟：“风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品茗感受，化为鲜明的视觉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饮茶之乐。
　　儒家知识分子在修齐治平时，以茶修性、励志，获得怡情悦志的愉快；而在失意或经历坎坷时，也将茶作为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茶录》的著者蔡襄，平日以品茶为乐。晚年因病不能饮茶，但照常每天煮茶，烹而玩之，自得其乐。白居易经历过宦海沉浮后，在《琴茶》诗中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与茶是白居易终生相伴的良友，以茶道品悟人生的真谛，清心寡欲，乐天安命。唐代韦应物诗曰“为饮涤尘烦”，指出饮茶可以消除人间的烦恼。现代茶学家庄晚芳也提到：“象饮一杯茶，精神饱满，如神仙一样快乐。”“客来敬一杯清茶……啜茗清谈，无限欢乐……如系同行，边品茶边论《茶经》，更为有趣”。儒家的乐观主义精神融入茶道，使得中国茶道文化呈现出欢快、积极、乐观的主格调。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发展，到隋唐时达到鼎盛时期。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伦理观念结合，并吸收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唐代以后，佛学基本被汉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与中国茶道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密切相关。寺院僧侣是中国较早的饮茶群体。魏晋甚至更早以前，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常用的饮料。陆羽《茶经》多次引述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至少在我国江淮以南的寺庙中，僧道已有尚茶的风气。而茶叶广泛用于佛教僧徒以及茶道深受佛教影响，主要还是中唐以后的事情。在茶叶由佛教寺庙向社会传播方面，茶圣陆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门茶事活动生动体现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促进了中国茶道枯索静寂之美的形成。

　　唐代是佛教禅宗大力发展的时期，禅宗对饮茶习俗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于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宗选择在寂静的环境中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五调尤其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定关联。相传达摩祖师面壁坐禅期间，有一天因打瞌睡而苦恼，于是将自已的眼皮撕下，丢在地上，不久地上长出一株茶树。弟子就将绿叶煮了盛汤给他喝，达摩喝过后顿觉神清气爽，坐禅时再也不打瞌睡了，从此达摩喝茶以助坐禅。传说自然荒诞不经，但是也反映了佛教禅宗与茶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饮茶对于佛教极其重要，于是许多寺庙都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大量诗句中也有所反映。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吕岩《大云寺茶诗》盛赞僧侣的制茶技艺，“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古代寺庙是生产茶叶、研究制茶技术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唐代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了解到茶，并对茶产生兴趣。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作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的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唐宋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制作，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盛产茶叶的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圣地，建茶的兴起首先来自南唐僧人的努力。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著名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有些佛寺至今还生产名茶，如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的黄山毛峰、东山洞庭寺的碧螺春、杭州龙井寺的龙井、徽州松萝庵的松萝、武夷天心观的大红袍、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庐山招贤寺的云雾茶，等等。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有名寺，名寺产名茶，从来僧侣爱饮茶，饮茶成为和尚家风。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出现。适应禅僧集体生活而形成的寺院茶礼，作为佛教茶道已经融入寺院生活之中。寺院禅僧每日早起盥洗后，先饮茶再礼佛；焚香习禅时，每一支香毕开静后，即饮茶益思。在香气环绕的氛围中品茶，更能生发禅意，净心自悟。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表现形式，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推动了中国茶道的发展。同时，禅宗对中国茶道传播国外，特别是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
