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夫一妻制谁提出:西方精神文明是如何发生突变的？--人类文明探源系列之九

人类文明探源系列之九 

从系统论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起源期、形成期、发育期、突变期。

起源期——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首要的条件在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古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古代多民族多元文明的复合体，它吸收了地中海沿岸及中东、北非乃至其他地区各民族文明的精华。比如，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希腊字母就源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从右向左写，而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增添了元音字母。希腊字母是希腊语所使用的字母，也广泛使用于数学、物理、生物、天文等学科。罗马人引进希腊字母，略微改变变为拉丁字母，在世界广为流行。推动古希腊文明与整个西方文明形成的诸多历史因素有着许多惊人相似的一致性，这些因素包括不断经受外族入侵、战争频发、城邦（族群）林立、海外贸易发达、推行海外殖民化运动等。希腊文明就像是西方文明的胚胎，虽然不能在它生存的时代实现其全部价值，但它却能将其核心价值潜藏、寄寓在其他文明之中，待以时日而发展壮大，在适宜的条件下孕育出枝繁叶茂的西方文明树。

形成期——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

“希腊化”时期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北非、西亚、中亚后的世界，包括他去世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即前334年至前1世纪。亚历山大以亚里士多德为师，自幼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大批希腊人流向东方取得统治地位，并且把希腊文化播撒到广大的东方世界。希腊化文明并不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阶段或延伸扩展阶段，而是融合希腊与东方文化的独特、新型的阶段性文明，有着自身的基本文化精神，属于希腊古典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中间环节。希腊化时期使处于边缘地位的周边落后民族迅速崛起，文化交往从以往的单向性发展为双向性，文明中心迁移至欧亚大陆交界处和两河流域的新兴大城市或首都。“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东、西方各自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20页）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希腊人前往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希腊文化在东方广为传播，深入西亚、中亚，直达印度和帕米尔高原。20世纪6、70年代，在阿富汗东北边境临近帕米尔高原处发掘出前4世纪末的希腊城市，城内希腊风格的神庙、广场、宫殿、体育馆布局井然有致，并且有希腊文手稿残篇出现。另一方面，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化就是在这一时期最初传向西方，并且和希腊哲学相结合。雅典虽然还保持着重要的文化中心地位，但文化的主要中心已经转移到东西方文化交会的亚里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在此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高等科研机构——“缪斯神宫”（博物馆），它广为搜集东西方文化典籍、稿本，藏书达70万册之多。它持续存在600年，取得巨大的科学文化研究成果。古希腊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继续得以弘扬，天文学、数学、地理、物理学、生理学与医学已呈现出相对独立于哲学的倾向，专业科学家已不再是哲学家，形成了较为深刻、精致的学科理论建构和科学知识系统。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成就是西方近代之前科学发展达到的一个巅峰。希腊化文明是“第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若无希腊化世界科学家的发现，“现代的许多成就也将是不可能的。”（爱德华·伯恩斯、菲利普·拉尔夫[美]，《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8页）

古罗马文明通常指从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罗马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制时代。前146年在布匿战争结束时，希腊化世界已全在罗马掌握之中，罗马已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罗马文明继承古希腊文化传统，它在文化政策上允许保留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古罗马文明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于法律文化的建构和基督教的兴起。罗马文明源自希腊，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罗马人的主要成就还有，他们把城市文化连同它所带来的的一切扩展到中欧和西欧。他们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但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公路和桥梁等大型工程方面却是非常出色的。

发育期——中世纪文明

中世纪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起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11世纪至14世纪达到鼎盛，15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展后逐渐走向衰落。

在基督教被提升为罗马的国教之后，西方文明中的三大核心结构都围绕以“上帝”为中心，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与哲学观念实现了高度一体化，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新建立的日耳曼族王国中，日耳曼贵族成为统治主体，其中法兰克王国版图最大，建成了融合日耳曼与罗马传统的新型国家，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孕育了以基督教为重心的西欧封建文明。奥古斯丁是西罗马帝国晚期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历史哲学奠基人。他把世界的历史理解为“上帝拯救人类的历史”，它从天使降临开始，至最后审判终结。这样，世界的历史就成为两个帝国之间无形的斗争的历史，即“上帝之国”与“世俗之国”之间的斗争。世俗之国是尘世的、被利己主义和傲慢自大控制着的力量的总和，而上帝之国是宗教的、为上帝之爱和顺从上帝所决定的力量的整体。简言之，世界的历史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奥古斯丁认为，因为教会在建立“上帝之国”的“拯救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它的地位应该比世俗的国家更高。这种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教会至上”的论断意味着，所有国家颁布的法律和措施，最后都应该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在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中，包含了中世纪教皇对权力要求的萌芽，这种要求特别在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和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想把所有基督信徒召集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由教会和教皇来统治——这就是说，在地球上建立一个“上帝之国”。

