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是写了 梁祝的吗:陈季冰：“中国虎妈”捅到美国痛处

□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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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Amy Chua)凭借她的《虎妈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书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中西教育模式孰优孰劣的白热化辩论，并一举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争议的妈妈。

在这本出版当日即攀升到亚马逊网站销量排行第六名的新书中，蔡美儿宣扬了一种据说是“中国式”的教育方式——简言之，即以课业成功为唯一导向的专断高压的管束和灌输。例如，蔡美儿的育儿经中包括：“绝不允许”孩子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自己选择课外活动、成绩拿不到A，以及不尊崇家长的决定选修自己喜欢的任何乐器等等。所有这一切，显然与历来崇尚“尊重儿童个性”、“游戏优先”……的西式教育理念全然背道而驰。

1月8日，《华尔街日报》书评版以《为何中国妈妈更胜一筹》（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为题刊登了这本畅销书的部分节选，立即引起极大关注。据称，短短不到一周之内，《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出现了4000多条相关评论；而在Facebook上，更有10万多人次加入了关于“虎妈”的大讨论。总的来看，虽然也有人认为蔡美儿的做法不无道理，但更多美国家长用“震惊”和“恐怖”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自己对“虎妈”教育的反应，有人甚至表示，她对待女儿的方式几近“虐待”，是“危险”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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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月来，我一直饶有趣味地旁观着海外媒体对“虎妈”和所谓“中国式”教育的众说纷纭。但说句实话，作为一个“中国儿子”和“中国父亲”，我对中西教育模式之争本身并无十分浓厚的兴致。我个人更有兴趣探究的问题在于：蔡美儿究竟触动了美国人的哪根神经，以至于他们为之如此兴奋、躁动和不安？

我注意到，除了始作俑者《华尔街日报》，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报章都对“虎妈”现象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也不甘人后；蔡美儿和她的书还上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新闻和专题节目镜头；至于那些读书类的报纸杂志，更是对“虎妈”连篇累牍……最有趣的是，上周末刚刚落下帷幕的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个人身份与“世界经济”一点也沾不上边的蔡美儿竟也受邀前往发言。期间，哈佛大学前校长、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还一本正经地与她同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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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虎妈”蔡美儿触动的仅仅是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但若从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层面观察，“虎妈”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的焦虑感。

崇尚个人主义，鼓励冒险创新、反对政府管制……这些便是长期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美国精神和美国梦。对绝大多数头脑并不复杂的美国民众来说，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道德上善的要求。而随着美国在过去的20世纪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所认同的这种内在“善”的价值又同外在的“成功”根深蒂固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正是美国人追求的“正确的价值观”，造就了美国今日的世界第一。

新世纪头10年对骄傲的“扬基小子”来说，真可谓流年不利：先是深不见底的反恐战争泥淖严重消耗并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之后，肇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又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经济及政治、军事各方面实力的迅速崛起，更令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此消彼长之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当下的美国国内，尤其是精英阶层，一股怀疑和失败的论调甚嚣尘上。由此，在我看来，不论参与争论的美国人意识到与否，“中国虎妈”之所谓红遍美利坚，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儿童教育领域。蔡美儿的教育方法所象征的，其实就是近来论述汗牛充栋的所谓“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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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语中的：“中国虎妈”捅到了美国的“痛处”。文章指出，“虎妈”引发的激烈反应有其深层原因，美国人越来越担心输给中国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虎妈”正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统治世界的“虎崽”，而“意志薄弱”、“纵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后代没有做好在严酷无情的全球市场展开竞争的准备。“通过犀利的笔触，蔡美儿已使整个国家的父母开始自问：我们是她所说的输家吗？”

奥巴马总统大概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虎妈”的影响。他在1月25日发表的任内第二次国情咨文，就旗帜鲜明地以提升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为主题。演讲中他四次提及中国，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强调于数学和科学……”

《时代》周刊有些自我安慰似的指出，这种国家身份危机并非新出现的事物。文章列举了20世纪中曾同样引起美国人巨大不安的竞争对手——前苏联和日本及其相继衰落的例子，末了，以典型的美式乐观主义思维劝导读者说，美国人应该检讨自己的自满态度以及美国将永居第一的想法。“我们可以将她更宏大的主题作为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这种激励是我们国人过去时常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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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时代》周刊的剖析虽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释笼罩在美国民众内心的焦虑。如我之前已经提到的，在这个问题上，同属西方，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欧洲人也同美国人一样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20世纪的挫败和衰落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他们自视为“善”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与“成功”画等号。因此，他们已经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目送昔日荣耀的逝去，只要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继续保存下去。相反，美国短暂而辉煌的历史不足以使它的人民切身感知人类历史的这种无奈和复杂性。

我一点也不认为美国人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观，为了看得见的未来竞争的成功而对“虎妈”及其“中国模式”心悦诚服。但在此刻，一定有一个问题像大山一般沉重地压在“山姆大叔”的头顶上：假如“美国精神”在同当代“中国模式”的决战中注定要败下阵来，那美国应该如何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