　　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茶已成为佛门必备之物。有的僧人甚至达到“惟茶是求”的地步。《南部新书》载，唐大中三年（849年），宣宗皇帝问一个“东都僧”服何药而如此长寿。僧人对曰：“臣少也贱，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代僧人饮茶亦是相当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有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事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名寺大庙里，都设有茶堂或茶室，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以及品尝香茶。有些法器甚至用茶命名，如召集众僧饮茶时用的“茶鼓”，《宋诗钞》中有陈造的“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诗句，描写了茶鼓声中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专门设有种茶僧、制茶僧，从事茶叶种植与制作。还专设茶头，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此外，佛寺门前一般安排数名“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来供奉佛祖、敬施主与自用，而且规格不同，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用上等茶供佛，中等茶招待客人，下等茶自用。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平时住持请全寺僧侣吃茶叫“普茶”，等等。
　　在佛教寺院中，茶道礼仪也是联络僧侣感情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每年一次的“大请职”时，住持设茶会请新旧两序职事僧，举行“鸣鼓讲茶礼”。住持请新首座饮茶，还有一定的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僧众感情更加融洽。此外，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以汤沐浴佛身，称为“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茶道起源于中国，在对内与对外的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宋以来，我国佛教兴盛，僧人足迹遍天下，茶道文化得以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一些外国留学僧人，学成回国时亦将茶道文化也传播到国外。在中晚唐时，新吴大雄山（今江西奉新百丈山）的禅师怀海和尚制定了一部《百丈清规》，又称《禅门规式》，其中对佛门的茶事活动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等，各有一定的规范与制度。比如佛事茶，诸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祭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以达摩祭日最为隆重，“住持上香礼拜，上汤上粥，……粥罢，住持上香上茶。……半斋，鸣僧堂钟集众，向祖排立，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仍进前烧香，亲毕，三拜收生具，鸣鼓讲经为茶。”佛门结、解、冬、年四节及愣严会礼佛仪式中均要举行茶礼，端午节点菖蒲茶，重阳节点茱萸茶。楞严茶会上举行茶礼时，“鸣堂前大板三下，鸣大钟，……住持至佛前烧香上茶汤毕，归位……”都很有讲究。再如议事茶，禅门议事多用茶来进行。寺中的住持圆寂丧事毕，寺中管事僧众请附近各寺有名望的僧人来寺会茶。新方丈上任，山门有“新命茶汤礼”，通过茶礼，让各寺僧众与新任住持见面，并使他们承认其合法地位。住持遇大事，亦采取茶会的形式召集大家共同商议。
　　《百丈清规》是我国佛门茶事文书，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其制度。日本高僧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在佛门中严格地继承下来，经过发扬光大而形成日本茶道，可以说日本茶道是在中国禅宗的影响下形成的。日本茶学家久松真一先生指出：日本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日本传承并发展了中国茶道的静寂枯索之美，形成了以“禅”为特质的日本茶道。日本茶道追求“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超脱之美，“以佛法修行得道”为第一要事，而其源头是中国茶道。

　　佛教是深奥的宗教哲学，与茶道文化的结合也是深层次的。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佛教禅宗修行的内容，包括戒、定、慧三种。禅宗的戒律很严格，要求佛教僧侣戒酒肉，戒性欲，而且规定过午不食，通过这些戒律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所谓定与慧，就是要求僧侣坐禅修行，息心静坐，心无杂念，以此体悟大道。茶与佛教禅宗结缘，首先来自坐禅和遵守佛教戒律的需要。茶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等功能，加上含有丰富营养物质，对于坐禅修行的僧侣非常有帮助，因此茶成为僧人最理想的饮料。随着佛教僧侣对茶的认识逐渐加深，发现茶味苦后回甘，茶汤清淡洁净，契合佛教提倡的寂静淡泊的人生态度，由于饮茶有助于参禅悟道，佛教对茶的认识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佛教僧侣发现了茶与禅在精神本质上有相似之处，提炼发挥之后，终至形成茶禅一味的理念。茶道精神主张以茶修德，强调内省的思想，与禅宗主张“静心”、“自悟”是一致的。品茶于清淡隽永中完成自身人性升华，习禅于“净心自悟”中求得超越尘世，两者于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同时，茶道讲究井然有序地喝茶，追求环境和心境的宁静、清静；而禅宗修行，常以“法令无亲，三思为戒”，也是追求清寂。茶性平和，饮茶易入静，心内产生中和之气，就可保持平衡心态，便于收心向佛。当“心注在茶”时，看着茶烟袅袅，闻着茶香悠悠，端杯细品慢啜，沉迷茶境，于是杂念顿消，由茶入佛，禅僧从参悟茶理而上升至参悟禅理。佛教为茶道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作出重要贡献，其核心就是茶禅一味的理念。
　　“茶禅一味”与佛教禅宗“本无一物”境界相通，体现了僧人对佛理的体悟。据《广群芳谱·茶谱》记载：有僧到赵州，从谂法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后来成了禅林法语，“赵州茶”也成了著名的典故。从谂禅师发展了禅宗茶的义理，认为“平常心是道”，茶是平常心，茶中亦有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诗云：“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揭示了“吃茶去”所体现的茶禅一味的深刻内涵。
