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访问中国视频:难忘和古元下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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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和古元下乡的日子

汪钰林

《 人民日报 》( 2012年02月13日   24 版)

  近日,看到很多新闻、文化工作者走基层的报道,很让我感动,也勾起了我对40多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1963年10月,北京41个单位170余名文艺工作者组成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要分赴河南、河北、山东、陕西、辽宁、安徽、云南等七个省的农村,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出发前,全体成员在中央团校集中学习了20多天。开学那天,我见到了几十位知名艺术家,尤其是延安时期的老前辈。他们在学习中,谈起农村和老百姓,总是那样亲切兴奋,这次有机会重返农村,犹如回到当年。

  我们是河南队,分三个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书记、导演、编剧、演员及后勤人员20多人为演剧组;新影电影乐团五位成员为音乐组;美术院校三位教师为美术组。河南队队长是北影书记陈昭、副队长是古元、陈强、桑夫。

  河南队提早动身,11月中就来到河南渑池县,队部设在县委招待所。第二天晚上就与地方豫剧团在露天剧场同台演出。已是初冬时节,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的横标,迎着寒风飘动着,观众挤满了广场,孩子们爬到树上,一些年轻人爬到房上。演员们顾不得寒冷,越演越起劲儿。台上台下一片沸腾。我在现场抢画速写,好像神灵凭附,越画越迷狂。

  我和古元、陈强、桑夫住在一个房间,夜里陈强和桑夫都打呼噜,隔壁的几位也不能安睡,古元却心平气和、听而不闻、安然入睡。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天不亮就到外面,绕着县城走。天亮了,我还躺在床上,见古元已从外面回来,坐在床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用软铅笔头画的小纸片,取出轻便水彩画具,画着清晨印象。一天夜里,外面下了大雪,他仍天不亮就起床,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后依然从兜里掏出一些小纸片、随后用水彩画出两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在一家军属门前顺着脚印扫出一条小路。

  古元的精神感动了我,我对他说:“您每天要比别人多生活两个小时!”他说:“时光和精力都是我们自己的,绝不可有半点浪费!我已习惯早起。”

  演剧组和音乐组每天都为群众演出。一天夜场,要演出新排练的歌剧《白毛女》。导演郑国权演杨白劳,年轻歌唱家王秀华演喜儿,杨启天演大春,安震江演穆仁智,陈强是当然的黄世仁。需要群众演员,古元是老农,我是民兵。

  北风呼啸,大雪飞扬,远处赶来的群众也都挤站在雪地上。台上汽灯格外明亮,当喜儿出场后,唱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全场掌声四起,一片欢呼。当演到杨白劳得解放,地主黄世仁被民兵押到台上时,陈强忽然忘记台词,瞪着眼睛往台下看,接着上场的为难了。此时古元大声喊道:“黄世仁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全场观众同时喊起口号。古元的这一嗓子,巧妙地使剧情连接上了。台上效果比剧本有气势。

  美术组有放幻灯的任务,队部安排我们几个年轻人陪同古元、陈强步行到10多里外的山谷里,为一家军属放幻灯。当地一位青年带我们走在一条雪少的荒路上,来到山坡下的一个白雪覆盖着的窑洞。洞口上面写着“光荣军属”,家有四口人,公婆和儿媳带一个孩子。我们在土墙上挂了一块白布,打开简易幻灯机,陈强解说,古元提词。陈强看着画面,越说越兴奋,边说边表演,这家人没看过电影,这是第一次看幻灯,又看到了真人表演,太高兴啦!老大娘做了一锅“鱼川沙”,是小米加面条加醋,陈强是山西人,一连喝了好几碗。

  深夜了,回程要爬几道雪岗。大家边走边说笑着,古元说:“今天老强(对陈强的昵称)露了一手,边说边表演比念台词生动!刚才那个劲头,真像回到了延安。”

  那年冬天,冰天雪地,异常寒冷。每次巡回演出都要经受路程艰难的考验和锻炼。礼庄寨在县城北面20多里的高坡上,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村庄。我们要到这里演出和社会调查。那天风雪特别大,大家分别挤坐在三辆马车上,都冻得团缩着。途中要翻过几道滑坡,马车走走停停,我和古元下了车,随车走着。古元说:“我喜欢走路,19岁那年,从广东步行几个月到了延安……”我忽然想起自己10岁那年,家乡解放。一位八路军小鬼教我识谱、唱歌、演剧,那年冬天我被选到县文艺队,大雪天,坐马爬犁,走遍全县大小村庄,给农民演戏、唱歌。如今,能随同延安前辈来到豫西农村,太幸运了。

