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tylferrocene: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早年有较浓厚的理学思想，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特别始至咸丰年间，由于治政和帅军的需要，迫使他从理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对各种思想广取博采，根据所需到理学之外去寻求新的治术，申韩之法、老庄之道等，都纷至沓来，为其所用，甚至容纳西学，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部分否定。因此，曾国藩的思想是随时而变的、是庞杂的，他远不是一个纯儒。

    尽管他牵强附会，力求把他所用的各家之道解释统一于儒家上来，但还是有人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全是骗人的鬼话，不过是一种攻心的宣传战术而已。”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曾国藩身处清王朝大厦将倾的，行“知其不可而为”之事，也只能顺势而行，现实中的随机应变自不可少。连孔子都有“六言六弊”之说：心地过于仁厚将受人愚弄，为人过于诚信则易轻身犯法，直率到没有了一点城俯更会直言伤人把事情办砸。所以，理学作为曾国藩的一种思想追求，并不该要求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理学，时有情势所逼，也只能舍小取大也。正是：

    儒家道义德人心．法家纲纪理运营

    道家权变解维艰．佛家空静释不公

    现就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初步探讨如下：

   忠信第一

    曾国藩的所思所为，概源于他对封建王朝的耿耿忠心，也正是这种忠君思想为他提供了百折不回的精神力量，最终到达了他的“光辉”顶点。他曾昭告天下：“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不但要以“忠信”为本，而且要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不论对上对下，都要努力创造一个“信得过、靠得住、有用、可用”的印象—这不仅要务实，而且要务虚，最终的目标是让上司等上下左右都满意才行。

岳飞的“忠信”是早已盖棺论定的事情，却为何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呢?

据史学家考证，赵构曾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不久又授清远军节度使，赵构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君臣二人的关系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顶峰。但岳飞不知避讳，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应用到了皇帝身上，竟然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虽然从抗金的现实出发他是好意，而且是那种把皇帝当自己人的好意，但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接受却大成疑问，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

  “忠信”并不等于“实话实说”。有些事交给上司办、有些话告诉上司听，对上司不一定有利、对工作不一定有好处，就要由自己承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才能让领导放心，这才是真正的“忠信”；而不顾一切的“实话实说”、 “实事实办”，最终把事情办砸、把领导放在“火炉上烤”、把领导推到风口浪尖上作难，说好听点是“愚忠”，说难听点就是为了自己“沽名钓誉”而不惜牺牲上司和事业，又怎么能称得上“忠信”呢? ——为了自己不惜牺牲上司的人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君对臣的要求是“一忠、二能、三廉”，首先是忠，这就是一些能人志士反而不如溜须拍马者更受重用的原因所在。能臣本来就容    易让君不放心，再加上其想法多、主义大，自持其才不知谦退避让，    更加重了君的怀疑和烦恼，结果可想而知；有本事的人不能怕被疑烦就隐才不露，但露才要适可而止，不能一味的固执己见，要在露才的同时更加谦谨恭维才能有所建树。

   曾国藩在用人上主张“德才兼备”，但更强调德，其实质也不外这“忠信”二字。他指出：“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也。

    就现实来讲，德才兼备者当然最好，但这种人毕竟不多，而有才者又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尽用愚人又如何干事业呢? 所以有才之人还是要用的，用其长避其短，不可求全责备也。但要注意：其短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或是能够控制在许可范围的；其人是服我们的，或是能够制服的—否则，宁可不用。

   他在练勇时强调，“将之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所求者不在乡勇，而在带勇之人；不在拳技，而在肝胆忠义之气”，力求建立自己的死党。并提出了选将领的四个条件：“第一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同时指出“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市井气、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他们久经世故、见识较广，若成为练勇，常因颇有见解、能说会道，不易驾驭”。

  “君子之道，莫大于忠诚为天下倡”，“诚便是忠信”。曾国藩还嫌“诚”字不力，进而又提出了“血诚”的概念并大力提倡，成为他修身、求才、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成为他籍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正如唐代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

   在曾国藩看来：臣诚必尽忠于君，僚属诚必尽忠于长官，臣以忠信可维系君臣关系，臣以忠信可引导僚属孝忠。这样上得良好的君臣关系，下得血诚之僚属，相互充分信任、办事敢于放权、功过职责分明，何事不可成矣!

