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简记 一缕烟圈:“入世”怎样推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入世”十年，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化，我国各级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亲民政府转变——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入世”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十年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成效，莫过于明确了建立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这一改革总体目标。在这一总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逐步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亲民政府转变。

　　一、怎样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一是明确并转变政府职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政府职能的这一“十六字”界定，成为近十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厘清自身职能范围的基本依据和衡量标尺。2003年和2008年的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则从组织结构上为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提供了保障。二是通过推进行政法治来约束政府权力。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自2009年以来，河北、安徽、湖南、四川、河南郑州等省市先后公布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依据，政府部门行政权力事项和外部流程图，以及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具体权限等“权力清单”，湖南省先后颁布实施《行政程序规定》和《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等行政规章，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约束政府自由裁量权。三是强化对政府的内外监督。政府向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加强对政府部门和领导人的审计监督，切实推进行政复议工作，强化对各级政府的舆论监督。四是加快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据统计，广东省政府各部门近年来围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管理服务转移了130项职能，目前全省有15%的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职能转移，9%的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购买社会管理与服务。

　　二、怎样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第一、公共财政支出逐步向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倾斜。2001年，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科教、社会保障、农业等领域的民生支出约3000亿元，占全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1769亿元的比例仅约1/4。到2010年，财政民生支出合计达到59601.82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3，其中仅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民生支出就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2.6%。

　　第二、地方政府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立法步伐。南京市在2002年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要建立公共决策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等任务和措施。此后，吉林省和武汉市也以类似的形式提出“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010年，深圳市服务型政府建设法规《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并正式实施。2011年，湖南省率先推出全国首部省级“服务型政府建设”规章《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以地方法规形式，对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做出明确规定。

　　十年间，我国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行政法治进程稳步推进。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各级政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能，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划建设法治政府蓝图的纲领性文件，是此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总章程，在推进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同年7月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行政审批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2005年，《公务员法》颁布实施，《信访条例》也得以修订和重新颁布。2007年制定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国务院大规模清理行政法规和规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法规清理。2009年，国务院先后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2010年，国务院召开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发布《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1年，《行政强制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颁布实施。

　　四、怎样从管制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十年来，国务院先后分五批取消和调整了2183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0.6%，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加大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二是建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十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稳步向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倾斜，财政公开和预算改革也稳步推进。2010年，35个中央部委先后公布部门预算收支情况。2011年，95个中央部委先后公布了“三公(因公出国出境、公车购置运行、公务招待)经费”，北京市等地方政府也先后跟进公布。不少地方政府如广州市等地的预算公开制度逐步完善起来。三是行政问责制度也逐步建立健全。行政问责风暴发轫于2003年的“非典”风波，在随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大批官员又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2006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8年行政问责制被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行政问责逐步从中央到地方、从事故多发领域和部门向其他政府部门领域推进，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在问责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引咎辞职等问责形式逐步走向制度化。

　　五、怎样从“威严”政府向亲民政府转变？

　　亲民政府的最大表现是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度逐步提升。十年来，包括价格听证会、网络公开征求意见、旁听及直播政府会议等形式的公开和公众参与形式逐步增多并推广。2010年，为制定《拆迁条例》，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成立工作组，多次进行实地调研，选取40多个典型城市进行专项调查统计，专门听取被拆迁人和相关专家的意见，召开各类座谈会、论证会，先后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新媒体形式搭建公众与政府直接沟通平台，是亲民政府的另一重要表现。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通过门户网站和广大网民面对面交流。2011年底，全国业已开通近2万多个党政机构、公务人员微博，北京市公安局微博“平安北京”等知名政务机构微博。北京市开通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群，以至于媒体将2011年称为“政务微博元年”，由此开启“政务微博时代”。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包括转变并优化政府职能、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制约、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等在内的改革任务依然繁重而迫切。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积极稳妥的改革方针，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在下一个十年必将取得新成就。（张智新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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