　　佛教禅宗形成直觉观照、沉思默想的参禅方式与顿悟的领悟方式。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这种修行方法实际上也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注重心性的修行，禅宗也主张通过修行来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也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如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宋代，禅宗逐渐发展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甚至演变成佛教和佛学的同义语。同时，禅宗也成为古代一些失意落泊文人的精神避难所。禅宗强调对本性真心的自悟，茶与禅在“悟”上有共通之处，茶道与禅宗的结合点也体现在“悟”上。禅林法语“吃茶去”，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道方式。钱钟书在《妙悟与参禅》中说：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当然，讲究饮茶之道，不必遁入空门，只要通过饮茶引发出某种精神感悟即是殊途同归。当禅宗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茶，与宗教最为内在的精神顿悟结合起来时，实质上就已经创立和开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道路。而“茶禅一味”本身所展示的高超智慧境界也就成了文化人与文化创造的新天地，比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皎然、韦应物、黄庭坚等历代著名的诗家文人，就曾经在寺院的茶禅一味氛围中进行了很多文化活动。
　　在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中，“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禅的意思是“修心”或“静虑”。禅宗就是通过静虑方式来追求顿悟，即以静坐的方式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冥思苦想，直到某一瞬间顿然悟到佛法的真谛。禅宗始祖达摩来中国传播佛学，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静坐九年，成为静虑的典范。坐禅时要求进入一种虚静的状态，“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静指的是思想不为外物干扰，而虚是心灵不为名利欲望纠缠。茶性俭，又能抑制人的欲念，有助于更快地入静，所以禅宗视茶为最得力的帮手，茶事也成为佛门的重要活动，并被列入佛门清规，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至今佛教寺院中的禅堂，禅茶仍是僧人的日常功课之一。赖功欧在《茶哲睿智》中指出：“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自悟’的超越境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禅茶一味”。[2]僧人坐禅入静，要求摈弃杂念，心无旁鹜，目不斜视，进入虚静的状态，在追求领悟佛法真谛的过程中，达到空灵澄静、物我两忘的境界，也就是禅意或禅境。而茶道也追求空灵静寂的禅境。禅与茶相得益彰，禅借茶以入静悟道，茶因禅而提高美学意境。唐代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茶人在竹下品茶，达到俗念全消的忘言状态，心中的尘垢都被洗净，沉醉在品茗艺术的审美意境中，全然忘却周围的一切，进入空灵虚静的境界。可见茶人们的追求与禅宗的审美意境是息息相通的。
　　我国诸多诗词，反映了茶道追求具有禅味的茶境，给人以苦索静寂的美感。如郑巢的《送琇上人》诗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的诗《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曹松的《宿僧溪院》吟咏：“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等等。明代茶书陆树声的《茶寮记》记载：“其禅客过从予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而僧所烹点味绝清，乳面不黟，是具入清静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云跂石人，未易领略。余方远俗，雅意禅栖，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赵州耶？”陆树声喜与僧人一块品茗，并称“余方远俗，雅意禅栖”。他的茶寮从择地、置具、择人到烹茗之法，皆极力仿效赵州禅茶，追求清静脱俗的美学旨趣。
　　在佛学思想中，“和”也占有重要地位。佛学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倡导和诚处世的伦理，劝导世人和睦相处、和诚相爱。如《无量经》中说：“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疾，有无相通，无得贪惜，言色常和，莫相违戾”。僧人认识到茶性平和、冲淡，令人清心寡欲、不生杂念，使人清醒、冷静，饮茶有利于坐禅入静。而且茶道精神与禅宗的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饮茶有助于坐禅悟道。所以佛教对茶道精神的影响主要是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的本空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追求清静解脱的生活情趣，因而成为文人向往的淡泊适意的自在生活状态。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它比以前各种佛学流派更多地吸收了儒家学说和老庄的道家思想，从而使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得以融通。佛学对于天人关系也有相关论述，提出了“梵天合一”、“物我同根”的思想。物我既然同根，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处于“中和”状态。僧肇大师提出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思想，与道家的“天人合一”说也是互相包容的。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题，成为整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根本因素，也对中国茶道核心思想的形成打下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