    仁义第二

    孔子日：“人而不仁，如何礼? ”，“克己复礼为仁”，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归属。曾国藩根据这一思想，以“仁则爱人”为训条，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如果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所占的份量极小，当然这与他所处的年代和所干的事业有关。

曾国藩强调“用恩莫如仁。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待牟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后来有人曾把这种思想总结为“人捧人，宝中宝也”，“互相吹捧”、“官官相护”，更成了一些人的为官之道。这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曾国藩的施恩用仁是为了立人以自立—不过，“通过立人而实现自立”，确实是一条自立的最佳道路和唯一道路。

反过来讲，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关键是如何来为己。“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均不可取，而且损公者最终并不能肥私、损人者最终只能害己。而应把个人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在利人、利民、利国中利己才是正道—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久则人之意消也。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也”。 “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所谓“浑藏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令人难堪的态度。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 “凡不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不能立己达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但就曾国藩一生而言，他这种以德报怨、以厚待巧、以宽待严的思想，只是对上、对左右而言，以换取一个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对下他是提倡严刑竣法的。

曾国藩正是用这种“待人以诚，待人以恕” 的师友、同僚之道，团结了大批人才，包括反对过他的人。他认为，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谴责，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正所谓“峭峭者易折”也。

就现实而言，好人总是多于坏人，但很多事情正是坏在少数坏人的手里，这一点不可大意—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但人心难测、知人难啊，只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好人一样对待、把所有的人都按坏人一样提防，一旦发现其有坏的苗头，就要“敬而远之”、“浑含应之”、“浑藏不露一字”。

对善者来讲，如果善待他们、加强合作，把他们当成朋友和战略伙伴，善者也会把我们当作朋友和战略伙伴，因而善待我们、共同发展；如果你把他们当成对手，他们就会在各种猜测和误会中真的成为你的对手，互相掣肘、甚至互相打击。但知人难啊，这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按好人一样对待”的原因。

但如果对不善者“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也”，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不值得。这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按坏人一样提防”的原因。

礼治第三

礼者，礼法条规、道德标准，使人有定位、事有定规、思有定道、仪有定则，一切纳入轨范之中。虽显得繁文缛节，但通过这些繁文缛节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能使人安分守己、章而不乱。

所谓礼，对自己来讲，就是不论在哪里、干什么事，都要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干啥吃的，搞清楚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越位了上级会不高兴、错位了同事会有意见，都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该为的就要为好，不该为的必须嘎然而止。

有些人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热情助人，却搞不好上下左右的关系，甚至做了好事还让别人反感，就是没有处理好上述关系、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施害得恩，策略也；施恩得怨，策略也。

有些人专坑别人，被害之人还感激他，“被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数钱”，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人在施害过程中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以帮人之名损人利己”；那为什么有时会“施恩得怨”呢? 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注意方法和策略。正是由于没注意方法和策略，在帮人或干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别人造成了无意的伤害，还能希望人家给你友好相处吗?

因此，不论是帮人还是干自己的事，都不可对别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其一，不要有“施恩图报”的心态，这会扭曲自己的形象，让人反感；其二，不可造成没有你人家就不行的印象，这会贬低人家的人格；其三，不要到处显示自己，给人以“就你能”的印象，这会让人感到你目的不纯；其四，不可在公众面前强行帮忙，帮忙前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以免帮了倒忙，让人家感到你在“以帮人之名行损人之实”；其五，帮忙后切记不可到处宣扬，让人家感到你在“以帮人之名行利己之实”。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就是说，正名关系着兴礼乐、中刑法的邦国大事。从正面说，经世之术就是礼；从反面说，维系纲法就得隆礼。

在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东西便是这种礼治。他认为，礼自内，舍礼无所谓道德；礼自外，舍礼无所谓政事。以礼自治，只是个人的修养；以礼治人，便是从政之道了。

曾国藩指出：“用威莫如礼。礼者，即无所谓众寡，无大小，无欺瞒，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庄敬生威”!

