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里的证件照:苏拉密：“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免耕法”--中国农业的耻辱！

“光说不干”的“免耕法”使中国农业倒退为“原始无体制耕作”

苏拉密

70年代末，正值中国“真理大讨论”之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和农场经营者---韩丁先生，带着他全新的耕作理念---“免耕法”再度来到中国。这次，韩丁先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最重要的政论媒体《人民日报》和最重要的学术媒体《光明日报》，均以整版篇幅介绍了韩丁先生关于“免耕法”的谈话。中国农民首次听说了这种“洋种地”，也透过介绍对美国的私有农场有了最初的“向往性”了解。

“免耕法”是一种新兴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盖”构成自己的体系。“最小耕作”是说要尽可能减少耕作，以免扰动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发。“腐殖覆盖”是说通过“免耕”将作物残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烂；经多年累积后形成一个“腐殖层”，覆盖地表。

可以看到，虽然在“耕”的问题上完全对立，但在“覆盖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细作”又是完全一致的。“松土保墒”靠“暄土”覆盖，“免耕法”靠“腐殖层”覆盖。离开“覆盖”，就没有“保水”。

“免耕法”有一定的优点，也有致命的缺陷。说不定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华民族就曾经尝试过这种方法，后来又被淘汰了。

先说“覆盖”。和“暄土覆盖”相比，“腐殖覆盖”存在着管理上的缺陷。“暄土覆盖”是以土盖土的“同质覆盖”。过水后覆盖层“板结”了，就再浅锄一遍，维护一次，不存在“覆盖物”的损坏问题。而“腐殖层”在播种、灌溉、追肥、播药、采踏等过程中会损坏，从而暴露土壤。比如，中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普遍使用“漫灌”，水流会把“腐殖层”漂浮起来、冲集到灌溉末端，使灌溉前端缺乏“腐殖层”；灌溉时土壤已经成为“泥”状，农民挽着裤腿赤脚在膝盖深的泥里管理水流，会将“腐殖层”与“泥”搅拌，或把“腐殖层”踩到耕作层的底部，使“腐殖层”混入土壤，成为土壤的简单腐殖质含量。“盖子”没了，还怎么“覆盖”？除非你采用“扇型往复式”（退着喷）或“架空式”喷灌，否则“腐殖层”就不可避免要被灌溉中的“踩泥”破坏（“落地圆周式”也要“踩泥”）。70年代，是中国喷灌“从无到有”的开拓时期，虽说到1977年中国已拥有喷灌面积290万亩但若不再经过至少10年的“跳跃式”发展，就远远不足以支撑“免耕法”的推广。等到80年代，地都分成“4米宽”啦，还喷灌个屁！

再说“免耕”。“免耕”固然可以减少因扰动带来的水分散失，但在大动力播种机普及之前，未经翻耕的土地能“条播”得“动”吗？别说“条播”，连“穴播”恐怕也不能实行：密密麻麻地挖坑，那还不如“翻耕细耙耧播”呢。不能“条播”，也不能“穴播”，莫不是要让中国农业倒退到“裸撒播”阶段？因此，“免耕”在70年代的农业“半机械化”条件下是没办法推广的，更不要说80年代连“半机械化”也夭折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有多少小麦播种前是“免耕”的。玉米等株距较大的作物是可以“免耕点播”，那是在70年代中期以前就早已普及了的，和后来宣传“免耕法”没关系。但玉米的生长季节是全年降水最集中的七、八、九三个月，“免耕”的土壤过于“瓷实”，不利于“蓄墒”，这才有陈永贵发明“深松锄”来弥补这个缺陷。

在70年代中、前期，韩丁先生就曾到大寨推广过他的“免耕法”，老陈没有接受。这倒不是因为老陈思想保守、不敢突破管圣人、孟圣人、毛圣人们“钦定”的“精耕细作”；而确实是“免耕法”不适合中国国情。

且不说“免耕法”作为一种新兴的耕作体制尚待接受“实践检验”，连它的诞生地---美国，直到2005年都还只有13.4%的耕地实行“免耕法”，70年代更是少得可怜；和中国当时几乎100%实行“精耕细作”无法相提并论。而且美国农业不是“灌溉农业”，它的“灌溉密度”到2005年才13%，中国在70年代就得到了46%。中国在“灌溉革命”发生后实行什么耕作体制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灌溉”这个中心。“免耕法”对灌溉方式的苛刻要求，足以让老陈驳回老朋友的“面子”。当然，这并不影响70年代在中国普遍实行的玉米“免耕点播”和“海绵田”接受了一些“免耕法”的合理成分。

“海绵田”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量提高整个耕作层的“腐殖质”含量，而不是象“免耕法”要求的仅仅在地表形成“腐殖层”。“海绵田”才是能让“免耕法”在中国真正推行的基础。“海绵田”土壤蓬松，播种前可以“免耕”；“海绵田”不易板结，可将“松土”次数降低到“最少”（即“免耕法”要求的“最小耕作”）；“海绵田”耕作层上下均质，不怕灌溉“踩泥”。可惜，中国的“海绵田”建设也在1979年夭折了。