  礼庄寨准备了几间没有炕的空屋,地上铺着厚厚的谷草,上面压着草垫子,我们分组挤睡在这些草垫上。

  第二天清晨,古元起得更早,踏着冰雪走遍了这个山村,他走到村外的坡地上,不慎滑倒,爬起来发现是一片坟地,于是有了创作灵感,回到屋里便起草版画稿《假坟》,画面上,民兵押着逃亡地主,挖开土坟,取出逃亡时藏的枪支弹药。这幅作品,是他版画创作的又一亮点。

  演员们白天在现搭的台子上演出,晚上太冷又没有灯,各自休息。我和古元靠在草垫上聊天。我问他:“您的版画,人物生动有个性,在延安鲁艺画人物吗?”他说:“几何形体、石膏像都没画过,也没有画过人物。到鲁艺不久就参加了工作队,到农村做群众工作。是在教农民看图识字时,用纸片画上图,旁边写上字,墙上贴满了图和字,农民识了字,我也学了画画。我们天天和农民在一起,帮助他们处理各种问题。在工作中,我学会了处理群众问题,也培养了观察感受生活的能力,积累了创作素材。”古元的话语,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明亮着。

  文化工作队到了渑池后,对本省各区县的文化工作有很大影响,有些群众从外地赶来看演出,与演员们交谈。南阳一位19岁的男青年,背着一口袋核桃和大红枣,带着自己用整张三合板刻的版画作品,走了好几天,来向古元拜师。古元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你很勤奋、有毅力,我要向你学习!”那青年问:“我买了100多元的木刻刀,够不够用?我的版画小不小?”古元说:“几十年来,我只用了三把木刻刀”,边说边取出刻刀,在一小块木板上刻了一头可爱的小牛犊,说道:“好的作品不一定大,作品要以小观大,精益求精。”他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那青年非常感动,临别时深深敬礼致谢,古元亲切地送别了这位好学的青年。

  几个月过去了,各组忙着写总结,也插空放松一下。一天晚饭后,大家围着火炉讲故事。陈强说:“我演黄世仁出了名,看过电影的群众见到我都说这小子压迫杨白劳和喜儿,坏透了!我老强听了很高兴”。古元接着说:“坏人要由好人来演,才能演出坏来;要是坏人演好人,怎么演都好不了。”陈强听了非常得意地说:“我老强就爱听古元说话!”第二天晚饭后,演员们都想去散步,陈强爱逗乐,走到古元旁边,迈着方步,作起“诗”来调侃古元,古元笑着回敬了一句。一同散步的演员们都被逗乐了,板胡演奏家刘明源大声说:“老强输啦!”古元说:“在延安鲁艺时,休息时都爬到后山上往远处看看。有一次陈强和华君武在山上下棋,陈强输了耍赖,把棋盘、棋子往天上一丢,全落到了山下……”大家笑个不停。此时,古元见我有什么心事,关心地问我怎么啦?我说:“今天收到老家来信,我哥哥病了,他是小学校长,操心劳累……”他说:“别着急,人的一生,怎么过都得过,我们到这里几个月了,不是转眼就成历史了吗?”是啊,古元的话使我的心有了安慰。

  冬去春来,3月底各队先后回到北京。周扬主持总结汇报大会。各队各组先后发言,古元代表美术组,将五条成绩、一条不足写在一张纸上,五分钟的发言,使周扬非常满意。5月中,各队先后作了汇报演出,古元为汇报演出设计并刻制了具有农村文化气息的版画海报。同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农村文化工作美术作品展。

  后来,经历了一些变故,尤其是“文革”年代,已有20多年没见到古元了。一天,我到中央美院看望一位老师,我低着头上楼梯,忽然有人挡住我,抬头一看,我惊喜地喊道:“是您啊!”古元笑着和我握手,问道:“你哥哥的身体好些了吗?”20年啦,他仍把我的苦痛放在心上,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是院长,工作很忙,匆匆分手了。又隔了很多年,我从法国回来后,想去看看他。朋友告诉我,古元已在不久前离世了。我很悲痛,想不到楼梯上的一面,竟是永别。

  古元很平易,又很深奥。他是我敬仰的长辈,更是我特别的老师。每每回忆和古元一同下乡的日子,他对民间和乡土,对劳苦大众怀有的朴素和深挚感情,令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