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与部下相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距离才能产生神秘感和威慑力，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要做到手中有兵但要先礼后兵、只有先理才能从道义上保持主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先礼”必须有“后兵”的威慑，若“先礼”不成就必须“后兵”，若无“后兵”做后盾则“先礼”难成也。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这提醒我们，一开始就要与小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可避免其不逊之烦，又不必再远之而生怨；其实对所有的人，初识时难辩其是小人还是君子，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确认其确为君子时再近不迟。否则，初识即近，一旦发现其为小人，则远也不是近也不是也。

其实，就我们某个人来讲，自己的小人都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如果我们不随意近人、不随意交朋友，小人就不便对我们行小事，这对我们个人来讲，小人也就不能成其为小人了。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下得了狠心”、“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耐不住就要修养!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正是这种“不卑不亢，泰而不骄，稳重庄敬”之态，使他得以威势其下。

恕忍第四

“恕”者“如心”也，如别人之心也，“将心比心”也。恕字在《大学》中有所阐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也就是所谓“推己及人”、 “能设身以处地”的换位思考。

恕与仁是待人的两个方面。仁，强调正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强调反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曾国藩看来，恕是一项重大的道德修养，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在上者，人人都讲恕道，相互宽容，减少摩擦，便可以协调动作，一心礼治，”才能有所作为。

曾国藩一生中，顺少逆多，尤其是来自官场的忌刻、疑谤、攻击、掣肘，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常以“恕忍”励己。时有“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自己的目标，先吃点哑巴亏又算得了什么?

所谓“吃亏是福”是很有嚼头的！生在天地之间、活在浮尘之内，实际上—最终只有那些能吃苦、能吃亏、能受委屈的人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有所成就！

“恕”是就待人而言，没有恕就不可能有忍；唯其忍，才能造就自己的恕道。曾国藩就是用“仁”以立人而自立，用“恕”以报德而化怨，用“忍”以缓解矛盾的激化，在克己忍让中穷困僚倒而坚忍不拔，由此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登上了仕途的顶峰。

曾国藩总结到：“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以成，徐图自强”之时，他由此得出“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他指出“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吾之德性，其庶几乎!”正所谓：对合理的要求要积极的去锻炼，对过分的要求要主动的去磨练。

就现代而言，在三落三起之后，也曾对自己看不起的华国锋毕恭毕敬，最终成就了他的“第二代领导人”地位。他曾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吹捧道“国锋同志是亲自选定的英明领袖”、“在农业问题上是专家，我还得向国锋同志好好学习”。

不忍何如? 对极高远的目标，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甚至终生奋斗而毫无结果。没有知“天命”的精神，生出许多一己的主观妄求，在不合理的事实面前表现出不可理解，为忧烦、悲观、荒诞感等所压倒，使心里首先失去了“宽和健康”，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不合理的事实面前表现出天真的愤激，不切实际的“我就要怎么”干，结果把地位甚至性命都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不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一朝之愤，忘其身及其亲”；生而为人，要在天地间做一番事业，更需要忍苦和坚韧，中途退步就会前功尽弃，所谓“九十九拜都拜了，还有一拜不上头”；人无不有欲，无不有爱，而这种欲和爱，有许多是根本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或不该去实现的，因此也需要忍。

忍，并不是曲褥、更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积极的等待。等待条件的转化、等待时机的成熟，学会等待才是人生内核的成熟；等待，不能只是消极的坐等天上掉馅饼，而是要积极的作好各种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便能搏击苍空!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虽有能力，不如待时—“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谦谨第五

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总结说，余自经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天地间惟有谨慎是载福之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寻致他四面受掣，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偿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自勉“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动新气”。

曾国潘道：“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他反复告诫子弟要“谦虚、谦逊、谦和、谦让”。即使在他有了一定的地位后，也提出“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