1974年老陈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墨西哥，蹲在人家的“滴灌”前长长不舍离去，以至于延误参观日程。弄得陪同的总统埃切维里亚只好许诺送他2套“带回去慢慢研究”。回国后，这2套“国家礼品”锁进礼品库吧，就“禁锢”了生产力；留在中南海灌园子吧，又过于奢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安置在大寨进行实验，这也是中国最早引进的“滴灌”技术。

后来有人说大寨红旗是“假”的，是靠国家投资“树”起来的，投资中就有滴灌。说这话的人听说过什么叫“指鹿为马”吗？不错，国家是在大寨有投资；---大寨出名后共接待134个国家、2288批、25000人、2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外宾来大寨参观。国家当然应该在大寨投资建设展览厅、宾馆、旅行社、邮电所、银行点、道路、桥梁...这些设施国家使用国家投资，天经地义；和大寨有什么关系？能指出大寨人吃饭、住房、农田基本建设化了国家的钱吗？你“国家”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吧？

为什么在距70年代中期老陈婉拒“免耕法”仅仅只有短短的3、4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就轻易而举地接受了“免耕法”？倘或是因老陈“霸占”了中南海浇园子的“滴灌”引起不满？有人要借“免耕法”给他“好看”？还是已经有人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的“精耕细作”体制必将在80年代初被全面终结？从而提前做好“理论准备”工作？这也太“用心良苦”了吧。

虽然前面指出了“免耕法”的缺陷和推广的困难，但既然“精耕细作”命中注定要被终结，那么假如能对“免耕法”积极改进方法，创造条件推广，也仍不失为一种选择。

然而，历史对如此善良的意愿也不肯放过它的嘲弄：在“精耕细作”被终结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体制的迹象。

“免耕法”对“腐殖质”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精耕细作”---“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凭有“腐殖层”覆盖！然而，80年代后，野蛮疯狂的“秸秆焚烧”席卷全国。燃烧使植物遗体释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机成分，仅剩下一点点矿物质无机盐---灰烬；没了有机物，土壤去哪里获得“腐殖质”？更别提“腐殖层”了。80年代后，每当夏、秋收时节，从北京到武汉，到济南，到西安...广大的北方因秸秆焚烧“狼烟滚滚”。一开始是没人管的，后来造成高速公路封闭、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政府才开始干涉。特别是2000年以后为了申办奥运会，政府更加大了“禁烧”力度。国家为此专门动用了“卫星遥感监测”，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法令、法规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都要组织“禁烧工作队”，白天硬是驻守在地头，但夜里“偷烧”却禁止不住。“逼”得政府连“臭命昭著”的“连保制”都使了出来---大标语赫然写到：“一处冒烟，全村受罚！”。

这是农民“逼”政府吗？集体时秸秆全是“宝贝”，都要集中到地头用大功率切草机切碎沤制，等来年再还田做底肥。这还不够，还要按比例轮流一定面积专门种植“绿肥”---不长粮食、专长“秸秆”的作物用来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长远肥力。集体解散后，个体农民既没有切草机，也没有沤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烧还田”，怎么“还”？“掩埋”吧，则需要大型翻耕机，掩埋深度才能不影响播种。没有物质力量支撑，农民们除了“偷烧”还有啥出路！

2007年09月27日，济南为“秸秆焚烧”关闭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车辆也不得不开启雾灯缓行。《齐鲁晚报》报道说：“晚上10点多，一位农民大声喊：‘现在没人啦，赶快再烧一堆吧！’”

也许，等到2008年秋季，农民们经过“奥运洗礼”，情况就会好转。最近2、3年，随着玉米收割机的使用，“秸秆禁烧”是看到了点希望，处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截止2005年，中国已推广“免耕法”面积1500万亩。也就是说从1979年开始宣传“免耕法”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推广57.7万亩。这个速度不慢，再过3120年，中国的18亿亩耕地就全部使用“免耕法”啦！

前人制订的“耕作保水”体制被终结了，自己宣传的“免耕保水”又全无踪影，中国农业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无体制耕作”阶段。出现这种后果不能不让人对当初苦心宣传“免耕法”的用意产生遐想。

无论是“耕作保水”，还是“免耕保水”，只要能保水就是好体制；这是符合“黑猫白猫”原理的吧？但在这里不适用。“光说不干”叫“忽悠”，是违背“实践检验”原则的吧？但在这里不违背！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80年代初被结束实施了，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生产国、最大的农业人口国、最大的灌溉国，该不该出个人象毛泽东一样“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重新再制订一部新的“农业发展大纲”？30年了，没有订。中国有这么多的政治家、管理家、科学家，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时而沿书架渡步若有所悟，时而在书中查找如获至宝，时而驻伫留窗前沉思，时而奋笔伏案疾书”---象毛泽东较真“深”、“精”那样，为“耕”和“免”叫一叫劲？也没有。“有”还能闹出“推广‘免耕法’需要3120年”的笑话？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政府智囊机构，这些年净听他们扯着嗓子满大街喊：“‘包产到户’就是好！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