最初，人们尽管承认罗马主教是耶稣使徒彼得的继任者，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罗马城。权力的扩张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Ⅰ）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彼得的继任者，他强烈要求成为整个教会的领袖。教皇的这个要求仅仅在讲拉丁语的国家得到承认，并导致1054年罗马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之间的决裂。由于此前法兰克国王于756年把罗马等地赠送给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这样，整个意大利中部地区都成为教会统治下的国家，这是教皇干预世俗权力重要的一步。格列高利七世进行了教会改革，使教皇的权力得到加强，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格列高利不仅实施一系列措施禁止教士结婚和教会职务的买卖，还禁止由皇帝或国王来任命主教（“普通教徒授职礼”），同时，他还要求把世俗的统治置于教会的领导之下。从此以后，教皇就提出要求，要拥有任命皇帝或国王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废黜他们。799年，新教皇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逮捕、囚禁，并被挖眼割舌，他被法兰克王国的使臣救出，次年，查理进军罗马，护送利奥复位，利奥为报答查理，于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时，突然将一顶金冠戴在查理头上，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确认了查理曼帝国的神圣权威。这种教皇给世俗君主授冠的仪式，实际上种下了中世纪君权与神权（教权）之争的隐患。

基督教会在早期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基督教会自身变为拥有大量地产的教区、寺院地主集团，不再只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而是愈益成为一种壮大的世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基督教通过普遍的传教活动，逐步、缓慢地整合四分五裂的日耳曼族和原罗马帝国的诸族，逐步建立封建制的政治和经济，使西欧社会具有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同一性。在蛮族国家陷入混乱、无力运转国家行政机器的罗马和其他地区，基督教会承担了部分政治责任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后，基督教正统派（即罗马公教，中国译为天主教）以之为据点，广泛开展传教活动。6世纪已使西欧大陆的勃艮第、西哥特、伦巴第诸族归依罗马教会，8世纪通过英格兰人博尼法斯的传教，使中欧德意志诸侯改宗罗马基督教；5世纪中叶帕特里克早已在爱尔兰传教，并设置教区体制，发展了有爱尔兰特色的基督教文明，后来随着坎特布雷大主教的确立，英格兰成为西欧颇有活力的基督教社会。基督教的普遍传布对日耳曼族是一种文化启蒙和精神教化，促进了日耳曼各族和原罗马帝国诸族的大融合，共同发展封建化的西欧中世纪文明。

在中世纪这一长达一千年的历史阶段，并非一个“黑暗时代”，而恰恰是西方文明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必要的过渡阶段。西方文明仿佛从古希腊文明的童年时代、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少年时代走向了发育成熟的青年时代。没有这一重要的文明发育期，西方文明树就不可能有日后的树大根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世纪文明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信仰时代，而是动态的上升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在保持族群多元文明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融入到基督教文明之中，基督教文明成为沟通、融合欧洲各民族文明的精神力量，使欧洲表现出文明的统一性、同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复合文明体，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得以保存在基督教神学和教会之中。中世纪文明鼎盛时期——理性与科学革命的前夜，西方人从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条渠道，大量传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通过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价值观的普及化作用，诸如古希腊哲学等理性文明也大为普及，披着神学外衣的经院哲学思想为西方理性文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诸如市民社会、宪章和君主立宪、两院制或三级会议的代议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大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中世纪文明发展壮大的产物。当然，正如同进入茫然躁动的青春期一般，中世纪的欧洲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等蛮族的入侵；尔后，基督教文明以信仰的力量征服了他们；然而，在教会势力盲目扩张的背景下，8次十字军东征又给欧洲和近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个时代的欧洲，“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72页）