曾国潘提出：“谁人可慢? 何事可驰? 驰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也是强调谦虚待人，谨慎处世。

这在现在也是如此—比如求人帮忙一件难事时，如果直接说出    自己的想法，要求对方如何去克服困难来帮助自己，只能造成对方一味的讲困难、找反面理由，不会主动帮忙；如果在讲清如何急需办这件事但自己又“没有”招法后，通过极力的“恭维”对方、“求”对方给出主义想办法，在对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后，反而会找正面的理由来安慰你、并会主动帮忙。

曾国潘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注意一个俭字；“有势不可使尽”，注意一个当字。称自己平日最好“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在他功成名就的晚年，进一步要 求自己：“多从波平浪静处，莫从掀天揭地时”。

就最近的两任总理来看，可以说朱隆基各方面的能力都远胜温    家宝，但朱是以“掀天揭地”的气概而来，决心大、声势大，结果阻力更大，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而温却从“波平浪静”处开始，脚踏实地的从一个个具体事件做起，反而干成了不少事。

“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    时百事拂逆地步。”盛时要看到隐患、顺时要看到隐忧，使“常留余地”这一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成为他治政治军的一条原则。

老子曰：“满招损，谦受益”。韩信是汉朝的第一大功臣，司马    迁说汉朝的天下三分之二是韩信打下来的，但他功高震主，在本来犯了大忌的时候，又不知谦退自处，看到曾经是他部下的曹参、灌婴、张苍、傅宽等都分土列侯，心中难免矜功不平。樊哙是一员猛将，又是刘邦的连襟，每当韩信到访都要跪拜迎送，韩信却不知谦让—后人评价道，如果韩信不矜功自傲，不与刘邦讨价还价，而是自隐其功、谦退避让，刘邦再毒，大概也不会对他下手吧。

曾国藩洞悉世情、明澈史实，深有感慨地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乃假手人以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这真是促人猛醒的真知灼见。他称“傲为凶德”，“天下古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他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    使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曾国藩认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本是自然规律，“吾家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    弟当设法先来概之”，这便是自我节制。骄则自满，满则易溢，没有了约束，就会放纵为害，放纵为害则必招祸端!

西方也有句名言：上帝叫谁亡，必先使之狂。

曾国藩运用恕道于政治，最突出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从此在“谦谨”上建立了自己的克己学说：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泰而不骄、矜而不争、和而不同，戒虚荣、戒嫉妒。康有为道：“盖君子之待人也，有公心爱物，故和；其行己也，独立不惧，各行其是，故不同。小人之待人也，媚世易言，故同；其行己也，争利相忮，不肯少让，故不和”。

泰字的原意是稳重、广大、高耸，为之稳重广大所以高耸并不逼人，为之稳重所以平安不以危险惊人，为之广大所以宽裕包容、轻易不发焦躁、不忧不烦。从心理和人格上讲，就是从容、安详、不自卑、不自傲、不轻视人，但也不盲目崇拜人。自己有自信、能自信，能满怀信心地以自己的自信与别人平等自如地相处与交往。

荀子说，君子才德过人，但不因此骄人，不与人争高下，就象一个人力大如牛而不与牛斗力量。骄者，没本事又看不起人；傲者，有本事而自视甚高，故戒骄易而戒傲难矣。

人不能没有本事，但有本事要自视高远，应该向内升华，傲在骨子里，成为一种气节，这就是矜。真正有修养者，庄矜自重，不与人争长叫短，能把自身的优势向内变成一种人格涵养，向外变成一种不屑不计的态度—这正是雍正的“不争以为天下争”的思想基础。

做人要始终保持“谦谨”的作风，不可随便显山露水。《西游记》里有一则故事，孙悟空卖弄师傅的袈裟，唐僧有言“徒弟，莫要与人斗富”，“古人有云，珍奇好玩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伪之人。倘一经入目，必动其心”，“事不小矣”。悟空不听，果真惹来好多麻烦，还差点使唐僧毕命。

宋朝宰相富弼年轻时，有人告之“某人骂你”，富弼说“恐怕是骂别人吧”；那人说“叫着你的名字在骂”，富弼说“恐怕是骂与我同名的人吧”。只要自己有本事、行的正，别人骂几句又怕什么呢，何必与小人计较? 据说那位骂者听说后，惭愧得不得了—这就是矜庄自重的优势。

刚柔第六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在曾国藩看来，不管是待人以恕，拟或是克己以忍，都不是柔弱的表现，至于“倔强”二字更不可少，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他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才使他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练就刚强的意志，坚毅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但刚强不是逞强，如若一味逞强，终必败露。曾国藩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柔而内刚，外而恕忍，内而凶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要刚柔并济，不可偏废。

做到勇不难，做到刚不易。勇可以乘一时之血气，刚却非无私正大不能行。纯粹按道理、法规办事，不留一点情面，事事做绝不留一点余地，那是在给自己砌四面围墙，“寡人独居围墙之内，春风杨柳都无缘”，还能办成什么事呢? 曾国藩道：“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有时外表的柔正是骨子里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曾国藩在总结了他练勇初期的种种不顺之后认识到：孔孟是直接要强，申韩是以强制强，老庄则主张“柔胜刚，弱胜强”、“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他进一步总结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  “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绳能锯木、水能窜石，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从此，他“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一路春风得意。

为了使刚柔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强，终归都是害人害己。“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吴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我们讲柔弱，但不是做反复小人，姚文元在1956年曾写过一则故事，至今仍有意义：猫先生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墙头草，当南风吹来时它向北弯腰，为了讨好南风它弯到了9 0度，结果南边的根被拔了起来；当北风吹来时它又向南弯腰，结果北边的根也被拔了起来；还没等到第三次风吹来，它已经掉到了地上—随风倒了半天它图了个什么呢?

刑德第七

“刑德”是曾国藩统治术的基本内容。德是怀柔，德以示惠；刑是镇压，刑以示威。二者不可缺一，两手交替使用；好德而恶刑是人之本能，二者运用得当，臣民遇事方知可为不可为。“仁义慈爱不足用，严刑重罚可以治国”，曾国藩选择了“乱世用重典”这条道。

曾国藩道：“民可爱，民不可爱”，“锄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慕勇剿贼，所以爱百姓也”。“不治以严刑竣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就是这样把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把申韩的严刑与孔孟的仁义揉在了一起。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罚不可废，所谓“严是爱，松是害”也。

曾国藩强调奖惩要注意一个“度”字，“过如不及也”—这就是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庸之道”。惩而过重，奖而过滥，都不能达到育人的目的，“中则治，偏则乱”也。一切以礼德优柔，则民无所畏忌，集弊丛生，政令不行；一切以刑罚刚暴，则民无所爱暖，积怨充溢，揭竿而起。

孔孟讲“宽猛相济”，荀卿讲“礼宪并道”，董仲舒讲“赏罚同功”，曾国藩讲“威惠并施，刚柔互用”。对于小人，更要威恩并施、打拉互用、边打边拉，“先给病后给药”、“打一巴掌再给俩枣”—“七擒孟获”是也!

需要注意的是，这与人们常说的“胡萝卜加大棒”不同，而必须是“大棒加胡萝卜”—要先威后惠、先打后拉、先猛后宽、先打一巴掌而后再给枣，两种效果截然不同。先打以杀威，后拉以安慰，可断绝小人的非分之想，即容易又省事效果还好；而先拉则易导致小人要求过高，甚至认为你软弱可欺，等到“鼠子纷起”时再打，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打下去了他们也未必心服，而心不服，则还会伺机找事。

曾国藩更提出了“扬善于公庭，而归过于私室”的艺术手法。要注意给有过之人留面子，更要注意给上司留面子，要给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更要给上司“不认错”而改错的机会，要“治病救人”，“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曾国藩更重视“宏奖以育才”的作用，经常“化批评为表扬”。对那些有上进心、有事业心的人，不一定要直接指出他的缺点或努力的方向，而把他“应该努力的地方”反过来说成他“已有”的优点，通过表扬的方式把这些优点“强加于”他头上，他会有自知之明迅速补上的。