突变期——文艺复兴文明、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哲学革命

在一个民族的文明系统内，如果宗教、政治、理性这些核心结构能够达到高度一体化，这个民族的文明可能长期停滞在某一发展阶段而难以改变，这就像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那样。而西方文明的核心结构之所以存在着突变的可能，正在于系统内部的核心结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平衡性。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不断被打破，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范式转换，最终导致系统的突变。“上帝之国”是一种类似于政教合一的神权王国，它虽然在统一西方文明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也在神权与王权、人权之间造成了更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方精神文明系统的突变正围绕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展开的。

文艺复兴文明——理性、科学、艺术等文明与宗教文明的分离。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都酝酿并生成新的、与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因素与事物。这一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是由于它力图“复兴”中世纪以前的西欧古代文化。它非常强调西欧古代文化思想即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价值。从话语形式来看，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重新发掘，而实际上是当时西欧“世俗之国”与“上帝之国”之间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11世纪起，西欧各地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贸易十分繁荣，商业交往中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化内容：西欧和阿拉伯人的贸易往来及十字军东征的某些客观结果，把西亚和马格里布非洲的文化带到了欧洲，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手抄本和艺术作品，它极大地唤醒了西欧人的思想激情。此外，城市的兴起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了解释世俗生活的各种现象，各地的人们，例如法国南部等地的人们，都要求扩大自己对世间事物的知识面，因而，追求世俗知识而鄙视愚昧之风日兴，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就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罗马教廷实行的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方式，以及整个教会系统的全面腐败引发了人们广泛的批判。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持续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解放”的意义在于它开始否定和反对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政治文化和宗教政治制度。上帝与人——神与人——神性与人性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神人关系的思考与怀疑中，一种新的价值开始逐步主宰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凡人和凡人的世俗生活，应该真正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人间化”、“世俗化”了。从而，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开始被提倡，世俗主义、个体主义、乐观主义的主张开始被展开：人的世俗的而有物质内容的生活，人的物质形体和形象，人的有现实对象性的感性欲望，都开始成为思想和文化的内容。世俗化的过程首先是“人”本身被重视的过程。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圣对象之外的人间对象——人和他周围的大自然，才开始成为人的思想对象，认识世界的主体与客体开始分离，于是，才真正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所以，文艺复兴时代，也是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形成的时代。

宗教改革运动——宗教与政治的分立。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教廷势力越来越大，教会占有土地，出售赎罪券，与世俗政权联系密切又彼此争斗，教廷和一些教士的腐化极其严重，各阶层民众日益不满。宗教改革还有政治因素，如北欧国家中民族观念的增强和与此相关的各国“新君主”的出现。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作外国人，认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后力量——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的巨大地产十分不满。历史的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这里聚集了一百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它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正是在反对教会对这种赎罪券的过度宣扬中，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矛头直指罗马教皇，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提出，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他不承认教皇和教会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力，强调信徒因信称义（得救），教皇和赎罪券均无赦罪效能，信徒能直接与上帝相通，无须由教会作中介。路德的主张得到市民上层和部分德国诸侯的支持。此后，宗教改革运动迅速在欧洲展开，并且形成一些派别。运动最终从改革教会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宗教改革直接的和决定性的遗产是国家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神权与王权走向分立。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宗教、政治的分割。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光明”的意思。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如何保持住这种不断进步的状况呢？答案非常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的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他们受牛顿万有引力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都要受到理性的检验。启蒙时代的学者不同于之前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他们不再以宗教辅助文学与艺术复兴，而是力图以经验加理性的思考而使知识系统能独立于宗教的影响，作为建立道德、美学以及思想体系的方式。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上说，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追求个性解放，面向现实，而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了。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民智，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德国的哲学革命——理性主义科学的独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历史课题，他们积极汲取17世纪至18世纪哲学思想的营养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这场在德国发生的哲学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西欧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一切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他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物自体”（“自在之物”）和“现象界”所构成。对于“物自体”人类无法认识，人类能认识的只能是“现象界”。黑格尔在批判、改造和继承康德逻辑体系的基础上，主要在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所谓真理统一性方面，完成了一个庞大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德国哲学革命的实质表明了西方理性主义文明的走向了真正意义上成熟期——哲学就是哲学，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再是宗教信仰或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任何其他文明形式的附庸。在哲学领域，一切形式的独断论都是不存在的。“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12月版，第21—22页。）

参考书目：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阿里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西欧文明》，汝信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德]马丁·摩根史特恩  罗伯特·齐默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