对一些难剃的刺头，更要讲究赏罚的艺术，避免狗急跳墙，既伤害了自己，又破坏了章法的威严，造成恶劣影响—开水煮青蛙是要乱跳的，搞不好会把你烫伤，改用温水一步步加热，就安稳多了。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物理学的刚性定律，两者同时存在且大小相等；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更存在于人事学中，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不同的是人事上的“反作用力”更具有了柔韧性、延时性、不等性、扩散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但正是这种多变的因素为我们提供了选择和权衡的“艺术”空间。

因此，教育人或批评人，都要从关心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再注意一些方式方法，尽量做到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让人口服心服而不是压服，不但效果会更好些，而且会减小甚至消除反作用力。

静养第八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没有认识命，就不能算是君子；我自己是到了5 0岁才知道天命的。

命是非人力可以改变的某种事实，它常常决定着人的生活道路。你自己不错，但无人抬举、无人帮忙不行，或者对手比你更强也不行；相反，你自己一般，但有得力的依靠，或对手还不如你，因而你会一帆风顺—这就是你的遭遇，或者说是你的命运。

芸芸众生，无论地位高低、能力大小，总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总有些无法做到的事情，总有失败、总有不如意。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就该平静安然地接受那必然到来的最后事实，不要一味的患得患失、耿耿于怀，更不可与小人志气，要达到“君子坦荡荡”的境界。由此，曾国藩强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面执著地追求功名富贵，一面又在功名两淡上下功夫，主张“争一半给人，留一半给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只要自己努力了，则“成亦欣然，败亦可喜”也。

如何得以平心静气、顺其自然呢? 曾国藩把道家的“虚静”与佛家的“入定”引入了儒学，他强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几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从处世、省身、见理这样的角度考虑，戒浮主静，确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着。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失败中他因能静，故而坚忍不拔；在胜利中他因能静，故未得意忘形；在待人交友之际，他因能静，故多投契少念忌；在接物处事之际，他因能静，故临乱而不慌，有条不紊”。

顺便提一句：人在忧烦之时、喜怒之中，是千万不可决策的！忧烦时难以权衡利弊，喜怒中往往不计后果，事后则悔之晚矣。

但曾国藩明确指出，“吾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决非由虚而无、万事皆空、百念俱灰、不图进取、不思创新，成为灰色人生的起点，而是把“虚静”看成是“一阳初动”的契机，其出发点在于静中求动。“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逼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之，乃所以为启也。”要在静中蓄养一股生意，静极生阳，静是启的准备阶段。

曾国藩认为“知天之长而吾历者短，则遇忧患拂逆之来，当少忍而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而自喜，而当思择善以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蜀除矣。”

他由此出发，避开了常人之“人生如梦”、“无可奈何”、“遁入空门”之道，而是从这个时空制高点上积极“入世”，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困难时他因能预见光明，保持一种积极心态，故能为机遇的到来作好准备；顺手时他因能洞察危机，保持一种平常心态，故能在忧患意识中保持清醒。

沉稳第九

康有为道：“学者之患，皆在见小、欲速，由志趣不远、规模不大，而成就因此狭小”。所以孔子曰：“无见小利，无求速成”。明代的张岱说过：“做事第一要有耐烦心肠，一切蹉跌、蹭蹬、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到底结果有限。”

世事常面临许多不无遗憾的选择，二者无法兼得。想求快就别想干成大事业，要干大事业就得有非凡的耐性。欲速则常常缺乏冷静、考虑不周、准备不足、打无把握之仗，失败也常见，特别在事业上会导致前功尽弃；即便成功，也或为后事留下了隐患，或者因缺乏后劲而难以长久。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能力，不如待时。干一件事要学会选择时间、要学会等待机会，时间选择的好晚干可以早成功，时间选不好早干反会晚成功甚至失败；有些事情可能短时无法解决，就只能交给历史，时间可以消化各种因素、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曾国藩道：“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要做到沉稳，需注意“纳言缓行”四个字。你一说话，别人就知道了你的修养高低和真实想法，况且言多必失，故要“少说为佳”，多听多思；在处理问题上，不要急于拍板，不防放一放，冷处理一下再说—多方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多征求几个明白人的意见，再三思而后行。

强调“纳言缓行”，是为了自我决策时谨慎小心，少犯错误。但对领导的指示，则要“纳言速行”、积极响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废话少说、困难少讲，有困难自己想法解决、有负作用自己想法弥补，有了功劳要让给领导、有了负作用自己要担起来。这是因为领导毕竟站的高、看的远，在大方向上不会有大问题，而一些具体问题就要靠实施者来完善了。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沉稳。识主于内，重识则稳也，识正则无误；才辅以外，既可成德，也可成贼。所以，凡事要考虑好了再干，纵因延误些时宜，也不致铸成大错、前功尽弃、每悔晚矣。

曾国藩道：“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迂、迟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这种一寸一分积累功夫的人，比起那些投机取巧、轻取轻进的人来，似乎又钝又迟，甚至有点迂，但他们功底深厚，必然德成业就。

在用人上，曾国藩尤为甚，他道：“吾辈之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这一方面强调了用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用对人之难。

人者，算成多算败少，然只有“算成必兼算败”，做到事有所备，才能临变不乱、处败不慌、沉着应对，泰山崩于侧而不惊。曾国藩在用兵上更是强调“稳慎”二字，主张“慢中求快”、先守后战、以静制动、以主待客。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望吾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要“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兵者，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求稳慎而渐缓见功。

薄希来初到大连时对采访他的记者道：“五年内我主要是打基础，恐怕你见不到什么成果，五年后你再来，大连会飞速发展、成果不断”。事实证明薄希来没说空话，他“不求速成”、脚踏实地的工作，确实给了大家一个满意的大连。

乌呼！允许你“五年不求速成”的环境有几多呢？

浑含第十

曾国藩道：“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纷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着耳”—不争以为天下争也。何为浑?浑者，“糊涂不清’’也。

晚年的曾国藩，经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人事上的纷纷纭纭，最讲究一个“浑”字。也就是说凡事不可太认真，不可得理不让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得饶人处且饶人”。

曾国藩自省到：“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

“世态炎凉”，何人不识? 低者只会牢骚满腹、到处寡合；中者只有一味浑含、永不发露；高者却能在清醒中“糊涂”，应对自如、为我所用，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写到：空想的学究们敦促政治领袖人物要“坚持原则”、拒绝妥协，但在现实世界上，政治就是妥协。是啊，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一块石头时，大部分人选择的是绕过去而不是把石头搬走，那为什么在人生处世上就不能绕一绕呢?

凡事不能意气用事、只图一时痛快、甚至与小人志气，须进行充分的利弊平衡；凡事要考虑该不该做、能不能做，而不是愿不愿做、更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理性做事，而不能感情用事。

原大邱庄的韩主任也算一个人物，曾在一民企任总经理，因与老板闹矛盾，一气之下把企业的“内部弊端”告上了法院，事后该企业因“证据不足”迅速恢复了正常，而韩却因失去了“可靠性”，还有哪个企业敢用他呢。

说“风物长易放眼量”，他主张凡事要从战略的高度来权衡利弊，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三国时，刘备一直打胜仗、曹操始终被打败，但最后取得天下的是曹操而非刘备；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是否有利于抗战，至今说法不一。所以，在某些时候糊涂一些又有何妨呢?

任何环境都不可能令自己完全满意，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人生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让主观来适应客观环境，虽然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但一个人改变环境的能力太有限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当然要坚持原则，但对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又何必太认真呢?  “水至清则无鱼”啊，在一定程度上糊涂一些又有何妨呢?

哈哈：百事孝为先，论心莫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 为首，论事莫论心，论心天下无君子。

所谓“糊涂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何谓难? 终是计较太多，尚未修养成熟的表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